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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司法體制

發布時間: 2022-03-04 17:06:14

『壹』 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都改了什麼

第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司法體制的政治優勢和重要特徵,也是司法體制改革攻堅克難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第二,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指導思想。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第三,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充分聽取人民群眾意見,充分體現人民群眾意願,從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公平正義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評判,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改革成敗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貳』 我國的司法體系是怎樣構成的

英國的法院體系 The English court system

最近看了一下英國的法律教材,對於英國的法院體系順手作了點筆記與總結。但是對於English court system這個詞,我拿不準是應翻譯成英國法院體系還是英格蘭法院體系,姑且先用前者。

1、治安官法庭 Magistrates' Court
Magistrates' Court是英國法院體系中的最低級別的法院,該法院可以審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糾紛。其中英格蘭與威爾士絕大部分刑事案件由該法院審理。至於民事案件,該法庭主要審理家庭民事案件,像什麼收養、監護之類。另外,該法院還承擔一些行政管理職能,比如頒發酒類銷售許可證等。在法庭上對該法院的法官的稱呼是「Your Worship」。

2、郡法院 County Court
County Court也屬於英國下級法院,負責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在審理案件時,如法官認為必要,可以召集8人組成的陪審團。郡法院所審理的民事案件為訴爭標的不大的民事糾紛,例如,違約和侵權的賠償在5萬英鎊以下(人身傷害賠償在2.5萬英鎊以下)。另外,3000英鎊以下(人身傷害賠償在1000英鎊以下)的訴訟可以適用「小額程序」(small claims procere)。該法官主要由地區法官和巡迴法官組成,在法庭上對該法院的法官的稱呼是「Your Honor」。

『叄』 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要堅持什麼原則不變

司法體制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必須堅持如下原則:

第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第二、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n第三、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第四、必須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

第五、必須堅持遵循司法規

第六、必須堅持依法有序

第七、必須堅持統籌協調

(3)我國的司法體制擴展閱讀

司法改革從以下方面入手:

一、樹立科學司法理念。理念是實踐的先導,科學的司法理念是深入推進司法改革的理論基礎和目標指向。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以科學司法理念為引領,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當前,要切實踐行無罪推定、證據裁判、控辯平等、疑罪從無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完善當事人、辯護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人權司法保障水平。

二、改革完善審前程序。審前程序是訴訟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指准備訴訟材料、提供訴訟證據。科學、完備的審前程序,有助於提高審判效率、促進審判公正、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審前程序。

改變「以偵查中心」的訴訟模式,強化對客觀性證據的收集,弱化口供在案件偵查中的作用,規范取證程序,強化對偵查活動、案件證據的審查機制,進一步加強對審查起訴階段的司法監督。

三、推進庭審實質化。作為審判權實現的重要場所,法庭是生產和輸出正義的地方。堅持以審判為中心,關鍵在於審判環節要過硬,這就要求推進庭審實質化。要依法合理確定非法證據的排除范圍,嚴格舉證、質證、認證等程序,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論辯護權,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事實證據查明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

四、是改革完善宣判制度。宣判即宣示判決,是指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經過審理後依法作出判決並予以宣告的制度。以往,當庭宣判率低,就讓人覺得審判結果受法庭外各種因素的干擾,甚至是審者不判、判者不審。

當庭宣判體現司法透明,符合審判公開、不間斷審理(集中審理)等原則,大大壓縮了「暗箱操作」的空間,有助於提高司法效率、增進司法公信力。要逐步提高當庭宣判率,進一步規范定期宣判制度,讓庭審主導司法公正的邏輯運行。

『肆』 我國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有哪些舉措

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內會主義事業的司法保障容。司法機關擔負著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神聖使命。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處於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出現,機遇和挑戰並存,司法工作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響更加凸顯。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伍』 我國司法體系有哪些

法院系統和檢察院系統共同構成了我國的司法體系

『陸』 我國司法制度的核心是什麼

核心是什麼意思?你是不是想問,司法工作的原則?那就是公平公正公開。每個國家的司法制度都是用來規范司法程序,保障司法程序正常運作,防止被其他人和組織干擾。目前我國司法最大的問題是司法權太弱,容易受官員干預。

『柒』 我國司法制度的核心是什麼(行政法律知識)

http://..com/q?word=%CE%D2%B9%FA%CB%BE%B7%A8%D6%C6%B6%C8%B5%C4%BA%CB%D0%C4&lm=0&fr=search&ct=17&pn=0&tn=ikaslist&r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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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我國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都改了什麼求答案 謝謝

【回答】
第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司法體制的政治優勢和重要特徵,也是司法體制改革攻堅克難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第二,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指導思想。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第三,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充分聽取人民群眾意見,充分體現人民群眾意願,從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公平正義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評判,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改革成敗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是指以司法為職能目的而形成的組織體系與制度體系。或者說是司法機構組織體系和司法制度的統稱。司法體制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織部分,也是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體系、司法組織體系由各級司法機構(機關)構成,包括最高國家審判機關、最高國家檢察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也包括具有司法職能的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司法行政機關、公安(警察)機關、安全機關以及這些機關的內部機構設置,它們一同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體系。
司法體制改革是指國家司法機關(組織體系)和國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在憲法規定的司法體制基本框架內,實現自我創新、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司法體系和司法制度。司法體制改革的概念與內涵,涵蓋了國家司法機關(組織體系)、國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憲法規定的司法體制基本框架、司法體制的自我創新、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司法體系和司法制度等各項要素。

『玖』 我國司法制度有哪些特點

第一,階級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在本質上仍然具有階級性,它是取得政權的工人階級及其領導下的農民階級和其他人民群眾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在具有階級性這一點上,我國法律制度與其他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然而,階級性的內容及其與人民性的關系卻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其他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的本質屬性只是階級性,在本質屬性的意義上,人民性是受排斥的,充其量也只是在局部范圍或形式上具有某些程度有限的人民性。我國法律制度則不同,它的階級性和人民性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一致關

系,它的階級性正是通過對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加以確認而表現出來的。
第二,國家意志與客觀規律的統一。任何歷史類型的法律都是國家意志的表現形式,但是,它能否始終反映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則不能一概而論。剝削階級類型的法律制度只是在該階級處於上升時期才能與客觀規律在實質上相一致,此後,受少數人狹隘利益所局限,法律制度便日漸與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相背離。我國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反映的不是少數人狹隘的特殊利益,而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而這種共同利益的具體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也在相應地發展變化,它與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規律是一致的。因此,國家意

志和客觀規律就能夠始終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保持一種實質的動態性統一。

『拾』 如何認識我國司法體制設置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關系

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都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過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種手段,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維護社會秩序,最終服務於人類利益的社會調控方式。後者是指社會各個不同的部分結合而成統一、協調的整體的過程和結果。如果說社會控制是對作為不同社會主體的人的行為的規約,那麼社會整合就是這種規約所導致或追求的社會統一、協調的過程和結果。與道德、宗教等其他諸多社會控制與整合的途徑相比,現代社會一般選擇法律作為最主要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途徑,而司法則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是同構並親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直接決定了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

當前阻礙我國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實現的因素復雜多樣,既有司法體系外的,也有司法體系內的。司法體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司法經費不足,法官低薪酬,社會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權威不足,等等。司法體系內的因素主要有:法官總體素質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不順,審判方式落後或超前於社會發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兩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織,互為因果,嚴重阻礙了司法應有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於篇幅,僅對其中一項因素——地方保護主義及它的危害和對它的遏制途徑作進一步闡述。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性質、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層面體現為以地方利益掩蓋的司法權與各種其它社會資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劇膨脹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個人的利益作用於司法領域的結果,是在地方權威操控下的公開的集體行為,其在本質上屬於制度性問題,很多司法問題表象的背後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在起作用。對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不予贅述。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撓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阻撓了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們的地方歸屬感,卻瓦解著人們對法律(社會共同規則)的信念,瓦解著現代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資源。所以地方保護主義被人們視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最為致命的危害之一。

對於地方保護主義損害司法獨立、侵蝕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當前的主要觀點無外乎認為我國的地方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資源供給上完全依賴於同級行政機關,而司法區域又與行政區域重疊,這種「塊」的分割使得司法機關不得不聽命於法律之外的地方權威。這一結論是正確並符合現實情況的。但我們還需進一步認識到地方社會環境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生成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曾指出:「人們很容易忽視中國社會具有的那種地道的分散性質……這些在如此長的時間里起到過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會分散因素,現在被證明是實現民族目標的一種障礙。」這里的「社會分散因素」是指經濟上中國社會長期滯留在適宜於地方交換的居住模式之中,滿足於地方的自給自足狀態;社會行為上則是家庭、宗族的價值取向以及隨之而來的地方歸屬感。這些因素均構成了司法結構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司法機關不可能獨處於這種社會環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主要來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脹和地方社會分散化的傾向並非中國獨有,它實質上是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區域性體現,而遏制地方社會過度分散化是現代國家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其關鍵在於通過制度性的制約來遏制這種分散化的傾向,這種制度性制約主要力量之一來自於司法體系。譬如,美國聯邦立法和行政機構與各州立法和行政機構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聯邦立法或行政機關的「派駐」機構。但聯邦法院的觸角卻深入50個州的94個聯邦司法區,負責受理雖發生在當地但根據憲法應屬聯邦法院管轄的糾紛。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仍可通過上訴或調卷令的形式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再審理。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建國伊始就已存在,因為美國的建國者認為,只有這樣一種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義,保證聯邦法律的實現進而保障國家的有效整合。漢密爾頓在回答「為什麼非設立多等級的聯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樣任務有何不可」的詰問時說:「縱有高瞻遠矚之人也難預料地方主義情緒能否發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審理國家案件資格的程度。」可見,縱然是聯邦制的美國,也沒有忘記通過一個統一的司法體系來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實現社會的有效控制與整合。

在現代社會中,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應當主要來自司法體系。在一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催化社會潛能的迸發,並通過賦予地方較大自主權來激發地方發展之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關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職能在於維護國家的法制統一,使市場和社會在統一的規則下運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國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擔負起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責任,這一「應然」的原理同樣適用於中國,雖然現今中國的「實然」狀況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義侵蝕。這也反映出,地方主義和國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剋,此消彼長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只有強化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發揮,這需要通過制度化的安排來實現。現在學者們提出的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司法制度設計大致有以下幾類「處方」:(1)仿照聯邦制國家設置中央和地方兩套法院系統;(2)地方法院均由全國人大產生,設置大司法區,與行政區域錯開;(3)地方法院兩級產生機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級人大產生,省級法院由全國人大產生;(4)下級法院由上一級人大產生;(5)地方法院經費由中央或省級財政單獨直接撥付,審判員均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任命,等等。這些方案體現了一個共同原則,就是地方法院的產生及其人、財、物供給應與地方同級的其他權力系統脫鉤,應該說這一基本思路是對的,但筆者認為這些方案的現實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三、探索建立黨對司法的「錯層」領導機制來強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之一

筆者認為,當前將司法從地方保護主義中「解救」出來,進而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首先還是應當從現有憲法體制內去尋求。黨的領導是各個國家機關權威資源的直接來源,對於如何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路徑選擇,完全可以從改革和完善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層面去探索。

當前,地方各級法院由同級人大產生,並對同級人大負責,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間關系的憲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黨的領導的層面,則是地方各級法院接受同級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國這種地方司法與地方其他權力之間關系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但對於一個向法治化發展的國家而言這種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們仍然在現行憲法關於地方法院與同級人大之間關系的規定框架內探索司法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那麼我們不妨先從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黨委之間的關系處入手。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嘗試地方法院與地方黨委的「錯層」領導機制,也就是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機制相區別。如果說黨對地方人大、政府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同級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的橫向領導關系來建立,那麼黨對地方司法的領導則應體現為「斜向」的逐級「錯層」領導。可行的改革方案為:在省以下各級地方法院歸上一級的地方黨委領導,或者歸上一級地方黨委授權的上一級法院黨組領導;而省級法院當前仍宜歸屬於省級黨委領導。其實,前蘇聯晚期曾嘗試類似的這種地方黨委與地方法院之間關系的改革,可當時的蘇聯已「病入膏肓」,決非一項司法改革舉措能挽救。但這並不能否定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這種「錯層」領導機制首先應當體現為上級黨委擁有對下一級人大任命同級法院院長、副院長人選的提名權,或者將這一提名權交由上級黨委的同級法院向下一級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領導層還應當定期異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區在位過長而可能產生被當地「同化」的情況。還應當看到,在當前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還是上級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義,而一個法院的領導層對於其所在法院整體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程度而言仍然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通過法院領導層的工作來實現,地方保護主義干涉法院獨立審判也主要是通過對法院領導的牽制來逐級影響到具體案件的操作。所以在當前,法院領導層的產生機制遠比審判員由誰任命來得更重要,更具現實意義。

對地方法院經費來源的改革可以與黨對地方法院領導機制的改革相協調一致,即地方法院訴訟費直接交上一級地方財政,上一級地方財政設司法財政專庫,直接撥付下一級地方法院經費,省級法院的經費當前仍由省級財政專項撥付。對於中西部地區法院的經費,中央財政再給予專項補貼,各省級財政也可對本省范圍內相對困難地區的法院給予專項補貼,這種專項補貼也必須經由「直達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將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領導予以「錯層」化,對於當前如何加強和改進的黨的領導工作這項重大政治課題的探索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應當成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應當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在現行憲法框架內,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機制的合理安排與運用,來助推司法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功能的有效發揮,並以此來遏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義膨脹擴散化的傾向,進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一體和法制的統一,強化國家的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最終使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領導體製得以完善,從而保證國家在現代化、法治化的發展道路上健康行進。當然,由上級黨委(或上級法院黨組)向下級人大提名下級法院院長的人選,以及下級法院經費從上級財政獲得,這只是黨對司法的「錯層」化領導的部分體現,這種「錯層」化領導機制還應當有更豐富的內涵,有待理論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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