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族刑法

1. 北魏的改革順應歷史潮流,當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是什麼

當時我國正處於南北大分裂時期，其時，南方的漢族權貴在南中國的東晉士大夫樂園里腐朽墮落，已經失去了光復北方的雄心壯志。而北方在永嘉南度以後，蒙古高原和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開始大規模的進入中原，經歷了五胡亂華，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政權北魏帝國建立起來，廣大的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族，羌族，氐族等同沒有南下的漢人雜處，處於民族大融合時期。北魏王朝的文明程度很低，經濟還停留在奴隸制階段，他們接觸到高度發達的漢文明之後，開始了漢化過程，北魏的孝文帝順應歷史潮流，提倡鮮卑貴族說漢語，穿漢服，說漢化，同漢族通婚，自上而下的開始了學習漢文明的潮流。

2. 北魏的統治者是誰他採取了哪些措施導致了胡人漢食,漢人胡服在線等，拜託了，要詳細點

概括來講，就是從北方內遷的鮮卑族拓跋氏，後改姓元

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1禁胡服、胡語;
2改變度量衡;
3推廣教育;
4改變姓氏並禁止歸葬.
這是西北方各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後民族融合的一次總結，對提高鮮卑人的文化水準,促進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遼、夏、金、元、清的統治者採用漢制，本意或者說實質上是出於統治的需要，並不是民族融合，但是實際上卻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至於封建化，那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是誰都無法阻止的。
大量的南遷民眾，帶去北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促進了南方經濟發展。
北魏孝文帝。主要內容：遷都洛陽、學習漢人語言，學習漢人風俗，學習漢人服飾。實行均田制。比如，我們吃烤羊肉串。就是吸收少數民族飲食習慣。

3. 你是鮮卑人,你認同孝文帝的漢化措施嗎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一位卓越的少數民族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國文化，實行漢化，禁胡服、胡語，改變度量衡，推廣教育，改變姓氏並禁止歸葬，提高了鮮卑人的文化水準，是西北方各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後民族融合的一次總結，對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與南方中原漢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時代，這其間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為北方少數游牧民族鮮卑族，該民族自東漢以來，經常與漢人接觸，不僅占據匈奴故地，而且據有東起遼東，西至隴西大遍土地，由於拓跋氏的掘起，統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數民族為主人的北魏政權。那麼，為何統一北方後的北魏政權要實行漢化過程呢？這還得從其鮮卑族歷史起源和歷史背景說起。
鮮卑起源於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國考古學家在內蒙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的大興安嶺北部內麓，發現了鮮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由此證明鮮卑起源於此。最初拓跋部處於原始社會末期，自拓跋圭後的強大，原始社會解體，步入了奴隸社會時期，又由於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在奴隸制沒有充分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很快就過渡到封建社會了。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外因是事物變化條件，內因是事物變化依據」。拓跋氏本系游牧為生，由北向南推進中，接觸到漢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在從游牧業轉向農業的同時，亦必然棄逐水草而居轉向漢人的定居農業生產生活方式，於是乎，為進一步改變落後統治制度，吸納接受漢人先進的文明，向漢人學習，在孝文帝時代掀起漢化運動的高潮，亦就成順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漢化運動主要倡導實施者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後勵精圖治，在統一的北方大膽的實行漢化運動，其主要的內容有遷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語、胡服、改鮮卑姓為漢姓、禁止同族通婚、禮樂刑法等六方面進行漢化改革。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孝文帝遷都的目的和意義，自拓跋圭定都平陽以來，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陽地位偏北，很難控制整個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騷擾，在軍事戰略上對北魏政權的鞏固很不利，再者常年發生自然災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詔言道|：「春旱至今，野無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賣兒賣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謂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為少數民族貴族居多，保守勢力強大，不遷都不改革將不利於北魏政權的發展。於是乎孝文帝於公元493年借口南伐遷都至洛陽。孝文帝在對任城王元澄說道：「國家興自北土，從居於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由此可見孝文帝的宏圖大志之心。
再次進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晉設置三師、三公、尚書、中書、四征、四鎮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設刺史、郡設太守，且設縣令，杜絕了官姓家族的發展，是一項懲制官吏腐敗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宮貴族世襲所設假爵位。
在孝文帝實施漢化運動過程中，最重要莫過於禁止胡語胡服的宣導民從說漢語，穿漢服了！
作為一國之君的為了強國富民，他帶頭講漢語，穿漢服，這可從孝文帝對胞弟咸陽王禧談到漢化重要記載中可見一斑，「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窮，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吾……。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發之人」。於是定於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詔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說漢語，才能更好學習漢人的經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漢人的衣冠，經能工巧匠六年完成，無論男女均需改為穿漢裝。一次，孝文帝至鄴城考察，他看見一位婦女在車上沒有穿漢服，他責令返，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才猶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見孝文帝對於禁胡服，穿漢裝之重視程度。
孝文帝在改鮮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實施了重大舉措，孝文帝率先將拓跋姓氏改為元姓，加速北魏政權的漢化過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為元氏，北魏太祖以來的作大著姓，皆改為漢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鮮卑同姓內部通婚的陋俗，並且孝文帝自己帶頭積極倡導和推行鮮卑貴族與漢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後宮，又以隴西李沖之女為夫人，孝文帝眾多兄弟和一些鮮卑貴族亦娶漢家女為妻為妾，這樣通過異族間的通婚關系，進一步融合了鮮卑族與漢民間的關系，也使鮮卑貴族和漢人名望士族緊密的結合起來了，不僅消除了雙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統達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權的統治。
孝文帝在上述漢化改革的基礎上對刑法亦進行了改革，廢除了斬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體之法，北魏刑律制訂上承漢晉，並且由國君親自製定律令，據《魏書.李沖傳》所載：「及義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也由此可見孝文帝重視禮法制度的程度，嘔心瀝血，潛心漢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對漢族的文化藝術也有很大興趣。他從小就接受漢族文化的教育，不僅「五經之義」能拿過來就講，史書傳記、諸子百家涉獵頗多；對漢族的詩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僅改革鮮卑貴族的生活習俗，還教育他們學習漢族文化，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改造他們。孝文帝對自己民族的落後有清醒的認識，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虛心學習。他積極創辦學校，傳播文化知識，還搜集整理天下書籍，使因戰亂而衰落的北方文化開始復興。在他的帶動下，鮮卑人進步很快。
孝文帝對北魏宗教藝術的發展也有很大貢獻。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就是個極其虔誠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統治期間，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佛教的發展推動了佛教藝術的發展。當時最重要的佛教藝術形式，就是石窟藝術。我國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陽龍門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遷都洛陽那一年開始開鑿的。另外，馳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於太和十九年為遠道而來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時期，五台山的佛教的以興盛。

4. 鮮卑族改變姓和商鞅變法的啟示

成功的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樣的意義。它擺脫了一個舊時代，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在戰國那個群雄逐鹿，戰亂頻仍的年代，商鞅變法能夠取得成功，不能不讓我們對其進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改革要等到時機成熟，適時而動，方能取得成功。而要做到水到渠成，還要重視變法以前的准備工作，化劣勢為優勢。.

商鞅入秦之時，秦國還很落後。秦晚至春秋才立國，又偏處西陲，民眾襲用戎狄習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貴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中原各國鄙視秦國，不讓它參加「會盟」。秦國長期內亂，戰備不修，魏國乘虛而入，奪去了肥沃的河西之地。面對如此嚴峻的內外形勢，秦孝公於公元前361年繼位伊始，就下令「求賢」，公開承認「諸侯卑秦，丑莫大焉」，並且誠心表示：「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可見事實而言秦國有變法的需要，秦孝公有變法的想法。否則，秦國有亡於戰國其它強勢對手之下。

另外，當時形勢瞬息萬變，楚有吳起變法，魏有李悝改革。當別人大踏步前進時，弱小的秦國也需要短期而有實效的強國之策。所以，商鞅「帝道」「王道」「霸道」三「道」治國之策中的「霸道」，內蘊嚴厲的發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兩人「語數日不厭」。經過這次長談，秦孝公決定重用商鞅，實行變法，以圖富強。

商鞅根據李悝的《法經》，調查了秦國的情況，於公元前359年提出了變法的設想，可是遇到的阻力很大。就連孝公也猶豫不決，便召集廷議。當時舊勢力的代表甘龍、杜摯反對變法，強調用舊法治國，官吏熟悉，人民習慣，即「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杜摯甚至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編輯：泡菜草堂博客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面對這種情況，商鞅看清形勢，針鋒相對，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商湯、周武不循古法而興盛，夏桀、殷紂不改變舊禮而滅亡的歷史打動了秦孝公的心，因而商鞅的主張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商鞅也因這次辯論達到了變法前的級別最高的輿論宣傳。

面對不同的形勢，採取不同的策略，合理利用對手的情況，達到預定的目的。所以，商鞅利用秦國的危急形勢和孝公的急切心理，利用了和眾反對者的直面交鋒，做好了變法前的准備工作。以後變法的發展也是在這些基礎之上順利進行的。

其次，變法或改革都要取信於民，並且還必須以法治為輔助。由於變法或改革的受眾是廣大的民眾，取信於民有利於獲得廣泛的支持和信任；由於變法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保持改革的順利進行和改革的成果，法制的確保是關鍵。人治，只會帶來人亡政息的後果。

變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於國都之南門，然後宣布能將此木徙置北門者賜10金。搬動一根木頭，何須如此重賞，人們自然不信，於是他又下令，將賞金加至50。有人將信將疑把木頭搬到北門，即賞50金，以示不欺。於是商鞅在人們心目中樹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毛澤東早年在評論「徙木立信」這段故事時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懲奸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移動一根木頭並非難事，關鍵是以此而樹立的千金難買的威信。

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緣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最早由商鞅在秦國付諸實施。他認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因此商鞅變法所以較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化法治。他把變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強制貫徹，或者通過制定法律改變舊有的經濟關系和某些階層的特權，保證變法有效地進行，並鞏固它取得的成果。如果不以法治，而以人治，那麼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變法就有可能終止或廢棄。商鞅雖死，其法未廢，改革仍在延續，就是由於法律保障的緣故。

對於商鞅變法在這方面的成功，張居正改革的最終失敗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反例。編輯：泡菜草堂博客張居正以理財為監察的中心，整頓官府，使新政得到財政收益。而且注意不拘一格大膽使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堅力量。以均賦役作為改革的中心，厚商利農，發展社會經濟。萬曆九年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各種稅收合並為一種，並將力差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減化手續，統一徵收。並可改折銀兩，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僱人代役。這就擴大了貨幣流通的范圍，削弱了人身依附關系，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張居正生前的改革，搞得是有聲有色，很有效果，大有挽狂瀾於衰世的情形。但由張居正個人主導的改革，成功的背後卻也隱伏這巨大的危機，那就是沒有以法律的形式把改革鞏固下來，而導致最後的人亡政息。所以張去世後，被滿門查抄，至於他一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
再次，不論變法或改革，都要有創新的精神。從實際出發的創新能夠立足現實，能夠突破陳規。

商鞅從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在秦國主持變法時，並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張，而是從實際出發進行的。如耕戰政策，當時許多政治家都在各個諸侯國實行過，然而只有秦國的效果特別顯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商鞅能夠從秦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出獎勵軍功等一系列具體的行之有效的辦法。以軍功晉級原則取代官祿世襲制度，庸碌無為的世襲奴隸主貴族喪失了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調動了地主階級和下層民眾從事農業生產和參軍作戰的積極性，使土地日漸開墾，物資日漸豐富，秦國從而逐漸富強起來。因此，改革很有成效。編輯：泡菜草堂博客http://www.epaocai.com/blog/據《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十年之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亍私鬥，鄉邑大治。」

最後，在改革和變法中，主持者要富於斗爭精神。因為，無論任何的改革都是對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再分配，都會遭到一些即得利益者的堅決反對與阻撓。面對這些，就需要改革者沖破層層迷霧，承擔著來自於上級和下級的種種壓力與不理解。

在推行新法過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的。商鞅變法的實質是消滅舊的制度，發展新的制度，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因此，新法的制定與頒行，必然要遭到舊的習慣勢力，特別是舊奴隸主貴族的阻撓和反對，激烈的廷議就是明證。另外，新法頒布不到一年，以太子駟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故意觸犯法令，破壞新法的推行。面對上層的阻力，作為國君繼承人的太子不可直接施刑，於是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他敢於同舊勢力作斗爭，為維護封建統治毫不動搖。歷史上許多改革家之所以失敗，並不完全是因為改革的內容不符合實際，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觸犯權貴的利益和特權，就不敢繼續堅持下去，使改革成為紙上談兵。商鞅卻能以極大的勇氣推行新法，不畏權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所以說，改革是有風險的，需要有膽識與魄力。否則，改革是不會成功

盡管商鞅先為變法入秦，後卻以殉法死秦，但這始終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續不該，為弱秦變強秦開辟了一個堅實之途。

5. 北魏孝文帝為了漢化做了哪些事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以「南伐」為名率眾臣及20萬大軍南下，因陰雨連綿不絕遂在洛陽「停駐」，完成了遷都大業。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5月26日，孝文帝提倡說漢語、使用漢字、禁穿胡服、依照《漢書》改革度量衡、鼓勵與漢族通婚，還改鮮卑復姓為漢字單姓，如拓跋氏改為元氏、丘目陵氏改為穆氏、尉遲氏改成尉氏、步陸狐氏改成陸氏等等。孝文帝還按照漢朝的典章制度改革體制及律法，尊孔重禮，提倡以孝治國。

6. 自食其果的悲劇人物，是如何自己把自己坑死的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很多帝王將相，他們為了爭奪權力或者實現自己的慾望，經常機關算盡，手段用絕，可最後卻落了一個橫死的命運。甚至導致他們最終死亡的原因，正是他們親手種下的，真可謂是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一．齊桓公：作法自斃

武則天稱帝後，她為了維護自己的大周，打擊那些心懷李唐的大臣，使用酷吏打擊朝臣，大肆屠殺李姓宗室，又鼓勵官員們互相揭發舉報。朝廷大臣每天都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今天能否活著回來。但這些酷吏，也沒有好下場，都是一個兔死狗烹的結局。

酷吏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周興。他網羅罪名，濫殺無辜竟達數千人，創造多種刑法，用刑殘酷。太宗的弟弟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李元嘉的兒子黃國公李撰等李氏宗親都被他陷害致死。酷吏丘神勣被處死後，有人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武則天命來俊臣審問。來俊臣也是著名的酷吏，他先故意問周興怎麼審問犯人，然後用請君入瓮的方法，逼周興承認了罪行。武則天還是給周興留情了，沒有處死，而是流放嶺南。可是周興得罪的人太多，半路就死於仇家之手。至於來俊臣，後來也被武則天斬首示眾。

7. 將部落首領的位置傳給賢德之人叫做禪讓制度其實質是民主推薦什麼的制

惠頭條，馬玉，袁泉早站起來，早上吃個包子，吃個饅頭就夠了

8. 魏書是誰發明的

《魏書》是北齊政權設立史館修撰的一部史書。它的撰寫工作開始於北齊天保二學（551年），完成於天保五年（554年）。整個這部書從體例的制定，史實的采擇到史論的撰寫，基本上出於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稱它的作者是魏收。《魏書》主要記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公元386年） 到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東魏兩個政權共160餘年的歷史。《魏書》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全書共130卷，80餘萬字，有十二本紀14卷，列傳96卷，十志20卷

在\"二十四史\"中，名聲最差的就該算是《魏書》了。這部書剛剛修成，就引得當時朝野大嘩，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說成是\"穢史\"，幾經修改，方頒行於世，它的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後被掘墓拋屍。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它和它的作者可議之處實在不少。平心而論，《魏書》取得了一定的史學成就，說它是\"穢史\"有點過甚其詞，但是指出它存在著嚴重的曲筆諱飾缺點，則是十分必要的。
《魏書》是北齊政權設立史館修撰的一部史書。它的撰寫工作開始於北齊天保二學（551年），完成於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監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等人由於缺乏史才，也沒有做多少實際工作。

整個這部書從體例的制定，史實的采擇到史論的撰寫，基本上出於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稱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人。生於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卒於北齊後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於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齊兩朝先後任過太學博士、散騎侍郎、著作郎、秘書監、中書令、太子少仆與尚書右僕射等官職。在魏、齊之際，魏收是最有名氣的學者。

他所作的《南狩賦》、《庭竹賦》等都得到時人好評。在一次應詔賦詩時，他在詩作中寫出\"尺書征建鄴，折簡召長安\"之句，意謂不動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蕭梁和北方的西魏，一時傳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齊統治者的賞識，當時朝廷的重要文告、冊命、詔書等，大多由他執筆。魏收才華出眾，人品卻很不好，是個無德無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隨時俯仰，唯權貴馬首是瞻。在作風上，他貪財、好色、恃才傲物。史學是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可他缺少忠於歷史的赤誠，卻把撰史當成個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擔了撰寫國史的任務之後，他曾經宣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北史·魏收傳》）出自他手中的《魏書》頗遭物議，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魏書》主要記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公元386年）

到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東魏兩個政權共160餘年的歷史。《魏書》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全書共130卷，80餘萬字，有十二本紀14卷，列傳96卷，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書》已經殘缺不全，紀缺2卷，傳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後人據魏澹《魏書》、張太素《後魏書》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書作了訂補工作。近年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魏書》，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權重視修史工作，從開國到滅亡，歷史記錄未嘗中斷。這一時期，南朝也有多部史書記述了北朝史實。因此《魏書》所依據的材料是豐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鄧淵受詔所撰編年紀事的《代紀》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陸續受詔寫的編年體《國書》（又名《國紀》）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編《國書》而成的紀傳體《國紀》，邢巒、崔鴻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暉業寫的記載皇室人物事跡的《辨宗室錄》30卷，崔鴻《十六國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諸家《晉書》、沈約《宋書》等。

利用豐富的現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時期內修成了卷帙可觀的《魏書》，對材料的廣泛采擇，也使《魏書》具備史料價值較高的特點。今天，記述北魏歷史的史書大都亡佚，《魏書》已成為介紹北魏歷史的最重要著作，對於研究北魏歷史來說，它的參考價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擬的。

《魏書》記述了鮮卑拓跋部早期的歷史。書中特別設《序紀》一卷，追溯北魏建國前的情況。反映了拓跋部與魏晉皇朝發生聯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漸瓦解，私有製得到發展，氏族成員發生分化，以及設置百官，建立國家的歷史過程。《魏書》也記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長途程，記錄了它在漢族封建文明影響下逐步改變社會制度的情況，對於馮太後和孝文帝為完成鮮卑族封建化而實行的各項社會改革，書中記述得尤其詳盡。書中還記錄了鮮卑貴族與漢族地主階級在北魏政權中的合作和矛盾。《魏書》專門記載我國國內其他少數民族和外國的列傳內容比較豐滿。《高句麗傳》、《百濟傳》、《勿吉傳》、《契丹傳》、《氐傳》、《吐谷渾傳》、《蠻傳》、《僚傳》、《西域傳》、《蠕蠕傳》、《高車傳》等，分別記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韋、契丹、庫莫奚、柔然、高車、突厥、伊吾、龜茲、於闐、疏勒、烏孫以及吐谷渾、蠻、僚等少數民族和朝鮮等外國的社會狀況和他們與中原皇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系。書中的這些記載告訴人們，在這一時期，由於各族人民錯居雜處和共同進行生產，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僅南遷中原的鮮卑等少數族人民逐漸與漢族融為一體，就是邊遠地區的許多少數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書》對於北魏社會歷史的記述范圍比較廣泛。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情況，書中都有較詳盡的交待。書中介紹了魏政權的政治制度建立、發展情況。《魏書·官氏志》記錄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屬各部原有姓氏與所改的漢姓，針對北魏政權的特殊情況是別具匠心的。從東漢初班固修《漢書》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間，《魏書》以外的各紀傳體史書中或根本沒有書志部分，或雖有書志，但缺少刑法、食貨等重要內容。《魏書·刑罰志》記載北魏政權司法制度，對於封建社會治理有重要參考價值，為北魏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書中對於北魏各族人民對統治者的反抗斗爭做了如實報導。據不完全統計，見於《魏書》的各族人民起義達130餘次之多。《魏書·食貨志》對於北魏的均田制有詳細記述，為後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貴的材料。《釋老志》是《魏書》首創，記載了佛道兩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及其變革，對於佛教發展的記述尤詳，可看作是一部中國佛教簡史。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責任把它反映出來，《魏書》特辟專章，記錄這方面內容，是有功勞的。

《魏書》在撰寫上也有一些獨到之處。魏收在本紀前立《序紀》追述北魏建國前的歷史情況，把鮮卑拓跋部發展演化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是很得體的。書中引文很多，引文與敘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豐富了本書的表現能力。書中還詳記了一些君臣對話和外交辭令，生動、得體地再現了當時的歷史實況。另外書中描寫人物，也有很見功力之處。

《魏書》的主要缺陷：

一是書中宣傳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釋老志》記崔浩勸太武帝毀佛，寇謙之對崔浩說：\"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不僅宣揚了非佛之報，還宣揚了道士寇謙之預見的靈驗。

二是歪曲史實，為現政權服務。魏收為北魏、東魏、北齊爭正統地位而貶低東晉及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權。在述及北魏先世時，書中千方百計掩蓋拓跋部被前燕、後趙、前秦等國統治的真相。對於東晉南朝和十六國政權，取消其固有的國號，加以謾罵攻擊，冠以島夷等稱號。對於西魏、北周政權，書中也盡量貶低，對它們進行醜化和攻擊。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述，魏收往往根據他們在世子孫的地位而決定對其的褒貶。書中為此而篡改史實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們稱為穢史，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此。

三是為了討好當時權貴，不惜濃墨重彩地為高門大族樹碑立傳。在很多傳中對他們的譜系姻親，加以臚列。如隴西李寶傳中列舉50人，趙郡李順傳中列舉59人，簡直把一部正史寫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譜。

9. 八年級上史地生政復習提綱

主要就是課本，可以看一下勝利一中的首頁中的文件共享區，我有份課件你要嗎？

10. 幫我發個二十四史，多謝。

嘉業堂《二十四史》書箱二十四史是我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總稱。即：《史記》（漢·司馬遷）、《漢書》（漢·班固）、《後漢書》（南朝宋·范曄）、《三國志》（晉·陳壽）、《晉書》（唐·房玄齡等）、《宋書》（南朝梁·沈約）、《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梁書》（唐·姚思廉）、《陳書》（唐·姚思廉）、《魏書》（北齊·魏收）、《北齊書》（唐·李百葯）、《周書》（唐·令狐德棻等）、《隋書》（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壽）、《北史》（唐·李延壽）、《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歐陽修）、《宋史》（元·脫脫等）、《遼史》（元·脫脫等）、《金史》（元·脫脫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張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稱即專指「二十四史」。按《四庫全書》的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經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總共3249卷，約有4000萬字。它記敘的時間，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最後一部《明史》記敘到明崇禎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後歷時4000多年，用統一的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二十四史的內容非常豐富，記載了歷代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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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發展

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國時期社會上已有「三史」之稱。「三史」通常是指《史記》、《漢書》和東漢劉珍等寫的《東觀漢記》。《後漢書》出現後，取代了《東觀漢記》，列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為「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它是記載三國、晉朝、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十個王朝的史書的合稱。後來又出現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總名「二十二史」。後來又增加了《舊唐書》，成為「二十三史」。後來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舊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欽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規模匯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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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版本

毛澤東點評二十四史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南監本）
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北監本）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緒間五省官書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國商務印書館印張元濟輯「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華書局排印「點校本二十四史」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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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價

梁啟超評價二十四史
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
點校本二十四史評價
點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選擇精當，點校體例謹嚴，點校確當，版式設計，清晰便覽。
點校本動員了全國史學家許多學有建樹的專家學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歷時二十餘年，於1978年全部出齊，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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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內容

史記
漢·司馬遷著，130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准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庇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史記》序中寫道，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漢書
東漢·班固著，100卷。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准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著，120卷。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三國志
西晉·陳壽著，65卷。
《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時期的歷史。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生於漢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233年），死於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漢做過官，三十歲時，蜀漢政權滅亡，入晉後做過晉平令、著作郎。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換）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藉助於《晉書》。《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壽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內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
晉書
唐·房玄齡等著，130卷。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為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並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為的君主，他非常重視史書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關晉代的史料，沒有一家令人滿意的。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對各家史著逐一進行了批評。撰寫一部系統、完整、旨趣較高的晉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願。貞觀二十年他下詔讓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擔任監修，組織編寫《晉書》。
眾人撰寫《晉書》，從受命到成書，僅歷時兩三年。成書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晉書》由於有政府作後盾，人力、物力、財力和圖書檔案資料都有保證，這些條件，是私人修史無法比擬的。二是有多種晉史著述可供參考。由於有藍本作為依據，成書自然較為容易。
《晉書》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別取捨，喜歡採用小說筆記里的奇聞軼事，《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不經之談也加以收錄，有損於它的史料價值。另外，書中有記事前後矛盾和疏漏遺脫的地方。《晉書》的執筆人，大多數擅長詩詞文賦，撰史過程中，有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傾向。因此，後人批評它「競為綺艷，不求篤實」。這也是《晉書》的缺點之一。
宋書
南朝梁·沈約著，100卷。
《宋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著，記述南朝劉宋王朝自劉裕建基至劉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實，為沈約所撰。全書一百卷，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作者根據何承天、徐愛等所著宋史舊本，旁采注紀，撰續成書。
紀傳部分成於南齊永明六年，諸志當成於隆昌元年之後。全書以資料繁富而著稱於史林，為研究劉宋一代歷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內容詳備，篇幅幾佔全書之半。志前有《志序》，詳述前代修志情況，並上溯各志所記制度源流，可為考補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記三國以來地理沿革並及東晉以來僑州郡縣情況，有補於史事考證。《律歷志》全載景初、元嘉、大明三歷文字，為歷法學的珍貴資料。
《樂志》記敘漢魏及兩晉樂府情況，樂府詩章有分類開錄，並保存有漢魏以來大量樂府詩篇及樂舞文辭，其中「古辭」多為漢代遺篇，是研究樂府及詩史的重要文獻。紀傳敘事詳密，列目入載二百三十餘人。紀傳中收錄的大量詔令、奏疏、書札及文章，雖冗長，但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
《宋書》的作者沈約，是南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聲律學家，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沈璞，劉宋時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於皇族爭權奪位之亂中被害，沈約時年十三歲。少年時代，沈約橫遭家難，潛竄流寓，家境孤貧。他篤志好學，讀書晝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屬詩文。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歲，謚曰「隱」，後世亦稱「隱侯」。
南齊書
南朝梁·蕭子顯著，59卷。
《南齊書》記述南朝蕭齊王朝自齊高帝建元元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現存關於南齊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原名《齊書》，至宋代為區別於李百葯所著《北齊書》，改稱為《南齊書》，撰著者為蕭子顯。
蕭子顯，字景陽，南朝歷史學家、文學家。出身皇族，蕭子顯博學多識，長於寫作，又是自齊入梁的貴族人物，對南齊許多史事、王室情況是熟悉的或是親自經歷過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齊，未經重大戰亂，許多圖書文籍得以保存，都為蕭子顯撰著史書提供了有利條件。
《南齊書》現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紀八卷，志十一卷，列傳四十卷。所缺一卷為《自序》。
梁書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書》記載自梁武帝蕭衍建國至梁敬帝蕭方智亡國共五十六年間的歷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辛勤撰寫完成的。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南朝歷史學家。歷經梁、陳、隋三朝，於陳朝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等職，於隋朝任秘書丞。入隋後於文帝開皇九年又受命編撰梁、陳兩代歷史，未竟而卒。臨終時遺命，囑其子姚思廉繼續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簡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
陳書
唐·姚思廉著，36卷。
《陳書》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了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被隋文帝滅國首尾三十三年間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撰寫的。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姚思廉，字簡之，陳亡後，遷家關中，為萬安人。兩人事跡已於本書《梁書》前言中作了介紹，可以參閱。
《陳書》中的帝紀六卷，列傳三十卷，共三十六卷，無表志。
陳朝封建政權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特別的建樹，或許與此有關。《陳書》內容比不上《梁書》那樣充實，本紀和列傳都過於簡略。
魏書
北齊·魏收著，130卷。
《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
鮮卑族是我國古代東北大興安嶺東麓一個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紀末，隨著匈奴帝國的解體，鮮卑族逐漸向西遷徙，成為大漠一個強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珪為代王，重建政權。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鮮卑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強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盪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爭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為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拓跋時就曾命令鄧淵撰《代記》十卷，按年月編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燾神嘉二年，詔撰《國記》，由崔浩定為編年體，成書三十卷。
《魏書》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甚多，本紀缺二卷，列傳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殘缺不全，分別由後人取其它史書補足。
魏收，北齊鉅鹿下曲陽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機警能文，與溫子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但生性輕薄，人稱「驚蛺蝶」。他奉命著《魏書》時曾聲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書成之後，眾口喧嚷，指為「穢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齊書
唐·李百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鎮發生聲勢浩大的反叛浪潮，後出身於懷朔鎮低級武官的高歡獲得了對二十餘萬鮮卑人的領導權，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歡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長安，高歡於是另立孝靜帝元善見，遷都鄴城，史稱東魏。公元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孝靜帝自立，建立北齊。東魏、北齊統治區域南至長江，與梁、陳兩朝先後對峙，西邊在今山西、河南、湖北，與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齊被北周吞並。
《北齊書》本名《齊書》，宋時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雖以記載北齊歷史為主，但實際上記述了從高歡起兵到北齊滅亡前後約八十年的歷史，集中反映了東魏、北齊王朝的盛衰興亡。
李百葯（公元565--648年），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葯從小好學，博覽經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襲父爵為安平公。貞觀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歲。
北齊政權中，皇族內部叔侄、兄弟相互殘殺，使這個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換了六個皇帝。《北齊書》對封建統治者之間的權勢爭奪有較多的敘述。《北齊書》在流傳過程中殘缺嚴重，現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後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補，這使《北齊書》的價值大大降低。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書》，五十三卷，其中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編，參加編寫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
北魏末年，政治動盪，亂事遍起。出身於北魏北方六鎮中武川鎮的宇文泰，率領一批以武川鎮人為主的鮮卑族軍隊，聯合關隴地區的漢人豪族武裝，建立起西魏政權。後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覺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稱北周。西魏、北周這兩個前後相續的政權，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天陝西、寧夏、甘肅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與東邊的東魏、北齊和江南的梁、陳成鼎足之勢。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公元581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朝。
《周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述了從公元534年東、西魏分裂到楊堅代周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歷史。
《周書》由於根據的資料貧乏，再加上它所記載的人物多是本朝顯官的祖先，因而顯得單薄而不盡合事實。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封建政權之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集團內部斗爭的情況，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歷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書。
隋書
唐·魏徵等著，85卷。
《隋書》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志三十卷。本書由多人共同編撰，分為兩階段成書，從草創到全部修完共歷時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議。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編修，但數年過後，仍未成書。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總知其務」，並主編《隋書》。《隋書》的作者都是飽學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書》是現存最早的隋史專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親歷了滅隋的戰爭，在執政之後，他經常談論隋朝滅亡的教訓，明確提出「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的看法。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導思想。其次，《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徵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曲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再次，《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
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