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纏訴

Ⅰ 經濟糾纏案件

經濟糾紛（纏）案件，屬於民事糾紛的一種，適用《民法》來調整。
一，民事糾紛的定義及調整范圍：
1，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以民事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糾紛（可處分性的），是處理平等主體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所以所有違反這一概念的行為就會引起民事糾紛；
2，民事糾紛分為兩大內容：一類是財產關系方面的民事糾紛，另一類是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
3，其解決機制有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公力救濟。
二，民事糾紛的解決途徑：
1，自力救濟：
（1）自力救濟，包括自決與和解；它是指糾紛主題依靠自身力量解決糾紛，以達到維護自己的權益。
（2）自決是指糾紛主題一方憑借自己的力量使對方服從；和解是指雙方互相妥協和讓步。
（3）兩者共同點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來解決爭議，無需第三方的參與，也不受任何規范的制約。
2，社會救濟：
（1）社會救濟，包括調解（訴訟外調解）和仲裁。他是只依靠社會力量處理民事糾紛的一種機制；
（2）調解是由第三者(調解機構或調解人)出面對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進行調停說和，用一定的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勸導沖突雙方，促使他們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解決糾紛的協議；
（3）調解協議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但具有合同意義上的效力；
（4）仲裁是由雙方當事人選定的仲裁機構對糾紛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
（5）仲裁不同於調解，仲裁裁決對雙方當事人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6）仲裁與調解一樣，也是以雙方當事人的自願為前提條件的，只有糾紛的雙方達成仲裁協議，一致同意將糾紛交付裁決，仲裁才能夠開始。
3，公力救濟：
（1）公力救濟是指訴訟；
（2）民事訴訟是指法院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以審理、判決、執行等方式解決民事糾紛的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產生的各種訴訟關系的總和；
（3）民事訴訟動態地表現為法院、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進行的各種訴訟活動，靜態地則表現為在訴訟活動中產生的訴訟關系。

Ⅱ 被告發現被起訴錯了，自己不能成為被告，怎麼辦

可以直接應訴，原告的行為屬於民事侵權行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理由是：原告所訴主體錯誤的行為侵犯了無辜被告的合法權益。民法廣泛規定了民事主體的各種權利，如果某行為人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侵犯了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該行為就是侵權行為。既然是侵權行為，就要承擔侵權責任。公民或者法人因他人的錯誤起訴而被動地進入訴訟程序，為了防止自己承擔敗訴責任，需要調查取證、聘請律師、參加庭審，而做這些事情既耗費時間，又耗費金錢，必然會造成損失。如果原告不予賠償被告因此造成的損失，勢必造成受害人的損失無法補償，這對被告是很不公平的，特別是原告濫用起訴權無理纏訴致使被告造成的損失。

Ⅲ 民法典情人背判應該怎麼解決問題

情人是違法犯罪的事，拘留，罰款

Ⅳ 民法通則中相鄰關糸,因圍牆未自行撤除能拘留人並上手銬嗎

最好不要，比較是鄰居抬頭不見低頭見的

Ⅳ 民事訴訴中如何理解一案一訴

「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於羅馬法的「一案不二訴」制度，這一制度的理論基礎是「訴權消耗」理論。所謂「訴權消耗」，是指所有的訴權都會因訴訟而消耗，對同一訴權或請求權，不允許二次訴訟。目前學界關於一事不再理有狹義說和廣義說之分,狹義說將一事不再理等同於既判力的消極作用,認為「裁判應以一次性為限,並以此作出判斷民事裁判既判力的基礎就是作為一般指導思想的一事不再理的要求」[i]。廣義說則仍將禁止重復起訴和既判力的效力視為一事不再理的兩重內涵。[ii]

一、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基本認識

現在民事訴訟理論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訴訟系屬效力，即對於已經起訴或正在訴訟中的案件，當事人不得再行起訴，即使再行起訴法院也不得受理；第二，一個案件在判決生效之後，產生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雙方爭議的法律關系，就同一事實和理由，再行起訴。由於這個同一事件已在法院受理中或者已被法院裁判，不得再起訴，法院也不應再受理，既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當事人糾纏不清，造成訟累。

「一事不再理」一向被視為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司法實踐中，法院的判決也都以一事不再理原則進行說理, 但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 並沒有關於一事不再理的明確、具體規定。因此，實踐中對一事不再理涵義的把握和運用比較混亂, 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法官在對待何為「一事」、怎樣「不再理」的問題上, 並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和規范的操作，這一原則適用不當，既有可能影響既決案件的既判力，也有可能妨礙當事人正當訴訟權利。

二、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理解

對於一事不再理如何理解，主要涉及兩點：1.何為「一事」;2.怎樣「不再理」？

（一）何為「一事」

「一事」的語義理解就是「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事實」，由於「一事」引發的糾紛，經過法院的實體處理，就得到了終局解決，其後，針對該事實再向法院請求處理，法律予以禁止。

關於「一事」如何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發的《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為《紀要》）中載明「當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行為，分別以不同的訴因提起兩個訴訟」。該《紀要》表述判斷「一事」的標准為「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行為」，筆者認為，「同一法律事實」即案件具體事實，包含具體的時間、地點、當事人、當事人的行為等要素。包括產生產生當事人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的法律事實，和產生訴訟權利義務的糾紛事實，比如侵權事實(使受害人獲得侵權賠償請求權等)、違約事實(使當事人獲得違約賠償請求權等)。這兩類事實中，前者是基礎和前提，若無後者則無訴的利益，也就不能請求訴訟救濟(即無民事訴權)。如果後訴與前訴產生民事實體權的法律事實和產生民事救濟權的糾紛事實均相同，則原告再次將被告訴至法院，即構成一案二訴，因而對於後訴，法院應「不再理」。

（二）怎樣「不再理」

「不再理」是從法院的角度出發而作的一個表述。「理」是指法院的受理，因而「不再理」的含義應是法院不再受理，表明對原告的起訴行為，法院不予支持，是否定的態度，因為原告的起訴的事實經過了前一訴的處理，法院已經做作出了裁判，如果再次受理，予以處理，不僅增加當事人訴累，也浪費司法資源，可能會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因而，如果原告的起訴違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則應採用裁定的形式作出處理，如果是立案之前發現不應受理，裁定不予受理，如果是立案之後發現不應受理，就應裁定駁回起訴。

能否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呢？筆者認為，不能，因為判決是對案件作出實體處理時所用；裁定是對案件程序問題所作出處理所用，不涉及當事人的實體權利與義務。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是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處理，而針對同一個案件實體事實，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法院已經做出了一次處理，不應再做處理。因而，應當採用裁定的形式，對當事人此訴予以程序終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登載的《徐州市路保交通設施製造有限公司與徐州市華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第三人尤安慶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對此進行了明確。

三、關於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認定要素

「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從法院的角度所做的表述，這一原則還有從當事人角度所作的表述「一案不二訴」，這清楚的表達了一案只能一訴的意思，因而，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判斷標准即為後訴與前訴是否構成同一訴。判斷後訴與前訴是否構成同一訴則應以訴要素為依據，民事之訴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指當事人、訴訟標的、具體案件事實，故要判斷是否一訴，應根據當事人相同、訴訟標的、具體案件事實相同的「三同」標准。

（一）當事人

一般情況下，前訴與後訴的當事人不同，包括原告不同、被告不同，原被告地位互換（本訴與反訴），都不構成同一訴。特殊情況下，當事人雖然發生了變更，但仍然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1.原被告地位互換：雖然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發生了變更，但依然是原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奉化步雲公司與上海華源公司商標所有權轉讓糾紛不予受理案》的裁判摘要中載明：「人民法院經依法審判民事案件，作出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後，該案的被告又就同一事實向人民法院起訴的，雖然不屬重復起訴，但依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人民法院仍應當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當事人分立、合並等：因法人的分立、合並、被注銷或自然人的死亡而產生的對原來的原告具有權利義務繼受關系的人，或因合同的轉讓或標的物的轉移等而產生的其它與原來的原告具有相同權利義務關系的人等，這些人往往不是被列在生效裁判文書上的原告，但因其在實質上取代了原來的訴訟當事人在實體上和程序上的地位，亦應受原來的裁判的既判力的拘束，如其再行起訴，法院也不受理。

3.必要共同訴訟中，分別對部分必要共同訴訟人提起的訴訟或者不同的必要共同訴訟人依據同一案件事實對被告提起的訴訟，同樣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二）訴訟標的

若前訴與後訴的主體相同，則需根據訴訟標的，來區分是否構成同一訴。一般認為訴訟標的是指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之間爭議的請求法院審判的民事實體法律關系或民事實體權利。訴訟標的是任何一個民事訴訟案件都必須具備的，是區別此訴與彼訴的本質要素。[iii]訴訟標的決定了案件如何審理裁判的一切訴訟程序問題。換句話說，訴訟標的是整個訴訟的核心，一切訴訟活動都是圍繞著訴訟標的來展開的。缺乏訴訟標的，該糾紛就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訴，向法院提出。一般情況下，如果當事人提出的訴訟標的與以前法院已經裁判過的另一案件的訴訟標的相同，無論該當事人提出了與前案如何不同的訴訟請求，法院同樣會以後案與前案訴訟標的相同而裁定"一事不再理"；相反，如果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與以前法院裁判過的另一案件的訴訟請求完全相同，但只要訴訟標的不同，法院仍然應當作為新訴予以受理。如何判斷訴訟標的是否相同呢？

首先要確定各個訴的訴訟標的是什麼，如果兩個訴的訴訟標的不同，則構成不同的訴。確定訴的訴訟標的則要根據民事實體法律關系的具體內容判斷。

1.確認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確認其與被告間存在或不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的訴，其訴訟標的可以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確定。但消極確認之訴是原告否認被告的請求，故訴訟標的要根據被告的請求確定。

2.形成之訴，又稱變更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改變或消滅其與被告之間現存的民事法律關系的訴。因此，訴訟標的是雙方現存的民事法律關系。

3.給付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給付一定物或行為之訴。給付之訴中應當以原告主張給付的請求權基礎作為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

（三）具體案件事實

若此訴與彼訴的訴訟標的相同，則應根據具體案件事實來識別訴。

1.人事訴訟。如甲以乙賭博成性為由，提起與乙離婚之訴，敗訴後6個月內，以受乙虐待為由，再次提起離婚之訴。問：法院應否受理後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七項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判決、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原告在六個月內又起訴的，不予受理。但此例中，前訴與後訴的主體、訴訟標的相同，但後訴提出了新的事實理由，構成不同的訴，故應該受理。

如甲對乙提起離婚之訴中，同時提出乙有賭博惡習、受乙虐待兩個理由，是否包含兩個訴？在此例中乙有賭博惡習、甲受乙虐待構成同一個案件事實，上例中乙有賭博惡習，甲受乙虐待，分別構成一個案件事實，故此列僅是一訴。

2.給付內容相同之訴。如果訴訟中當事人、訴訟標的相同，如原告曾先後與被告兩次簽訂買賣車輛的合同，原告均履行了交付貨物的義務，被告均未支付貨款。原告先後提起的兩次訴訟是否為同一訴？在這兩個訴中，當事人、訴訟標的均相同，但具體案件事實不同，故構成兩個訴。

3.因主從合同引起訴訟。債權人分別依據主從合同對相對人提起的訴訟，例如甲向乙借款一萬元，丙為連帶保證人，乙先依據保證合同將丙訴至法院勝訴後，又依據借款合同將甲、丙訴至法院，雖然兩個訴中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也不同，但案件事實相同，同樣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4.請求權競合。在旅客運輸合同關系中，由於承運人的過失，造成旅客身體受到傷害。在此案中旅客受傷的事實，經過合同法規范評價，承運人違約；經過侵權責任法評價，承運人侵權。則旅客可以提出違約之訴和侵權損害賠償之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當事人具有選擇權，又避免兩次起訴均獲勝的弊端。

（四）後發性損害賠償請求問題

後發性損害賠償請求，是指在前訴判決中沒有被認定而在後訴中受害人提出的基於傷害後遺症的賠償請求。此類訴訟大多發生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受傷後不能預測其有可能產生後遺症，或者住院治療後，採用特殊的醫療技術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後再次住院治療。當受害人第一次出院後就已經發生的損害起訴過後，又對第二次住院治療產生的相關費用起訴，雖然兩次訴訟的當事人、訴訟標的相同，但具體情況不同，依然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兩類特殊案件：一類是關於子女撫養費的判決生效後，由於物價上漲因素，增長撫養費用請求案件；另一類是侵權糾紛中另行起訴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對第一類案件，司法實踐中按另案受理，不受前訴既判力約束，第二類案件，司法解釋規定「不予受理」。

（五）對執行和解協議提起的訴訟

甲與乙買賣合同糾紛一案終審宣判：乙應在十天內支付甲貨款五萬元。判決書生效後，甲申請執行，在執行過程中，雙方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後甲以乙不能按照執行和解協議履行全部義務為由，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履約。法院是否受理。

執行和解協議並非一個新的契約，這種協議不屬於訴訟契約，因為訴訟契約是指以產生訴訟法上的效果為直接目的的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其既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形成，也可以在訴訟之前形成……但決不能在訴訟結束之後形成，這種契約式實體法上的契約。[iv]執行和解協議在當事人之間並未形成新的權利義務關系，故如允許當事人依據執行和解協議提起新的訴訟，顯然有違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從性質上講，執行和解協議只是履行生效判決的一種方式，在執行案件中，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並不是案件的終結，該案件的執行程序實際上是處於一種暫停的狀態，如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也就是說，當事人的權利仍可以在第一個訴訟程序中得到救濟，故無啟動第二個訴訟的必要。

在一事不再理的問題上，應注意的是執行和解協議與另一類「和解協議」的區別。如丙因借款糾紛向債務人丁提起訴訟，勝訴後丙未在執行申請期內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超過申請期後，丙與丁就該筆債務的清償又達成新的和解協議。現丙以丁未履行和解協議為由，再次提起訴訟。雙方達成新的和解協議雖然內容上是原債務的延續，但應視為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是一個獨立的民事法律行為，事實上通過該約定使丁負有新的履行責任，而且這一責任與原來判決所確定的責任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它與以前的債務在性質上不再具有同一性。因此，丙並非基於「同一關系」再起訴，其新的起訴應視為對一個新債權的主張，並不違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則。

四、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體現的訴訟理念

一事不再理體現了訴訟技術專業化、不可逆化的性質。[v]對於當事人來說，訴權的行使必須謹慎、慎重，一些訴訟技巧有賴於律師、法律工作者等專業人士的服務。訴訟相當於一架結構精巧的機器，對於當事人、法院來講訴訟一旦啟動，不會因原告、被告、法院任何一方單方面的原因而停止（即使當事人申請撤訴，也需要法院裁定準許），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都可能導致敗訴或者違法的嚴重後果，敗訴當事人只能「認賭服輸」。

如果允許當事人就同一事實反復訴訟，則敗訴方相信他們可以再次提起訴訟，他們就永遠不會尊重法院的判決，並頑固地拒絕執行對其不利的判決，採取無休止的訴訟,同時更刺激了對法院的不尊重，從而嚴重削弱了訴訟的效率，不符合訴訟的價值目標。遲到的正義非正義[vi]，反復訴訟也會使當事人的正當利益不能及時得到保護，也不符合公正的價值目標，違背了審判中效率與公正兩大准則。同時對於被告來說，因為同一事實屢次應訴，訴訟之火永不得熄滅，也是不公正的，對於法院來說也浪費訴訟資源。「一事不再理」原則，表示法院的生效裁決對於同一訴訟的各方當事人都是終局的。該原則鼓勵而且要求當事人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利在初次訴訟中，窮盡他們的能力，已達到他們的目的，防止他們不尊重訴訟權利，浪費有限訴訟資源，以訴訟拖累對方當事人。

五、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立法缺陷與建議

我國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事不再理制度。筆者認為我國目前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立法缺陷有三：一、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未對一事不再理原則予以明確，尚未全面界定該原則的含義，法律原則表述方面存在缺陷；二、司法實踐中大多以《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的規定作為一事不再理的法律依據，但該法條只是既判力消極效果的規定[vii]，不能涵蓋或代替一事不再理原則本身，而且使得法官們對該原則的基本內涵和適用范圍有著不同的理解，致使法院在對許多同類案件的處理上存在巨大差異，影響了法院的權威，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三、「但書」條款內容單一，沒有包括其他可以重復訴訟的情形，立法技術方面尚存在缺陷。

故而筆者建議應在《民事訴訟法》總則部分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將該原則明示為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准確且全面界定該原則的含義，盡快確立該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基本原則地位。另外，應在分則中對該原則給予制度上的支撐，明確該原則包含「訴訟系屬效力」和「判決既判力」兩方面內容，即在起訴和受理中規定，對於正在法院系屬中的案件，當事人不得重復提起訴訟，同時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生效裁判包括判決書、調解書、裁定書等，當事人也不得起訴。

Ⅵ 民法案例分析

(1)A市的劉某跟B市的個體商行負責人張某是被代理人與代理人的關系.(2)食品公司應該對張某的簽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因為B市的糧油加工廠是善意第三人.(3)本案應這樣處理,首先A市的劉某承擔合同履行責任,向B市糧油加工廠供應300噸玉米,然後A市的劉某再向B市的個體商行負責人張某行使追償權.

Ⅶ 簡述民法的法律地位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①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②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③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④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⑤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⑥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⑦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⑧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⑨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⑩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11)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12)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13)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14)「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15)「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16)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17)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18)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19)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20)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21)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22)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Ⅷ 別人起訴我起訴錯了,我權利要求對方當庭道歉嗎

可以，如果造成損失，還可以要求對方賠償的。
原告所訴主體錯誤的行為，侵犯了無辜被告的合法權益。
民法廣泛規定了民事主體的各種權利，如果某行為人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侵犯了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該行為就是侵權行為。既然是侵權行為，就要承擔侵權責任。公民或者法人因他人的錯誤起訴而被動地進入訴訟程序，為了防止自己承擔敗訴責任，需要調查取證、聘請律師、參加庭審，而做這些事情既耗費時間，又耗費金錢，必然會造成損失。
如果原告不予賠償被告因此造成的損失，勢必造成受害人的損失無法補償，這對被告是很不公平的，特別是原告濫用起訴權無理纏訴致使被告造成的損失。

Ⅸ 民事上訴狀，我在一審勝訴，對方又上訴到中院，但對方故意無理纏訴上訴到中院，房產是我本人姓名，是生前

一審是簡易程序的，二審訴訟費是一審的兩倍，一審是普通程序的，二審判決一般一樣，除非他們有新的證據。

如果沒有新的證據就本是做的無用功。

Ⅹ 民法典性騷擾怎樣處罰

《民法典》第1010條規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本條確立了「個人+單位」的反性騷擾機制。
一、行為人的責任構成
由於《民法典·人格權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對人格權保護、侵權保護採納了一般條款模式，即便本條不予規定，實施性騷擾的行為人也應承擔民事責任。但本條規定了性騷擾行為的責任構成與單位的安全保障義務。就行為人責任而言，本條明確的構成要件有二。
一是在侵權行為上，「對他人實施性騷擾」意味著，性騷擾不限於異性之間，同性之間的性騷擾也在禁止之列。
就空間而言，性騷擾行為不限於工作的場所、學習的場所，還包括其他與工作、學習內容有關的場所、空間，比如出差地、旅館、飯店等。
二是在過錯方面，只有故意才叫「騷擾」，性騷擾行為應以故意為要件，過失行為難以構成性騷擾。這就將性騷擾與對他人私密部位的「誤傷」區別開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集體工作時講葷段子的情形，對其是否構成侵權的判斷，應作此區分：若行為人並未針對特定主體，受害人也沒有表示反對的，不應構成性騷擾；若行為人針對特定主體，又違背他人意願的，應當構成性騷擾。
二、單位的安全保障義務
《民法典》第1010條第2款規定，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有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以防止和制止性騷擾行為的義務。這就意味著，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負有預防、處理性騷擾行為的安全保障義務。
此種安全保障義務的確立，在預防、處置性騷擾行為的功能之外，也有利於受害人收集證據。
關於本條第2款「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的理解，「等」字昭示，不應將「利用職權、從屬關系」作為單位承擔責任的構成要件，而應將其作為單位安全保障義務的內容，意在強調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的違法性。因此，行為人未利用職權、從屬關系實施性騷擾的，單位若違反了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的安全保障義務的，仍應承擔責任。
三、單位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形式
《民法典》第1010條第2款雖然規定了單位有防止和制止性騷擾的安全保障義務，卻未言明違反義務時的責任形式，從而留下了解釋的空間。對此，我國學者普遍承認性騷擾行為的用人單位的替代責任（僱主責任）。少數學者認為，用人單位（僱主）的此種責任實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過錯責任。
我們認為，僱主責任的理論基礎旨在保護雇員，防止其因執行工作任務而動輒得咎，但（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的）性騷擾則超出了這一規范目的，二者不能等同。
在性騷擾的法律規制中，單位（尤其是用人單位）承擔責任的依據在於：通過個人訴訟無助於解決性騷擾的普遍化，強化單位（尤其是用人單位）的內部責任才是最為高效、低廉的問題解決方式。因此，本質上屬於過錯責任，應類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關於安全保障義務的補充責任（過錯責任）。這也符合非工作場所內性騷擾的規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