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徵文

1. 求:看「《依法治國》徵文」650字左右，不準多也不準少，謝謝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憲法。這是新中國頒布的第四部憲法，與廣納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憲法一脈相承，同「文革」色彩鮮明的1975年憲法、「左」的思想尚未徹底清除的1978年憲法進行了果斷切割。現行憲法根據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使命和任務，全面體現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生活的基本原則和社會活動的根本准則，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根本保證。可以說，這是一部改革色彩鮮明的憲法，是一部開放思維貫穿的憲法，更是一部人的尊嚴彰顯的憲法。30年來，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對現行憲法進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條修正案，與時俱進地實現了憲法規范與社會實踐的緊密銜接。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證明，1982年憲法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克服了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的缺陷，總結了建國3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豐富經驗，集中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慮到當時的現實情況，又照顧到將來的發展前景，同時注意吸收國外的有益經驗，是一部中國特色的、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長期穩定的憲法，也是建國以來最完善的一部憲法。立足當下，展望未來，在現行憲法頒布實施三十周年這個特殊時點，我們更要深思，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應當如何進一步發揮應有作用，在全社會形成尊崇憲法、遵守憲法、施行憲法、捍衛憲法的良好氛圍和自覺意識，從而凝聚社會共識、引領改革發展、有效制約權力、充分保障人權。

凝聚社會共識

古往今來，不論中西，每一個國家要獨立生存、向前發展，前提就是全體國民要形成最起碼的社會共識，比如一國以什麼為最終目標和基本底線，內部的政治權力如何分配、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如何規范，等等。很難想像，一個缺乏基本社會共識或者只能用武力來獲得暫時社會共識的國家，能夠自主、和平、可持續地發展，而不陷入戰爭內耗、四分五裂的泥潭。因此，立憲承載著一項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會共識。

產生於中世紀的憲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雖然主要限於保護封建貴族的權力，但充分體現了當時英國絕大多數國民反對王權專橫的意願。此後的1628年《權利請願書》、1689年《權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與大憲章的精神一脈相承，構成了限制包括王權在內的公權力，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權的憲法性法律，為英國從封建傳統社會和平過渡到現代法治國家、開啟強國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礎。

如果說英國憲法是國王與貴族、精英與平民「妥協」的產物，那麼美國憲法則是吵架「吵」出來的共識。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13個州先後各自製定了自己的憲法。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聯條約》，建立了一個權力孱弱、缺乏權威的中央政府：它無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權力，任憑各州議會干預司法程序；它無權向各州徵稅，以致退伍軍人一度因為得不到欠付軍餉而威脅兵變；它無權調節州際貿易，無力阻止各州之間的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爭；它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無力保衛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這充分說明，現有的制度設計和安排，既不能解決當時的內憂外患，也不能體現未來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大州與小州之間、南方與北方之間、開拓者與後來者之間、農場主與實業家之間、推崇大政府者與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之間，都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立場分歧和利益沖突。怎麼辦？既然不準備武力解決，那麼只能「打嘴仗

2. 讀好法治書踐行價值觀徵文一千字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指人們對社會主義價值的性質、構成、標准和評價的根本看法和態度。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核心價值觀。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括了理想信念、民主法制、忠誠愛國、以人為本、公平正義、和諧文明、敬業奉獻、團結互助、誠實守信、寬厚兼容、求真務實、改革創新十二個方面。

任何價值觀都存在於社會之中，體現在社會之中。在古代的中國，國民以忠君愛民為本，歷史上出現了家喻戶曉的岳飛、包拯、文天祥等人物。他們忠誠愛國、公平正義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革命時期，為了新中國的成立，革命戰士浴血奮戰，不怕犧牲、保家衛國的英雄主義讓我感動。「風暴海燕」徐特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夏明翰、「為了可愛的中國」的方誌敏，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烈士。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連年的戰爭，百廢待興，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全國人民熱血沸騰，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和大建設中。袁隆平用「一粒種子改變世界」，李四光「打破中國貧油論」。隨著社會的發展，改革創新成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小崗村「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無意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因此創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2%的人口的奇跡。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大膽探索，大膽實踐，使農民奔小康的熱情空前高漲。經過了幾十年的辛苦建設，我國現在已經成為了文明、民主、獨立，自強的社會主義國家。隨著社會的變革，我們的價值觀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價值觀。

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變革中，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也出現了。理想信念模糊、誠信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缺乏，這些都反映了某些人的價值觀取向，我們是新中國的陽光少年，我們要努力學習，確立遠大的理想，樹立正確的人觀、價值觀，我們應該不斷探索，勇於發現，不辭勞苦，不畏艱險，團結協作，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努力學習，努力奮斗。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為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現階段全國人民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
一個社會的本質、特徵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現為該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典型特徵，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我們要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正是一個經濟富強、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的國家。這一價值理想鼓舞人心，滿載我們對於祖國未來的美好期望。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改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黨和政府不斷重視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社會的公正和法治。近年來，我們黨在實踐中不斷踐行這一崇高理念，正是為了早日實現社會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使人民得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民的基本道德規范，其涵蓋了社會主義公民道德行為各個環節，貫穿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各方面，是每一位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都應當樹立的基本價值追求。只要每一位公民都能做到熱愛祖國、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友愛善良，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社會一定更加和諧幸福，國家一定更加富強文明。
通過三個層次理念的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了政治理想、社會導向、行為准則的統一，實現了國家、集體、個人在價值目標上的統一，兼顧了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的價值願望和追求。可以說，這一表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要求，昭示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奮斗的一貫主張，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精華，汲取了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共性又涵蓋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個性，既堅守國家社會的目標又張揚了人的主體性，既有深厚的傳統底蘊又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符合歷史、合乎實踐，貼近民情、順乎民意，能夠發揮出廣泛的感召力、強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導力。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當下中國，經過歷史滄桑巨變，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變革，發生了全面的變化。發展起來以後的中國，對精神信仰、倫理道德、社會風尚的關注更甚以往，對主流價值和共同信念的歸屬感尤為強烈。倒地老人「扶還是不扶」的熱烈討論，折射出人們對道德良知的珍視與焦灼；教育公平、就業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為輿論焦點，道出了人們對社會規則的態度和期望。人生需要信仰驅動，社會需要共識引領，發展需要價值導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要求，正對應

3. 弘揚法治精神,服務科學發展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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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 徵文300字

法律是為了保來障社會的自安寧，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有句俗話說得好：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有這樣一則真實故事：一位美國青年，酒後在新加坡鬧事，按照新加坡法律，他不但要被處以高額罰款，還要當眾鞭打五下，美國總統親自求情，但也無濟於事。
有人認為新加坡法律過於殘忍，可正是這殘忍的法律制度，給新加坡人民帶來強大的震懾力。極大地壓制了犯罪犯法活動和不文明現象。以至於現在的新加坡，不僅人民生活充實，而且資源豐富，環境優美，文明禮貌，治安有序令人驚嘆。
中國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令人感到欣慰。但是中國法律的震懾力，還是不夠高。就以商品都明碼標價而言，雖然也有這方面的要求和規定，但又有誰去遵守過，違者又有誰被重罰過？相比之下中國無論是司法還是立法，都遠遠不夠嚴厲。
只有法律的嚴厲，才會有社會的文明和安定。

5. 有關法律的1000字左右的徵文

讀《英國普通法和衡平法形成》有感

我們都知道英國的法學發展對於整個世界的司法有種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作為英美法系的代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形成發展成為我們值得關注的話題。

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國大封建主哈羅德為爭奪英國王位而進行戰爭並成為新英王。他保留原來地方法院，繼續適用地方習慣法，一方面要求地方法院根據國王令狀並以國王名義進行審判，原告要向法院起訴，必須向國王的大法官申請令狀。

法官們開始巡迴審判，亨利二世進行司法改革，頒布詔令使得巡迴審判定期化和制度化。習慣各地習慣法，形成統一法制普通法，各地法院也逐漸轉化為普通法院。隨著羊毛業和商業貿易興旺，因形式僵化，內容陳舊落後，救濟方法也有限，只能針對現實損害，很多難以用金錢衡量的，當事人的損失難以彌補。

因此，以大法官的良心和正義感為基礎發展起「衡平法」，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很大，被稱為大法官的腳。十分靈活，可大可小。15世紀時，正式組成大法官法院，即衡平法院。

衡平法發展成為獨立於普通法的新的法律體系，兩者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相互補充，相互發展。普通法基礎，實施全方位，衡平法是一種補償性制度，兩者都遵循先例，都是判例法。

由於管轄范圍從來不涇渭分明，兩大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不可避免。普通法院痛斥衡平法院干涉太多，衡平法院聲稱有理由根據強烈的道德心來糾正普通法院的錯誤。

國王詹姆斯一世認為衡平法應該具有優先地位，但必須盡可能遵循普通法的規則為前提。

1875年，英國根據新通過的《法院組織法》，把兩個法院正式合並，所有法院都可以適用英國的全部規則。但衡平法仍然是創制新規則的重要手段。只是它已經不再有單獨適用的法院了。

6. 求一篇800字的法制教育的議論文

大學生對法政治教育的看法
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學生良好的法律品質、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的有效途徑，而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識和學法、知法、守法、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執行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的法律意識的指導和支配。高校承擔著為國家培養各類高級專門人才、後備幹部和各級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引導大學生學法、知法，使他們形成較強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進而做到守法、用法、護法，對於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然而，我國高校目前普遍存在法律素質教育得不到認真、全面、深入的實施的不爭事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質教育遠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近年來頻頻涌現的大學生犯罪現象和日益攀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足以說明：現行的高校「法制教育」課，既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更沒有達到對學生予以「觀念改造」的效果。也警醒我們：「高校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構建一個屬於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面對當代大學生，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應該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不足：
其一、法制教育觀念陳舊，定位不準。把學校「法制教育」視同為「觀念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
其二、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單一。法制教育是一項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綜合教育。目前，在高校法制教育中，教育形式仍局限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偏重於法律理論知識的傳授，缺少有針對性的以案說法的內容，忽視了實踐教學環節，
其三、法制教學考核方式不合理。目前，各高校評價法制教育效果好壞的惟一辦法是閱卷考試，考核的內容主要集中於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知識，惟一的標準是考試成績，學生追求的僅僅是該課程的分數，考完後就將法律知識放在一邊了，並未真正的培養自己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其四，從大學生自我法制意識方面看，普遍存在法制觀念淡薄，權利意識不強等現象，認為只要不違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沒關系。接觸法制教育活動少、渠道單一，很多學生在權利與義務、紀律與自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的認識仍是模模糊糊，雖然學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識差的現象普遍存在，大學生年齡普遍較低，心理和生理都很不成熟，對復雜的社會環境缺乏深刻的認識，極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響而偏離正確的思想軌道。甚至有些大學生會因為物理環境、人際環境、文化環境等等因素的影響，造成強大的心理和情緒沖擊導致知法犯法、違法犯罪的發生。
對大學生法制教育應當時時處處進行，注意將課堂教學與課外教學、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等結合起來，全方位、全過程地對大學生進行教育。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高校法制教育進行改革完善：
第一、加強課程的實效性，真正發揮法制課堂作用
只有理論聯系實際，加強教學內容的針對性，才能滿足大學生守法的需要，實現培養大學生社會主義法律意識的根本目的。學校應加強對法制教育課的檢查和評估工作。在選擇法律教學案例時，應選擇那些既有利於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理解，又具有思想教育意義的案例。其次，要注重法制教育內容的相關性，圍繞怎樣預防大學生犯罪，結合大學生的專業特點進行相關教學，深入了解大學生關注的法律問題，有針對性的開展法制教育，既要考慮到全國的統一要求，又要照顧到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不同專業的具體情況。如針對經濟類專業學生，可開設預防經濟犯罪專題講座。再次，改革法制教育方式和方法，
第二、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和教育氛圍
高校是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躍的地方，我們要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努力創造高品位的校園文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法治氛圍，引導學生認識到法律必須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首先，必須順應法治社會的要求，依法治校，使各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讓學生明白自己該做什麼和該怎麼做。其次，要嚴明校風校紀，有法必依，令行禁止，讓學生明確若不遵守紀律，則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再次，積極開展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法制教育和生動活潑的校園文化活動，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鼓舞學生志氣，激勵學生向上精神，為學生的身心健康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三、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法制教育實踐活動。
法制教育實踐能夠鍛煉學生運用法律知識、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法制意識。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於校園，而應該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讓他們走向社會，去了解法律的社會影響力，了解法制建設，從而強化學生的感性認識。如，走出校園，旁聽庭審、參觀監獄和勞教所、等，從而了解社會、服務社會。
第四、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鞏固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現在，我國社會處於轉型期，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念和思想倫理觀念急劇變化。大學生進入大學後，學習環境、學習方式、人際交往、自我評價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此，高校要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幫助其消除不良的心理狀況，最大程度上預防和避免因心理問題引發的違法行為，從而 鞏固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總之，加強大學生法制教育是一個艱巨復雜的系統教育工程，是一個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現實課題，需要引起大學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社會上的司法行政部門與法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更需要各方的相互協作，共同努力，使大學生對法律有科學的認識、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使得他們不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更能理解法的精神、法的作用，增強自身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

7. 關於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氣去追求正義

前段時間，最能反映我們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消息莫過於下面這一則：

一場審判中的所有人———辯方律師、公訴人、審判長、主審方法院院長都持無罪意見，但受審者周澄最終獲刑5年。在周澄刑滿出獄之後，完全出於偶然，他得到了一套與案件 審判有關的案卷副本。這套案卷副本顯示：當年決定他命運的那場審判竟是「上面要判幾年就是幾年」。(12月7日《中國青年報》)

這則消息一出來，評論如潮，人們紛紛對現行的司法體制進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無上司，但今天我們的法院卻是人、財、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討論了多年，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問題是，即使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下，法官就有權作出違背法律的判決嗎？法官能用這樣一條理由來為自己開脫責任嗎？因此，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還必須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從社會學意義上講，人雖然是一個個社會組織的成員，但仍然沒有擺脫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應當具有良心和道德、正義感的人這一事實本身。同樣，作為一個政府公務員、司法者，首先是一個社會意義上的人，然後才是國家機器中的一份子。作為公務員、司法者，是否僅僅按照指令行事，還是通過獨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結論，並拒絕執行公然違背法律意志的命令，這深刻地考驗著每個公務員與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與勇氣。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區檢察院起訴科科長滕儉秋對此案提起了公訴，今天周澄案的申訴狀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釋道：「不是說我不在位了，我就說周澄無罪，即便是當時，我也明白無誤地持無罪的觀點。但是上面定了調子，說只要證據搞好就行，我們也只好盡量往有罪上*。」同樣，在審判中，據知情人士講，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機關則認為無罪，但頂不住上面的壓力。知情人士講，這些討論已全部記錄在案。所以，因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儉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訴，而法院從院長到審判員也就以有罪進行判決，盡管他們都認為周無罪。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有鑒於公務員服從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特別作出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後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顯然，僅僅《公務員法》這一條規定並不能保證公務員、司法者在執行公務與司法活動中可以免除職務變動與失去職位之憂，司法體制的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

早在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諄諄告誡我們「為權利而斗爭」!權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個人的正義行動會將涓涓細流匯成奔騰的大江，因此，每個人必須牢記，沒有經過思考的生活不值得過，司法者、公務員必須用思考、良心與勇氣來追求正義！

二，一個我很喜歡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來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來竟不允許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幾次重新開始的機會呢？哥沒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法律的嚴肅剝奪了你生存的機會。只是這一次機會的剝奪，你的歸宿就局限在了一隻狹小的盒子。我無論如何都難以想像出，在這么一個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縮，怎樣的伸展。

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一個鮮活的生命在頃刻間灰飛煙滅，物質實現了轉換。雖只改變了存在的狀態，但這么一個轉變過程卻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權利選擇死，但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時間，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方式。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法學家為廢除極刑而疲於奔命。的確，我們痛恨的是殘忍的犯罪事實，惡心的犯罪行為，可恥的犯罪動機。我們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經善良過，曾經有過夢想，你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麼，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去承受自己能夠預知死亡結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寧願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沒有了畏懼，在不經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樣對於關心他的人也可以把這一切歸於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責。但現實的法律卻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你，必須承受分離，選擇死亡。

32歲的你，人生的歷程就此提前結束。寫下這個文章不為紀念你，真的，你的的確確錯了。只為一種親情，一種近似溺愛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響，我想你做和我一樣的循規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沒有辦法影響你，我心虛地把這歸咎與我們道不同，我無法為你謀劃人生。我為自己的不開心感到些許釋然，感覺那樣我也為你做了什麼，哪怕除了難過，我幾乎從沒有為你付出過什麼。

哥，我想你是不會記怪我吧，象我這樣的人寧願在你去了之後每年的年飯擺上你的一副筷，卻不願在你錯誤之前和你相處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們將關心停留在心裡。在某個良心發現後的反省自責和深深懊悔中，我們執著地堅持中國人情感的含蓄習慣，在你的錯誤中保持緘默。或是抽身轉去，把自身置於安全地帶。是中國人的意識讓我沒有了選擇，除了選擇難過。

對於你，哥，你應該高興，你成了我們全家關注的焦點，這是你最大的願望和以往從未得到過的。我們都為你難過，我們都為你擔心。當我們拿出了決心，真誠地想為你做點什麼的時候，你去了哪裡？你為什麼沉默？

看著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著告訴別人，關心家人吧！我家已經受到了懲罰！

三，武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擬的一個題目，這個文章很有意思，視角非常獨特）

分析武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會既有沖突，又必須有合作。堅持正統的梁羽生甚至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俠」究竟為何物？嫉惡如仇、情深義重，乃至捐軀赴國難等等，都屬「俠」的范疇。但概括而言，則是「信」與「義」，即行為在形式上守信，於內容上守義。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指出：「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10]輕生死、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是俠的一個基本特徵。守信是俠客於江湖的立身之本。無論在哪本武俠小說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規范，不講信義最為人不齒。這是因為社會是因人的行為活動而得以延續的，社會中人的行為是互動的，只有對他人的行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預測性，人們才能夠理性地決定自己該如何作為，社會也才能延續下去。要使人的行為具有可預測性，一是由社會定一套行為規范，並監管其實施，二是由個人對自己的承諾進行擔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於建立和保持一種可以大致確定的預期，以便利人們的相互交往行為。」[11]後者就是信譽。武俠世界選擇了信譽。經濟學家，如張維迎，認為「與法律相比，信譽機制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機制」。他舉了個在家樓前小賣部買飲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錢拿了飲料要出門時，店主說你還沒付錢呢，這樣的問題法律無法解決，因為法官沒辦法判斷誰說的是真話，如果給小賣部裝上監視器，成本又太高。但實際上這種事情不大可能發生，因為如果鄰居們都知道這件事後，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關門。店主由於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不敢耍賴，這就是信譽機制。[12] 信譽的機制運行實際依賴於未來的懲罰。

但以此來審視一下武俠世界，卻會發現把信譽看得比性命還重的俠士們的條件與此並不相符。俠客們並不是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行俠仗義。作生意是為了得利，而行俠則是付出。俠客遵守諾言，此次捨身相助，是為了今後還能無數次捨身相助，這樣的邏輯即使不是荒謬，也是於情不符的，特別是在遵守諾言即意味著死亡的情況下（這在追求戲劇效果的武俠小說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時，仍信守諾言，就更與「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動的市場經濟中，另一維護信譽機制的方式是建立企業，企業是將一次性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的機制，是信譽的載體，即所謂以「廟」的聲譽來約束和尚的行為。[13]對於武林人士來說，門派就是他們的「廟」，即企業，門派使俠客個體的行為轉換為了群體行為，這樣門派就有積極性去監督其門徒的行為，在小說中也確實有不少的敘述，如《天龍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年輕時與葉二娘偷情，最終被揭露出來，在武林群雄面前，為了少林寺的清譽，玄慈自己下令按門規受杖責而死。但從總體來看，這種作用並不佔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體現地是個人的道德行為。在武俠世界裡，真正的俠客往往是無門無派的，特別在古龍的小說往往更是如此，對他們來說，幾乎看不到「企業」的作用。

經濟學家的理論與武俠世界的「現實」是矛盾的。當然人們最為常見的反應是武俠小說根本就是虛幻的，不是現實。但武俠小說的武功描寫雖被很多人視為荒唐，而其對人性的刻畫卻很少被人指責。人們在讀武俠時，對這種「現實」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而俠客的行動邏輯與經濟理論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為俠客的行為是利他的。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歧原因並不成立。因為俠客的行為同樣是利己：信守諾言，獲得一種守諾的心理滿足。守諾實際是江湖世界的一種意識形態，信守諾言，可以獲得社會的道德認同，並使內心的信念得到踐行。對於道德君子來說，道德行為是一種能給自身帶來效用滿足的自利行為。

但問題並沒有解決，道德如果是個人的行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為社會的規范時，成為一種內化於人心的意識形態時，它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條件，經濟學家們分析的正是這些社會條件，如害怕未來的懲罰和「廟」的約束作用。那武俠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還沒有一本武俠小說講述武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給了我們一個武俠世界。武俠本非現實，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識形態實際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為它預置的。武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實他們所遵從的的意識形態是作者和讀者以自己的觀念強加的，實際他們活在人們的觀念世界中。武俠守信是作者和讀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現實行動邏輯。[14]如果守信僅僅是為了滿足內心信念，而這種信念又是沒來由的，不守信僅僅是遭到人們的白眼，並無其他懲罰，那麼按現實邏輯，這種「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俠世界裡俠客們作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為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是人們的良好願望而已，不可能實現。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沒錯的話，但人們又並不覺得武俠的「現實」有什麼不對，那麼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武俠世界與人們觀念中的應然社會相符，所以人們相信；而與經濟學家眼中的實然社會不同，所以它與理論矛盾。從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這種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將是分析的一個重要楔子。

無論能否實現，守信是俠的行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義則是實質上的要求。在武俠世界裡，「義」的內容極其廣泛，幾乎集中了人類所有的美德：嫉惡如仇、鋤強扶弱，如《飛狐外傳》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視友情高於一切，如《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李尋歡；挺身而出、抗擊外侮、救民族於危亡，如「俠之大者」郭靖；以蒼生為己念，為免生靈遭兵戈塗炭而不惜殞命，如號稱「天下第一英雄」的蕭峰，……。武俠世界是一個俠「義」的世界，是一個正義永遠壓倒邪惡的世界，是一個讓人感動也讓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稱為經典一段的《雪山飛狐》里胡一刀與苗人鳳比武那一場，生死決斗中，英雄間的肝膽相照、義薄雲天簡直讓君子國的人也會汗顏。

作為武俠世界的兩個支柱，如果說「武」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那麼「俠」就是人的社會屬性。「武」是武俠世界的權力資源，是社會中的支配手段，而「俠」則是武俠世界的道德資源，是社會的聯系紐帶，「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15] 前者解決沖突，後者實現整合。當然，這是個看上去有點簡單化的分析。因為俠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支配人的資源，比如相識、不相識的英雄好漢們看見宋江便會喊聲「哥哥」，納頭便拜，就因為宋江人稱「呼保義」、「及時雨」。但這種「支配」與「武」的支配畢竟還有所不同，它是對象的主動拜服，而非強制性的支配。如果說「武」讓甲能支配乙，「俠」則讓乙拜服甲，正是兩者的互動共同使武俠世界的童話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俠肝義膽，長劍獨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馬秋風塞上，這是一個何等簡單而浪漫的世界！以至於說起「人在江湖」，讓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無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沒有人覺得這是一篇關於法律的文章，從前面的分析中並沒有看出什麼法理學意義來。然而，只要讓我們稍稍把眼睛從武俠世界移開，對比一下同樣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結的美國西部片，問題頓時就凸現出來。蠻荒的西部，是美國人的武俠世界。荒漠、小鎮、牛仔、快槍手，誰的槍拔得快，誰的槍法更准，誰就是強者。沖突往往展開在強盜與小鎮執法官之間——小鎮的居民受強盜騷擾，於是大家湊錢請來快槍俠擔任執法官維護小鎮安寧，或者出賞金請槍手破案，經過精彩而激烈的槍戰，最後強盜被殲滅，這是大多數美國西部片的情節。大家注意，雖然最後也是靠武力解決問題，但槍手是為社區的居民執法，其行為的性質是行使公共權力，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俠義之舉——雖然有個人俠義的成分。

在中國人的江湖世界裡，則看不到法律。這是一個沒有法律，甚至沒有國家（很多武俠小說無國家背景，只是一個純粹的江湖）的社會。按照西方人的觀念，法律是一種公共契約，小鎮執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國國家形成過程中司法機構的雛形。按現實生活的邏輯，有人群的地方，就應該會有公共權力和規則的存在，但在武俠世界裡，卻看不到公共權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權力來制定和執行的公共行為規則，雖然江湖世界裡也有行為規則，如「義」，但它只是由個人來自覺遵守，違反者也只是受到俠義之士的個別懲處，而不是由公共權力按程序來規范化地普遍執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個別情況下有，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被極力批判的對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嶽劍派盟主左冷禪對未守「規矩」的劉正風的「執法」就被描述得極其丑惡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見的殺人，就幾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懲處或者按法定程序進行。江湖中公共權力的代表，武林盟主，雖然被無數人爭奪，但大多數情況是到故事說完也沒誰能如願以償當上。所謂武林盟主，總是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雖高（因而有資格去爭），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爭）的野心家們去你爭我奪，引來江湖血雨腥風，最後不得不由雖無意盟主之位卻被捲入漩渦的主人公，或單槍匹馬或偕久已退隱江湖的「民間」高手收拾殘局，而那個好不容易拼殺出來的「盟主」，作為邪惡的化身，椅子還沒坐熱，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嘆一番世人痴愚之後，主人公拭凈血跡，緩緩收劍入鞘，長嘆一聲，歸隱田園。沒有了盟主，沒有了權威，於是一切復歸平靜。爭奪盟主，成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俠世界是一個反權威的世界。

沒有公共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本文前述信譽機制的作用，卻人人稱信守義，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虛幻的世界，可它卻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這個矛盾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心理測驗。被測者須在幾個選擇項中選擇自己願意變成的動物，有人選擇變成鳥，測試答案說這反映了想擺脫繁瑣俗事紛擾的心理。同樣，對缺失公共權力和法律的虛幻的武俠世界的迷戀，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潛意識里對公共權力與法律的渴望「擺脫」。武俠世界是中國人觀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對客觀現實的忠實描摹。觀念世界是自我意識的反映，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裡，缺失了公共權力和法律，說明它們並沒有成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它們是外在的，強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樣，是內在的，自發的。

從法律的起源看，中國的法律起源於氏族部落間的征戰，即所謂「刑起於兵」。氏族內部以血緣為紐帶時，還可以習慣來調整，但對被征服的部落，血緣親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嚴酷的法來維系。「在我國原始社會，法律調整的直接對象是部落和氏族間的關系，個人則主要由氏族原有的習慣所約束。」[16]隨著征服疆域的擴大，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維系統治，血緣紐帶逐步加強，原來的氏族成員成為統治國家的一小部分貴族，而越來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統治的子民。上層政治社會與下層世俗社會因異質和利益沖突而對立。對基層社會來說，法律是強加的，外在的。以前對中國「法」字的解釋，多認為「水」旁是公平的象徵，而這顯然與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法觀念有所不符，蘇力教授則認為「水」旁指稱的是法像水一樣自上而下地頒布，[17]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佐證。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臘羅馬的法律起源於貴族與平民斗爭的民主政治，是貴族與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產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是市民社會的內在物，對市民而言，公共權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公共權力和法律則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種壓迫物。這種他者意識，決定了普通中國人內心中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厭棄，公共權力和法律從未內化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創造者不願再看見自己，——於是他創造了世界。」[18]中國人便有了這樣一個武俠世界。中國人的選擇是回歸自然，以武功一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則是外在的，是社會性的。

福柯為我們提供了兩種權力分析的圖式，一種是「契約——壓迫圖式」，是法律的圖式，另一種是「戰爭——鎮壓圖式」，或稱「統治——鎮壓圖式」，前者是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對立，而後者是斗爭和屈服的對立。[19]顯而易見，法律的圖式可適用於西方，而「統治——鎮壓圖式」與中國則是吻合的。由於公共權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約產生，具鎮壓性，因而中國人對這種外在束縛物有著一種天然的離心傾向，遁世便成了中國人一個永恆的主題，甚至在本已是虛幻的武俠世界裡也是如此。小說終篇，袁承志、令狐沖、楊過、張無忌們年紀輕輕就紛紛退隱江湖，去享受田園生活，這似乎也是作者和讀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結局，而沒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黃蓉，只好戰死襄陽。美國西部片的結局雖也是槍手騎馬遠去，但他卻是去往另一個小鎮，繼續下一個賞金、美女與槍戰之旅。

這里就有個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論，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開始時提出的集體主義與英雄情結的矛盾問題。我們總是認為西方文化是張揚的、個人主義的、彼岸的，而中國文化是內斂的、集體主義的、此岸的。從很多表象上看，確實如此，但從另一些表象看，比如從俠文化看，西方卻又是制度化的、約束的、現實的，而中國文化是任性的、放縱的、出世的。其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個性的自由解放，都有著俠文化，都有著英雄情結，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的聯結物與減震器——法律，而在中國，法律不能擔當起這樣的角色，個人與社會間是沖突的、對立的，所以中國人總是在治世與亂世、入世與出世間徘徊。

中國人雖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譯成了中國自古就有的「法律」，但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兩者雖然不能說在本質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質」上，是不同的。語詞在人為上的對應，掩蓋了這種不同。「正是在詞中，我們所想像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反過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每天表象給自身的東西。」[20]

我們在自己創造的語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類在理性之外還有感性，在學術中迷失的方向，也許在文學中可以找回。文學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俠文學以成人的童話給我們展示了中國人真實的心靈世界。

這種形而下的感性層面與形而上的哲學層面是相通的。中國的傳統思想主要受著儒、釋、道思想的浸染。「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強調個體，又強調普遍性和超越性，個體的人同時又是超越的人。」[21]中國人通過思想達到個人具體性與社會普遍性的溝通，而非通過行為的制度化。從對「類崇拜」和「個體英雄意識」的滿足看，武俠就是這樣一個達到個體性與超越性統一的範例。「至於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則強調社會群體性，其主體性主要表現為社會倫理型思維，就個人而言，則是道德實踐型思維，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實踐。主體內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義，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義。」[22]重俠守義，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個體的道德自律成為社會群體性的基石，武俠世界才是中國人的理想社會。

五、意識，抑或無意識：武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國人對法律的厭棄心理，但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一個普遍的看法卻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法的需求會促使人們法觀念的形成。而且事實也似乎映證了這一點，表現之一是官司越來越多。這讓法治論者頗為鼓舞，因為據說這象徵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雲雲。

目前訴訟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為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信任？這是很可懷疑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流動性的增強所造成的糾紛本身數量的增加可能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度，隨著司法腐敗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輸了，人們認為這是因為在法院「沒人」，打贏了，則是由於關系「硬」。一個並非是嚴格實證性的判斷是，真正相信司法機關會嚴格依法判案、「只服從法律」的老百姓並不多。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秩序一定大亂。按照一般的、實際也就是西方的話語解釋，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在一個以法律維系的現代社會里，對法律信仰的喪失，昭示著社會秩序的崩潰，然而這在中國起碼現在並未出現。中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是對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並非對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當人們紛紛尋求法律討個「說法」時，只不過是要藉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們訴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們打官司，各種手段往往無所不用其極，造成被動受腐敗之害與主動推動腐敗的惡性循環。法律的被實施，同時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壞。法治論者所無法認同的事實是，法律的推行，實際是在不斷強化它在民眾中的異己性。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眾中的這種異己性並非無源之水，也絕不僅僅是當代的所謂「司法腐敗」所能承當全部責任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腐敗是「果」而非「因」，是因為異己而腐敗，而不是因為腐敗而異己。這種異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經過歷史的不斷強化，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民族心理，並在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閱讀中顯露無遺。

看看被讀者們譽為天下第一英雄蕭峰（即喬峰）的舉止：喬峰其時身在京西路汝州，這日來到梁縣，身邊銀兩已盡，當晚潛入縣衙，在公庫盜了幾百兩銀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雞鴨魚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錢。

——金庸:《天龍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讀者讀到此處時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反而是贊賞甚至羨慕。這樣一種與「官家」的疏離與對立情緒，已深入心理中的無意識層面，以至難以察覺。除了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被政治話語強迫地「弱化」了一段時間外，一直，並且至今，是中國普通民眾的一種主流心理。公家的東西，當官的，上頭規定，等等這些語匯的心理內涵是任何一個中國人不難體會的。

這種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這樣可稱得上厲行法治的社會里，武俠文學卻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電影里，黑社會的血腥火並、肆無忌憚的街頭槍戰與砍殺，讓人懷疑是否該實行軍管才行，而這與香港社會實際上的法度謹嚴形成強烈反差。這是否是在法治約束下，中國人心理中不合法潛意識的一種合法形式的紓放？[23]如果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這種社會存在就絕不僅僅是當下的社會現實，——香港當下的社會現實是法治的，但其文化產品所折射的民眾潛意識卻很不「法治」——過去的社會意識的累積，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存在。為什麼武俠文學僅流行於華人圈，並非主要因為語言障礙，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壘使然；為什麼武俠文學能流行於華人圈，哪怕他們散居各地，生活環境各異，包括居於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這是因為他們的心理中總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緣何發生錯位？榮格的心理學思想提供了答案。榮格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集體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24]它是種族的共同的心靈的遺留物，具有超個體的「集體」的性質，不是個體在後天經驗中獲得的，而是本能遺傳的。榮格同時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過生活遺傳來生成的深層心理模式，這種心理模式並非來自「個人記憶中的殘跡」，而是來自「遺傳的大腦結構本身」。原型與個人記憶無關，而是一種由生理遺傳得來的大腦記憶。「從科學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設想為一種記憶埋藏（bury），一種印記或者記憶痕跡，它源自同類體驗的無數過程的凝聚（condense）。在這方面它是某些不斷發生的心理體驗的沉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