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司法改革

1. 我國司法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 經濟 之間存在諸多 問題 :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從而導致我國司法權的地方化; 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體制不 科學 ;法官素質不理想;審判方式陳舊落後，審判流程管理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執行難現象；「人情案」、「關系案」，甚至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情況普遍存在，個別司法裁判不公，使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這種情況不僅不利於市場經濟的 發展 ，而且不利於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問題進行了 分析 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對策：一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 中國 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 影響 的司法體系,二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 規律 而形成的模式轉換，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六要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關鍵詞：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 政治 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 法律 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試 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 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 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 一） 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2.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3. 土耳其正發黨執政以來進行了哪些政治改革

自2002年執政以來，正義與發展黨秉持保守民主理念（參考本通訊前期推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治改革的內在機理是什麼？），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從所涉及的領域來看，正發黨政府的政治改革實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修憲與制憲
截至2012年，土耳其現行的1982年憲法已經進行了17次修改，其中的7次修改都是在正發黨執政時期。
2007年，土耳其國內圍繞憲法問題發生了憲法危機。在憲法危機發生後，致力於改革的正發黨在2007年議會選舉宣傳中，提出了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政治承諾，預示著土耳其的憲法政治發生了從修憲到制憲的大轉變。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於2011年10月19日正式啟動了制憲進程，計劃到2012年年底公布新憲法草案，然而，到截止日期，土耳其的制憲進程並未完成。制憲成為土耳其國內各種力量博弈的舞台，總統制是各方爭論的焦點。2012年11月，正發黨就政府體制問題向議會憲法協調委員會提出建議，主張實行總統制，而共和人民黨和民族行動黨反對實行總統制，結果造成委員會運轉危機，並導致新憲法草案流產。
制憲進程中的總統制之爭一直延續至今。2015年2月3日，反對黨共和人民黨極力反對總統制，該黨領導人科勒遲達奧盧稱，只要共和人民黨存在，就堅決反對實行總統制。而正發黨依然不遺餘力地支持總統制。2015年2月4日，土耳其總理奧盧在接受土耳其電視台第七頻道采訪時稱，一些人認為總統制會催生威權主義，其證據是什麼？那些有政治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下都能實施民主。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兩者都被描述為民主體系。威權傾向亦可能來自議會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證。而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也為正發黨加油鼓勁，稱2015年6月7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現其支持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他號召人們支持正發黨，使其獲得修改憲法的多數支持。 然而，6月7日的選舉結果表明正義與發展黨並沒有獲得修改憲法的多數支持，亦未獲得單獨組建政府的資格，只能求助於其他三個政黨來組建聯合政府。
換言之，土耳其將出現一個怎樣的政府，還需各方的協商與博弈。同時，聯合政府能夠支撐多久，土耳其是否會舉行提前大選，亦是未知。而就制憲進程的未來趨勢而言，總統制問題仍將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議會各政黨很難就此問題達成一致。
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發黨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土耳其司法部的《土耳其司法改革報告》顯示，2002~2004年，聯合政府和正發黨政府先後實施了9個一攬子改革方案，內容涉及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廢除死刑、禁止虐待、少數民族權利、國際人權保護、文軍關系等。如2004年7月的《土耳其結社法案》規定，協會不經審批，可接受外國援助，或與之合作，或舉辦活動；協會無需告知當地政府官員組織集會的時間和地點，也無需邀請政府官員與會；非政府組織可開設海外代表處；沒有法院傳票，安全部隊不再限制協會；取消對學生會的限制；15歲以上兒童可組建協會；非政府組織可提出臨時綱領或倡議；允許非政府組織買賣不動產。
正發黨政府的部門法改革幾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如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經濟法律（包括銀行法、商法、外國直接投資法）、公共行政法律、市場方面法律、其他方面法律等。以商法為例，2011年1月13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了《新土耳其商法》，並於2012年7月1日開始生效。
政府行政機構改革
正發黨政府試圖實現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的變革，將中央政府的一些職能轉移給地方政府，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正發黨的綱領認為，「公共管理的基礎是服務人民。對中央政府而言，最關鍵的是更好地服務公民、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而從實踐層面看，政府行政機構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和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兩個方面。
第一，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機構。居爾政府時期，正發黨成功地改組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由文職官員擔任該委員會主席。2011年6月，埃爾多安大選獲勝後，宣布取消8個國家部長職位，將中央部委數量調整為25個，並更換了幾個中央部委的名稱。
例如，依照2011年6月的第641號行政令，成立於1960年的國家計劃組織（SPO）被重組為國家發展部；為鼓勵外國投資，土耳其政府宣布在總理府下設投資支持與促進局(ISPAT)；為推進該國人權事業，在總理府下設人權事務辦公室。此外，為推動入盟進程和入盟談判，土耳其還專門成立了歐盟事務部。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機構。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採取立法和行政命令兩種方式，前者主要包括2005年通過的特別省行政法、市政法，後者主要包括2006年以來成立的地區發展署。
其一，正發黨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過議會立法推動地方行政體制改革。2005年土耳其議會先後通過了《特別省行政法》（第5302號法令）、《市政法》（第5393號法令），以此通過法律方式確保地方自治權利。例如，《市政法》第八條規定了協商參與權；第九條規定地方行政單位——市、區之間的關系：市政管理部門關注所轄區居民的訴求，通過財資金撥款扶植轄區的發展；第十三條規定當地居民有權參與市政決策，市政委員會是市政的決策機構，由居民選出的代表組成，等等。
其二，成立地區發展署，協調地區發展。自2006年以來，土耳其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成立了26個地區發展署，如伊斯坦布爾發展署、安卡拉發展署、伊茲密爾發展署、西地中海發展(600026,股吧)署、東馬爾馬拉發展署、東黑海發展署、東南安納托利亞發展署、北安納托利亞發展署等。
司法機構改革
司法機構改革是正發黨執政時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司法機構改革，土耳其各政府部門之間通過協調與溝通，制定了多個發展規劃和行動計劃。土耳其國家計劃（SPO）組織制定的第九個發展計劃中專門論及司法改革戰略。
2009年，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司法改革與行動計劃戰略」（Strategy for JudicialReform and Action Plan）。該文件勾畫了司法改革的戰略目標：加強司法機構獨立；實現司法機構的中立性；改善司法機構的效率和效用；提高司法機構中人員的職業能力；發展司法機構的行政體系；便利訴諸司法；完善判決執行制度，等等。
2011年，土耳其司法部又頒布了新的「司法戰略文件」（2010~2014），其中闡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綜合性法律，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兩大基本目標：一是通過縮短審判周期，加快司法結果的實施；二是開啟人權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公正審判權、媒體和個人自由。此外，土耳其政府還欲通過改變基本法律規定，實現與歐盟標準的對接。
在「司法改革與行動計劃戰略」的指導下，2011年3月3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一個司法改革方案——《為加快提供司法服務的目的而修訂的若干法律》，即第6217號法令，該法令由33個條款和4個臨時條款組成。該方案直接導致其他17部法律的修改。2011年8月26日，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令方式通過了第二個司法改革方案，該方案由44個條款組成，內容主要涉及司法部的結構設置和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
然而，其中的一些條款被憲法法院駁回，仍然有效的條款包括：在司法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權司，修改了國家委員會法、上訴法院法、法官與檢察官法、司法學院法、最高法官與檢察官委員會法（HSYK）。
2012年7月2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三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務的效率和媒體犯罪中審判和判決的延遲》，即第6352號法令。該法令包括107個條款和3個臨時條款。為加快審判過程，第三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關破產和債務實施的審判、犯罪案件、行政法律案件。2013年4月1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四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與人權和表達自由若干相關的法律》。該法案由27個條款組成，關注人權領域的修改，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
文軍關系的調整與變化
在共和國成立之後，軍隊一直扮演著世俗體制保護者的角色，曾經4次成功干政，且密謀或發動過多次不成功的政變。正發黨上台後，力圖實現對軍隊的完全控制。在歐盟標尺和國內民眾的「反監護體制」訴求的共同推動下，正發黨通過立法改革（改革國家安全委員會）、司法改革和審判（軍隊法院、艾爾蓋內孔調查）、立法機構調查（成立議會調查委員會）的方式實現了對軍隊的民主控制，推動了土耳其民主化進程和政治現代化進程，達到了歐盟有關文軍關系的標准。
必須指出的是，當下，軍隊依然能夠通過正式或非正式機制對土耳其政治產生影響。2011年7月29日，在與埃爾多安就案件審判問題發生分歧後，土耳其總參謀長稱總計有250名軍官（173名現役，77名退役）被逮捕，稱這些逮捕行動違反法律原則、公正、正義和良知。他與陸、海、空司令集體請求辭職，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風波，短時間內任命了新的總參謀長和各軍種司令。歐盟認為該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為更加民主的國家。
一些學者稱，這是「土耳其的夏日革命」，土耳其高層軍官的集體辭職預示著該國文軍關系的巨大變化。土耳其《民族報》的專欄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Asli Aydintasbas）稱，「這有效地終結了軍隊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這是土耳其第一共和國終結和第二共和國開始的標志性時刻。」從目前形勢看，土耳其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文官精英對軍隊精英的民主統制，軍隊精英對政治領域的影響力被大大削弱。

4. 2016年司法考試就改革將大大增加難度

首先，司法部至今未發布任何司法考試改革的公告來說明未來怎麼改革。
第二，隨著法律法專規的更新和屬修訂，每年的司法考試大綱都會做出一些調整，但是難度一般不會降低，通過率仍然被譽為「中國第一考」。
第三，2015年12月20日國務院發布的那個《意見》中我們不難看出，司法考試改革在未來會正式施行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至於改什麼和如何改，現在都只能是各方的猜測。因此對於報考的考生來說，抓緊時間復習，才是真正需要做的事。至於未來能不能參加，只能等待國家司法部發布明確公告。
第四，希望能夠幫助你，獨角獸祝您生活愉快！求採納！
參考資料： www.jiaoshou.cn/sikao/

5. 請問2015年司法考試如何改革

復1、2015年司法考試並沒有進行改革制。
2、2014年四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完善法律職業准入制度。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制度。健全從政法專業畢業生中招錄人才的規范便捷機制，完善職業保障體系。」使得司法考試改革的進程加快。司法考試改革的趨勢是考試的難度會進一步提升，通過率將會下降至正常的水平，步入到個位數時代，非法本參加司法考試的條件會被提高，或者是直接限制非法本的人參加司法考試。

6. 怎樣協調司法的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在形式上的逐步深人和實質上的不斷反復，司法到底是沿職業化方向繼續前進，還是應調轉頭重走民主化（大眾化）道路，受到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還就此等問題展開了立場與觀點的激烈交鋒。{1}在這場學術論爭過程中，我國司法要不要民主化始終是爭議焦點。
在西方司法發展史上，司法只有且僅僅只有職業化一說。所謂司法大眾化、司法民主化的思想主張從未出現過，更遑論上演司法應不應民主化的學術論戰。陪審團和不具有職業法官資格的治安法官的長期存在，在主張司法民主化的我國學者看來，此乃司法大眾化、民主化的標志，但在西方學者看來事實根本不是如此。所謂司法民主化（大眾化）的命題完全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命題，至少在西方它未曾作為一個學術論題亦未曾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存在過。
竊以為，在檢討這個命題之前，首先應比較深入地認知司法與民主之間存在著何種關聯。否則，貿然地提出或反對司法民主化都因基本知識儲備不足而顯得過於主觀、支離破碎。鑒於這種認知，筆者不揣譾陋，試作此文，擬就司法與民主之間存在的三種關系略陳管見，以拋磚引玉。期許本文的探討有助於我國學者更深入地認知司法、民主之本質內涵，從更寬廣的視域把握司法與民主之間的關系，俾使尚在繼續中的所謂司法民主化爭論像真理一樣越辯越明。
一、司法、民主之本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在探究司法與民主的關系之前，首先得認知它們各自的本質特徵，缺乏對它們本質特徵的深入認識，那有關它們相互關系的任何闡述都是一種缺乏知性的猜想和臆斷。
司法、民主的本質特徵問題，其實是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應該說，學術界對其本質特徵已有基本的概括和總結，且在諸多方面形成了共識。遺憾的是，大多數主張司法民主化的學者恰恰對有關司法、民主本質特徵的共識不夠重視甚或視而不見，從而使這場司法民主化爭論陷入一種基本概念內涵不清、本質特徵不明的話語混沌之境。因此，在此我們先得把司法、民主的本質特徵梳理一番，以告別這種混沌的爭論敘事，還爭論一個話語清晰之場域。
司法，已然是一個溢出學術界的常常被民眾提起、出現頻率異常之高但又罕見被定義的大眾化概念。在英美世界頗有權威的《布萊克法律詞典》里，Judiciary（司法）詞條有三層意思：(1)負責解釋法律和主持正義（administering justice）的一個政府部門；（2）法院制度；（3）一批法官。{2}這第一層意思可看作是「司法」這一概念術語的基本內含，而第二、第三層意思實際上是第一層意思的主體構成元素而已：那個被稱為司法的政府部門乃是由一批法官組成的法院系統。
如果說《布萊克法律詞典》的這種解釋抽象有餘、具體不足、難以理解的話，那日本憲法學家蘆部信喜教授所界定的司法則具體得多，比較明白易懂。他說：「所謂司法，一向被認為是指『就具體的爭訴，通過適用和宣明法律而進行裁判的國家作用』。如果更加嚴密地加以定義，則可以說司法是『在當事人之間存在有關具體案件之糾紛的情形下，以當事人提起訴訟為前提，由獨立的法院基於其統轄權，通過一定的訴訟程序，為解決糾紛，形成何者為法的判斷，保障法的正確適用之作用』。」{3}蘆部教授的界定簡言之就是：司法者，法院依法裁判紛爭的國家作用也。司法的主體是由法官構成的法院，其使命是依法裁判各種糾紛，其裁判過程的最大特徵是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規定，所謂「法官一方面獨立於官方命令，另一方面又從屬於法律」。{4}此外，司法裁判由置身糾紛中的當事人啟動，沒有當事人的主動訴訟就不可能有司法裁判發生，所謂「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5}是故，被動性而不是主動性，亦為司法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這也是司法與立法、行政的重大區別之一。
但上述概括分析，尚是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徵，還說不上是其實質性的內部特性。學界對於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徵素有研究，但對其實質性的內部特徵則幾乎無人問津，相關文獻甚為鮮見，因而值得在此探討一番。筆者以為，司法實質性的內部特徵在於這種裁判活動所依賴的或者說所需要的不是人的自然理性而是法律的技藝理性，由此決定了有資格裁判案件糾紛的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而必須是受過法律職業訓練因而具有法律家職業技能和倫理的法官。這一點，早在1608年英國著名法律家柯克（Edward Coke)就曾向其要求「以國王的身份」裁決案件的詹姆斯國王作過堪稱最早且最經典的闡述。柯克說：「確實，上帝賦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賦；但陛下對於英格蘭國土上的法律並沒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遺產、或貨物、或財富的案件，不應當由自然的理性，而應當依據技藝性理性和法律的判斷來決定，而法律是一門需要長時間地學習和歷練的技藝，只有在此之後，一個人才能對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於審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鑄的標桿[量桿]和標准。」{6}詹姆斯雖貴為國王，但他未受過法律訓練，所以不能染指司法裁判。經過柯克與詹姆斯的這番較量，英國最終守住了從事司法職業的法律理性而非自然理性要求這一司法底線，從而捍衛了英國的法治。
對於司法而言，被動性和法律程序等外部特性固然重要，但一旦司法裁判者—法官缺乏必要的法律訓練、不具備足夠的法律理性和職業倫理，那司法就徒有其外表和形式，其精神內核則付之闕如、難覓其蹤。司法最重要的特徵在於法官具有足夠的法律技藝理性。正因為如此，所以，不是誰都可以勝任司法職業、不是具有自然理性的任何人都能擔當法官裁判案件，此乃司法區別於立法和行政的最為鮮明的特性。
司法的本質特性如此，那民主之本質如何呢？
古今中外有關民主的思想學說可謂不勝枚舉。美國學者達爾（Robert A. Dahl)曾概嘆「各種民主思想，猶如一片巨大的、無法穿越的灌木叢」。但達爾本人還是成功地走出了民主思想的灌木叢，並總結認為「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等五項元素構成民主的基本內含。{7}細致地分析這五項民主標准，即不難發現，其核心就是「投票選舉」。在民主政治中，成年人的公民資格最重要的內含就是享有投票選舉的權利。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和充分的知情等等都是投票選舉的基本要件及內含。對議程的最終控制，關健還在於對投票選舉過程的最終控制。可以說，這五項元素實質上都是圍繞著投票選舉而轉，投票選舉才是民主的中心和本質，所以，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說：「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8}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選舉不制定政策；選舉只決定由誰來制定政策。選舉不能解決爭端，它只決定由誰來解決爭端」。{9}對此有充分的認知，我們才能理解經濟學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闡述的「競爭政治領導權的民主理論」，即：「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10}
綜上所述，民主就是一種通過投票選舉決定政治權力具體行使主體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目的在於捍衛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使之不致於遭遇政治權力侵犯或剝奪。民主化的投票選舉為的是避免出現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主義、總體國家、威權主義、獨裁統治等種種蹂躪人民自由權利的恐怖的政治統治。因此，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民主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誰也不能選擇自己進行統治，誰也不能授權自己進行統治，因此，誰也不能自我僭取無條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權力。」{11}認識到民主的本質特性，就能很好地理解為什麼「當今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最普遍意義上的『民主』的涵義典型地是人民主權思想與個人權利受法律保護的思想的融合（但更經常的是混淆）」。{12}
通過以上對司法與民主各自本質特性的分析，我們可知，它們兩者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關聯，{13}堪稱「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司法主體是特定的，以具有法律技藝性理性為條件；而民主主體是廣泛的，任何具備自然理性的成年人都是民主主體。司法以裁判糾紛為天職，而民主以選舉更優的政治權力行使者以避免專權為目標。盡管民主同樣需要避免司法專權，但歷史證明，控制和杜絕司法專權的最好方式絕不是讓民主選舉方法主宰司法。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民主後指出，美國「某些州的憲法規定法庭的成員由選舉產生，並准許多次連選連任。我敢大膽預言，這項改革遲早要產生極壞的後果，而且將來總有一天要發現，這樣削弱司法官員的獨立性，不僅打擊了司法權，而且打擊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14}是故，民主的方法不宜適用於司法領域。司法與民主之間不存在某種必然聯系，司法的內在特性決定了它與投票選舉的民主制度之間最常態的關系就是彼此沒有關系，理論上應該是司法你過你的獨木橋，民主我走我的陽關道，兩者之間沒有交集、互不相干。
二、司法與民主在何種意義上相關聯
盡管從其本質特性上看司法與民主之間原本一個以依法裁判糾紛為職責、一個以確保主權權力最終歸屬於人民為目標，兩者在旨趣上沒有交集，難以產生某種聯系或形成某種關系。但一旦把目光從理論轉向歷史和現實，我們又不能不發現它們兩者事實上有時存在著一定聯系、形成某種關系。當然，有時也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這後一種情形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闡述的，前一種情形則是本文第四、五兩部分重要剖析的對象。
那麼，司法與民主具有某種關系時，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相互關聯或彼此制約的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只有兩個字：權力。如前所述，民主的本質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權力的選舉安排；而依法裁判紛爭的司法同樣是一種國家權力即司法權。司法與民主一旦存在關聯，那結果一般只有兩種：(1)民主監督、制約司法的裁判權力；(2)司法以裁判民主選舉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糾紛尤其以對民主決定之結果實施審查的方式監督和制約民主權力本身。司法與民主之間這兩種關系的具體理論及實踐問題下文將予詳論。在此，我們要探討的是民主與司法之間何以會產生這樣兩種關系？
專門行使依法裁判糾紛而無旁鶩的司法固然屬於國家權力之一種，但其特性決定了與立法、行政相比，它身上的權力品性是如此之淺淡以致於可以忽略不計。啟動的被動性、裁判的法定性、法官的中立性等司法特性決定了司法裁判即便是在行使一種權力，那它也只是在執行立法者以法律形式所體現的人民的民主權力，而不是承載司法（法官）自身意志的權力。正因為如此，所以，1788年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闡述美國聯邦憲法的司法條款時敬告「紐約州人民」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故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判斷亦需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15}而在此前，將三權分立學說提到憲法原則高度、在政治思想學說史上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深入分析的法儒孟德斯鳩更是斷言「國家的法官不過是法律的代言人，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緩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緩和法律的嚴峻」，「裁判只能是法律條文的准確解釋。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見的話，則人民生活在社會中將不能確切地知道他所承擔的義務」。是故，孟德斯鳩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16}
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認為，因為在司法裁判中政治與權力均非中心地位。換言之，司法權是一種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權力，孟德斯鳩所謂的某種意義上不存在意指司法權在政治與權力的意義上不存在。{17}既然司法本質上執行的是民主立法者而不是法官本人的意志，既然司法權在政治與權力的意義上具有不存在的特性，那民主監督和控制司法權力就完全沒有必要。而考量司法本是執行民主立法者的意志，民主監督與控制司法有民主對自身不信任之嫌疑，不利於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發展。從這兩個方面來說，民主直接監督及控制司法權力看似是民主對司法的不信任，實則是民主對自己本身的不信任。自己不能信任自己，這說明，民主監督和控制司法實非政治實踐之常態而是一種插曲性的非正常、非邏輯的變態政治之產物。
司法的權力品性就是如此，下面，我們來檢視民主的權力品格。「從字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的權力』，權力屬於人民。」{18}權力或者說政治權力、國家權力的歸屬問題始終是民主的終極關懷之一。由於民主決定了權力歸屬，所以，民主本身亦是一種權力—決定國家政治權力歸屬的權力。是故，誰來監督和制約民主多數以防止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首先指出的「多數暴政」問題，就成為我們人類社會在贊美民主、實踐民主過程中必須直面的隱憂性問題。
在政治理論上，解決這個隱憂性問題的最優方案是通過立憲的先定約束制約民主多數專制，強調民主多數統治只能是一種有限的統治。所謂有限，是指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應免於受民主多數恣意干涉、侵犯乃至剝奪。借用美國聯邦大法官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的司法判決意見來說就是：「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會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權利，不可以受制於投票，它們不依賴於任何選舉結果。」{19}換言之，「基於人類在民主歷程中所經歷的經驗和教訓，民主必須是自由的民主」。{20}。一旦出現侵犯自由的專制民主，那此時就要用憲法來予以制止民主的專制，並恢復人的基本權利。憲法，是個法律文件。它本身無意識、不作為，它需要藉助司法部門即法院和法官來實施它所預設的憲法審查。司法正是通過憲法審查來監督和制約民主多數權力的。在憲法審查過程中，司法對民主權力產生了抑制和預警，使得民主權力在個人的基本權利面前難以越雷池半步，個人的基本權利非但不是民主權力這把刀俎下的魚肉。相反，民主權力應以捍衛個人的自由權利為己任。否則，民主權力本身的正當性就不能不受質疑。
總括而言，司法和民主都具有權力的共性。正是在監督和制約彼此的權力上，它們兩者之間結束了彼此沒有關聯的態勢，相互之間產生了監督、制衡乃至控制之關系，司法與民主之間的兩種新型關系模式由此而生。加上它們原本之間無關系的關系模式，那司法與民主之間就出現了三種關系模式。下文對此三種關系模式分別予以詳論。
三、關系一：司法與民主，井水不犯河水
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規范裁判糾紛的法律制度，它要求的是法律技藝理性；民主，是一套通過投票決定公眾意志和選擇多數偏好的政治制度，它以人民的自然理性為基礎。一個是法律理性的法律制度、一個是自然理性的政治制度，此乃司法與民主最大的差別。它決定了司法與民主之間最自然、最常態的關系模式，就是彼此之間沒有關系，猶如一個是井水、一個是河水，各有各的思想源流、價值功能和制度目標，彼此和諧共存、互不幹涉。
在這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諧關系模式下，有一個現象值得在這里認真對待，那就是僅憑自然理性的陪審團參與司法，與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具有法律技藝性理性的法官一起裁判糾紛。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把陪審制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標志，{21}筆者陋見以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陪審團在法庭上的出現，並沒有改變司法與民主之間的井水河水關系，把陪審制視為民主這種政治制度對司法這種法律制度的制約的認知其實是對陪審制的重大誤解。
盡管陪審制像民主制度本身一樣古老，在古希臘城邦民主時代就非常盛行，{22}但一般認為現代陪審制起源於法治的故鄉—英國。由陪審團審判被認為是英國法律的光榮，它被贊美為自由在英國永存的明燈。參與陪審團審判是英國每個臣民都可以享有或期望享有的特權。但無論從其起源上看，還是從其主要功能上考量，陪審團參與審判都不是旨在使司法民主化，讓民主制度或者說民主原則延伸至司法裁判領域甚至主宰司法裁判結果並不是陪審團審判的初衷和目的。相反．通討陪審這種身臨其境所帶來的親身體驗和感觀，培養人民的責任意識、權利觀念和守法習慣，才是陪審制的根本旨趣所在。因而，陪審制不是司法民主化的標志，陪審團的存在沒有改變司法與民主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無關系事實。
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在談到陪審制時把它視為培養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習慣的課程。他說：「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我相信，參加這種司法活動對於培養英國人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它任何活動。」{23}托克維爾的確把陪審制定性為一種「政治制度」，但他更多的是像丹寧勛爵一樣把陪審看作是一種訓練公民精神的課堂。他認為：「不管怎樣應用陪審制度，它都不能不對國民性發生重大影響。」他將其影響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1)陪審制，特別是民事陪審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維習慣進人所有公民的頭腦。而這種思維習慣，正是人民為使自己自由而要養成的習慣；(2)陪審制教導所有的階級要尊重判決的事實，養成權利觀念；(3)陪審制教導人們要做事公道。每個人在審判鄰人的時候，總會想到也會輪到鄰人陪審他；(4)陪審制度教導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5)陪審制度賦予每個公民以一種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和參加了自己的政府；(6)陪審制度對於判決的形成和人的知識的提高有重大貢獻等等。總之，托克維爾把陪審團視為社會能夠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24}當然，托克維爾也談到了陪審制度的民主性質，但這是從陪審員的階級屬性上來說的，與他所言的民主性質相對應的是陪審團的貴族性質，而不是專制性質。{25}
如果說丹寧勛爵和托克維爾的觀察與立論尚不能充分證明陪審團審判不是民主制衡司法即司法民主化的產物，那陪審團審判的規則及其變遷亦能足夠佐證本文的論點。眾所周知，陪審團審判時對於事實認定堅持所有陪審員一致同意原則，而不是民主性的多數同意原則。如果說陪審制旨在使司法走向民主化，那它為什麼自身都不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則呢？這在邏輯上能成立么？陪審團審判業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其間它發生了幾近面目全非之巨變，而它最大、最明顯的變化不是別的，正是它在各國司法審判中的日漸式微。如果說陪審制目的在於使司法民主化，那它不應該面臨著不斷被削弱之命運。此外，在司法的上訴審中，一般都是法律審，由陪審團參與上訴審在世界各國幾乎屬於極少數之例外。如果說陪審團審判旨在使司法過程民主化，那為何在上訴審中不用陪審團來民主化它呢？難道上訴審不重要？既然不重要那世界各國為什麼無一例外地設置上訴審呢？這三個不容置疑之事實，不是從反面強有力地證明陪審制並不像一些學者想當然地認為的那樣旨在控制司法權，意在使司法民主化嗎？

7. 山西省司法廳關於各市縣司法局整合方案

摘要 進一步細化任務、完善措施，建立台賬、抓好關鍵，突出重點、有序實施。一要堅持黨建引領，把加強黨的領導作為第一原則，落實到本次事業單位改革全過程、各環節，做到黨建工作與改革工作同步謀劃、同步推進，確保黨的工作不間斷、黨組織作用不削弱、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二要強化責任落實，改革要在廳黨委統一領導部署下，有組織、有步驟、有紀律地推進；各責任部門要認真對照，明確職責任務，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各涉改單位要積極主動配合，確保機構、職能、人員的平穩有序銜接。三要周密部署實施，緊盯重要時間節點，緊湊有序推進各項改革任務，重點抓好新單位組建、涉改人員劃轉、資產清查處置、業務檔案移交等工作，確保不留空擋、不出紕漏。

8. 日本歷史上兩次改革的內容

日本歷史上的兩次改革是大化改新和明治維新。

一、大化改新

645年，即為大化元年。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頒布《改新之詔》，正式開始改革。

大化改新的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

1、廢除皇室和貴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部曲），收歸國家，是為公地公民。對大夫以上高官貴族賜予食封；

2、改革統治機構，建立京師和地方行政機構（國、郡、里），設置關塞、防人（戍邊軍）及驛站，各置職官；

3、造戶籍、記賬（賦稅簿帳），施行班田收授法。凡田長30步、廣20步為段，10段為町；

4、改革稅收制度，施行租庸調新稅法。

二、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

1、政治改革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一切權力集於一身。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皇室親緣關系者改稱為「皇族」。

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門客等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只是實現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各等級間允許相互交往，但仍存在等級之分；

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政府通過公債補償形式，逐步收回華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2、軍事改革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並於1872年頒布徵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

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

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事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3、交通方面

改善各地交通，興建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4、司法方面

仿效西方制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5、宗教方面

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6、教育方面

設立文部省，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發展近代資產階級性質的義務教育，將全日本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1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

(8)削弱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兩次改革的歷史意義：

1、大化改新

大化革新解放了部分生產力，完善了日本的統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大化改新為日本確立了一套在當時頗為先進的管理體制，使日本社會環境穩定，社會經濟得到發展，為以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是日本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標志。

2、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改革落後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利用日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化改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明治維新

9. 法院實行司法體制改革後，案件質量越來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權地方化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二）司法權行政化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三)法官素質不高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案水平低，超審限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四）審判方式不科學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五）「執行難」問題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六）司法腐敗嚴重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二)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三）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四）切實解決「執行難」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五）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3.強化檢察監督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10. 基層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說到司法公信力，人們自然會想到司法不公，二者雖有聯系但不等同。司法不公一定損害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則有更多的因素。基層法院處於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前沿， 80%的案件在基層，但卻是公信力建設最薄弱的環節。因此，提高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事關全局。 一、地位特殊 （一）最基礎的位置 基層法院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其司法公信力建設在四級人民法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層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廣泛，無論社會、媒體還是當事人都與基層法院打交道最多，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不可否認，社會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認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基層法院。 （二）最直接的窗口 基層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直接的特性，使其成了反應四級法院公信力建設的「晴雨表」，哪兒出了問題，哪兒發生變化，群眾看得最清楚，體會最深刻。在整個司法公信力建設中基層法院被擺到了最前端和最突出的位置。 （三）最薄弱的環節 基層法院無論硬環境還是軟環境，在四級法院中都處於相對劣勢地位。基層法院基礎條件差，習慣於「聽令行事」，按部就班，自我創新精神不足，內部司法改革與社會發展需要之間差距大。因而，應該首先解決公信力問題的基層法院恰又成為司法公信力建設中一個最薄弱的環節。 二、問題具體從當前基層法院開展的各項工作情況看，群眾的滿意度普遍不高。結合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筆者認為，基層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制約。 （一）內因（執法水平、司法作風）1、執法水平。職業要求法官應該是一個精英群體，而法官整體素質偏低是基層法院普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長期以來人民法院並未按職業化、精英化的要求選人用人，許多人不願到基層法院尤其是邊遠貧困的西部基層法院工作，人員青黃不接，素質參差不齊。在審判工作中，裁判文書的製作水平不高，說理性不強，法律關系適用不準確，甚至出現許多錯誤的裁判。法律工作要求嚴謹，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疏忽，都會使公眾對法官的能力水平產生懷疑，增加不信任感。2、司法作風。「庸、懶、散、慢、玩、浮」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個別司法腐敗現象更加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現實中，一些品行不端的法官吃拿卡要，枉法裁判，辦金錢案、人情案、關系案。有些法官違法違紀受到了追究，這是明顯對公信力的損害。有些沒有被發現處理，但事實上仍然是存在的，這隱性對公信力的損害。（二）外因（管理體制、理解差異）1、管理體制。基層法院由於財政、人事等方面受限，對地方政府的依附性較強。在參與地方政府的一些具體工作時，無形中被當成政府的一個行政職能部門，這種認同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影響了司法獨立，降低了信任感。2、理解差異。群眾評判法院工作，往往依據社會公理。農村、山區的大部分民眾仍遵循著舊的道德認識，傳統思維使他們無法對司法裁判作出客觀地評價。既然對現代司法制度不理解，又何來司法信服。 三、措施給力 提高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核心是民意。將「為民做主」轉化為「為民所託」，修正自身缺失，從人民不滿意之處改起，從人民要求之處做起。 （一）理順管理體制 改革現有的人事、財政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基層法院對地方政府的依賴。依法獨立審判，維護司法權威，體現民情民意，提高滿意度。（二）增強法官素質 法官素質的高低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礎，提高法官素質關鍵是走職業化道路。1、建立科學的遴選機制。基層法院人才極度缺乏，相當一部分法院已經「斷層」。因此，在進人門檻的把握上，要不拘一格，靈活遴選方式。可以採取面試、庭審模擬比試，重點突出實戰能力，適當放寬書面考試，真正把符合法官職業化標準的人才吸引到法院來。2、探索有效的培訓機制。充分發揮現有的培訓機構的作用，定期培訓，確保法官專業知識的更新。探索法院之間經驗交流、法院自身平時培訓、「兩評查」交叉點評等方式，擴展法官專業知識學習渠道。 （三）切實轉變作風 切實轉變「庸、懶、散、慢、玩、浮」的工作作風，懲治司法腐敗，樹立法院良好形象。1、強化管理。統籌法院各項工作，在立案、審判、執行以及司法行政隊伍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科學的、操作性強的、能夠凝結成固定標準式的規范化管理制度，最大限度的減少工作中的失誤，避免工作中的錯誤。2、嚴肅查處。對於司法腐敗，要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把問題查透查清，該是什麼責任就承擔什麼責任，決不姑息。3、警示教育。不藏著掖著，把出現的問題作為典型案例來警示教育身邊的幹警，提高抵禦誘惑的能力。加強司法良知教育，促使法官堅守職業道德，不出問題，少出問題。 （四）解決熱點問題 針對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找准突破口，切實解決好、處理好，以期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提高司法公信力。1、增強審判工作透明度。基層法院普遍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現象，審判過程不透明。群眾沒有參與進來，不知道案子怎麼判，不知道司法程序怎麼運作，就可能道聽途說，認為法院在暗箱操作操作。一般案件，應邀請公民代表參與旁聽。復雜疑難案件，應邀請有威望的社會各界人士參與旁聽。涉及專業知識的案件，應邀請專業資質人員參與旁聽。這些代表參與進來，既是對法官進行監督，也避免了由於對辦案程序誤解而產生司法不公的問題。2、處理好涉訴信訪問題。涉法涉訴信訪，一直是倍受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多出自基層。對此，法院不應該捂著蓋著或者任之而為，而要通過召開聽證會或其他吸引更多的社會人士參加的公開處理形式，把問題擺出來，公開作出承諾，真抓實改，挽回不良司法行為造成的影響。3、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執行難是全國法院的普遍問題，基層法院由於受執行力量、裝備的限制更為突出。要將清理積案作為一項長期工作來抓，充實執行力量，窮盡執行方法，擺脫執行困境，使群眾逐步看到法院判決能夠兌現，能夠實現。 除上述措施外，還應著實提高法官的職級待遇。基層法院案件多，條件艱苦，但是待遇較低，法官被家庭瑣事困擾有很多後顧之憂。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就會出現權錢交易，滋生腐敗。一方面要解決法院辦公環境，工作條件，使法官有一種優越感，有威嚴，有震懾力。一方面要提高法官待遇，使之能夠秉公執法，不再為兩斗米折腰，不再因幾頓飯，幾塊錢使司法公正打折扣。（作者單位：雲南省永平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