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刑法的

Ⅰ 怎樣界定經濟犯

「經濟犯罪」這一術語在立法上的使用始於1982年3月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實施的《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其後，作為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研究領域的一個常見和常用的概念，「經濟犯罪」經常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法律文件、法學教科書和著作之中。但是，對於「經濟犯罪」至今尚未有一個規范性定義，其范圍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鑒於此，筆者擬對「經濟犯罪」的事實特徵、規范特徵及其核心作系統解析。

一、事實特徵——發生於經濟領域的犯罪

「從歷史的維度來討論經濟犯罪，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經濟犯罪。這個問題上，沒有絕對統一的答案。」（P141）從辭源上看，「經濟」一詞來源於希臘語，意為「管理一個家庭的人」（P4）。漢語「經濟」一詞取自於「經邦濟世」和「經國濟民」，與「國」而不是「家」更非家長相關。在歷史上，不同民族、國家、地區間的經濟生活雖然有著很大差異，但是在經濟乃至人類一般生活事務中，其中心在於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這一點上是共通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經濟」，也有自己的「犯罪」，自然也就有其「經濟犯罪」。如此，可以說，在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下都存在著經濟犯罪。所以，從歷史維度來界定，所謂「經濟犯罪」就是指在經濟領域內的犯罪現象。

當前，「經濟」的內涵越來越寬泛，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1. 社會物質生產和生產活動；2. 經濟，國計民生，乃國民經濟的泛稱，是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的總稱；3. 家庭及個人生活用度；4. 以較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等投入獲得較大的收益；5. 一種合理的管理模式，經濟管理。顯然，經濟犯罪與前三項尤其是前兩項密切關聯，而與後兩項無關。如果從對稱的角度劃分，經濟可以區分為自然經濟（採集、狩獵、畜牧與種植等）與商品經濟（交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自然經濟狀態下，同侵犯人身犯罪一樣，經濟犯罪表現出相當強的自然屬性。例如，盜竊與強盜等自然犯罪就屬此類；在自然經濟為主而又存在商品交換的社會形態中，經濟領域的犯罪還表現為貨幣偽造、欺詐及侵犯貿易管制等，這與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有著更多的相似性。本文認為，現代經濟犯罪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

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50年代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時期；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運用集權政治推行計劃經濟時期；三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實行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市場經濟時期。在第一個階段，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相聯，經濟犯罪在某種程度上時常表現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與當今的經濟犯罪有著實質分別。在第二個階段，經濟犯罪的重心表現為破壞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本質在於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行政強力壟斷並分配社會資源——不僅僅是稀缺資源，經濟以政府、集團利益為核心價值主體，而不是以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為核心價值主體，計劃經濟曾被誤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根本內容，經濟與政治形態混淆，其結果是，在當時任何在主客觀上可以斷定為是威脅計劃經濟的自由經濟活動，均以具有很高擅斷性的「投機倒把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在第三個階段，隨著國家經濟政策和制度從計劃經濟向「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商品經濟為輔」—→「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犯罪概念的重心逐漸轉到侵害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秩序上來。比如，以加入WTO為標志，到1997年，刑法確立罪刑法定為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由此，經濟犯罪概念開始實現了向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轉型。

當下，人們時常採用如下相近的概念來描述經濟犯罪：

（一）白領犯罪。白領犯罪是指深受尊重的社會人士所從事的與其職業相關的犯罪。這是美國犯罪學家薩瑟蘭（Edwin H. Sutherland）於1949年提出的概念。「迄今為止，往往著眼於經濟犯罪是企業的幹部等上流社會的成員所為，故稱為『白領犯罪』。」（P112）當然，許多經濟犯罪並不僅僅是由上流社會成員實施的。白領之外，痞流、低階層分子乃至於無知者實施經濟犯罪的情況也是存在的。而且，當前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白領的職業素質和道德水準未見多少提高的情況下，痞流層的數量卻明顯增加，這可能與民主在公司、企業以及鄉村層面上的迅速發展有一定關聯。毫無疑問，民主的副產品是出產痞流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實背景。

（二）公司、企業犯罪。公司、企業犯罪是指老闆、雇員等為公司企業利益並以公司、企業名義實施的犯罪。由於經濟犯罪還包括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以及其他人員損害公司、企業利益的犯罪，從而使公司、企業成為經濟犯罪的被害人，因此，公司、企業犯罪顯然是不能涵括所有的經濟犯罪的。

（三）商業犯罪、職務犯罪。商業犯罪、職務犯罪是指商業領域與職務相關的犯罪，因此，經濟犯罪與腐敗密切相關。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政企分開」入手的，但是迄今為止，各級政府還尚未真正成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有限責任政府，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大背景下，政府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仍屬「正常」，許多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等腐敗行為，不僅僅是政府公共管理層面上的職務犯罪，而且還是真正的破壞經濟的犯罪。但是，隨著中國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元結構的逐步形成，公務人員的職務犯罪將越來越多地發生於公共管理領域從而成為行政刑法的對象，而不是直接發生於市場經濟活動之中。

（四）經濟犯罪不僅是公司、企業、白領個人在正常經濟活動中的犯罪，而且還表現為有組織犯罪：非法地下經濟——販賣毒品、走私軍火、地下錢庄及其洗錢、賭博、色情以及與之相類似的行當。有組織犯罪是為違法犯罪而存在的非法組織所實施的犯罪，其基本特徵是，以違法犯罪市場為主要市場，以暴力壟斷經濟活動並銷售暴力和暴力威脅。對於有組織犯罪來說，合法市場只是他們的二級市場。在中國，成癮葯物與軍火等允許在管制下進行經營，金融服務原本屬於合法，但賭博和色情原本就是違法，屬於非正當的經濟活動，所以，將這些行當全都歸入經濟犯罪范疇自然存有疑問。對此，還需要進行規范分析。

「經濟犯罪就是在經濟領域中，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行為。」（P2）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經濟犯罪所作出的定義，至今依然基本有效，其有效性在於，准確地揭示了經濟犯罪的事實特徵——發生於經濟領域的犯罪，既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也適應過去的計劃經濟，還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但問題在於，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和政府管理的復雜性、經濟參與者的多樣性以及政治、文化乃至於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濟犯罪是經濟領域的犯罪」這一定義過於簡單，還不足以作為經濟刑法理論的起點，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

二、規范特徵——濫用經濟權利、背離市場信用、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違法行為

按照從一般到具體的演繹進路，我們可以將經濟犯罪定義為，刑法規定的依法應受刑罰懲罰的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簡單地講，這是「經濟+犯罪」的定義進路，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定義。但是，筆者認為，經濟犯罪的定義越是簡單，就越具有其應有的通用性。對於這樣一個極為簡單的概念，完全不必按照犯罪客體、主體、客觀方面、主觀方面的傳統分析框架面面俱到地分析其基本特徵，而是將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歸結為：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濫用經濟權利與信用，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一）侵害市場經濟秩序

經濟制度的變遷直接影響著經濟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內容的變化。古希臘的「經濟」即家務（實質上是奴隸主經濟）的含義顯然與現代經濟相去甚遠，家庭（包括家長）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已微不足道，但是，古代的經濟犯罪侵犯「家務事」——一種家庭秩序的古老含義，在歷史維度上是與現代經濟犯罪侵害市場經濟秩序相通的。中國古代沒有經濟犯罪的概念。「在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小生產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不發達，財產集中使用和流轉十分有限（尤其是在靜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經濟犯罪並沒有形成突出的社會問題。古代所謂『經濟犯罪』，大都表現為偷盜、搶劫、欺詐等結構簡單且容易認定的財產犯罪，所涉及的通常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P1）。但是，中國古代畢竟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存在著商品交換，而且中國古代高明（早熟）於古希臘（甚至於古羅馬）之處是，視犯罪為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對抗而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以跨越歷史時空的觀念來看，中國古代與當代最相類似的經濟犯罪乃是官員職務犯罪，特別是針對國家貿易管制的犯罪。鹽鐵專賣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貿易管制，私鹽、走私鹽鐵以及私鑄錢（偽造貨幣）等成為中國古代與現代最具關聯性和相似性的經濟犯罪。

現代經濟犯罪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概念。「經濟犯罪通常被作為一個與當前社會和經濟相關的『現代問題』來討論。」（P127）市場經濟秩序表現為一種超個人、超社會的公共利益，一種無形而抽象的信用，其背後是平等、自由、競爭與公平交易等基本價值，經濟犯罪則是扭曲乃至於摧毀市場經濟。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一詞限定，當「社會主義」一詞單獨使用時，其含義大致是清晰的，但是，當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的限定詞使用時，二者的含義都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模糊。在筆者看來，中國目前市場經濟機制好的和不好的東西均可以在「社會主義」那裡得到合理解釋，刑法管制經濟的特色以及許多經濟犯罪與「社會主義」有著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例如，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創造機制的一個「不好」的特色是「我能幹你不能幹」，資格（身份）就是財富，中國目前依然存在著為政府壟斷、國有企業行業壟斷而實施的貿易管制，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趨勢性地推動著貿易管制不斷地松動乃至於取消，這以無照經營和超范圍經營的非犯罪化最為典型，未來「壟斷」一定會被正式地宣告為違法，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犯罪化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制度後轉型期，經濟政策經常在自由與管制之間搖擺不定，騙購外匯罪的設立以及目前的虛置是典型的例子。再如，土地制度與土地犯罪，更是明顯地反映著傳統社會主義特色，農村土地能否私有化，無疑是一個敏感而又讓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頭痛的問題。但是，當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農民顯然不能按照個人意願適應市場需要改變集體土地的農用性質，更不可以自由轉讓土地，否則就屬於犯罪，這到現在還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的跡象。也許我們真的難以清晰地表達「市場經濟秩序」前面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以維護平等、自由、競爭和公平交易秩序為目的的刑法管制必將進一步加強，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以來，經濟犯罪新罪名的增加突出地反映了這一特點。

（二）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

刑法是保障法，作為整個法律規范體系有效性的最後保障而存在，其他法律部門作為一個法律規范體系最終依靠刑法維持其規范效力。因此，只有當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門不足以制止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從而保護某種重要利益時，立法者才會考慮動用刑法，司法者才會考慮適用刑法。所以，相對於民法與行政法而言，刑法具有保守性和謙抑性，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特點。

經濟犯罪，首先是違反管理、干預、管制市場經濟的工商管理、經濟法律、法規與規章的行為，經濟活動沒有違反工商管理和經濟法規，不可能是經濟犯罪。如此，我們可以將一般性的侵犯財產的盜竊、搶劫、敲詐勒索以及詐騙等犯罪排除出經濟犯罪的范圍——盡管這些犯罪傳統上經常被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經濟犯罪以「違反工商管理、經濟管理法律」為規范特徵，這就告訴我們，經濟危害行為犯罪化是以行為違法為前提。任何一種危害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若要將其犯罪化從而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其前提是根據工商管理與經濟法規的相關規定，認定這種行為是否屬於違法行為。

（三）背信與權利濫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犯罪表現為在市場經濟內部濫用權利與背離市場信用破壞市場經濟本身的行為。可以說，背信與濫用權利是經濟犯罪的兩個基本方式。

信用是指用契約關系保障財富流轉和增值的價值運動，它與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緊密相連，人類社會自出現了貨幣經營和商品經濟以來就出現了信用關系。對於市場經濟來說，信用關系至關重要，市場經濟就是通過信用關系構築起來的人類活動，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所以，經濟犯罪的另一個核心規范特徵就是背信與權利濫用。

三、范圍——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為核心

在中國目前的刑法體系框架內，為經濟犯罪劃定一個大體的范圍，對於司法實踐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迄今在中國刑法理論界關於經濟犯罪范圍的觀點，可以劃分為大、中、小三種基本主張①：

第一種觀點是廣義說，即大經濟犯罪觀。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第五章中的「侵犯財產罪」的全部犯罪；二是刑法分則第八章中的「貪污賄賂罪」的全部犯罪；三是刑法分則其他各章中的以牟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各種犯罪，例如，賭博罪，走私、販賣、運輸和製造毒品罪，組織與引誘婦女賣淫罪，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等等。

第二種觀點是狹義說，即小經濟犯罪觀。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犯罪只能發生在動態的社會經濟活動和管理之中，經濟犯罪表現為行為人濫用市場經濟的活動方式和經濟許可權，直接或間接違反經濟管理法規，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因而經濟犯罪僅僅限於中國刑法分則第三章中規定的犯罪。

第三種觀點是折中說，即中經濟犯罪觀。經濟犯罪只限於廣義說的一、二項兩類，而且還應當排除盜竊和搶劫等傳統的財產犯罪。

筆者認為，認定經濟犯罪的范圍，應當採取一種歷史地、動態地視角，從事實與規范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和把握。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在事實層面還是在規范層面，經濟犯罪均包括盜竊、貪污、受賄和詐騙，乃至於搶劫與搶奪，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1982年頒布的《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明示了修改補充刑法有關條文之宗旨：「鑒於當前走私、套匯、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盜竊公共財物、盜賣珍貴文物和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猖獗，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人民利益危害嚴重，為了堅決打擊這些犯罪活動，嚴厲懲處這些犯罪分子和參與、包庇或者縱容這些犯罪活動的國家工作人員，有必要……」（引文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盜竊公共財物是財產犯罪，索賄受賄是職務犯罪，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們確實是發生於經濟領域且破壞經濟的犯罪。而且，從規范層面上講，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之前，金融詐騙、合同詐騙等經濟詐騙犯罪均以普通的詐騙罪論處。如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打擊「兩搶一盜」（搶劫、搶奪、盜竊金融機構）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保護金融秩序的中心工作，因為那時的金融機構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政府的附庸和錢袋，只有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金融體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後，金融機構開始成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金融活動活躍起來，金融犯罪才呈現大量增加的趨勢。所以，大經濟犯罪觀有其歷史的真實性。這也是為何直到今天不少刑法專著、教科書還將「靜態」的、傳統的財產犯罪與職務犯罪歸入到經濟犯罪范圍之中，甚至於將所有的與財產性利益相關的犯罪均劃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但是，在市場經濟的當下，其中許多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再具有「經濟性」，如果還將這些犯罪作為經濟犯罪來對待就有些不妥了。國外早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以德國為例，「概念常因時代的變遷而改變，昔日所為『經濟利益』在傳統刑法中只被了解為保護與維持個人財產的利益，然今日所謂的經濟利益，再也不是以個人為重心的利益，而是以整個自由經濟秩序為重心的利益。」（P16）所以，「從刑法保護的法益出發，認為經濟犯罪應當是侵害超個人的、社會的法益的行為，這個觀點，已經成為德國刑事法學界的主流觀點。」（P16）所以，搶劫、盜竊、搶奪等財產犯罪應當被排除在經濟犯罪之外。

大經濟犯罪觀，是一種傳統的觀念，符合計劃經濟年代的經濟犯罪特點，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是顯得有點老套了。但是，大經濟犯罪觀將某些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作為經濟犯罪對待，又是妥當的。例如，倒賣文物罪，既觸犯了文物法規妨害了文物管理秩序，也觸犯了有關經濟管理法規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中國刑法過去一直將其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犯罪投機倒把罪對待，現在依然可以將其作為一種經濟犯罪對待。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我們知道，經濟犯罪的范圍直接影響經濟刑法范圍的大小。大經濟犯罪觀實質上是一種二元思維模式，即將刑法區分為經濟刑法與普通刑法。實際上，如果我們將經濟刑法視為專業刑法的一種，經濟刑法便與行政刑法、環境刑法、軍事刑法和財產刑法等並列。如此，我們在確定經濟犯罪范圍的時候，就會向中經濟犯罪觀乃至於小經濟犯罪觀傾斜。以環境犯罪（公害犯罪）為例，如果承認環境刑法可與經濟刑法並列——實際上沒有什麼理由說不可以，那麼，環境犯罪就不應當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如果我們承認行政刑法而不承認環境刑法屬於專業刑法的一種，那麼，我們倒是可以進一步爭辯，環境犯罪最好是歸入經濟犯罪或是行政犯罪的范圍。

所以，折中說是將經濟犯罪嚴格地局限於中國刑法分則第三、八章的定性，這也有不妥之處。而且，刑法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也並非都屬於經濟犯罪，其中只有侵害國有公司和企業利益的貪污、挪用及受賄罪才可以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中，也只有職務侵佔罪與挪用資金罪等可以歸入經濟犯罪的范圍。也許，「確立一個包羅所有現代經濟犯罪，而且具有明確的內容統一性的經濟刑法概念，對於具體解釋個別經濟犯罪的處罰規定，並不一定那麼重要。」（P138）但是，確立經濟犯罪的核心范圍，對於經濟刑法基本框架的確立還是比較重要的。毫無疑問，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居於中國經濟犯罪體系的核心。以此向外，無論是我們將經濟犯罪的范圍劃大一些還是劃小一些，都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真理」或者「錯誤」。

總之，經濟犯罪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法律概念，經濟犯罪沒有——可能也不必過於追求——統一的理論概念，但是，我們必須關注和界定經濟犯罪的規范特徵，目前較為可行的是，確定當代中國的經濟犯罪大致范圍——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為核心。這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和諧環境具有十分深遠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參見陳澤憲《經濟刑法新論》（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頁）、宮厚軍《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頁）。在中國刑法學界，大、中、小觀點是一大致分類，當人們談論經濟犯罪范圍時，由於對經濟和經濟犯罪規范特徵的理解和認定不同，具體差異很大。

Ⅱ 行政刑法與刑事刑法

行政法與刑法分屬不同部門，沒有交叉。也不存在您說的「行政刑法」的提法。

Ⅲ 司法刑法與行政刑法的區別

尚未聽聞「司法刑法與行政刑法」，請解釋上述概念，以便正確的理解其含義，才可為你深究其區別，否則很摸不著頭腦。

Ⅳ 日本刑法全文內容有哪些

二戰後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刪除了有關對皇室的犯罪、通敵犯罪以及通姦罪；年的修改側重於保護個人法益與保障行為人自由，因而與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這也是與戰後日本政治、社會背景的變化緊密相聯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內容並不多。
從1987年起，日本立法機關開始頻繁修改刑法典，出現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只是廢除了有關對尊親屬犯罪加重處罰的規定。但是，80年代末以來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現為犯罪化，增設了許多新的犯罪類型；單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設的犯罪類型則難計其數。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來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與刑法保護的早期化密切相關。
早期化的表現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結果犯為基礎，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態。但近年來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罪的處罰規定，逐漸使例外成為常態。刑法保護的早期化，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提前保護似乎成為一種更有效率的保護。

Ⅳ 構成交通肇事罪嗎——具體案件交通肇事罪的認定及責任分配【求解答】

您好：

我國刑法第133條未明確規定交通肇事罪的具體定罪標准,僅籠統表述為:「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是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 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發布《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條對立案標准作出明確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該《解釋》的制定是為了進一步明確交通肇事罪的認定標准,但正是該《解釋》造成目前司法機關在實踐操作中產生困惑,主要在於完全將《交通事故認定書》的結論作為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是否合理。

一、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認定與交通事故認定的區別
(一)交通肇事罪的行政犯分類
按照實質違法性的不同,犯罪行為可分為行政犯及刑事犯。根據刑法規定,交通肇事罪是以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為前提的,因而其理應屬於行政犯的范疇。

行政犯是指違反行政法規,嚴重危害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動,其危害程度已超過行政法范疇,而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其基本特點是:違反作為前置條件的相關行政法,並且危害嚴重,超出了行政法的規制范圍,危害行政管理活動因而具有較弱的反倫理性,後果是承擔刑事責任,而不是僅承擔行政責任。

①我國沒有獨立的行政刑法,而是分散在刑法典與行政法律的刑事責任條款中,由廣義的刑法來規定。即行政犯的法律條文形式有其特殊性,一是在刑法典中以刑法條文體現,二是在行政法中以嚴重行政違法行為需科處刑罰的特殊條款形式體現,這些條款被統稱為行政刑法。行政刑法是我國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行政犯的認定、處罰應當適用刑法的基本原則。原因在於:其一,行政刑法應屬於刑法的范疇,雖然行政犯來源於行政法的特殊條款規定,但不能僅因其來源的特殊性而否定行政刑法具有刑法性的這一本質。行政犯作為對國傢具體法律秩序的違反,與刑事犯具有相同的本質,是應該被科以刑罰的行為,作為有關行政犯的法律體系的行政刑法是有關國家刑罰權的法規。其二,行政刑法與固有刑法的指導原理相同。由於固有刑法的諸原則大多在行政刑法中是妥當的,故行政刑法並非只是與固有刑法的形式相同,而是形成統一的刑法部門。
②在案件訴訟程序上,行政犯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而不是行政訴訟程序;在主管機關上,行政犯的認定與處罰機關是人民法院,而不是行政機關。實質上,行政犯作為已超越行政法而需受刑法調整的行為,其必然要受到普通刑法基本指導原理的支配,並符合普通刑法的犯罪構成要件。

交通秩序是由我國道路交通行政機關管理的一項行政事務,受國家行政法規的調整,對一般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由道路交通行政管理機關依照行政法規作出行政認定與處罰。而交通肇事罪則是行為人嚴重違反交通管理行政法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行為,其行為、後果的嚴重程度需要受到刑事處罰的行政犯。根據上述分析,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認定應符合刑法關於犯罪構成的規定。

(二)《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

《解釋》第2條規定,交通肇事罪構罪條件除了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後果外,還要區分行為人在事故中所承擔的責任。只有承擔同等以上責任的,才構成犯罪。而如何區分交通事故中各方的責任,目前司法實踐中完全依賴於公安機關製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製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並送達當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91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
關於《交通事故認定書》在辦理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論界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作出的行政認定,應將其歸為書證,在開庭時宣讀並質證;③第二種觀點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界定為鑒定結論而不是書證。④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未能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本質特徵予以准確認定,因而得出的結論並不正確。筆者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刑事證據,理由在於:
首先,《交通事故認定書》不符合證據要求。其一,《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屬於書證。書證作為證據的一種,首要條件是具有客觀性,要求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不是人們的主觀猜測。如《交通事故認定書》產生的基礎--現場勘查筆錄、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鑒定結論等都符合刑訴法的證據要求,可以作為證據採用。而《交通事故認定書》卻並非隨著案件發生而客觀存在,是由公安人員在相關證據基礎上運用法律條文對事實所作出的評價,以及對責任分配的主觀判斷結論,是一個適用法律的過程,不屬於書證。其二,《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屬於鑒定結論。鑒定結論是鑒定人運用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術,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從科學技術角度作出的分析判斷意見,但不能作出法律上的判斷。而《交通事故認定書》顯然是公安機關對法律問題所作出的評價。鑒定結論應由當事人提出申請,交由與案件無利害關系的第三方作出鑒定,鑒定人一般不主動行使。且當事人對技術鑒定結論不服,可向不同的鑒定機構申請重新鑒定。而《交通事故認定書》是承辦案件的同一公安機關依職權主動作出的,體現的是行政意志,並且一次認定即告終結,當事人無權申請重新認定。因 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具有鑒定結論的性質。
其次,《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屬於必然被司法機關採納的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於1992年12月1日發布的《關於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第4條規定:「當事人對作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或就損害賠償問題提起民事訴訟的,以及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所作出的責任認定、傷殘評定確屬不妥,則不予採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由此可見,《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一種行政責任認定結論,不論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者刑事訴訟中,都不是必然被司法機關採納的材料,而必須經過審判機關審查才可能被刑事訴訟所採納。
再次,《交通事故認定書》系行政法律文書。《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國家行政主管部門在處理行政案件中,審查案件事實、證據後,運用法律條文作出的對行為人在行政法上所負行政責任的判斷,其性質、作用類似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公安機關《起訴意見書》、檢察機關《起訴書》、法院《判決書》等,應屬於行政案件處理程序中的行政法律文書。
綜上,《交通事故認定書》只能作為司法機關在審理交通肇事案件過程中的參考資料,不能將其結論作為證據或既定事實直接採用。

(三)兩種責任認定的區別
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認定與交通事故中的責任認定在性質上具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加以混淆。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指導原則不同。交通事故中的責任認定是公安機關作為交通主管部門作出的行政認定,其目的是為行政處罰及民事調解賠償提供依據。而交通肇事罪的認定是司法機關為解決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何定罪處罰的問題而作出的司法認定,兩者分屬行政權與司法權,性質上不能等同。

行政責任認定原則立足於宏觀,在交通事故認定上,以維護現行整體交通穩定有序為目的,將所有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都作為行政懲罰的對象,而不論該行為是否是造成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基於這個指導原則,在交通事故認定上通常以「路權」⑤作為劃分各方責任的基礎標准。即以「各行其道」的要求,僅以雙方在事故中各自有無違章行為、違章行為的多少、嚴重程度來區分交通事故責任。而刑事責任認定原則立足於微觀,認定犯罪的目的主要側重於對個案的打擊。在刑事責任認定上,必須嚴格依照犯罪構成要件考察行為人的行為。基於該原則,在認定肇事者刑事責任時,應考量具體交通肇事案件中,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過失、違章行為是否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否侵犯了社會公共安全。符合上述要件的,才構成交通肇事罪,而維護整個交通秩序目的,則不是刑法處理個案時首要考慮的因素。
由於行政責任認定與刑事責任認定在事實證據、犯罪構成要件等方面的認定原則、方法不同,如果在認定交通肇事罪中機械地直接引用《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定罪依據,勢必導致司法機關在定罪上出現錯誤。同時,若將該行政責任認定結論直接作為認定當事人構成犯罪的依據,刑事案件的審理實質上就變為由公安機關主導,司法審查流於形式,不利於實現司法公正。

2.因果關系不同。交通事故認定系行政行為,著重於事先預防,價值取向上「秩序」、「效率」大於「公正」,所以一般只考慮事故雙方各自有無違章行為,而忽視了違章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規定了各種應受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包括無證駕駛、酒後駕駛以及非法運營等。這些行為都違反了行政法規,擾亂了國家對交通的正常管理秩序,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道路交通安全,應對該些行為予以行政處罰。但是應受行政處罰並不等於應受刑事處罰。刑事責任認定在客觀方面強調行為人的違法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即行為人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必須是引起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

其一,交通管理法規中除涉及交通安全的規定外,還包括國家對交通工具、交通活動參與人的管理制度。行為人違反該類管理制度,雖然也是行政違法行為,破壞了國家交通管理秩序,但不會必然引發交通事故。如非法運營、無證駕駛、車輛牌號不清等,這些違法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例如一起交通事故中,雙方對事故的發生均無違章行為,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是熟練的機動車駕駛員,但因疏忽未及時驗證導致駕駛證過期,在交通法規中屬於無證駕駛。此時,交通事故認定機關會因該駕駛證過期一方違反行政法規而認定其負事故主要或全部責任,繼而根據《解釋》的規定,將會對其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從刑事責任認定角度考慮,對於一名熟練的駕駛員來說,疏忽驗證的行為與事故的發生不存在因果關系。

其二,部分交通違法行為雖對道路交通具有潛在危險,但在具體事故中未必與事故發生具有因果關系。例如一起交通事故中,前車司機在單行道違章急速調頭,後車司機雖系酒後駕車但仍能保持清醒駕駛,因事發過於突然,即使在正常駕駛情況下也無法及時反應,而與前車相撞,導致前車司機死亡。在該起事故中,前車司機違章調頭逆行,後車司機未能保持車距,雙方應負同等責任。但是由於後車司機系酒後駕駛,故在事故認定中會認定其負事故主要責任。但是從刑事責任認定角度看,後車司機的酒後駕駛行為與事故發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其三,交通事故認定中的過錯相抵消原則不適用於刑事責任認定。某些時候,事故雙方都會對交通事故的發生存在過錯。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公安機關會採用民事法律中過錯相抵消原則來劃分雙方責任。將雙方在交通事故中各自的違章行為相互比較,如被害方存在過錯,就相應減少肇事方的責任檔次。但在刑事案件中是否構成犯罪主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客觀行為、因果關系是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不會因被害人的過錯而影響對行為人犯罪行為的定性,而最多隻能將被害人過錯作為量刑酌定情節予以考慮。

3.主觀過錯不同。《交通事故認定書》的目的在於為行政處罰和調解民事賠償提供依據。既然為民事賠償服務,就必定要參考民事法律的規定。認定交通事故中行為人主觀方面有無過錯時,行政機關往往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第123條的規定,⑥為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以機動車系高度危險作業,駕駛員應具有注意義務為依據,對駕駛員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受害人只要證明具有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不需證明加害人的過錯,加害人亦不能通過證明自己無過錯而免責,除非能證明損害後果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可見事故責任認定中,並不考慮駕駛員的主觀上有無過錯,認為所有的危害後果都是駕駛員應當預見到的,駕駛員負有無限注意義務。而在刑事責任的認定上,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過錯,即故意或過失。主觀過錯是犯罪構成必備要件之一,無過錯則無刑事責任。

4.證據要求不同。其一,交通事故認定採用責任推定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92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當事人故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的,承擔全部責任」。在司法實踐中,只要肇事方有離開現場的行為就被認定為逃逸並負事故全責,即使有監控錄像、證人證言等充足的證據,公安機關也不會再去審核、考慮交通事故的真實成因。行政推定在辦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案件中有其合理性,它對於遏制肇事行為人逃逸,防止交通事故的無法認定都有著積極意義。但即使是行政推定,根據行政法規也有其適用的特定條件,即只有在無法運用證據來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才能運用。然而,由於行政推定與刑事推定的目的、要求等有所不同,導致刑事推定在刑事責任認定中的運用比行政推定更應受到嚴格的限制。行政責任的認定是處理交通事故的前提基礎,但有了行政責任的認定並不意味著行為人就要承擔刑事責任。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在公訴方,除了法律規定無須證明的情況外,均由公訴方來證實案件事實,即使發現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後有毀滅證據、掩蓋犯罪的行為,公訴方也必須對犯罪嫌疑人有無實施先前犯罪行為的證據進行舉證,否則只能就其毀滅證據的行為定罪處罰。同一案件,以行政推定的方法來認定行政責任是適當可行的,但要用來推定刑事責任則明顯不當。其二,交通事故認定中證據標准過低,取證手段單一。在實踐中,由於行政執法講究效率,所以公安機關用於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證據要求過低,主要依靠肇事者本人的供述和案發時現場情況作出推定,尚未達到刑法要求證據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公安機關在認定事實時,通常根據現場遺留的痕跡、結合「路權」原則進行判斷,由於現場情況是靜止的,而發生事故的過程是動態的,所以常常會忽略事故真正的動態成因。如車輛正常行駛時行人突然闖入,該情況下事故現場痕跡與駕駛員疲勞駕駛撞上行人的事故現場非常相似;又如非機動車操作失誤撞擊停在非機動車道的機動車輛,與機動車在非機動車道上借道時未注意而與非機動車發生碰撞的事故現場也非常相似。事故認定部門如果只按照事後靜止的現場痕跡判斷,兩者可能會得出同一的結論。另外,交通事故鑒定中心對死者的屍體檢查停留在表面,只查看屍表情況,未對屍體進行解剖就得出被害人死於交通事故的結論,不符合鑒定結論的工作要求。公安機關對交通事故認定的證據採集手段單一,證明標准過低,不僅造成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證據存疑,更使得以後刑事責任認定時,證據不足無法彌補。

二、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認定標准
「在確定交通肇事罪是否成立時,對於行為人是否負有責任,必須從刑法上進行責任的實質判斷,這種判斷要嚴格依照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而不是直接採納交通管理部門的事故認定結論」。⑦交通肇事罪作為行政犯罪,在先前對其的行政處理上帶有強烈的行政執法「效率」特徵,但當其被作為犯罪行為接受司法機關審查時,應當拋開部分行政執法原則,嚴格按照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來認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一)危害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指,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所存在的一種內在的、客觀的、現實的聯系,即危害行為對於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引起和促成的作用。⑧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相比較哲學上的因果關系而言,具有范圍的特定性,即只有引起危害結果發生的危害行為才是原因。首先,對於刑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要求作為某種原因的行為必須具有引起危害結果發生的實在可能性;其次,具有實在可能性還不能說明必然具有因果關系,只有當具有結果發生的實在可能性的某一現象已經合乎規律地引起某一結果發生時,才能確定某一現象與所發生的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再次,如果一個危害後果由數個危害行為造成或介入第三人、被害人行為時,則要考察行為人的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行為的突發性以及介入情況對結果發生作用的大小。交通肇事罪發生在高速運行的公共場所,行為人、被害人、第三人的行為都可能引起事故的發生,所以在准確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時,要嚴格證明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即考察行為人的違章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違章行為是否是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交通事故是否是違章行為引發的後果。只有當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時,行為人的行為才可能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方面要件。

(二)行為人主觀上應具有過失
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過失是指應當預見可能發生危害後果,但由於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輕信能夠避免而導致危害後果的發生。「應當預見」是一種預見義務,不僅包括法律、法令、職務與業務方面的規章制度所確定的義務,還包括日常生活准則所提出的義務。行為人具有應當預見的能力,這是疏忽過失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觀基礎。⑨「應當預見」的前提是行為人能夠預見,但事實上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後果的發生存在「能夠預見」和「無法預見」兩種情況。是否能夠預見因人而異因事而異,需要結合行為人的知能水平、行為本身的危險程度及行為時的客觀環境進行綜合考察。如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後果,但系因無法預見的原因而產生的,則不構成犯罪,應認定為意外事件。車輛駕駛員作為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其參與交通活動時應當具有注意交通安全的義務。但法律不能強人所難,注意義務的范圍、程度不應無限,應考慮到駕駛員的預見能力。駕駛員具有保持車況完好的義務,但其不可能像專業汽修工那樣對車輛了如指掌,況且法定駕駛員培訓課程中也沒有要求駕駛員熟悉汽車的每個零件。如在正常行駛過程中,年檢合格、按時維護的車輛突然操控失靈或爆胎,發生交通事故的,從行政事故認定角度看,駕駛員負事故主要責任;從民事角度看,駕駛員也因承擔賠償責任;但從刑事責任認定看,車輛突然操控失靈或爆胎並非駕駛員能夠預見,屬於意外事件,應不負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我國應引入對過失中注意義務程度限制的理論,可以借鑒目前已被德、日刑法理論界採用的信賴原則。信賴原則是指,當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時,如可以信賴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夠採取相應的適當行為的場合,由於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適當的行為而導致結果的發生的,行為人對此不承擔過失責任的原則。⑩信賴原則免除了行為人預見他人可能實施不正常行為的義務,縮小了過失責任的范圍。根據信賴原則,行為人參與交通活動時只要根據交通規則行動,就可以信賴其他從事交通的人也會根據規則而行動。如果因為其他從事交通的人採取無視交通規則的行動而發生了事故時,就不應當對此追究遵守了交通規則者的責任。⑾另外,對於上述提到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肇事方與被害方過錯相抵消的做法,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在具體案件中考察被害人的過錯是否足以影響到行為人對危害後果的預見能力。如被害人的過錯造成行為人無法預見危害後果的則屬於突發事件,不構成犯罪;如被害人的過錯不影響行為人對危害後果的預見,即使被害人存在過錯,行為人仍構成交通肇事罪。如行人從影響駕駛員視線的障礙物後突然跑出違章橫穿馬路,駕駛員來不及剎車發生交通事故。行人的突發行為是駕駛員無法預見的,駕駛員不應構成犯罪。相反,駕駛員如在100米外就已發現行人違章橫穿馬路,卻未作出適當避讓措施導致事故發生的,雖然行人也存在過錯,但並未影響駕駛員應有的預見能力,駕駛員應構成交通肇事罪。

(三)證據應排除合理懷疑
充分確鑿的證據是正確認定事故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基礎。在搜集認定交通肇事刑事責任的證據時,應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要求和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認真履行偵查取證工作,充分利用路面監控錄像等視頻證據,在事發第一時間做好證據搜集工作、走訪相關證人。在證據論證上,做到指控犯罪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標准,杜絕不符合刑法規定的責任推定及讓肇事方承擔舉證義務的不合理歸責原則,避免將肇事者的供述作為定案的唯一證據。

希望對您能有幫助，祝您的問題能夠早日解決。

Ⅵ 在庫鉑看來,實現行政倫理行為的途徑有哪些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7-10

Ⅶ 治安管理處罰法是否是行政刑法

1、不是，沒有行政刑法之說，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的對象是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處罰。2、不能3、地方沒有法律的立法權。

Ⅷ 行政刑法製造犯罪

有一定道理，也不全面
它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這一點戲虐為製造犯罪也不為過
但有這樣的規定後還有人選擇去這么干，是自己把自己變成犯罪分子怪不得法律。
自然犯里也有類似情況，有的父打死子不是犯罪，後來也要認定為犯罪，是不是製造犯罪呢
同態復仇曾不認為是犯罪，後來也被刑法規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