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綱要
《民法通則》屬於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6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布。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國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譽為中國的「權利宣言」。它承繼了中國自清末以來變法圖強以復興中華民族的理想，開啟了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礎，為我國民事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與依據。
近二十年來，社會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法通則》又暴露出了許多新的缺陷，並且越來越突出，可以這樣說，《民法通則》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完成了其特殊的歷史使命，從《民法通則》中的種種缺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則》已非常迫切，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修改《民法通則》，制定民法典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進行，否則，從某種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的危害會更大。
立法機關對《民法通則》起草的進程計劃明確，爭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個問題意見的基礎上，由起草小組成員分工盡快寫出條文，由起草小組集體討論後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後，再修改。在起草過程中，民主與集中交叉反復，集思廣益，《民法通則》最終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見。
為了制定一部優秀的民法典，全社會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論界的專家們都應共同努力，應加強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論的研究，同時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情況進行研究、論證，將《民法通則》的種種缺陷予以修改，刪除掉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符內容，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補充、完善國外科學的、先進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學的、先進的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民法典。
《民法通則》的頒布，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據，為司法解釋提供了法律依據。《民法通則》頒布後，經濟體制改革有了進一步發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共200條。法官和學者簡稱其為「二百條」。
產生的相關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5年6月法工委召開的座談會的名稱是民法總則座談會，在座談和起草過程中，有了改變名稱的建議，提出了民法通則、民法總綱、民法綱要三個名稱，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點是內容要超出民法總則的范圍，解決實踐中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當時作為民法組成部分的法律已經有婚姻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總則、物權和關於侵權責任的立法，物權法的起草難以提到立法議程，於是就決定起草以總則內容為主，兼顧分則內容的民法通則。從《民法通則》的內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總則方面的規定，對民法分則的問題都涉及到了，但詳略有很大不同。對物權和債權的主要問題作了簡要的規定；將人身權單獨規定一節，突出了對人身權的保護；民事責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權責任。另外，監護問題當時還沒有法律，規定得就詳細些；對知識產權作了提示性規定。《民法通則》還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如此突出借貸關系，是因為實踐中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當時有法官建議簡要規定借貸問題，即使規定一條，也便於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民法通則》作司法解釋，使裁決借貸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則》第90條關於借貸的規定就是這樣產生的。
一、規定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重在鞏固改革成果
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否民事主體，至今還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則》起草時也有不同意見。從民法原理上難說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民事主體，立法機關主要是從政策上考慮問題。當時農村承包經營已在全國實行，個體工商業有很大發展，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應當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民法通則》規定了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的經營者與其家庭成員的財產和責任關系，這樣規定就為解決有關糾紛提供了了法律根據。討論的結果是將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規定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節。
二、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當時的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形式繁多的經濟組織，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感覺，從民事主體角度看，歸結起來不外是獨資、合夥和法人三大類，但是在《民法通則》中如何規定並不簡單。在立法上遇到的問題之一是合夥的法律地位。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規定合夥為民事主體，另一種意見認為合夥是合同關系。立法機關的主導意向是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民事主體的理論問題，以後由學者繼續研究。最後確定將個人合夥規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節。
問題之二，是否規定合夥的財產歸合夥共有，這在民法上本來是個常規性問題，但是對此《民法通則》沒有直接作規定，而是規定為：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合夥經營積累的財產，歸合夥人共有（第32條）。這條規定主要是為了避免人們將共有誤解為公有，影響人們投資經營合夥的積極性。規定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實際效果和共有沒有根本區別。
問題之三，如何區別個人合夥與僱工大戶？當時已經出現了個體工商戶僱工一二百人的情況，當時對此稱為僱工大戶。《民法通則》第30條規定，合夥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共同勞動。規定合夥人共同勞動，就排除了僱工大戶。當時對僱工大戶在政策上還看不清楚，就沒有作規定。
三、規定法人聯營重在劃清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民法通則》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節有三個條文（第51－53條）規定聯營問題。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三種聯營的基本形式，一是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半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合夥性質的企業，三是鬆散式聯營，實際上是建立長期的合同關系，學者對此分別稱為法人型聯營、合夥型聯營、合同型聯營，《民法通則》第51－53條規定的就是這三種聯營形式。用傳統民法觀點看，這三條規定的性質分別是法人、合夥與合同，按照常規不應當規定在一起。對《民法通則》這樣規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規定聯營反映了改革的現實，使聯營關系有了明確的法律規定，發生糾紛時有法可依。第二，將個人合夥與法人合夥分別規定，就排除了個人和法人之間的合夥，這是因為對個人和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合夥，關繫到重大決策，需要慎重，暫不作規定。第三，在討論《民法通則》草案時，有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聯營是經濟法問題，《民法通則》不應當規定聯營。立法機關堅持在《民法通則》中規定聯營，實際上是肯定了聯營是民事法律關系，不是經濟法律關系，這樣就在法律上進一步劃清了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指導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1、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是我國一貫的立法指導思想，在1985年12月召開的民法通則草案座談會期間，彭真委員長和彭沖副委員長都講了這個問題，指出：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實踐為根據；要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要體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2、既要總結中國的經驗，又要借鑒外國的立法。
3、經濟關系由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分別調整，不能由某一個法律部門統一調整。
4、內容要簡明，文字表達要在准確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備，但是要分清輕重緩急。制定《民法通則》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點內容的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民法調整對象的確定
關於民法的調整對象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一個問題，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民法和經濟法的界限如何確定，對這個問題前蘇聯學者經過長期爭論，最後在1961年的《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中明文規定了民法的調整對象。我國在改革開放不久就討論民法的調整對象，接著發生了民法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爭論，有不同觀點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現在被稱為「大經濟法」和「大民法」兩種對立的主張，主張大經濟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縱橫統一說，該說認為經濟管理關系（縱向經濟關系）和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橫向經濟關系）應當由經濟法統一調整。主張大民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商品關系說，該說認為商品所有關系和商品交換關系應當由民法統一調整。《民法通則》起草時，肯定商品關系由民法調整無異議，不同的意見是，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否僅限於商品關系。佔主導地位的意見是基本參考《蘇俄民法典》 ，財產關系以平等劃線，人身關系限於用民法方法調整的人身關系，據此形成了《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的：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條規定和蘇聯民事立法綱要的表述和內涵都不同，該綱要和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為：「蘇維埃民法調整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因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而產生的財產關系，以及與這些財產關系有關的人身非財產關系。」《蘇俄民法典》第2條用4款規定民法典調整的關系，其中第三、四兩款規定，行政、稅收、預算方面的財產關系和家庭關系、勞動關系、土地關系都不由民法調整。與《蘇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則》包括了婚姻家庭關系、監護關系、土地關系、知識產權關系，但是對已經有單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則性的規定。
法人原則上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
《民法通則》關於法人的規定和德國、蘇聯等國家的規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則》明確規定了法人應當具備的條件，而且規定的條件比較嚴格。規定法人應當「依法成立」，這個規定直接涉及私人經濟組織能否取得法人資格，是個政策性問題，這樣規定便於實踐中根據情況靈活掌握。二是無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資格，對此外國法有不同的態度，起草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民法通則》第36條規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這條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則上應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在企業法人部分明文規定企業法人的條件之一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第41條），又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第48條），這樣規定是留有靈活掌握的餘地。
《民法通則》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民法通則中是否沿用傳統的法律行為概念？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意見：一是用法律行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為，三是用民事行為。主張用民事法律行為的理由是，法理學上已經使用了法律行為概念，擴大了法律行為的內涵，用民事法律行為是為了與法理學上的法律行為相區別。另外，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合法行為，是為人們樹立一個行為標准，這個標准體現在《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的條件。主張用民事行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為代替法律行為概念，民事行為與法律行為的內涵相同。用民事行為的理由有二：一是為了明確行為的民事性質，與行政行為相區別。二是為了避免傳統民法理論上將法律行為歸於合法行為，同時又將無效的法律行為歸於法律行為的缺陷。後來在《民法通則》中採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則》是否使用物權包括用益物權概念，起草時進行了討論，學理上沒有原則性分歧，對在《民法通則》中是否用物權概念作了斟酌，達成了共識。鑒於當時人們對物權概念比較生疏，擔心因為物權概念問題影響《民法通則》通過，於是就有學者提出《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的標題定為：「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是個立法技術問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概念，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國情吧。
國有企業經營權的確立
《民法通則》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對國家授予它經營管理的財產享有經營權，受法律保護。這條規定是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反映，改變了過去使用的經營管理權概念，去掉管理二字與否具有質的差別。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問題是民法問題，還是經濟法問題，是民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爭論的問題之一。有的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產生的，不是民事權利。還有學者說：國有企業姓「國」不姓「民」，經營權應當放在經濟法中。主張大民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產生的根據和經營權本身不是同一個含義，經營權是民事權利，具有物權性質。有一次討論《民法通則》修改稿時，有位學者強調說，我參加這次討論會，就是為了堅持《民法通則》要有「經營權」這個概念來的。最後，立法機關採納了民法學者的意見，落實在《民法通則》第82條。
專節規定人身權
《民法通則》第5章為民事權利，其中第4節為人身權。起草時有學者提出，應當突出人身權，應當寫具體些，理由是我們國家過去對人身權保護不夠，發生過不少隨意侵犯人身權的情況，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第4節有8個條文，應當說在當時條件下寫的比較細致。在第6章民事責任「侵權的民事責任」一節，對侵害人身權的責任作了具體規定。
過去民法學界長期否定並批判西方國家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起草中對是否規定精神損害賠償進行了討論，主流觀點是肯定的，但是在條文中沒有直接用「精神損害賠」概念。《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這里規定的賠償損失包含了精神損害賠償。
八專章規定民事責任
民事責任是否獨立成章，有不同意見。反對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論上不成體系，與整個民法不協調。贊成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責任獨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責任的地位，有利於加強對民事權利的保護，人們也容易理解；二是責任與義務的性質不同，將責任獨立出來理論上沒有問題。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則》座談會上，有的法官說法院很歡迎這一章，能解決實踐中無法可依的問題。
這一章規定的違反合同的責任，不限於違反經濟合同的責任，在內容上具有總括性，有的條文更能體現商品經濟的要求，在討論民事責任時分歧較大的問題是，違約責任是否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除了不可抗力以外，違約的都要承擔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也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了三款，後來學者對這一條的理解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從綜合分析三款的內容看，違約責任是過錯責任，有的學者認為是嚴格責任。
訴訟時效概念的沿用與內容的變革
《民法通則》借鑒了《蘇俄民法典》的訴訟時效概念，沒有借鑒《德國民法典》的消滅時效概念。參考《蘇俄民法典》，沒有規定取得時效。《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的內容與《蘇俄民法典》不同，《蘇俄民法典》規定，國家組織關於返還被集體農庄、其他合作社組織、社會團體或者公民非法佔有的國家財產的請求，不適用訴訟時效（第90條第1款第2項）。《民法通則》沒有作類似規定。對這個問題，起草中沒有不同意見。
Ⅱ 憲法和民法典如何保障老師和學生的權益
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教育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無論其處於何種層次、何種類型，以何種形式和何種方法存在，都離不開對三大根本問題的討論：一是為誰培養人；二是培養什麼樣的人；三是怎樣培養人。新時代對前兩個問題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培養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奮斗目標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些人又須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而在回答「怎樣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這一問題之前，如何看待「人」，更具體地說，如何看待學生，是民法典時代對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提出的新命題，需要學校教育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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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前提和基礎
一個全面發展的人首先根植於人的全面性，而全面性的核心和前提是承認人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完整性。特別是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只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障，人才有可能成為有獨立人格的、全面發展的主體。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明確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保護等，充分表明民法典是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價值基礎之上，這與立德樹人、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目標保持高度一致。民法典首次明確了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生命尊嚴、身體完整和行動自由受法律保護。其中，行動自由即行為自由，是人身自由權的內容之一。它是憲法中「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具體化，是憲法法律化的表現。並且，在第一千零一十一條專門規定了侵害行動自由的救濟方法，即「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剝奪、限制他人的行動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體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這一規定要求學校對學生進行管理、特別是實施懲戒時對行動自由等人身自由權予以特別尊重。
具體在身體權部分，民法典在第一千零一十條明確了「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同時，特別規定了學校等用人單位應當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和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盡管有學者認為性騷擾行為侵害的不是身體權，而是性自由權，將其規定在身體權的范圍之中是不妥當的，但僅僅從回答實踐訴求，回應公眾關切的意義上來說，這一「權宜之計」既避免了受害人以名譽權受損維權時可能對自身人格造成的更大傷害，也對糾正當下性騷擾問題解決的道德化、行政化傾向提供了法律依據。特別是明確了行為人需承擔民事責任，將有助於實現對受害學生和教師的補償和救濟，在學生和教師人權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此，學校有必要依法建立健全性騷擾的預防和應對機制，明確具體的受理機構和調查與認定程序，使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身體與精神自由免於不法侵害。
民法典還回應了當前互聯網、人工智慧、大數據時代的要求，將「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獨立成章。首次明確了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嚴格禁止偷錄、偷拍、偷窺等行為；同時，明確了個人信息的具體內容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並適用肖像權的規則對通過信息技術換臉以及聲音等予以特別保護。由於學校在履行教育教學職責、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收集了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大量個人信息，特別是中小學幼兒園階段，還收集了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的信息，加之人臉識別系統、攝像頭等技術在課堂教學、宿舍管理、校園管理中的大量使用，都存在著可能侵犯教職員工和學生隱私與個人信息的風險，如何強化對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以及「基於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的保護，拓展未來發展可能出現的各類新型人格利益的保護空間，使學生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既是民法典對信息化時代的學校教育提出的新挑戰，也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前提和基礎。
民法思維是民法典時代對教育者提出的新要求
民法典將人身關系置於財產關系之前，這一變化與人格權獨立成編相呼應，一改此前大陸法系「重物輕人」的傳統，把人格尊嚴作為民法典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以「人」為邏輯起點的「人」—「物」—「權利」三者相互關聯的體系，並遵循平等、保護個體權利和自由等基本原則。無論在學校教育還是在家庭教育中，受教育者首先是人，然後才是接受教育的公民。因此，學校、家庭和社會有義務在保障受教育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基礎上，保障其接受安全、公平、可選擇和高質量的教育。2016年教育部頒布的《依法治教實施綱要（2016-2020年）》要求各級政府和各學校「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教育綜合改革，加快構建政府依法行政、學校依法辦學、教師依法執教、社會依法支持和參與教育治理的教育發展新格局，全面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法治思維是指以法治價值和法治精神為導向，運用法律原則、法律規則和法律方法來認知、思考和處理問題的高級認識活動。法治的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規范公權力，保障私權利」。規范公權力，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主要通過憲法和行政法等法律來完成；而保障私權利就是由民法來實現。這就需要教師具有民法思維，在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過程中遵循學生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學生主體意識的自主性以及權利義務的一致性等基本原則，並依據民法典中的具體規則處理好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校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另外，民法典中的有關規定使教育法律中的相關條款有了更明確的所指。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受教育者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的權利，其中的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就在民法典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要求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第三項有關「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的規定，都可以在人格權編中找到有關何謂「學生的人格」「歧視」和「侮辱」的答案。依法治教離不開學校教師和學生對民法典的廣泛適用。
自甘風險原則的確立要求學校不斷探索有助於學生自主發展的空間
近些年來，我國青少年近視率居高不下、肥胖率上升、心肺功能發育不充分以及力量、耐力等身體素質持續下降等問題已引起政府和公眾的高度重視。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明確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青少年的體質健康狀況之所以堪憂，與學校中不敢開展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有一定的關系。因為，學生在一些危險性的或者對抗性的文體活動中很容易受傷，受傷後的民事責任承擔又常常會產生糾紛，有的甚至引發校鬧。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第二十四條將公平責任規定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其中，「實際情況」的規定不明，使得法院或者教育行政部門從息事寧人的角度處理糾紛，加重學校的負擔，最終偏離「公平」的本義。民法典的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條將上述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修改為「依照法律的規定」由雙方分擔損失，這一規定將自由裁量的權力從法官的手中收回到立法者手中，法官只能根據「法律的規定」來判定。由此看來，民法典生效後，公平原則的適用范圍因受制於其他法律條文的規定而變得極小，這無疑為從根本上治理校鬧、給學校松綁提供了法律依據。
與此同時，民法典明確規定：「自願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自甘風險原則的確立對學校及相關組織者開展文體活動會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進而為學生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首先，「自甘」風險是一種風險評估後的理性選擇，一旦選擇了，參加者就自願承擔可能傷害的後果，其中蘊含的獨立自主的責任意識、理性精神和擔當意識是全面發展的人的最為重要的品格和精神；其次，所謂的自願參加通常要以「明示」的方式簽訂免責同意書（未成年學生需得到其監護人的同意），學生一旦簽訂了，則落字為憑，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和決策能力，恪守契約精神，形成法治觀念；最後，學生參加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鼓勵學生進行探索創新，使學生在生機勃勃的活動中生發出無限的活力和美感，進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堅韌性。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才能夠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當然，自甘風險條款如何適用於學生在校的體育活動，校方如何盡到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以及如何完善學生傷害事故的救濟機制，使作為組織者的學校和自擔後果的參加者無後顧之憂，既有待於法律法規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也需要學校的不斷探索和創新。
Ⅲ 法律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對行政機關及其行政公務人員從內事行政管理活動的容基本要求和根本准則。2004年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規定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依法行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2.必須把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府工作的出發點。
3.必須維護憲法權威，確保法制統一和政令暢通。
4.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5.必須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結合起來，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
6.必須把推進依法行政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有機結合起來，堅持開拓創新與循序漸進的統一，既要體現改革和創新的精神，又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分類推進。
7.必須把堅持依法行政與提高行政效率統一起來，做到既嚴格依法辦事，又積極履行職責。
Ⅳ 民法（廣義民法,狹義民法）， 民法通則, 民法典, 區別聯系。還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含義.
（1）廣義的民法與傳統上的私法的范圍相似，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以及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包括民法總則、物權法、債與合同法、知識產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以及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票據法、破產法等商事法律。
（2）狹義的民法，指僅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不包括廣義民法里的親屬法和傳統商法范疇的法律。
（3）民法與我國的《民法通則》：民法通則並不是民法，而只是民法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在外國有民法典的國家中，我國的民法通則相當於人家的總則部分，民法通則只是對其他民事法律的一個概括性，對其他民事法律沒有規定或規定不詳的就採用民法通則進行原則性規范。實際上，我國也一直在准備著弄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民法典》出來，也就是包括總則（先民法通則部分）和分則（即物權法、債與合同法、知識產權法、親屬法等等）。
（4）民法典與《民法通則》：這個問題，這里的解釋應該足夠你理解了：http://..com/question/430180.html
希望對你有幫助！
Ⅳ 蘇俄民法典 產生背景及其主要特點
《蘇俄民法典》 1922年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執行
委員會第九屆第四次會議通過，1923年1月1日
起施行。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關於民事立法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法典。共436條。內容包括：總則、物權、債、繼承各
篇。根據民法典的有關規定，通過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
系和人身關系，保衛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保衛
國家財產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後，對調
整社會經濟關系及推動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據
1961年12月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的《蘇聯和各加盟
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俄羅斯聯邦於1964年10月1日
頒布並實施新的《蘇俄民法典》。取代1922年通過的《蘇俄
民法典》。新的《蘇俄民法典》共8編，42章，569條。包括總
則、所有權、債權、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繼承權，以及
外國人和無國籍人的權利能力、外國民事法律、國際條約
和國際協議的適用。
Ⅵ 民法典第八十六條第一千零四十三條的規定表明我國是怎樣處理法律和道德之間的
一般如果不是嚴重違反社會的情況，都是以道德進行約束，如果嚴重違反的話就是以法律來處理。
Ⅶ 《民法典》為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Ⅷ 求助關於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方面的英文文資料
英文沒找著，不好意思。不過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幫你的忙。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經過
在德國歷史上，制定統一民法典的思想產生於1814年。從那時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歷時近一個世紀。其中僅法典纂寫就用了22年時間（1874—1896）。本文以美國學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為基礎，先從政治、經濟、 思想意識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歷史背景，然後分五個階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敘述法典的制定經過。
一、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歷史背景
（一）十九世紀德國的經濟發展概況
直到19世紀初期，德國才廢除農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國15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城鎮人口只佔
極少數。德國當時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製造業，更談不上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條蒸汽船出現在萊茵河；1836年，第一條鐵路建成（6公里長）。1840年，鐵路長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機車也從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一樣，在
德國，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手工業者大量破產，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出現貧困化。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871年，德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農村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成為45.6％。[2]相應
地，19世紀80年代以後，不動產的價值相對降低， 而流動資產和工業資產的價值相對升高。
19世紀後期，德國對外貿易也發展迅速。1881年德國貨物出口總額突破30億馬克，次年貨物進口總額也達
到30.98億馬克。到1890年， 德國貨物進口總額突破40億馬克，1898年進口總額突破50億馬克，同時出口總額
也漸增長，1900年達到46.11億馬克。[3]
德國19世紀後半期發生的經濟轉變，被視為近現代史的奇跡之一：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德國經歷了英國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4]
（二）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勢：德國走向統一
在1806年以前，德國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個的諸侯國， 它們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稱號下鬆散地聯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崙將「帝國」取消，[5]重
新劃分了各諸侯國的統治范圍。挫敗拿破崙後， 德意志各諸侯國於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開維也納會議（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聯（Deutscher Bund），[6] 再次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通過這一次劃
分，普魯士成為除奧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國家。
從1818年開始，德意志各國開始協商建立關稅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實現。北德各國都加入關稅同盟；奧
地利由於已自成體系，沒有加入；依附於奧地利的南方三國巴登、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加
入該同盟。在關稅同盟中，由於奧地利的缺席，普魯士自然成為領導者。
1864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打退丹麥。普魯士因此獲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圍的大片土地， 並推動
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Norddeutscher Bund），通過憲法，開始籌劃統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聯邦與法國的戰爭爆發。在公眾輿論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國也對法宣戰。普法戰爭以
北德聯邦的勝利告終，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史稱第二帝國）宣告成立，南方三國
也加入帝國。至此德國的統一完成。北德聯邦的憲法經過修改，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憲法。[7] 該憲法為法律的
統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潮和黨派
19世紀初期，德國正盛行18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與法國不同，德國啟蒙思想僅影響到受過良好教育的社
會上層人物。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時保持傳統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進成分，認為社會改
革可以通過國家機構（即政府）來實現，而不須推翻現存統治。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出現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民族
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們，有權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內，採用同樣的價值觀，並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同一的統治者領導。德國的情況很特殊，沒有英國那樣統一的人種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差異很大。此外，瑞士雖然和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瑞士不願歸入德國；奧地利
也與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奧地利長期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奧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國」、「奧匈
帝國」的同義語，有很大的獨立性。德國的民族主義是與浪漫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在德國
的產物。浪漫主義化的民族主義認為，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研究歷史，發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事實上，德
國人一直在追億「神聖羅馬帝國」的光榮，並把它看作是更遠大未來的基礎。這一民族主義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於困於內憂外患，如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保守思想的斗爭等問題，民族主義在整個19世紀都強
烈地支配著德國人的思想，並直接作用於民法典的編纂。
民族主義主要影響大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還存在「地方主義」，強調保護其所在地區的利
益。既要強調全國統一的民法原則，又要保護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協調這二者的關系，是民法典制定過程中
的一個主要爭論和難題。
民族主義者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表現為自由主義和政治派別，要求推進國家統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義思
想與德國啟蒙思想相聯系，深受法國民主、自由觀念影響，德意志統治者在19世紀前半期一直通過出版審查、
限制學術自由等方法進行壓制。1830年法國革命期間，自由主義者在德國也舉行了集會、示威等抗議活動。18
48年，自由主義者領導了革命，並取得領導權。他們著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全德統一的憲法，載明現
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如個人民主權利、經濟自由、民選議員以及議會控制國家預算等。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實行充分的民主，實際上是主張漸進（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見總體上，德國的
自由主義思想是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影響下，表達德國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社會思想。由於德國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尚不發達，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帶有封建性；而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備執掌國家
政權的能力，對社會問題估計不足，1848年革命並沒有改變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義思想又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思想兩個派別。後者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主張通過
限制更少的選舉法，宗教與國家政權分離，議會相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有更多的權力等。後者與19世紀七、八十
年代影響日益擴大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是德國統治者的禍患。民法典起草時，小心謹慎地避免受到這些思想
的影響，但在討論法典草案時仍然考慮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對草案的批評意見。
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稱右翼自由主義，自稱為民族自由主義，19世紀後半期以國會為主要陣地，在國家政
治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對於推動民法典的編纂也起了積極作用。
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保守主義者贊成地方主義基於民族主義，熱愛農業基於工業，主張
團體責任而反對個人自由。保守主義者還主張以世襲、地位為基礎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而反對民選和議會制
。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許多方面有所變化，如有一個鼓勵經濟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根據
該憲法，國會的下議院（Reichstag，又譯「德意志帝國國會」）實行普選等。新形勢之下， 保守主義者分成
兩派，其一是德國保守黨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黨派。後者積極支持國家工業化和民族統一。保守主義派別的
主要社會基礎是地主和農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隨著德國的工業化，鄉村人口的減少，保守主義派別的支
持率顯著下降。
二、制定經過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國洋溢著反法戰爭激發的愛國熱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學教授安東·弗里德
里希·尤斯圖斯·蒂鮑（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發表了一篇文章《論統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籲
以「自然正義」、「理性」[8]為指導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詳盡，統一的法典， 以促進工商業和法律的發展
，進而促進國家的統一。該文引起強烈反響，而柏林大學的法學教授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卻寫了一篇反對文章：《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現在的德國不具備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魯士、法國和奧地利的法典（應指1794年的《普魯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11年的《
奧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敗的作品，因為它們的作者尚未具備充分的立法理論；法律與語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內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與人民的性格和特質間存在有機的聯系，這一點
如同語言。薩維尼關於法律本質和來源的思想影響了德國整整下一代的法學家，而後者如伯恩哈德·馮·溫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國民法典的起草人。
薩維尼的思想在當時受到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歡迎，成為回擊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薩維尼本人反對法國革命，主張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發展道路。但薩維尼與蒂鮑的思想在許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張以法律來保護安全，維護和平；都認識到德國的巨大地區差異性；意識到官僚專政和自由主義的議
會制兩者都具有危險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國不是創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編纂應由法學家來進行而不是委派給
政治團體； 主張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義，主張國家統一。 兩人
的分歧僅在於對上述幾方面的強調程度各不相同。
薩維尼在柏林大學講授羅馬法的歷史，宣傳其哲學思想和法學研究方法；蒂鮑則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羅馬法
的淵源，宣傳其邏輯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隨者，由此形成歷史法學派和法典編纂派的論戰。兩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當前是否適於制定法典，實則是如何制定法典的問題。在德國尚未統一的政治環境下，這一問題又表
現為如何統一地方差異性。蒂鮑傾向於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而薩維尼則提出，抽象對象並非自然存在，而
須從歷史尋找。薩維尼不是完全反對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他強調的是不能以羅馬法、法國法或其他外國法
代替德國本土的法律。薩維尼的觀點最後佔了上風，並獲得統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薩維尼本人即任
職普魯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紀40年代以後，薩維尼的觀點就佔了絕對優勢。這時，從歷史法學派中又分出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
派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的分立，主要緣於薩維尼法學觀點中的一個矛盾：通過對羅馬法的詳細研究來發現德
國傳統法律。羅馬法學派致力於研究古代羅馬法，尤其看重《學說匯纂》部分，又被稱為「潘德克頓學派」（
《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為「潘德克頓」）；德國法學派則努力從德意志接受羅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尋民
族精神，又被稱為「日耳曼法學派」。對此分立，薩維尼反復強調，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派的觀點是互相補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後來法典的編纂正證實了薩維尼的說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為法典思想的產生和理論醞釀時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後，法典編纂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19世紀40年代，德意志許多邦都成功地將其法律法典化。這
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憂慮。因為各小邦制定法典對統一法律是一個障礙。
4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主義運動更加高漲，法典化的思想隨之而從其南方各邦的根據地傳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們對於法典化的態度出現根本性的轉變。1849年，由自由主義者一度掌權起草的憲法——後來
流產——第64條規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對於如何制定未詳細規定。1848年革命，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蒂
鮑主張制定一部簡單的、大眾化的法典，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德國法學的希望在於歷史法學派。另一方面
人們還認識到，所有的立法都是個人意志而產生的武斷的作品，世代相傳的習慣法在一定意義上起點比較高。
自由主義者開始接受薩維尼的觀點，同時摒棄了他關於立法的消極觀點。這樣，歷史法學與保守主義思想之間
的聯系打破了。
19世紀50年代以後，有必要統一法律，漸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當然，如何達到統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適合於統一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保守派反對法典的思想也有變化，如溫和的保守主義者，薩維尼的學生莫里茨
·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維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盡管薩維
尼關於民族精神的觀點應當接受，他對立法價值的否定觀點卻不應接受。」保守主義派別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於克服各邦單獨立法的危險（這曾是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還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於加強邦聯的力量，
以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在1848年前，邦聯以不參與任何可能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著稱，1847年通過
的《統一匯票法》雖未有大的改觀，卻是一個轉變的標志。1848年後，南方三邦都認識到法律改革與加強邦聯
之間的密切聯系。1851年後，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相繼開始說服邦聯的部長委員會制定商法典和統一計
量法等。《德國商法典》最後於1861年通過。
1859年11月3日，邦聯召集會議，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普魯
士對法典化的實際態度是否定的。由於不能公開地反對，普魯士提出，按照邦聯的憲法，邦聯無權制定有關法
典。邦聯開始討論普魯士的反對是否構成多數，終於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員會和債務關系
法制定委員會。普魯士拒絕參加這些委員會。
但是，在政治紛爭以外，到19世紀50年代末，法律統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達成共識。各種推進法律統一
的組織紛紛出現。最有影響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師協會（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稱
，該協會的目標就在於「推進民事、刑事和訴訟法律的統一」。
縱觀1848—1867年（這一年北德聯邦成立）德國社會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除了理論上對薩維
尼觀點的廣泛接受和重新解釋，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漸走向統一等因素，經濟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正如柏林法律協會1860年3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主要的發言人霍爾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統一的共識來自於經濟生活的物質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遠勝於來
自於共同的法律意識：正是由於對「物質利益」的考慮，保守派的政治家們逐漸認識到法律統一與政治實力的
聯系。
這一時期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是法典編纂的前提。同時，在這一時期各邦都積極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國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而是「統一」的（unification）結果， 這是德國民法典
制定過程中頗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聯邦建立後，普魯士與南方三邦對法典化態度發生相反的變化。關於憲法根據、理論依據等問
題， 兩方進行了數年的爭論。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南方三邦已失去與普魯士抗衡和討價還價的實力，於是
雙方進行了妥協。
1866年以前，普魯士以沒有憲法根據為由，反對邦聯統一法典；北德聯邦成立後，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國建立後，普魯士又極力推進法典化；而這時南方三邦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由於擔心普魯士過於強
大而損害它們的利益，反而對法典化持反對態度，也以憲法為根據，反對法典化。
北德聯邦1869年憲法規定，聯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於債法、刑法、商法、匯票法和訴訟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議將法院組織法和債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進去。這就是拉斯克爾—米克爾（Lasker
-Miquel）提議。這一提議最初當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對。 南方三邦提出，憲法是各邦訂立的合同，任何修
訂都須合同各方重新協商而達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議人之一米克爾（Miquel）認為，1871年帝國憲法對聯邦
憲法有所修改，已賦與北德聯邦在有關州的事務上有完全獨立於各州的權力。
在國會中民族自由黨佔主導地位， 提出「從統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號，認為法
律統一會極大地增強國力，對於國家和個體自由均有益處。保守主義者則利用薩維尼的理論，強調德國法律發
展中的地方差異性，攻擊民族自由黨破壞各邦的自由、權利。米克爾反駁說，薩維尼並非反對法典化和法律統
一。薩維尼的學生伯恩哈德·馮·溫德沙伊德認為，對於立法的觀念應該改變，因為，在歷史發展中，面臨不
同的因素應該有不同的觀念，這正是歷史法學的觀點。薩維尼的另一位學生貝特曼—霍爾維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薩維尼反對蒂鮑，並不表示他反對法律統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眾普遍認為，歷史
法學派的創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論是正確的，但低估了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薩維尼認為法律來自於人民，但現在，人民（Volk）是被用來指德國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亞人。正
如萊溫·戈爾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寫道：「在當前形勢下， 尤其是為了支持個別州的立
法、反對統一的德國法，而使用薩維尼的語句，將是對它的誤用。」重新評價薩維尼思想開始了，薩維尼甚至
被認為是主張制定民族統一法典的先驅。到此為止，他的理論不是被保守派獨享或與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將其作為根據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爾-米克爾的提議被提交討論時， 有關法院組織法的內容略去了。這是向自由帝國黨作出
的妥協，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別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協。自由帝國黨是一個小黨派，成員都是有影響的人物，所
謂「部長和未來的部長們」。這一妥協有利於打破南方三邦的聯盟。
擁護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論上大獲全勝，同時，1871年後普魯士的實力大為增強，此外，拉斯克爾-米克爾提
議又作了妥協，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執地反對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國國會[11]終於通過了拉斯克爾
-米克爾提議， 對帝國憲法有關帝國立法權的條款作了修改，統一民法典於是有了憲法依據。
在這一時期，除了討論如何恰當保護各邦利益的問題之外，如何防止立法過程中引進激進、 自由的改革，
即所謂「現代觀點」（modernidea），也是人們考慮的內容。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南方三邦對於婚姻、家庭、
繼承等方面的法律統一非常敏感、謹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從此開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時期。從1874年開始，到1896年法典通
過，這22年的時間是民法典纂寫、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時間。其中，1874—1888年期間的纂寫過程決定了德
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時，人們對於如何制定民法典實際上毫無概念。此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很
少。普魯士雖曾提出過討論建議，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只使南方數邦產生雙重的害怕：一則怕普魯士擴
張主義（prussianization）；二則怕「現代觀點（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義的國家報（National-Zeitung）發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說如果民法典不委託
於一個人起草，將不會成功，因為任何指定的委員會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地方主義的俘虜。文章還稱贊了普魯
士的立法。南方數邦懷疑文章獲普魯士政府授意，十分緊張，開始強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們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聯邦議會指定了一個五人的委員會， 為民法典的起草擬訂綱要。該委員會於同年4月19日向國
會提交報告。 報告認為：「只有未來的民法典堅持已獲驗證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國現存的大陸法法律制度原
則，它才能夠反映德國人民的正當願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學和法律實踐的要求。」委員會認為立
法的第一考慮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學邏輯。考慮現實需求時，應當聯系現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況。考慮地方
特殊情況，主要是應尊重南方數邦保護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財產制度方面。委員會甚至考慮採取二
、三種不同的制度。委員會堅持，法典原則上應涵蓋民法的所有領域，但也應允許有例外，如商業和礦業法律
應當全國統一，但它們性質特殊，不適於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帶有封建痕跡的法律、如遺產取得、地租、
家庭財產繼承等，應留給各州自行規定，此外，委員會認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適合規定在民法典中
。
委員會報告有以下主要特徵：（1）對法典的具體內容未作規定，不束縛立法者。（2）注重現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騰堡代表屈貝爾（kübel）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應是創造新法律，而應以目前法學所
要求的方式，將現存法律組織起來。（3 ）認為法典化的進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術化，其任務是解決德國法律
發展中地區多樣性與系統化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德國普通法構成委員會工作的基礎。
委員會報告受到普遍稱道，但是部分內容仍須修改。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認為，法典不應滿足於編輯，而應當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統性的、甚至是藝術性的作品。委員
會報告中貫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見都為德國民法典所吸收。
德國民法典的正式編纂開始於1874年7月。聯邦議會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員會。 [ 12] 委員會主席海因里
希·馮·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個主要的編纂者。 他指定編纂者的出發點是：帝國各主
要法律體系應當平衡。他承認，羅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應當成為統一法典的基礎；但同時認為，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斷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騰堡、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法律專家。對於
普魯士，他認為該法律專家不僅應熟知普魯士法，而且應懂得普魯士在1866年新獲取省份的法律體系。最後他
指定阿爾伯特·葛普哈爾德（Albert Gebhard）作為巴登的代表，以正確地收集和表述法國法。
委員會的工作頗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員會成員很少會面，而各自忙於收集德國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員間交流很少，每年僅有一次秋季年會，用以擬訂立法原則，解決法學理論沖突。這樣，編纂者在纂寫
法律時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響。1881年10月，委員會開始討論。在討論階段，溫德沙伊德起著主導作
用。人們認為，德國民法典這一委員會作品的極端抽象性和幾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負責。
委員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體系化與保存各地歷史差異性之間的關系。當時流行一種觀點，認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適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繼承法，因為地區差異性過
大。地區差異性與體系化的矛盾仍來自於薩維尼理論中關於「法律的確定性」的矛盾：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
者關於真正法律來源的認識和選擇之間，往往存在差異；在當時德國立法中，這一差異尤甚。如何解決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備合理的確定性？當時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德國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產生對民法典的需
求；後者又授予立法者編纂法律的權力。由此，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者的編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麥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寫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僅是一個系統化地編輯現存法律規范的問題，
那麼，法律中的許多實質性的變化就不應迴避。此外，有必要解決現存法律中的矛盾，在爭議的事項上作出決
定，以及填補空缺。最後，新出現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實踐中的新發展也不應忽視。帕佩的這一觀點，與溫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傾向於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學」（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過邏輯抽象的方法，從有限的法律規范中創造出法律的確定性。
概念法學的主要特點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國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所有權絕對原則。19世紀70年代
、80年代開始對此進行限制，但該限制僅作為例外，而不屬於原則的一部分內容。第二，遺囑自由原則。認為
繼承法的基礎是「人類意志的獨立性」，因而遺囑自由應優先於法定繼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則。這一原則有
許多資格要求和限制規定，因為在合同領域，個人自由的濫用對社會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應的還有過
失責任原則——以無過失責任為補充。
2.公私法劃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則
Ⅸ 為什麼把家庭教育寫入民法典刻不容緩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在現代國民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中，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是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然而，家庭教育不同於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是如何做人的教育，核心在於立德樹人；其次，它是終身教育，無階段性；再者，它是私人教育，主要由父母等近親屬實施。家庭教育因此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切教育的基礎。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文件對家庭教育有所規范，但不夠全面系統。2006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家庭保護一章強調「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學習家庭教育知識，正確履行監護職責，撫養教育未成年人。有關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應當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導」。2016年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要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應當以文明的方式進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監護和教育職責，不得實施家庭暴力」。《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以及全國婦聯、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的《關於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16—2020年）》提出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到2020年，90%的城市社區和80%的行政村建立家長學校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點，基本建成適應城鄉發展、滿足家長和兒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推進家庭教育立法的進程。
上述法律法規及政策措施，為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開展家庭教育指導與服務提供了依據，但其性質屬於公法和社會法規范。從私法層面推進家庭教育立法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