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概念界定

『壹』 刑法第二十條確定了什麼概念，定義，成立條件

第二十條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97修訂)第20條（相關資料:最高法公報案例1篇裁判文書178篇相關論文105篇）
 
 
【釋義】本條是關於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
為了制止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1979年刑法對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這一規定對於遏制犯罪，鼓勵公民同不法侵害作斗爭起了重大作用。但實踐中已發現在正當防衛運用中存在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難以掌握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這一問題的出現，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公民採取正當防衛措施制止不法侵害的積極性，甚至出現了對不法侵害，由於害怕掌握不好界限，不敢防衛的情況。1997年修訂刑法，針對這一問題，對正當防衛的規定作了重要修改，主要是：(1)修改了防衛過當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什麼是防衛過當的行為；(2)增加了對正在實施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不存在防衛過當的規定，以鼓勵人民群眾勇於同犯罪作斗爭。
本條分為三款。第一款是關於什麼是正當防衛和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的規定。本款規定了兩層意思：(1)什麼是正當防衛行為。根據本款的規定，實行正當防衛應當同時具備以下條件：①實施防衛行為必須是出於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不法侵害的正當動機，針對不法侵害者及其不法侵害行為，維護受法律保護的合法權益。對依法執行職務的合法行為，如依法拘留、逮捕、依法沒收財產等，不能實行正當防衛；②防衛行為所針對的不法侵害必須是正在進行的，對尚未開始實施或者已經停止或結束不法侵害的不法侵害人，不能採取正當防衛行為；③實行防衛行為的直接目的是制止不法侵害，因此，正當防衛的行為應當是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即實行防衛以制止住不法侵害行為為限，不法侵害的行為被制止後，不能繼續採取防衛行為。(2)採取上述防衛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由於正當防衛是出於維護合法利益，制止不法侵害的正當目的，是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行為，因此本款規定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以鼓勵群眾見義勇為，積極同犯罪作斗爭。本款規定的「不法侵害」是指對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國家、公民一切合法權益的違法侵害。「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主要是指對不法侵害人造成人身損害的。
第二款是關於防衛過當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本款規定了三層意思：(1)什麼是防衛過當行為。1979年刑法規定，防衛過當是「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危害的」行為。但什麼叫「超過必要限度」，什麼叫「不應有的危害」，法律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實踐中，這種認識很不一致，執法中有隨意性，難以操作，不利於正確認定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行為，不利於鼓勵群眾與犯罪作斗爭。因此，1997年修訂刑法時，對防衛過當行為的表述作了修改，即在「超過必要限度」之前加上了「明顯」二字，將原規定的「不應有的危害的」改為「重大損害的」，力求劃清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根據本款規定，「防衛過當」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①「防衛過當」必須是明顯地超過必要限度。所謂「必要限度」是指為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衛的強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是指一般人都能夠認識到其防衛強度已經超過了正當防衛所必需的強度。②對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損害。1979年刑法規定的「不應有的危害」，實踐中很難掌握。因此，1997年修訂刑法時，改成「重大損害」。「重大損害」是指由於防衛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人身傷亡及其他能夠避免的嚴重的損害。(2)防衛過當的行為應當負刑事責任。由於防衛過當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是超出正當防衛所必需的防衛強度造成的，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法律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3)對防衛過當的行為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防衛過當的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動機是出於正當防衛，其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也小於其他故意犯罪。社會危害程度不同，處罰也應當有所區別。因此，本款規定，對防衛過當的行為，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第三款是關於一些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不存在防衛過當問題的規定。根據本款的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負刑事責任。這樣規定主要有兩點考慮：一是考慮了社會治安的實際狀況。各種暴力犯罪不僅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秩序，也嚴重威脅公民的人身安全，對上述嚴重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作出特殊規定，對鼓勵群眾勇於同犯罪作斗爭，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具有重要意義。二是考慮了上述暴力犯罪的特點。這些犯罪都是嚴重威脅人身安全的，被侵害人面臨正在進行的暴力侵害，很難辨認侵害人的目的和侵害的程度，也很難掌握實行防衛行為的強度，如果對此規定得太嚴，就會束縛被侵害人的手腳，妨礙其與犯罪作斗爭的勇氣，不利於公民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修訂刑法時，對一些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了不存在防衛過當的特殊規定。
執行本條規定，主要應當注意以下兩點：(1)認定正當防衛時，應當注意劃清正當防衛與防衛挑撥的界限。前者是為了維護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權益，被迫實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而後者是為了加害他人，故意挑逗對方先向自己進行侵害，然後以正當防衛為借口損害對方。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防衛挑撥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2)認定防衛過當，應當注意進行全面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防止簡單從事。

『貳』 刑法中事實認定錯誤的概念是什麼

事實認識錯誤的幾種形式
一是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 二是客體的認識錯誤； 三是對象的認識錯誤； 四是打擊錯誤（或行為偏差）； 五是手段、工具的認識錯誤。
編輯本段概論
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與自己行為有關的事實情況有不正確理解。這類錯誤是否影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作不同的處理：如果屬於對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情況的錯誤認識，就要影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果屬於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事實情況的認識錯誤，則不影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事實認識錯誤種類繁多，比較復雜。
編輯本段客體錯誤
客體錯誤，是指行為人意圖侵犯一種客體，而實際上侵犯了另一種客體。比如，行為人誤認為正在抓捕人犯的警察正與其朋友打架，於是上前將警察打傷。在此案中，行為人意圖侵犯的是他人的健康權利，卻由於其認識錯誤，而實際上侵犯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正常的公務活動。對於這種認識錯誤，應當按照行為人意圖侵犯的客體定罪，認定為故意傷害罪。
編輯本段對象錯誤
對行為對象的認識錯誤，有以下幾種情況： （1）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相同的社會關系。如行為人在行為時，誤把甲認為是乙而對其實施殺害行為。這種對體現相同社會關系的具體目標的錯誤認識，並沒有使行為人罪過的內容發生改變，所以行為人仍應負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 （2）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的社會關系不同。比如，行為人意圖盜竊辦公室的一般財物，卻到值班室將槍支作為一般財物加以盜竊。對於這種錯誤，只能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內容認定犯罪性質，即行為人以盜竊一般財物的故意實施盜竊行為，成立盜竊罪。 （3）誤將犯罪對象作為非犯罪對象加以侵害。比如，行為人誤以人為獸而實施殺傷行為。對於這種錯誤，由於行為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而不是故意犯罪，而應根據實際情況成立過失犯罪，或是意外事件。 （4）誤將非犯罪對象作為犯罪對象加以侵害。比如行為人意圖殺害甲，但在黑夜中將牲畜誤認為是甲而加以殺害。對於此種錯誤，由於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只是由於認識錯誤而未得逞，應而構成犯罪未遂。
編輯本段行為認識錯誤
行為認識錯誤包括兩種情況： （1）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實際性質發生了錯誤的理解。比如，行為人把不存在的侵害行為誤認為是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實行防衛，致人死傷。這種情況下，由於行為人不存在故意犯罪的故意，因而不應論以故意犯罪，而應根據實際情況成立過失犯罪，或是意外事件。 （2）行為人對自己行為手段存在錯誤認識。 手段錯誤有三種形式： 其一，行為人由於愚昧無知或者迷信使用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方法。比如，行為人企圖用畫符念咒的方法達到殺人的目的。這種情況下，由於這種手段本身缺乏危害社會的可能性，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因此，不能成立犯罪。 其二，行為人意圖採用的犯罪手段具有產生危害社會結果的可能性，但由於認識錯誤而使用了不能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手段。比如，行為人誤以砂糖為砒霜，實行殺人。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犯罪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是由於認識錯誤，採用了不能使犯罪得逞的手段，因此成立犯罪未遂。 其三，行為人不具有危害社會的意圖，但由於誤解工具或拿錯物品造成損害結果。如，行為人誤把砒霜當作砂糖給人服用，造成他人死亡。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如果在主觀上有過失，成立過失犯罪。
編輯本段因果關系錯誤
因果關系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所實施的行為和所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際發展有錯誤認識。 因果關系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況： （1）行為人誤以為自己的行為已達到預期的犯罪結果，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種結果。比如，行為人慾殺甲，將甲從懸崖上推下，以為甲已墜崖身亡而離去，但實際上甲被樹枝掛住而未死。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已著手實行犯罪，但由於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因此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未遂。 （2）行為人所追求的結果事實上是由於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但行為人誤以為是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比如，上例中，甲墜崖未死，但在受傷回家的路上，被違反交通規則的汽車軋死。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雖然相信自己的行為已致甲死亡，事實上甲最終確實死亡，但我們卻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既遂，因為甲的死亡並不是行為人的殺人行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交通事故導致的，因此甲負故意殺人未遂的刑事責任。 （3）行為人的行為沒有按照其預想的方向發展及其預想的目的停止，而是發生了行為人所預見所追求的目標以外的結果。比如，行為人意圖傷害甲，不料刺中甲腿上的動脈血管，致使甲流血過多死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了甲的死亡，但行為人並無殺害甲的故意，因此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而只能讓其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 （4）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傷害結果是由其中一個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卻誤以為是由另一個行為造成的。比如，行為人意圖殺害甲，在用暴力致其昏迷後，行為人以為甲已死亡，為隱匿罪證，行為人將甲拋下懸崖，致使甲摔死。刑法理論上對這種情況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我們認為，此種情況，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害他人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殺人的行為，並且甲的死亡結果也確實是由他的行為所直接造成的，因此其錯誤認識並不能影響他的刑事責任，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叄』 刑法學的定義是什麼

刑法學是研究刑法極其所規定的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科學。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刑法學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屬於部門法學。刑法學以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 刑法學
刑法學作為研究刑法的科學，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對犯罪和刑罰的認識不斷深入，積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刑律十分發達，當時律學主體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學問，也就是現在的刑法學。例如，我國春秋時期就有所謂刑名之學。但是，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刑法學的正式誕生。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 刑法學分為以下類型：（1）規范刑法學，是指以本國的現行刑法為研究對象，主要採取注釋方法揭示法條的內容，並加以評注而形成的刑法規范知識體系。（2）理論刑法學，是指採用思辨方法，對蘊含在法條背後對法條起支撐作用的法理加以闡述而形成的刑法知識體系。在理論刑法學中，按照其內容又可以分為刑法法理學與刑法哲學。（3）比較刑法學，是指採用比較方法，研究各國刑法，探求其立法思想和原理的異同，闡述其特徵而形成的刑法知識體系。（4）國際刑法學，是指對國際刑事法律規范（包括刑事實體法規范和刑事程序法規范）進行研究而刑成的刑法知識體系。本書屬於規范刑法學，是以我國現行刑法規范為研究對象的。規范刑法學是刑法學的基礎，也是刑法入門的基本知識。

『肆』 什麼是刑法結構

我國目前的刑法大體上只相當於國外刑法中的重罪內容，而國外刑法中的輕罪和違警罪大體對應於我國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另外，與國外刑法相比，我國刑法還欠缺對保安處分的系統規定。為使我國刑法成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刑法典，我認為應對我國刑法結構作比較大的調整，即實現從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轉變，使刑法、勞動教

刑法結構的概念與研究視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論著，將刑法定義為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後即徑直分列犯罪和刑罰兩大部分予以論述，而沒有涉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組合關系。儲槐植教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從「成分不等於結構」出發，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間比重（結構）不同會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質，如同樣有死刑、監禁刑和罰金刑等幾種刑罰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佔比例不同，會形成重刑結構與輕刑結構的重大差別。[1]

那麼，何謂刑法結構呢？儲先生曾將刑法結構界定為「定罪面與刑罰量的組合形式」。[2]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刑法結構其實就是刑法系統內諸要素的組合形式，即罪與刑的組合，也就是不同數量的搭配。罪的數量即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數量則是刑罰量的輕重。犯罪圈大小體現為刑事法網的嚴密程度，刑罰量輕重體現為法定刑的苛厲程度。[3]

從罪與刑相應嚴與厲的關繫上，儲先生將罪刑配置分為四種組合，即四種刑法結構：一是不嚴不厲，二是又嚴又厲，三是嚴而不厲，四是厲而不嚴。他認為，又嚴又厲的刑法結構在當今世界並不存在，典型的不嚴不厲似乎也不存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大體上屬於嚴而不厲的結構類型，而我國當前的刑法結構基本上算是厲而不嚴。「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表現為「刑罰輕緩」和「法網嚴密」，「厲而不嚴」的刑法結構則表現為「刑罰苛厲」和「法網不嚴」，後者是刑法機制不暢的內生性原因，我國刑法改革的方向應從「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4]

儲先生關於刑法結構的「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學界的標志性產品之一，確實帶給人不少啟發。但我認為，儲先生對刑法結構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還有以下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一是他將刑法系統內的諸要素等同於罪與刑兩個要素，使刑法結構過於簡化，事實上，盡管罪與刑是刑法結構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但刑法結構決不只是二者的相互關系和組合形式，它還應當包括刑法典與單行刑法、附屬刑法的協調，以及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行為矯治法（勞動教養法）等的協調，乃至刑法內部各條文之間的協調，這些都是結構的應有之意；二是他將刑法結構分為四類，而實際上他又否認另兩類的存在，結果只剩下「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類，但問題是，何謂「嚴」？何謂「厲」？這本身是相對的，難道那些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刑法結構就都屬「嚴而不厲」型的嗎？它們彼此之間的刑法結構差異又作何解釋呢？三是他將刑法結構主要視為一個宏觀的東西，即是「嚴而不厲」還是「厲而不嚴」，但這似有不夠，還應當從微觀上對刑法結構進行深入研究，如所謂的我國的「厲而不嚴」結構，會不會存在刑罰總的來說偏「厲」、但個別地方卻存在偏輕（特別是罪與罪之間的刑罰不協調）呢？又會不會存在法網總的來說「不嚴」、但個別罪的定罪面又偏嚴（不該設置為犯罪的設置成了犯罪）呢？對我國刑法結構的微觀考察將會發現這些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另外，對刑法結構的研究也不必限於儲先生提出的這一個視角，事實上，它可以有多個視角，如德國學者耶賽克對刑法結構的剖析如下：1、處罰之先決條件（主要指總則之「犯罪論」部分）；2、刑罰和處分；3、具體的構成要件（主要指分則內容）；4、國際刑法（如德國2002年頒布的《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法律》）；5、附屬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經在幾年前的一次刑法學科建設筆談中提出過「立體刑法學」的構想，即刑法學研究要瞻前望後（前瞻犯罪學，後望行刑學）、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訴訟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上下兼顧（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內外結合（對內加強法的適用解釋，對外給解釋設立必要的邊界），[6]其實這也可以作為研究刑法結構的一種思路，即以刑法典為軸心，輻射至：1、「瞻前」，包括實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和應然上的《犯罪預防法》、《證人保護法》、《被害人保護法》等；「望後」，包括實然上的《監獄法》和應然上的《刑罰執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訴訟法牽涉到的刑法內容；「右盼」，包括各部門法中的附屬刑法規范。3、「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在一些國家，罪刑法定、廢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問題都被上升到憲法層面，[7] 我國雖然沒有如此做，但對這些問題的闡釋和理解需要藉助於憲法精神；對於我國批準的國際公約，其中涉及國際罪行的，我國刑法總則已規定「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視野；至於「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則如下文所要說明，這本身就是國外刑法中的內容。4、「內外結合」，在此適宜解讀為「內」為刑法典，「外」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規范，如單行刑法（特別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等「准刑法」。

如果我們把上述儲槐植先生的研究視角視為實質的刑法結構，那麼耶賽克教授和筆者的這類研究視角就可稱為形式的刑法結構。當然，實質的刑法結構和形式的刑法結構並不能截然分開，二者有著內在的聯系，如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勞動教養法與刑法典的關系，表面看是刑法結構的外在形式，但其實也牽涉到「定罪面」和「刑罰量」的界定。不過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種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規定在刑法典里還是規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屬刑法中，這純粹是一個形式的選擇問題。以下論述旨在闡明，刑法結構的形式建設對於理順刑法機制、優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伍』 刑法界定

對的。

理由：甲對乙有故意傷害罪（預備），對丙是故意殺人罪。

如果你是回答問題的話，就把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構成寫上去，再寫上犯罪預備的特徵。

『陸』 我國刑法中犯罪的概念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十三條 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

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第十四條 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第十五條 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

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

第十六條 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第十七條 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第十八條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第十九條 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第二十五條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

(6)刑法概念界定擴展閱讀：

犯罪在刑法中的說明及要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四條 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第六條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

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

第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

第八條 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第九條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

第十條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第十一條 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

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