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存在感
❶ 司法解釋的存在問題
中國現行的刑法實施者，也就是主體是法官，可是多數時候又會受到上級總站，或者其它部門，通過歷史的解釋，習慣於探求立法本意，對立法資料極其青睞。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法官盡量不自己解釋刑法，遇到以前沒有處理過的案件，許多法官都總是習慣性地感嘆「對這個問題最高法院要是有司法解釋就好了，我們也不會挖空心思去想了，而且最關鍵的是我們也不會承擔任何風險，不會遭到別人的攻擊，或者質疑。」如此我們法官的職業，他們對國家的法律是忠誠嗎？有自己的職業操守嗎？
有些時候由於新生事物剛剛出現，而且確實又沒有刑法條文，或者司法的解釋，或者是受某一方面的需要，運用刑法懲罰犯過罪行的人，如果是出於某種需要，當然無可厚非，如果臨時通過有關部門或者司法部門的協調，出台相應的司法解釋，或者重新立法，這樣出台的刑法，是不是適應法律本身的功能，這就需要好好理解和推敲。
也就是遇到這些問題，即使沒有刑法條文，迫不得已要對刑法做出解釋，法官都並不首先去考慮刑法學理論上對類似問題是否有研究;如果有研究，存在哪些對立主張，這些對立的見解中哪些是合理的。法官在自己解釋刑法時，對探討立法者的原意情有獨鍾，對刑法規定背後存在立法者原意深信不疑，法官也會因為自己的職業道德，他們也會設身處地地考慮立法者的立場並人為地事實上重復立法者的行為，對刑法學者的理論闡釋反而興趣不大。
這樣的結果是法官無法真正依據案情，或者刑法的本身功能，而對於犯罪者進行有效的公正的審判，而是大約，或者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不超出原則怎麼審判都是正常的。
但是，主觀解釋，探求立法者原意的解釋方法的缺陷是人們早就認識到的。所以真正的司法解釋，是源於人們對刑法的認可，而且確實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具有現實指導性，而且切實指導法官對棘手的法律條文做出科學的標准。也這遠比自己沒有標准胡亂猜測要好得多。我們也就期望中國刑法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尤其在我們國家這種法制狀況下，尤其需要法官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杜絕減少刑法的濫用性。 表面上有司法解釋，有一個完整的標准，而實際上無意中向一線法官灌輸了判決無需說明理由的錯誤觀念。法官總是寄希望於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解決疑難案件。一旦有司法解釋，法官直接根據司法解釋做出判決，而無需進一步解釋判決理由。試問這樣的司法解釋，究竟真正能夠起到統一性，而且符合所謂的標准，不會導致刑法自由量刑的危害。
其實在幾乎所有的法官看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就是理由，就是上方寶劍，就是法官的標桿，這樣法官往往在審理案件時，即使錯了，那是上級的標准，與自己一點關系也沒有，法官不會搞標新立異的事情。這樣又減少了麻煩，而且還可以推卸責任，當然毫無必要再向被告人、辯護人詳盡解釋判決理由;而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釋時，也是不需要公布其理由的，有的解釋明顯是武斷的。
由此結局就是，對於疑難案件的處理，很多時候是在不需要說明理由的情境下進行的，也不管被告人不服，這就是鐵案標准。事實上，除了最高法院，許多高級法院、中級法院甚至基層法院都在以「答復」、「會議紀要」、「指導意見」的名義制定實質上的司法解釋——定罪量刑規范，法官只需要依葫蘆畫瓢就可以了，他們不需要獨立思考，也不需要更新刑法理論知識，不需要說明判決理由。你說這是法官的法律知識的更新了，還是時代真的讓法律完善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這種司法解釋，這種運作模式，由此培養了一些日益懶惰、缺乏風格、毫無理論底蘊的法官。在這些法官看來，既然判決不需要說明理由，刑法理論拿來干什麼?你說這樣刑法功能意義還很大嗎？這樣法官審判出來的案件能不能對社會具有危害性，我們不能想像的。
3、司法解釋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
司法解釋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法律適用中的困惑。如同法律本身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一樣，司法解釋永遠也無法解決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固有矛盾。在法律被遵守、被執行和被適用過程中，通過對法律文本的解釋，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立法的不足與欠缺，使法律趨於完善。但是，與立法一樣，司法解釋作為人的認知基礎上的法律再造，同樣不能跳出立法本身所面臨的窘境，在解決現有法律的漏洞和矛盾的同時，必然會形成新的漏洞、新的矛盾。
4、司法解釋不是最佳手段
司法解釋並不是實現正義的最佳手段。法律本身可能有漏洞，通過司法解釋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立法上的漏洞，但是，司法解釋在本質上是一種「事後法」，是在糾紛發生以後創制出來的新的法律規則。將糾紛發生以後創制的法律規則適用於已經發生的案件，違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現代法治原則。 法院的基本職能是司法而不是立法。現代權力分工的目的在於合理配置國家權力，在充分發揮不同的國家權力在調控社會生活的基礎上，並使不同的國家權力之間形成某種張力，以使它們能夠相互制約、相互平衡，防止權力本身可能對社會成員合法權益的侵犯和損害。正是在這一理念下，才有了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分，並分別交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在任何時候，司法權以及作為司法權的行使者的法院，其最基本的職能在於通過適用法律以制裁違法，平息法律糾紛。創製法律規則是立法機關的事務而不是司法機關的事務，法院不能超越自身職能的范圍越俎代庖地代替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即便是承認法院通過對法律文本的解釋以完善、補充法律，這種完善和補充也只能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否則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一個合法性存在疑問的司法解釋即便能夠在短期內彌補法律的不足，填補法律漏洞，對一個法治社會這是無法容忍的。其對法治原則的背離，對法治所造成的危害都是無法估量的。
從實務上看，司法解釋在個別時候非但沒有解決法律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在消除既有矛盾和困惑的基礎上往往是又增添了新的矛盾，新的困惑。我們應當理性地看待司法解釋的作用，合理界定其在國家法治進程中的地位，使司法解釋在法治化的軌道上良性運行。
❷ 司法行政機關如何 提升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
（一）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眾所周知，群眾的安全感滿意度是否得到提升，關鍵是看案件能否得到有效預防，看發生的案件能否得到及時破獲。各類違法犯罪案件是影響群眾安全感最直接的因素，如果一個地方發案率居高不下、發的案件破不了，群眾就會感到不安全，就不會有安全感。作為肩負著打擊犯罪職能的公安機關，提高群眾的安全感最基本的就是要從提高打擊效能著手，堅持以打開路，進一步明確打擊重點，豐富打擊手段，實現以打擊增強防控效果。按照什麼突出就打什麼、什麼案件高發就打什麼的思路，准確把握案件三高，持續保持對八類重點案件、涉黑涉惡案件的打擊力度，提升打擊效果，體現高壓震懾。在強化影響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案件的偵破力度的基礎上，重點關注日常的多發性侵財案件，力爭盡早破案，使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維護，把人民群眾的損失降到最低，有效提升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
（二）加強重點地區和場所的清理整治，形成良好治安秩序。圍繞市級掛賬的重點地區，本著群眾反映什麼治安問題最突出，就集中整治什麼治安問題，扎扎實實地把公安機關保平安、保穩定的職責落到實處，確保一方平安、維護一方穩定。依靠屬地黨委政府，充分發揮派出所職能，強化指導，逐點攻堅，定責任、定時限、定措施，分步驟、有計劃的加強清整，全力凈化轄區治安環境。整合刑偵、治安、內保、屬地派出所等多警種力量，堅持綜合分析、統一協調、整體聯動，固化多警鍾、多部門捆綁作戰機制。積極會同工商、城管、交通等部門，進行全面梳理，找准重點部位和重點問題，有重點、有步驟、有計劃開展整治行動，加大清理整治力度，有效凈化秩序環境。以行業場所容易隱匿、滋生的涉黃、涉賭、涉黑等突出治安問題、違法犯罪活動為重點，特別是對洗浴、迪廳、美容美發場所，按照嚴查、嚴管、嚴打的工作思路，加大檢查力度，開展針對性打擊整治，實行重點時段常態管控機制，保持持續性嚴打嚴整態勢，堅決防止形成領導重視、輿論關注、群眾關心的治安焦點問題，集中打擊隱匿期間的違法犯罪活動，達到抓獲一批違法犯罪人員，取締一批藏污納垢場所，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
（三）提升社區安全防範能力，確保刑事發案大幅下降。以社區警務工作站為依託，不斷增強社區民警組織宣傳、指導防範的能力和水平，充分整合保安員、巡防隊員、居委會幹部、巡邏志願者等社區人防力量，佩戴紅袖標集中開展社區巡邏，治安防範等工作，增強人防的密度。在強調人防是基礎、物防是保障、技防是發展的同時，針對不同的防範對象合理採取最具實效的防範措施。對新建的小區配備樓宇對講、視頻監控等技防設施，在老舊小區加緊物技防設施的改造，創造條件落實技防，在重點防範部位全部落實自動聯網報警的技防措施，在單位院落、居民小區中積極推廣智能化技防措施。通過不斷推進社區封閉工作，把科技防範工作的重點放在案件多發區域、多發時段上，放在預防常見性、多發性犯罪上，構建內外結合、互聯互防、整體聯動的社區治安防控網路，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犯罪，提升社區安全的防範能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四）加大矛盾糾紛化解，從源頭上消除對群眾安全感的影響。不安定因素和各類矛盾糾紛是引發各類刑事治安案件和突發性事件的主要誘因，公安機關要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積極配合主責部門開展入戶宣傳，嚴格落實「化解矛盾」責任，抓早抓小，源頭治理矛盾糾紛，實現「大事不出鎮、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大力推進「民調進所」工作模式，協調鄉鎮、司法等基層力量，推行實施治安糾紛內外協調、聯合調解機制，與治安調解相銜接，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合力。對轄區內的發案情況、矛盾糾紛、不安定因素、重點穩控對象等情況要發現得了、掌握得住、匯報及時，杜絕不安定因素引發案事件的發生，最大限度把不穩定因素和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切實減少各類案件的發生，減少影響群眾安全感的因素。
（五）加大巡邏警力的投入，切實提升街面見警率。為了使人民群眾時刻感受到人民警察就在自己身邊，震懾犯罪，公安機關要針對警情「三高」，合理調整巡邏警力部署，在重點地段、重要部位和人員聚集的復雜場所，最大限度的把警力擺在街面，實行步巡與車巡結合、便衣守候與武裝巡邏結合、專業巡邏隊與義務巡邏隊結合，囤警於街面，開展聯合武裝巡邏，一旦有警情便於迅速做出反應，實現警令統一、快速反應、各部門和各警種的整體聯動。發揮出巡邏民警全天候一線作戰的優勢，從看到的可疑人、聽到的敏感事、預判到的傾向和苗頭，形成的突發和緊急情況為重點，掌握街面發生的各種信息，能夠做到及時發現、果斷判明、迅速上報，與社區民警的信息形成整體信息網，直接為防範控制和打擊破案服務，進一步提升巡控效能。做到白天見警車，晚上見警燈，提高群眾見警率，加大巡邏頻率和力度，震懾違法犯罪，有效預防和制止街頭案件的發生，形成對現行違法犯罪的實時控制，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
（六）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提升隊伍整體形象。對公安機關來講，當前影響社會和諧、影響警民關系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執法不規范。公安機關掌握著大量的刑事、行政執法權，能否做到公平正義，直接影響著人民群眾的信任度。因此，公安機關必須要通過長期規范執法，建立起群眾對公安機關、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度。通過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不斷堅定「理性、平和、文明、規范」的執法理念，打牢全警公正廉潔執法的思想基礎。通過公布投拆電話、召開群眾座談會、聘請執法監督員等方式，進一步加強對民警執法行為的監督，增加執法透明度。大力推進公安部執法細則和市局執法大綱專項學習培訓活動，加強對民警執法語言、執法動作等實用性執法知識的培訓，針對執法理念、執法方式、執法水平的各個方面，從案件的受理、立案、調查、採取強制措施等各辦案環節統一進行規范，使每個執法環節都納入程序化、規范化的軌道，形成固定模式，便於民警實際操作，切實做到言行文明、舉止得當，有效提升規范執法的能力，打牢全警公正廉潔執法的能力基礎。最大限度避免信訪投訴的發生，提升隊伍整體形象。
❸ 司法行政系統人民警察是什麼
一般是司法警察，比如監獄隸屬於司法系統，監獄里的警察就是司法警察。
❹ 司法考試有多難
司考，全稱是國家司法考試，目前叫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簡稱法考）。2018年下發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將原來的國家司法考試改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最直接的不同，就在於法考的范圍加大了，原本只是司法人員參加的考試，擴大到不僅法官、檢察官、公證員需要通過該考試，從事行政處罰決定審核、行政復議、行政裁決的工作人員，以及法律顧問、法律類仲裁員也需要參加並通過考試。
從司法考試誕生至今，司法考試通過率最低的年份是2002年，這一年通過率僅為6.68%，而2005年至2008年的通過率逐漸升高，最高年份是2008年達到了25%，近些年的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基本在10%左右，所以要說司法考試比較難，那僅指90%沒有通過的人群，畢竟還有10%的人通過了法考。
❺ 我國的司法為什麼不能脫離政治獨立存在
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不是司法左右甚至影響政治，而是政治左右甚至決定司法。這回種現象一直為法學界答人士所詬病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到對司法活動特點的認識。首先，司法活動是在一定的程序規范下進行的，因此，科學、公正的程序能夠為有效地解決糾紛提供底線的保證；其次，司法活動是法官們運用人為理性而進行活動，而人為理性是有章可循的、並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思維方式，因此，它符合人類正義與秩序的基本需要；第三，法官的人為理性在庭審活動中尤其是在判決書中需要得到展現，是向公眾公開的，因此，法官的人為理性並不是失去控制的，從長期看，法官不可能完全漠視社會的需求，而不對之有所回應；加上司法部門既無權也無錢的客觀制度現實，法官的人為理性即使發生偏差，導致的惡果也會比其他國家權力機關小得多。
一旦把握住了司法活動的這些特點，那麼，對司法活動向政治領域的滲透其產生的影響也會有所認識。比如，司法活動的理性化將有助於抑制權力的恣意；司法活動較高程度的開放性與回應性有助於增強理性形成的迴旋餘地，從而通過促進理性的發展而降低政治決策的武斷性。
❻ 政法委津貼1200，司法所工作人員有么
政法委，司法局津貼1200元是真的。
1、人社部《關於調整司法助理員崗位津貼標準的通知》（人社部發[2009]172號）下發後，全省大部分地區司法助理員津貼標准發放工作都已落實到位，較好地調動了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但也有個別縣（區）由於當地財政部門對司法助理員稱謂理解有歧義，導致津貼標准還未按要求發放。
2、給基層司法助理員發放崗位津貼是黨和政府對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人員關心愛護的具體體現。司法助理員是一個歷史概念，就現實而言，是指列入國家政法專項編制並在鄉鎮（街道）司法所工作的公務員。
3、現司法所在編在職的公務員都應當享受調整後的崗位津貼。各地級以上市司法局要認真檢查落實本地區基層司法助理員崗位津貼發放情況，跟蹤督辦並給予具體指導。
4、仍沒有按調整後的標准發放的，請及時協調當地財政部門，根據人社部發[2009]172號文的通知精神，認真抓好貫徹落實。
❼ 司法部門對個人徵信不良會採取哪些措施
何謂徵信?
徵信一詞由來已久，《左傳》中雲：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在現代化的徵信管理體系出現之前，人們對於信用的把控來自相互間的了解程度與彼此的信任度。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活動的地域范圍擴大，需要接觸不同的陌生人，辦理更多的公共事務。
如果僅憑傳統方式來互相了解，將會非常費時費力，而徵信便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免去了不少的瑣碎，申請信用卡、辦理貸款等少了它都不行。徵信中心所提供的信用報告已經成為了人們的第二張身份證信用身份證。
徵信記錄會影響什麼?
個人信用報告中的徵信記錄應用越來越普遍，幾乎滲透到個人每一項重大的經濟活動中，包括銀行貸款、申請信用卡、買保險、租房、找工作、享受政府福利等。如果沒有個人信用報告，幾乎是什麼事都辦不成的。個人信用報告的應用日益廣泛，它的作用也越來越像我們的居民身份證，所以它也有另一個名字是經濟身份證。
有了徵信中心所提供的信用報告，不但節省辦理信用卡、保險或貸款等信息申報與審核的時間，良好的信用記錄還可以成為個人的信譽財富，獲得更好的信貸機會。徵信也可以避免工作人員在業務辦理過程中受主觀感受、個人情緒等因素的影響，使得信用評判的過程更為公平、可觀。
個人信用報告裡面有什麼?
除了包含個人的姓名、證件號碼、婚姻狀況等個人信息外，個人信用報告主要包含三個部分的信息，分別是信貸記錄、公共記錄和查詢記錄。
信貸記錄主要顯示個人的信用卡與准貸記卡賬戶總數，各自有效期、信用額度及截至上月底的已使用額度、逾期信息、卡片注銷等記錄，貸款的賬戶信息和逾期的記錄。
公共記錄主要包括最近5年內是否有欠稅記錄、行政處罰記錄及電信欠費記錄、民事判決及強制執行的記錄。
查詢記錄裡面顯示的則是最近2年內不同金融機構通過央行徵信平台查詢該信用報告的時間及查詢原因，一般來說，過於頻繁的查詢信用記錄會讓金融機構認為貸款或信用卡過於頻繁，可能存在未成功辦理貸款或信用卡的情況。
如果徵信不良了怎麼辦?
個人信用記錄已經成為個人信用情況好壞的名片，但有時難免因為一時的疏忽而給這張信用名片帶來污點。由於目前主要的信用記錄來自於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因此若是產生了一些不良信用記錄，可以分在普通銀行內部消除和在央行個人徵信系統內消除兩種狀況。
1、負面記錄尚未報送央行
如果信用記錄尚未報送央行，則客戶需要積極主動聯系銀行，說明欠款的具體原因並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銀行會根據情況判斷是否能夠消除不良的信用記錄。
2、負面記錄已經送至央行
若是負面記錄已經在央行的徵信系統中記錄在案，則洗掉污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新代舊，即根據信用記錄的刷新覆蓋的制度來消除負面記錄及其影響。由於個人信用報告中顯示的是個人最近24個月的記錄，如果在產生不良信用記錄後，只是歸還欠款而不再進行任何的信用消費，那麼這個不良記錄就會以靜止狀態保留在信用報告中。
因此，如果產生了不良記錄，則更應該持續保持良好的用卡或是信用消費習慣，不斷刷新個人的信用記錄，之後，新的、良好的記錄會逐漸刷新、替代舊的、負面的記錄。
再次，根據《徵信管理條例》的規定：徵信機構對採集的個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為5年，自不良行為或者事件終止之日起計算;超過5年的，徵信機構應予刪除。這項規定將為有不良信用記錄的人提供了一個信用修復的機會，之後應該重視信用記錄，保持良好的信用消費習慣，及時還款，積累良好信用，維護好自己的信用身份證。
❽ 司法權在何種意義上不存在
內容提要: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司法權，實質上是剛剛從立法及行政中脫胎而出的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權，不具有組成國家政制部分的本質屬性，成為政治上的不存在。司法審查的確立使司法權進化為一種政治存在。這是司法參與制衡、保障****的需要，是對民主不信任的結果。關鍵詞：孟德斯鳩/司法權/民主/不信任/市民性司法權 法儒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通過其鴻篇巨著《論法的精神》，把權力分立學說提到了「新的和普遍性的憲法原則的高度」[1].在此傳世經典的第十一章「規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關系」第六節「英格蘭政制」里，孟德斯鳩對國家的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進行了最為知名的分析，思想史上完整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學說由此誕生。但在這十二頁篇幅的「英格蘭政制」中間，孟德斯鳩幾近突然地筆鋒陡轉，寫下了這樣一句結語：「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但這里的「某種意義」具體指何種意義，他在是書中竟未著一字，儼然是要留待後人去探索求解。 「英格蘭政制」乃《論法的精神》之菁華所在，自1748年問世至今，人們對它是引用不止、詮釋不斷。頗堪玩味的是，兩百餘年來，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卻一直被塵封在「英格蘭政制」之深閨幾無人識，排除個別學者附帶性地涉及於此，就基本上未見後來人直面此「結語」之存在，而遑論有多少專家學者曾致力於深究其悠悠意涵。就筆者所知，漢語法學里至今尚無專題研究孟德斯鳩這一「結語」之篇章。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作此文。意在對「某種意義」提出自己的管見與思考，以就正於方家。 一、孟德斯鳩筆下的司法權 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論述，最主要地集中在「英格蘭政制」一節里。從文本上看，在寫下這句交給後人來解碼的結語之前，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存在毫無疑問地持肯定態度。不寧唯是，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理論譜系中的名分與地位最早還是因他在「英格蘭政制」中的系統闡述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及重視。在孟德斯鳩的思想學說中，司法權是「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訟爭」.經研究，他認為此種司法權必須同立法權、行政權分立，否則自由就不存在。因為司法權一旦同立法權不是分立而是合一，那法官即是立法者，擁有了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而司法權倘若同行政權結合在一起，法官就掌握了壓迫者的力量。總之，司法權對保障公民及國家自由至為重要，它必須從立法權和行政權中分離出來。以上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獨立」的論證，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堪稱是最早而又最系統深刻。 但如果說孟德斯鳩對司法權必須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出來的思想論證經典有餘的話，那麼，他對司法權的實質構成及存在形態等問題就顯得重視不足。孟德斯鳩認為，司法權應由選自人民階層中的人員在每年一定的時間內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行使，「由他們組成一個法院，它的存續期間要看需要而定」。「這樣，人人畏懼的司法權，既不為某一特定階級或某一特定職業所專有，就彷彿看不見、不存在了。法官不經常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人們所畏懼的是官職，而不是官吏了。」 司法權的行使人員（法官）出自人民固乃理所應當，但其重要組織機構（法院）之存續時間要視需要而定——法院成了非常設機構——就委實讓人置疑不已：什麼時候不需要司法權；誰作來這種不需要的決斷；在司法權非長期存在的政制下，一旦出現需要司法權的情形，臨時羅織它其利弊又該如何權衡控制等等。而司法權「彷彿」「不存在了」的論斷，其理由是司法權既不應由某一特定階級專有又不應掌握在某一特定職業者手中。這相當於說，法官乃非特定職業，它是一種暫時性的官職；法官之存在並非長期，而是短期的、臨時的；而且在需要的時候，法官這種官職可以授予任何人——國家的法官「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不寧唯是，依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理解，在控告重罪的場合，還「應允許罪犯（按：現代刑事訴訟語境下的犯罪嫌疑人）依據法律選擇法官」來審理其案.有鑒於孟德斯鳩上述有關司法權的論述，英國學者維爾（M. J. C. Vile）在分析孟氏司法權理論時認為，孟德斯鳩對司法部門在國家機構組織中的地位的看法很含糊。「只是在討論君主制政府時，孟德斯鳩才把司法部門視為一個由職業法官組成的常任機構。在寫到英國憲制時，他想到的是一種共和政權，沒有常任的司法部門，而只有特別任命的陪審團。」誠哉斯言。 從舊的「執行權」中分離出一種新的獨立的裁判權——司法權，乃孟德斯鳩最了不起的思想理論貢獻。但從以上孟德斯鳩對法官及法院組織之存在形態的闡述來考量，這種貢獻並不完整，更不徹底。如今，無論在有關司法權的理論學說上抑或在國家司法權的組織實踐中，司法權的人員構成及其組織形態均與孟德斯鳩對其的論述大異其趣。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已公認是一個最能扞衛法律的、誠實、能幹、博學的機構，而法官更不是由什麼呆板人物充任，他已是一副「具有超人技藝、學識、耐性和智慧的法學家」形象[10].同時，法官因自己獨特的職業技能及倫理，使其對國家危害如此之小以至於一朝任命就常常終身在職。 從上述孟德斯鳩有關司法權的思想學說瑕瑜互見的視角來檢討，他總結說「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一種權力要與它種權力分離開來，前提當然是這種權力有獨立存在的可能及意義。孟德斯鳩既然幾近完美地論證了司法權何以要和立法權、行政權分離開來，那他的司法權不存在之說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而言的呢？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潛意識，在其不朽的篇章「英格蘭政制」中，孟德斯鳩在留傳他思想遺產的同時遺留了一個有待後人解碼的結語——費解的、被普遍忽略的斷言。「凡是本文的意義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凡是我們不想信任某個直接表現的東西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11]毋庸置疑，在意義的理解與表現方面，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符合詮釋學家加達默爾這兩個「凡是」標准，因而，解釋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義務一樣必須。下面我們就以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政制發展史為宏觀背景、以司法權的存在形態及功能之進化變遷為透視對象，對孟德斯鳩這句結語的歷史意蘊與思想價值進行一番深度探討。 二、司法權的傳統形態：市民性司法權 司法權（the powers of the judiciary）是可分的（divisible），即能分為政治的（POLITICAL）司法權和純粹民事的（purely CIVIL）司法權。這是美國法官吉布森（C.J.Gibson）——美國早期司法界最富有創造性的法官之一——在1825年發表的伊金訴羅布案（Eakin v. Raub）判決「異議」中提出來的[12].吉布森法官的這份異議，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劃分。不無奇怪的是，他的這種開創性的二分法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至少在漢語法學世界是如此，盡管它因被認為是反對司法審查權的可能最好的理由而聞名於世。 吉布森法官認為，市民性司法權（its civil）是法院通常而適當的（ordinary and appropriate）權力，是司法權的本質部分，它無需依賴任何在憲法中假定的授權而存在。在普通法上，司法機構的市民性司法權被定義成與所有政府部門的權力一樣。其權力必要地起因於它的直接事務，司法權僅僅就是實施國內法（municipal law）,換言之，就是執行分配正義，因而，這種權力不能顧及政治領域，宣布按照憲法規定的形式所制訂的法律無效，乃是司法的篡權。[13] 以上吉布森法官所分析的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權最原生亦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定無疑問。適用國家法律、裁判民事爭訴是市民性司法權最基本的職責與功能。在司法權未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獨立出來以前，市民性司法權其實已在實然上存在著——由君主、立法機構或行政部門而非獨立的法院行使。歷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市民性司法權的此等職責功能依然如故，未因紛繁的政治革命而變性，亦未因推陳的理論創新而變質，盡管司法權順應制衡權力、保障權利的立憲時代要求而變得復雜：政治司法權——司法審查權已獲得了普遍的擁護，而最初反對司法部門這種政治權力的吉布森法官後來亦改變了他的立場。[14] 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部門最古老、最基本的職責權能。關於此類司法權的特徵，理論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的概括，它主要體現在司法權的獨立性、被動性、程序性、判斷性及終結性上[15].在此用不著重復勞動地一一闡述如許特徵之內涵及構成要件。不過，列舉一些概論司法權這般特徵之經典言說未必是多此一舉。 作為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最早是在英國完成了與立法權及行政權的分離與獨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君主或國家的費用」時，對「司法經費」的來源及用途作了細致的分析。最後，他得出了「司法必須獨立」的結論：「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16]思想史上，這是與《論法的精神》同時代的論述司法獨立性的早期文獻。對於司法的被動性、判斷性，為美國聯邦憲法的制訂及批准貢獻卓著的漢密爾頓早已有傳布甚廣的闡述，在此就不贅述[17].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即規定司法權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爭議（cases or controversies）[18]，沒有被訴諸法院的案件或爭議司法權就不可能啟動。因此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19]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曠世經典《英憲精義》中說：「法院的職務只是聽訟；必俟訟案發生，法院對於公司的規則乃有機緣問及。……判決雖是審判員的意見，然仍有客觀的標准在。」[20]新康德主義法哲學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評論道：「在法官座椅上的法官只不過是歸納器械、判決機器、法律自動裝置，或者是人們按照新的完美法官模式所描述的無評價能力因此也無個性的理性化身」[21].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創始人哈特（H.L.A.Hart）通過研究規則得出了以下認知：「法院把法律規則並非作為預測，而是作為判決中必須遵循的標准，法律規則雖有空缺結構，但其明確得足夠限制（雖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22]而將法院視為法律帝國之首都，法官乃帝國之王侯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為：「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對某一特殊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後對該罪行另加處罰。」[23] 從斯密到德沃金，兩百多年過去了，但市民性司法權的上述特質依然未變，它始終是「兩耳不聞『政治『事，一心只認『規范『書」。其以上性格特徵在歷史的進程中與其說經歷了嬗變，毋寧說獲得了強化：此等特徵已在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政治實踐中受到愈來愈普遍的人民認可及制度保障。在那些政治生態由革命型、魅力型向現代法治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司法權的上述特徵是否完全長成並獲得絕對保障已成為它們「轉型快慢、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 法官適用既定法律裁判案件，這是市民性司法權最清晰的外在化。對於國家政治、社會秩序及公民生活來說，市民性司法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毋寧說是一種需要。既無意志又無強制的法官僅根據法律和良心對案件作出客觀化、法律化的判斷，這是法官裁判異於立法政治與行政裁量的關鍵所在。法官在裁判案件時絕無關乎一己私利之情形，其裁判權之行使不過是國家實現法律下的公正的需要。如下文所示，黑格爾還曾把滿足這種需要視為公共權力保障國家社會時刻處於法律秩序狀態的義務。司法權威不僅僅源於人人遵守的憲法與法律規范，它更有法官裁判客觀公正、值得信賴這樣的心理信念基礎。如果說權威與權力之間不可能猶如井水與河水一樣毫不相干，那司法權威中的權力也僅僅體現在唯有掌握司法權的法官享有裁判權——一種最終的判斷權。 將判斷權交給司法，是人類政治經驗與理性構建相結合的產物。在司法裁判中，除了法律所彰顯、保護的權利與利益外，沒有任何別的權力及意志。因而，司法裁判能在兩造之間最大限度地實現正義、公平，這已是幾百年來無人質疑的公共信念。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司法權的主要存在形態——市民性司法權是一種與政治及權力之本質不兼容、自身既無意志又無權力的非政治性存在。 三、市民性司法權之不存在：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 「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施米特在解讀孟德斯鳩這句結語時認為，司法權本身不具有自身的政治存在，它把全部心思都投到規范上去了，「司法不是一種『權力『，在這一點上不同於其他權力」[24].對政治法學有著精湛研究的施米特，從政治、權力的視角來詮釋孟德斯鳩這句結語，其解釋思路堪稱是蹊徑獨辟、令人哲服。但施米特的詮釋之言只給人豁然開朗一閃念，疑問依然存在：政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司法權與政治、權力之間關系如何等等，全需要去進一步的詮釋，否則，難以真正在理性的邏輯思維世界裡理解施米特對孟德斯鳩此句結語的詮釋。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以上之存疑。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膾炙人口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曾如許明確地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權力（Macht）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25]而「權力可以定義為有意努力的產物」[26]，「自古以來，權力這個詞意味著對人的支配」。[27] 「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28]從事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29]因而，韋伯指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首要的條件是熱情，用熱情去追求權力這項「踏實的理想」。[30] 韋伯當年演講聽眾之一的施米特，是有名的政治法學家，亦算得上是以政治之學術為志業。然而，即便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論著《政治的概念》里，施米特在界定政治時亦煞不爽快，通篇沒有一個決斷——借用施米特政治法學論著中的一個關鍵詞——性的政治定義。但在其政治概念里，「敵對性」被認作是政治最主要的特徵，所謂「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准」、「一切政治的概念、觀念和術語的含義都包含敵對性；它們具有特定的對立面，與特定局面聯系在一起」。[31] 無論是從韋伯的政治概念來判別，還是以施米特的政治標准來權衡，以孟德斯鳩之闡述為典型代表的傳統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與政治、權力都有些格格不入。從政治與權力的特質上判斷，傳統形態的司法權確如孟德斯鳩所言「是不存在的」。 毫無疑問，這涉及到對司法權在國家政制架構中的地位及性質的定位與判斷。不過，從司法權萌芽、發育到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形成以來，人們始終未停止對此問題的探尋。眾多經典作家常常以比較——將司法權與立法及行政這兩種原生的國家政治權力進行比較——的方法來探討、揭示這一問題。分析、認識以下康德（Kant）、黑格爾（Hegel）和古德諾（Frank J. Goodnow）的比較研究，有關司法權不存在的孟德斯鳩之迷就顯山露水、拔雲見日了。 康德在論述國家立法、行政及司法這三種權力時，曾以三段論中的三個命題作類比，司法權在康德的公共權力（公法）學說中，就是三段論里的結論，它表現為判決書及在具體案例中正在考慮的權利的判決。[32]眾所周知，在三段論的邏輯中，決定性的不是結論而是大小前提，因為結論直接決定於它們。康德這個著名的三段論類比說明，與「規定意志的普遍法則」的立法權及「提出可以應用到一次行為的命令」的行政權相比[33]，作為結論的司法權在國家政治權力話語中位居失語席位，委實猶如天命無可商量。 司法權與國家政治、權力不相關，並非康德一人之見解。繼他之後的黑格爾亦分享著他的這種司法權理念，盡管論證方式並不相同。 在講授《法哲學原理》時，黑格爾既不贊同封·哈勒先生的司法觀——司法是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單純善意和仁慈的事，又對將司法看做一種不適當的暴力行為、對自由的壓迫和****制度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司法應該視為既是公共權力的義務，又是它的權利，因此，它不是以個人授權與某一權力機關那種任性為其根據的。」[34] 黑格爾的法哲學里，「司法以一切個人的特有利益為其客體」[35]，其執行主體——法院不可能自己的特定利益涉足其中。當它自身變質為「營利和統治的工具」時[36]，它是不足以承擔起公共權力公正裁判之義務。因此，司法不但不具有政治權力，它自身還須服從公共權力，所謂「對民主地頒布的法律而言，法官是（有思考地）順從的奴僕，而不是主人」。[37] 鑒於司法部門游離於國家政治運作之外的實然狀況，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研究政府體制的經典著作《政治與行政》中乾脆地化三為二，將司法部門重新放到了「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名下，這樣，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就只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前者就是「政治」，後者則為「行政」。「政治與指導和影響政府的政策相關，而行政則與這一政策的執行相關」。[38]關於司法，古德諾認為，「為了方便和妥當起見，人們認為國家意志應該由某種多少獨立於立法的機關來解釋。這種非立法的機關的活動通常就叫作司法行政，而被委託行使這一行政分支功能的機構通常就被稱作司法機構。」而「司法功能是一種與政治功能不相關的功能」。[39] 康德、黑格爾和古德諾三位經典作家，在司法權的研究上其方法與視角均不雷同，但他們殊途同歸，共同論證了司法權——傳統意義上的司法權既與政治隔離、又與權力絕緣的本質屬性。 政治是獲取及分配公職權力的藝術，權力則是政治主體實現其個人或其一部分人意志及偏好的工具。但傳統的以民事司法裁判為職責的司法部門——法院既不聞「獲取」與「分配」，又不問「意志」與「偏好」，法官在裁判時唯法是從，「對於法官來說，他的職責就是將法律的有效性意志變成有效性，並且為了權威的法律命令將自己的法律觀犧牲掉，從而只是關注什麼是合乎法律的，而絕不關心它是否是正義的」。[40]而法治國家保障司法獨立，將法官從所有國家權力影響中解脫出來，其目的亦無非是為了使法官絕地服從法律。裁判是司法部門的唯一天職。但此天職什麼時候行使、如何行使，司法部門無緣問及。「沒有依法提出訴訟的案件，司法權便沒有用武之地」。[41]至於具體到司法如何去裁判每一個案件即司法過程如何進行，《憲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各類《訴訟法》已有明文之規定，法院只要且只能照章行事、按規定程序審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的方法是客觀的，遵守著他的法律觀念」。[42]概言之，無論在國家的政治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公民個人的社會生活過程里，司法的身影從來不會積極主動地顯現出來，所謂「在社會服務的行政工作中、經濟規章的執行過程中，人們接觸到的更多的是行政人員而不是法官」[43].為了在將可能提交到法院由他們來裁判的紛爭前保持利益無涉、不偏不倚之中立並實現其裁判行為的絕對獨立，法官必須與國家之政治、行政權力保持足夠的距離。這種距離既是司法事實上與國家當下政治行政之運作幾不相乾的明證，亦是司法權先天無「權力本能」、後天無權力意志的外在表現。一言以蔽之，對於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已「去中心化」了。
❾ 中國對司法行政作頂層設計和全面部署有什麼內容
對於司法鑒定中存在的亂收費、「天價鑒定費」等現象，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回應稱，去年，全國31個省（區、市）全部出台了收費標准，規范統一收費，且嚴格執行。整個執法執業辦案標准規范也在抓緊推進。
監獄不只「不跑人」還有治本安全觀
一個罪犯走出了監獄大門，是否真的改造好了？對於這一問題，熊選國表示，2017年，監獄工作把過去「不跑人」的底線安全觀深化為向社會輸出守法公民的治本安全觀。「中國的監獄安全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不跑人』。」熊選國說。
熊選國解釋說，治本安全觀的核心要義是堅持以改造罪犯為中心，看好、管好和改造好罪犯。落實治本安全觀，著重搞好管理、教育、勞動三大改造。此外，提高監獄經費財政保障水平，確保監獄工作全部精力集中到教育改造上來。
13個省份有了村居法律顧問
《意見》用超過50項的改革舉措著力建設完備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多層次、多領域、個性化的公共法律服務需求。
熊選國介紹說，目前，中國已構建了「12348」中國法網，百姓可以上網提問咨詢。還探索建立了法律顧問微信群，現在全國已有13個省份實現村居法律顧問全覆蓋。法律服務熱線「12348」電話熱線平台也已覆蓋到20多個省份。
熊選國表示，中國還大力推進四級平台建設，重點在縣和鄉鎮兩級建設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建立窗口化的服務平台，包括法律援助、法律服務、法治宣傳、人民調解等職能。今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把法律援助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范疇，作為基本社會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試點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
熊選國指出，針對以往刑事案件辯護率不太高的問題，目前正在試點所有刑事案件通過值班律師為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這是對人權的一個重要保障。
關於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熊選國指出，除西藏因律師人員缺乏外，各省（區、市）均已實現人民法院、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蓋。在看守所的值班律師主要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在法院的值班律師主要為沒有羈押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潘旭濤 侯顆）
我國植被生態質量呈改善趨勢
由國家氣象中心等單位編制的《2017年全國生態氣象公報》發布。結果顯示：從2000年到2017年，三江源地區、北京密雲水庫、雄安新區、呼倫湖區域、額濟納綠洲、貴州和廣西石漠化區、柴達木盆地、扎龍濕地等都出現了植被恢復、水體面積擴大等生態質量改善趨勢，生態保護建設成效顯著。
怎麼避免「每逢佳節胖三斤」？6家專業機構給建議
春節臨近，家家戶戶開始購置年貨，餐桌消費是繞不開的話題，但如何避免「每逢佳節胖三斤」？近日，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健康所、中華預防醫學會健康傳播分會等6家專業機構聯合發布「慧選營養，健康過節——2018春節食品消費建議」。
為人民服務！
❿ 同級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哪個權利更
首先每個機構所管轄的職權不一樣的；
公安局主管治安，維穩是屬於國家的行政機關中的暴力機構；
檢察院是屬於法律監督機構主要監管法律的實施情況和公訴案件的起訴以及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管；
法院是審判機關，他只負責審理案及定罪量刑；
司法局也是屬於國家行政機關的一個下轄機構，主要管理轄區類的從事法律服務工作的組織機構及個人，也組織相關的法律資格考試；
最後從理論上來說這個幾個部門是不存在誰的權力大誰的權利小，因為管理的東西不一樣的；當然在我們國家國情來看暴力機構的權力相對感覺要大一些因為他什麼人都可以管什麼企業也可以給只要你違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