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移植
1. 民法典編纂的步驟體現了哪些政治知識
1.堅持黨的領導
2.全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使政府在執行過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政協參政議政，政治協商
4.依法治國
5.保障人民民主權利
2. 瑞士民法典的內容
內容豐富
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內容之豐富，遠超過了法國德國的民法典與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編2000餘條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規定的事項外，還包含有德國一些單行法所規定的事項，例如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據法》、《區分所有權法》、《不動產登記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還包含有關於勞動法的內容（集體勞動合同）、關於戶籍法的內容（身份登記）、關於合作社的規定、關於債券的規定等。如此豐富的內容，為其他國家的一個法典內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實體法規定外，在許多地方規定了舉證責任和訴訟程序。瑞士民法典沒有集中規定時效，而將時效分散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各種登記制度也分別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這樣的規定方法在適用時較為方便。
瑞士民法典關於法人的規定比較寬松。以政治、宗教、學術、藝術、慈善、社交為目的的及其他非經濟性的社團，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時，即取得法人資格（第60條第1款）。
瑞士債務法的內容極為豐富，例如勞動契約中，分別規定了個人勞動契約、集體勞動契約．標准勞動契約、學徒契約、推銷員勞動契約、家務勞動契約。
最具特色的是有價證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國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單行法里規定的各種有價證券，真是一個比較完全的「有價證券法」，在其他國家還少有其例。特別是在這部分的開頭，給有價證券規定了定義，即「有價證券是與權利相結合的一種證券，離開證券即不能主張該權利，也不能將之移轉於他人」。這個定義在其他國家還沒有，現在已成為大陸法國家法律中有價證券的典型定義。
總之，瑞士民法典的條文數少於德國民法典，而其內容，即所規定的范圍、事項遠遠超過了其他民商分立國家的民商法典。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條文簡單
瑞士民法典條文數較少而內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條文寫得比較簡單，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說的，瑞士民法典的「條文規定得有意識地不完備」，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前面4編。他們比較了瑞士民法典前4編與德國民法典在同一事項上所用的條文數，例如關於收養，瑞士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分別有18條和32條；關於夫妻財產制，有74條和145條；繼承法有192條和464條。他們得的結論是：「瑞士民法典總共（包括債務法的前兩部分，相當德國民法典的債編）約用1600條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用2385條所規定的事項，而後者的條文一般地還要長些。」[5]
瑞士民法典的這一特點與德國民法典恰巧成為兩個正相反對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而後者有力求包羅萬象，力求完備無遺。這兩種典型的後面存在著兩種立法思想，存在著兩種國情。德國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學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問題予以解決，不給法官以裁量權。瑞士民法典是「大眾化的法典」，要讓那些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非法學家的法官讀得懂、會運用。德國民法典要用全帝國（德意志帝國）的法律去統一、去扼制地方的舊法和習慣，達到「定於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則要盡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舊法和習慣，只要求「基本一致」。這里表現出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尊嚴（這種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發展到極點）與一個強調地方分權和尊重地方傳統的聯邦的不同氣勢。
「補充」、「充實」
法典既然簡單，就必然要賦予法官以「補充」、「充實」的權力。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個特點。
這一點表現在法典的第1條。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條文，包括3款：「⑴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釋上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⑵如本法沒有可以適用的規定，法官應依據習慣法，無習慣法時，應依據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裁判之。⑶於此情形，法官應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
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
在民事案件的審判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在法律不夠用時，法官應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變萬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樣只限於刑法中明文規定的那些種類。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規定得沒有遺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辦。法國民法典第4條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同時又把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第5條），但是法官究應怎樣辦，法國民法典未予解決。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條曾經規定：「法律無規定之事項，准用關於類似事項之規定。無類似事項之規定時，適用由法規精神所得之原則。」但以後德國民法典對此仍不作規定。可見這個問題在那個時代不是很好解決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規定法官可以「作為立法者」而制定規則並據以裁判。這確是一個異平尋常的規定。這個規定不僅在它以前和它當時是沒有的，就在它以後也沒有，真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說，瑞士民法典的「這一規定基本上沒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終究不得不承認，這一條仍然是「令人驚異而贊賞的」，因為它「在清晰瞭然的位置，並以鮮明出色的語言形式表述了這種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這一條規定的價值僅僅歸結於其位置和語言，這種評論顯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表示對本國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選的，他們和議會的議員一樣直接來自人民，讓他們「作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這樣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責備了。
慎重
其實，瑞士民法典還是很慎重的。這一條里的第3款就是對法官在「作為立法者」時應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應該「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而不能任性胡為。
在瑞士民法典以後，很少有採用這一條的。這說明別的國家不具備瑞士所具有的條件，並不是這一條有什麼不妥，因為從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來，這一條規定似乎也沒有發生什麼流弊。
誠實與信用地位
瑞士民法典較之德國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運用了一般條款。這就是它把誠實與信用原則提高到整個民法的最高原則的地位。
當然這也是它用來供法官補充和充實法律具體規定的一種手段。但意義不僅在此。誠實與信用原則在德國民法典里的適用局限於債法的范圍。瑞士民法典突破了這一局限，在第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這種規定不僅不再限於債法范圍中適用，而且也不僅規范義務人的行為，並要規范權利人的行為。這樣使誠信原則真正成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則。40年後（1947年），日本把這一規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條中。
瑞士民法的這一規定，以後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展現出它的理論意義和在實踐中的價值。論者認為這是對19世紀個人主義民法的糾正，民法走向社會本位的標志。事實上，德國雖沒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規定，但它的判例和學說也擴大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
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也是個聯邦，不過各州有分權的傳統，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異也不易統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將許多問題交給州法去處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傳統。瑞士民法典在許多條文中，特別在有關物權和監護繼承方面，把許多權力交給州、甚至交給更下級的地方。例如在繼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許各州自行規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條），在所有權的范圍方面，先許按照「地方通常習慣」或「地方通常見解」決定何為物的組成部分或者何為從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標准（第642、644條）。在相鄰權（相鄰關系）方面，更是多處准許州法自行作出規定（第702、703、705、709條）。
從瑞士民法典對地方法制的態度，可以看出，在一個地方傳統習慣甚至連語言都各不相同的國家裡，「統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協調的。
3. 民法典經典語錄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離不開對歷史上存在的相關法的繼承。同時,由於我們身處一個日趨「國際化」的以開放特徵的世界,我們周圍有許多比我們更為發達的國家,所以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對域外法律的進行借鑒和移植。這些都已在法學界達成共識,而真正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怎樣繼承和移植,才能有利於制定一部符合我們國家實際情況,又能適應時代發展,與國際接軌的民法典。
自從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開近代法典編纂之先河,一百年後德國民法典將法典編纂技術推向高峰,現在又過去了100年,為適應社會生活的變遷與發展,中國的法典的制定已成為法律界的關注焦點。我們希望,中國這個民法典能夠成為新世紀將要升起的太陽。
一、學習外國民法了解民法本該有的價值本旨
外國民法是民法本身,而我國現階段意義上的民法僅是民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發展階段。
民法應該是什麼,民法本該有的價值本旨即典型國家的民法所體現出來的民法理念與民法價
值。我們可以認為典型國家的民法,即外國民法才是民法的應然狀態。
民法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法文化,形成了私權神聖、身份平
等、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私權神聖要求民事權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非因公益和非經法定正當程序,不得限制和剝奪。身份平等,在法律上稱為權利能力平等,其實質是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平等。意思自治,是在私人生活中,當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管理決定自己
民法典的時代使命
張新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上傳時間:2003-6-19
九屆人大常委會在2002年的最後一次會議(第三十一次會議)上首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這標志著多年來備受關注的民法典起草工作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可望十屆人大常委會將繼續這一立法工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完成草案的審議並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但是，一讀的草案畢竟是一個初步的草案，也許因為其太不成熟，有關部門甚至不願意公布這一草案。筆者認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經進入十分重要的時刻，而正確認識制定民法典的時代使命，是關繫到這一『舉世關注的基本法律成敗的關鍵。
為什麼要制定民法典僅僅因為現在的民事立法過於分散、部分民事法律闕如就一定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嗎這樣的答案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英美法國家的民事法律規范更為分散，他們卻沒有制定民法典的需求：如果僅僅是缺乏某些民法制度(如物權法)，最簡便的做法就是制定相關的單行法律，也不需要制定民法典。
4. 法治改革中法律繼承和法律移植的角色
繼承·移植·改革：法律發展的必由之路 論文
作者：張文顯 時間：2007-11-22 10:04:00 來源：論文天下論文網
商標法和著作權法及其配套法規和實施細則，使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在較短的時間內跨入世界先進行列。再如，深圳的經濟立法。1988年國家體改委提出「在深圳移植香港的經驗，建造內地香港」的構想。根據這一構想，1988年深圳市成立了「借鑒、移植香港和國外法規領導小組」，對香港和國外有關法律進行借鑒、移植、消化、創新。經過幾年的努力，基本上建立起了與香港和國際主要經濟特區和自由貿易區的法律相接近或融通的地方法規體系，為深圳經濟走向世界、世界經濟進入深圳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也為我國中央立法和全國范圍內的地方經濟積累了具有「實驗田」作用的經驗和技術。
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於：
第一，社會發展和法律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移植的必然性。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們或者處於不同的社會形態，或者處於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比較落後的或後發達國家為了趕上先進國家，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以保障和促進社會發展。世界法律的發展史已經表明這是落後國家加速發展的必由之路。早在古羅馬國家的形成初期，土利烏斯在改革中就採納過雅典城邦的立法經驗。在中世紀，日本曾全面引進中國盛唐時期的法律制度，建立了貫穿於日本封建社會始終的「法令制度，從而使日本的法律制度和經濟文化向前邁進了幾個世紀，史稱「大化革新」。特別是近代以來，各國之間的法律移植更是一種普遍現象。歐洲大陸各國一度視法國民法典為楷模而競相仿效，土爾斯凱末爾（基馬爾）當政時期大量採用歐洲法律，特別是瑞士民法、義大利刑法和德國訴訟法，使它在阿拉伯國家率先實現了法制現代化，較早地進入了現代社會。日本在明治時代，出於爭取與西洋諸國的平等主權和促進社會近代化的需要，全面引進了德國法和法國法，以此為基礎制定了六法全書，使日本在不長的時間里建立起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大量引進了美國法，加速了日本法律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和現代化進程。
第二，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當今世界市場機制是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的機制。盡管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會有一些不同的特點，但它運行的基本規律，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的規律是相同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也是相同的。這就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建構自己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制定市場經濟法律的過程中必須而且有可能吸收和採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市場經濟體質上是外向型和開放型經濟。其客觀的發展規律必然沖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把國內市場變成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從而達到生產、貿易、投資、技術國際化、世界化、一體化。這就要求在制定市場經濟法律時必須與國際上的有關法律和國際慣例相銜接，即法律國際化。市場經濟既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經濟，也是自由而公平的競爭經濟。合作和競爭都需要法律的引導和規制，而這種法律必須是統一的和協調的。法律上的抵觸和沖突必然加劇經濟上的摩擦和損失，增加交易成本。法律移植正有助於減少不同國家之間的法律抵觸和沖突，降低法律適用上的成本，為長期、穩定、高效的經濟技術合作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第三，法律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在當代，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自己，都必須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反映了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特別是象我們這樣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更有必要對外開放。我們所講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即對世界所有地區開放，對所有類型的國家開放；不僅經濟上和技術上要開放，而且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對外開放。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不僅使經濟國際化，而且其他的社會和國家事務，諸如資源開發、環境保護、人權保護、懲治犯罪、維和行動、婚姻關系、財產繼承等，越來越帶有跨國性質，從而使一個國家的國內法越來越具有涉外性和外向型，法律在處理涉外問題和跨國問題的過程中，必然逐步與國際社會通行的法律和慣例接軌。
第四，法律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需要。在當今世界，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方法和技術上的差異，也是法的時代精神和價值理念的差異。正是根據時代精神和價值理念之差異，各種法律制度中間有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後的區分。對於其法律制度仍處於傳統型和落後狀態的國家來說，要加速法制現代化進程，必須適量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尤其是對於發達國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共同規律和時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要大膽吸納。切莫把自己封閉起來，對發達國家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積累的法制文明置之不理，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一切從零做起，一點一滴地積累經驗，或者故意另起爐灶。那隻能在先進國家的後面爬行，只能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延緩本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以至喪失法制現代化的機會。
為了有效促進法律發展，在法律移植的過程中首先要注意國外法（供體）與本國法（受體）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要對受體進行必要的機理調適，以防止移植之後出現被移植的「組織」或「器官」變異。其次要注意外來法律的本土化，即用本國法去同化和整合國外法。「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6）〕再次要注意法律移植的優選性。法律移植如同引進技術和設備，必須採用「優選法」。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法律可資借鑒，這就有一個選擇移植對象的問題。只有優中選優，移植過來的法律才可能是最成熟、最先進、最實用的法律。復次要注意法律移植的超前性，即移植國外法，無論是某一國家的，還是國際法和國際慣例，都要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前瞻世界法律發展的趨勢。移植的時候要對外來法進行必要的改進，這樣才能保持本國法的穩定性和進步性。要做到以上諸方面，前提是對外國法和國際法開展比較研究，對被移植的法律有充分了解和深刻理解，有科學的鑒別和真實的評價，有在此基礎上的能動設定和理性選擇。
進行法律移植，必須突破和破除兩種觀念。一是突破姓「資」姓「社」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一個國家的法律雖然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但同時也是客觀規律的反映，在反映客觀規律的意義上，它是非政治的、非意識形態的。特別是那些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共同打擊犯罪的法律規范更是如此。二是突破「中體西用」的陳腐信條。「中體西用」這種信條不是以科學、理性和發展為標准去評價和取捨外來文化，而是以自己的傳統為參照系，以維護傳統為宗旨來對待外來文化，是狹隘的民族優越感滋生出來的盲目排外心態的理論表現，是自己在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脆弱無能的表現。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必須鏟除這種心態，以吸收人類一切文明優秀成果，發展壯大自己的氣魄、胸襟和責任，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大膽引進，放手移植，再也不必人為地區分「體」或「用」，更不要局限於「中體西用」舊框框之中。
三、法制改革－－制度創新，推進法制現代化
法律的繼承和移植在法律發展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法律發展僅僅依靠繼承和移植是不夠的。因為：第一，繼承是「古為今用」，移植是「洋為中用」，它們都以既有法為前提。而我們所面臨的許多法律問題和法律事務是古人和洋人未曾遇到…………
5. 按照民法典來看，妻子失去生育能力，醫院該不該返還冷凍胚胎
經審理，法院認為，這兩個冷凍胚胎是劉女士的卵子和馬先生的精子結合產生的，含有兩名原告的DNA遺傳信息。雖然人類胚胎的法律性質至今尚無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兩位原告在生命倫理學上與兩個胚胎的關系最為密切，是自然權利人，享有保存和處置胚胎的民事權益。原告與醫院簽訂了醫療服務合同，目的是完成胚胎移植和實現生育。現原告劉女士已無生育能力，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因此，胚胎移植涉及的兩個胚胎應移交給其權利人，即兩個原告，進行保管和處置。
對不孕患者進行試管嬰兒的治療過程中，通常通過促排卵葯物的刺激增加成熟卵子的數量，卵巢一次生長10個以上的卵子。但實際上，每次試管嬰兒的治療過程中，只有1~3個胚胎移植到子宮腔中。移植過多的胚胎可能會增加多胞胎的危險性，剩下的胚胎可以冷凍保存。如果治療周期不成功，保存的胚胎可以在今後的自然排卵周期和激素代替周期移植回母體，不需要超過排卵，不僅可以消除注射的痛苦，還可以節省很多費用。
6. 民法典明確人工授精生子法律地位，這會對社會會產生什麼影響
在《民法典》中，子女人工授精的權利和義務應視為父母於2020年12月30日一致同意的婚姻關系。
這意味著，今後，接受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輔助生殖技術的夫婦無需提供出生證明。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說，此舉將使近100萬不孕夫婦每年受益。隨著我國體外受精技術40多年的發展，體外受精政策的開放具有重要意義。體外受精技術是將胚胎取出，然後將精子移植到子宮。格式塔國際認為，中國的體外受精已經發展了40多年。隨著二胎政策的實施，老年夫婦的數量顯著增加，其中35歲以上的老年夫婦約佔三分之一，40歲以上的老年夫婦約佔四分之一，老年人出生缺陷的概率大大增加。
7. 民法典意義
一、《民法典》頒行的政治意義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民法典》踐行了這一理念，有助於推動我國國家治理能力，提升我國政治文明水平。
二、《民法典》頒行的經濟意義
民法內生於商品經濟，若不存在商品經濟，民法就幾乎沒有存在的價值。現代民法的核心理念、制度和規則，早在羅馬私法中就基本定型；羅馬私法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它為商品經濟提供了世界性的規則，是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法律表達。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是從民法典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角度，提出了「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的要求。
三、《民法典》頒行的社會意義
民法是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已成為各界共識。它為個體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待人接物之方。民事生活是一個社會最本真的人類活動，是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的根由。社會生活是私權利運行的狀態、過程和結果，以私人自治為中心。在《民法典》采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下，社會生活既包括市場經濟活動，也包括市場經濟以外的純粹民事活動。《民法典》頒行對社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四、《民法典》頒行的文化意義
民法典的編纂是形成並表達民族共識的過程，立法者求同存異，消除各種文化隔閡，尋求最大公約數。從域外經驗看，民法典編纂的共同目的之一，是以國家意志總結和表達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生活規則，彰顯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感，強化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正如19世紀阿根廷法學家阿爾伯迪所說，「民法的任何概念都是民族團結的概念。」美國著名法學家龐德曾建議，中國民法典編纂不能唯國外法理馬首是瞻，而必須結合中國固有文化、社會土壤的實際情況。對新中國民法典的編纂，國外有學者也表示過這種擔憂：立法者全面移植域外民法典，而罔顧中國特色包括文化特色。其實，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動之際，立法者就明確主張，民法典應大力弘揚民族精神。《民法典》的諸多規則體現了對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尊重，如對地方習慣的尊重等；同時將傳統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熔於一爐，對人類共同文化精華保持開放態度。這都有助於在新形勢下強化民族認同，建構民族法律共同體，鞏固民族大團結。
五、《民法典》頒行的生態意義
傳統民法典並不關注生態環境保護，立法者也並不認為這是個嚴峻的問題。在21世紀，生態危機已成為全球性危機，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將其作為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民法典》的其他分編也強化了對生態的保護。如合同編將生態保護作為合同當事人的法定義務（第509條），同時在買賣合同、供用電合同、運輸合同等有名合同中規定了當事人的生態保護義務。分則編的這些規定落實了生態保護原則的要求，將在各個領域起到遏制生態惡化的作用。
結論
《民法典》編纂的全部意義，最終可歸結為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培育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現代公民，建構自由、平等、公正、和諧的美好社會，實現富強、民主、文明、法治的強大國家。傳統範式民法典編纂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統一的民法典，促進民族國家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建設，正或許是《民法典》與傳統範式民法典最大的區別所在，也是《民法典》被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8. 德國民法典編撰體系的主要特點
論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啟示
內容提要： 德國民法典對於德國的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國民法典的精華，成功地實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與國際性、現代化和現實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諧。因此， 加強對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的研析， 可以為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提供科學的思路與深邃的啟迪。
一、德國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的發展史。「每一種法典，都是一定的國情、歷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們檢視一定社會、一定國家的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水準、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個制度文明的進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國民法典誕生的直接推動力就是要廢除西方列強在德國的治外法權，實現主權獨立。然而，作為一部反映與規制全體德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典，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場廢除治外法權運動就能造就出來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與法學理論方面的准備，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 廢除治外法權是德國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動因
「德國民法典編纂的成功，應該說是在廢除治外法權這一大前提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的產物。」[2]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開始在亞洲擴張勢力范圍，通過堅船利炮洞開了德國的大門。西方列強與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德國喪失了司法主權的獨立與關稅自主權，強迫德國承認包括司法在內的本國法律制度在德國領土上對本國國民進行裁判的效力。在當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德國國民的強烈願望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明治政府上台以後，頭等大事就是力爭修改德國在德川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71 年德國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歐美與各國交涉，西方列強則要求德國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楷模，制定各種法典，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換條件。面對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明治政府為了達到廢除治外法權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開始了大規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為了能使民法典達到西方列強的要求，同時慮及法國民法典是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民法典，因此德國聘請了法國學者博瓦索納德加入到法典編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納德和德國國內法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國舊民法公布於世。但德國舊民法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國內強有力的批評，從而在延期派與斷行派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法典論爭」，延期派認為民法典親屬法部分的現代化規定與德國的傳統家制習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現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論。最終，延期派戰勝了斷行派，德國舊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國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同時任命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富井政章和梅謙次郎為起草委員會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德國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在舊民法典的基礎上，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與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並結合德國實際情況，完成了德國新民法典的編纂工作。1896 年通過公布了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1898 年通過公布了親屬編與繼承編，全部民法典於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總之，來自不平等條約的壓力催生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條約改正運動成就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事業。正如德國學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學尚未發達的今天，短期內成就如此龐大的立法事業，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德國著名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曾經指出：「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實現的社會關系全面變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鑄造，從而使它們能指望被其奉為思想准則的人類理想和社會模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時代的尺度。」[4]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國是一個與西方近代法無緣的封閉式封建社會，尤其是一國范圍內法律的不完善與不統一的現狀嚴重阻礙著德國新的經濟的發展。而從18 世紀末起，德國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形成。明治維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變法圖強，最終達到「脫亞入歐」，也就是通過法制的近代化，通過條約的改正，達到富國強兵，走上歐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最終達到與歐洲列強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還需要增強國力。為了消除封建割據與封建社會法律不統一帶來的弊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民商法典。總之，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成為催生民法典誕生的根本動力。
3. 德國法學研究的深入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無論是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還是大膽全面地移植國際先進制度的指導方針的實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條件，從法律自身來看，完備的法律制度必須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礎。19 世紀中葉德國國門被洞開後，德國人抱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後，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德國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德國明治維新後，朝野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個國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視，培養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學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法學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論。」[5]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德國就已經選派學生赴英國、法國、德國等研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法律，不僅如此，當時的明治政府還在國內大力興辦法律學校， [6]培養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為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繁榮和卓有成效，德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法學專家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獻策。被選為起草委員的梅謙次郎、穗積陳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員都具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並精通兩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們深厚的比較民法功底、嚴謹的態度，以及大量的調查研究和論證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礎。尤其是舊民法所引發的「法典之爭」，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說，也為新民法典的問世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德國民法典就是明治維新之後數十年法學理論研究活動與「法典之爭」的結果。
二、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
1. 現代化與現實性
深受西方列強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貫徹了資本主義民法傳統原則，並將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因而這是一部屬於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該法典第206 條規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內對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凡本文所引《德國民法典》相關條文，均出自渠濤編譯的《最新德國民法》） ，從而集中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無限制的原則。該法典第3 條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從而體現了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二章契約部分，規定了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契約的訂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契約可包含任何內容，契約在雙方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五章侵權行為部分，還原則性地肯定了民事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如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所發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依據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該法典對過失責任原則亦作了例外規定，承認了無過失責任歸責原則，如第717 條規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發生損害時，其工作物的佔有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第718 條規定：「動物佔有人，對其動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法典不僅很好地貫徹了資本主義的民法原則，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佔有、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廣泛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7].由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在德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社團組織大量出現，因而德國民法典在總則部分首先區分自然人和法人，並設立專章對法人制度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將其分為公益法人和營利法人兩種，民法典第34 條還承認祭祀、宗教團體為法人。這些相對於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德國民法典「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較好地體現了民法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已故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曾經指出：「民法是一個國家、社會全體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則。民法的內容，民法的變化發展是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法如果與社會脫節，就失去了它的價值。」[9]
事實也是如此，法典的許多規定未停留在寬泛原則層面，而是適應了實際的需要。由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德國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頒布之初德國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現實社會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該法典親屬編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對戶主的特權與家屬成員的從屬地位做了具體規定；即使在財產法部分，該法典也保留了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內容，從而凸現其現實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民法典親族、繼承編中不合時宜的規定作了根本修改，強調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平等，從而實現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現代化。
2. 本土化與國際性
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0]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既大膽學習借鑒甚至移植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顧德國的歷史與現實，從而有機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德國民法典的成功之處就是將移植過來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國加以同化和整合，實現了本土化。德國民法典擔保物權的規定就是將法國擔保制度與當時德國社會通用擔保形態相結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實施後，由於其中的抵押權制度不能適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德國在20 世紀初又采普魯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廠抵押法為代表的各種財團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或者大體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充分認識到法律對全球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德國民法典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編纂民法典時採取了「西化」方針。當時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較為發達的，代表了國際法學的先進成果，所以德國移植他們的法律後所體現的國際性特徵是不言而喻的。梅謙次郎曾說過「， 世上有人稱我們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這是膚淺的見解。體裁上雖酷似德意志法，但法蘭西民法與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參考的。」而且為編寫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員會翻譯、參照了大量的其他國家民法。梅謙次郎先生曾列舉過參照的外國民法典：法蘭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與第二草案（1895） 、普魯士民法（1796） 、薩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奧地利民法（1811） 、荷蘭民法（1829） 、義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積陳重先生則稱德國民法典是「比較法學的成果」。[1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對各國法律綜合比較、鑒別、篩選的結果。德國民法典無論是在編排體系還是在法典內容上均體現了對不同國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國民法典的體系主要借鑒德國民法草案的編排體系，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但物權編和債權編的順序沒有依照德國民法，而是將物權編放在債權編之前。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新民法在編纂時深受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的編撰體例是人、財產所有權、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財產所有權相當於物權，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則包括債權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的巨大影響。在內容上，法典繼承了德國民法典的偉大創造，規定了法律行為制度，並以公序良俗這一一般性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關於佔有制度，則系采法國立法例，認為佔有是一種權利，而德國立法則認為佔有僅指事實，而非權利。[12]在物權變動形式方面，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采德國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與法國民法典一樣，實行公示對抗要件主義。在關於侵權損害賠償范圍和承諾效力的立法上，德國則借鑒了英國的判例法。德國民法典關於先取特權的規定則來自於1865 年義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對世界各國先進的民法兼收並蓄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3. 法典化與融合性
在絕對理性主義支配下的19 世紀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方法，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法典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民法典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能通過法典內部原則和制度的配合與協調，達致順暢運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應成為封閉的體系。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後性，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到未來應受法律調整的各種情況，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時由於法律規則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勢在必行。
為了使得法典在適應性和穩定性中達到平衡，德國民法典既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來實現法典的穩定，又通過判例法和特別法對法典漏洞進行必要的補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針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德國民法典為整個民法乃至整個私法規定了一些根本性的總的原則。該法典第l 條規定：「私權必須適合公共福祉。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權利不許濫用。」第2條規定：「本法須以個人的尊嚴及男女兩性本質性平等為宗旨解釋。」法典對基本原則的規定無疑能應對沒有具體規范的尷尬，使法典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領域則通過制定大量的特別法與司法判例來完善德國民法典，從而體現了法典的開放性與融和性的特徵。一方面，德國民法典在承認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淵源的同時，也承認判例的淵源地位，並且成功地實現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國民法典有意識地在法律中規定一些一般性條款，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期實現彌補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國民法典采兩大法系融和的趨勢，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的開放性與現代性，為後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樹立了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對於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很原則，為了適應復雜而具體的實踐要求，德國另行制定了《遺失物法》，對拾得人、遺失人的權利義務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染防止法》，以承認無過失責任以及近似於無過失責任的形式謀求對受害人的保護。雖然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選擇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後又出現學習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傾向。一戰後，隨著德國經濟力量的強大，金融業發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業信託制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規范的推動下，德國在1923 年通過了《信託法》。信託法制度根植於英美的衡平法，它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設計是與大陸法國家的絕對所有權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國民法學家克服了這些障礙，作為採納民法典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第一個大膽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過了《信託法》。[13]這是融和性特徵的典型表現。
三、對中國民法典編纂的借鑒意義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自清末變法以來，無論是1911 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為藍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還是1931 年中華民國正式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國家的民事立法經驗，吸收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民法理論成果，這其中又以德國法的概念、制度為先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編民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草案終未成典。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之主觀上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思想的影響，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單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於造成了現今民法體系混雜、理論底蘊不深、邏輯性不強、滯後社會發展等缺陷。經過近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年的求索，民法學界幾已達致共識：民法法典化是中國民法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如何使我國的民法典成為新世紀的經典之作，加強對德國民法典的研析，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1. 注重民事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契合
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內容龐雜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專家的共同努力。法律專家首先必須精通民事理論，其次還應把握法律實踐。德國民法學界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德國民法典成功的秘訣之一。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視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明治維新以後，德國法學得以迅速發展，學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學者，對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許多問題上結合德國社會的實際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德國民法典起草時，立法者和民法學者對當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夠想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析，民法調查會的民法議事記錄多達數百萬字。這種從立法活動開始的研究延續到今天的法律教學和法律實務中，形成了許多服務於法律實務的理論學說和對理論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理論。這對法律科學的發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德國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還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使相關法律規定盡可能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我們要講現實，但重要的是當前的現實，是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研究這些問題，制定民法典是沒有根基的。」[14]國外一些國家的法學理論成果或制度設計很先進，但我們在褒揚的同時應注意中國的土壤環境是否適宜它的生長，這是一個需要反復論證的任務。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我們既要加強民事理論的研究，又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加強實證分析，努力促進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相契合。
2. 注重市場經濟成果與和諧社會相共通
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律表現，是規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近年來，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統一大市場逐步建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趨於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漸次加快等。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成果需要統一的法律加以鞏固，市場經濟的再發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導並予以保障。我們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把市場經濟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如電子商務、基因技術對傳統民法理論的挑戰。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潤的背後又不可避免造成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環境惡化、資源危機等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的目標不相符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使社會呈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兼顧。我們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夠為新時期市場經濟的再次飛躍發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
3. 注重國際發展趨勢與科學發展相融合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然德國民法典還沒有正式出台，但德國人注意到了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偉大之處，認識到德國民法典草案中所體現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大膽借鑒德國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許多與國際社會相共通的規則。今天在研究發達國家民法典時，應該采功能主義的比較方法，充分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一些傳統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經遭遇了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關注民法典的國際化發展趨勢。當今世界是市場機制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各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也是一致的。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多的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共生的法律規則，為復雜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們的民法典是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滯後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現在，兼及未來。
同時，民法典的法律技術和法律內容必須與科學發展相配套，關注國際法學、比較法學的發展趨勢。民法典必須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否則民法典將不會成功。我國民法典既要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敏銳感，又要能夠鼓勵科技創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導我國的科學發展並能夠大膽預測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價值理念，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民法典體系，爭取把我國的民法典建設成為21 世紀最偉大的民法典。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共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使得民法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具有為世界各國或地區共同認可、一體遵循的某種意義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判例與學說，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再重復一遍別國已走過的彎路而去親自摸索和實踐。總之，在制定民法典時，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又要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學發展。
9. 簡述德國民法典的主要特點及歷史地位
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