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制度

1. 唐代的司法機關體系

4、《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共45篇，500條，在內2容上q大x多採用隋朝開i皇時期的法律。 1、《貞觀律》--唐太l宗李世民命長8孫無f忌等人r在《武德律》基礎上m修定而成，仍7為446篇、600條，以1隋開n皇律令為3藍本作了g較大p改動，奠定了b唐律的基本風6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1《貞觀律》為3基礎編纂出《永徽律》，此後又s對000條律文6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8之f後，稱作疏議。律與k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d，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c又u稱之m為1《唐律疏議》。 3、《唐六1典》--唐玄宗開a元f年間制定，內3容涉及t國家機關職掌和活動的各個w方2面，是中6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j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6、《大m中3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葵編定。即：將同一r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j起的法典形式。 三m、唐朝的法律形式 5、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g近代的刑法典。 1、令--是關於n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6、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k在日1常工q作中3據以2辦1事的行政法規。 5、式--是國家機關的公6文4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則 劃分7公4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p分2首從0；二y罪以4上d俱發，以3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0況類推；老小j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a分4故意和過失。 五s、唐律十i二f篇的內5容 8、第一m篇名例：71條，是關於b刑罰種類及d其適用的一m般原則的規定，為3《唐律疏議》的總綱，相當於g現代刑法的總則。 五p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o惡--謀反7、謀叛、謀大n逆、惡逆、不x道、大d不f敬、不a孝、不i睦、不i義h、內8亂。 八p議、請、減、贖、官當、免--各級官僚的法律特權。 刑法原則--劃分0公4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a分5首從7；二m罪以7上o俱發，以0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0況類推；老小u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u分2故意和過失。 7、第二p篇衛b禁：55條，主要是警衛p宮廷和守衛m關津要塞方6面的規定。 7、第三i篇職制：51條，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 8、第四篇戶3婚：25條，主要是戶1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0面的規定。 嚴格保護封建國有土o地和私有土d地的所有權 嚴禁脫戶3漏口y、逃避賦役 維護封建的婚姻家庭關系--離婚以8七u出、義c絕為2條件；財產繼承採用諸子l平分3制，貴族身份的繼承權只屬於t嫡長4子i孫。 1、第五d篇廄庫：37條，是關於h牲畜、庫藏管理方1面的規定。 3、第六3篇擅興：82條，主要是關於z兵士p徵集、軍隊3調動及b興造方5面的規定。 6、第七h篇賊盜：54條，是關於x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j生命、財產不h受侵犯的規定。 以5謀反3、謀大d逆、謀叛罪嚴懲危害封建政權及i皇帝特權的行為0。 嚴懲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對盜罪作了h明確規定--竊盜、強盜、監守盜 嚴禁買賣人x口n 2、第八n篇斗3訟：50條，是關於h斗3毆傷人z和控告、申訴等方2面的規定。 1、第九w篇詐偽：30條，是關於d欺詐和偽造方0面的規定。 50、第十p篇雜律：38條，不j便編入e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d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0及w姦情方2面的犯罪。 03、第十j一x篇捕亡q：03條，是關於x追捕逃犯、捕捉罪人i和逃丁a的規定。 37、第十r二k篇斷獄：14條，是關於j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2面的規定。 六6、唐律的主要特點與q歷y史地位 2、唐律的主要特點 （4）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7）中2典治國、用刑持平 （6）諸法合體、以8刑為1主 （3）依禮制刑、禮法合一l 5、唐律的歷z史地位 （5）唐律是一f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5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1，處於r承先啟後的重要歷c史地位。 （0）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l有重要的示3范作用。 八k、唐律關於b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0、關於m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a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7之q權，嚴格禁止5他人f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 3、關於u債權--唐律規定了q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擔保制度。 九k、唐朝的司法制度 6、司法機關 （4）中4央司法機關--大o理寺、刑部、御史台。 （4）三u司推事--重大b案件，由大l理寺、刑部、御史台長3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0）地方0司法機關--行政長7官兼理司法。 6、訴訟制度 （8）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t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7了c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5）起訴--舉劾、告發、告訴 （5）審判--以4原告訴狀為0准；採取五i聽的審判方3式，同時也x以2眾證定罪；"罪從1供定"，但禁止5任意刑訊；規定迴避制度；司法官判決須"具引8律、令、格、式"；"服辯"；司法官對於y應該"言上u"或"待報"的案件不p得擅自判決。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1、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m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6央及w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4官吏的違法失職行為6。 ●歷s史人r物 [唐太d宗]（310-080）唐高祖李淵的次子a，李世民。祖籍隴西狄道（今3甘肅臨洮縣）人c。隋末2與g其父5親李淵一e起發兵反6隋。唐建立後，被封為7秦王o，任尚書8令。武德九l年（413）發動"玄武門y之r變"，取得太x子c地位，次年繼帝位，建元d貞觀。在位期間推行一b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o"貞觀之o治"。在法律思想方4面，推崇儒學，吸收法、道兩家的思想，牢固地確立了s中3國古代儒法結合的思想路線。 具體表現為8：（4）以8德禮為0治，注重教化8。認6為8自古以8仁5義l治天e下k，國家則長7治久s安；而專q以7法治，救弊除害於j一e時，國家則會很快敗亡t。（3）加強立法，力f求寬簡。即位不f久m，便命大x臣修訂7法典。武德七a年頒布《武德律》，貞觀十e一q年頒行《貞觀律》。修律過程中6，刪繁就簡，去重從3輕。（4）明正賞罰，不z殊貴賤。他認7為7賞罰之w得失，關系國家的安危，必須做到"一c斷於k律"，賞不o遺親遠，罰不f阿親貴。李世民特別注意剋制自己r的感情，帶頭守法，避免用自己y的主觀意志來取代法律。（7）加強復核，控制死刑。貞觀元r年，實行中4央機關對死刑判決的合議，首創封建法律史上u"九s卿議刑"制度。 [長7孫無n忌]（？-585）唐初大d臣。河南洛陽人n。曾隨李世民征討，功績卓著。公3元f468年，參與h謀劃、發動"玄武門j之l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曾奉命與c房玄齡等修訂4《唐律》，並對《唐律》進行逐條解釋，著成《唐律疏議》，成為1我國流傳至今8的一i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後因反7對武則天s為4皇後，被誣陷謀反4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縊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8面，堅持封建正統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5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之b大n成，構建以1儒家為6核心4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人s物之p一v。 主要觀點有：（7）主張儒法合流。他以6儒家經典為6依據，以8儒家封建綱常思想為0指導，對唐律條文3進行疏議，完成了f封建法典的儒家化5過程。（7）主張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對唐律中1規定的特權保護制度進行解釋。。（6）主張罰當其罪。主張官吏嚴格依法斷案，做到罰當其罪。（7）主張整肅吏治。在法律疏議中8強調官吏要"導德齊禮，移風3易俗"。對一h切3貪贓枉法行為2都要追究刑事責任，論罪處罰；而對負有監督責任的官吏在職務內4犯罪，要加重處罰。 di≮i≮hzn〓唯ァe┲ㄠg≮g≮cХ

2. 唐朝的審判制度是怎麼做的

唐朝的審判制度,主要規定於唐律《斷獄》篇之中?

司法官在審訊中,首先必須弄清案情,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詞?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必須實事求是,既不許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把有罪判為無罪,重罪判為輕罪?

司法官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斷罪,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斷罪有出入者,事屬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事屬過失,以過失出入人罪論?

為了防止司法官專橫,濫用「拷訊」,對此規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違法拷訊而致人死者,有關官吏徒兩年?對有瘡?有病的人犯進行拷訊者,處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應議?請?減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100日再拷,違者分別處杖?徒刑?

唐律還嚴格規定了上訴復審及死刑復奏程序?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級別在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是否服罪及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違者,司法官笞50?

對死刑的執行規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決必須奏報皇帝,經皇帝核准後等候執行死刑的犯人稱死罪囚?對死罪囚執行死刑,還要3次奏報,得皇帝許可,才可執行?

唐朝監獄的設置和管理,較前都更趨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師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

3. 唐朝法治史

中國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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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內容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開皇律》為准，撰定律令，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條。

(2)《貞觀律》。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

注意：《貞觀律》的修訂長達11年時間，對《武德律》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

2.《永徽律疏》的頒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最終，奏上新律12卷，是為《永徽律》。

(2)疏議：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惰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曰」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議的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

(3)歷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第二，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惡

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

(1)定義：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

(2)淵源：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議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

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

(1)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2)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寢以及宮殿的行為；

(3)謀叛謂背國從偽，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4)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5)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6)大不敬：指盜竊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偽造或盜竊皇帝印璽、調配御葯誤違原方、御膳誤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無人臣之禮等損害皇帝尊嚴的行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經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門戶、分異財產，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為父母尊長服喪不如禮等不孝行為；

(8)不睦：指謀殺或賣五服(緦麻)以內親屬，毆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等行為；

(9)不義：指殺本管上司、受業師及夫喪違禮的行為；

(10)內亂：指奸小功以上親屬等亂倫行為。

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和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

三、六殺、六贓與保辜

1．六殺

(1)分類：《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

「謀殺」指預謀殺人；

「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

「斗殺」指在斗毆中出於激憤失手將人殺死；

「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

「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

「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

(2)處罰：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

謀殺人，一般減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以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

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

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

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2.六贓

(1)定義：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在量刑上對於官吏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

(2)分類：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導致枉法裁判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

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次於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盔罪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徒刑2年。持凶器得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

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

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

(3)影響：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

3.保辜

(1)定義：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

(2)具體規定：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者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

(3)評價：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

四、五刑與刑罰原則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斬、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1)定義：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

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強奸等。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循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2)處罰：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3)緣由：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

唐代繼承了歷代自首減免刑罰的原則，但較前有比較明顯的發展。

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

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犯罪的後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規定自首者雖可免罪，但贓物必須如數退賠，不使犯法者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獲財。

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輕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餘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

3.類推原則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重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輕案。凡應加重處罰的罪案，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已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殺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死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

化外人即指外國人。《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這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

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

1.「禮法合一」的特點

唐朝承襲和發展以往禮法並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如同唐太宗所說「失禮之禁，著在刑書。」把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築了嚴密的統治法網，有力維護了唐朝統治。

2.科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

唐朝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為特點。以往秦漢法律，向以繁雜著稱。西漢武帝以後，因一事立一法，導致律令雜亂。西晉修律對漢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縮減，北齊律定為12篇，949條，較前又有所進步。唐朝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12篇，502條，並為後世所繼承。僅以太宗修《貞觀律》為例，「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足見唐律的上述特點。

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

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類推原則的確定都有充分表現。為防止官吏濫用比附，用精確的語言規定在法無明文規定條件下，官吏故意與過失出入人罪的處理辦法。並在承襲前代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公、私罪，故意、過失的概念，並規定了恰當的量刑標准。如《斗訟律》解釋「過失殺」說：「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共舉重物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類，皆是。」唐律結構嚴謹，為舉世所公認。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

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並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縣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在復審中，如發現疑案、錯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回原審州、縣重審或復判，死刑則轉送大理寺重審。刑部還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貴，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於侍御史在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職權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與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選任。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唐代時以「道」為監察區，全國共分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品級雖低，但權力極大，是皇帝設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機關

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

(二)訴訟制度

1．刑訊制度

(1)刑訊的條件與證據。唐律規定，審判時「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拷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證據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公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同時規定，對那些人贓俱獲，經拷訊仍拒不認罪的，也可據狀斷之」，即根據證據定罪。

(2)刑訊方法。首先，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貴任。其次，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貴任。其三，拷訊數滿，被拷者仍不承認的，應當反拷告狀之人，以查明有無誣告等情形，同時規定了反拷的限制。

(3)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對上述兩種人，唐律規定「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即必須有三人以上證實其犯罪事實才能定罪。
2.仇賺迴避原則

唐代迴避制度稱作「換推」，指在審訊過程中，凡審判官與當事人有親屬或師生或仇嫌關系，均須調換迴避。司法機關在接受訴狀後，就開始進入審訊程序。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妨礙公正審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規定了迴避制度，即「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也就是說，若承審官與當事人有某種利害關系，准許更換承審官。這一規定對於保證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復奏

死刑復奏制度是指死罪判決的執行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行刑。這項制度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就已正式確立，至隋朝確定為死刑須經「三復奏」方准執行。唐律對此作了更加詳細而嚴格的規定：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及部曲、奴婢殺主等死刑判決只經一次復奏即可執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准，待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違反上述規定，「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要判處流刑，3日期限末滿或過限行刑者處以杖刑至徒刑。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嚴格，須經過「五復奏」。這項制度表明唐代對死刑的審慎態度及皇帝對死刑權的牢固控制。

4. 唐律的基本制度和法律原則

二十二、《唐律疏議》的體例結構及各篇主要內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議》上，狹義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義》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共十二篇，500條，其篇目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篇目的排列有內在的規律，體現了立法者對各項內容及其關系的認識。
《唐律疏議》中，名例律例於全律之首，相當於現代刑法中的總則，是統率其他各篇的大綱、貫徹全律始終的核心，在十篇中居於首要地位。它集中規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惡、八議等各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罰制度及適用於各分則的刑法原則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則和特點的集中體現。其後九篇為分則，規定了各種具體的犯罪及其相應的刑罰。最後兩篇規定有關追捕逃犯和審判、執行方面的內容，在現代法律中多屬於程序法的范圍。《唐律疏議》中所確定的這種總則在前、分則在後、實體在前、程序在後的體例結構，與中國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會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學性、系統性和規范性大大加強，表明封建統治階級的技術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十二篇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 名例律57條"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規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罰原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部分，集中體現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具體包括：五刑、十惡、八議、請章、減章、贖章、官當、劃分公罪與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對老幼廢疾者犯罪的減免等等。
第二篇 衛禁律33條是有關警衛宮殿和關津要塞的規定。宮殿是皇帝居住與朝臣議政的場所，邊防關卡及城鎮牆垣，事關國家主權和城鎮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是法律重點保護的對象。該篇設有闌入宮殿太廟、向宮殿射箭、沖撞皇帝車駕、私渡關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第三篇 職制律59條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行政法律制度，從機構設置、官吏職責，到行政程序、公文遞送，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對於違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輕者予以行政上的處罰、重者則以刑罰制裁。該篇列有置官過限、貢舉非其人、上書奏事誤等罪名。同時，對於行政官吏的非職務性犯罪，職制律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第四篇 戶婚律46條"戶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賦稅徵收及徭役攤派，均以戶籍為依據。戶婚律規定了對違反戶籍、土地、賦稅及婚姻家庭制度行為的處罰，包括脫漏戶口、逃避賦役、盜耕種公私田、違律為婚、立嫡違法等。
第五篇 廄庫律28條是有關公私牧畜飼養、管理和官府倉庫管理方面的規定。在農業社會中，馬牛等牧畜既是生產工具，又是重要的運輸工具。因此，故殺官私馬牛、乘官損傷或載私物以及損敗倉庫物品，都要受到刑罰處罰。
第六篇 擅興律24條，擅為擅發兵，興為興造。擅興律是對違法興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軍隊的控制與指揮，事關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的安定，興造工程，關繫到整個社會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調兵遣將，差遣丁夫，造成兵馬糧草和軍事裝備供應不足等，都屬於違法犯罪行為。
第七篇 賊盜律54條是關於懲治侵犯封建政權和人身、財產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規定。盜與曲是歷朝法律的重點打擊對象，唐代也不例外。賊盜律明確規定了對謀反、謀大逆、謀叛、造妖書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處罰。同時，還規定了對謀殺、殺害、強盜、竊盜等重大刑事犯罪的處罰。
第八篇 斗訟律60條，是關於毆斗傷人和控告申訴方面的法律。斗毆類包括斗毆傷、半毆致死、不同身份者相鬥毆致傷害及幾種殺傷罪；告訴訟類包括一般性起訴程序及對於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訴禁令。
第九篇 詐偽篇27條，偽即偽造，詐即詐騙，是關於懲治偽造和詐騙的法律。前者限於對皇權或政權產生直接危害的行為，包括：偽造皇帝玉璽及各級官印，偽造宮殿門符和發兵符等。後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騙行為，包括身份性欺騙和行為性欺騙。
第十篇 雜律62條雜律所包含的內容，涉及面較寬。主要包括涉及市場管理、債權債務、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輕微危害杜會秩序和經濟關系的行為規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條是有關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規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營的兵士、服役的丁夫雜匠、入籍的官戶奴婢，甚至也包括無故私逃的現任各級行政官員。
第十二篇 斷獄律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獄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審判原則、法官責任、拷訊囚犯、刑罰執行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的確定。
綜上所述，《唐律疏議》以保護君主專制、等級制度的宗法制度為核心，全面地維護封建剝削階級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罰適用的基本原則之嚴整、概括，其犯罪種類以及其他各種法律關系規定之詳盡、細密，在封建法典中是無與倫比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稱封建製法典的代表，充分顯示了唐代立法的輝煌成就，是中國古代立法的里程碑。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機關
在唐代，中央一級設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個主要司法機關，稱為"三法司"，分別負責行使審判、復核和監察等項司法職能。大理寺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機關重審，或進行復判；死刑案，則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上述三大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同時又互相監督，彼此制約，有利於司法效能的充分發揮和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國性的重大疑難案件，則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審理。這種由三法司主要長官會審重大疑難案件的制度稱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難案件不能審斷，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員前往當地審理，稱為"小三司推事"。
在地方，司法審級與地方行政區劃一致，分為州、縣兩級，司法事務的管理仍沿襲舊制，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州有刺史，縣有縣令，京都長安設置京兆府，分別負責審理本轄區的刑、民案件。
（二）訴訟制度
在唐代，訴訟的提起主要有告訴、告發和舉劾三種方式。
1．舉劾和告發
由封建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稱為舉劾。唐朝設有專門的監察官舉劾瀆職的官吏；各級長官對屬下犯罪也負有舉劾之責，知所部犯法而不舉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對一些重大犯罪，有強制告發的義務。如對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發之責，家屬也不例外；對強盜、殺人等罪，親屬與同伍也要告發；放火、失火，知情者須要告發。告發的方式為糾舉、密告，知而不舉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訴
告訴分自訴、越訴、直訴和親屬代訴。唐朝對平民的告訴設有許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長，貧賤不的控告尊貴；在押犯人與年80 歲以上、10歲以下以及篤疾者，一般無控告權。一般訴訟須自縣、州逐級陳告，禁止越訴，違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擊登聞鼓"或"邀車駕"申訴，主管官吏應該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訴不實者，杖一百，事重者從重論。訴訟須要有"訟牒"，寫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發生的年月"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
（三）審判制度
1．迴避制度
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抱私舞弊，妨礙司法公正，唐律確定了審判迴避制度，當時稱為"換推"。凡主審官與當事人系五服內的親屬或姻親，系師生關系，曾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關系者，均應換推。另一種是同職連署連判的官員之間，如果是大功以上的親屬，也應迴避。
2．證據與拷訊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審訊採取"糾問式"，定案主要依據口供。而口供的獲取則主要依靠刑訊逼供。唐朝雖然在審訊中仍沿用拷訊制度，但在"寬仁""慎刑"思想的指導下，總結和繼承了以往有關證據與刑訊方面的經驗，審判中重視證據的使用，並對刑訊作了一系列嚴格的限制。
唐律規定在一般情況下，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通過"五聽"的方法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證據是否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參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唐律關於刑訊的規定還有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責任。
唐律還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
3．判決及法官責任制度
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決時，必須全面、正確地引用法律條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斷罪，適用法律錯誤，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責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為無罪或重罪判為輕罪，所謂"入罪"是指把無罪判為有罪或輕罪判為重罪。
4．上訴制度
徒刑以上的案件審結後，唐律要求必須向當事人及其家屬宣讀判決。如不服判決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審機關重審。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級上訴，唐代受理上訴的機關有州司、尚書省、三司和皇帝四級。向皇帝申訴的方式有上表、擊登聞鼓等。但上訴一般不得越級。
5．審判管轄制度
唐律根據犯罪發生的區域、罪行的輕重、被告的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審判管轄採取基層初審、逐級判決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須先到最基層的州縣衙門立案、審理。"凡有犯罪者，皆從所發州縣推而斷之"。對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輕微的刑事案件，縣一級就有權作出生效判決；對於徒以上犯罪案件，審理後提出判決意見，上報州府復審後，州府即可對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決，但該判決以及對流罪案件的判決意見還應送到尚書省刑部復核。經尚書省刑部復核無誤的徒刑案件，即可以執行，而流刑案件還要送中書門下詳復；死刑案件奏請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錯案，徒流案件駁回重審重判，死刑案件轉送大理寺重審。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罰執行制度
唐律中刑罰執行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死刑復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於笞刑、杖刑，縣級司法機關判決後即可執行。 死刑的執行，必須經過三復奏程序，即在對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請皇帝審慎考慮是否立即執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為由，將京城死刑改為五復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復奏。如果"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死刑執行的時間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後、立春以前，這段時間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節氣等，均不得奏決死刑。但謀反、謀大逆與謀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
（五）監獄管理制度
唐代在京師、州、縣普遍設置監獄。京師、州、縣監獄設典獄官，大理獄設獄丞、獄吏。唐代統治者很重視獄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監獄可分為三種：在中央設有大理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城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設有自己的監獄，關押當地的囚犯。監獄的管理有一整套嚴格詳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貴賤不同分別關押，何種囚徒應戴何種械具，囚犯的衣食、醫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獄官的失職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傷的，獄官要負相應的刑事責任等等。體現出唐朝監獄管理制度的完備。
（六）監察制度
在唐代，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日益加強，監察制度也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日趨系統和完備，監察官員的職責更加明確，機構進一步擴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監察機關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最高長官，御史中丞二人為輔佐，其下並設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加大理寺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的違法失禮之事，並巡視京城、郊祀、朝會等，以維護皇帝的尊嚴為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監察州縣地方官吏。唐分全國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稱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察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職責是糾察中央的各級官吏，監察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中的違法失職行為。雖然監察機關也參與刑事案件的審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機關，而是法律監督機關。它參與審判活動的目的，在於糾正官吏的審判中的違法行為。所以，監察機關與其他機關不同，其主要對象是整頓吏治，以保證吏治清明。
由上可知，唐代為鞏固中央集權制度、整頓吏治、提高國家機構統治效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監察制度。

5. 唐朝的司法機關有哪些

（一）中央司法機關

唐朝的司法機關，在中央設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來行使封建國家專的審判權屬。

1．大理寺

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的案件。對徒刑、流刑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判決後直接報請皇帝批准後才能生效。此外，大理寺對刑部移來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設卿、少卿為最高司法長官。

2．刑部

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機關，除主管司法行政事務以外，還負責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決徒刑以上案件的復核。在復核中發現疑點時，流徒以下的案件可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或自行復判，死刑案件則移交大理寺重審，上報皇帝批准。

3．御史台

御史台，中央監察機關，主要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難案件，也可以參與審判，並可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

上述三個執法機關，如遇有特別重大的案件，則由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做「三司推事」。此外，皇帝還經常根據案件的情況，命令非司法機關參加審判。

自秦漢以來，中央司法機關由一而分為三，並使它們互相配合，又互相監督，這說明封建司法制度更加嚴密和完備，而中央司法機關審判權分散，也反映了皇帝對司法大權控制的加強。

6. 有誰能給出自唐朝到清朝的司法機構，以及處理各種案件的機制

到了唐朝，發展成為三大司法機關，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叫作「三司推事」。 6.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設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於建隆年間在宮中設置審刑院。規定：凡大理寺審判的案件，經刑部復核後，須送審刑院詳議，再奏請皇帝批准。可見，審刑院就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司法權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7.明朝的司法機關，中央仍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職責而言，與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審判，而專掌復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復核，有權駁令更審，或請旨發落；刑部主管審判，受理地方上訴案件和重案，也審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為監察機關，監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動；也握有一定的審判權。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由御史、大理寺官員和刑部官員共同審理的，謂「小三法司會審」；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書共同審理的，謂「大三法司會審」；審判後送皇帝裁決。如遇特別重大案件，則由三法司會同吏、戶、禮、兵、工各部尚書及通政使共同審理，清代叫「九卿會審」，是中央的最高審級，但判決仍須奏請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廠衛干預司法。統治者為了強化封建君主專制，在常設的普通司法機關之外，又設立了廠衛特務審判機構。衛指錦衣衛，廠指東廠、西廠、內行廠，合稱廠衛，是明朝特有的特務司法審判機構。錦衣衛是由保衛皇帝人身安全的侍衛親軍組成的，是皇帝貼身的禁衛軍。東廠、西廠、內行廠，是由專門服侍皇帝及其後妃的宦官成員組成的另一特務司法審判機構。
8.從1906年開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來掌管審判的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把原來掌管案件復核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作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判，同時負責解釋法律、監督各級審判；設立總檢察廳，作為最高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取消都察院。
9.南京臨時政府為貫徹三權分立，實現司法獨立的資產階級法治原則，中央設「臨時中央審判所」（亦稱「裁判所」），作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
10.北京政府司法機關體系龐雜，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別法庭、平政院之分。11.南京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設立各級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別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級，行三級三審制。特別法庭是據特別法規而設置的，行法西斯審判制度。

7.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8. 唐朝的法律是什麼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永徽律》，還包括《武德律》、《貞觀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時以《開皇律》為藍本所制訂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內容與《開皇律》基本相同，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
《貞觀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等人根據《武德律》編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長孫無忌等人根據《武德律》和《貞觀律》編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條，篇名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等，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永徽律》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加強皇帝的權力，統治和鎮壓農民為主要內容，是中國現存最完備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議》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某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許多國家產生過顯著影響。

9. 唐代有哪些特權制度，唐代的司法機關體系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共12篇，500條，在內容上大多採用隋朝開皇時期的法律。

2、《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12篇、500條，以隋開皇律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為基礎編纂出《永徽律》，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

4、《唐六典》--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內容涉及國家機關職掌和活動的各個方面，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5、《大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葵編定。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典形式。

三、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

2、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則

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內容

1、第一篇名例：57條，是關於刑罰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為《唐律疏議》的總綱，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

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惡--謀反、謀叛、謀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八議、請、減、贖、官當、免--各級官僚的法律特權。

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2、第二篇衛禁：33條，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

3、第三篇職制：59條，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

4、第四篇戶婚：46條，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

嚴格保護封建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權

嚴禁脫戶漏口、逃避賦役

維護封建的婚姻家庭關系--離婚以七出、義絕為條件；財產繼承採用諸子平分制，貴族身份的繼承權只屬於嫡長子孫。

5、第五篇廄庫：28條，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

6、第六篇擅興：24條，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

7、第七篇賊盜：54條，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

以謀反、謀大逆、謀叛罪嚴懲危害封建政權及皇帝特權的行為。

嚴懲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對盜罪作了明確規定--竊盜、強盜、監守盜

嚴禁買賣人口

8、第八篇斗訟：60條，是關於斗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

9、第九篇詐偽：27條，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

10、第十篇雜律：62條，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姦情方面的犯罪。

11、第十一篇捕亡：18條，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

12、第十二篇斷獄：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六、唐律的主要特點與歷史地位

1、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制刑、禮法合一

2、唐律的歷史地位

（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八、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

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擔保制度。

九、唐朝的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訴--舉劾、告發、告訴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罪從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訊；規定迴避制度；司法官判決須"具引律、令、格、式"；"服辯"；司法官對於應該"言上"或"待報"的案件不得擅自判決。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3、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行為。

●歷史人物

[唐太宗]（599-649）唐高祖李淵的次子，李世民。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人。隋末與其父親李淵一起發兵反隋。唐建立後，被封為秦王，任尚書令。武德九年（626）發動"玄武門之變"，取得太子地位，次年繼帝位，建元貞觀。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貞觀之治"。在法律思想方面，推崇儒學，吸收法、道兩家的思想，牢固地確立了中國古代儒法結合的思想路線。

具體表現為：（1）以德禮為治，注重教化。認為自古以仁義治天下，國家則長治久安；而專以法治，救弊除害於一時，國家則會很快敗亡。（2）加強立法，力求寬簡。即位不久，便命大臣修訂法典。武德七年頒布《武德律》，貞觀十一年頒行《貞觀律》。修律過程中，刪繁就簡，去重從輕。（3）明正賞罰，不殊貴賤。他認為賞罰之得失，關系國家的安危，必須做到"一斷於律"，賞不遺親遠，罰不阿親貴。李世民特別注意剋制自己的感情，帶頭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取代法律。（4）加強復核，控制死刑。貞觀元年，實行中央機關對死刑判決的合議，首創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議刑"制度。

[長孫無忌]（？-659）唐初大臣。河南洛陽人。曾隨李世民征討，功績卓著。公元626年，參與謀劃、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曾奉命與房玄齡等修訂《唐律》，並對《唐律》進行逐條解釋，著成《唐律疏議》，成為我國流傳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後因反對武則天為皇後，被誣陷謀反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縊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面，堅持封建正統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之大成，構建以儒家為核心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觀點有：（1）主張儒法合流。他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以儒家封建綱常思想為指導，對唐律條文進行疏議，完成了封建法典的儒家化過程。（2）主張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對唐律中規定的特權保護制度進行解釋。。（3）主張罰當其罪。主張官吏嚴格依法斷案，做到罰當其罪。（4）主張整肅吏治。在法律疏議中強調官吏要"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對一切貪贓枉法行為都要追究刑事責任，論罪處罰；而對負有監督責任的官吏在職務內犯罪，要加重處罰。

10. 唐朝的訴訟和審判制度有哪些

（一）控訴

1．限制控訴

唐律對訴訟，採用嚴格限制自訴的原則。除謀反叛逆以外，子孫不得控告祖父母、父母及期親尊長；部曲、奴婢不得告主及主之親屬；在獄的囚犯除獄官虐待等事外不得告舉他事。禁止以卑告尊。

2．嚴禁越訴

唐律禁止邀車駕告不實和越過地方機關而向上級機關訴訟的行為。「凡越訴及受者，各笞四十」。

（二）審判

唐朝司法機關在進行審判時，口供是判決的基礎。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准許採用刑訊手段，並將拷訊制度化。如，法律規定，法官拷國不得超過三度，總數不得超過二百。在此限度內拷四至死，不論；如超此限而拷四至死者，法官徒二年。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限制，在實際審判中很少具有約束力。

（三）復審與死刑復核制度

1．復審

罪犯對判決不服，可以上訴。在一般情況下，不準越級上訴。凡不服縣判決的，可上訴至州；不服州判決的，可上訴至尚書省，由「左右丞為詳之」，再不服可以向「三司陳訴」。接受上訴的司法機關必須認真詳細進行復審，違者，答五十，如系死罪則杖一百。

2．死刑復核制度

死刑復核是唐朝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斷獄律》規定：「諸死罪囚，不得覆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及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徒一年。即過限，違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疏義》中規定，凡是執行死刑的罪犯，須復奏皇帝三次，經批准後方能執行。唐太宗以後，又確定五復奏，即決前一日、二日復奏，決日又三復奏。

唐朝的死刑復核制度對於避免冤獄泛濫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不失為封建統治階級一寬刑慎罰」的一項具體措施。但是法律規定，對那些直接侵犯封建政權的最危險的犯罪，一復奏即予執行，則充分說明了唐律司法鎮壓的重點。

（四）執行與錄囚制度

1．執行

對判決的執行，笞杖刑的判決在縣執行。如系懷孕婦女，須待產後一百日方可執行。徒罪以上的判決，要向罪犯及其家屬宣告，並由犯人親自寫服辯書，以免反復。徒刑的執行，在京師則男犯送將作監，女犯送少府監服勞役。在州縣，則送當地官府服勞役。判處流刑的罪犯應立即押送配所，否則稽留一日答三十，三日加一等。對於死刑的執行，報皇帝批准。死刑執行的時間，沿漢制應在所謂天有肅殺之氣的秋分以後，如在立春至秋分萬物孕育生長期間執行死刑者，徒三年。

2．錄囚制度

始於漢代，唐朝自高祖時，成為定製。錄四制度，是由皇帝親錄囚徒，凡被錄之囚徒，多數被寬宥，或降刑，或免刑，兼有近代減刑、緩刑或假釋的意義。

在唐代，除皇帝直接錄囚以外，作為定製的還有大理寺「折獄詳刑」，非定製的，由監察御史巡行各州縣，以錄囚徒，平反冤獄。

（五）司法官的法律責任

根據唐律的規定，司法官吏在判決案件時必須依法定罪和判決，否則要承擔刑事責任。如《斷獄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答三十……諸制敕斷罪，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罪有出人者，以故失論。」這是唐朝審判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的封建法制原則，反映了唐朝中央集權的加強，對防止司法官吏濫用權力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