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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變遷

發布時間: 2022-03-04 12:06:23

1. 新修改的民訴法第六十五條與此前最高院司法解釋有哪些變化

  1. 2012年8月31日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該條規定與此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有如下較大變化:

  2. 對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為逾期提供證據的當事人和對方當事人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使當事人對於逾期提供證據的原因有陳述和質疑機會。

  3. 只要當事人在舉證時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舉證期限的,人民法院必須適當延長舉證期限。最高院《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36條的規定與2012年8月31日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相抵觸,最高院《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36條自然廢止。

  4. 對於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理由,在理解上應當以是否存在客觀原因作為理由是否正當的標淮。

  5. 關於逾期舉證的後果,應當根據逾期提供證據的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程度,對應不同的後果確定。

2. 古代的法院什麼樣的

古代的法院什麼樣的?

最早的法院是出現在西周時期的司寇,這是一個專門從事司法審判的一個機構,司寇與夏商兩代形成的監獄結合,成為了我國歷史早期的司法機關。

到了秦朝建立的時候,當時設立了最高直屬的法院延尉府,延尉任院長,而地方上的司法長官則由郡守和縣令充當,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劇中人們打官司總去縣衙告狀的原因了。事實上我國後來的封建王朝都是借鑒了這一套司法系統,只是機構組成有所變遷。

到了漢武帝時期,尚書台取代了延尉府成為了最高的司法機關,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將延尉府該稱為大理寺,並且創立死刑由皇帝復核的制度,唐朝以後三省六部制度逐漸成熟,出了大理寺得到保留以外,又有刑部和御史台承擔了司法職責,這個制度到了兩宋時期才得到逐步的完善,

但是在明朝都時候,特立獨行出一個別樣的獨立於司法以外的一個機構,廠衛特務審判機構,這個部門是由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組成的,這個機構主要的任務就是專門服侍皇帝及其後妃的宦官成員組成的另一特務司法審判機構。這個機構的司法主要還是向皇帝和最高集團服務的。

以上就是我國古代法律部門的出現和發展,它見證了中國封建社會司法從無到有的一個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司法的結晶的一個體現,它也記錄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變遷!

3. 人民法院是否能撤銷被告所頒發的不動產權屬證書

不能。

行政機關只能以撤銷行政行為的方式撤銷登記。

我國物權法採取債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沒有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物權行為(即申請登記行為)與作為原因行為的債權行為(即合同)或權屬來源證明文件同一命運,因此只有登記原因行為無效、意思表示不存在或無效的情形才能導致登記無效,法院及行政機關方可予以撤銷登記。

原國土資源部《不動產登記操作規范(試行)》並未將撤銷登記作為獨立的登記類型。《國土資源部辦公廳關於辦理不動產登記類行政復議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試行)》認為復議決定可以對登記行為予以撤銷登記,應該是考慮到目前登記機構的能力和業務水平。

由於登記機構沒有司法認定的權力,無法審查和認定登記原因行為是否具有無效或可撤銷的事實,其審查缺乏職權上的依據。登記機構可以依據法院認定登記原因行為無效或撤銷的判決書予以撤銷登記,不宜由登記中心直接予以撤銷登記。

但是往往會遇到相對人因訴訟時效屆滿或不願向法院訴訟直接向登記機構申請撤銷登記的情形。不動產登記作為一個行政行為,如果有瑕疵,是可以通過撤銷的方式予以糾正。對於違法或不當的行政行為以及由於事實和法律變遷而不宜存續的行政行為,屬於行政機關自我糾錯的權力和職責。

自我糾錯的價值在於減少或者避免行政爭議的產生,盡早結束行政行為效力的不確定狀態,維護行政法律關系的穩定,增強公眾對行政機關的認同和信賴。

但是不動產登記具有特殊性,基於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理信賴利益和減少行政爭議產生的考量,行政機關應當採取足夠審慎的態度,只有在該行政行為的瑕疵足以影響到實質處理結果時,才採用撤銷的方式進行糾錯。

登記機構可以以重新作出行政行為的方式自我糾錯,即經過調查、詢問等程序,發現確實存在登記原因無效、不存在等情況的,確實需要撤銷登記的,應告知登記簿上的名義權利人聽證的權利,由登記機構作出撤銷登記的行政決定,登記中心予以撤銷登記。

(2018)最高法行再97號判決書認為,雖然現行法律對於行政注銷行為相關程序規定中,沒有必須舉行聽證的具體要求,但行政機關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仍應遵循程序正當原則,充分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知情權、申辯權。

國土局未實際進行聽證即將相對人所持國有土地使用證公告廢止,程序失當。

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不動產權屬證書記載的事項,應當與不動產登記簿一致;記載不一致的,除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確有錯誤外,以不動產登記簿為准。

2015年3月1日起《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正式實施。與此同時,江蘇徐州和四川瀘州兩地頒發了全國第一本不動產權證書。這標志著全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落地。

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指在不動產登記機構對不動產情況進行審查、登記後,頒發給不動產權利人用於證明其享有不動產權利的證書。不動產權屬證書可以作為某人享有不動產物權的證據,當事人之間發生權屬爭議時,一般情形下可以依據不動產權屬證書來解決紛爭,確認權利。

一般情況下,不動產登記權屬證書反映的權利狀況與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的內容是一致的,但在它們不一致的情況下,應當依據什麼情況來確認物權的歸屬呢?

我國《物權法》第17條是這樣規定的:不動產權屬證記載的事項,應當與不動產登記簿一致,記載不一致的除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有錯誤外,以不動產登記簿為准。以上可以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的證明力強於不動產登記權屬證書。

4. 民事訴訟法歷史修改記錄 從82年立法開始都修改過幾次,分別都修改過什麼內容

民事訴訟法變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失效][1982030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10409]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2007)[200710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修正)[20071028]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決定,此決定將於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4)人民法庭變遷擴展閱讀:

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的新規定和不足,供大家探討。

1.申請執行管轄法院的增加

第二百零七條改為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修改為:「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由第一審人民法院或者與第一審人民法院同級的被執行的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執行。」

根據上述新規定,當事人可根據被執行人的財產情況或其他有利於申請執行的情況,有選擇的向某管轄法院申請執行,這既避免了法院之間委託執行的時間和財力的浪費,又有利與申請人根據其或被申請人不同的實際情況而向不同的法院申請執行。

2.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請上移執行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三條:「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執行。

根據原相關規定,法院承辦執行案件的時間為6個月,滿6個月後,未執行的法院一般會以被申請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為由裁定終止執行,這嚴重影響了申請人的權利。新規定的出台使得申請人如認為承辦法院超過6個月還是未執行的,可直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避免了承辦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或不盡職的執行行為。

3.申請執行期間的延長

第二百一十九條改為第二百一十五條,修改為:「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時效的中止、中斷,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

「前款規定的期間,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未規定履行期間的,從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計算。」

原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間根據雙方主體是否為個人而分別規定為12個月和6個月。這樣的區別對待也是無實際根據的。筆者曾代理過一些申請執行或恢復執行案件,好多案件因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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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申請執行的期間過短而超過期限,使得原訴訟變得不僅毫無用處而且失去進一步訴訟的可能性。

新規定將申請執行的期間加長為二年,使得判決後,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有充足的時間協商處理如何履行判決問題,不必因擔心超過申請執行期間而患得患失,這一方面大大減輕了申請人的壓力和限制,同時使得一部分案件可通過雙方協商而解決,可大大減輕法院執行工作量。

4.當被執行不能履行判決的法定義務時的法定舉證責任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七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應當報告當前以及收到執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財產情況。被執行人拒絕報告或者虛假報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對被執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

此增加的新規定加重了被申請人「無償還能力」的「舉證責任」,使得對一些被申請人企圖以「要錢沒有,要明一條」的無賴作風逃避強制執行失去了市場。

5.被執行人不履行判決的限制辦法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一條:「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採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採取限制出境,在徵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公布不履行義務信息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措施。」

此新規定將原先一些法院定期在報紙上公告一些拒不履行判決的單位和個人的做法予以了法律化,特別是對其採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採取限制出境的辦法使得一些企圖卷寬款外逃的被執行人只能「望洋興嘆」,徵信系統記錄也給企圖逃避執行的人很大的警示!

(1)法院受理後6個月不採取執行措施的,你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請提級執行。 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203條:「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執行。」 (2)在沒有到6個月之前:只能是多催問一下法官,也可以找法院院長反映。

2、關於逾期不執行的利息:應是從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如果判決中沒有確定履行期限,應是從判決生效之日),向你支付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2倍稍息。

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 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

3、關於雙倍罰息:如果你的執行申請中沒有寫上,應當向執行法官申請增加請求。

5. 法槌是由驚堂木演變而成的么

法槌在中國並非舶來品,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開始使用驚堂木,這可以被視為法槌的雛形。據《國語·越語》記載:「驚堂木,長六寸,闊五寸,厚二寸又八。添堂威是也……」唐代之前的驚堂木上沒有圖案。唐太宗時期,驚堂木上開始雕刻龍、虎、獅等動物圖案。唐永昌年間,驚堂木圖案定為龍形,取龍乃皇權之意。其後,宋代驚堂木圖案為卧虎,元代為三爪或四爪龍,明代為五爪帶角龍。清康熙年間,驚堂木上的龍形修改成嘴縮身瘦的模樣,看起來像一條蛇。此外,驚堂木的選料和工藝也極為講究,選材多以高檔紅木為主,質地堅硬,紋理細膩,敲擊桌案時聲音響亮。
以擊槌的方式主持重要的儀式活動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不僅用在法庭上,還用在重要會議與拍賣等商業活動中。我國法官採用法槌主持庭審活動,主要目的在於顯示庭審活動的權威性、程序性和裁判性,強化庭審的現場效果。
我國最早使用法槌的是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2001年9月14日,思明區法院院長陳國猛敲響我國大陸法院庭審第一槌。2002年6月1日,《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規定》開始施行,從此,法槌成為法庭審判不可或缺的道具之一。該規定明確規定了法庭審理中使用法槌的不同階段及程序:審判長在宣布開庭、繼續開庭時,先敲擊法槌,後宣布開庭、繼續開庭;宣布休庭、閉庭、以及判決、裁定時,先宣布休庭、閉庭以及判決、裁定,後再敲擊法槌。其他情形使用法槌時,應當先敲擊法槌,後對庭審進程作出指令。使用法槌時一般敲擊一次,法槌敲響後,訴訟參與人、旁聽人員應立即停止發言、喧嘩或其他有礙庭審進程的行為,否則將按照規定追究其法律責任

6. 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的歷史變遷

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成立於1928年11月。1937年12月日本攻佔南京後,該院西遷,最高法院檔版案管理處設立於武昌,後又權繼續西遷,和南京國民政府同時遷往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遷回中山北路原址辦公。1949年4月,它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在1950年9月至1967年3月,這里為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院址,現為江蘇省糧食局、省地方誌辦公室等單位辦公地。1992年,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舊址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7月,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的若干規定什麼時間實施

《最來高人民法院自關於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的若干規定》只是一個徵求意見稿,正式文稿並未發布,其中部分內容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中,已在實施。

8. 當代法庭與古代法庭相比,有什麼變化

「十二銅表法」就是羅馬成文法的開端。 公元前454年,羅馬元老院被迫承認人民大會制定法典的決議,設置法典編纂委員10人,並派人赴希臘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補充二表。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銅鑄成,故習慣上稱作《十二銅表法》。這些法律條文後經森圖里亞會議批准,公布於羅馬廣場。這是古羅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入侵羅馬,在戰火中銅表全部被毀,原文散佚,現在只能從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見梗概。 十二銅表法的內容分別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佔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後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十二銅表法頒布之後,就成為共和時期羅馬法律的主要淵源。

9.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487條是什麼時候發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版法院審權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法條鏈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87條。

  1. 人民法院凍結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查封、扣押動產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查封不動產、凍結其他財產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2. 申請執行人申請延長期限的,人民法院應當在查封、扣押、凍結期限屆滿前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續行期限不得超過前款規定的期限。

  3.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職權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

10. 中國法庭的演變是什麼詳細一些,謝謝!

中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
【作者】 胡夏冰 陳春梅 【作者單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曲折發展歷程。從實際發展狀況來看,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中,為有效解決我國基層社會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基層社會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臨的重要課題。為此,有必要認真回顧和總結六十多年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經驗。
從我國人民法庭產生和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歷了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不同的歷史時期。
一、創立與挫折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
作為我國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正式確立的。[1]根據該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幹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這是我國立法第一次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規定。這種關於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樣規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均未對其進行修改。
為了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試行辦法(草稿)》(簡稱「辦法」)。「辦法」從以下方面對人民法庭制度進行了規定:一是明確人民法庭的性質,規定它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二是規定人民法庭設置的基本原則,人民法庭一般要在農村、牧區設置。每一基層人民法院需要設置多少人民法庭,應根據轄區大小、人口多少等情況確定。大體上一個中等縣應當不少於兩個。在人口特別少的縣,可以設不固定的法庭,實行巡迴審判。三是規定人民法庭的名稱,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稱而定,並冠以縣名。四是明確人民法庭設置和撤銷程序,強調人民法庭的設置和撤銷,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批准,並報高級人民法院備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員,一般配備審判員一人,書記員一人;也可配備兩名審判員,院長可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庭長。六是規定人民法庭的任務:(1)審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2)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如果違背政策、法律、法令的,應當糾正或撤銷;(3)進行政策、法律、法令宣傳;(4)處理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5)辦理基層人民法院交辦的事項。七是規定人民法庭審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應堅持說服教育、調解為主的方針;有的案件,也可以判決或裁定,但必須報基層人民法院核准後宣判。人民法庭無權決定拘留人犯和搜查,無權決定罰款、沒收贓款贓物。凡需要採取上述措施的案件,應移送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八是規定人民法庭的辦案方法,應當從便利群眾出發,採取駐庭辦案和巡迴就地審判相結合的工作方法。
不難看出,「辦法」是對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來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驗的總結,它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對人民法庭建設和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標志著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創立起來並向規范向方向邁進。「辦法」對人民法庭制度內容的規定,創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十年文革期間,由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激劇變化,人民法院被「砸爛」和破壞。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正處於起步階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設被迫處於停滯狀態,受到了嚴重摧殘。
二、恢復與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了我國法制建設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復和重建。
改革開放後,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在「文革」中被取締的人民法庭,在全國范圍內重新建置人民法庭。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一條主線。
當時,人民法庭建設進展遲緩,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當簡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條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給法官辦案擺個「攤子」而已。雖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設畢竟蹣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間,「不少地方的基層人民法院加強了人民法庭的建設,加強了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業務指導,便利了群眾,提高了辦案質量,並使大量民間糾紛及時解決在基層,受到了群眾歡迎。」[3]重新設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機構是當時人民法庭制度建設面臨的一項繁重任務。當時許多人民法庭沒有獨立的辦公樓,辦公條件簡陋,辦公場所破爛不堪,大多隻有一間十幾平米的租借房屋,辦公、開庭、接訪、存放檔案都擠在一起,有的法庭連掛國徽的地方都沒有。盡管「各級人民法院普遍重視加強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數量設置和力量配備不適應客觀需要,亟待進一步加強」。[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財政部聯合下文指出,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設備十分簡陋,辦公條件十分艱苦。各地財政部門要照顧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實給予支持。據統計,1988年5月全國15000多個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約11000多個沒有自己的辦公用房。法庭幹部「吃飯沒有鍋,睡覺沒有窩,辦公沒有桌」的現象相當普遍。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1993年,還有「6800多個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亟待解決。」[5]這種狀況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而且束縛和挫傷了廣大審判幹部的積極性。因此,加強人民法庭的機構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為積極促進人民法庭制度建設,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召開了1985年的湖南會議、1988年的湖北會議和1991年的山西會議、1992年的貴州會議等全國法院「兩庭」建設會議,對人民法庭建設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經過努力,至1991年底,全國 18000個人民法庭中,已有約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適應需要的工作用房。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後同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等國家有關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將人民法院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的通知》(1991年11月)、《關於加強審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設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關文件,要求各地從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出發,根據國家審判機關的法律地位,有計劃地將人民法庭的建設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城鄉基本建設計劃之中,統一安排,精心組織,並在建設用地、選址、布局等方面積極給予支持。同時積極籌措建設資金,在建設用地、各種稅費等方面給於必要的傾斜和照顧。從此,人民法庭在城鄉建設規劃中確立了它應有的位置,有了統籌安排的依據,從建設計劃上得到了保證。
應當看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創建人民法庭的熱潮,人民法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有的選擇適當地點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擴建;有的利用舊房進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在此期間,我國人民法庭數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據統計,1987年全國人民法庭的數量已達15000多個;截止到1992年底,全國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個,配備法庭幹部70000餘人。至1998年11月,全國共有人民法庭17411個,法庭幹警達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礎建設問題在此期間得到明顯改善。
這一時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明確人民法庭的職能。隨著人民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需要對人民法庭的任務和職能進行規范。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主要從事有關案件審理和簡易民間糾紛調處工作,幫助和指導人民調解組織工作,以及進行法制宣傳和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是人民法庭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務。「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承擔著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經濟糾紛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訴案件的審判任務,還要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處理大量民間糾紛。[6]據統計,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內,全國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審案件10074984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總數的50.27%。其中一審民事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6.97%;經濟糾紛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經濟糾紛總數的36.36%;刑事自訴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總數的33.43%。[7]可見,審判案件、指導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四項工作構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復和重建時期的主要工作職能。
三、發展與轉型時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現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設置模式和工作機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按照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要求,重新調整和規范人民法庭設置,規范和統一人民法庭建設標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員政治和業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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