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司法權

❶ 唐代監察制度有哪些創制

唐代發展了隋代的監察制度,使監察機構更趨完備。唐初，中央設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為台長，設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為輔佐。御史台稱憲台，大夫稱大司憲。武則天時，改御史台為左右肅政台。中宗後又改為左右御史台。

御史台的職權是「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設三院：

①台院，侍御史屬之，「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

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屬之，「掌殿廷供奉之儀式」；

③察院，監察御史屬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同前）。唐初全國分為10個監察區，稱10道（後增為15道），每道設監察御史1人（先後稱為按察史、采訪處置使、觀察處置使等），專門巡迴按察所屬州縣。唐代進一步擴大了監察機構和御史的權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權，有權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案件。

諫官系統在唐朝也趨於完備。諫官的設置，秦漢時已有，魏晉南北朝時有較大發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實行三省制，其中門下省的主要職責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諫諍為任。

門下省置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其中右補闕、右拾遺隸屬於中書省）、給事中等職，舉凡主德缺違、國家決策，皆得諫正。其中給事中掌封駁（即復審之意）詔制，權力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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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中國古代監察官員通稱為「御史」，這個御史的「御」字，即代表了古代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君主）個人擁有和佔有之意。史實也是如此。御史一職早在戰國時期出現，其職事主要是掌管國王身邊之事務，以後才逐漸地演變為監察官員。

《周禮·春官》載：戰國時御史總計172人，其最初之職為掌管圖書法令，隨國王左右的書記和秘書之官。後來，國王經常通過御史了解各方面與全國各地方的情況，以後國王又依靠御史監督中央與地方官員。

這樣，御史便漸次成為君主的耳目之官。古代監察御史的起源便決定了古代監察制度的性質，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此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自秦代始，就確立了中央集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國家。在這樣的帝國中，皇帝主要依靠官僚對國家進行統治和治理。但是，在皇帝的眼裡，官僚僅是一種統治工具。貴族是靠不住的，官僚也同樣靠不住。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認為：中國的歷史變遷存在著兩種變化，一是中國傳統社會內部的變化，二是傳統與近代之間的變化。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死水一潭，它充滿著種種緊張和沖突，其中如君主與官僚制度之間的緊張與沖突。

（註：（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代譯序」第8頁。）列文森認為：君主需要的是私人的官僚代理人，而官僚曾是秦漢和後來唐朝的君主反封建制的一種工具，它直接與王權相對立。

在幫助王權清除了所有對手之後，官僚自己則成了惟一能與王權相抗衡的力量。中國皇帝既不能一開始就剝奪官僚那可怕的結合，威望和行為功能，也不能在此之後用超出官僚之外的贊賞——授予官僚以真正的貴族頭銜——來吸引官僚。

顯然，中國歷代皇帝在與官僚的緊張與沖突中，充分發展和利用了監察制度。在解釋這種監察制度的性質時，《管子·九守》認為：君主設立專職監察的目的是：「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荀子·君道》也認為君主設立監察御史之用心在於：「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元人葉子奇《草木子》一書所載，元世祖忽必烈有一個說法：管行政的中書省是我的左手，管軍事的樞密院是我的右手，管監察的御史官是我用來醫治這兩手的。非常形象地道明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性質。

❷ 舉例說明五代宋遼金時期大一統觀念的深化

1、宋太祖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和積極消極影響。

2、正確看待兩宋和遼、西夏、金之間的和與戰。透過現象看本質。

3、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內容和作用。*正確評價。

4、宋、遼、夏，宋金對峙圖，契丹，黨項，"蕃漢分治"的政治制度。

5、元朝的歷史地位*(大統一，大融合，大制度，)。

6、元朝對西藏和台灣的管轄。

7、三大發明，沈括、郭守敬及其科學成就，理學，宋詞、元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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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軍權的集中：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外地充當節度使。繼而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接著，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都直接對皇帝負責。設立樞密院，樞密院有調兵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而統領軍隊的將帥卻沒有調兵權，使其互相牽制。實行更戍法。實行「守內虛外 」「內外相制」政策。駐軍一半京師，一半各地

2、行政權的集中。中央，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權力，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的三權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擔任知州；並設通判與之相互牽制。

3、財權和司法權的集中。設轉運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運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員由中央派文官擔任，死刑須報請中央復審和核准。

❸ 趙匡胤登基後為控制軍權，他都採取什麼措施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極具戲劇性的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宋功臣宿將掌控禁軍的大權，並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任命新的禁軍將領，將大宋王朝的禁軍軍權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有效的防範了黃袍加身的重演。其實，杯酒釋兵權就是一個信號，表明了趙匡胤在稱帝以後，他要在他的大宋王朝實行一種集權統治，他要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的手裡。

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就是稱霸一方的節度使。

宋太祖——趙匡胤

緊跟著，趙匡胤從財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個方面，採取一系列對應的措施，一步一步將它們從節度使手裡剝離開來，最終收歸中央所有，讓節度使成為了一個空架子，手裡再也沒有任何實質的權力了。

❹ 宋朝訴訟審判制度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1、實行鞫讞分司制度

在獄案審判中，宋統治者將審(鞫)與判(讞)分開，審問案情的官員無法斷刑，檢法斷刑的官員也無權過問審訊，使之互相牽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讞分司」。司法審判機構中，多數都分置「鞫司」與「讞司」。如開封府以左、右軍巡院和司錄參軍為鞫司，法軍及知府為讞司。

大理寺則有斷司(即鞫司)與議司(即讞司)之分。州郡則以司理參軍為鞫司，以司法參軍及知州為讞司。審案時，由鞫司負責調查取證認定事實，由讞司負責檢法議刑，各司其職，不許越權。

高宗時曾下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對案件的判決得由長官、副長官共同決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詔「杖罪以下，長吏與通判量罪區分。」

鞫讞分司是宋代法政體制漸趨完善之重要標志，在獄案審判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宋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鞫讞分司」之制，在審判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並立法禁止二司在結案前的商議。

「鞫讞分司」之制不僅使審理與判決之權分離，使之互相牽制和監督，而且還規定法司在檢斷時，有駁正的責任;讞司檢斷時，不得只據鞫司之審理定罪，也不許「傅會牽合，稍有文飾」，必須據法檢斷，力求對鞫司審理之誤予以駁正。

讞司檢斷中如有違戾，由監司按治施行;若審理有誤未予駁正，則要依法治罪。「鞠讞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強對審判中執法官的約束，防止官吏作弊，減少刑獄冤濫。

2、實行錄問與翻異別勘制度

「錄問」，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經過初審後，必須由沒有參加審訊的、依法不合迴避的其他官員再次提審案犯，核實供詞，案犯如無異詞，則可檢法議刑;如有異詞，則須由另一機構重審。

錄問制起源於五代，宋代加以繼承和發展。

宋律規定，縣級機關的錄問，一般由縣令、佐集體進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問無異，方得結解赴州。」州級機關的錄問，嚴禁所部僚屬錄問，而必須於「鄰州選官」錄問。京師地區一般選差御史台官充錄問官，而御史台審理的案件，須由門下省和諫院差官錄問。

錄問是宋代獄案判決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賦予犯人的第一個申訴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到最後行刑前的「過堂」和行刑時，仍然可以稱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稱冤，案件就必須重審，稱「翻異別勘」。

該制度起源於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詔：「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服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獄案的第一次翻異，則由同級機關異司復審，稱「移司別勘」。

宋代在各級司法機關內部都設有並列的審判部門，如大理寺下設左斷刑和右治獄，左斷刑下設左右推，負責鞫勘諸處送下獄案;開封府下設左右廳和左右軍巡院，左右廳協助長官「日視推鞠」。假如「移司別勘」後，犯人再翻異，則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宋代對翻異別勘制有嚴格規定，對那些必須依法別勘而不依法別勘者，則依情節輕重而治罪。

史載：「諸勘鞠公事，妄作緣故，陳乞移推，及州縣未結絕，非冤抑不公，而監司輒移者，各杖八十」。「諸罪人翻異或家屬稱冤，應申提點刑獄司差官別推而輒移屑縣者，徒二年，若無出入減三等」。

3、越訴

中國封建訴訟制度中的訴訟程序，一般是按訴訟管轄和審級自上而下逐級進行的。越級訴訟是訴訟中的特別訴訟程序，歷代封建統治者對越訴都是嚴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時期，統治者卻增立越訴之法，大開越訴之禁，這在中國封建訴訟制度歷史上是一個突出的變化。

即位後，吏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斂，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對趙宋王朝統治形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宋徽宗為了標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橫征暴斂，加強中央集權，始開越訴禁門。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針對州縣官司「輒置櫃坊，收禁罪人，乞取錢物，害及無辜」的情況，御筆行下，凡「官司輒紊常憲，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傷肌膚，害欽恤之政」者，「許赴越訴」。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針對「諸路州軍公吏人，違條顧覓私身發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監司守令坐視漫不省察」的情況，亦許「民戶詣監司越訴」。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現任官私置機杼，「令機戶織造匹帛」，又令尚書省立法嚴行禁止，如有違犯者，「各徒二年，計利贓重者，以自盜論，並許越訴」。

統治者試圖通過百姓的越訴來鉗制官吏的違法行為，達到穩定統治，加強皇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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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顯著特色。

一、司法機關體系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

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

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❺ 宋代中央司法機構中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在司法體系運作中各自的職權和作用是怎樣的

刑部最早是出自隋朝，其時設有都官尚書，後來改為刑部尚書，為六部之一，長官為刑部尚書。其後由唐至宋，此制歷代相沿。御史台是中國古代一種官署名。秦漢以御史負責監察事務。御史所居官署稱御史府，又稱蘭台、憲台。南朝梁陳、北魏魏齊時，稱御史台。隋唐五代宋金元歷代沿置。是中央行政監察機關，也是中央司法機關之一，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大理寺，官署名。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庭，掌刑獄案件審理。秦漢為廷尉，北齊為大理寺，歷代因之，清為大理院。 秦、漢時以廷尉主刑獄，審核各地疑獄重案。漢景帝、漢哀帝、東漢末漢獻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為大理，均仍復舊。北齊定製，以大理寺為官署名，大理寺卿為官名。隋以後唐五代宋元明沿用。清改為大理院。唐制（宋元因之）由大理寺卿與刑部尚書、侍郎會同御史中丞會審，稱三司使。明、清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會審，稱三法司。

❻ 漢、唐時期都曾經出現地方權力過大危及中央集權的現象，分別指出其原因和表現

如果說是地方權力危及中央集權。
漢朝是前期的分封制，突出表現是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的根源，是強大的王國勢力與專制皇權的矛盾。諸呂當權以及漢文帝劉恆繼統等政治事件，加劇了這一矛盾。七國之亂的導火線，則是漢景帝劉啟採納晁錯的《削藩策》，削奪王國土地。
吳楚七國之亂在三個月內全部平息，統姓諸侯王的勢力受到致命打擊。景帝趁勢收奪各諸侯國的支郡，邊郡歸朝廷所有，同時取消了王國自行任命官吏和徵收賦稅的特權，削減了王國的屬官，王國的丞相改稱為相，國相還負有監察王的使命，規定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稅」，即按朝廷規定的數額收取該國的租稅作為俸祿，王國的地位已與漢郡無異。
七國之亂的平定和諸侯王權力的削弱，沉重地打擊了分裂割據勢力，在制度上，基本解決了劉邦實行諸侯王制度時所產生的弊病，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七國之亂的平定，鞏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漢高祖分封子弟為大國所引起的矛盾，並為漢武帝以「推恩策」（見推恩令）進一步解決王國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唐朝是藩鎮割據，突出表現是晚唐時期的藩鎮混戰以及唐滅亡後的五代十國分裂局面。
唐代安史之亂後出現的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強大、互相爭戰的局面。當時節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其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不受中央政令管轄。至9世紀初，全國藩鎮達四十餘個，他們互相攻伐，或聯合對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屢圖削弱藩鎮，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續近兩個世紀，至北宋初結束。
唐朝中葉以後，一部分地方軍政長官據地自雄，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衛，鎮指軍鎮。封建朝廷設置軍鎮，本為保衛自身安全，但發展結果往往形成對抗中央的割據勢力，這是封建統治者爭權奪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❼ 中國古代制度中有司法權的是哪個朝代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代《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遼代大規模地編纂法典，開始於興宗時期。重熙五年（1036年），參照唐律修訂太祖以來法令，正式編定《新定條例》547條，又稱《重熙條制》，頒行全國，成為遼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對《重熙條制》進行刪修增補，編成《咸雍重定條例》789條，簡稱《咸雍條制》。這部法典對契丹、漢人同樣適用，是遼代法律進一步漢化的標志。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後來佔有遼及北宋地區後又兼用遼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時，「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統制》，這是金朝立法之始。後海陵「又多變舊制」，制定《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金世宗即位後曾頒行《軍前權宜條》，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復加刪定，與前《制書》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條制》頒行，《大定重修條制》是對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綜合整理而成，對統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標志著金朝立法的完備。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以上答案來自一名高校法學專業本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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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怎麼樣的。

宋初的最高司法機構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趙光義時，設置有「審刑院」，其長官稱知審刑院事，官屬有 詳議官。各地奏案先經大理寺裁決,報告審刑院復查,寫出奏稿，上呈中書。中書申奏皇帝論決，宋神宗改革官制，審刑院並入刑部。
宋朝的司法機構 宋朝的司法機構，也是按照中央集權建立起來的。 宋朝把全國分為諸路，每路都設有轉運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級常設官員，其主要任務是協助轉運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審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則上只分兩級，一般由各級行政長官即地方政府首腦兼理司法。 縣級司法審判事務由縣長官知縣事全權職掌，並且以親自參與審判案件為原則。縣以下的鎮岩官員，無權審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縣官員的監督下，處理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可見，縣為宋朝司法機構的基層單位。 州級（與州同級的機構還有府、軍）司法審判事務由州的長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軍監掌管。進行為了控制司法和監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設通判，作為州的副長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須經過通判，才得施行。同時，朝廷還選派幕職官員，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處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務。其掌管檢法議罪的，有司法參軍；掌管調查審訊的，有司理參軍。 因開封府在京師，在司法官員的設置上有些特殊的規定，實際上不同於其他州、府。開封府除設府尹一人外，還設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輪流審判案件。另設左右軍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審訊；左右廂公事干當官四人，分管檢查偵訊和處理輕微事件。此外還設有司錄參軍一人，處理戶口婚姻等糾紛。（原來開封府有這么多官，可憐的包、策、昭三個人要干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設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別共掌司法。大理寺長官不設專職，以判寺一人為首，兼少卿事一人為副，均由其他官員兼任。下設詳斷官和法直官等，辦理具體司法事務。寺不設監獄，所有人犯都寄禁在開封府獄（怪不得開封府的監獄很擁擠）。真到神宗時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長官，才開始設置專職官吏，並恢復大理寺獄。（這就是後話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機構中，還設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為台長，往往由其他官員兼任；以知雜待御史一人為副，主持台務。下設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檢法、主薄等官，辦理對違法失職官吏的偵訊，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行使監察職務。與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監所，稱為台獄，監禁它所主辦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實際上是三級三審制。 宋朝的基層司法審判機關設在縣一級，由其知縣負責。但縣級司法機關只能處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縣搜集證據，並對案件審理明白，然後上送州里，這稱叫「結解」。縣知事對於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親自審理。縣屬鎮岩官員，只能處理輕微刑事案件，以笞為限，應處杖以上的案犯，即送縣訊辦，不得自行決斷。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縣判決執行，知縣署名。縣獄只羈押未決犯，已決犯笞、杖罪的行刑後即釋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羈押已決犯。（想起很多單元里的縣令，都在法場監斬呢，真可怕！） 州一級司法機構，包括府、軍，在宋朝司法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別重視。除知州事外還特設有通判作為各州的副長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須經過通判簽署（當時叫簽議連書），方得施行；否則，無效。同時，朝廷又直接選派幕職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處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務。 凡屬處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處理，州可以判決執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審判程序，大致分為推鞫，檢斷和勘結三個階段： 所謂推鞫，就是巡檢、捕獲犯人，或者由縣衙解送人犯到州後，先由司理參軍審訊，傳集人證，搜集證據。（昭的活兒） 所謂檢斷，即檢法議罪的簡稱，就是由司法參軍，根據已經得到和查證落實的犯罪事實，檢出適當適用的相應法規，評議確定應當判處的罪名和刑罰。（策的活兒） 所謂勘結，就是由朝廷選派的幕職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據審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實際和檢出備齊的有關法規，進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視需重新直接審訊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報請行政長官知州簽發。 最後，由知州根據判稿決定判詞，並簽署判決，對外發布公告周知，有所趨避。（包的活兒） 案件的判決雖然是以知州的名議發布的，但是參與判決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參軍，要負邊帶責任。因此，上述有關官員對判決如果有異議，應當及時申請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採納此議，可另寫反對意見的文書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見，這稱作議狀。倘若以後發現判決有重大錯誤時，有議狀在先的官員，可以得到免除連事處罰；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議狀而發現原判決的重大錯誤，並藉以得到及時糾正者，而持有議狀在先者，還可以得到慶有的獎賞。宋朝最高統治者，以此獎懲辦法來提高司法官吏責任心，保證辦案質量。（要照這么說，包包每懲辦一次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著連帶一批官員才是呀！看來和包包同一時期做地方官，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關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規定。因而，知州在審判死刑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案有「法重情輕，情重法輕，事有可疑，理有可憫」等特殊情事時，知州就應將全部案卷送請朝廷裁判，這叫奏讞。凡奏讞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詳斷。當然，犯罪事實明白，證據充分，定案准確，適用法律也沒有疑義，罪犯本人又已經認罪的，當然就沒有奏讞的必要了。（審不清楚的案件沒看幾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這里來呀！）《宋會要》「刑法四」的規定：凡應奏讞而不奏讞，或者不應奏讞而奏讞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處分。這樣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辦案上的專斷或者推諉。 宋朝對死刑案件還規定有「翻異」制度，即准許呼冤。凡已經判決尚未執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屬都可以鳴冤，這在當時稱作「翻異」。刑律規定，案件一經翻異，司法機關便需再審理一次，這稱為「復推」。（這種情況「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錄問時，即因復核而審訊時翻異的，提刑司應當差遣原審官以外的法官審理，稱叫「別推」。這在宋時叫不幹礙官司，類似現代的迴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詳復後核准執行時翻異的，則應由該路其他監司審理。假如本路監司都有干礙，比如同犯人有親友關系等，那就應當由鄰路提刑司審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單元里的大理寺官員，他的女兒就是被懷疑被狄青所殺，老人家一點也不避嫌）再審後，仍有鳴冤的，那就要直接請示朝廷，這稱為奏裁，由皇帝決定。 宋朝還規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復審，同時朝廷也經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就是說，一切死罪案犯都須先經過刑部詳細復核。（那為蝦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鍘人呢？？答：因為包包的鍘刀是御鍘！）而由各州奏讞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復審後，最終還要交到刑部詳復，然後自送審刑院詳議。由此可見，大理寺的職權是相當有限的。 大理寺的審判事務，具體分工還是嚴格的，其左部負責斷刑，掌管全國官員、將校被檢舉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報請復審的案件；其右部負責治獄，即掌管京師各機關職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經過詳斷作出定判，經刑部詳復後，還須經門下省復核，門下省如果認為案件處理不當，則得依法駁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詳斷；刑部還須再行詳復，或者由門下省直接予以糾正。門下省通過，中書省仍得評議，如果評議結果認為原判不當，中書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陳述異議。假如皇帝也認為案件有疑義時，則發交兩制（即指翰林學士和知制誥的中書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台諫（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諫官——知諫院）共同評議（這當時稱雜議），再行決定。（麻煩死了，還不如直接交給包包方便些！最可氣的是，刑事案件這樣層層把關，可還是冤獄叢生。） 總之，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為宋朝的司法機關，分工制約統統對皇帝負責；其司法制度也體現著這一高度中央集權的精神。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二、訴訟審判制度 （一）訴訟時效與審判時限 宋朝對民事和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已有明確區分，並分別規定了具體的訴訟時限。 1．民事訴訟時限與時效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正常進行，宋朝制定了關於民事訴訟時限的「務限法」。所謂「務」，即指農務；入務指農忙時期，務開指農閑時期。根據《宋刑統》「婚田入務」條規定，每年農歷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為務限期，州縣官府不得受理民間田宅、婚姻、債負等民事訴訟案件；如有民事糾紛，應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遞交訴狀，官府須於三月卅日之前審理結案；逾期不能結案，必須上報原因。為防止有人趁入務之限阻攔業主贖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補充規定：侵奪財產案件，雖在入務期限，「亦許官司受理」。 對於判決不服，可逐級上訴，直至中央戶部。為防止訴訟久拖不決，宋朝規定了審理民事案件的詞訴結絕時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規定，州縣半年內未結絕者，即可上訴。寧宗慶元年間規定，簡單民事訴訟，當日結絕；需要證人證言的，縣衙限五日審結，州限十日，監司限半月。[14] 關於民事訴訟時效，太祖時規定，因戰亂出走而返回認領田宅者，超過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統》規定，田地房屋糾紛，事後家長、見證人死亡，契書毀亂超過二十年，不再受理；債務糾紛，債務人、保人逃亡過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時規定，買賣田宅滿三年後發生糾紛，不得受理。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有利於維護依法形成的民事關系和社會的穩定。 2．刑事案件的聽獄之限 對於刑事訴訟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類規定了「聽獄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內結案。如太宗時規定，大理寺分別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審刑院分別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別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時，按案卷紙張多少，明確劃分大、中、小事的三類標准：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同時規定：大理寺、刑部復審案件，大、中、小事分別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師及八路地區復審案件，分別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對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審判的特殊案件，兩宋規定有特殊的斷獄時限，體現了靈活變通的特點。 （二）皇帝躬親獄訟 宋朝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首先表現為直接介入司法審判活動。太祖、太宗等都曾親自決斷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筆手詔」斷罪。凡御筆斷罪案件，不準向尚書省陳訴冤抑，否則以違御筆罪論處；承受此類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攔延誤」執行；否則，延誤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論處，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還經常親自錄囚。開寶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兩京和諸州長吏督促獄掾，每五日一錄囚。太宗重申此制，並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聞一次，後又將十日一錄囚定為常制。太祖、太宗還親錄開封在押囚犯，使數十人獲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僅每年大暑審錄決遣，而且實行「大寒慮囚」[17]。 （三）重視勘驗證據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檢驗官，並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宋刑統·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屍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定了檢查勘驗制度。 宋朝法醫學的發展達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點刑獄宋慈（1186—1249年）總結歷代法醫檢驗技術，結合自己的法醫實踐經驗，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獲准頒行全國，成為官員司法檢驗活動的指南。該書選定官府歷年頒定的條例格目，吸取民間醫葯學知識，編成檢復總說、驗屍、四季屍體變化、自縊、溺死、殺傷、服毒等53項內容。明朝以後，它還被譯成朝鮮、日本、法、英、德、荷蘭等國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鞫讞分司制度 鞫指審理，讞指判案，鞫讞分司就是將審與判二者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實行鞫讞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詳斷官（斷司）負責審訊，詳議官（議司）負責檢法用律，最後由主管長官審定決斷。各州府設司理院，由司理參軍（鞫司）負責審訊及調查事實等，司法參軍（讞司）依據事實檢法用條，最後由知州、知府親自決斷。鞫讞分司強調兩司獨立行使職權，不得互通信息或協商辦案，有利於互相制約，防止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復雜多樣，條文內容繁多，設立專職官員檢詳法條，也有利於正確適用法律。但是，鞫讞分司制度並不是解決司法腐敗的根本辦法，而且這種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審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五）翻異別勘制度 翻異別勘源於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錄問或行刑時推翻口供（翻異）提出申訴，案件必須重新審理。宋朝錄問是對徒刑以上案件判決前的例行程序，受審者可藉此獲得申訴機會。在行刑前的「過堂」或行刑時，被執行人也可提出申訴。對於這種申訴稱冤案件，官府必須重新審理，稱為翻異別勘。 宋朝的翻異別勘制度，分為原審機關內的「移司別勘」和上級機關指定重審的「差官別推」兩種形式。前者是在原審機關內將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門重審，又稱「別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機構中，都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審判部門，如刑部左、右廳，大理寺獄左、右推；案犯不服判決提出申訴，即移交另一部門重審別推。後者是對移司別推後仍翻異者，由上級機關差派司法官員前往原審機關主持重審，或指定另一司法機構重審。哲宗以後，翻異別勘制度有所變化。凡在錄問前或錄問時翻異者，應移司別推；在錄問後翻異，則要申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為了防止囚犯反復翻異，《宋刑統·斷獄律》規定，翻異別推以三次為限，超過三次仍翻異者，便不再別推。南宋以後，將其放寬到五推為限。

❾ 北宋吸取五代潘鎮的教訓，怎樣盡奪潘鎮之權的這些措施有何影響

收兵有一個很歷史的典故，「杯酒釋兵權」①軍權的集中。由皇帝直接統轄禁軍，收回禁軍統帥權，分割兵權；設立樞密院，使「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二者互相牽制，皇帝直接掌握了兵權；利用更戍法，使「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以此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即兵將分離局面；實行「守內虛外 」「內外相維」政策，使全國軍隊屯駐兩半，一半京師，一半各地，以此均衡京城駐軍與外地駐軍的兵力配置。
②行政權的集中。在中央，主要是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權力，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的三權分立，打破宰相「事無不統」的局面；在地方，主要是派文臣擔任知州，以防武人干政，並設通判與之相互牽制，從而削減地方權力。
③財權和司法權的集中。主要是將各路所屬州縣財賦，「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以消除地方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同時規定死刑須報請中央復審、核准，把司法權也收歸了中央。

這樣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兩宋的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據、地方凋敝、外患深重。朱熹對其評價大致上就是這種策略就是宋朝積弱的原因，地方沒有自主性，自然無法御敵。終兩宋之世，這種局面一直沒有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