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帥廣刑法

① 我國現行刑法是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該政策包括三層含義：1、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3、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當前應切實貫徹這一死刑政策，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

「關鍵詞」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是互為表裡的關系，可以說，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靈魂和指針，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化、法定化。深入並准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對於正確適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義。

一、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執政黨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思想，並將其作為指導我國死刑適用的基本政策。長期以來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表明，這一政策是正確的、科學的，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反映了我國執政黨對死刑的性質和作用的理性認識。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犯罪現象的日趨嚴重和「嚴打」斗爭的進行，有學者對於「少殺慎殺」是否仍是我國當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異議。他們針對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死刑立法不斷擴展，死刑適用人數驟然增多的現狀，指出我國的死刑政策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即由「少殺慎殺、限制死刑」轉向「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適用死刑」，並將現階段的死刑政策概括為「強化死刑」。 [1]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苟同。盡管自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確有擴大死刑適用的傾向，但據此反推我國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變化並無充足理由。應當說，實踐中一度出現的死刑過度擴張的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的結果，而並不意味著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變化。「保留死刑、少殺慎殺」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僅符合我國國情，而且同刑罰發展的國際趨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特別強調對公民生命權利的保護，倡導各國應將廢除死刑作為最終目標，在一時不能廢除死刑的國家，應將判處死刑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可以說，「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約》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仍應當堅持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導原則。

二、 我國現階段死刑政策的內涵解讀

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應當全面、系統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從宏觀的歷史大視野看，死刑的廢除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刑罰現象演進的必然結果。但死刑的廢除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國國情的不同決定了死刑的廢除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時間表。就我國現狀而言，廢除死刑的諸多條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尚不具備。死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屬於上層建築的范疇，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但總體而言，當前我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仍比較落後，社會物質文明程度也比較低，而「在一個物質生活水平較低的社會，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價值相對低，因而缺乏死刑廢除的必要物質條件。」 [2]反觀國外廢除死刑的國家，大多屬於經濟發達國家，由此可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於死刑存廢的決定作用。

2、嚴峻的治安形勢不允許。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犯罪量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兇殺、傷害、搶劫、強奸、爆炸等惡性案件的發案率居高不下，嚴重影響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下，徹底廢除死刑是不現實的。

3、缺乏社會心理基礎。我國歷經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未曾接受過近代西方那樣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的洗禮，因而權利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眾多、經濟相對落後，人的生命價值尚未被提升到應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報應觀念極為濃厚，殺人償命幾千年來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這一思想至今在廣大民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全然不顧這一現實而強行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國民的認同，也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

在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這一問題上，人們基本上達成了共識，類似西方那樣的死刑存廢之爭在我國並未出現。但在我國存在另外一場關於死刑問題的論爭，即所謂的死刑限制與擴張之爭。1979年刑法典頒行不久，我國即進入一個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時代，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經濟秩序的犯罪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狀況趨於惡化。在此背景之下，社會上出現了一股主張擴大死刑適用的思潮，認為擴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意願，只有通過嚴厲打擊，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勢頭，爭取社會治安形勢的根本好轉。持死刑擴張論的學者盡管在刑法學界不佔多數，但這種觀點得到司法實務界及大多數民眾的贊同和支持，因而對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產生重大影響。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死刑罪名激增，從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間，我國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餘個，平均每年增加3個多，這樣的增長速度在各國刑法史上是罕見的。另外，立法者還通過修改有關法律使死刑核准權大范圍下放，從而為擴展死刑的適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擴張主要體現在死刑適用標準的降低，甚至有個別司法機關提出「可殺可不殺的殺掉」；同時，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有的司法人員把「依法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簡單理解為「速判快殺」，死刑復核往往流於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劇擴張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0多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在我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刑罰量與犯罪量同步增長的「兩高」局面，嚴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會治安形勢依然令人擔憂。針對這種局面，我國刑法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急劇膨脹的死刑立法進行理性的反思，並指出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3]正如死刑限制論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懾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誇大、神話，死刑的威懾力度就必然會減弱，刑罰的公正性也會受到損害乃至喪失殆盡。作為立法者，對死刑的作用應有冷靜、客觀的認識，立法不應一味去迎合、滿足普通民眾出自本能、情緒性的報應要求，而應當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確引導人民群眾。 [4]

近年來，限制死刑、減少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已成為刑法理論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視。在1997年修訂後的刑法典中，盡管並沒有大幅度地削減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還是有所動作，如取消對未成年人可以判處死緩的規定，嚴格盜竊罪、故意傷害罪等的死刑適用條件，等等。可以預見，盡管死刑擴張論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有相當市場，但嚴格限制死刑必將成為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趨向。

（三）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

雖然在我國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廢除死刑的條件尚不具備，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能消極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為。在當前刑法理論界，一些學者似乎非常忌諱談死刑廢除問題，這種態度應當改變。死刑的廢除註定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努力，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從而朝著這一目標邁進。除了社會物質條件的制約外，觀念因素是中國廢除死刑進程的最大障礙，而學者們正可以在啟迪民智、引導輿論方面有所作為，這也是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應當在積極倡導人權、法治觀念的基礎上，逐步淡化廣大民眾的報應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樹立理性的死刑觀，破除對於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嚴加控制死刑的適用。在促使全社會死刑觀念更新的前提下，應抓住時機，積極推動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削減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終達到完全廢除死刑這一宏偉目標。只要全社會為之作艱苦不懈的努力，相信這一目標盡管是長遠的，但並非遙遙無期的。

三、貫徹「少殺慎殺」方針，嚴格限制死刑適用

在我國現行死刑政策的貫徹上，最為關鍵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適用。在一定時期內保留死刑雖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嚴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擴張，必然同世界刑罰文明的演進趨勢相背離；同時，限制死刑也是朝著廢除死刑的目標邁進的具體舉措，正是在不斷對死刑適用加以限制的基礎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終走向消亡。
對死刑適用的限制可分為兩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應當說，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典對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時新刑法典頒布以來，在一系列的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沒有再增加死刑條款，體現了立法者對死刑問題保持著較為審慎的態度。但是，我國現行刑法中死刑條款過多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進一步裁減死刑罪名應是我國刑事立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現行刑法中共有近70種死刑罪名，其數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這樣社會經濟狀況與中國相當甚至不如中國的國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過10個，因此，以經濟發展水平低為我國如此龐大的死刑立法辯解，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另一方面，我國對一些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等也規定了死刑，僅刑法分則第三章所規定的可以適用死刑的經濟犯罪達16個之多。這在當今各國刑事立法中是極為罕見的。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的規定，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有關文件中，將這里的「最嚴重的罪行」解釋為類似於謀殺這樣的嚴重危及人身的犯罪。從各國立法看，對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不設死刑幾乎成為通例。因此，我國立法上的死刑適用范圍仍有相當大的縮減空間。筆者認為，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產、銷售假葯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幾個直接危害公眾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餘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則第六章中的傳授犯罪方法罪、組織賣淫罪等死刑條款，也有裁減的必要。尤其是組織賣淫罪，屬於無直接受害人的「風化犯罪」，其性質有別於逼良為娼的強迫賣淫罪，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則，實無規定死刑之必要，而且從實踐看，公眾普遍對這種犯罪的死刑判決缺乏認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馬玉蘭因組織賣淫罪被判處死刑後，據媒體的調查，人們普遍認為量刑過重，許多人對刑法規定對該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應盡快啟動立法程序，刪減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時缺乏群眾心理基礎的死刑條款。

對於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應嚴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體標准，盡力杜絕在死刑條文中出現用語模糊籠統、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條規定的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以「情節嚴重」作為適用死刑的法定情節，但何謂「情節嚴重」，立法上並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就潛藏著因執法的隨意性而導致死刑濫用的危險。今後在修訂立法過程中，應對這些概括性過強的死刑條款予以明晰化和具體化，將某些影響死刑適用的酌定情節予以法定化，以嚴格統一死刑的適用標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處理關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復生，因此必須慎之又慎，否則便會鑄成永遠無法彌補的大錯。一次錯誤的死刑裁判不僅會錯殺一個或幾個人，而且會動搖人們對於法律的信仰和對司法機關的信賴，其危害較之一起嚴重的刑事犯罪，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死刑適用的司法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必須嚴格依法裁量死刑，嚴禁法外用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體現。死刑的裁量必須嚴格遵循刑法所設立的規格和標准，包括刑法總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一般條件和刑法分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具體情節，絕對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濫施死刑。例如，刑法總則規定對犯罪時不滿18歲的人不能適用死刑，對此決不能隨意突破，哪怕犯罪時差一天就滿18歲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須從嚴解釋和把握死刑立法。由於現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條款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實踐中需要司法人員根據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結合具體案情予以把握。對於某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難問題，最好由最高司法機關作出統一而明確的解釋，而對於涉及死刑適用的司法解釋，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貫徹從嚴解釋的原則，不能藉助於司法解釋來擴張死刑的適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凡關繫到死刑適用的，只能限制解釋，不可隨意地擴大解釋。[5]

3、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別注重程序公正問題。我國刑事立法對死刑案件的辦理規定了比普通案件更為嚴格的程序，從而為防止錯殺、濫殺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辦理死刑案件過程中，從偵查、批捕、一審、二審、死刑復核直到臨刑監督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必須解決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消除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確保案件的公正審理。

4、死刑案件的證明標准應當從嚴把握，罪行極其嚴重的事實必須清楚，證據必須確鑿。對於基本犯罪事實雖然清楚，但某些影響到罪行輕重的事實情節仍存在疑點，不能有力佐證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適用死刑。在司法實踐中，當辦案人員內部對於犯罪是否屬於罪行極其嚴重，是否屬於可殺可不殺等重大問題存有疑問時，原則上不應判處死刑。

5、要理性對待民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在人民群眾的社會正義感中，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集中體現著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感是基本一致的。應當承認，平息民憤是死刑適用時應當酌情考量的一個因素，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民憤對於死刑適用的影響力誇大到不應有的程度，因為民憤畢竟帶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證據，義憤不能代替理智。民憤這一情節只有在經過法官獨立判斷之後，才能對死刑的裁量發生適度影響。在實踐中，由於社會公眾很難全面細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傳媒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事實進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認為地取捨案情，從而會形成錯誤的輿論和民憤。在此情況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靜的頭腦，要敢於頂住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依法秉公而斷，決不能盲從或屈服於不正確的民憤，從而犧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所辦的死刑案件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才能杜絕冤殺無辜的悲劇發生，也才能真正體現人民法官對生命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則。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縱向穩定，即從時間因素看，如果未發生戰爭、大規模動亂等突發性事件，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沒有劇烈的變化，則死刑適用的標准和總量應大體保持穩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寬忽嚴。二是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即從空間因素看，在同一時期內，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間，應大體上保持一致，不應出現死刑適用的標准相互間差異過大，對近似案件所判結果過於懸殊的情況。在死刑裁量的縱向穩定方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些司法機關過分強調緊跟形勢，導致對死刑適用標準的把握時緊時松，甚至將形勢需要凌架於犯罪事實本身和預防犯罪的目標。例如，有些法院在「嚴打」期間，把一些論罪不該處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這種片面強調形勢而置法定標准和死刑政策於不顧的做法是極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方面，主要問題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間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現象仍比較嚴重。法官的個人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判決的公正性。為此，應當選拔最優秀的法官來從事死刑案件的審判，確保這一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出差錯。為了減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問題，應當按照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精神，將1983年以來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盡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以促進死刑判決的准確性和公正性。

② 《洪武大案》中比凌遲處死還要殘忍百倍的刑法，沒有幾個人知道嗎

"凌遲"一詞最早出於遼，蕭規曹隨地被宋朝採用至清朝，應該是廣大老百姓知道最多的一種古代極刑了。其本意是緩慢爬至山坡頂——陵遲，被借來比喻一種死刑刑法，意味著這種死刑是讓人一刀一剮緩慢肢解死亡，可知其殘酷了。

清朝末年，法國人拍下中國人實施凌遲的現場照片，在歐洲印在明信片上被大肆傳播。犯人被從前胸、雙臂分別剔除掉肌肉，經過痛苦地幾小時方才死去。這種畫面沖擊太大，不久清政府就廢除了這項不人道的極刑。但歷史上確實還有過比凌遲更殘忍的刑法，因太殘酷也幾乎罕見於世罷了。

總結

這些酷刑都是出於統治需要，或者折磨敵人以獲得變態的心理滿足，在幾千年以來的人類歷史中也發展、演變，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被廢除。其實在南宋，文學家陸游就寫過一篇《陳情書》反對凌遲這類的極刑，因為極刑只能依靠恐怖來震懾民眾，根本有違儒家"仁"的思想，即是是對惡貫滿盈的人處以極刑，以惡懲惡也不是一個人道的做法，與其用酷刑來恐嚇人，更應該完善一個完整的法律制度。

③ "腐刑"是什麼樣的刑法

宮，即「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就是對男性施以閹割，割除破壞陰囊和睾丸。漢代宦官人俑皆去勢而沒有切除陰莖，隋代則廢，故沒資料顯示宮刑需閹割所有外生殖器，亞洲一帶有畜牧基礎能力的民族皆有此能力，而切除陰莖因切斷六條動脈，則需要外科手術技術，並沒有資料顯示清朝以前中國有此技術，「對男性施宮刑以後，因為傷口容易腐爛，所以通常在密不透風的「蠶室」中待百日，以保全性命。唐顏師古解釋蠶室說：「凡養蠶者欲其溫早成，故為蠶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意思是人在受宮刑後，因傷口易感染中風致命，如要活命就要待在似蠶室般的密室內，在不見風與陽光的環境里蹲上百日以上，傷口才能不被感染而逐漸癒合。
女性的宮刑稱為幽閉，具體方法上目前無一致說法。有說是監禁，也有說用木棍敲擊女性腹部以造成子宮下垂，而消除女性生育能力的。
宮刑於何時出現已是遠不可稽，一般相傳在遠古的夏禹以前已出現，最初是用來懲罰男女之間不正當的性關系。《尚書》中提到宮刑，為五刑中僅次於大辟（斬首）的刑罰。後來宮刑應用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至西周時已不限於風化案件。到了戰國時，孟氏之子勸秦王以仁義治國，即被秦王處以宮刑。漢文帝時曾一度廢除宮刑及其他肉刑，但至景帝時恢復，並規定某些死刑可以用宮刑代替。漢武帝時宮刑十分普遍，大臣往往因言得咎，而受此刑。自東漢開始，宮刑被用於處置謀反者的未成年家屬，算是對他們的一種赦免。至隋文帝時，宮刑被廢止於刑律之外，之後各代的刑律中亦再沒有見到宮刑，直至明朝。
史料記載
先秦
閹割刀具中國最早的去勢據考證發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現「凸刀」字，其形狀為用刀去勢，《甲骨文合集》第一冊第○○五二五片載：「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便說明商王武丁時期就出現了被去勢的閹人。到了周朝，受了宮刑的男子就被稱之為「寺人」。
在《尚書》中有幾處提到了五刑和宮刑，例如《堯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語。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尚書·呂刑篇》中有「宮辟疑赥，呂刑篇罰六百鍰，閱實其罪」語；又雲：「爰始淫，為劓、刖，椓（即宮）、黥。」又雲：「舜典五刑，宮。」《慎子》一書有：「虞五誅，以艾畢當宮。」《周禮》則雲：「夏宮辟五百。」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夏後氏正刑有五，科氏三千」，又《魏書·刑罰志》：「大辟二百，臏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與夏，蓋有損益。」從以上記載看來，後世一般認為宮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現。周朝時將受了宮刑的男子稱為「寺人」。「寺」字為「士」與「寸」二字構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書所稱「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隻手拿著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宮刑，一般理解是將陰莖連根割去，但據古籍記載，也有破壞陰囊與睾丸者。如《韻會》一書雲：「外腎為勢，宮刑男子割勢。」外腎是指陰囊和睾丸，破壞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發育，陰莖不能勃起，從而喪失了性能力。
秦漢
秦朝是由於殘暴統治而迅速覆亡的，繼之而起的漢王朝從本質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宮刑在漢朝更為普遍。漢景帝時，就曾規定某些死刑可由宮刑代替，漢武帝生性殘酷，在他的統治時期，正史上有記載的大臣受宮刑的就有司馬遷、張賀、李延年等人。司馬遷因為漢武帝詢問看法時說了真話，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了幾句，「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這就是被處以宮刑；張賀因幸於衛太子，太子敗，張賀也受了宮刑。西漢昭帝也曾下詔：「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從法令上又擴大了宮刑的范圍。大臣、官吏稍微違背了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這種酷刑蹂躪的人肯定更多了。
北魏
到了南北朝，宮刑仍在不斷實施。特別是北魏對宮刑的施行更有明確規定，據《通志》卷十六載，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時宮刑一般多用於被認為是謀反大逆者的子孫。例如《魏書》卷九十四載平季被處宮刑，就是因為他的父親與和尚一起企圖謀反而被牽連的。受宮刑者的罪略次於死刑，即使對他們赦免也被作為奴隸送交官府，例如北齊後主曾發恩一次，把原來當受宮刑的人，普免作為官奴。
從以上歷史看來，宮刑的施行范圍雖然擴大了，雖然不僅僅是懲罰被認為是男女不正當的性關系而作為鎮壓反抗者的一種殘酷手段，但仍與性有一定的聯系，就是使受刑者喪失性能力，從而斷子絕孫。這在十分重視子嗣和後世香火的封建社會，確實是十分嚴酷！宮刑還有摧殘受刑者的身體與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終生受辱，生不如死。司馬遷是個意志堅強、胸懷大志的人，可是他每當想起自己受宮刑這一恥辱，都仍然要發汗沾背，想「引決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這種酷刑，不能不引起歷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對。著名的如東漢時的陳忠、孔融，三國時魏國的王朗等，他們都力主廢除宮刑以及其它一些殘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統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宮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時代的鍾繇、陳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開皇時雖然正式廢除了宮刑，在以後歷代的刑制上不見這一條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貴仍憑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唐朝
例如，唐朝的安祿山曾閹一個叫豬兒的人，血流數升，差點致死；後來，安祿山也被豬兒切腹而死。「初，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安）祿山，甚慧黠。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祿山頗寵之，最見信用。祿山壯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抬起肚，豬兒以頭戴之，始取裙褲帶及系腰帶。玄宗寵祿山，賜華清宮湯浴，皆許豬兒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刳，豬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誥》中就規定了許多嚴刑峻法，其中就有閹割為奴的內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宮營建勤身殿，只因有關官員把中等工匠誤奏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這2000多個工匠全部閹割，幸虧有人竭力諫止，才使這些工匠免遭慘禍。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統治者施用宮刑是多麼任意、隨便。在明朝，不僅朝廷用宮刑，某些高級將領也濫施淫威，據《萬曆野獲記》記載，明英宗時，靖遠伯王媼在征戰某地時，竟將民間幼童閹割為奴，明英宗知道後並不幹預，可見這種做法在當時是被允許的。到了清朝，有所謂「閨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沒有明確列出條目的酷刑，其中也難免沒有宮刑了。
閹割過程是相當殘酷的，被閹割者會因失血過多或過於痛疼而長時間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簡單，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開陰囊，剝出睾丸。用這一方法進行閹割顯然並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洪邁所著《夷堅志》卷八對這一方法有所記載。另據記載，古代還有所謂的「繩系法」與「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時，用一根麻繩從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雖不影響溺尿，卻阻礙了生殖器的正常發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會失去功能。後者是在男童幼小時，由深諳此道之人每天輕輕揉捏其睾丸，漸漸適應後，再加大手勁，直至將睾丸捏碎。然而，專將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業已發育之人，盡管能夠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慾及淫亂宮廷的能力在一定時期內會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會因此而更加強勁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採用「盡去其勢」之法，將生殖器全部割除。
明朝
在古代相對落後的醫療技術條件下，閹割手術的死亡率是相當高的。明代天順年間，鎮守湖廣貴州的太監阮讓，一次精選了虜獲的苗族幼童1565人，將他們統統閹割，准備悉數送呈朝廷。但由於手術太殘酷及醫療技術條件太差，在阮讓自閹割幼童到奏聞朝廷這短短的時間內，幼童疼死、病死者竟達329人。後來，阮讓又重新買了一批幼童加以閹割，以補上死亡之數，送呈朝廷。阮讓前後共計閹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顯然同閹割手術失敗或手術後的並發症有關。
清朝
歷代古籍對閹割手術的具體情形大致上都記載得很是簡略。清朝末年，一些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對迥異於西方的中國宮廷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較為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閹割手術情形。但這些描述多為道聽途說，遠不及清末宮廷宦官以切身經歷為基礎的回憶詳細，其可信性也值得懷疑。據清末宦官回憶，北京城有兩個赫赫有名的閹割世家，號稱「廠子」：一是南長街會計司胡同的畢家；另一是地安門外方磚胡同的「小刀劉」。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認可的家族世傳，六品頂戴，稱「刀子匠」。兩家據說各有絕招，但技藝絕不外露，只是父子相傳。

④ 給找段刑法中關於受賄罪這一項的具體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於受賄罪的規定：

第三百八十五條：國家工作內人員利用容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

第三百八十六條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

第三百八十七條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單位，在經濟往來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受賄論，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三百八十八條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⑤ 我國刑法規定的刑罰種類及適用條件

你好。根據我國《刑法》第32條、第33條、第34條之規定，我國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種。主刑的種類有： 1.管制； 2.拘役； 3.有期徒刑； 4.無期徒刑； 5.死刑。 附加刑的種類有： 1.罰金； 2.剝奪政治權利； 3.沒收財產。 附加刑也可以獨立適用。
刑法的適用范圍，即刑法的效力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地方、對什麼人和在什麼時間內具有效力。刑法的適用范圍，分為刑法的空間效力與刑法的時間效力。
一、刑法的空間效力
刑法的空間效力所解決的是一國刑法在什麼地域、對什麼人適用的問題。從各國刑法及國際條約的規定來看，一國刑法不僅能適用於本國領域內，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也能適用於本國領域外；但刑法在國外的適用受到國際法的制約，制約刑法空間上的適用范圍的國際法原則，就是國家自己保護與國際協同。
（一）對國內犯的適用原則
刑法對國內犯的基本適用原則是屬地管轄原則，即一個國家對發生在本國領域內的犯罪人，不管行為人是誰，都適用本國刑法。刑法第6條第1款是對屬地管轄原則的規定，即「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
「法律有特別規定」包括以下幾類情況：
（1）不適用中國刑法（廣義刑法）的情況。即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問題，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不適用我國刑法。
（2）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的情況。即香港、澳門與適用其本地刑法，而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
（3）不適用刑法典的情況。即刑法典頒布後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了特別刑法，出現法條競合的情況時，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不適用刑法典，而適用特別刑法。
（4）不適用刑法典的部分條文的情況。即民族自治地區不能全部適用刑法典，而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了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時，行為符合該變通或者補充規定的，適用該變通或補充規定，而不適用刑法典條文。作為屬地管轄原則的補充原則是旗國主義，即掛有本國國旗的船舶或者航空器，不管其航行或停放在何處，對在船舶與航空器內的犯罪，都適用旗國的刑法。因此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中國刑法（刑法第6條第2款）
（二）對國外犯的適用原則
國外犯有三種情況：一是中國公民在國外實施的犯罪；二是外國人在國外實施的危害中國國家或者中國公民權益的犯罪；三是外國人在國外實施的危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
1、屬人管轄原則。這里的屬人管轄原則，是指積極的屬人管轄原則，即本國公民在國外犯罪的，也適用本國刑法。
2、保護管轄原則。保護管轄原則的基本含義是，不論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其在國外的犯罪行為，只要侵犯了本國國家利益或者本國公民的權益，就適用本國刑法。
3、普遍管轄原則。普遍管轄原則以保護各國的共同利益為標准，認為凡是國際公約或者條約所規定的侵犯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管犯罪人的國籍與犯罪地的屬性，締約國或參加國發現犯罪人在其領域之內時便行使刑事管轄權。
適用普遍管轄原則受到一定限制：
（1）適用該原則的犯罪必須是危害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犯罪；
（2）管轄國應是有關公約的締約國或參加國；
（3）管轄國的國內刑法也規定該行為是犯罪；
（4）犯罪人出現在管轄國的領域內。
（三）對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
我國刑法第10條採取了消極承認的做法，即外國確定的刑事判決不制約本國刑罰權的實現。具體而言，不管外國確定的是有罪判決還是無罪判決，對同一行為本國可行使審判權，但對外國判決及刑罰執行的事實給予考慮。換言之，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進行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二、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的生效時間有兩種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是1997年3月14日公布，於同年10月1日開始施行。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法律的失效時間，即法律終止效力的時間，通常要由立法機關作出決定。從世界范圍看，法律失效的方式有很多種，諸如新法公布實施後舊法自然失效，立法機關明確宣布廢止某一法律，某一法律在制定時即規定了有效期限等。我國刑法的失效基本上包括兩種方式：
一是由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
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即刑法生效以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就是沒有溯及力。
刑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條第2款規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簡稱97刑法）施行前這段時間內發生的行為，應按以下不同情況分別處理：
第一，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97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即刑法沒有溯及力。
第二，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但97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就應當適用97刑法，即97刑法具有溯及力。
第三，當時的法律和97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97刑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即97刑法不具有溯及力。這就是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法律處刑比97刑法重，則應適用97刑法，97刑法具有溯及力。這便是從輕原則的體現。
第四，如果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修訂後的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處刑較當時的法律要輕，也不例外。希望能幫助到你望採納

⑥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

《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犯前款罪：是指犯了「故意傷害他人身體」。

款」是一條法律條文的構成單位，有的法條中，一條法律只有一款組成，有的法條，一條法律由若干款組成，在由若干「款」組成的一條法條中，「前款」即指本款的上一款，而「犯前款罪」，是指觸犯了本款的上一款所規定之罪。

(6)段帥廣刑法擴展閱讀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各階級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 ，並給予犯罪嫌疑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刑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刑法僅指刑法典，在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與廣義刑法、狹義刑法相聯系的，刑法還可區分為普通刑法和特別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實際上即指刑法典。特別刑法指僅使用於特定的人、時、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國，也叫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

⑦ 論述我國刑法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

親，如果要啊寫全，估計能出一本書了。
共同犯罪分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團兩種。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在此之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加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共同犯罪人主要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
犯罪構成方面：
1、客觀方面：
一是各共同犯罪人所實施的行為都必須是犯罪行為，必須
共同犯罪
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標彼此聯系、互相配合，結成一個有機的犯罪行為整體。
二是各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由一個共同的犯罪目標將他們的單個行為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犯罪活動整體。
三是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與發生的犯罪結果有因果關系。
共同犯罪行為和單獨犯罪行為相比，具有顯著的特點。單獨犯罪行為，都是由我國刑法分則加以明文規定的。因此，對於單獨犯罪，只要直接依照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對犯罪分子定罪就可以了。而共同犯罪行為，除實行犯的行為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以外，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為，例如組織行為、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都是由刑法總則規定的。只有把這些行為與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決共同犯罪的定罪問題。現將各種共同犯罪行為分述如下：
（一）實行行為
實行行為，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是指直接實行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如果共同犯罪中只有一個實行犯，那麼該實行犯的實行行為無異於單獨犯罪。而在具有兩個以上的實行犯的場合，並不一定要求其中每一個人的行為都獨立地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要件，只要其行為結合在一起而符合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即可。
例如，二人犯殺人罪，各對被害人砍三刀。如果孤立起來看，砍三刀未必就能致人死亡。但二人的殺人行為結合起來，砍六刀就足以致人死亡。由此可見，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不能完全等同於單獨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對此，我們在認定共同犯罪的時候必須加以注意。
（二）組織行為
組織行為，是指組織犯所實施的指揮、策劃、領導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而是由刑法總則加以規定的。當然，刑法分則中有的條文把某些組織行為直接規定為犯罪，例如刑法第120條規定了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在這一犯罪中，包含組織恐怖活動的行為。這一組織行為就屬於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
而在其他犯罪中，例如搶劫集團，其中首要分子有的只在幕後起組織作用，本人不直接實施搶劫行為，其組織行為就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對這種實施組織行為的首要分子定罪的時候，必須把刑法總則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與刑法分則關於具體犯罪的規定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認定。
（三）教唆行為
教唆行為，是指能夠引起他人實行犯罪的意圖的行為。教唆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只有把教唆行為和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解決教唆犯的定罪問題。
教唆行為的形式是各式各樣的，例如勸說、請求、挑撥、刺激、利誘、威脅等。教唆既可以用口頭表達，也可以用書面表達，還可以用打手勢、使眼神等人體動作表達。
（四）幫助行為
幫助行為，是指為其他共同犯罪人實行犯罪創造便利條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行為。幫助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只有把幫助行為和實行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解決幫助犯的定罪問題。在共同犯罪中，幫助行為可能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
從幫助行為的性質來分，可以分為狹義幫助和隱匿幫助。前者指通過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標或清除犯罪障礙等方法幫助他人實施犯罪。後者指事前通謀，事後隱匿罪犯、罪證或湮滅罪跡等幫助行為。
從幫助行為的形式來分，可以分為物質性幫助和精神性的幫助。前者指物質上體力上的幫助，例如提供犯罪工具、窺測被害人行蹤、排除犯罪障礙等，在刑法理論上又稱為有形幫助。後者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例如幫助實行犯出主意、想辦法、撐腰打氣、堅定其決心等，在刑法理論上又稱為無形幫助。
從幫助的時間來分，可以分為事前幫助、事中幫助和事後幫助。事前幫助主要指事前為實行犯實行犯罪創造便利條件的行為。例如，倉庫看守與盜竊犯合謀，首先打開倉庫的大門，為盜竊創造有利條件，就是事前幫助行為。事後幫助主要是指事後的隱匿行為，但它以事前通謀為前提，否則不構成共同犯罪。事中幫助是指實施犯罪的過程中進行幫助。例如某甲把少女乙騙到家中，欲行強奸，其妻丙發現後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當場幫助按住少女乙的身體，使某甲強奸得以順利進行。丙應視為幫助犯，是事中幫助。
2、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首先，有共同犯罪的認識因素：（1）各個共同犯罪人不僅認識到自己在實施某種犯罪，而且共同犯罪還認識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與自己一道在共同實施該種犯罪；（2）各個共同犯罪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結合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認識到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與共同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1）各共同犯罪人是經過自己的自由選擇，決意與他人共同協力實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對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
共犯的分類：
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
這是根據公共犯罪構成所需人數作的劃分。
（一）任意共犯
所謂任意共犯，是刑法分則規定的一人能夠單獨實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從《刑法》來看，大部分的犯罪在主體數量上都沒有限制，所以通常發生共同犯罪的都是任意的共犯，如搶劫、強奸、殺人、放火、投放危險物質、綁架、詐騙、盜竊、搶奪等罪的共同犯罪均屬於任意的共犯。所謂「任意」，是指法律對犯罪主體的數量沒有特別限制。也就是說從法律規定來看，實行這樣的犯罪，其犯罪主體是單個的還是2人以上的，沒有特別的限制，是隨便的或任意的。
（二）必要共犯
所謂必要共犯，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為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即該種犯罪的主體必須是兩人以上，主要是包括聚眾性犯罪（如《刑法》第290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法》第317條聚眾劫獄罪等）、集團性犯罪（如《刑法》第294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刑法》第317條組織越獄罪）。
換言之，法律規定以採取數人共同犯罪為必要形式的犯罪，是必要共犯。而這種規定只有在分則會有，所以必要的共犯主要是分則問題，也就是分則條文對犯罪主體數量有特別要求的情況。或者說，以犯罪主體為「復數」，作為構成要件的情況。
必要共同犯罪，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這種共同犯罪有以下三種：
（1）對向性共同犯罪，指基於二人以上的互相對向行為構成的犯罪。在這種犯罪中，缺少另一方的行為，該種犯罪就不能成立。這種共同犯罪的特點是：①觸犯的罪名可能不同（如行賄罪、受賄罪等），也可能相同（如重婚罪）。②各自實施自己的犯罪行為，如行賄罪和受賄罪中就是一個送，一個收。③雙方的對向行為互相依存而成立，如受賄行為以存在行賄行為條件始能發生。④一方構成犯罪，一方可能不構成犯罪。如甲、乙、丙每人向丁行賄3000元，丁共受賄9000元。甲、乙、丙均不構成行賄罪，但丁構成受賄罪。這種情況雖然仍稱為必要的共同犯罪，但用語確實值得研究。
（2）聚合性共同犯罪，指以向著同一目標的多數人的共同行為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如武裝叛亂、暴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屬之。這種共同犯罪的特點是：第一，人數較多；第二，參與犯罪者的行為方向相同；第三，參與的程度和形態可能不同，有的參與組織、策劃或指揮，有的只是參與實施犯罪活動。
（3）集團性共同犯罪，指以組織、領導或參加某種犯罪集團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例如，我國刑法第120條第1款規定的「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第294條第1款規定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等屬之。對必要的共同犯罪，根據刑法分則規定的有關犯罪的條文處理，不必適用刑法總則規定的共同犯罪的條款。[2]
事先共犯與事中共犯（承繼共犯）
這是根據通謀的時間，即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時間作的劃分。這里的「事先」，是指著手實行犯罪之前。在著手實行之前就預謀共同犯罪或形成共犯故意的，屬於事先共犯；在著手實行犯罪之後才形成共犯故意的，是事中共犯（承繼共犯）。
如果先行為人已實施一部分實行行為後，後行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參與實行或者提供幫助，則叫承繼共同犯罪。後行為人就其參與後的行為與先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但對其加入前的基本犯罪行為也要承擔責任，但對加入以前的加重行為不負責任。如張三搶劫B的財物而對其實施暴力，並且造成了B的重傷，此時李四到了現場，並且明知張三要搶劫B的財物，李四與張三一起共同劫取了B的財物。李四雖然與張三構成搶劫罪的共同犯罪，但李四不對B的重傷承擔刑事責任，只有張三對B的重傷承擔刑事責任。
承繼的共犯成立的時間：必須是在著手後既遂前。既遂後加入不構成繼承的共犯，屬於窩藏、包庇類的犯罪。但是，多環節犯罪以及繼續犯例外。
簡單共犯與復雜共犯
這是根據共同犯罪人之間有無特定的分工所作的分類。簡單共犯亦稱共同正犯、共同實行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直接實行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人都是實行犯，不存在組織犯、幫助犯、教唆犯問題。而復雜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著犯罪分工的共同犯罪，不僅存在直接著手實施共犯行為的實行犯，還有組織犯或教唆犯或幫助犯的分工。[3]
一般共犯與特殊共犯
這是根據有無組織形式所作的劃分。一般共犯是指沒有特殊組織形式的共同犯罪，共犯人是為實施某種犯罪而臨時結合，一旦犯罪完成，這種結合便不復存在。特殊共犯亦稱有組織的共同犯罪、集團性共犯，通稱犯罪集團，是《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的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
犯罪集團通常具有以下特徵：
1.人數較多。即三人以上，二人不足以成為集團。
2.較為固定。表現為有明顯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員固定或者基本固定;集團成員以首要分子為核心結合得比較緊密;實施一次或數次犯罪後，其組織形式往往繼續存在。
3.目的明確。犯罪集團的形成是為了反復多次實施一種或者數種犯罪行為。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共犯的分類形式是根據不同標准進行分類的，某一共同犯罪，完全可能屬於多種形式的共犯形式。例如，甲乙密謀深夜盜竊，一人入室行竊，一人在門口望風。就共犯形式而言，甲乙共同盜竊，屬於任意共犯、事前共犯、復雜共犯、一般共犯。
刑事責任編輯
主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6條第1款的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主犯包括兩類：一是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除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對共同犯罪的形成、實施與完成起決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應從主客觀方面進行綜合判斷。對主犯的認定，應以共犯人的主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刑法第26條的規定為准繩，不能任意擴大或者縮小主犯的范圍。
對於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即除了對自己直接實施的具體犯罪及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外，還要對集團成員按該集團犯罪計劃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但首要分子對於集團成員超出集團犯罪計劃（集團犯罪故意）所實施的罪行，不承擔刑事責任。
對於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應分為兩種情況處罰：對於組織、指揮共同犯罪的人，應當按照其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對於沒有從事組織、指揮活動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應按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
從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7條第1款的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從犯包括兩種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對共同犯罪的形成與共同犯罪行為的實施、完成起次於主犯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為共同犯罪提供有利條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指幫助犯。
從犯是相對於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沒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須二人以上）沒有從犯的現象是存在的，而只有從犯沒有主犯的現象則不可能存在。
從犯也應對自己參與的全部犯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根據刑法第27條第2款的規定，對於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脅從犯及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28條的規定，脅從犯是被脅迫參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威脅下不完全自願地參加共同犯罪，並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較小作用的人。如果行為人起先是因為被脅迫而參加共同犯罪，但後來發生變化，積極主動實施犯罪行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則不宜認定為脅從犯。由於脅從犯是共犯人的一種，具有犯罪故意與犯罪行為，故行為人身體完全受強制、完全喪失意志自由時實施的某種行為，以及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行為，不成立脅從犯。
對於脅從犯，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教唆犯及其刑事責任
教唆犯的條件
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慫恿、勸說、利誘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1．教唆犯所教唆的對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須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否則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間接正犯。例如，乙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且精神正常，如果甲教唆乙殺人，甲便是教唆犯；如果甲教唆乙盜竊，甲則是間接正犯（刑法第17條第2款）。
2．必須有教唆行為。教唆行為的實質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教唆行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進而實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為，則教唆行為與被教唆人的犯罪行為構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實施了教唆行為，但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則教唆犯與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犯，但教唆犯仍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教唆行為的形式沒有限制，既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還可以是示意性的動作（手勢、眼神等）。教唆行為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勸告、囑托、哀求、指示、利誘、慫恿、命令、威脅、強迫，等等。但如果威脅、強迫達到了使被教唆人喪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則成立間接正犯。教唆行為必須是唆使他人實施較為特定的犯罪的行為，讓他人實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難以認定為教唆行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較為特定的犯罪，即使該犯罪的對象還不存在，而是以出現對象為條件的，也不失為教唆行為。例如，教唆懷孕的婦女在分娩後殺死嬰兒的，也成立教唆行為。教唆行為的成立不要求行為人就具體犯罪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須有教唆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構成，過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一般來說，教唆犯認識到自己的教唆行為會使被教唆人產生犯罪故意進而實施犯罪，認識到被教唆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實施犯罪行為及其危害結果的發生。
教唆犯的認定
1．對於教唆犯，應當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籠統地定為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搶劫罪的，定搶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將被教唆的罪理解錯了，實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時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圍，教唆犯只對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2．對於間接教唆的也應按教唆犯處罰。間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況。例如，甲教唆乙，（讓）乙教唆丙實施搶劫罪，甲的行為便是間接教唆。對於間接教唆，也應按教唆犯處罰，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為本身也是犯罪行為，故教唆他人實施教唆犯罪的，仍然是教唆犯。
3．當刑法分則條文將教唆他人實施特定犯罪的行為規定為獨立犯罪時，對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應直接依照刑法分則的規定定罪，不再適用刑法總則關於教唆犯的規定（參見刑法第104條第2款）。
教唆犯的處罰
根據刑法第29條的規定，處罰教唆犯應當注意以下三點：
1．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即在教唆犯與被教唆的人構成共同犯罪的情況下，以及被教唆的人雖然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構成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對於教唆犯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來處罰。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處罰；如果起次要作用，則按從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2．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這是因為選擇不滿18周歲的人作為教唆對象，既說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嚴重，又說明教唆行為本身的腐蝕性大，社會危害性嚴重，理應從重處罰。此外．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也是上述規定的政策理由。所應注意的是，對「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這一規定，應根據教唆犯的成立條件以及刑法第17條的規定進行理解。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於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種情況在刑法理論上稱為教唆未遂。「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通常包括以下情況：被教唆的人拒絕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雖然接受教唆，但並沒有實施犯罪行為；被教唆的人實施犯罪並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為所致；被教唆的人雖然實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質與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質完全不同。在上述情況下，教唆行為並沒有造成危害結果，故對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⑧ 長得帥的進監獄會怎樣

長得帥的進監獄與普通人的規章制度一樣。

對於犯人而言，是不分丑俊的。廣義的監獄指關押一切犯人的場所，包括監獄、看守所、拘留所等。狹義的監獄指依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監獄內執行刑罰。

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因此一般情況而言，一視同仁不分丑俊。

產生歷史

監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隨著階級的出現、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前的原始社會時期，沒有階級，也就沒有監獄。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時期，人類社會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人民依靠狩獵為生，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氏族的首領掌管財產的分配。

但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民的生存很難得以保障。由於不存在國家組織形式，人民之間的沖突以習慣、血腥復仇的方式得以解決。原始社會後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人民開始結成群體，使用磨製或者打制好的石器進行狩獵，產品有了剩餘。

氏族首領無償地佔有了剩餘產品，於是社會出現了私有制，人類社會出現了兩大對立的階級，即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人類社會也就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開始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

⑨ 這是一段錦衣衛刑法的古文，求翻譯

鎮撫司用的刑具有5種。一種叫械。堅硬木頭作成，長一尺5寸，厚四寸，中間鑿兩孔，著在人胳膊上，即使受其他刑時也不松脫，入獄就可以不戴。要殺害人，只有械手最便利。所以周先生被謀害時，郭賊就誘騙他上堂，上堂理應戴械手。一種叫鐐，鐵作的。就是所說的鋃鐺。長5，6尺，盤在左腳上，因為右腳另外要受刑，戴右腳不便，所以戴左腳。一種叫棍，削楊樹，榆樹條作成。長5尺，彎曲如匕首，握手的地方大如人小指，著肉處直徑大約八九分。每當用棍抽打人時，用繩子捆緊犯人腰，用2人分踩住繩子兩端，使得犯人挨打時不能翻轉反側，又用繩子綁在兩腳上，一個人背著繩子拉直，使人無法伸縮。一種叫拶，楊木做的。長一尺左右。直徑4，5分，每用拶刑時，兩人扶著犯人跪著，用繩子綁緊拶木的兩端，再用棍子左右敲打夾著人手指的拶棍，讓棍子上下移動，加重痛苦。一種叫夾棍，楊木做的，2根長3尺多，離地5寸，用鐵條貫穿，每根夾棍間裝拶棍3副。凡是要夾人時，一棍橫，一棍豎，一人扶著夾棍，把犯人腳放夾棍上，用繩子捆緊，還用一根棍子支住人左腳，使人不能移動。再用大杠子一根，長六七尺，粗四寸，從右側猛力壓足脛骨

⑩ "腐刑"是什麼樣的刑法

腐刑又稱蠶室、宮刑、陰刑和椓刑，指對男子或女子的陰處施刑。稱為腐刑是因為對受害者來說，不但肉體痛苦，而且心靈受辱，從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桿但不能結實。另一種說法是，宮刑的人像腐朽的木頭不能開花一樣。

宮刑對男女都有，對男是閹割，當時的閹割術可能是將陰莖與睾丸一並割除的，秦漢時期的閹割技術已較為完備，並已經注意到閹割手術後的防風、保暖、靜養等護理措施。宮刑對女性實施是確定的，至少至明代仍然對女性施行。但實施方法，則眾說紛紜，較復雜。

宮刑在漢朝更為普遍。漢景帝時，就曾規定某些死刑可由宮刑代替，漢武帝生性殘酷，在他的統治時期，正史上有記載的大臣受宮刑的就有司馬遷、張賀、李延年等人。

(10)段帥廣刑法擴展閱讀

司馬遷曾遭受過的刑罰是宮刑。

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在觸怒漢武帝，被處以宮刑之後，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便說：「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可以說，宮刑是比死還要難受的最恥辱的懲罰。

宮刑是殘酷性僅次於大辟的一種肉刑，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生殖器的價值僅次於頭顱。這種認識，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

宮刑的最初作用，只限於懲罰不正當的男女性關系，這在人類的婚姻制度剛剛跨入文明門檻的當時是現實的。但是，在奴隸主階級和封建統治者殘暴的統治下，宮刑的施刑范圍擴大了，擴大到與初意完全不相乾的地步，成為鎮壓平民和思想異己者的一種嚴酷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