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蓋然標准

Ⅰ 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什麼

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准。

Ⅱ 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准

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第1款確立「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之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准逐漸擺脫了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束縛，建立了自己獨立的體系。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108條第1款則對這一標准作了更准確的表述，即「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並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該條第3款又規定：「法律對於待證事實所應達到的證明標准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第109條則專門針對某些案件規定了更嚴格的「排除合理懷疑」之證明標准，即「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顯然，《民訴法解釋》試圖在民事訴訟中確立層次化的不同證明標准。

關於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的層次化問題，域外法學界已經進行了較多探討，並且已經在司法實踐中進行了適用。比如兩大法系均在堅持原則性證明標準的基礎上，根據待證事實的類型和特點設計了不同層次的證明標准，英國有所謂的「靈活性的證明標准」；美國則存在「清晰和有說服力的證明標准」；大陸法系的瑞典根據待證事實的性質不同，設計了不同等級的證明標准；德國民法上也存在高於或者低於原則性標準的法條或者事項，體現了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彈性和適應性。①但應當注意的是，域外民事訴訟中所探討或適用的層次化證明標准，實質上均是強調不同情況下待證事實之證明及法官形成心證的蓋然性程度的差異，決非適用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然而，我國《民訴法解釋》第109條卻試圖在民事訴訟證明標准體系構建之中直接引入了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這一做法既忽視了域外國家證明標准層次化存在的環境以及正確的適用規則，也與我國實際情況不符，且不利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科學發展。

二、「排除合理懷疑」標准混淆了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區別

證明標準的層次化在英美法系中發展得較為成熟與完善，特別是在英國的判例中，曾出現過民事案件中某些事實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情況；在美國規定適用特殊證明標準的待證事項中，亦包含了欺詐、口頭遺囑等事項。表面上看，這似乎為我國《民訴法解釋》第109條確立「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提供了參考依據，但該條款之規定實則誤解了英美法系的證明標准理論及實務操作，模糊了英美法系適用上述規則的語言環境及司法背景，亦沒有區分上述待證事項與我國規定的待證事項的區別。在涉及證明標準的比較法研究中，各種證明標准模式賴以依存的制度背景和法律思維方式大多被忽略了。

Ⅲ 侵犯第三方權力必須要具備惡意串通這個條件嗎

侵犯第三方權力必須要具備惡意串通這個條件。

惡意串通是指在買賣活動中，雙方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弄虛作假的違法行為。具體表現為：串通掩蓋事實真相，在應價過程中串通一氣，有意壓價，損害委託人的利益。

惡意串通行為本是大陸法系的特有概念，但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中對其也有所涉及。包括《合同法》在內，我國現行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釋中並未對「惡意串通」作出明確界定。

那麼，如何認定「惡意串通」？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惡意串通並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是否「惡意串通」系個人心理活動，對其認定應採取推定方式，在綜合分析相關證據的基礎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第九條之規定，依照日常經驗、行為習慣等，根據蓋然性原則予以判斷和認定。當事人主觀心態如何，是認定是否構成「惡意串通」的關鍵，而主觀心態屬個人內心活動范疇，除當事人自行承認外，難以直接予以證實或查實，若僅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分配舉證責任，要求主張權利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舉證責任，其基於客觀原因而導致舉證不能，進而敗訴的可能性較大，不具備可操作性。對於類似情況，採取推定方式完成舉證、認證則較為合理，即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或已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照日常習慣經驗，推理、判斷未知事實是否存在，並允許相關當事人進行反證、辯駁，只要存在高度蓋然的可能性，則可擇優判定某種事實，從而在最大限度內反映案件真實情況。《證據規則》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因此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採取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符合法律規定。需注意的是，推定方式僅限於難以用證據直接證實的情況，推定事實仍需以可知事實為基礎或以有效證據佐證，並且不因採取推定方式而免除當事人需承擔的其他舉證責任。在認定是否「惡意串通」時，推定方式僅適用於認定當事人在實施某行為時是否故意而為之的心理狀態，對於當事人基於該行為是否牟取了利益，主張權利的對方當事人仍需舉證。

實施惡意串通行為並不一定產生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結果，只要行為人有這種使他人利益受到損害的故意並實施惡意串通行為即可。

《民法通則》第61條第2款規定：「雙方惡意串通，實施民事行為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應當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集體或者返還第三人。《合同法》第59條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所有或者返還集體、第三人。」從以上兩個法條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只要行為人之間實施了惡意串通行為，該行為應歸於無效。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利益歸於無效，是絕對無效，應當將財產收歸國家、集體，國家、集體利益是公共利益，因此應該受到絕對保護，不能體現意思自治。但是我認為法條規定的絕對化，針對侵害的不同主體應有不同的法律後果。三人利益爭議時是否一律歸於無效存在爭議。本人認為在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時，是否宣告行為無效應取決於第三人的意思。民法中要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這種意思自治正是當事人選擇權的體現，法律不應剝奪第三人這種選擇權，即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時應規定為相對無效合同，當事人享有撤銷權。

Ⅳ 如何在民事證據認定中正確運用高度蓋然性原則

民法上所說的預期利益，是指權利人（也即財產所有人或者經營管理人）以其所有的或者由其經營管理的財產為前提和基礎，通過一定的行為（主要表現為生產經營行為）預期實現和取得的財產增值利益。預期利益對權利人來說是一種實際的而不是假設的或者虛無飄渺的財產利益。對違法行為所造成的他人預期利益的損失原則上應當賠償，並不意味對預期利益損失的賠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者對任何預期利益損失都不加區別，一概予以賠償。確定預期利益損失是否存在，應當把握一個前提，即受害人的未來利益是否具有實現的基礎和條件。預期利益應當是具備了必要的條件，在正常情況下必然能夠實現的未來利益。如果未來利益僅是一種設想或可能，而尚未具備實現的充分條件，則不宜以預期利益損失要求對方賠償。

Ⅳ 民事證據和刑事證據的要求有何不同

民事證據和刑事證據二者的本質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民事證據總內體上講要求沒有刑容事證據要求嚴格，民事證據證明的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原始事實。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 年12月6 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 條第1 款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該定義概念含義有：（1）證據是事實；（2）是證明案件情況的事實；（3）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4）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該定義雖然反映了證據應具有的真實性、關聯性和證明力。

Ⅵ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1、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而新刑訴法對刑事訴訟證據的概念進行了完善,將其概念修改為「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訴訟證據較注重客觀真實,而刑事訴訟證據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註重法律真實,實現了證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更具有科學性。從外延上看,根據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和勘驗筆錄。
2、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證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該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相比較而言,刑事案件有著比民事案件更為嚴格的證據證明標准。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兩條規定,就是確定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其證明標準的實質內涵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
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證據須具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這說明客觀真實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本質屬性,是可予採信的重要標准。只有「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提供、收集、調取證據,還是審查證據,每個環節都應貫徹真實性的原則。真實性主要體現在證據的來源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證據的採信過程必須主觀服從客觀,防止主觀偏見,證據的審查過程必須經過復核及各單個證據之間能相互交叉印證等。與民事審判比較,在刑事審判中,尚未從立法上確立優勢證據規則。對於證據指向的待證事實,可能出現其它合理情況的證據,或者是可能產生其它合理的懷疑,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觀真實,這也是「寧縱不枉、疑罪從低從無」刑事審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Ⅶ 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採取怎樣的判斷標准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的相關學說
（一）條件說
條件說又稱等值說，該說認為所以引起結果發生的原因都是損害結果的原因，因而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行為都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條件說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起來比較容易，按照該學說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較容易發現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學者們對條件說的批判也很多，認為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它把所有的條件都同等看待，沒有區分不同條件之間的不同作用，這樣在共同侵權的案件中便不能確定各侵權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和范圍。
第二，該學說認為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因素皆為損害發生的原因，這就將許多無關緊要的因素牽扯進來從而擴大了責任主體的范圍，造成真正有責任行為人的難以確定。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很多學者認為條件說在認定因果關繫上缺乏靈活性，在稍微復雜的因果關系認定中往往出現不合理的認定結果。因此，現在僅在一些簡單的案件中適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學說之外。
（二）原因說
原因說認為導致損害事實發生的眾多條件中並非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只有那些對損害結果在時間、空間上距離最近，或對損害結果的發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損害發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為人承擔責任。
該說在理論上把對損害結果作用不同的條件區分開來，單從理論上來看有其進步性。但是該說也產生了兩個新的問題：
第一，原因說只提出要把條件跟原因區分開，但是其並沒有明確說明該如何將兩者區分開，只是給了一個主觀、相當寬泛的標准，但在司法實踐中，損害發生的條件往往錯綜復雜，對損害結果的作用難分輕重，所以原因說在審判實務中適用的難度會很大。
第二，原因說把眾多條件中所謂的「原因」認定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唯一具有因果關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條件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當不能認定「原因」時，所有條件都與損害的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從而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合理情況發生。
（三）法規目的說
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以法規的目的來決定。行為人就其行為所引發的損害是否應承擔責任，基本上是法律問題，依照法律規定來確定，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法規目的說在解決一些與立法目的相牽連的案件的時候，能夠發揮比其他學說更為明顯的優勢。但是法規目的說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權利都被法規目的所包括，也並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有法律來規制。依照法規目的說，在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發生的時候，權利的保護就毫無希望可言。並且以法規目的來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事實上會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權人在法規目的的掩蓋下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如果侵權人知道某一法條是為保護某一權益而設的，那麼他就可能將受害人的其它權益置於該法條規定的情形之下，從而使得該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從實踐中看，法規目的說對因果關系解決也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法規的目的在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法規目的說卻舍棄了因果關系認定的標准，直接以法規的內容與目的來衡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樣就缺乏明確的標准，最終仍然由法官來判斷法規的目的，使法官成為了法律的解釋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蓋然因果關系說
蓋然因果關系說發源於日本，是因果關系證明的一種方式。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理論。蓋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對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關系證明．應該只要就因果關系的存在表示出相當程度的蓋然性程度即為充分，所以，應當將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受害人轉換到加害人身上。有學者將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的理論要點歸結為：第一，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形式上仍為原告承擔；第二，證明責任在實質上進行轉換，即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因果關系就應該被肯定；第三，「蓋然性證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確的領域。但尚未到達證明的程度的舉證。」從價值方面分析，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證明負擔，有利於社會弱者利益的保護。[7]
（五）相當因果關系說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系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知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即有因果關系。馮·克里斯認為，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原因和結果之間才有因果關系：(1)它必須是損害的必要條件；(2)它必須在相當量方面增加損害的客觀可能性。由此可知，並非引起某個事件的每個條件都是原因，只有使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該結果的原因，才會承擔責任；如果該條件在一極其特殊的，或者極可能小的情況下導致了結果的發生，並且該條件是一種事物在一般進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則該條件不屬於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台灣著名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以行為時存在而可為條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知識經驗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一般的有發生同種結果的可能，其條件與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系」。換言之，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依行為時的一般社會經驗和知識水平作為判斷標准認為該行為有引起該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該行為又確實引起了該損害結果，則該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關系。
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德國，是大陸法系在侵權法因果關系認定中適用最廣泛的理論。作為大陸法系的通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因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價值，所以在其產生的一百多年裡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將「條件判斷」和「相當性判斷」有機結合了起來。合理的確定了責任的范圍。相當因果關系的構造可分為「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個組成部分。其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首先確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條件，而後再藉助一般社會經驗對這些條件進行判斷，進而斷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原因，確定損害賠償的責任范圍，從而避免了單純採取條件說所造成的因果循環，牽連范圍過寬，一概而論使每一個有牽連的加害人均承擔責任的責任范圍過寬現象的發生。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將「可能性」納入判斷因果關系中，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為「可能性」判斷一般取決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驗與見識，所以在依據相當因果關系說判斷某侵害行為是否為某損害後果的原因時，並不要求受害人對因果關系的證明達到精確和絕對的地步，只需證明該侵權行為依一般社會經驗極大的增加了損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則極大地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突出表現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在該類案件中一般採用「蓋然性」的方法確定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例如，某化工廠污染了某居民區的水源。該居民區大部分居民喝了該水之後均呈現出不同輕重的中毒情況，則該居民區居民只需證明該化工廠侵權的「極大蓋然性」即可，而無須親自證明該蓋然性已經達到了確定性的程度。
雖然相當因果關系說已逐漸被大陸法系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相當因果關系說亦有其固有的理論缺陷：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易造成使用的差異性。由於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為人對極大增加損害結果的可能性理論並不能提出精確的認定標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同樣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其判決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可能會出現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認定因果關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現象的出現。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缺少必要的法律價值取向。美國著名的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認為「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價值判斷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於它們被整合進了作為判斷客觀淵源的憲法規定、法規以及其他種類的規范中。」由此可見，價值無論在司法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藉助數學及社會統計學理論對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可是侵權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畢竟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的解決就必須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取向，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此並未做出明確的規定。
其三，相當因果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並不能對社會中發生的所有的侵權案件判斷其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並且有些案件並不適宜採納相當因果關系說，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權案件。
其四，相當因果關系說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在理論上有混淆「過錯」判斷的嫌疑。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所謂的相當性表現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預見到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條件關系，不論行為人是否能預見，都認為存在因果關系；凡是為一般人所不能預見但是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因果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事人的「過錯」的判斷。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行為人卻沒有預見，此為行為人之「過失」；一般人不能預見，行為人預見了仍然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而為之，此為行為人之「故意」，只不過這種故意隱藏得更深，若無有力證據很難證明而已。相當因果關系說把本應當在過錯中進行的法律判斷搬到因果關系的認定中，並稱之為「相當性」的判斷，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忽視了過錯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們在討論因果關系的問題時，往往高估了因果關系認定在侵權責任認定中的作用，給人一種「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即等於侵權責任成立」的感覺，把過錯放在一邊，這種做法，誠不可取。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認定問題的實質與解決
因果關系的認定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無論其如何科學、如何合理，均無法解決所有侵權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某一理論學說在此類侵權案件中具有應用價值，而在另一類型的侵權案件中則可能無法適用。所以，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問題主要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因此，如何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乃是擺在所有民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在構建侵權責任法因果關系認定規則時，應當堅持司法主義的邏輯進路。不宜在侵權責任法中將因果關系認定問題復雜化。而是應當將主要問題留待司法實踐中去解決．賦予法官在判斷因果關系時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權。

Ⅷ 什麼是民事訴訟的「高度蓋然性」

民事訴訟的「高度蓋然性」，是指人民法院根據證據的高度概率和舉證責任分回配的規則作裁決的做法答。
高度蓋然性，即根據事物發展的高度概率進行判斷的一種認識方法，是人們在對事物的認識達不到邏輯必然性條件時不得不採用的一種認識手段。
民事訴訟中「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一般視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七十三條規定的描述,就是：「對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裁決.」

Ⅸ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區別

「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是指做為一個理性人，在根據有關犯罪是由被告人實施的證據進行推理時，如此確信以致於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結論。「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並不排除輕微可能的或想像的懷疑，而是排除每一個合理的假設。辛普森案中，辛普森之所以被宣告無罪，就是因為陪審團對控方的證據無法排除辛普森被栽贓的可能的合理懷疑。
四、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
在民事訴訟中英美法系國家一般採用「蓋然性居上或占優勢」的證明標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優勢證據證明」。民事訴訟作為平等當事人的對抗只要求「優勢證據證明」標准，即一方當事人所主張事實的證據，和另一方當事人否認該事實的證據相比較而言居有優勢，事實真實的可能性大於不真實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大於不存在的可能性。「優勢證據證明「標准還體現了法官的自由心證，法官經過內心的自由論證，達到讓一方當事人信服的程度，同時也體現一種經驗規則，即依據日常經驗可能達到的程度，疑問即告排除，產生近似確然性的可能。
五、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差異
通過對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一個簡要敘述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刑事案件中的證明標准顯然要高於民事案件的證明標准。在刑事案件中的證明標准顯然要高於民事案件的證明標准。在刑事案件重要判決一個人有罪就需要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有罪，而且在合理的范圍內沒有其它的懷疑，也即是在已經掌握的證據，依據現有的法律法規能夠而且只能夠推導出嫌疑人有罪而推導不出其它的可能存在的合理的情況。需要陪審員全部認為其有罪。在民事案件中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一般為「蓋然性」占優勢的標准。當一事實主張被陪審團確信為在證據上占優勢的「蓋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於不存在的可能性時，那麼此項事實主張就被認定為真實。只需要陪審員中佔多數的人認為一方的證據占優勢即可。兩種不同性質的訴訟採用不同的證明標准符合兩種訴訟的不同目的和價值取向。

Ⅹ 民事訴訟法的目的

證明標准，是指法律要求的訴訟證明中，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應當達到的程度，應當符合與定案證據有關聯，與定案的證據有採納性，犯罪構成的事實均有證據證明，證據基本傾向於證明案件事實，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准不同，刑事訴訟必須100%證據確鑿。

一、證明標准，又稱「證明要求」。

是指法律要求的訴訟證明中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從近代訴訟史開始，就有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兩種不同的證明標准。英美證據法傳統上有兩種證明標准：一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懷疑的證據，適用於刑事案件;一是蓋然性超過他方的證據，適用於民事案件。在證明責任由被告人承擔的少數刑事案件中，也適用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准。

二、具體是指符合以下要求：

1. 據以定案的證據具有關聯性;

2. 據以定案的證據具有可采性;

3. 屬於犯罪構成各要件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

4. 所有證據

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准。

即證據只要能夠基本傾向於證明案件事實即可，並不像刑事訴訟中那樣，必須達到百分百的絕對真實確定的證明標准。

三、具體來說，可以落實到證據規定的第72、73條。

1.證據規定第72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另一方當事人認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證據不足以反駁的，人民法院可以確認其證明力。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另一方當事人有異議並提出反駁證據，對方當事人對反駁證據認可的，可以確認反駁證據的證明力。」

2.第73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第73條可以被概括為「明顯優勢證據規則」。

四、高度蓋然性標准

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此條規定，在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對作出此規定原因的解釋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

實踐中，在證明某一事實的證據無法達到確鑿程度情況下如何處理，經常使很多審判人員感到困惑。根據審判實踐經驗，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有差異的，不同案件證據證明所能達到的程度往往也是有差別的，由於法官是不能拒絕裁判的，所以在民事訴訟證據無法達到確實充分，所證明的事實不能達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況下。

綜上所述，證明標准，證據規定，一方上當事人提出證據，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相反證據，當事人不認可反駁，法院可以確認其證明力，一方提出證據，另一方提出反駁證據，當事人對反駁證據認可，可以認定反駁證據的證明有效，但是雙方在同一時件，提出相反證據，一方證據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