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發展理論

1. 罪名認定的刑法理論

刑法罪行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2. 關於刑法的特徵

刑法具有區別於其他法律的特有屬性，這主要表現在：

(1)刑法是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規范，而其他法律規定的都是一般違法行為及其法律後果。

(2)一般部門法都只是調整和保護某一方面的社會關系，而刑法所調整和保護的社會關系相當廣泛。

(3)一般部門法對一般違法行為也適用強制方法，但其嚴厲程度輕於刑法所規定的刑罰。

(4)刑法具有補充性，即只有當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社會關系時，才由刑法保護；只有當一般部門法還不足以抑制某種危害行為時，才能適用刑法。

(5)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和保護的合法權益，也都藉助於刑法的調整和保護。

(2)刑法發展理論擴展閱讀

我國的刑罰分為主刑、附加刑。

主刑就是只能獨立適用，不能附加於其他刑種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就是作為主刑的補充而附加適用但也可以獨立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此外，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這實際上也屬於附加刑。

我國刑罰就是通過有主有從、互相配合，有輕有重、互相銜接的設計方式，形成了嚴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每個刑種都有它特定的內容和作用。刑種的多樣性，是為了適應犯罪性質和情節的多樣性，便於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實行區別對待的原則。所以，這些刑種是切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的。

3. 看哪些書可以提高刑法理論水平

目前國內以張明楷和陳興良的觀點比較新，所以推薦他們的書
張明楷：
《刑法學版》（第三權版）
《刑法格言的展開》
《刑法的基本立場》
《法益初論》
《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
《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等
張明楷的書有很多，一般來說都比較經典，可以再查一下
陳興良：
《刑法的啟蒙》
《刑法學的現代展開》（與周光權一起主編）
《死刑備忘錄》等

台灣學者林東茂的書也很好，推薦一本《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

另外，現在很多學者學習的都是德日刑法，所以可以看看德日的刑法學，德國首推羅克辛，日本的話可以看大冢仁和西田典之的書

4. 犯罪學如何促進刑法發展

犯罪學和刑法學都是以犯罪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兩者的關系在本質上應當是一個防與治的關系。然而在中國的刑事法學領域，依然有一個十分顯見且已為人見怪而不怪的奇特現象，那就是對犯罪規制和制裁的刑法學備受各方關注，成為一門顯學。而對犯罪生存原因的認識和對犯罪預防的犯罪學成了依附於刑法學的一個分支，不過是一門隱學。不可否認，當今中國仍處在一個犯罪的高發期。由於沒有繁榮和有效的犯罪學研究，由於對犯罪沒有一個整體深刻的認識，以致整個社會政治評估中至今仍沒有建立起一個對犯罪情勢清晰有效的制度檢疫機制、風險預警機制和犯罪預防機制，以致於即使是對犯罪進行專門的規制和制裁進行研究的刑法學也是疲於奔命而不堪重負，這是中國刑事法理論研究和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硬傷。
一、犯罪學和刑法學應該是包容且又獨立的關系
犯罪學一般被認為是一門專門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現象和犯罪預防的社會科學，而刑法學則是一門專門研究什麼是犯罪與怎樣懲罰犯罪的學科，兩者因皆以「犯罪」作為研究對象而被相提並論或相互銜接。在中國，由於刑法學經常在社會舞台中保持較高的曝光率和參與度，也由於處在轉型過程中的當前中國社會對刑事案件的廣泛報道、社會成員對刑事犯罪的高度關注和刑法學工作者對刑事法治的努力推動和長久參與，刑法學作為社會科學中一門「顯學」的地位日益明顯，而同樣研究犯罪的犯罪學則由於不受社會關注相對成了「隱學」。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犯罪學和刑法學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相互關系？兩者是「父子關系」還是「兄弟關系」抑或是「陌路人」?在當今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歷史關口，犯罪學到底要擔負起怎樣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這是犯罪學學科和犯罪學學者必須要加以闡述和澄清的命題。
二、犯罪學和刑法學的互動互補、相互促進和共同繁榮
在今天，當中國社會犯罪依然嚴重高發，而嚴刑峻罰還不能收到理想效果的情形下，如何建立一個綜合的、系統的、能夠使傳統的刑法學和一個強盛、繁榮的犯罪學聯動的學科聯合體，並以認識犯罪、預防犯罪為首要內容的整體刑事法學，已是刻不容緩的學界任務和國家大事了。

5. 刑法學的發展歷程

刑法學作為研究刑法的科學，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內著人容類對犯罪和刑罰的認識不斷深入，積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刑律十分發達，當時律學主體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學問，也就是現在的刑法學。例如，我國春秋時期就有所謂刑名之學。但是，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font]1764[/font]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刑法學的正式誕生。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本書屬於規范刑法學，是以我國現行刑法規范為研究對象的。規范刑法學是刑法學的基礎，也是刑法入門的基本知識。

6. 論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的基本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2）平等適用刑法原則：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3）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但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至今依然「遠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見，爭論紛紜不休，到現在依然持續，未能達成普遍共識。 有關刑法基本原則的認識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刑法基本原則認定的依據以及刑法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等方面，後二者尤其為論爭的焦點。 其實, 刑法基本原則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確，與人們研究這一問題的角度有重要關系。筆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雖然屬於刑法學問題，研究著眼點卻不宜囿於刑法學這一埠。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實的狀態，就須全方位地進行多維捕逐。 故此，筆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韙而試從各個角度諸如法理學、刑法學、比較研究等對該問題詳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則法理探究 關於法律原則，國內外學者的認識頗為紛紜。依照英國法學家沃克對這一概念的定義，法律原則就是：許多法律推理所依據的前提，不斷地、正當地適用於比較特別和具體規則解決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確地解決的案件的一般原則。可見，這主要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所作的詮釋。而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法律原則即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或原理，為其它規則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規則或原理，是法律行為、法律程序、法律決定的決定性規則」 。我國學者一般也都認為，「法律原則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原理，或是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原理或出發點」 。從而不難看出，法律原則反映了人們對法律基本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更包含了人們對法律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這才使得法的原則具有「內容的明確化程度較低」 非常抽象、較為穩定、覆蓋面廣 的特點。而且因為它是對法律基本規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備這樣基本功能：（1）為法律規則和概念提供基礎，對法律制定和法律規則理解具有指導意義。（2）可作為疑難案件的斷案依據。（3）直接作為審判依據.以上這些，究其實質，乃是法的原則的內容施加於立法、司法活動的狀況。 按照學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則可以做出如下分類：（1）按原則產生基礎的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政策性原則和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是國家關於必須達到的目的或目標，或實現某一時期、某一反面的任務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關於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的發展目標、戰略措施或社會動員等問題。公理性原則是從社會關系性質中產生並得到廣泛認同的被奉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則。這是法律原則最通常的涵義。（2）按原則的覆蓋面的不同，可分為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原則。基本法律原則是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是整個法律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具體法律原則是基本法律原則的具體化，構成某一法律領域的法律規則的基礎或出發點。（3）按法律原則內容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實體性法律原則和程序性法律原則。實體性法律原則指規定實體法律問題的原則，其功能為調整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程序性法律原則是程序性問題的原則，具有調整程序上權利義務的功能。 當然，法律原則按照不同的標准（如按照法律部門的不同）還可以做出其它的分類，不一而足。 在這里。我們需要著意厘析的問題主要是法的原則和基本法律原則這兩個基本概念，即這二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關系。法的原則是構成法律規則之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准則，是法律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顯而易見，法的原則是立足於「法」而非「部門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因而它屬於整個宏觀法領域，可以說是萬法之本，基礎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存在法律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共處的問題，因為其本身即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並不會增生出任何新的涵義。而通常所謂的基本法律原則是相對於具體法律原則而言的，不過，就目前理論界的認識而言，實際上普遍存在將法的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混談的問題，甚至在解釋這一概念的涵義時也模糊不清，所謂「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 「對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時所依據的最基本的准則」 之類闡述，都不能清楚地說明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更無從確定與法的原則的分界。 實際上，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是不能等而一視的。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的研究背景，嚴格地說，是迥然有別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則是著眼於具體法律部門進行探究時的用語，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則」「民法基本原則」等等說法；也正是基於此，這一概念才有「具體法律原則」這一相對的概念，因為在宏觀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談不上什麼具體法律原則。這是二者最為顯著的差異之處。此外，二者在調整范圍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法的原則所能作用的范圍顯然大於基本法律原則；在穩定性和抽象性上，後者也是顯然遜於前者。 不過，這兩個相形迥異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關的，二者存在共性與個性上的聯系。其一，離開法的原則，基本法律原則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則正是法的原則在部門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樣，撇開基本法律原則而言法的原則也是空談，因為法的原則之所以存在於法學領域，正是人們對各種部門法的各種規律認識的更深層次歸納提煉，各部門法是其存身的載體。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圍上亦有相競合之處，即很多情況下，二者都要依託於法的概念和規則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其三，在法的適用過程中，法的原則有助於或會影響基本法律原則的適用；而且有些情況下，基本法律原則就是法的原則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則探究 1. 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學界見仁見智，觀點紛紜，不盡一致。有學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 ；也有學者主張刑法基本原則是「貫穿全部刑法規范、具有指導和制約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義，並體現我國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則」 ；也有人將刑法基本原則定義為「正確、科學地進行刑事法律活動所必須遵循的、貫穿整個刑事法律活動過程、體現在刑事法律活動各個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動規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准則或准繩」 或「在制定和適用刑法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 上述幾種觀點中，除了第三種觀點更側重從法律適用角度予以闡釋而外，並不存在原則性的出入，其實只是具體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筆者擬參酌以上觀點稍作補充而將其定義為：刑法的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貫穿於形式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始終的根本性准則。 不難看出，對刑法基本原則的界定之所以眾說不一，從根本上講是人們對刑法基本原則確立的標準的認識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則是法的原則表現於法律部門中的情況，故而它只能為部門法所特有；它有別於具體法律原則，故更為抽象深刻；法的原則是對法律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認識和把握的結果，因此體現於部門法中必然是部門法的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有意識掌握的產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義，必將對法律規范的制定、適用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響。具體說來，刑法基本原則必須具備以下根本特性：（1）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為許多部門法所共同具備，否則不屬於刑法基本原則。（2）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則，是刑事法律活動根本依據。（3）它貫串全部刑事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的全局，指導整個刑法立法、司法活動。（4）它是刑法領域中的規律的總結根本價值追求，而不屬於具體現象或某方面活動規則。 尤應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則的特性是有機聯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為判斷標准時必須滿足全部要求，否則不能確認為刑法的基本原則。 那麼，究竟刑法基本原則包含那些具體內容？按照法學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原則為刑法基本原則似乎已成公論；有的學者還提出罪責自負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刑罰個別化原則，奉之為刑法基本原則必不可少的內容。 依筆者愚見，雖然學界對刑法基本原則的前三項內容多持認同態度，從學理上講，也不敢苟同。因為學者們之所以終於認可了適用刑法平等原則，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規定為理由，落入「律學」的故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權衡，雖然這一內容已被我國刑法典奉為基本原則規定於條款之中，它的問題依然明白可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根據其涵義，顯然是憲法基本原則活剝下來而置於刑法之中的結果，盡管其長期適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可以作為刑法的一個基點，但這畢竟是不審慎的，從法理而言，如此搬用並不符合立法科學，故不可助長。據筆者看來，若改作「刑法平等適用」或許更能為刑法所接受。 至於罪責自負、主客觀相統一、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刑罰個別化能否樹為刑法基本原則，筆者願就此試作分析。罪責自負的涵義是：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只能是行為人本人而不能株連無辜 。對於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具體分析。先看其是否貫穿刑法規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通常，如果一種原則存在於刑法規范之中，也就會在整個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因為刑事司法活動必定要遵循刑法規范的規定，但將二者換位則明顯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在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規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為二者的遵循關系是單向的，不能顛倒逆轉。而從法理角度講，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規則、原則和概念。一種原則如若貫徹於刑法規范的全程，定然會對刑法規則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也就是從前提、行為模式、法律後果方面作用於刑法規范；從而不難明曉，刑法基本原則發生作用的對象也須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論年齡大小、行為能力有無等狀況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並非「有罪的人」。以此為繩墨，不難看出，罪責自負不能符合。因為罪責自負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後果也就是「罪」而無涉於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後果；而且其針對的也只是認定為有罪的人，不然也談不上「自負」，也就是說，若此「人」為無行為能力人等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涉及，因無行為能力人很多情況下是不會治罪的，何言株連不株連等等問題。有人認為罪責自負是貫穿於法律適用全過程的原則，依筆者所見，連這種觀點也是不確的。因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責」也可以不負，比如身患絕症的被判為有罪的當事人或孕婦。也就是說，罪責自負甚至連法律適用的整個過程也會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樣的思路，筆者認為懲罰與教育結合，其實也「只有在非刑罰處置措施和量刑與行刑的規定中有充分體現，換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義而非根本意義，既無實在法所賦予的實然性，也難於成為理念法的內容，因此也不具有應然性，它實際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殺』『兩少一寬』等政策一樣，不具有全局性意義。」 也談不上基本。 刑罰個別化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判處」。關於這一概念的所指，有學者認為「即是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要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據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之效。由於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無與大小，取決於犯罪人諸方面的『個人情況』，因而，為了正確適用刑罰，就必須對犯罪人進行『人身調查』，即對犯罪人的個性、身心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等『個人情況』進行調查。」 後來，有人提出刑罰個別化「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應當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會生活需要而給予個別待遇的制度，即刑罰的執行，必須依據犯罪人的年齡、性別、性格特徵、生理狀況、犯罪性質、犯罪嚴重程度、人身危險性等給予不同的處罰改造方式。」 總而言之，甚至可以視之為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演化或支原則。 唯主客觀相統一尚有可討論的價值。「我國刑法從犯罪概念到犯罪構成原理、從犯罪構成規定到犯罪形態的規定、從社會排險行為的判斷與處置到對罪犯的量刑與行刑，無不體現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對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也是刑事司法從愚昧走向科學、文明的結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應然結果，也是實現刑事法治的必然結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認為仍須討論，是因為這一原則也難脫引申「罪刑相適應」原則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說。 2. 下面，筆者擬對上文業已論定的原則用比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討 。 從法律體繫上看，刑法屬於具體部門法，憲法則歸於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疇，與之可相對照的是私法范疇的民法。故以下筆者將著眼於這兩個角度，從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以及刑法基本與民法基本原則兩方面進行對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比較 憲法基本原則略述 人民民主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憲法通行的原則，故本文只就此立論。人民主權原則也稱主權在民原則，它源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主權在民」學說，認為一切國家權力歸屬於人民而非主權在君或主權神授。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已經不是單純針對神權、君權意義，而是進一步發揚了人民主權說，將人民定義為權力的來源，是對人民根本地位的確認。基本人權原則系由西方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說演化而來，主要強調人有不可剝奪的生存、發展、財產、自由、反抗壓迫等權利。法治原則亦稱憲法至上原則，誕生於資產階級反對君主專制的斗爭過程中，其內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棄基於特權、特殊身份等對人的人格及基本權利採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當今社會，該原則更為發展豐富，具備了法律至高無上的含義。 二者之比較 首先，性質之比較。 在性質上，憲法基本原則更具根本性、政治性、優位性。因為憲法基本原則是國家根本大法建構的礎石，故而更為根本，堪為憲法國家法律體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則只是憲法治下的刑法部門的根本准則，之間明顯存在層級差異。另一方面，憲法是國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權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確定的根據和藍本，其基本原則起著全方位統攝的作用，故而有著極強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則較之則當然遜色。再者，憲法基本原則概括了一國社會的總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發揮作用無疑都須遵循，可以看出憲法進原則相比之下更為優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則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可作為行為人某種或某一系列行為的參照標准進而約束其行為；憲法基本原則常常不直接作用於人的一般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大多關乎調整的社會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其次，效力之比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別是極為顯豁的。效力，從法理上講，指的是法律制度對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約束作用的范圍和程度。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調整內容、制定過程的重大和嚴格，地位自非同一般，這就使得作為其根本內容和指導方針的憲法基本原則也具有類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門法律的制定實施均須以之為根本准繩。刑法基本原則作為部門法的重要部分，其約束力面積和程度遠不及前者。因此，從效力上看，憲法基本原則相比之下明顯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內在的對社會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屬於一種可能。與刑法基本原則相較，一則，憲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一般只具單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則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護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損抑，如人民主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一般都起到保障國家權力歸於人民、保護公民的基本人身財產等權利、保障法治實現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則卻具有雙重功用，它的實現既有保護一方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的可能，同時也有損抑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的可能；對同一方當事人而言，既會造成積極後果，也會造成消極後果。二則，在功能的實現方面，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訴諸立法，刑法基本原則則既可以立法為徑，也可以司法為徑；之外，憲法基本原則還可以灌注於其它部門法以實現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三則，二者在宏觀的結果方面也是有差別的。憲法基本原則所涉多為社會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與效能所系也為大端，一旦實現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必為重要後果；而從整體觀之，刑法基本原則並不及於社會的根本方面與極重要領域，故其功用表現出的社會效果自難及前者的高度。 最後，價值之比較。 從法哲學的角度看，價值乃是客體（如法的原則）相對於主體（主要為人）的有益性以及從而產生的評價。換句話說，就是主體對客體有用性的認識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憲法實基本原則的價值所向具有更強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控制政權，其目標和價值觀最易於滲透於憲法基本原則的創設和採用上；刑法基本原則於此則遠沒有這樣鮮明，這正是預防和打擊犯罪無國界的印證，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認識和理念所旨。第二，在憲法基本原則的價值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處於根本地位，是其它價值目標的生發點和歸宿，並且一致地體現對國家公權力的限制的趨勢；而在刑法基本原則價值體系中，處於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義和人道，且張揚公權力，突出公權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動中的重要性，而其它價值目標皆隸屬這兩方面。第三，憲法基本原則主要強調憲法的一般價值。憲法基本原則所提及的「人」「公民」等價值主體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個集合或是全體人，是在法哲學意義使用的，過濾掉了人的個體性徵；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以此為價值羅盤，因為刑法基本原則是與適用銜接的，而適用則是與具體案件、具體行為人打交道的過程，故而必當注重區別人的各方面的具體差異，由之矢中公平、正義等價值之的。 不過，作為法的原則的憲法基本原則和刑法基本原則雖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同之處，卻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屬部門法的基本准則，都體現了法的原則；除此而外，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則必定對位在普通部門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則的產生、發展、演變等等方面有所作用，從刑法基本原則的角度來講，則有刑法基本原則反作用於前者；但後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從以上的比較不難看出，憲法基本原則與刑法基本原則無論在性質上、效力上、功能上還是價值上都有著顯著的差別。在認識到二者的聯系的同時，不論是在刑法基本原則的認定還是適用上都應予必要的注意.

7. 在刑法學中,因果關系理論發展史是什麼

因果關系太難了，建議還是多讀書吧

8. 我國刑法犯罪構成理論

在我國，「犯罪構成」實際上是指犯罪成立要件。傳統刑法理論，在犯罪概念之後論述犯罪構成，認為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由四個方面組成：（1）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關系；（2）犯罪客觀方面，指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其中主要包括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3）犯罪主體，指達到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4）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傷害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這就是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學說，是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即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該學說形成於建國初期，直接脫胎於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多年來，該學說為我國的刑事法制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傳統的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理論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於是，刑法學界不少學者開始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綜合目前的情況，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中青年刑法學者的視野中，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已經被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傳統的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已經開始了新的脫胎換骨。在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終將「舊貌換新顏」的現實命運面前，對各種批判與反思進行回顧與總結，有助於我們將對此的批判與總結深入下去。
我國刑法認定犯罪成立的規格和標準是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總和。因此，在我國刑法中，「犯罪構成」、「構成要件」或「犯罪構成要件」三個概念之間常常互換使用，並無嚴格的區分。這樣，無論我國刑法使用「犯罪構成」還是「構成要件」抑或「犯罪構成要件」的概念時，其內涵與外延都與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中所說的「 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構成要件」不同：前者是對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的概括性稱謂，後者則只是指犯罪成立三要件中的一個要件——構成要件該當性而言的；前者包括了一定行為刑罰之法律效果的一切法律要件，因而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後者只是犯罪成立的所有條件中的一個，具體說，是三要件中的一個，是一定行為構成刑罰之法律效果的前提而非充足條件。只有在符合了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前提之下，經過違法性與有責性的補充判斷並得出肯定結論之後，才能認定犯罪成立。
我國在犯罪構成方面的所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關於犯罪構成要件的數量
關於犯罪構成究竟包括幾個要件，除了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外，還有以下幾種觀點：否定說、二要件說、三要件說、五要件說。
所謂否定說，認為只存在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存在一般的犯罪構成要件。所謂二要件說，即認為犯罪構成要件只包括犯罪的客觀要件和犯罪的主觀要件兩大要件。如陳興良教授認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包括罪體和罪責。 曲新久教授認為「犯罪由一系列法定要件所組成，是一系列法定構成要件的整體，組成這一整體的各種各樣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可以抽象為兩個基本方面——客觀事實要件和主觀心理要件，這是所有犯罪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所謂三要件說，又包括兩種具體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犯罪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本來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如果拋開危害行為中包含著行為人的主觀罪過這一特殊性，就無法正確解決刑法因果關系問題，因此主張將二者合並為一個要件，即「危害社會行為」。另一種觀點為張明楷教授所力倡。張教授認為，所謂犯罪客體，即法益，根本不應成為犯罪構成要件。張明楷教授最早在其碩士論文《論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成》和著作《犯罪論原理》中論證了犯罪客體不應成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理由。後來，在《刑法學（上）》及《法益初論》兩部著作中對自己的觀點再次做了進一步的論證和解說。張明楷教授認為，犯罪客體是指為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犯罪客體的意義已經被包含在犯罪的一般概念中。我國刑法的有關條文，正是在犯罪概念中說明犯罪客體的。行為符合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不僅表明行為侵犯了一定的法益，而且表明行為侵犯了什麼樣的法益。將法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實際上否定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的實質內容，似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只是由犯罪客體決定的。主張犯罪客體不是構成要件，並不會給犯罪的認定帶來困難。一個犯罪行為侵犯了什麼法益，是由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以及符合這些要件的事實綜合決定的；區分此罪與彼罪，關鍵在於分析犯罪主客觀方面的特徵。如果離開主客觀方面的特徵，僅僅憑借犯罪客體認定犯罪的性質，是會碰壁的。所謂五要件說，即認為犯罪構成包括犯罪行為、犯罪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五個要件。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認為犯罪行為應單獨成為構成要件之一，犯罪客觀方面只包括犯罪結果及其與犯罪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望採納，望採納。

9.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10. 比較完善的刑罰理論應該如何構建

比較完善的刑法理論，應該這樣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受到的處罰和犯罪的等級相當，這樣可以構建比較完善的刑法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