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嚴嗎

『壹』 我國什麼刑法最嚴重，出了死刑

故意殺人，放火，投毒（造成嚴重後果，情節惡劣的）故意傷害（手段惡劣的）都可能被判處死刑。

『貳』 我國現行刑法是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該政策包括三層含義：1、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3、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當前應切實貫徹這一死刑政策，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

「關鍵詞」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是互為表裡的關系，可以說，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靈魂和指針，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化、法定化。深入並准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對於正確適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義。

一、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執政黨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思想，並將其作為指導我國死刑適用的基本政策。長期以來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表明，這一政策是正確的、科學的，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反映了我國執政黨對死刑的性質和作用的理性認識。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犯罪現象的日趨嚴重和「嚴打」斗爭的進行，有學者對於「少殺慎殺」是否仍是我國當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異議。他們針對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死刑立法不斷擴展，死刑適用人數驟然增多的現狀，指出我國的死刑政策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即由「少殺慎殺、限制死刑」轉向「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適用死刑」，並將現階段的死刑政策概括為「強化死刑」。 [1]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苟同。盡管自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確有擴大死刑適用的傾向，但據此反推我國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變化並無充足理由。應當說，實踐中一度出現的死刑過度擴張的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的結果，而並不意味著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變化。「保留死刑、少殺慎殺」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僅符合我國國情，而且同刑罰發展的國際趨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特別強調對公民生命權利的保護，倡導各國應將廢除死刑作為最終目標，在一時不能廢除死刑的國家，應將判處死刑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可以說，「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約》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仍應當堅持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導原則。

二、 我國現階段死刑政策的內涵解讀

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應當全面、系統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從宏觀的歷史大視野看，死刑的廢除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刑罰現象演進的必然結果。但死刑的廢除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國國情的不同決定了死刑的廢除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時間表。就我國現狀而言，廢除死刑的諸多條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尚不具備。死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屬於上層建築的范疇，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但總體而言，當前我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仍比較落後，社會物質文明程度也比較低，而「在一個物質生活水平較低的社會，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價值相對低，因而缺乏死刑廢除的必要物質條件。」 [2]反觀國外廢除死刑的國家，大多屬於經濟發達國家，由此可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於死刑存廢的決定作用。

2、嚴峻的治安形勢不允許。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犯罪量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兇殺、傷害、搶劫、強奸、爆炸等惡性案件的發案率居高不下，嚴重影響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下，徹底廢除死刑是不現實的。

3、缺乏社會心理基礎。我國歷經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未曾接受過近代西方那樣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的洗禮，因而權利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眾多、經濟相對落後，人的生命價值尚未被提升到應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報應觀念極為濃厚，殺人償命幾千年來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這一思想至今在廣大民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全然不顧這一現實而強行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國民的認同，也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

在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這一問題上，人們基本上達成了共識，類似西方那樣的死刑存廢之爭在我國並未出現。但在我國存在另外一場關於死刑問題的論爭，即所謂的死刑限制與擴張之爭。1979年刑法典頒行不久，我國即進入一個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時代，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經濟秩序的犯罪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狀況趨於惡化。在此背景之下，社會上出現了一股主張擴大死刑適用的思潮，認為擴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意願，只有通過嚴厲打擊，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勢頭，爭取社會治安形勢的根本好轉。持死刑擴張論的學者盡管在刑法學界不佔多數，但這種觀點得到司法實務界及大多數民眾的贊同和支持，因而對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產生重大影響。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死刑罪名激增，從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間，我國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餘個，平均每年增加3個多，這樣的增長速度在各國刑法史上是罕見的。另外，立法者還通過修改有關法律使死刑核准權大范圍下放，從而為擴展死刑的適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擴張主要體現在死刑適用標準的降低，甚至有個別司法機關提出「可殺可不殺的殺掉」；同時，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有的司法人員把「依法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簡單理解為「速判快殺」，死刑復核往往流於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劇擴張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0多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在我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刑罰量與犯罪量同步增長的「兩高」局面，嚴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會治安形勢依然令人擔憂。針對這種局面，我國刑法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急劇膨脹的死刑立法進行理性的反思，並指出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3]正如死刑限制論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懾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誇大、神話，死刑的威懾力度就必然會減弱，刑罰的公正性也會受到損害乃至喪失殆盡。作為立法者，對死刑的作用應有冷靜、客觀的認識，立法不應一味去迎合、滿足普通民眾出自本能、情緒性的報應要求，而應當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確引導人民群眾。 [4]

近年來，限制死刑、減少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已成為刑法理論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視。在1997年修訂後的刑法典中，盡管並沒有大幅度地削減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還是有所動作，如取消對未成年人可以判處死緩的規定，嚴格盜竊罪、故意傷害罪等的死刑適用條件，等等。可以預見，盡管死刑擴張論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有相當市場，但嚴格限制死刑必將成為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趨向。

（三）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

雖然在我國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廢除死刑的條件尚不具備，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能消極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為。在當前刑法理論界，一些學者似乎非常忌諱談死刑廢除問題，這種態度應當改變。死刑的廢除註定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努力，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從而朝著這一目標邁進。除了社會物質條件的制約外，觀念因素是中國廢除死刑進程的最大障礙，而學者們正可以在啟迪民智、引導輿論方面有所作為，這也是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應當在積極倡導人權、法治觀念的基礎上，逐步淡化廣大民眾的報應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樹立理性的死刑觀，破除對於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嚴加控制死刑的適用。在促使全社會死刑觀念更新的前提下，應抓住時機，積極推動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削減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終達到完全廢除死刑這一宏偉目標。只要全社會為之作艱苦不懈的努力，相信這一目標盡管是長遠的，但並非遙遙無期的。

三、貫徹「少殺慎殺」方針，嚴格限制死刑適用

在我國現行死刑政策的貫徹上，最為關鍵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適用。在一定時期內保留死刑雖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嚴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擴張，必然同世界刑罰文明的演進趨勢相背離；同時，限制死刑也是朝著廢除死刑的目標邁進的具體舉措，正是在不斷對死刑適用加以限制的基礎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終走向消亡。
對死刑適用的限制可分為兩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應當說，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典對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時新刑法典頒布以來，在一系列的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沒有再增加死刑條款，體現了立法者對死刑問題保持著較為審慎的態度。但是，我國現行刑法中死刑條款過多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進一步裁減死刑罪名應是我國刑事立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現行刑法中共有近70種死刑罪名，其數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這樣社會經濟狀況與中國相當甚至不如中國的國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過10個，因此，以經濟發展水平低為我國如此龐大的死刑立法辯解，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另一方面，我國對一些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等也規定了死刑，僅刑法分則第三章所規定的可以適用死刑的經濟犯罪達16個之多。這在當今各國刑事立法中是極為罕見的。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的規定，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有關文件中，將這里的「最嚴重的罪行」解釋為類似於謀殺這樣的嚴重危及人身的犯罪。從各國立法看，對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不設死刑幾乎成為通例。因此，我國立法上的死刑適用范圍仍有相當大的縮減空間。筆者認為，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產、銷售假葯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幾個直接危害公眾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餘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則第六章中的傳授犯罪方法罪、組織賣淫罪等死刑條款，也有裁減的必要。尤其是組織賣淫罪，屬於無直接受害人的「風化犯罪」，其性質有別於逼良為娼的強迫賣淫罪，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則，實無規定死刑之必要，而且從實踐看，公眾普遍對這種犯罪的死刑判決缺乏認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馬玉蘭因組織賣淫罪被判處死刑後，據媒體的調查，人們普遍認為量刑過重，許多人對刑法規定對該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應盡快啟動立法程序，刪減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時缺乏群眾心理基礎的死刑條款。

對於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應嚴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體標准，盡力杜絕在死刑條文中出現用語模糊籠統、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條規定的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以「情節嚴重」作為適用死刑的法定情節，但何謂「情節嚴重」，立法上並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就潛藏著因執法的隨意性而導致死刑濫用的危險。今後在修訂立法過程中，應對這些概括性過強的死刑條款予以明晰化和具體化，將某些影響死刑適用的酌定情節予以法定化，以嚴格統一死刑的適用標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處理關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復生，因此必須慎之又慎，否則便會鑄成永遠無法彌補的大錯。一次錯誤的死刑裁判不僅會錯殺一個或幾個人，而且會動搖人們對於法律的信仰和對司法機關的信賴，其危害較之一起嚴重的刑事犯罪，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死刑適用的司法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必須嚴格依法裁量死刑，嚴禁法外用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體現。死刑的裁量必須嚴格遵循刑法所設立的規格和標准，包括刑法總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一般條件和刑法分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具體情節，絕對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濫施死刑。例如，刑法總則規定對犯罪時不滿18歲的人不能適用死刑，對此決不能隨意突破，哪怕犯罪時差一天就滿18歲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須從嚴解釋和把握死刑立法。由於現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條款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實踐中需要司法人員根據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結合具體案情予以把握。對於某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難問題，最好由最高司法機關作出統一而明確的解釋，而對於涉及死刑適用的司法解釋，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貫徹從嚴解釋的原則，不能藉助於司法解釋來擴張死刑的適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凡關繫到死刑適用的，只能限制解釋，不可隨意地擴大解釋。[5]

3、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別注重程序公正問題。我國刑事立法對死刑案件的辦理規定了比普通案件更為嚴格的程序，從而為防止錯殺、濫殺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辦理死刑案件過程中，從偵查、批捕、一審、二審、死刑復核直到臨刑監督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必須解決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消除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確保案件的公正審理。

4、死刑案件的證明標准應當從嚴把握，罪行極其嚴重的事實必須清楚，證據必須確鑿。對於基本犯罪事實雖然清楚，但某些影響到罪行輕重的事實情節仍存在疑點，不能有力佐證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適用死刑。在司法實踐中，當辦案人員內部對於犯罪是否屬於罪行極其嚴重，是否屬於可殺可不殺等重大問題存有疑問時，原則上不應判處死刑。

5、要理性對待民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在人民群眾的社會正義感中，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集中體現著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感是基本一致的。應當承認，平息民憤是死刑適用時應當酌情考量的一個因素，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民憤對於死刑適用的影響力誇大到不應有的程度，因為民憤畢竟帶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證據，義憤不能代替理智。民憤這一情節只有在經過法官獨立判斷之後，才能對死刑的裁量發生適度影響。在實踐中，由於社會公眾很難全面細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傳媒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事實進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認為地取捨案情，從而會形成錯誤的輿論和民憤。在此情況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靜的頭腦，要敢於頂住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依法秉公而斷，決不能盲從或屈服於不正確的民憤，從而犧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所辦的死刑案件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才能杜絕冤殺無辜的悲劇發生，也才能真正體現人民法官對生命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則。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縱向穩定，即從時間因素看，如果未發生戰爭、大規模動亂等突發性事件，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沒有劇烈的變化，則死刑適用的標准和總量應大體保持穩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寬忽嚴。二是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即從空間因素看，在同一時期內，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間，應大體上保持一致，不應出現死刑適用的標准相互間差異過大，對近似案件所判結果過於懸殊的情況。在死刑裁量的縱向穩定方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些司法機關過分強調緊跟形勢，導致對死刑適用標準的把握時緊時松，甚至將形勢需要凌架於犯罪事實本身和預防犯罪的目標。例如，有些法院在「嚴打」期間，把一些論罪不該處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這種片面強調形勢而置法定標准和死刑政策於不顧的做法是極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方面，主要問題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間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現象仍比較嚴重。法官的個人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判決的公正性。為此，應當選拔最優秀的法官來從事死刑案件的審判，確保這一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出差錯。為了減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問題，應當按照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精神，將1983年以來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盡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以促進死刑判決的准確性和公正性。

『叄』 我國刑法中最嚴厲的懲罰手段是什麼

我國刑法規定的懲罰犯罪的刑罰有主刑和附加型兩類。其中主刑有以下五種：
1、管制。期限為3個月以上2年以下，數罪並罰不得超過3年。
2、拘役。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並罰不得超過1年。
3、有期徒刑。期限為6個月以上15年以下，數罪並罰不得超過20年。
4、無期徒刑。
5、死刑。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附加刑有以下三種：
1、罰金；
2、剝奪政治權利；
3、沒收財產
外國人違法還有被驅逐出境

『肆』 死刑是中國最嚴厲的刑法制度嗎

現在是和諧社會了，我們講究人道主義，所以剝奪人的生命就是最殘酷的刑罰了，在當今社會是不會出現凌遲，或者五馬分屍那樣子的了。我們現在不僅僅是死刑，嚴重的還要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吶，多可怕？

『伍』 在我國刑法里什麼是連續犯

連續犯是指行為人基於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情況。有些時候符合上述條件但不按連續犯來處理而是採用數罪並罰，如故意傷害。

以下為論文

我國連續犯實踐的弊端

無視規范性質的操作慣性

一如上述，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多次」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就是實質的數罪，但與傳統的連續犯一樣，卻按一罪處罰。那麼，這些有關「多次」的規定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刑法規范呢？弄清楚這些規定的規范性質對於我們解釋和適用刑法極為重要，也是我們解釋刑法的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條文中的「多次」規定是一種特別規定。可是，我們知道，刑法中的特別規定有的屬於注意性的規定，而有的則屬於擬制性的規定。那麼，這些有關「多次」的規定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擬制呢？

注意規定是一種特別規定，它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員忽略的規定。它具有以下兩個基本特徵：其一，注意規定的設置，並不改變刑法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照基本規定處理）。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情形也按照基本規定處理。⑽

法律擬制則不同，其特點是導致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即對案件T2適用T1的法律效果。它是立法者將明知為不同者而等同視之，其特點就是導致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就如德國學者卡爾·拉倫茨指出的，「……法定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T1）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T2）。」⑾

由此可見，將刑法中的「多次」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因為兩者存在著重大區別，其中最為主要的區別就是：注意規定的內容屬於「理所當然」，因而可以「推而廣之」；而法律擬制的內容並非「理所當然」，只是立法者基於特別理由才將不符合某種規定的情形賦予該規定的法律效果，因而不能「推而廣之」。

筆者認為，我國刑法中的「多次」規定屬於法律擬制，而不是注意規定。因為，其一，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多次」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就是實質的數罪，但刑法卻按一罪處罰，換句話說，立法者將明知為數罪的情形卻在處斷上與一罪等同視之；其二，我國刑法中的「多次」規定包括傳統的連續犯的犯罪形態，並且在認定條件上比連續犯更為寬松，如果認為連續犯無異是一種法的擬制（rechtliche fiktion），⑿則我國刑法中的「多次」規定也應具有相同的規范性質；其三，法律擬制是一種很重要的立法技術和方法，我國立法者是基於訴訟經濟原則才將數罪按一罪處罰的，在這一點上，我國刑法中的「多次」規定與傳統的連續犯制度並無二致，所謂「『以一罪論』本身只是一種方法（立法技術），達成令國家就數罪卻只有一個刑罰權的『目的』的『方法』。」⒀

我國刑法中的「多次」規定在規范性質上既然屬於法律擬制，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將這一規定推而廣之，而應嚴格限定在刑法分則規定的10種犯罪的范圍之內。但是，反觀我國的司法實務，卻是另一番情景：司法人員大面積地將許多犯罪的多次行為按一罪處斷，遠遠超出了刑法規定的10個條文所調整的范圍。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在現行有效的刑事司法解釋中，規定多次相同行為按一罪從重處理的就達到近50條。這一做法雖然大都有利於犯罪人，但卻嚴重背離了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使我國刑法中的有關數罪並罰的規定部分地成為一紙廢文。那麼，出現這一狀況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大面積推廣「多次相同行為按一罪處斷」的荒謬做法，是與連續犯的慣性思維分不開的。所以，也可以說，這種慣性操作雖主要是司法實踐上的弊端，但理論界也難辭其咎。

筆者曾長期在基層司法機關工作，從我辦理有關案件的親身經歷來看，我國多數司法人員混淆現象層面的連續犯與制度層面的連續犯，即將連續犯與連續犯制度混為一談。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必然導致但凡屬於連續行為就無一例外地適用連續犯制度，將本來的數罪都一股腦地從一重論處。這一錯誤認識也必然影響他們對刑法中的「多次」規定的認識，認為既然刑法規定某些犯罪的多次行為按一罪處斷，司法解釋也常常做出這樣的規定，其它犯罪也就想當然地予以同樣處理。殊不知，刑法中的這些規定是特定情形下的擬制規定，不能盲目地推而廣之予以適用。比如，像邱興華系列殺人案一樣的連續殺人案件，刑法既沒有規定「多次」殺人按一個故意殺人罪從重或加重處罰，司法解釋也沒有作如此規定，但我們的審判實務卻一直以一個故意殺人罪定案，這就是慣性操作的結果。這種慣性操作不但使本該數罪並罰的案件以一罪結案，甚至是相隔很長時間的同種犯罪也作如此處理，嚴重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也使得刑法有關追訴期限的規定在這類案件上根本沒有適用的餘地。

實踐對策

針對上述實踐現狀，一刀切地全面加以摒棄顯然是不可行的，但妥善加以引導，以期形成我們自己的超法規的連續犯制度，則是切實可行的選擇。為了扭轉上述操作慣性的隨意蔓延，克服由此產生的實踐上的弊端，筆者以為應從理念和具體制度上採取如下對策：

首先，在司法理念上，每位司法人員都應該正確認識數罪並罰與處斷一罪（包括連續犯）之間的關系。理論上的所謂處斷一罪，其本質是數罪，不管是在犯罪認識上，還是在犯罪評價上，都是數罪，只是在犯罪科刑上以一罪處斷。因此，「依據刑法規定，數罪並罰乃為處罰犯罪之原則，數罪一罰則為處罰犯罪之例外。」⒁司法人員只要秉持「數罪並罰是原則但數罪一罰是例外」的司法理念，罪刑相適應原則常在心中，就會從根本上為扭轉上述操作慣性准備好必要的思想條件。

其次，司法審判是制度化的專業行為，除了良好的司法理念，還需在具體制度上做足文章。在如何對待數次同類行為問題上，我們應該效法德日的做法，即經由刑法理論與司法實務謹慎地發展超法規的連續犯制度，即我國刑法理論中的作為「處斷一罪」的連續犯概念。換句話說，在刑法規定「多次」的10類犯罪之外，如有必要適用連續犯制度，則應在嚴格限制的前提下，謹慎地認定連續關系並以一罪處斷，發展出適應我國司法實際的超法規的連續犯制度。這些限制條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主觀條件上的限制

在連續犯主觀要件上，一直存在著整體故意與連續故意的對立。「所謂『整體故意』是指行為人在進行連續犯罪之第一個行為前，在主觀上，對於整體連續犯罪中之各個犯罪行為即具有認識，並決意實現後續之數個觸犯同一罪名的行為」，而連續故意是指「在犯罪行為後始產生再進行相同之下個行為之意思。」⒂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是否自始確定，整體故意要求行為人在進行連續行為之前就對後續的相同行為有所認識，其對連續行為的認識是自始確定的；而連續故意則要求在進行一個行為之後才產生後續相同行為的意思，其對連續行為的犯罪意思自始並不確定。為限制連續犯之適用范圍，德日等國的理論與實務一般主張以整體故意作為連續關系成立的主觀條件。但我國的刑法理論在連續犯的主觀要件上一般要求「同一的或概括的故意」，至於這一主觀條件到底是指整體故意還是連續故意，則語焉不詳。為了發展適應我國司法實際的超法規的連續犯制度，筆者主張應該拋棄「同一的或概括的故意」這一模糊的說法，轉而採納「整體故意」的立場，對連續犯在主觀上進行嚴格的限定。

2．行為形態上的限制

在連續犯成立條件中，對「同一罪名」的理解也存在著「罪質同一說」與「構成要件同一說」的對立，前者只要求犯罪性質的同一，哪怕是盜竊與侵佔之間也會因為同為財產犯罪而有成立連續犯的可能；後者則要求只有在基本構成要件相同的情況下才能成立連續犯。為了限制連續犯的成立範圍，瀧川幸辰就認為，「所謂『同一罪名』，縱令無解為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意，然於犯情性質上，亦應限制於基本犯與加重結果犯，普通犯與特別犯，既遂與未遂，及單獨犯與共犯等之間。」⒃在對「同一罪名」的理解上，我們應採取「構成要件同一說」，以嚴格限制連續犯的適用范圍。

3．法益類型上的限制

刑法保護的法益包括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而個人法益在性質上又可區分為個人專屬法益（如人身法益）和非專屬法益（如財產法益）。「在德國通說對於連續關系的適用限制，除在客觀條件上加以限制外，更要求所侵害同一法益必須嚴格區分，其乃將法益概略區分為一身專屬性法益和財產法益，同時又將一身專屬性法益的侵害區分為同一人或不同人。對於行為侵害不同人之一身專屬性法益的行為組合，視為排除連續關系的適用。對於非一身專屬性法益的財產法益，在成立連續關繫上，並不加以設限。」⒄我國也有學者主張，「對於個人專屬法益的犯罪，尤其是其中法定刑較低的犯罪，宜採取同一法益說，否則難以做到罪刑相適應。例如，對於連續故意造成三個不同人輕傷的行為，宜認定為同種數罪且實行並罰。對於侵犯非專屬法益的犯罪如侵犯財產罪，則宜採取同種法益說。如連續盜竊、詐騙不同被害人的財物的，可認定為連續犯，以一罪論處。」⒅筆者對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以限制連續犯的存在范圍，這樣，對於邱興華系列殺人案就應認定為數個故意殺人罪並實行並罰。

4．時間跨度上的限制

按理說，所謂連續犯肯定是就具有時空一致性的數個相同行為而言的，但在日本、台灣等地的司法實踐中也出現過對於跨月經年的數個相同行為也被認定為連續犯的判例。我國一些司法解釋也有這樣的傾向，比如，最高院在《關於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一年內多次實施本解釋規定的行為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的數量、數額處罰。」這種隨意擴大連續犯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在時間跨度上予以限制。筆者以為，對於作為累計數額載體的多次行為，其時間上限應為一年，超過一年的不應再累計數額以一罪論，而應認定為實質數罪並予以並罰；至於其他類型的多次行為，其時間跨度應更為嚴格，如果時間跨度過大，即使能肯定其整體故意的存在，筆者也不主張認定為連續犯。

總之，只有符合上述限制條件的連續行為才可認定連續關系的存在，予以適用超法規的連續犯制度而作為「處斷一罪」來處理。當然，前提條件是數個連續相同行為要首先符合連續犯的成立條件。

『陸』 我國刑法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用來懲罰犯罪和維護國家安全,保護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家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財產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保護公民的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

『柒』 為什麼我國刑法嚴格限制死刑

1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2.死刑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3。法制進步的必然要求

『捌』 我國刑法懲罰最重的罪名是什麼

是死刑，只有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才會被判死刑。死刑，也稱為極刑、處決，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指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結束一個犯人的生命。而遭受這種剝奪生命的刑罰方法的有關犯人通常都在當地犯了嚴重罪行。盡管這「嚴重罪行」的定義時常有爭議，但在現時保有死刑的國家中，一般來說，「蓄意殺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目前國家只有在特別嚴重犯罪才會立即執行，很多會給一次機會，就是緩期2年執行，是法律完善和國家進步的表現。但是死刑造成的最大問題在於完全無法補救司法造成的錯誤（司法出錯的機率不低）。死刑執行方式主要有槍決、絞刑、斬首、電刑、毒氣、石刑、注射等。我國現行刑法對死刑的罪名共有55種，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還不能取消死刑，主要的原因是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絕大多數中東和北非國家都強烈地反對廢除死刑，甚至仍在不斷地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
以下是關於涉及死刑的罪名: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7個）
1．背叛國家罪
2．分裂國家罪
3．武裝叛亂、暴亂罪
4．投敵叛變罪
5．間諜罪
6．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罪
7．資敵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14個）
8．放火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9．決水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10、爆炸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11．投毒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修正案(三)》第1、2條)
12．投放危險物質罪(取消投毒罪罪名）
13．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修正案三）
14．破壞電力設備罪（第118條、第119條第1款）
15．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第118條、第119條第1款）
16．劫持航空器罪
17．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第125條第1款）
18．非法買賣、運輸核材料罪（第125條第2款）——25條第2款(《修正案(三)》第5條）
19．非法製造、買賣、運輸、儲存危險物質罪
20．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等危險物質罪（修正三）
21．搶劫槍支、彈葯、爆炸物等危險物質罪（修正三）
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一節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2個）
22．生產、銷售假葯罪。
23．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二節走私罪（3個）
24．走私武器、彈葯
25．走私核材料罪
26．走私假幣罪
第三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無）
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1個）
27．偽造貨幣罪
第五節 金融詐騙罪（1個）
28．集資詐騙罪
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無）
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無）
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無）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29．故意殺人罪
30．故意傷害罪
31．強奸罪
32．綁架罪
33．拐賣婦女、兒童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1個）
34．搶劫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5個）
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無）
第二節妨害司法罪（2個）
35． 暴動越獄罪
36．聚眾持械劫獄罪
第三節妨害國（邊）境管理罪（無）
第四節妨害文物管理罪（無）
第五節危害公共衛生罪（無）
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無）
第七節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3個）
37．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
38．組織賣淫罪（第358條第1款）
39．強迫賣淫罪（第358條第1款）
第八節 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無）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2個）
40．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
41．提供不合格的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2個）
42．貪污罪
43．受賄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12個）
44．戰時違抗命令罪
45．隱瞞、謊報軍情罪
46．拒傳、假傳軍令罪
47．投降罪
48．戰時臨陣脫逃罪
49．阻礙指揮人員或者值班、值勤人員執行職務罪
50．駕駛航空器、艦船叛逃罪
51、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罪
52、 勾結敵人造謠惑眾，動搖軍心罪
53、盜竊、搶奪武器裝備或者軍用物資罪
54、非法出賣、轉讓軍隊武器裝備罪
55、戰時在軍事行動地區，殘害無辜居民或者掠奪無辜居民財物罪
6適用條件
死刑又稱極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根據《刑法》第46條的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見死刑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即所犯罪刑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別嚴重和情節特別惡劣的。

『玖』 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什麼

刑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全部刑法規范，指導和制約刑法適用活動的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義的准則。其主要特徵有三個：

• 第一，刑法基本原則必須是貫穿全部刑法規范的原則；

• 第二，刑法基本原則具有指導和制約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意義；

• 第三，刑法基本原則必須體現我國刑事法制的基本性質和基本精神。刑法第3條至第5條明確規定了我國刑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即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拾』 我國法律體系的核心是刑法嗎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力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部署,對全面依法治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需要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大學生應在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上，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把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核心要義。

(1)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大意義

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這一總任務的實現提供了推動力量和制度保障。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能夠有效推進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能夠有效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③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各個領域，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必須從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方面， 對法治中國建設做出戰略部署和總體安排。

(2)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主要內容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