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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鋒刑法

發布時間: 2022-02-16 20:30:57

⑴ 急急急!找個論 無罪推定的真實內涵

論 文 摘 要
「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熟是熟非?學界和司法界一直在爭論不休。贊成觀點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能在刑事訴訟中有效地保障人權,特別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和辯護權;反對觀點者認為,無罪推定不僅不利於打擊犯罪,放縱犯罪分子,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實行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相違背。 其實,熟是熟非,那種觀點最有意義,道理很簡單。在刑事訴訟中出現了「疑罪」,如果實行「無罪推定」,也就是沒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懲罰,也即放縱了犯罪分子,但是卻沒有冤枉好人;如果實行「有罪推定」,則可能有兩種情形:一是確實使犯罪分子受到了懲罰,二是沒有使真正的犯罪分子受到懲罰,但卻使沒有犯罪的人受到了懲罰,冤枉了好人,這就既放縱了犯罪分子,又冤枉了好人;三是沒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懲罰,而是使沒有犯罪的人受到了牽連但由於「罪」疑而不敢輕易重判,從而「從輕」了,或長期羈押了,這實際也冤枉了好人。那麼實行「無罪推定」還是「有罪推定」,誰的社會影響和危害更大,不是顯而易見了嗎?
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立法中被基本的得以體現,反映了我國法制進步的一個很大跨越,盡管現實中這一原則的貫徹尚需進一步的努力。法治的實現不僅在於立法完善,更主要在於其現實的運作,而法律的實效是檢驗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准。無罪推定原則的全面貫徹在立法上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司法體制、司法制度也要予以必要的改革,而最重要的首先是公安、司法機關及其人員觀念的提高。

從十八世紀人權運動興起以來,人權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范圍內的熱點話題,人權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對人權的保護。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保護人權的一項基本原則,已被我國刑事訴訟法所采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雖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但這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巨大進步。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歷史淵源
從歷史淵源上看,無罪推定原則起源於古羅馬訴訟中的「有疑,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則,古羅馬是典型的奴隸制國家,而奴隸制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文明。在當時彈劾式訴訟模式下實行無責任推定原則,使被告人從一開始就享受到無責任推定的利益,免除了證明的責任。無責任推定原則的效力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證明是主張權利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不是否定人的責任」,二是「如果原告不能證明,就應該解除被告的責任」,進入封建社會實行的是糾問式訴訟模式。為了適應封建集權統治的需要,糾問式訴訟模式將懲罰和控制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作為刑事訴訟程序運行的唯一目的。在糾問式訴訟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處境艱難,其權利遭到極度壓抑,基本上處於無權地位,僅僅被視為一個任憑糾問官處置的「程序對象」、「工作客體」,其個人權利得不到任何保護。作為一項訴訟法原則,有罪推定構築起封建刑事訴訟制度的脊樑,許多訴訟制度的確立與此相關,例如無供不定案的法定證據制度和刑訊逼供就是有罪推定的直接產物。
19世紀中葉,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在其名著《犯罪與刑罰》中首先提出了「無罪推定」的口號,他號召:「在沒有做出有罪判決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稱為罪犯。」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正式將這一原則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其第9條規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1950年簽署的《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的規定:「任何受指控犯罪的人,在未依法確定其有罪之前,推定其無罪。」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確認:「凡是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有權被視為無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第2項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相關法律文件中稱無罪推定原則是「人權保障的基石」。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指在刑事訴訟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未經司法程序最終判決為有罪之前,都應被推定為無罪之人。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價值取向在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的合法權益,保障其在訴訟構造中的訴訟主體地位,使其能運用以辯護權為核心的各項訴訟權利與擁有強大追訴能力的國家追訴機關相抗衡,並藉以自我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被推定為是無罪的,這一狀態延續到訴訟中,在法院判決之前,不能僅僅根據公民涉嫌、涉訴這一事實就簡單地推定公民有罪,而是否有罪應有國家公訴機關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並由審判機關最終加以認定,被告人本身並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如果公訴機關不能證實被告人所犯罪的真實性,那麼就應回復被告人無罪公民的基本生活狀態。
二、 無罪推定原則的內涵
無罪推定本質上是一種法律推定。所謂推定,是指由前提事實推認結論事實的一種證明方法。推定分為「事實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兩種。前者是根據經驗法則對事實進行合理的推斷,它實際上就是指合理的事實認定;後者則分為「可以推翻的推斷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推定」。「不可推翻的推定」是一種擬定的推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反證的方法加以否定。它實際上並不是一種證據法則,而是一種實體法規則 ,而「可以推翻的推定」則是一種純粹的證據法規則,由於法律允許當事人通過舉出反證加以推翻,因此它實際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機制,它將法定的反證負擔加在另一方當事人身上,而享有推定利益的當事人則可以免除舉證的責任。無罪推定就屬於法律推定中的「可以推翻的推定」,它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加於控訴方身上,而使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享有免證的特權。在民事案件中,就推定被告人不負有責任;在刑事案件中,就應推定被告是無罪的。
根據證明責任的雙重涵義,我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屬於行為責任的分配
在訴訟中,原則上應當由控訴方提供證據來證明其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被告人在訴訟中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既然如此,被告人也就沒有義務在針對其進行的查找證據的活動中予以合作,他可以在訴訟過程中保持沉默,也可以明確表示拒絕陳述,即被告人在訴訟中享有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或者說沉默權,不能強迫被告人陳述與案情有關的事實,不能因為被告人保持沉默或拒絕就認定有罪或得出對其不利的結論。如果被告人基於某種考慮,在訴訟過程中放棄了沉默,提出了某種主張,那麼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他就必須承擔提供證據的責任或者說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
(二)疑問有利於被告人屬於結果責任的分配
被告人在訴訟中的無罪地位是一種法律擬定,它是可以通過控訴方的反證活動來加以推翻的。疑問有利於被告人,是控訴方承擔結果責任的直接體現。根據「疑問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當法官對於被告人是否實施了指控的犯罪行為出現疑問時,就應當直接宣告被告人無罪,此即「疑罪從無」。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一般評論》中曾指出無罪推定原則具體包括兩項內容:第一,證明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第二,當控訴方不能證實被告人有罪,審判者對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行輕重尚存懷疑、難以確證時,被告人有權獲得對其有利的判決。
1966年我國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這次法律修改以人權保障為指導思想,對我國原來的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進行了根本改造。修改後的新刑訴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容。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盡管學術界對該條文是否就是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表述觀點各異,但是從刑訴法的相關規定來看,隨著控方舉證和「疑罪從無」的原則的確立,可以說,作為刑事訴訟國際標準的無罪推定原則已經在我國初步確立。但是,從改革後的總體效果來看,新的控辯式訴訟模式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超職權主義」因素,這些「超職權主義」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國新的控辯式訴訟模式仍然貫穿著強烈的懲罰犯罪、打擊犯罪觀念色彩。這突出表現在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體現,但其內容嚴重弱化。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仍然必須承擔如實陳述的義務,而無權保持沉默。《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後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就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實陳述」的義務,而沒有保持沉默或者拒絕陳述的權利,這顯然是違背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規則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特權規則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人權保障技能。
三、 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刑訴法中的體現及現狀
(一)體現了疑罪從無規則
控訴方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時,應當作無罪處理。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派生標准,即對任何一個案件的認定必須依靠確實、充分的證據,如果達不到證明有罪的標准,就會形成疑案,無罪推定原則對疑案的處理是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即在判決的結果上宣告無罪。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修改時,吸收了「疑罪從無」這一科學的、公正的做法。在第162條第3項明確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在實際的刑事審判中,如果有的案件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按照國家實行的關於刑事案件證明標准,矛盾排除不掉,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就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這一規定同國際上解決這一問題的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出了我國民主與法制的進步。
(二)明確了舉證責任在控方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證明責任:公安機關應當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偵察、收集、調取證據材料,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和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並且明確了公安機關應當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人民檢察院經過審查認為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補充偵查後仍然證據不足的,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些說明刑事訴訟法確實規定了應當由控訴方承擔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些規定符合無罪推定原則。但是刑訴法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必然導致其自我歸罪或自證其罪。這顯然有被悖於無罪推定原則。不僅如此,刑事訴訟法第93條還進一步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察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把回答偵察人員的提問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義務。其一是必須回答問題,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隱瞞事實,不得作虛假陳述。犯罪嫌疑人如果違反這一義務,就要因「認罪態度不好」而承擔更重的刑事責任。刑事訴訟法在第46條規定了「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處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定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處刑罰。」但是這並不能改變重口供、輕證據的傳統。人們習慣於從口供中找證據,有口供心裡才踏實、才定案,「證據之王」的陰魂不散。口供是證據的重要來源之一。不放棄對口供的收集,這本無可厚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與司法機關合作,對案件事實作出有罪供述與無罪辯解,有利於查清事實真相,爭取有利於被告的訴訟結果。這應當是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而不是訴訟義務。尤其是不回答提問,或在作虛假陳述,還要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令其承擔不利的訴訟結果,不符合無罪推定原則。
(三) 賦予公民沉默權
所謂沉默權,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決定是否進行陳述或保持沉默,而控訴機關不得以國家強制權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自己是否犯罪進行不利於自己的陳述。沉默權是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重要規則之一,也是保證無罪推定的基礎性條件。關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後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顯然,這與沉默權的規則是背道而馳的。從舉證責任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而犯罪嫌疑人如實陳述規定實際上要求犯罪嫌疑人證明自己有罪,變相地讓犯罪嫌疑人承擔了舉證的責任。 對於沉默權,在實踐中也不應機械地應用,既要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也可以告知有放棄沉默的權利,告知我國刑法中有從輕、減輕的情節,積極鼓勵其放棄沉默,如實陳述。
(四)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的現狀分析
無罪推定原則是否是一項訴訟原則已被規定在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在國內存在很大爭議。1996年3月17日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其中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大家對此規定認識不統一:最高法院認為是「罪從判定」原則,最高檢察院認為是「無罪推定原則」,一些學者認為,它體現的是一種沒有全部到位的無罪推定原則。產生分歧的原因在於第十二條沒有賦予被告人沉默權,而且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一規定顯然是認為犯罪嫌疑人有義務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違反義務必然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就可能導致懲罰,而刑法學界許多學者認為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罪態度應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刑事訴訟法這一規定與無罪推定要求是不一致的,也顯然違背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規則,但總體上說現行立法貫穿了無罪推定的精神,因而應當認為第十二條為無罪推定原則,盡管很不完善,還不到位,產生這種狀況的多種原因中,無罪推定原則觀念意識的淡薄是其主要原因。只有個人違反了人們共同的生活規則,才能受到公權力的懲罰,而這一違反必須是一定程度上的違反。法律「是以對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慮為基礎的」,否則它就會行不通。盡管某一法律制度對人權的體現會隨時代和人的要求不同,但沒有對人權加以體現的法律制度是很少見的,現代文明對人權的表現已是淋漓盡致,並在很大程度上為各國立法確認和保護。我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束縛人權的,因而人權觀念發展比較緩慢,這就要求執法者和司法者人權觀念的提高,依照法律去對公民的合法權益予以保護而不是相反,「程序正義」應被人們所充分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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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什麼叫正當防衛

徐昕按:【刺死辱母者被判無期血案】母親欠債遭11人凌辱,兒子目睹後刺死1人被判無期。

催款人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後…情急之下的兒子摸出一把水果刀亂捅,催債人員杜志浩被捅死。女企業家蘇銀霞曾向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占借款135萬,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後,仍無法還清欠款....

此案引起極大的爭議,僅網易跟帖一天就近150萬,無辜者計劃群也密切關注此案,有律師表示願意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你怎麼看此案?閱讀全文後,請假設自己是陪審員,順手投票:你認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

刺死辱母者

記者王瑞鋒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辦公樓(右),於歡及其母親曾在這里被催款團伙控制、侮辱,最後釀出了血案。

多名現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後說「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被告人慾離開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

法院認為,雖然當時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後,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

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這場羞辱。情急之中,22歲的於歡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剋死亡。

血案發生於2016年4月14日,因暴力催債引起。女企業家蘇銀霞曾向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占借款135萬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後,仍無法還清欠款。

近4個月後,吳學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杜志浩是吳學占涉黑組織成員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駕車撞死一名14歲女學生並逃逸。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還不清的高利貸

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源大工貿」)職工劉曉蘭看到三輛沒有車牌的轎車進入工廠,是在2016年4月14日下午4時許。她預感不妙。

他們一行約十人,拉來了燒烤架、木炭、肉串、零食和啤酒,將燒烤架支在公司辦公樓門口,若無其事地烤串飲酒。

堵門,是這伙人催債的方式之一。此前,他們曾拉來磚頭、木柴和大鍋,在公司內壘砌爐灶燒水喝。「在當地只有出殯才這樣燒水。」劉曉蘭說。

位於冠縣工業園內的源大工貿,2009年由蘇銀霞創辦,主要生產汽車剎車片。因公司資金困難,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蘇銀霞兩次分別向吳學占借款100萬元和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

蘇銀霞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還剩最後17萬欠款,公司實在還不起了。」於歡的姑姑於秀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於歡的上訴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師事務所律師殷清利表示,10%的月息已超出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吳學占從蘇銀霞手裡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於嚴重的非法所得。

工商資料顯示,2012年吳學占成立冠縣泰和房地產開發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網上流傳的一封舉報信顯示,吳學占以房地產公司名義高息攬儲,招攬社會閑雜人員從事高利貸和討債業務。

在山東冠縣,不少企業熱衷於向吳學占借款。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為了資金周轉,部分企業寧願鋌而走險,互相擔保向吳學占借高利貸。

一旦企業無法還清高額本息,將面臨暴力催債。「工業園有幾家企業還不上錢,被卡車堵門,我也被恐嚇過。」園區內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案發後不久,冠縣工業園區22家企業聯合湊錢,給源大工貿送來十多萬捐款,幫助蘇銀霞打官司。「捐錢是因為同情她的遭遇。」上述企業負責人說。

2016年4月13日,蘇銀霞到已抵押的房子里拿東西。據她提供的情況說明,在房間里,吳學占讓手下拉屎,並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還錢。

南方周末記者獲取的通話記錄顯示,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隨後,她將自己的恐懼和絕望,哭著告訴了職工劉曉蘭。

民警過來了解完情況,准備離開時,蘇銀霞試圖跟著警察一起離開,被吳學占攔住。多名源大工貿員工證實,工廠多次被卡車堵門,不讓員工進出。

「只有死路一條」

第二天,2016年4月14日,催債手段升級。

蘇銀霞和兒子於歡被限制在公司財務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許出門。「在他娘倆面前,他們用手機播放黃色錄像,把聲音開到最大,說的話都沒法聽。」於秀榮說。

當晚8點多,催債人員杜志浩駕駛一輛邁騰車進入源大工貿,將蘇銀霞母子帶到公司接待室。接待室內有兩張黑色單人沙發和一張雙人沙發,蘇氏母子分別坐在單人沙發上,職工劉曉蘭坐在蘇銀霞對面。11名催債人員把三人圍住。

劉曉蘭說,杜志浩一直用各種難聽的臟話辱罵蘇銀霞,「什麼話難聽他罵什麼,沒有錢你去賣,一次一百,我給你八十。學著喚狗的樣子喊小孩,讓孩子喊他爹。」

其間,杜志浩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嘴上。劉曉蘭看到母子兩人瑟瑟發抖,於歡試圖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還故意將煙灰彈在蘇銀霞的胸口。

讓劉曉蘭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杜志浩脫下褲子,一隻腳踩在沙發上,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劉曉蘭看到,被按在旁邊的於歡咬牙切齒,幾近崩潰。

接待室的側面是一面透明玻璃牆,在外面的一名工人看到這一幕,趕緊找於秀榮讓她報警。當晚,於秀榮老伴的電話一直撥不出去,他走出去幾百米,才打通了110。

22時13分(監控顯示),一輛警車抵達源大工貿,民警下車進入辦公樓。

於秀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名催債人員攔住她,「他問是你報的警不,接著搶走了我的手機,翻通話記錄沒查到報警記錄,就把我的手機摔了,然後把我踹倒在地。」

判決書顯示,多名現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後,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4分鍾後,22時17分許(監控顯示),部分人員送民警走出辦公樓,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我站在車前說,他娘倆要死了咋辦,你們要走就把我軋死。」於秀榮回憶說。

而警方的說法是,他們詢問情況後到院內進一步了解情況。

這期間,接待室內發生騷動。劉曉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看到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於歡站起來往外沖,被杜志浩等人攔了下來。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亂捅,杜志浩、嚴建軍、程學賀、郭彥剛四人被捅傷。

又過了4分鍾,22時21分許(監控顯示),於秀榮看到有人從接待室跑出來。她和民警一起返回辦公樓。

「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緊接著,第二輛警車趕到源大工貿,警察讓於歡交出刀子,並把他帶到派出所。於秀榮說,那是一把水果刀,加刀把十幾厘米長,平時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用來切水果。

在辦公樓門口,於秀榮迎面看到,杜志浩捂著肚子走出來,「他還說了句,這小子玩真的來。我的邁騰呢?」其他人也陸續走出辦公樓,開車離開。

杜志浩等人受傷後,自己開車去了冠縣人民醫院。於秀榮的老伴說,事發後他曾去醫院打聽,杜志浩因瑣事還在醫院門口跟人發生爭執。

屍檢報告顯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外有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於歡故意傷害一案。庭審中的爭議點在於,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以及是否構成正當防衛。

杜志浩的家屬提出,於歡構成故意殺人罪,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並索賠830餘萬元。於歡的辯護律師則提出,於歡有正當防衛情節,系防衛過當,要求從輕處罰。

法院經審理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於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目前,於歡已提出上訴。他的上訴代理人殷清利仍繼續主張,在遭遇涉黑團伙令人發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後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於歡的被迫還擊至少屬於防衛過當。他還認為,於歡聽從民警要求交出刀具並歸案、在訊問中如實供述等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他要坐監獄也就不會死了」

在冠縣工業園內,與源大工貿鄰近的一家企業老闆說,事發不久,他曾被警方喊去了解情況,「第二天吳學占就給我打電話,問我在公安局說了啥」。

警方對吳學占涉黑團伙介入調查。蘇銀霞則另因一起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也被警察帶走。

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分局張貼在源大工貿門口的布告顯示,受聊城市公安局指派,2016年8月3日,東昌府分局將冠縣「吳學占黑惡勢力團伙」摧毀,首犯吳學占已被抓獲,迅速查清了吳學占等人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公安機關鼓勵群眾舉報,並呼籲在逃人員主動投案。

聊城警方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源大工貿一案是吳學占涉黑案件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三名傷者中,嚴建軍、程學賀提出附帶民事訴訟。這兩個被害人在於歡一審受審時已被「羈押於山東省聊城市看守所」。

死者杜志浩出生於冠縣斜店鄉南史村,因在家中排行老三,被人稱為「杜三」。

南史村一名村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杜三常年不在家,一直住在縣城或東古城鎮,給村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因瑣事「揍他舅舅」。

杜志浩曾因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冠縣東古城鎮人所熟知。2015年9月30日,東古城鎮一名14歲女學生被撞身亡,身首異處,肇事司機逃逸。

這名女學生的母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肇事當天杜的父母來給她送過東西。她後來收到了中間人給的28.5萬元賠款,但自始至終沒見過肇事者一面。「交警說抓不到人。我一個農民能怎麼辦呢?不然他得坐監獄,他要坐監獄也就不會死了。」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劉曉蘭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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