歷代刑法志

㈠ 刑法志的概述

近代人丘漢平為了匯集刑法志資料,曾編著《歷代刑法志》一書,於1938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除收入上列各刑法志及其注釋全文外，並從各沒有編修刑法志的斷代史《紀》、《傳》中收集有關材料，匯成《後漢刑法志》、《魏刑法志》和南北朝各朝刑法志編入，另收入清代汪士鐸撰《南北朝刑法志》和明代宋濂撰《元刑法志》，作為附錄。

㈡ 不直和縱囚有什麼區別

中國古代社會實行行政與司法合一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審判機構和職業意義上的法官群體。但是，出十維護社會秩序，宣揚主流倫理價值觀念的需要，履行司法審判職能的群體還是存在的。司法審判機構作為官僚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法官一直是古代官僚的重要職責和基本職能。為了達到司法的相對公正，使各方的利益在社會結構容許的范圍內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實現「無訟」的理想狀態，對司法官員的責任進行制度化的規范，是中國古代統治階層的必然選擇。司法官責任制度是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的重要內容，其發展完善是中國法制史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法文化的體現。以古鑒今，考察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發展完善，會為現代法官責任制度的構建提供有益的幫助。 拓展資料】本文所研究的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是以二十四史中歷朝歷代的刑法志、極具代表性的古代法典、以及相關的考古發現資料為主要依據的。此外，對十現代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及觀點，本文也適當地加以借鑒。治，所以韓非在《韓非子·飾邪》中道：「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又在《韓非子·五蠹》中主張：「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秦統治階層設置了嚴密的法網來統治國家、規范會。在行政管理上，秦朝以是否通曉法令作為區分良吏和惡吏的標准。秦簡《語書》載：「凡良吏明法令而惡吏不明法令，不知事，不廉潔??」秦朝對於法官責任制度較之前代有了進一步發展，主要體現在第一次根據司法官員的主觀心理狀態來裁斷司法責任。秦律從故意和過失兩個方面來界定司法官員的主觀心理狀態，並以此確定罪名：一是以故意為構成要件的「不直」罪和「縱囚」罪。所犯罪重而法官故意輕判或所犯罪輕而法官故意重判稱之為「不直」。《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記載：「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輕之，論可(何)毆(也)？為不直。」對於司法官員犯「不直」罪的處罰，秦律一般規定罰作勞役或流放。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司法官員對應當論罪的罪犯故意不論罪或隱瞞案情、故意使罪犯不夠判罪標准而無罪的行為稱之為「縱囚」。二是以過失為構成要件的「失刑」罪。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記載：「士五(伍)甲盜，以得時直(值)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獄鞫乃直臧，臧直百一十，以論耐，問甲及吏可(何)論？甲當黥為城旦，吏為失刑罪。」在這一案例中，司法官員因過失而錯誤計算了贓物的價值，屬於「失刑」罪。秦朝依據司法官員的主觀心理狀態裁定司法責任的做法，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是法官責任制度進一步發展的體現。漢代對司法官員的責任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在刑法上，漢承秦制，根據司法官員的主觀心理狀態來裁斷司法責任，如將秦時的「縱囚」罪改為「故縱」，將「不直」改為「故不直」，「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此外，漢律還規定，司法官員明知犯罪卻不敢論處即稱之為「不廉」。漢朝初年，鑒於秦代法網過苛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統治階層奉行黃老思想，實行約法省刑的政策。及至武帝時，由於階級矛盾激化，統治層一改往日的清靜無為，改為強勢的司法鎮壓。漢律確立了「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的原則，對司法官員故意出人罪者較之故意入人罪者處以更為嚴厲的刑罰。據《漢書·昭帝紀》載：「廷尉李種，故縱死罪，棄市。」而漢宣帝時，商利侯王山壽，坐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3供或隱瞞案情；三是「惟內」，即辦案人員與案犯之間存在親屬關系；四是「惟貨」，即在辦案過程中索賄受賄、徇私枉法；五是「惟來」，即辦案人員與案犯有相互勾結或往來關系。按照當時的規定，司法人員犯有這五種行為的，與案犯同等處罰。這一制度規定了西周時期司法官員的五種違法行為及與其相對應的責任。西周在司法官員違法的處罰上提出了「其罪惟均」的原則，將司法官員應該承擔的責任與被告因司法官員違法裁斷所受的刑罰相聯系，使司法官員應承擔的的責任因案件性質的輕重而不同。這一規定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報應論，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反坐的懲罰是合理有效的，為後世發展的的法官瀆職反坐原則確立了依據。此外，《尚書·呂刑》亦記載：「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這說明西周統治者認為，司法官員接受賄賂、徇私枉法會敗壞王朝統治，觸犯上天，激起民憤。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對於司法官員的責任規定得愈加嚴厲。司法官員斷案失當而錯殺無辜，或者上級司法官員由於監督不力而使得下級官員裁斷案件出現錯誤等等，諸如此類，司法官員均要承擔刑事責任。《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晉文公時，晉國法官李離因過聽下吏的錯案而錯殺無辜，自拘當死。晉文公為之開脫道：「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說：「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付其罪下吏，非所聞也。」晉文公又勸言：「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答：「吏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吏。今過聽殺，罪當死。」 李離不肯受晉文公的赦免，伏劍而死。可見，當時法官責任制度具有相當程度的神聖性。第二節 確立階段——秦漢時期 秦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以法家思想作為官方統治思想的朝代，因而主張以法律和刑罰作為基本的治國手段。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旨》中稱：「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既強調君臣上下的區別，又主張不分親疏貴賤，一律以法為准則，因而，確立法律的權威是法家治國主張的首要任務。法家強調法治，反對人2第一章 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歷史演變 根據二十四史中歷代刑法志的記載，可以歸納出，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始創於先秦時期，確立於秦漢時期，定型於隋唐時期，發展於宋元時期，完備於明清時期。第一節 始創階段——先秦時期隨著國家與法的產生，法官責任在夏朝的法律中已有規定，雖然不夠明確具體，但已經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據《左傳》記載，《夏書》中規定：「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夏《政典》中則規定：「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這些刑罰原則奠定了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基調，即違法辦案應受到追究。此外，在夏朝，司法官責任的內容主要是指定罪錯誤以及不遵守規定期限辦案。《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其中，「墨」即指「貪以敗官」，這里包括了司法官貪贓而枉法裁判的行為。商代沿襲並發展了夏朝關於司法官責任制度的有關規定。《尚書·伊訓》載：「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誨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為亂風。惟茲三風十愆，鄰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強調官員，尤其是司法官員的品格操守、道德氣節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安全與穩定。由此可見，商代對於司法官員的責任制度進一步發展。西周時期的法律對於司法官責任制度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系統的規定。《尚書·呂刑》記載：「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又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作為司法官員，要慎重地施用刑罰，才能夠體現出執法者的德行。西周法律對於法官責任制度的發展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五過之疵」，「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所謂「五過之疵」，就是司法人員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種行為：一是「惟官」，即辦案人員與案犯曾有同僚關系；二是「惟反」，即辦員鼓動或允許案犯隨意翻免。由此可見，對於司法官員故意出人罪與故意入人罪的處失衡，十分明顯。東漢法律對此原則加以修正，對故意入人罪，坐殺無辜者，也予以嚴懲。如《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大司徒戴涉坐故入罪，下獄死。」漢律對違背辦案程序進行案件裁斷的司法官員也予以相應的責任追究。例如，司法官員裁斷案件應先請示上級而未預先請示的，或未按詔書及時辦案的，均要受到懲處。此外，漢代法律對於司法官員中的貪贓枉法者均予以嚴懲。漢文帝時，吏多賕求枉法，法輕不足以止，故設重刑，將吏坐受賕枉法(接受賄賂枉法裁判者)之刑，由笞刑改為棄市；對於以武力相恐嚇，以惡言相威脅，曲法索受罪人的財物，即恐_收賕的，亦處死刑。《漢書·王子侯表》載：「嗣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_受賕，棄市。」第三節 定型階段——隋唐時期魏晉至隋，在繼承前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並有所損益，這些規定在《斷獄律》中有較為集中的體現。兩晉時期，晉律設有對司法官員出入人罪予以追究的專條。《晉書·王宏傳》曰：「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以贖罪論。」此外，晉律規定，司法官員如果失贖罪囚，則罰金四兩。南北朝時期，北魏顯宗曾詔令：「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及至隋朝，統治階層將前代法律所規定的一系列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損益修正，使之更加系統完善。《唐律疏議》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里程碑，集歷代立法司法經驗之大成。唐律所確立的封建司法系統有序而規范，成熟而嚴謹，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其中，關於司法官員責任制度的規定十分系統完備，是自夏商以來歷朝歷代不斷發展完善的法官責任制度定型化的標志。而在唐之後的各個朝代，對於司法官員的責任制度的規定只是在唐律的基礎上有所增損，並未進行過重大改動。所以，可以說，唐代的法官責任制度是中國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主要內容如下：1、出入人罪責任。唐代規定法官「出入人罪」，根據其主觀的故意與過失，承擔刑事責任。故意者罪重，採取反坐原則；過失者，減故意者三至五等處罰。《唐律》規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福！

㈢ 我國古代六藝課程，體現出課程概念的含義是什麼

禮樂承擔著政治宗法及倫理道德規范教育，為六藝之首，射御為射箭和駕馭馬拉戰車的技術訓練，屬軍事教育范疇，也含身體鍛煉成分。書數為識字和計數教育，屬基本常識范疇。

中國古代學校教育課程的專門化設置產生與夏、商和西周，作為中國古代人文課程體系之主體的《五經》也是殷周以來的文化遺產。

(3)歷代刑法志擴展閱讀：

人文是社會的人倫序列或規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教育，出於對人倫失序，天下無道的局面的憂患，對四時變化的自然界並未進行充分的探索。

「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在大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學階段是必修課。當時，庶民子弟只給予「小藝」的教育，唯貴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藝」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藝」至「大藝」的系統過程。

㈣ 為何廷杖制度令明朝官員愛恨交加

紫禁城自1420年在明成祖的要求下建造完成後就成為明清兩代的宮城，用來作為國家的政治權利中心。紫禁城的正門午門更是皇權的象徵，是皇家的臉面，而且，午門不是一般人能走的，午門中的正門只有皇帝可以走，即便是母儀天下的皇後也只有在大婚當日的時候，鳳輦才被允許自午門正門進入；而科舉考試舉行殿試的時候，由皇帝欽點一甲前三名則可以由午門正門離開皇宮，這算是無上的光榮，此一進一出，就算是紫禁城在他們身份認證書上蓋了章。

由此可見午門的貴重，很多重大的禮儀活動都會在午門主持，比如大型戰爭後的“獻俘禮”。但是，作為現代人來說，午門之所以被人熟知則來源於影視劇的“午門斬首”，實際上這只是影視劇中的一句戲言，歷史上並不存在“午門處斬”。午門是皇家宣誓威嚴的地方，絕不可能作為犯人的處罰地。但“午門處斬”也並非空穴來風，實際上，明朝時期確實有一項懲罰是在午門進行的，這就是令明朝官員愛恨交加的“廷杖”。

不過，朝廷的其他官員卻認為這是違背祖制的，是不可取的，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吳中行等人上疏直諫反對張居正的起復，無一例外的被處以廷杖。其中，元標寫完奏疏去呈的時候遇到了吳中行等人在接受廷杖，元標騙過了中官，但還是被張居正發現，也是廷杖八十。這件事一直擴大到廷杖了百餘人，才再沒有人阻止這件事，最終張居正如願奪情起復。

以上只是舉了幾個大型廷杖現場，實際上還有很多的廷杖案列，皇帝意志被阻的時候往往就會使用廷杖，在一次次廷杖被執行的時候，它開始讓明朝的官員愛恨交加，官員們對於廷杖逐漸發展成三類態度：

其一就是忠君愛國，不怕廷杖敢於直諫；

其二就是害怕遭受屈辱般的廷杖，也怕丟了性命，於是學會了閉嘴；

其三就是有些官員想要以“冒死直諫”的忠勇事跡名垂青史，因此故意“拚死”直諫，換來廷杖，這類人往往真死的可能性非常小。

無論如何，後兩類都算是廷杖的畸形病態發展，不該沉默的沉默，該沉默的不沉默，必然導致了言路受阻。而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官員對於廷杖的害怕，由此，後世才弄出了一個“午門斬首”，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廷杖比斬首更可怕，影響更深遠，皇帝以為自己的意志得到了自由，實際上卻阻礙了官員說真話。

參考文獻：《明史》；

朱國楨《涌湩小品》；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沈家本《歷代刑法志》；

馬騰《淺議明朝廷杖》等。

㈤ 中國古代法制史的成因

自漢以來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專章。《漢書》刑法志闡述的中國法律起源論，盡管不夠科學，但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成書於唐代盛世的《晉書》刑法志，不僅記載了針對漢末律例雜亂無章所進行的帶有總結性的立法工作，並且闡述了律學的成就，及其對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導作用。尤其是在論證「畫一之法」與君主「臨事以制」二者的關繫上著墨頗多，反映了漢魏以來「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之」的理念。歷代刑法志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與斷代法制史；法制史與法律思想史於一體的法律史學專著。由於中國古代「刑」與「法」通，所謂「刑，法也」，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又重刑輕民、重公權輕私權，因此無論是上溯法律的沿革，還是敘述本朝的立法過程，都以刑法為中心。這種將刑法史與法律史等同起來的敘史方式，無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國法制歷史的實際。

㈥ 陳景良的教學、成就

本科生：《中國法制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較》；
碩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史文獻史料學》；
博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近五年(2002-2007)承擔的主要研究課題：《訟師與律師：中西司法傳統比較》，教育部人文社會重點項目，2001-2004年，主持；《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理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06-2008年，第二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點課題，2001-2004年，子項目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河南大學社科基金項目，2000-2002年，主持。
近五年(2002-2007)發表的主要學術論文
1．《宋代司法傳統的現代解讀》，《中國法學》2006年第3期
2．《試論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觀念》，《法史精粹》（法學研究）2003年卷
3．《訟師與律師：中西司法傳統的差異及其意義》，《法史精粹》（中國法學）2004年
4．《論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現代意義》，《諾維撒德大學學報（英文版）》2005年第6期
5．《宋代「法官」、「司法」與「法理」考略》，《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6．《反思法律史研究的類型學方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7．《宋代司法傳統及其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河南政法管理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8．《從人生智慧的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法文化的價值》，人大復印資料（江海學刊）2002年第4期
主編、參編的部分中國法律史教材：
1．《中國法制史》，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法學精品課程系列教材。
2．《中國法制史》，參編（張晉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3．《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參編（李光燦，張國華總主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當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
5．《中國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編（張晉藩總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
6．《中國法律史》，參編（張晉藩主編），法律出版社，1995年。
近五年(2002-2007)獲得的學術研究表彰或獎勵：
1、 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
2、 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1998年
3、 校511工程學科帶頭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4年。
4、 省人文社科成果獎。《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河南省政府2000年。
5、 省新聞出版局優秀圖書二等獎，《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2000年。
6、 國家優秀圖書獎（全國最高圖書獎）。《中國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2000年。 書目者，為學求知之第一要務也，士之讀書者不可不知。梁啟超先生有言：「著書足以備讀者之顧問，實目錄學家之職務也。」大學者，旨在引導學生求其博，此乃古今為學之通義。聖人曰：「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研究生者能不求其博乎？此目錄乃為師者在教學及讀書中偶獲之孔見，以備志於學者參考焉。書目分初學、登堂、潛研之三階段，以應為學循序漸進之規律。
一、初學
1．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此書為原國家教委推薦教材，語言生動簡練，深入淺出是此書最大之優點，尤其適合於大學生。
2．[美]馬文·佩里主編：《西方文明史》，上下兩卷，胡萬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9月出版。
3．[日]福澤渝吉著：《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
4．馮天瑜、何曉明等著：《中華文化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威爾·杜蘭特著：《哲學的故事》，金發燊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11月出版。
6．房龍著：《漫話聖經》，施旅、於一譯，三聯書店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2月第3次印刷本，共4冊。
8．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次影印本。
9．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錢穆著：《國家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新版本。
11．吳國盛著：《科學的歷程》，上下冊，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2[美]約翰·麥·贊恩著，劉昕等譯：《法律的故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二、登堂
余英時曾說，學術不可有門戶，但學問卻不可無宗師。宗師者，學問之流派師傳也。為學拜師謂之登堂；於某一學問境界中略能抒發己見者，謂之入室。古之拜師，禮儀甚嚴，及至近代遺風尚存。民國時，狂傲奇才如黃侃者尚執贄而北面，尊僅年長自己兩歲且同為北京大學教授之劉申叔（即劉師培）為師，非禮尊過制也，乃重道也。入室之途豈有它哉，惟師朱子為學之精神，遵白鹿洞書院之銘訓也。一曰居敬體察；二曰用心專一。晦翁雲：「學者讀書要斂身正坐，緩視傲吟，慮心涵泳，切己體察」，恰如春雨之潤苗，未見其增，日有所長。為吾徒者當知，為學如同人生。「人生之世，猶舟之航於海，順風逆風，因時而異。如必須順風而後揚帆，登岸無日矣。」此乃梁任公對清華學子之訓誡也。古語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登堂之途最忌諱用心不專。此為入室之序言，亦吾所寄厚望於二三子者矣。
第一小單元（5種）
1．楊鴻烈著：《中國法律發達史》（上下二冊），載《民國叢書》選印，上海書店1990年重印本。
2．楊鴻烈著：《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下二冊），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1998年4月影印重印本。
3．陳顧遠著：《中國法律史》，中國書店1988年4月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4．楊鴻烈著：《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校勘版。
5．李鍾聲著：《中華法系》（上下二冊），台北華欣事業文化中心1985年7月版。
第二小單元（共10種）
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單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載《蓬萊閣叢書》。
7．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單行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載《民國學術經典》11冊。
8．胡適：《先秦名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載《胡適文集》第6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8月新一版。
10．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6月版。
11．楊東蒓著：《中國學術史講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載《民國學術經典》3冊。
12．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8月版。
13．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12月版。
1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5．《中國歷代思想家傳記匯詮》上下冊，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三小單元（西方、日本漢學家及部分外籍華裔學者論著，計15種）
16．[英]李約瑟：《中國古代科技學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
1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8．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9．[英]萊芒·道森著：《中華帝國的文明》，金星男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美]郝大維等著：《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施忠連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1．[美]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
22．[美]黃仁宇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三聯書店1992年2月版。
23．[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4．[法]謝和耐著：《中國和基督教》，耿升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25．《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大學歷史系著名學者劉俊文主編，共十冊，其中第八冊為中國古代法律專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
26．《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劉俊文主編，共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7．[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其中第122——144頁為中國部分專論，上海書店1999年9月版。
28．[德]夏瑞春著：《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受政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29．胡偉希：《傳統與人文》，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
30．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共十冊，三聯書店1998年6月版。
31．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版，1995年重印。
第四小單元
31．高潮、劉斌著：《中國法制古籍目錄學》，1993年11月版。
32．張伯元：《法律文獻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3．洪丕謨：《中國古代法律名著提要》，1999年10月版。
* 34張晉藩總主編：《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元月版。其中先秦、戰國秦漢、宋、明、清卷用力尤著，多有新說，識者不可不讀。
* 35梁治平著：《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版。
* 36 《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 3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此書雖謂「政治思想史」，實則與古代法律密切相關，尤其於法家用力甚工，讀者當識焉。
38．張國華、饒鑫賢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39．張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本。
* 40 馬小紅著：《禮與法》，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版。
42．賀衛方編：《中國法律教育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43．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44．高道蘊、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45[日]滋賀秀三等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王亞新、梁治平編，王亞新、范愉、陳少峰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46 黃宗智著：《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7．史彤彪：《中國法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 48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作者為民國時期才子。
49．[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華帝國的法律》，朱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50．《梁啟超法學文集》，范忠信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1．鄭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52．韓延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通史》，上、下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53．《求索集——張晉藩先生與中國法制史學四十年》，陳景良、張中秋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4．謝振民：《中國民國立法史》，上、下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55 梁治平著：《法意與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6．[日]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7．程樹德著：《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年5月版。
5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9．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建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60．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0月版。
61．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版。
62．[法]勒內·達維德著：《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63．[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何懷宏等譯，1988年3月版。
64．[日]谷口平安：《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
65．江平主編、賀衛方等人策劃：《外國法律文庫》，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分期出版（法史專業學生者不能全部閱讀，可擇其法史部分閱讀）。
66．季衛東主編、張志銘、賀衛方副主編：《當代法學名著譯叢》（現出9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分期出版。
67．梁治平、賀衛方主編：《憲政譯叢》，三聯書店分期出版，共10本。
68．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
69．陳瑞華著：《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70．劉美春、畢玉謙、鄭旭著：《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1．宋冰編：《讀本：美國與德國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72．陳景良等著：《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73．范忠信等著：《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探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4．梁治平著：《法辨：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5．范忠信著：《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6．范忠信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三，潛研
潛者，用心著力之專也；研者，究其原委、探賾索隱也。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曾謂：「聰明者，多獨斷之學；潛研者，尚考索之功。」此二途徑因人天賦、興趣、學術背景有異而各有側重，然二者均須以史料為根基。否則，為學乃游談無根，向為古人所詬病。治史者當於原始資料處用力，學生若不記此，則畢業之際所獲無多，識者鑒之。
1．《歷代刑法志》，群眾出版社1988年8月版。
2．《中國歷代刑法志注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尚書》。此書較為難讀，初學者須藉助工具書，或找一有注譯的版本來讀。如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其中有江灝、錢崇開譯注的《今古文尚書全譯》，可備一讀。「呂刑」部分尤為重要。
4．蔣伯潛、蔣祖怡：《經與經學》，本書為民國時期大學文史專業必備書目，《古典文史基本知識叢書》之一種。另外還包括《諸子與理學》、《詩》等，皆由上海書店1997年依舊版重新印出。
5．《禮記》。此書為三禮之一種，現有各種版本問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禮記》影印本。該影印本依據清武英殿本印出。初學者易讀注釋本，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五經全譯》，其中即有《禮經》，又稱《小戴禮記》。
7．錢玄著：《三禮通論》，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之一種，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8．《諸子集成》，現通告的有中華書局版和上海書店影印本兩種。讀者可擇其一。另外，中國大陸專門負責古籍整理的中華書局有諸子的各種點校本面世，較權威者如楊伯俊《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
9．《晉書·刑法志注釋》，陸心國注譯，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
10．《睡虎地秦墓竹簡》，又稱《雲夢秦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11．[唐]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版，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共5本，其中的《官制》、《食貨》、《禮》、《刑制》尤為重要。
12．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版影印本，上、下兩冊。此書只有影印本，閱讀頗為不易，重點閱讀其中的《經籍志》與《刑法志》。讀時須備有工具書，如《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1995年修訂出版；張旭光撰著：《文史工具書評介》，齊魯書社1986年版。
13．鄭樵：《通志》，中華書局影印本。
14．《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
15．[宋]竇儀：《宋刑統》，吳翊如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
16．薛梅卿：《宋刑統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僅有殘卷影印本。
18．[清]薛允升著，懷效峰等點校：《唐明律合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9．《元典章》，線裝書共4函，北京中國書店依沈刻本印出。
20．《通制條格》，黃時鑒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3．懷效峰點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中華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明]雷夢麟：《讀律瑣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6．[清]沈之奇著，懷效峰點校：《大清律例集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清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92年4版。
28．《歷代名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鄧廣銘所藏影印本出版，共5冊。重點有《法令》、《慎刑》兩部分。
29．陳智超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
30．《大清法規大全》。
近代及專題研究之書目須單獨開列，其它史籍資料未一一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