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民法典

1.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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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現代化研究》雜志是由江蘇省教育廳主管，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法學會主辦，國內刊號：32-1869/D，於2017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正式創刊的政法類系列雜志的省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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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縮短刊出周期和減少錯誤，來稿一律使用word格式，並請詳細註明本人詳細聯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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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4. 民法典意義

一、《民法典》頒行的政治意義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民法典》踐行了這一理念，有助於推動我國國家治理能力，提升我國政治文明水平。

二、《民法典》頒行的經濟意義

民法內生於商品經濟，若不存在商品經濟，民法就幾乎沒有存在的價值。現代民法的核心理念、制度和規則，早在羅馬私法中就基本定型；羅馬私法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它為商品經濟提供了世界性的規則，是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法律表達。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是從民法典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角度，提出了「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的要求。

三、《民法典》頒行的社會意義

民法是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已成為各界共識。它為個體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待人接物之方。民事生活是一個社會最本真的人類活動，是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的根由。社會生活是私權利運行的狀態、過程和結果，以私人自治為中心。在《民法典》采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下，社會生活既包括市場經濟活動，也包括市場經濟以外的純粹民事活動。《民法典》頒行對社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四、《民法典》頒行的文化意義

民法典的編纂是形成並表達民族共識的過程，立法者求同存異，消除各種文化隔閡，尋求最大公約數。從域外經驗看，民法典編纂的共同目的之一，是以國家意志總結和表達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生活規則，彰顯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感，強化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正如19世紀阿根廷法學家阿爾伯迪所說，「民法的任何概念都是民族團結的概念。」美國著名法學家龐德曾建議，中國民法典編纂不能唯國外法理馬首是瞻，而必須結合中國固有文化、社會土壤的實際情況。對新中國民法典的編纂，國外有學者也表示過這種擔憂：立法者全面移植域外民法典，而罔顧中國特色包括文化特色。其實，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動之際，立法者就明確主張，民法典應大力弘揚民族精神。《民法典》的諸多規則體現了對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尊重，如對地方習慣的尊重等；同時將傳統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熔於一爐，對人類共同文化精華保持開放態度。這都有助於在新形勢下強化民族認同，建構民族法律共同體，鞏固民族大團結。

五、《民法典》頒行的生態意義

傳統民法典並不關注生態環境保護，立法者也並不認為這是個嚴峻的問題。在21世紀，生態危機已成為全球性危機，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將其作為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民法典》的其他分編也強化了對生態的保護。如合同編將生態保護作為合同當事人的法定義務（第509條），同時在買賣合同、供用電合同、運輸合同等有名合同中規定了當事人的生態保護義務。分則編的這些規定落實了生態保護原則的要求，將在各個領域起到遏制生態惡化的作用。

結論

《民法典》編纂的全部意義，最終可歸結為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培育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現代公民，建構自由、平等、公正、和諧的美好社會，實現富強、民主、文明、法治的強大國家。傳統範式民法典編纂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統一的民法典，促進民族國家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建設，正或許是《民法典》與傳統範式民法典最大的區別所在，也是《民法典》被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5. 論我國國際私法的淵源

國際私法的淵源即國際私法規范存在和表現的形式。

相對於其他法律部門而言，國際私法的淵源具有兩個特性：

一、是淵源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這個是由其調整對象決定的國際私法淵源的雙重性；

二、是由於各國立法者對國際私法的內容和范圍認識不一致，即具體到各國，哪些法律、國際條約是國際私法的淵源，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認識。

具體就我國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國際私法淵源有國內淵源和國際淵源。

(5)域外民法典擴展閱讀

國內淵源主要包括國內立法和司法判例（司法解釋）。

1、國內立法是國際私法最古老的淵源。

在國際私法的發展史上，國內立法是最早的國際私法淵源。最早的成文國際私法規范當屬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早期影響最大的當屬1804年《法國民法典》。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都開始在國內立法中接受國際私法，但是各國的立法模式並不完全一致，大致分為三種：

（1）分散立法式；

（2）專章專篇式；

（3）單行立法式。

國內立法在國際私法上的發展趨勢為：呈現出法典化的發展方向；調整對象不斷擴大，適用范圍愈加廣泛；沖突規范靈活性加強。

2、司法判例是國際私法的重要淵源。

在我國現行法律體制下，所謂的判例，還並沒有被承認其具有法律約束力，所以也不是法律淵源的構成部分。但是國際私法是處理國家間的爭議，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承認外國法律在內國的域外效力，而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約束力，所以將其作為國際私法的淵源毫無爭議。

6. 國外民法典中與我國民法典183、184條表意相近的條文

國外民法典中有我公寓發電中183184嗯，相間的條紋其實很多

7. 民法典經典語錄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離不開對歷史上存在的相關法的繼承。同時,由於我們身處一個日趨「國際化」的以開放特徵的世界,我們周圍有許多比我們更為發達的國家,所以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對域外法律的進行借鑒和移植。這些都已在法學界達成共識,而真正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怎樣繼承和移植,才能有利於制定一部符合我們國家實際情況,又能適應時代發展,與國際接軌的民法典。

自從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開近代法典編纂之先河,一百年後德國民法典將法典編纂技術推向高峰,現在又過去了100年,為適應社會生活的變遷與發展,中國的法典的制定已成為法律界的關注焦點。我們希望,中國這個民法典能夠成為新世紀將要升起的太陽。

一、學習外國民法了解民法本該有的價值本旨

外國民法是民法本身,而我國現階段意義上的民法僅是民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發展階段。

民法應該是什麼,民法本該有的價值本旨即典型國家的民法所體現出來的民法理念與民法價

值。我們可以認為典型國家的民法,即外國民法才是民法的應然狀態。

民法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法文化,形成了私權神聖、身份平

等、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私權神聖要求民事權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非因公益和非經法定正當程序,不得限制和剝奪。身份平等,在法律上稱為權利能力平等,其實質是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平等。意思自治,是在私人生活中,當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管理決定自己

民法典的時代使命

張新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上傳時間:2003-6-19

九屆人大常委會在2002年的最後一次會議(第三十一次會議)上首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這標志著多年來備受關注的民法典起草工作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可望十屆人大常委會將繼續這一立法工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完成草案的審議並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但是，一讀的草案畢竟是一個初步的草案，也許因為其太不成熟，有關部門甚至不願意公布這一草案。筆者認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經進入十分重要的時刻，而正確認識制定民法典的時代使命，是關繫到這一『舉世關注的基本法律成敗的關鍵。

為什麼要制定民法典僅僅因為現在的民事立法過於分散、部分民事法律闕如就一定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嗎這樣的答案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英美法國家的民事法律規范更為分散，他們卻沒有制定民法典的需求：如果僅僅是缺乏某些民法制度(如物權法)，最簡便的做法就是制定相關的單行法律，也不需要制定民法典。

8. 保證合同中超出主債權范圍的違約金條款是否有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二十九條：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並作出裁決。

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

9. 什麼樣的法律論文題目好寫

法律論文有具體的案例的論述的最好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