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刑法定原則

❶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什麼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罪行法定原則、罪責行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內
1.行法定原則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2.責行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
3.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基本含義是: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於一切人的合法權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護,不允許有任何歧視。

❷ 罪刑法定原則原則有什麼積極意義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回」和「法無明答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在刑法中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不僅僅是一個宣言式的條文設置問題，而是在促進刑法的科學進步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同時也能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刑罰權，有助於強化刑事司法人員的執法意識，樹立嚴肅執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識，避免對法無明文規定行為的刑事追究。

❸ 刑罰法定原則的內容

傳統的刑罰法定原則的內容及其發展
從來的刑罰法定原則的內容，或者說刑罰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通說認為有以下四項：
1．排斥習慣法，即刑法的淵源只能是由國會通過的成文法。法院對行為人定罪判刑只能以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成文法律為根據，而不能根據習慣法對行為人定罪處刑。這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刑」的當然結論。《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35條規定：「在作有罪的宣告時，必須指明……適用的法令。」但一些學者認為，習慣雖然不能直接成為刑法的淵源，但對刑法所規定的一定概念的解釋，常常不能否定習慣的意義。所以關於犯罪的成立要件和刑罰的量定，在不少情況下仍然要根據習慣、條理來決定。首先關於犯罪的成立要件，例如《日本刑法》第123條規定的妨害水利罪，成為妨害對象的水利，雖然必須是屬於他人的水利權，但這種水利權，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根據習慣來認定。其次關於刑罰的量定，由於刑法對自由刑、財產刑的成文規定范圍寬廣，法官具有較大裁量的餘地，在裁量刑罰時很可能根據習慣、文化觀等量定刑罰。大谷實教授指出：「『不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習慣，限於法律沒有規定的事項，與法有同一的效力』（法例第2條），這一規定對刑法是不適用的；但是在法律上有根據而且習慣、條理的內容是明確時，由於沒有排除它的理由，所以關於刑罰法規的解釋或違法性的判斷等，習慣、條理具有刑罰法規的補充的機能，不應否定。」[30]
排斥習慣的提法，後來不少學者以法律主義或者罪刑的法定的提法來代替。論述的內容除排斥習慣法之外，還涉及政令與罰則、條例與罰則和判例的法源性問題。
政令與罰則：根據法律主義的原則，行政機關制定的政令本身不能獨立設立罰則。《日本國憲法》第73條第6項但書規定：「但政令中除有法律特別授權者外，不得制定罰則。」據此日本學者認為，限於法律特別委任（具體的個別的委任）的場合，承認在政令中創設罰則。條例與罰則：以條例設置罰則也被認為違反刑罰法定原則。但日本《地方自治法》第14條第5項規定：「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除法令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在條例中對違反條例者可設置科處二年以下的懲役或者監禁、十萬元以下的罰金、拘留、科料或沒收之刑的規定。」日本學者認為，這一規定是對地方公共團體制定罰則的包括的委任，因而不生違憲問題，並且條例與行政機關制定的命令不同，是基於居民的代表機關的地方議會的決議而成立的自主的立法。在這個意義上，與「法律」同樣，符合代表制民主主義的要求。條例實質上具有準法律的性質。[31]
判例能否成為刑法的淵源？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持否定觀點。作為法律主義的要求，判例的法源性自然應予否定。因為不是成文法的規定或者超越了成文法的范圍，判例不能成為法源，是當然的結論。但也有些學者認為，「刑罰法定原則要求犯罪的定型化；不過，只以法律的規定，即使用多麼精密的表達記述犯罪的成立要件，犯罪的定型也只能抽象地規定。由於就各個具體的案件法院所下判斷的積累，犯罪定型的具體內容開始形成起來。承認判例有這樣意義的形成的機能，不但不違反刑罰法定原則，實際上勿寧應當說是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此外，對否定犯罪成立或可罰性的方向的判例的機能，也與刑罰法定原則沒有矛盾。」[32]因而認為判例在成文法規的范圍內具有法源性。
2．刑法無溯及效力，即不許根據行為後施行的刑罰法規處罰刑罰法規施行前的行為，通常也稱為「事後法的禁止」。如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規定：「不論違警罪、輕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實施犯罪前未規定之刑處罰之。」這是因為行為人只能根據已經施行的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所以刑罰法定原則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並公之於眾，以便人們知所遵循。否則，如果以行為後施行的刑法為根據處罰施行前的行為，這對行為人實際上是「不教而誅」。不僅如此，既然行為時的適法行為，可以由行為後的法律定罪處刑，人們就無法知道自己的行為今後是否被定罪處罰，不免惶恐不安，無所措手足，這不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所以刑罰法規，只能對其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而不能溯及適用於施行前的行為。這也是實質的人權保障的要求。
由於承認刑法無溯及力的理由是刑法的溯及適用有害於法的安定性並有非法侵害個人自由的危險，因而西方學者從「有利被告」的原則出發，對刑法無溯及力的觀點後來有所改變，即在行為時法與裁判時法有變更時，裁判時法如果是重法，沒有溯及力；如果是輕法，則有溯及力。學者一般認為，這不違反刑罰法定原則。1871年《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款規定：「從所犯之時到判決之間，有法律之變更時，適用最輕之法律。」根據1935年6月26日法律，該款改為「判決時施行的法律如較行為時施行的法律為輕，得適用較輕的法律，案件判決時，如此行為依法律已不處罰，得免予處罰。」爾後，輕法溯及得到廣泛的認可。
3．禁止類推解釋。類推解釋是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事項，援用關於同它相類似的事項的法律進行解釋。按照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行為之被認為犯罪和處罰，必須依據事先由法律明文所作的規定。而類推解釋則是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事項創造法律，是由法官立法，從而根據類推解釋的處罰，超越法官的許可權，將導致法官恣意適用法律，侵害個人的自由權利，顯然有悖於刑罰法定原則的原則。因之一些學者主張：禁止類推解釋，實行嚴格解釋。戰前《日本憲法》雖然規定了刑罰法定原則，但由於牧野英一教授等強調自由法運動與目的論的解釋方法，主張刑罰法規的類推解釋，能夠適應社會的進步，應當加以肯定，以致允許類推解釋的觀點，在日本一度處於支配地位。戰後，由於日本新憲法強調刑罰法定原則，在日本對類推解釋的觀點復發生變化，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又成為通說。不少學者主張禁止類推解釋，允許擴張解釋，認為類推解釋與擴張解釋的區別在於是否超越法律文字可能的含意的范圍。本村龜二教授即持此主張，他說：「類推解釋與擴張解釋的不同在於：擴張解釋限於刑法成文語言的可能意義的界限內，相反地，類推解釋超越其可能意義的界限，從而對成文沒有規定的事項承認刑法規范的妥當性。」[33]與此相反，有的學者如植松正教授認為，不許類推，容許擴張解釋不外是語言的魔術，明確主張「刑罰法令中的類推某種程度上必須允許。」[34]還有學者認為，類推適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形式原理的法律主義，即使是擴張解釋也不允許。[35]根據刑罰法定原則的宗旨在於保障行為人的自由權利，所以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雖然主張加以禁止，但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則是允許的，即容許阻卻犯罪成立事由、減輕、免除刑罰事由等的類推解釋。所以有的學者如內藤謙教授明確提出：「不允許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是刑罰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36]刑罰法定原則不是在一切情況下都禁止類推，而只是禁止設立新的刑罰和加重處罰這樣的類推解釋，而不禁止排除違法性、減輕或免除刑罰這樣的類推解釋。
4．否定絕對不定期刑。這一原則是由刑罰法定原則要求對一定的犯罪規定刑罰的種類和程度而產生的。絕對不定期刑是在法律中完全沒有規定刑期的自由刑。現代學派的學者認為，犯罪是由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所產生，刑罰是矯正、改善罪犯的主觀惡性的手段；但對改造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要求多少時間很難預料，所以法律只能規定不定期刑。法官在判決時，只宣布罪名和刑種，至於究竟服多長刑期，則由行政機關根據罪犯主觀惡性改造的情況來決定。這樣確定罪犯的服刑期間長短的權力完全由行刑機關所掌握，這會喪失刑法保障人權的機能。所以不論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許絕對的不定期刑。但絕對確定的刑種和刑期，使法官不能根據具體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會危險程度判處相適應的刑罰，只能機械地作為法律的「傳聲筒」，這不利於案件的正確處理。因而現代學派的學者提出相對的不定期刑的主張。他們從目的刑論出發，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矯正罪犯，使之復歸社會；但需要多少時間方能達到刑罰的目的，則很難預期，因而可以規定和宣告最長期限與最短期限，在這個幅度內，由行刑機關確定實際執行的刑期。對此，理論上有人認為法定刑幅度太廣的刑罰法規，給予法官極端的裁量權，由於在各個場合科處怎樣的刑罰不明確，因而不符合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但有學者明確提出：「相對的不定期刑……，不認為違反刑罰法定原則。」[37]事實上當前世界各國刑法典分則中的法定刑絕大多數為相對的不定期刑。因為它便於法官考慮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刑罰；當然過於廣泛的幅度，有悖於刑罰法定原則的宗旨，實不可取。 新增的刑罰法定原則的內容
1．明確性原則 刑罰法規的明確性，雖是刑罰法定原則成立當時的要求，但明確性原則作為刑罰法定原則的新的派生原則被承認。
明確性原則要求立法者必須具體地並且明確地規定刑罰法規，以便預先告知人們成為可罰對象的行為，使國民能夠預測自己的行動，並限製法官適用刑法的恣意性。否則，如果規定的刑罰法規含混不明，就不能達到上述目的，是違醋?刑法定主義的宗旨的，從而認為是無效的。所以明確性原則，又稱「含混無效原則」。這一原則，通常認為是關於構成要件的問題。德國學者威爾哲爾（Welyel）、鮑曼（Baumann）進而認為，作為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也要揭示「法的效果的明確性」，即「刑罰法規明示可罰的行為的類型之同時，也要求以刑罰的種類、分量明示可罰性的程度。」[38]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完整地表述了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關於明確性的標准，提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大谷實教授認為，「應當以有通常的判斷力者能夠認識、判斷的程度為明確的標准。」[39]金澤文雄教授認為，「關於犯罪的構成要件，成為該刑罰法規的適用對象的國民層的平均人，根據法規的文字不能理解什麼被禁止的場合，是不明確的、違憲的。」[40]我們認為這一標準是可取的，因為法律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只有通常的人能夠理解，才能以之作為自己的行動准則。
2．實體的適當原則，或稱刑罰法規適當原則或者適當處罰原則 指刑罰法規規定的犯罪和刑罰都應認為適當的原則。原來刑罰法定原則只理解為「無法律則無犯罪也無刑罰」，只要有法律的規定，不管刑罰法規的內容如何，都被認為不違反刑罰法定原則。但60年代以來，由於受美國憲法中適當的法律程序原則的影響，日本一些學者如團藤重光、平野龍一、芝原邦爾等教授在提倡明確性原則的同時，還提出承認實體的適當原則為刑罰法定原則的新的派生原則。隨後，這一原則逐步為日本刑法學界所接受。他們認為受美國憲法影響於1946年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是實體的適當原則的憲法根據。該條規定：「任何人非依法律所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或自由，或科其他刑罰。」在日本學者看來，該條規定不僅要求程序的適當，而且要求刑罰法規的實體內容的適當。刑罰法規的內容不適當時，被認為違反憲法第31條而成為違憲。團藤教授說：「憲法第31條如前所述是由來於美國的適當程序條款，從而雖然沒有『適當的』這種表述，但當然必須說要求罪刑的法定是適當的。在不僅程序而且實體必須適當這個意義上，美國所謂的『實體的適當程序』的要求，我國憲法的規定也應當被承認。」[41]他們認為，刑罰法定原則的宗旨是保障人權；實體的適當原則體現著實質的保障人權原則，它符合刑罰法定原則本來的宗旨，應該說是當然的。至於這一原則應當包括哪些內容，看法頗不一致。團藤教授認為它包括刑罰規定的適當和罪刑的均衡。大谷實教授原來認為它包括刑罰法規適當的原則和罪刑的均衡，後來又認為實體的適當原則即刑罰法規適當的原則，它包括明確性原則、刑罰法規的內容的適當和絕對的不定刑的禁止。此外，還有一些不同見解。我們認為，大谷教授原來的觀點，在論述刑罰法規適當原則時，涉及了什麼行為值得處罰，這是可取的；但標題與實體的適當原則同義，是一大缺點。後來他作了修改，表明認識到原來的提法不當，但將明確性原則與絕對的不定刑的禁止列在實體的適當原則之內，也難認為妥貼。因為明確性原則是從語言表述形式而言的，實體的適當原則是就法規內容的實質而言的，不宜將兩者混在一起。大谷教授曾說：「既述的明確性原則不能直接從這一原則（按：指實體的適當原則）導出。」[42]這是正確的。現分別闡述：
（1）刑罰規定的適當，指對某一行為作為犯罪規定刑罰有合理的根據。據此，刑法規定的犯罪，必須是以該行為確實需要用刑罰處罰為前提。「犯罪與刑罰即使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但其內容欠缺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根據時，成為刑罰權的濫用，實質上就會侵害國民的人權。」[43]那麼，怎樣判斷刑罰規定得是否適當？大谷教授曾指出：「適當的標准應依刑法的機能，特別是與法益保護機能的關系而定。即以應保護的法益存在為前提，是否有以刑罰法規保護它的必要性成為是否適當的判斷標准。」[44]這一見解雖然在該書1995年第4版中被刪掉，但我們認為仍然值得參考。
（2）罪刑的均衡，或叫罪刑相稱或者罪刑相適應，指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的輕重相均衡。這一原則曾被認為是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它不限於只是刑事立法方面的問題，但首先還是在刑事立法上體現，因而被認為是實體的適當原則的一個內容。那麼怎樣判斷罪刑的均衡呢？村井敏邦教授指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絕對報應主義作為標準是最明確的，然而作為標准無論怎樣明確，根據禁止殘酷刑罰的近代人道主義觀點，不可能維持它。」[45]村井教授否定了同態復仇的標准，根據貝卡里亞的有關論述，主張「犯罪的程度可以根據社會侵害性的大小來決定。」[46]至於刑罰的尺度，村井教授認為：「在社會侵害性的程度中，自由侵害被認為中心的價值。這樣，根據以自由為尺度，犯罪與刑罰進行比較成為可能。由於以自由為尺度的特點，刑法從單純同害報復思想遠離。考慮自由的重要，即使對生命，也能夠說自由充分保持均衡。」[47]村井教授雖然認為，對財產犯，自由刑也可以說相適應，但隨後又指出：「刑罰的適當性比包含其中的罪刑的均衡是重要的原則，從這個觀點看，對盜竊案常以剝奪自由的刑罰相對應是否適當，是成為疑問的。」[48]我們贊同村井教授後面的觀點，因為罪刑的均衡，除應當考慮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決定刑罰外，還應當考慮犯罪的性質確定適用的刑種。如對危害生命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特別嚴重犯罪，可以規定死刑（在廢除死刑的國家可以規定無期自由刑）；對危害健康、自由、財產、社會秩序或其他嚴重犯罪、普通犯罪，可以規定自由刑；對財產犯罪或經濟犯罪，可以規定單處或並處財產刑。這將更好地保持罪刑的均衡。對於上述兩個標准，我們雖然認為比較可取，但總感不夠妥當。因為它們只談到刑罰的適當而未涉及犯罪的規定，不免失之於片面；且在刑罰規定的適當標題下，只是論述何種行為需要作為犯罪規定刑罰，實際是犯罪規定的適當。而罪刑的均衡標題下，又難以論述殘酷刑罰的禁止。據此，宜更改為：①犯罪規定的適當，②刑罰規定的適當。在後一標題下論述殘酷刑罰的禁止和罪刑的均衡，這可將規定犯罪與刑罰的刑罰法規的適當完全加以概括，從而可以避免原來標題的片面性。
3．判例不溯及的變更。如前所述，美國憲法第1條第9款第3項規定，禁止通過「追溯既往的法律」，這樣的規定是否及於判例？原來認為它只是對聯邦和州的立法機關制定法制而言，判例不在此限。但是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包伊上訴案的決定中改變了從前的觀點，宣布判例無溯及效力。[49]從「有利被告」的原則出發，判例變更無溯及效力，只限於不利於被告的判例變更。因為不利於被告人的判例變更，如果溯及適用，成為對被告人的意外打擊，與根據法律溯及及處罰一樣，會有害於法的安定性。因而在美國，於被告人不利的判例變更，對將來的案件適用，對該被告人不適用的「不溯及的變更」（Perspectiveoverruling）原則在判例中被確立。隨後在聯邦德國將不利於被告人的判例更作為「將來效力條款」（Von-nun-an-Klausel）在判決主文中宣告。在日本小暮得雄教授從承認判例是「間接（補充）法源」的立場出發，提倡將禁止判例的不利的、溯及的變更，作為刑罰法定原則的要求。[50]這一見解得到日本刑法學者廣泛的贊同。
日本現行憲法第39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如其行為在實行時實屬合法，……不得追究其刑事上的責任。」日本刑法學者認為，這一禁止溯及的規定，應當擴張適用於判例變更的場合，由裁判機關進行法律解釋的餘地很大，國民直接看條文很難達到同一的理解，而通過判例的解釋，對刑法規定的內容能夠理解的程度大大增加，從而國民可能利用這樣的法律解釋調節自己的行動。如果對被告人不利的判例變更適用於被告人，被告人對處罰就會感到意外且不公正。為了不使產生這種情況，日本憲法第39條的禁止溯及的規定，就應當適用於判例變更。這樣，判例不溯及的變更被認為是刑罰法定原則的新的派生原則。小暮教授考慮日本憲法第39條與日本刑法第6條的旨趣，引伸出如下解釋：「變更判例上的舊解釋，將從前認為適法的行為解釋為違法，或者將認為應當符合較輕構成要件的行為解釋為應當符合較重構成要件，且使依賴的行為者遭受其效果，是不允許的。」[51]日本學者認為，這一見解是妥當的，並已為日本判例明確採納。這一原則為大陸法系國家所承認，表明了在刑罰法定原則問題上兩大法系的互相滲透，使刑罰法定原則理論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認為這是值得肯定的。
刑罰法定原則「在現代正成為許多國家的刑法的基本原則」，[52]並得到國際法上的承認。刑罰法定原則在立法上不斷增加，在理論上日益完善，這是當代世界刑法發展的趨勢。

❹ 試論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就是通常所說的「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就是法院在判定一個人是否犯罪以及判處何種刑罰，必須依照法律的明確規定，不能隨意判案。具體說，只有法律將某一種行為明文規定為犯罪的，才能對這種行為定罪。判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罪，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標准，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釋、推測而定為有罪，並且在罪名的認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規定，法律規定是什麼罪，就定什麼罪。同時，對於犯罪的處罰，即判什麼刑，也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量刑標准，輕罪輕判，重罪重判，不能輕罪重判，重罪輕判。另外，罪刑法定原則在法律的適用上，還有以下幾個重要含義，一是時效原則，即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以行為時的法律規定為准，有的行為，在當時法律並未規定為犯罪，但事後由於法律作了補充、修改，該行為被規定為犯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能用事後的法律去追究法律頒布前發生的行為。另一個含義是，對於刑法的規定，法院不能作出超越法律原則、界限和法律原意的解釋，法院的司法解釋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必須遵從法律的原意，不能創製法律。第三，罪刑法定原則應當嚴格禁止類推。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是相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而言的，確立這個原則，是現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大進步。我國1979年制定的刑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但仍然是以這一原則作為立法和執法基礎的。鑒於當時實際情況，刑法中規定的犯罪比較少，而犯罪情況很復雜，可能出現一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需要追究，而法律又沒有規定的情況，因此，為了有利於同犯罪作斗爭，原刑法在堅持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規定了有嚴格控制的類推制度，即對於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原刑法對類推的規定，是嚴格限制在必須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范圍內，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也非常嚴格，批準的類推案件極少。

❺ 刑罰法定原則的定義

這里需要特別指明的一個問題是，刑罰法定原則作為西方社會法治發展的產物，在其整個文化體系中可以劃分為多個層面的內容。國內有學者將之概括為觀念意義上的刑罰法定原則、原則意義上的刑罰法定原則以及制度意義和司法運作意義上的刑罰法定原則共四個層面。
①我們以為可以簡單歸納為觀念意義的刑罰法定原則和制度意義上的刑罰法定原則兩個層面。前者意指刑罰法定原則在觀念上的價值追求，後者可界定為刑罰法定原則在刑法領域中的制度構造。很顯然，如果從制度意義上來分析，刑罰法定原則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制度形態是有巨大差異的。大陸法系的刑罰法定原則的誕生和發展有賴於成文的刑法典的實體性規定；而英美法系之刑罰法定原則則寓於其憲法性文件中的所宣告的「正當程序」條款中。因而，若僅在制度層面或僅從制度層面的角度來探尋刑罰法定原則的觀念基礎，受限於兩大法系各自的性質和特點，我們將很難發現結論所在。這里蘊含的問題實際是：刑罰法定原則首先存在的形態實際為其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的刑罰法定原則由於在不同法系的傳播，受其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然會導致刑罰法定原則在制度形態上的差異。但在不同的制度形態的刑罰法定原則背後，實際有共同觀念的刑罰法定原則所支撐。換句話說，不同法系之刑罰法定原則所包容或代表的基本精神或思想內核是共同的，也是共通的。這一觀念意義之刑罰法定原則的內涵即為限制刑罰權之擴張和濫用，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當然這一觀念形態的刑罰法定原則並非憑空形成，而發端於若乾重要的思想理論，即文章所謂之「觀念基礎」。
關於刑罰法定原則的觀念基礎可以從時代發展的角度劃分為兩個時期。其緣由在於罪刑法定原則不是論理范疇，而是歷史的范疇，故在不同的時期，作為刑罰法定原則的觀念基礎當然也會有所不同。特別由於近現代刑罰法定原則的新發展，其思想基礎已與其誕生之時的基礎有很大不同，應當作出區別。

❻ 當然解釋追求結論的合理性，但並不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嗎

在適用當然解釋時,也要求案件事實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即當然解釋的結論,必須為刑專法用語所包含,否則也會違背罪刑法定的原則.這句話的意思是當然解釋追求的是結論的合理性,但是解釋出來的結論並不一定符合罪行法定原則,言下之意就是當然解釋的結論不一定是對的,有時也屬是不正確的,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❼ 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

個人觀點，罪行法定是絕對的，不允許
類推解釋
。但是這個所謂的允許對被告人有利的類推解釋的前提是必須以不超越解釋許可權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為原則，不允許越權解釋或違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釋

❽ 哪些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您好，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要求是：
（1）禁止溯及既往（事前的罪刑法定），是指犯罪及其懲罰必須在行為前預先規定，刑法不得對在其公布、施行前的行為進行追溯適用。這一要求也被稱為禁止事後法。罪刑法定原則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但允許有利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
（2）排斥習慣法（成文的罪刑法定）。根據預測可能性原理，罪刑規范應當具有明確性、穩定性。刑事司法應當以成文法為准，排斥習慣法。
（3）禁止類推解釋（嚴格的罪刑法定）。類推解釋，是指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適用有類似規定的其他條文予以處罰。類推解釋實際上是對事先在法律上沒有規定要處罰的行為進行處罰，屬於司法恣意地對國民的行動自由進行壓制。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因此，對刑法的適用應嚴格適用，而不能類推適用；對刑法的解釋也應當嚴格解釋，而不能類推解釋。
（4）刑罰法規的適當，包含刑法明確性、禁止不確定刑和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三項內容（確定的罪刑法定）。刑法明確性，是指刑法條文應當清楚明確，使人能夠了解什麼是犯罪行為，讓人具有判斷可能性。禁止不確定刑，是指刑罰應當規定得清晰確定。刑罰越不確定，越容易被濫用。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是指由於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刑罰的適用應保持補充性、謙抑性，適用范圍應當合理適當。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❾ 刑法法定原則

刑法法定原則應該是3個。罪刑法定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罪責相適應原則，沒有你說的那個啊。。。如果說實定華原則的話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能說它是犯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