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審查的范圍

『壹』 不服從公安機關做出的刑事拘留案件屬於司法審查范圍嗎

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根據偵查的證據，認為不構成犯罪，撤銷案件，否則向檢察院提請批准逮捕，檢察院審查作出是否批准逮捕決定，檢察院行使的是司法審查權。

『貳』 司法的范圍

司法工作人員是參與司法工作的人員，司法人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獲得相應的法律職業的從業資格才能被稱為司法工作人員.並不是在法院，檢察院工作的人員都是司法工作人員，因為法院有一部分人是從事的行政方面的工作，比如法院的書記員就是法院里的行政人員，所以必須以法理學的角度界定司法工作人員。 廣義的司法工作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以及在法院，檢察院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員。狹義的司法工作僅指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官，檢察官，律師必須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 司法工作人員作為國家在司法活動中的化身，是國家司法權利的具體執行者，其在司法活動中所實施的行為無不與國家法律、法規的正確、統一實施密切相關。可以說,司法工作人員能否代表國家正確行使司法權，是我國從人治走向法治，真正依法治國的關鍵。因此， 司法工作人員忠於職守、清正廉潔、秉公執法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要求，也是確保司法公正、保障法律正確實施的重要條件之一。然而，當前司法工作人員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瀆職犯罪時有發生，不僅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執法形象，而且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著司法公正。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眾人多將「公檢法司安」統稱司法工作

『叄』 司法審查特有原則

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一）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我國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標准，是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基礎上形成的，並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在《行政訴訟法》中。［15］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主要有以下七個：（1）證據是否確鑿；（2）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職權；（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6）是否濫用職權；（7）是否顯失公正。 對於上述標准，我國學術界又有不同的歸類。一種觀點認為，上述標准可歸結為合法性標准與合理性標准兩方面，其中合法性標准包括主要證據是否確鑿、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職權、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合理性標准包括是否濫用職權、是否顯示公正。［16］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只有合法性標准，沒有合理性標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都屬於合法性標準的范疇。［17］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並認為第二種觀點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容易造成《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復議法》關於「合法性」理解的嚴重沖突。 （二）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從形式上看，上述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司法審查的標准基本相似，如都審查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都採用程序標准和合理性標准。但仔細分析，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相比則存在重大區別，進而表現出我國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1.既重視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法律問題審查，採用了全面、嚴格的審查標准。這一點與大陸法系國家基本相同，但與英美等國家根據司法審查的強度來確定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不同。 我國《行政訴訟法》對事實問題的審查規定了非常全面、寬泛、嚴格的審查標准，即證據是否確鑿。證據確鑿是指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確實、充分，它包含著對證據質與量兩個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僅要對已有證據進行全面的審查判斷，而且必要時可以主動收集證據或要求當事人補充證據；不僅要審查事實的合理性，而且要審查事實的正確性。這一全面、嚴格的審查標準是我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追求客觀真實與實事求是的訴訟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發達的產物。對於法律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也規定了嚴格的司法審查標准，如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對行政行為法律適用的審查標准應歸為嚴格標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對法律規范的理解和選擇來衡量行政機關對法律規范的適用，在此基礎上作出合法與否的判斷。」［18］ 應當說，「由於我國司法審查的歷史不長，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守法意識淡薄，加之缺乏完備的行政程序的約束，面對無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軌的行政權，在司法審查中實行嚴格的審查標準是必要的。」［19］但是，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實施嚴格的、同等強度的司法審查，其弊端也是明顯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權與司法權本質區別，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對事實的判斷來衡量行政機關對事實的判斷，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發揮行政機關與法院的各自優勢，不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而實際情況是，由於行政事務的專業性、技術性等特點，決定了在很多時候法院對事實和法律的認辨能力可能並不比行政機關高明。因此，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進行適當區分，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便顯得尤為重要。 2.即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實體性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但是，與國外不同，我國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僅僅局限於法定程序的審查。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應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這樣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眾所周知，我國具有長期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行政訴訟法》把是否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與實體並重的地位，體現了程序與實體並重的原則，是我國行政法歷史上立法觀念與立法技術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違反法定程序」是指違反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還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訴訟法》把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表明對於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但是違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為法院不能判決或撤銷。目前，我國法定程序不違法而非法定程序違法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行政程序立法極不完善，除了《行政處罰法》規定了行政處罰行為應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數行政行為尚缺乏嚴格的程序性規定。實際上，即使將來我國制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由於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以及立法技術、立法者認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會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僅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那麼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 3.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標准，淡化或忽視合理性審查標准，這一點也與國外不同。 從《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來看，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既包括合法性標准，也包括合理性標准，適應了世界各國行政法發展的潮流。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關於合理性標準的規定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發展自己的一套理論。這既有《行政訴訟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機關過於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標准排斥合理性標准。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就確立了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合法性標准。《行政訴訟法》的這種規定容易造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只能進行合法性審查，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這就造成《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了合理性標准經常處於虛置狀態。（2）缺乏合理性審查的明確標准。雖然《行政訴訟法》規定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這兩大標准，但尚無缺乏明確的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對於什麼是「濫用職權」，什麼是「顯失公正」還缺乏明確的界定，這對於過於自抑或過分依賴規則的法院來講，這兩大標准就過於抽象與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經常處於被束之高閣的境地。譬如，從近年來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情況看，尚未有依據「濫用職權」作出判決的案例，依據「顯失公正」作出的判決也很少見。（3）合理性標准適用范圍狹窄， 並造成《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的脫節。《行政訴訟法》規定，顯失公正標准只能適用於行政處罰領域。但是，在行政執法領域，並不僅僅在行政處罰領域才存在合理性與否的問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行政復議決定既包括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判斷後的結論，又包括對不當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後而得出的結論。在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即對於行政處罰顯失公正以外的不當行政復議決定，是否也可以起訴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很顯然，在這一點上，《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甚至《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是脫節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膨脹的情況下，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不利於其應有作用的發揮，也不利於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維護。 三、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完善 針對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國應在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適應WTO規則的基本要求，對我國現行的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予以完善。 1.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我國的法律傳統與訴訟理念基本上屬於大陸法系，因此，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大陸法系相近。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傳統的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已逐步消解，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理念已初步確立，這要求我國的司法審查標准作出積極的回應，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司法審查標准作為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關系的「調節閥」，既不能過於寬松，也不能過於嚴格，必須結合行政案件涉及問題的性質，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一般說來，對於一個問題，它既可能是事實問題，也可能是法律問題，還有可能既涉及法律問題，也涉及事實問題。因此，（1）對於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採用合理性審查標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法院只審查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對於同一證據事實，法院自己作出判斷時得出的結論和行政機關不同，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合理，法院仍然應當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棄對事實問題的審查。（2）對於法律問題，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外，法院應進行完全審查，審查行政機關是否越權、是否違反程序、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等問題。對於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等問題，法院只進行合理性審查，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法院應給予相應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權代替行政權隨意否定行政機關享有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法院在許多情況下，尊重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並不表明法院放棄了對法律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它只意味著法院可以認可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最終決定權仍由法院掌握。［23］（3）對於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實的問題，法院應當發揮其司法能動性：對於重要的社會公益性、專業性、技術性強的問題可以主要作為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對於其他問題，可以主要作為法律問題進行審查。這樣，根據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適當區分，來確定不同的司法審查強度與標准，既有利於法院與行政機關發揮各自的優勢，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也有利於訴訟效益的提高。當然，法院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審查強度並不是機械的，而是要根據行政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加以運用。 2.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致使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司法審查程序性標準的經驗，引入正當程序標准。一方面，我們應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當程序原則於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現行《行政訴訟法》，確立正當程序標准在我國司法審查中的應有地位。這樣，就可以發揮正當程序標准在彌補法定程序不足時出現漏洞的作用。 在我國，確立正當程序的審查標准，不僅是彌補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國政府履行WTO承諾的基本要求。WTO規則主要是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制定的，它必然受這些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並反映這些國家的利益，表現在正當程序原則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協定文本雖然並未直接使用正當程序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對行政行為程序的正當性有著原則性的規定。如GATT第10條第3款、TRIPS第41條第2款關於公平、公正、合理的總體要求；GATT第10、13、16、19條、GATS第3條關於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條第2款、GATS第6條第3款關於程序經濟、及時的要求；等等，都體現著正當程序原則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帶有強制性規則為基礎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已經加入WTO，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應當履行WTO的基本規則。因此，確立正當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應成為我國司法審查制度完善的一個重要方向。 3.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審查標准。 實際上，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體現了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從法的正義、理性的價值出發，我國應當擴大合理性審查標準的適用范圍，加深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為與合法性標准相並列的行政行為審查的基本標准，這既體現了世界各國行政行為審查標准發展的共同趨勢，適應了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國行政法治的發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這是現代行政法治發展的根本要求。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這種轉變要求行政權力的運作不僅在形式上要符合實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義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這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要求。合理性審查標準是因應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而出現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容易造成濫用，並給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帶來侵害。而合理性標準的確立，為司法機關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從而也為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免受自由裁量權的侵害提供了依據。第三，這是保證《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相銜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國《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存在不協調之處，解決問題的出路就在於《行政訴訟法》中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使合理性成為與合法性並列的標准，從而有利於維護法律的統一性與權威性。最後，這也是應對WTO的必然要求。WTO協定中的許多規定對我國司法審查的現有標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規定，各成員方應確保對行政決定的審查程序在事實上會作出客觀和公正的審議。GATT也規定了對各成員國的行政救濟體制進行國際審查，如果受到要求，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應當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對這種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規定要求作出判斷和決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標準是這些業已存在的機制和程序是否能夠做到事實上的客觀和公正。這就說明，司法審查不僅要符合合法性標准，還要符合客觀和公正的實質性標准，即合理性標准。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合理性標準的確立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可以對自由裁量行為進行任意的、無限度的司法審查，而是存在程度的問題。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權替代行政權，而是制約行政權。合理性審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於保障個人權益的需要，而且是「由於司法審查的存在對行政人員產生一種心理壓力，可以促使他們謹慎行使權力」，［24］盡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種認為合理性審查就是要由司法機關尋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決定的思想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程度問題應當通過合理性標準的具體化來體現。也就是說，對自由裁量行為能夠審查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準的確立。因此，確立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准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如德國的比例原則、英國的越權無效原則，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不合理」的表現，如目的不當、專斷與反復無常、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和未考慮相關的因素、不作為和遲延等，從而使合理性審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時，為了避免合理性審查標準的漏洞，增強合理性審查的靈活性，我國也應盡快建立司法審查判例法制度，以適應行政案件多樣化、復雜化的要求。

『肆』 我國司法審查的排出范圍有哪些

是指行政訴訟的排除范圍吧！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
（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
（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
（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

『伍』 司法審查范圍

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是現代民主國家普遍設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機關應受到行政行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響的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請求，審查相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適當性，撤銷違法不當的行政行為，並對相對人因不法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補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起源於法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有許多共同特點，兩者的實質和核心都是通過審判式程序來確定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當，並作出相應的裁決，以解決行政爭議，監督行政行為。在我國，司法審查與行階訴訟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哪些行政行為應當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和監督，司法審查機關對哪些行政行為擁有作出司法裁決的權力。司法審查范圍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時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影響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相關因素

司法審查制度是與一國的民主政治和憲政體制關系極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為司法審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審查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關系以及政府與公民、法人的關系。因此，司法審查范圍絕對不是法學家或者立法者憑空想像的結果，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政治狀況和憲政體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審查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司法審查制度首先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足以證明這一事實。雖然在古羅馬、古希臘已經出現近、現代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的歷史胚胎，但是在奴隸制、封建制國家中，君主獨攬國家大權，他既是立法者、執法者，又是法律監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對君主負責，而無須向「子民」有所交待。在這種政體下，不可能產生分權觀念，更不可能建立權力制?約制度，當然也不可能建立作為權力?制約監督機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審查范圍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初期，司法審查的范圍相當有限，隨著『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漸擴大。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當中，由於各國的憲政體制不同，對待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的態度不-樣，界定司法審查的范圍也有較大的差異。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約其司法審查的范圍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是比較寬的。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憲政體制，根據憲法規定，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屬於司法審查范圍。

2、歷史文化背景和法律傳統。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的思想條件，而思想條件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鑒以往的法律傳統，或者受以往法律傳統的限制和影響。綜觀世界各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的影響。英國和美國早期的司法審查范圍均受「國王不能為非」的法律傳統限制，隨後由於「越權無效」原則和「行政行為接受司法復審」原則的確立，而進一步擴大了司法審查的范圍。「越權無效」原則則以盂德斯鳩的權力濫用和控制學說為理論基礎。我國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均已規定了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憲法依據，但由於長期深受封建的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司法審查制度卻遲遲未能建立，司法審查范圍自然也就無從談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施行，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才正式確立。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肘，由於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採取較為謹慎的做法，審查范圍規定得比較窄，而且對侵害公民政治權利的司法審查范匿未作具體明『確的規定。

3，訴訟價值觀念和現實條件。影響司法審查的價值觀念是指在一個國家的行政法學界中起主導地位的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價值觀念。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不同，形成各種各樣的行政訴訟價值觀念。例如，英國和美國。主流的價值觀念是「控權」和「制衡」，法國的價值觀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權免受普通法院干擾;我國因受域外多種價值觀念的直接影響，價值觀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的規定中有效率、人權保障、保權、控權四個方面。任何國家在界定其本國的司法審查范圍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受諄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影響，此外，一個國家的現實條件即基本國情也是決定其司法審查范圍的重要因素。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時很大程度上考慮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尚處於初建階段、行政審判庭人員素質不高、我國是一個深受封建主義影響的大國等基本國情。

對我國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評價

前面已經提到，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我國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同樣地，司法審查范圍一般也被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嚴格意義上講，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具體使用上應當是有所區別的：司法審查的主體是法院，司法審查主要是作為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權運行的一項法律制度;而行政訴訟的當事人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雙打，行政訴訟多數情況下是作為項重要的行政救濟制度。司法審查范圍，嚴格地說也不完全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廣義上的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兩方面。直接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間接審查的對象是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或稱微觀抽象行政行為。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行政案件，雙方當事人爭議的關鍵和實質在於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司法機關在確定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之前首先要判斷據以作出該行為的相關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這實質上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間接審查，但司法機關對間接審查對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決的權力。

所以間接審查對象不屬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就司法審查范圍的廣度與深度而言，司法審查范圍應當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廣度)即通常所說的受案范圍和審查的程度、強度(深度)即通常所說的審查標准兩方面，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國：學者所定義的審查范圍僅指審查的對象范圍，而且是直接審查的對象范圍。在對有關概念作必要說明之後，筆者現就我國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所界定的司法審查范匱作粗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上述兩條規定一般被認為是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這種認識也許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筆者認為從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條規定，理解為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概括式」規定是正確(因為起訴范圍應當與受案范圍一致)，而第五條規定，實際上應當是關於司法審查范圍(准確地說是直接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和審查的程度。

雖然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的劃分，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法律對此並無規定，但是我國現行法律實際上賦予司法機關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並作出否定性評價的權力，所以應當說間接審查是有法律依據的。而且在審判實踐中，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為(即間接審查的對象)進行審查並作出司法評價，是解決相當一部分行政爭議的關鍵。承認司法機關對這部分抽象行政行為具有審查權，而否認司法機關具有直接作出判決的權力，實際上是將審判權的兩項密切關聯的權能「審」與「判，」截然分開，這顯然是一種拘泥於形式而不顧實質效果的做法。筆者認為，合理的行政訴訟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應當與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和間接審查)的范圍一致，而且賦於法院對間接審查的。抽象行政行為作為判決的權力。有的學者認為，成熟的行政訴訟，不應該有受案范圍的規定，什麼行政行為都可以起訴，法院管不了的不審查就行了。這種觀點對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法人的，起訴權，避免在審查起訴階段對行政行為作實質性審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導致相對人濫用訴權，或者造成相對人不必要的訴訟費廚負擔，以及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並不可取。

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對具體行政行為未作明確規定。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義，似乎僅指作為的行政行為，末將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納入其中。該定義將不屬於行政主體「單方行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雖然與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主流觀點並不一致，但本人對此持肯定態度。

因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質的特徵;雖然行政合同的訂立是行政機關出於執行公務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機關選擇了合同的方式，就應當接受民法的調整，我國是長期深受封建制度影響的大國，行政權空前強大，在公民、法人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中，公民、法人處於絕對的劣勢，在處理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爭議中，面對「控權」、「保權」、「效率」和「人權保障」多種目的性價值，我們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權衡、比較的基礎上，採取「人權保障」的價值取向，不應當強調行政機關的單方面特權，而損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我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採取的是「合法性」審查標准，而現行法律對行政合同沒有具體規定，或者將行政合同作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規定，如果以行政救濟途徑解決行政合同糾紛，必然造成審判缺乏依據，不利於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通常被認為是關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者司法審查范圍)的「列舉式」規定，而該條文的本身實際上又包括兩個「概括式」規定，即第一款的第8項和第二款。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是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排除事項的規定。多數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採取「概括式」和「列舉式」規定相結合並加上排除事項規定的界定方式，已將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界定清楚，並且為以後進一步擴大審查范圍留有餘地，同時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法律未作明確規定的行政爭議列入法院受案范圍留有餘地。但通過認真分析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這四個條文之間的。

邏輯關系，我們會發現這種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為「列舉式」規定的第十一條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規定，給人一種界定混亂的感覺。其次，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條的話，第二條規定顯然毫無意義;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條的限制，則第十一條規定就是多餘的。在審判實踐中，多數情況下是按第一種情形理解第二條與第十一條的關系，即實際上執行第十一條的規定而不考慮第二條的規定對審查范圍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釋，以致一些明顯屬於司法審查范圍的行政爭議(如對勞動教養、收容審查不服引起的爭議)，也必須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釋作出規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條關於司法審查排除事項的規定，實際上並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項，很容易造成理解錯誤。筆者認為，只要將排除事項規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規定，即可將司法審查的范圍界定清楚，再以「列舉式」的規定加以界定，顯然是畫蛇添足。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度(深度)原則上只限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具體行政行為的適當性、合理性不作審查，但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除外。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標准，不限於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不超越職權，還包括主要證據確鑿、不濫用權力。後面兩個標准，作為合理性標准似乎更為恰當。行政處罰顯失公平，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這種情形可以進行合理性審查，為何其他明顯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恐怕沒有什麼合理的解釋。明顯不合理本身就是違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國行政機關濫用職權非常普遍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進行合理性審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但必須將合理性審查限定在一定范圍和幅度內。

『陸』 什麼是司法審查

就是一種國家權力對另一種國家權力的監督制約制度，即法院通過訴訟程序專審查並糾正不法行政行屬為，以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機關侵害並維護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在我國，最主要的司法審查制度就是1989年4月4日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它調處的是兩種基本關系，即司法權與行政權，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它的創制過程實際就是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的過程，它的實施和進一步完善也是為了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它既包括程序規范，也包括實體規范，並且，實體規范占據著核心地位。很多具體規定雖然在程序法中，但就其實質而言並非程序規范，而是特殊的實體規范。同時，該法還含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侵權賠償的原則規定。因此，《行政訴訟法》身兼二職，它既是一個解決行政爭議的專門程序立法，也是關於行政違法及其法律責任的一個專門立法，且後者是居於核心地位。

『柒』 公務員依法行政 行政訴訟全面審查的范圍包括哪些

您好！本文所指的審查范圍是從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來加以界定的，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哪些獨立的行為進行審查，這實際上涉及審查對象問題。〔2〕行政訴訟雖以具體行政行為為審理重心， 但由於案件的復雜性，常常需要對與受審具體行政行為交織在一起的其他行為進行處理。第二，人民法院審理個案時，究竟對引起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哪些方面進行審查，是進行外在意義的合法性審查還是既包含外在意義也包含內在意義的合法性審查，是全面審查還是僅限於法律審。第三，人民法院審理個案時，對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結論、法律解釋及適用等各部分審查的程度，是全面深入的審查還是比較膚淺的審查，這里需要確定一定的標准，即審理標准。行政訴訟審查范圍涉及的內容很多，本文只就幾個具體問題作些探討。
一、關於行政訴訟的合法性審查問題
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作為行政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在於如何理解和確定合法性審查的內涵，明確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的關系。關於合法性審查，有學者認為是指法院審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方式、內容、程序及許可權進行。〔3 〕也有的學者認為合法性審查主要是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法的問題，對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和幅度內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適當，一般不予審查。〔4 〕上述觀點反映了學術界以及司法界對合法性審查的普通認識。筆者認為這一認識存在重大缺陷，即對合法性的理解過於狹窄，只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簡單地等同於形式合法，而不包含實質合法，這一認識是有待於修正的。
首先，從觀念上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豐富的內涵，包括兩層涵義：第一，行政行為應當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即符合主體、許可權、內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規定，也就是形式合法;第二，行政行為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的內在精神和要求，即符合法律的目的，考慮相關因素，符合公正法則等，也就是實質合法。
其次，從國外的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制度來看，無不是從外在合法和內在合法兩個方面來界定合法性的。 例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206節第2款認為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是不合法性， 審查法院應予撤銷。這里的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就是一種內在違法。再如在英國，行政機關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目的，或者作出決定時進行了不相關的考慮，或者行政機關作出了不合理〔5 〕的決定都是越權行為，越權行為無效，應予撤銷。
再次，從行政法治的目的來看，僅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形式合法是明顯不夠的。在現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普遍存在，為確保其合理運用，要求其符合公平正義等法律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必須實質合法。
我國普遍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作狹義解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行政法的基礎理論薄弱。在行政法理論中，與行政行為合法性界定相關的有兩部分，一是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括，二是有關行政行為的分類。關於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絕大部分教科書都將其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並認為這兩個原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適用范圍不同，這樣就人為地將兩個原則割裂開了，而從其大多數教科書表述的內容來看，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涉及形式合法部分，即外在合法，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涉及實質合法部分，即內在合法。因而在嚴格意義上，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行政合法性原則的補充。行政法基本原則理論的簡單化使人們誤以為行政合法性審查與行政合理性審查可以完全分開，並使人們普遍從狹義上理解合法性審查。
行政法理論上的另一個誤點是將行政行為分為羈束的行政行為與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這種分類常使人們誤解為在羈束的行政行為中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因而不存在合理性問題，其合法只是從狹義加以理解。實際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任何一個具體行政行為都可分為事實結論、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結果三部分，在這里除了適用結果有羈束和自由裁量之分外，對事實結論的作出及法律的具體適用上的解釋都存在著自由裁量，因而，在行政機關的活動中，自由裁量權是普遍存在的，合理性問題普遍存在，並應成為合法性審查的一部分。
第二，我國的行政法治程度不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重視法治建設，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不可能一步到位，講法治，只追求外在的形式合法，而很少觸及更高層次的內在的法律精神，即滿足公平、公正等要求。因此，從狹義上理解合法性審查很容易取得共識，即：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就是合法，不符合就是違法。
第三，行政訴訟制度自身的影響。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歷史不長，對行政機關行為的監督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另一方面，我國不承認判例的效力，而行政機關行為內在的合法標准不藉助於判例是很難形成的，在具體的審理中更是難以操作，這也是對合法性審查采狹義解釋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行政合法性審查既包括形式合法的審理(或叫外在合法的審查)，又包括實質合法的審查(或叫內在合法的審查)。按照這一思路，那種認為「行政訴訟原則上只審查合法性問題，不審查合理性問題的觀點也需要修正。合理性審查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是否有失公正，或者在正常理智的人看來都不合理，這里實際上已涉及合法性，從這一角度看，合法性審查並不排除對合理性問題的審查;另一個層次是對行為是否明智、妥當的判斷，兩個理智正常的人對同一個事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這里，法院不能以自己的判斷去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因而與合法性審查無關。由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合法性審查並不完全排除合理性問題，但涉及明智、妥當性的判斷除外。
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審查中雖隱含有合理性問題，但人民法院並沒有普遍的變更權，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才能直接予以變更。
二、關於行政訴訟是否為法律審問題
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對引起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進行全面審查(既包括法律審又包括事實審)還是僅限於法律審?普遍的觀點是行政訴訟實行的是全面審查原則，還有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規定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從法律上肯定了行政審判既是事實審，也是法律審。〔6〕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 行政訴訟應當是一種法律審，這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所決定的。
第一，行政訴訟的任務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其中包含對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事實結論的審查、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的審查以及對處理結果的審查等。這里對事實結論的審查與對事實問題重新作出結論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而後者就是事實審。嚴格地說，事實審就是對事實的客觀性、真實性作出認定，並在此基礎上對事實的性質作出判定;而對事實結論的審查是看事實結論有無主要的證據支持，事實結論的作出是否合乎理性。由此可見事實審與對事實結論的審查是相區別的，事實審不是行政訴訟的組成部分。
第二，具體行政行為雖然是行政機關根據一定的事實適用法律所作的決定，但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不完全取決於客觀事實，客觀事實對相對人不利，並不意味著具體行政行為合法。例如一公民違法經營，理應給予行政處罰，但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中由於缺乏主要證據，因而這一行政處罰決定也是違法的。法院在審查中應著眼行政機關認定該公民違法經營是否有主要證據，是否合乎理性，而不審查該公民是否確實存在違法經營的行為。由此可見，在行政訴訟中對引發具體行政行為的客觀事實重新進行認定判斷，即事實審不具實質意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事實審還將淡化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
第三，從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或者說從人民法院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來看，一方面，司法權應當對行政權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司法權又應當尊重行政權，不能代替行政權。具體在事實問題的判定上，應由行政機關裁量，法院只審查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是否合理，自己不進行判斷。在事實問題上，行政機關更有發言權，因為行政人員具有管理方面的專長和經驗，法院的判斷不比行政人員具有優勢，此外，法院如果對每個事實都重新作出決定，會妨礙行政效率。
第四，我國行政訴訟法雖然規定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訴訟原則，但並不必然推導出行政訴訟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在行政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具有特定的涵義，這里的事實不能理解成引發具體行政行為的客觀事實，而是指證明具體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存在的證據事實。進一步說，在以法律審為核心的行政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的訴訟原則有無存在的必要是值得探討的。
第五，從國外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的情況來看，一般只限於法律審。例如在英國，法院不審理決定中的純粹事實問題，主要審查受審決定中的法律問題。〔7〕再如在美國，對於事實裁定， 法院一般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自己不作決定，重新審理屬於例外。〔8 〕在國外行政訴訟之所以採用法律審而不全面審查，主要也是考慮行政機關與法院權力的分工以及行政訴訟的性質。
關於法律審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其一，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否具有法定職權。其二，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事實結論是否有主要證據支持。其三，行政機關對其所適用的法律的解釋是否正確。行政機關對法律適用的解釋有一般解釋和個案解釋。一般解釋不針對某一特定事件，具有抽象的意義，一般由法定的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作出，對這類解釋，法院無權審查;但對規章及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的解釋，法院有鑒別權，認為不適當的不予採用。個案解釋也就是法律在適用中針對特定的事實所作的解釋，是一個具體的解釋。對這類解釋，法院有權審查。其四，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處理結果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律理性。其五，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行政訴訟是法律審這一結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揭示了行政訴訟的審查重心，在以往的一些開庭審判中，之所以容易形成法院和被告共同審原告的情況，〔9 〕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把握住行政訴訟是法律審這一特點，對事實問題的全面重新審查必然導致對相對人行為的審查，這與行政訴訟的宗旨是不相吻合的，影響到行政訴訟的質量。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行政訴訟是法律審，並不排除在個別情況下進行事實審。如法院審理撫恤金案件時，在作出履行判決前，必須對原告人是否屬於撫恤對象等事實問題作出判定。
三、關於行政訴訟的審查標准問題
審查標准一詞，常用作評判或衡量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標准，與判決的條件相當。本文所說的審查標準是指另外一種意義，是就行政訴訟審查的程度而言的，為確定行政訴訟審查的深縱程度需要設定審查標准。行政訴訟法第5 條規定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雖然在宏觀上對審查標準的設定具有指導意義，但就行政訴訟法的整個規定來看並沒有明確審查標准，例如對事實結論的審查究竟審查到什麼程度?對法律的解釋及適用能否審查，審查到哪一層次?這些問題不僅在理論上需要澄清，在實踐中尤其需要明確，因為它們直接關繫到法院的審理許可權。如前所述，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包括五個部分，對每部分審查的程度不盡相同，從而決定了應採用不同的審查標准，以下分別予以討論。
1.對行政機關許可權的審查標准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管轄權和職權的大小兩部分。管轄權是指對某些事物的主管權，例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11條的規定，各級林業主管部門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利用、更新，實行管理和監督。職權的大小是指行政機關在其主管范圍內可以做出什麼決定和應當做出什麼決定。例如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縣級以上的公安機關(含縣級)可以對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者處15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並處3000元以下罰款，或者依照規定實行勞動教養。在我國，按照憲法第69條的規定，行政機關的主管權由國務院決定，因而，法院在審查管轄權問題時無權自由裁定。當法律對管轄權的規定不明確，或者行政機關之間對管轄權發生爭議時，法院須就管轄權問題送請國務院裁定。但對行政機關職權的大小以及職權的空間與時間范圍，法院有權依法獨立作出判斷，因為行政機關職權的大小是由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不能最後自己決定，應由法院依法判定。
2.對具體行政行為事實結論的審查標准
如前所述，行政訴訟主要是一種法律審，對事實問題不進行全面審查，但並不意味著完全不審查。在具體行政行為中，事實結論是適用法律的基礎，事實結論的武斷、專橫將改變法律的意義和效果。例如不問證據如何，對不履行行政機關決定的一律強制執行，這就會有違設定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初衷。關於事實結論的審查，行政訴訟法第54條有兩處提到，一是作為維持判決的條件之一，事實結論必須證據確鑿;二是只要主要證據不足，法院就可以作出撤銷判決。嚴格地說，證據確鑿和具有主要證據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實質意義都是不相同的，證據確鑿是指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依據確實、可靠;〔10〕具有主要證據是指行政機關佔有的證據可以證明其所作的事實結論，當然這些證據必須是確實的。
行政訴訟法對事實結論審查的兩種不一致的規定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具體行政行為在事實結論方面違法與否只能適用同一標准，符合標準的合法，不符合標準的違法。如果合法與違法採用不同的標准，那麼在這兩種標准之間的行為的性質就難以確定了。
筆者認為對事實結論的審查宜採用合理性標准，即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裁定要有合理的證據支持。這一標准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含義：首先，法院不代替行政機關對全部事實問題重新作出結論，這是法律審所要求的;其次，法院不審查行政機關所作的事實結論是否正確、妥當;最後，法院要審查的是事實結論有無合理的證據支持，事實結論的推斷是否合理，即能否為一般的具有理智的人所能接受。採用合理性審查標準是由行政訴訟的目的所決定的，當然也為法院與行政機關各自的分工所要求。事實問題由行政機關決定更為合理，但法院又不能完全不予審查，所以要採用合理性標准進行一定程度的審查。在國外，行政訴訟對事實結論的審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審查標准上美國採用的是實質性證據標准，按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解釋，實質性證據是關於這樣的證據，即一個合理的人可能接受作為一個結論的正當的支持。〔11〕究其實質，實質性證據標准也就是合理性審查標准。
合理性審查標准與證據確鑿、具有主要證據不同，後者更著重於判決的條件，沒有揭示法院審查的深度。相比之下，合理性審查標准與具有主要證據稍微接近一點，但有根本區別，因為對主要證據也有全面審查和一定程度的審查之別，合理性審查只是一定程度的審查。
3.對法律解釋的審查標准
行政機關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常常涉及到法律的解釋問題，對法律的解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律的一般解釋，具有普遍意義，通常是由法定機關來完成的;二是對法律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的解釋，這通常是由執法的具體工作人員來完成的。對這兩種解釋的審查，法院的審查標准不同。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審查一般解釋的標准。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並參照規章。這一規定意味著法院對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沒有審查權。同樣，與法律、法規效力相同的解釋，法院沒有審查權，除非這些解釋與憲法、法律相抵觸。至於對規章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的解釋，法院有權審查，〔12〕審查標准法律沒有規定。筆者認為也應當採用合理性標准，既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又不完全任其自行其事。
關於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的法律解釋，即具體解釋，例如某一法律的規定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的相對人，在這方面，法院應當採用更為嚴格的審查標准，法律的意義最終由法院決定，當然，這里不排除法院在做決定前聽取行政機關的意見。我們可以把這種審查標准叫作完全審查標准。採用這一標準是考慮到我國行政執法人員的整體素質不高，應加強監督，另外，法律問題的處理本是法官的長處，宜發揮這種長處。
4.對處理結果的審查標准
對具體行政行為所作的處理結果的審查也分兩種情況，一是對一般行為處理結果的審查;另一是對行政處罰行為結果的審查。按照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對一般具體行政行為處理結果的審查採用合理性標准，具體包含兩層內容：第一，處理結果是否超出行政機關的許可權，是否符合法律的外在規定;第二，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許可權內作出的決定是否符合法律的內在要求。採用合理性標准時，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斷，自己認為合理的決定來代替行政機關的決定，即使認為行政機關的決定不適當，但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認為違法。
對行政處罰的結果，法院採用完全審查標准，法院可以完全不顧行政機關的意見，用自己的判斷來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認為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
5.對具體行政行為製作程序的審查標准
在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中，程序審查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比較復雜，涉及到法律的規定、行政機關的行為，有時還與相對人的程序行為相關。因此對程序的審查要分解成各個獨立的要素，分別適用前面所討論的審查標准。總的來說，它主要採用完全審查標准，但對法律的一般解釋例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審查標准有三種：第一種是尊重行政機關判斷的標准，主要適用行政機關管轄權和對法律的一般解釋，法院適用這一標准時，審查權非常有限;第二種為合理性審查標准，適用於對事實裁定的審查和對一般處理結果的審查，採用這一審查標准，法院將對有關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審查;第三種為完全審查標准，適用於對行政機關的職權的大小的審查和對法律適用的解釋以及對程序問題的審查，採用這一審查標准時法院的審查許可權較大。
總之，在行政訴訟的理論和實踐中，審查范圍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首先，它直接決定了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審查權的大小;其次，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的落實離不開對審查范圍的研究;第三，審查范圍影響到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工與制約;第四，審查范圍還將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標准及判決的條件產生深刻影響;最後，在很大程度上，審查范圍將決定行政訴訟的質量以及行政訴訟目的的實現。筆者相信，隨著對這一問題的逐步認識及討論的深入，會促進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謝謝閱讀！

『捌』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司法審查的排出范圍有哪些

行政訴訟法和具體的司法解釋都有相關的司法審查的排除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排除了下列行為的行政訴訟可訴性:(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
《解釋》則除《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的行為外進一步明確下列行為行政訴訟不可訴:(一)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二)調解行為以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三)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四)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五)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

『玖』 違憲審查的范圍

各國憲法監督機關的職權范圍大小不一。職權范圍較大的如法國憲法委員會，它除了有權對法律的合憲性進行審查外，還有權確保共和國總統選舉的合法性，審查申訴意見並宣布投票結果；有權就議員選舉的合法性的爭議作出裁決；有權確保公民投票的合法性，並宣布其結果。職權范圍較小的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檢察院，它只能對最高人民會議及其常設會議、共和國主席、中央人民委員會和政務院以外的國家機關進行監督，審查其決議和指示的合憲性。
憲法監督機關的首要任務是審查法律性文件的合憲性，具體審查范圍各國有不同的規定。有的國家可以對一切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規進行審查，有的國家可以對法令和行政法規進行審查，並加以變更，有的國家可以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進行審查，並加以變更。中國1982年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