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用益物權
㈠ 寫一篇法律專業畢業論文，關於用益物權的。請高人指點。
相關範文：
論用益物權的內容
摘 要：所有權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內容，用益物權作為以所有權為基礎而產生的物權，其內容亦包括這四項內容。本文認為，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通常體現為直接佔有，在特殊情況下也表現為間接佔有；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經營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種形式；用益物權的收益權能雖是重要權能，但並不是各類用益物權的共有權能；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體現為法律上的處分而不包括事實上的處分。
關鍵詞：用益物權、佔有權能、使用權能、收益權能、處分權能
用益物權的內容，也就是用益物權的權能。關於用益物權的內容，理論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二權能說、三權能說、四權能說等不同的主張。我認為，用益物權因種類的不同，其內容會存在著差別。但就用益物權的整體而言，其內容應當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每一種具體用益物權的內容都包括這四項權能，具體用益物權的權能只能依該用益物權的特點而定。
一、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
佔有是對物的實際管領和控制。在一般情況下，用益物權的標的物只有在移轉佔有歸用益物權人時，用益物權才能夠行使和實現。例如，不轉移土地的佔有，建設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不移轉農地的佔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就無法耕作土地。那麼，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是限於直接佔有，還是包括間接佔有呢？對此，學者的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應僅限於直接佔有，間接佔有因不直接佔有實體物，無從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學者認為，在用益物權中，標的物必須移轉給用益物權人佔有，包括直接佔有和間接佔有。[②]我認為，用益物權的實現通常須以直接佔有標的物為前提，但在用益物權的存續期間，用益物權並不以直接佔有標的物為必要。在實踐中，用益物權人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於其他原因，也可以將用益物轉移給其他人佔有。因此，用益物權中的佔有權能通常表現為直接佔有。但在特殊情況下，用益物權的佔有權能也可以表現為間接佔有。例如，在典權中，典權人承典房屋後在不轉移直接佔有房屋的情況下，即將該房屋出租給他人，典權人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間接佔有。因為出租典物是典權人的一項權利，也是一種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設用地使用人將建設用地使用權出租，用益物權人對土地的佔有也屬間接佔有。
佔有權能是用益物權的基本權能，是使用、收益權能的基礎。外國法上的地上權、永佃權、用益權、使用權與居住權等，我國法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等，都具有佔有的權能，當無疑問。但是，地役權是否具有佔有的權能，學者間則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積極地役權還是消極地役權、繼續地役權還是非繼續地役權、表見地役權還是非表見地役權，均不以佔有供役地為前提，地役權並不包括佔有的權能；[③]有學者認為，地役權包括佔有的權能。[④]我認為，地役權的種類不同，其是否具有佔有權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權沒有佔有權能，如眺望地役權、採光地役權等，就沒有佔有的權能；有的地役權則具有佔有權能，如引水地役權、排水地役權、搭梁地役權等，就具有佔有的權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不妥的。那麼，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否具有獨占性呢？對此，學者間的認識也有分歧。有學者認為，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沒有獨占性。故地役權人不僅可與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與其他地役權或其他用益權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認為，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是否獨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論。通常情況下，地役權的佔有權能沒有獨占性，但這並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個別地役權的佔有權能具有獨占性。例如，根據個別地役權的特質，如不具有獨占性則無法行使地役權的，則該地役權的佔有即具有獨占性。同時，如果當事人約定地役權人的佔有具有獨占性的，則佔有權能即具有獨占性。
既然用益物權的標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權人直接佔有，那麼，標的物轉移佔有的方式除現實交付外，簡單交付、佔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觀念交付是否允許呢？所謂簡易交付，是指以當事人雙方設定物權的合意代替該財產現實移轉佔有的交付方式。可見，簡易交付就是簡化了的現實交付，因此，簡易交付對用益物權標的物的佔有移轉也是適用的。例如，某甲將自己的房屋借給某乙使用，後雙方協商就此房屋設定居住權或典權，則雙方達成居住權或典權合意後，該房屋即視為交付佔有。所謂佔有改定，是指物權的設定人仍直接佔有標的物，而由權利人間接佔有該標的物。例如，某甲將房屋出典給某乙，同時又約定某甲再租賃30天。可見，在佔有改定的情況下，標的物的直接佔有並沒有發生移轉，用益物權人僅取得了標的物的間接佔有。這種以佔有改定方式交付標的物的，也是應當允許的。當然，對於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而言，佔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許的。所謂指示交付，是指當財產由第三人佔有時，物權設定人以對於第三人的返還請求權讓與受讓人，以代現實交付。例如，某甲將房屋出借給某乙，然後又將該房屋為某丙設定居住權或典權。那麼，某甲能否以對某乙的房屋返還請求權讓與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對此，有學者認為，在用益物權設定後，如果設定人將對第三人行使的返還請求權移轉給用益物權人，即移轉間接佔有時，也必須由用益物權人行使該返還請求權以取得對物的直接佔有，由其在實體上支配標的物。[⑥]這種觀點雖有自相矛盾之處，但實際上是承認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認為，指示交付也可以適用於用益物權標的物的移轉佔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權設定人的原因，導致用益物權人不能行使返還請求權或行使返還請求權無效果時，應由用益物權設定人對用益物權人所受到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當然，以佔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轉用益物權標的物佔有的，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或者用益物權的設定目的。
二、用益物權的使用與收益權能
用益物權是以使用收益為目的而設定的用益物權，因此，可以說，使用與收益是用益物權的核心權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對其加以利用，以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系對物的具體利用，本質上是實現物的使用價值，故使用權能是一種事實上的權能。使用是直接作用於用益物權標的物上的權能，是各類用益物權所共有的權能，因此，在德國民法上，用益物權在法學中的直接意義就是使用權，即以使用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權。[⑦]用益物權的使用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權人為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為單純使用標的物，不伴隨收益權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權人對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權人對房屋的使用等，都屬於生活性使用。二是經營性使用，即以營利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經營性使用由於是出於營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權能，有時也有處分的權能。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對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於獲取一定的農產品；建設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開發建築房屋，其目的在於出售房屋而營利。因此，這些使用都屬於經營性使用。當然，當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將所建築的房屋出售後，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設用地的，則屬於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權人是出於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設用地使用權人的用地屬於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用地的，這種使用即為公益性使用。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00條規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權利的果實以及依物的或者權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標的物所產生的經濟利益。這里的經濟利益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實際生產經營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利益。關於收益權能在用益物權權能中的地位，理論上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應當兼具使用和收益兩項內容或目的；[⑧]另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不必同時兼具使用和收益兩項內容或目的。[⑨]我認為，通過具體分析各種用益物權，可以發現，用益物權的使用權能、收益權能有如下三種情況表現形式：一是僅有使用權能而無收益權能，如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居住權一般無收益權能；二是僅有收益權能而無使用權能，如農村土地承包權人轉包後，即僅有收益權能而無使用權能；三是既有使用權能又有收益權能，這種情況最為常見，如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可見，收益權能並不是各種用益物權所共同具備的權能。至於何種用益物權具有收益權能，則應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三、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
在用益物權中，用益物權人除對用益物享有佔有、使用、收益的權能外，是否還包括處分權能呢？對此，理論上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用益物權的權利內容不包括處分權，其內容為對於標的物的佔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處分。具體而言，在用益物權設定後，物之所有人並沒有將其所有權的處分權能移轉給用益物權人。用益物權人雖然不具有對標的物的處分權，但土地使用權、典權等可以轉讓，也可以設定抵押，對用益物權本身進行處分。[⑩]另一種觀點認為，就法律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沒有移轉所有權的處分權，但權利人有權利處分權，即移轉權利和設定負擔的權利，如轉讓、設定抵押等；就事實處分而言，因事實上的處分權能往往是對物加以利用的條件，使用和收益權能在很多情況下是與事實處分權能相結合才能實現。例如，為了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種植糧食，就必須對土地進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壟等，這就屬於對土地的事實上的處分，不許為這樣的處分對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權中是應當包含對物的事實上處分的內容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討論用益物權處分權能時，通常討論的是權利人能否對其享有的用益物權的標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實上的處分。從這一角度出發，就法律上的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不能對標的物進行法律上的處分；就事實上的處分而言，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許用益物權人對標的物進行改良或保存行為，但不允許對其標的物進行顯著的變更或毀損。當然，這種觀點也不否定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權本身的處分權能，即除非法律特別規定或者權利性質的特殊要求，權利人原則上可以對權利本身進行處分。[？]可見，這種觀點是以對用益物的處分為前提來討論處分權能的。
從上述各種不同的觀點來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於對於處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應當首先明確處分的含義和對象。德國著名學者拉倫茨教授指出：「處分行為是指直接作用於某項現存權利的法律行為，如變更、轉讓某項權利、在某種權利上設定負擔和取消某項權利等。處分的對象永遠是一項權利或一項法律關系。所有權人處分其所有權的處分行為，如移轉動產上的所有權以及在所有權上設定有利於第三人的限制物權（如設定用益權、抵押權或質權）等。」[？]關於處分的對象（標的或客體）問題，涉及到權利客體問題。對此問題，拉倫茨教授從三個層次上進行了分析。第一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支配權或利用權的標的，屬於狹義的權利客體。這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有體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個第三人的支配權或利用權的無體物，因此，屬於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第二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權利主體可以法律行為予以處分的標的。這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權利和法律關系。德國民法在使用「標的」（標的物）這一詞語時，總是把它和一個處分的法律行為、或者與一個處分權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也就是處分標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權作為處分的標的（可以處分的對象）就是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所有權中，所謂的處分應是對所有權的處分，而不是指對所有物的處分。第三層次的權利客體即第三順位的權利客體，是指作為一個整體並且可以被一體處分的某種財產的權利或者某種特殊財產的權利。因此，財產本身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處分的標的。[？]從拉倫茨教授關於權利客體的三層次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處分的標的只能是權利或法律關系，而作為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是不能作為處分標的的。當然，拉倫茨教授所指的處分，是僅就法律上的處分而言的。若就事實上的處分而言，處分權能應指向物本身。
在我國民法上，學說上一般認為處分是所有權的核心權能，因此，只在論述所有權的權能時加以說明。我認為，處分作為支配物的一種表現形式，不為所有權所獨有，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也應具有處分權能，只是它們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說認為，處分不僅包括事實上的處分，也應包括法律上的處分。事實上的處分是指對物進行消費，即通過事實行為使物的物理形態發生變化，從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法律上的處分是指對物的權利的處置，即通過法律行為使物的權利狀態發生變動。拉倫茨教授所指的處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處分。法律上的處分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法律處分，是指對標的物的權利（如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的處分；廣義的法律處分，除包括狹義的法律處分外，還包括對標的物設定負擔，如在標的物上設定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
基於上述分析，我認為，在物權的處分權能上，法律上的處分的對象應是權利，而事實上的處分的對象是物本身。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具體分析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問題。
就法律上的處分來說，如前所述，它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對權利的處分；二是對權利設定負擔。就對權利的處分而言，用益物權人自然不能享有處分用益物所有權的權利，否則即構成無權處分。但是，用益物權人應當享有對用益物權的處分權能，即有權將用益物權移轉給他人。因為用益物權是一種非專屬的財產權，通過處分用益物權可以實現用益物權人設定權利的目的。「處分權的缺失有悖於用益物權的支配權屬性，會影響到物的使用權效率。」 [？]因此，法律應設計具體的規范調整用益物權的移轉問題。當然，法律也可以根據某種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權的移轉，如居住權就是一種不具有移轉性的用益物權，宅基地使用權在轉移時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就對權利設定負擔而言，用益物權人有權以用益物權為客體設定抵押、租賃等權利。例如，我國現行法規定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可以設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麼，用益物權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設定負擔的權利呢？對此，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人不可以就標的物設定地上權、地役權、抵押權，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權上設定次用益物權，該次用益物權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權為其客體的。[？]我認為，由於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權而沒有所有權，所以，用益物權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為客體設定負擔，如以用益物為客體設定地上權、抵押權、租賃權等權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基於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權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設定負擔。例如，用益物權人可以就用益物為他人設定地役權，典權人可以就典物設定典權即轉典。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些情況下，用益物權人所設定的用益物權的客體並不是原用益物權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權，它的客體與原用益物權的客體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動產。
就事實上的處分來說，由於它是對標的物進行實質上的變形、改造或毀損，因而，一般情況下，這種處分權能非屬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如前所述，有學者認為，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也享有事實上的處分權能。對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盡管用益物權人對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對物進行一定的變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農作物需要修田壟等，但這實際上是用益物權人實現使用、收益權能的前提條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種形式，屬於用益物的改良行為。用益物的改良與用益物的事實上的處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國民法典》第1037條第款規定：「用益權人無權對物進行改造或者重大變更。」第2款規定：「在不對土地的經濟用途進行重大變更的范圍內，土地的用益權人可以為了採掘岩石、砂礫、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設置新設備。」前者規定的用益物的事實上的處分，屬法律禁止之列；後者規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屬法律允許之列。[？]
注釋：
[①] 溫世揚、廖煥國：《物權法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頁。
[②] 屈茂輝：《用益物權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③] 劉凱湘：《論基於他物權的物權請求權》，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第33頁。
[④]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修訂三版），台灣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頁；陳華彬：《物權法原理》，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頁。
[⑤] 溫世揚、廖煥國：《物權法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頁；陳華彬：《物權法原理》，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頁。
[⑥] 錢明星：《我國用益物權體系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頁。
[⑦] 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⑧] 江平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頁。
[⑨] 屈茂輝：《用益物權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⑩]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頁。
[？] 錢明星：《論用益物權的特徵及其社會作用》，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第18頁。
[？] 尹飛：《物權法·用益物權》，中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 [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頁。
[？] [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頁。
[？] 錢明星、李富成：《中國物權法的觀念》，載蔡耀忠主編：《中國房地產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頁。
[？] 錢明星：《我國用益物權體系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12頁。
[？] 我在給研究生講課，有學生認為物的改良行為應屬於事實處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對用益物的改良即屬於事實上的處分。但我認為，物的改良與事實上的處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毀損物的本體的情況下，對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價值和使用價值，如為房屋的客廳鋪設地板；而後者是對物的本體的毀損或變更，或將房屋拆除。因此，應當將物的改良與事實上的處分區分開來。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所有權的權能不僅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還包括改良等其他權能。
其它相關：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7466
論用益物權制度的發展趨勢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ct.free.8113507.1/
論用益物權的效力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㈡ 我國立法關於用益物權規定的缺陷！
盡管我國現行立法中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用益物權制度還是比較雜亂的，還存在著相當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立法概念不準確。我國的民事立法，一直沒有使用過物權及用益物權的用語。《民法通則》使用的「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學者們通常認為指的就是用益物權。〔16〕歷史已經證明，用益物權是一個既准確，又嚴謹的概念，為各國物權法所通用。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一中國獨有、但卻極不準確的非法律概念來代替用益物權，明顯違反了立法的技術要求，導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規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關典權的司法解釋中，典權都被典當所取代。而實際上，典權與典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為物權，一為債權。
其二，立法內容不完整。在我國《民法通則》中，涉及用益物權的規定少得可憐，被認為是用益物權規定的條文只有4條。區區幾個條文，怎能容納下用益物權的豐富內容！盡管在其他法律、法規中有一些更為具體的規定，但這畢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規定，而且這些規定往往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這種規定的結果，不僅使用益物權的立法內容過於簡單、原則、分散，留下許多空白點，而且往往使民事權利無形中帶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鎖，給權利人行使民事權利帶來不便。
其三，立法體系不科學。從羅馬法，一直到《德國民法典》，盡管各國設置的用益物權種類不盡相同，但各國民法無不都有自己完備的用益物權體系，以涵蓋本國所有權與其權能相分離的各種形式。我國《民法通則》雖然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司法解釋中也確認了某些用益物權，但我國的用益物權尚沒有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體系。有學者認為，最典型的用益物權體系，應當包括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德國和瑞士法中規定的用益權和我國古代法固有的典權。我們姑且不論這種主張正確與否，單就這些用益物權而言，我國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規定，更不用說完善的用益物權體系了。
我國用益物權立法的上述缺陷，嚴重影響了用益物權作用的發揮。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解決資產閑置和資源缺乏的矛盾，我們必須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權制度。
㈢ 主物權和用益物權是什麼意思啊
主物權 ：「從物權」的對稱，不以他種權利的存在為前提而獨立存在不因他種權利的存在或消滅而影響其效力的物權，如所有權.地上權等。
物權能否獨立存在一般由法律規定，但如果權利人出於一定目的也可依其意思將主物權變為從物權。
這是以物權是否具有獨立性進行的分類。主物權是指能夠獨立存在的物權，如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從物權則是指必須依附於其他權利而存在的物權。如抵押權、質權、留置權，是為擔保的債權而設定的。地役權在與需役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關繫上，也是從物權主物權與從物權這種分類的意義在於，對於物權的取得、變更、喪失，從物權應與其所附的權利共命運。
用益物權是物權的一種，是指非所有人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佔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比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自然資源使用權（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和使用水域、灘塗從事養殖、捕撈的權利）。
《物權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用益物權人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用益物權的特徵（1）用益物權具有用益性；
（2）用益物權具有獨立性；
（3）用益物權具有佔有性；用益物權的特點（１）是對所有權有所限制的權利．用益物權人的權利也受一定的限制；
（２）是非所有人基於法律、合同或者其他合法途徑而取得的權利，也是對他人財務享有直接支配權。
（３）是從所有權的權能分離出來的相對獨立的他物權。用益物權的發展趨勢用益物權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為解決物質資料的所有與需求之間的矛盾而產生發展起來的，是所有權與其權能相分離的必然結果。這種分離適應了商品經濟要求擴大所有權、擴展財產使用價值的需求，對於滿足當事人的需求、充分發揮物質資料的效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無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法律都給用益物權以確認和保護。自從《漢穆拉比法典》出現永佃權的萌芽以來，經過羅馬法及受羅馬法影響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發展，用益物權已經形成了完備的體系，成為現代物權法的重要支柱之一。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演變，用益物權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1.用益物權逐漸成為物權法的中心自物權制度產生以來，經演變發展，形成了兩個各具特色的物權體系，即羅馬法物權體系和日耳曼法物權體系。這兩個物權體系由於價值觀上的差異，在物權觀念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並對後世物權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羅馬法的物權制度是簡單商品經濟的法律表現，它以「個人主義」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所有權為中心的物權法體系，強調物的「所有」而非「利用」。這種物權觀念對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影響甚大。日耳曼法的物權制度是農業經濟的法律表現，它以「團體主義」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物的「利用」為中心的物權法體系。這種物權觀念對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法影響甚大。羅馬法的以「所有」為中心的物權觀念適應了資本主義初期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所接受。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觀念逐漸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日耳曼法的以「利用」為中心的物權觀念，卻頗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因而為許多國家所重視和採納。在現代法中，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還是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法，以「利用」為中心的物權觀念都在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物的「所有」為中心的物權觀點，已經被以物的「利用」為中心的物權觀點所取代。用益物權作為以物的使用收益為內容的物權，反映了現代物權法以「利用」為中心的物權觀念。因此，可以說，現代物權法的核心在於用益物權。
2.用益物權因社會經濟的變遷而發生變動用益物權是社會經濟條件的具體法律表現，因而，用益物權因社會經濟的變遷而不斷發生變動。這種變動表現出兩種相反的趨向：一方面，新的用益物權種類不斷出現。用益物權的種類取決於人們對財產的控制和利用程度。隨著科學技術的廣泛採用，人們對財產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對財產的利用程度日益加深，這就要求法律確認新的用益物權。例如，在羅馬法中，只有役權、地上權、永佃權等用益物權，而在現代物權法中，除這幾種用益物權外，在許多特別法中還規定了諸如采礦權、水權等用益物權。在我國，新的用益物權種類更是層出不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用益物權的重要性日益為人們所重視，出現了許多新的用益物權，如國有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國有企業經營權、國有資源使用權等。這些新的用益物權的出現，對於優化資源配置，解決資源的所有與利用之間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固有的用益物權種類有所減少。在新的用益物權不斷出現的同時，固有的某些用益物權，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動而逐漸失去存在的基礎，例如，在我國的台灣省，永佃權因台灣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而消失，固有法上的典權已趨式微，設定地役權甚為少見。再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的建立，舊中國的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永佃權、典權等用益物權隨之消滅。
3.用益物權的權能在逐步擴大隨著人們對財產控制能力的增強和對財產利用程度的加深，不僅導致產生新的用益物權，而且也使用益物權的權能發生變化，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按照傳統的地上權理論，地上權人只享有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或種植樹木的權利，而不涉及地下或空間。但是，在現代社會，土地資源的利用已從地表向地下和空中發展，出現了土地利用立體化趨勢。對於這種發展趨勢，傳統的地上權理論是無法解釋的，因而各國民法藉助於擴大傳統地上權的權能，以適應土地利用立體化的發展趨勢。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區分地上權」或「空間地上權」。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用益物權。但我們認為，這種「區分地上權」或「空間地上權」與傳統的地上權只是在量的方面存在差別，並無本質的不同。「區分地上權」或「空間地上權」仍屬於地上權的范圍，只是地上權的權能擴大而已。例如，《日本民法典》於1966年依第93號法律在地上權一章的第269條中追加了「地下、空中的地上權」的內容，規定：「地下或空間，因定上下范圍及有工作物，可以以之作為地上權的標的。於此情形，為行使地上權，可以以設定行為對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前款的地上權，即使在第三人有土地使用或收益權利情形，在得到該權利者或有以該權利為標的權利者全體承諾後，仍可予以設定。於此情形，有土地收益、使用權利者，不得妨礙前款地上權的行使。」我國台灣的《大眾捷運法》亦規定了空間地上權。該法第19條規定：「1.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因線路工程上之必要，得穿越公、私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其土地所有人、佔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必要時得就其需要之空間范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協議不成時，准用徵收之規定取得之，並支付相當之補償。2.前項土地因路線之穿越，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人得於施工之時起至營運後一年內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主管機關不得拒絕。3.前二項土地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度、使用范圍、界線之劃分、登記、設定地上權、徵收之審核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地上權如此，地役權亦不例外。現代法也出現了「空間地役權」，即為行使空間地上權或空間所有權而對其周圍的特定空間享有權利。如在高壓電線通過的一定空間范圍內，為避免危險，禁止有工作或建築物的存在。用益物權的法律性質用益物權是羅馬法及受羅馬法影響的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的特有概念。我國民法學界對用益物權含義的認識沒有原則分歧，均將用益物權界定為：以物的使用收益為目的而設立的權利。在對用益物權性質的認識上，學者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有的學者用他物權的性質來闡述用益物權的性質；也有的學者從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的區別上來分析用益物權的性質。我們認為，認識用益物權的性質，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應明確用益物權是物權，所以，用益物權應當具備物權的通有性，如法定性、優先性、排他性和追及性等；第二，應明確用益物權是他物權，所以，用益物權應當具備他物權的通有性，如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第三，應從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的區別上來認識用益物權的性質。綜合上述三個方面，我們認為，用益物權除具有法定性、優先性、排他性、追及性和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物權和他物權的共有屬性外，還具有如下法律性質：
1.用益物權具有用益性所謂用益性是指用益物權是以物的使用和收益為目的而設立的物權。用益性是用益物權的基本屬性，是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相區別的基本標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物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雙重屬性。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是就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而設立的權利：用益物權側重於物的使用價值，擔保物權側重於物的價值或曰交換價值。正因為如此，用益物權又稱為使用價值權，而擔保物權又稱為價值權。由於用益物權的目的在於對物的使用和收益，因而，它不可能具有擔保物權的變價受償性和物上代位性等屬性。就是說，用益物權不涉及以用益物的價值清償債務問題，也不涉及用益物滅失後以其他物代替的問題。用益物權的用益性因用益物權的種類不同而存在著范圍和程度上的差別。例如，傳統民法上的地上權和永佃權都是以土地為用益物的權利，但兩者的用益范圍和程度卻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地上權以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和種植樹木為用益范圍，而永佃權則以在土地上耕作或牧畜為用益范圍。
2.用益物權具有獨立性所謂獨立性是指用益物權不以用益物權人對所有人享有其它財產權利為其存在的前提。用益物權的獨立性表明用益物權不具有擔保物權所具有的從屬性和不可分性的屬性。就是說，用益物權不以他權利的成立為成立前提，不隨他權利的讓與而讓與，亦不隨他權利的消滅而消滅；同時，用益物的變化，如部分滅失或價值減少等，用益物權都將隨之發生變化。在用益物權獨立性問題上，地役權似有例外。通說認為，地役權具有從屬性和不可分性。〔9〕這似乎與擔保物權相同，其實不然。地役權的從屬性和不可分性與擔保物權的從屬性和不可分性存在明顯的差別。地役權的從屬性是指地役權不得與需役地所有權分離而存在，不得保留地役權而處分需役地所有權。這種從屬性具體表現在：地役權必須與需役地所有權一同讓與，地役權不得與需役地分離而成為其他權利的標的；地役權的不可分性是指地役權不得被分割為兩個以上的權利，也不得使其一部分消滅。可見，地役權的從屬性和不可分性是為保證需役地人的用益目的而採取的措施，而非為保證某一債權的實現而設置的。
3.用益物權具有佔有性所謂佔有性是用益物權須以實體上支配用益物為成立條件。物權是一種支配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都是如此，但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的支配形態不盡相同。用益物權的內容在於使用收益的實體，即對物的使用價值的用益，因而它必然以物的實體上的有形支配，即實體佔有為必要。用益物必須轉移給用益物權人實際佔有支配，否則，用益物權人的用益目的就無法實現。例如，若不轉移土地，地上權人或永佃權人就無法在土地上營造建築物、種植樹木或進行耕作；擔保物權的內容在於取得物的交換價值，因而可不必對物進行實體上的有形支配，以無形支配為滿足。在擔保物權中，質權和留置權以標的物實體上的有形支配為必要，但這種支配並不是用益性的。在質權和留置權中，都有權利人非經物之所有人的同意，不得使用收益物或留置物的規定。否則，權利人應負民事責任。呵呵。
㈣ 他物權的立法現狀
中國現行的他物權制度，是通過民法通則的規定和司法解釋這兩部分建立的，主要為三個部分：
⑴以」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概念，設立用益物權制度。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從第80條至第83條，分別規定了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國有資源使用權（含采礦權）、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權和相鄰權。
⑵以債務擔保方式，設立擔保物權制度。民法通則在第五章第二節債權中，規定抵押權和留置權，其中抵押權包含質權在內，因而實際上的擔保物權包括抵押權、質權和留置權。
⑶通過大量的司法解釋，詳細規定在中國現實民事流轉中存在的典權制度。這種典權制度目前只限於房屋一種不動產適用，對於房屋以外的土地等不動產，不適用典權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還確認了地上權制度。 從中國現行的他物權立法現狀看，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他物權體系，且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具有相當的特色。但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分析這一立法體系，還存在相當多的局限性。這些局限表現在：
⑴他物權體系設置不科學
他物權是民法的一個完整、嚴密、科學的法律制度。從《德國民法典》開始，他物權立法就改變了分散規定的體例，完全納入到物權法體系之中，分成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兩大系列，並為後世立法所遵循。在中國民法通則之中，人為地將他物權分割開來，將用益物權編入財產權之中，將擔保物權編入債權之中。這種立法例雖有《法國民法典》可循，但事實證明，《法國民法典》對他物權的規定是不盡科學的。擔保物權具有嚴格的物權性，它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債權法的組成部分。強行將擔保物權納入債權法的體系，割裂了他物權的科學體系，破壞了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以至他物權與整個物權體系的內在邏輯聯系。
⑵他物權的基本概念稱謂不明確、不準確
表現在：
其一，在立法上沒有使用他物權的概念，僅使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的概念。後一個概念不能概括他物權的全部內涵和外延，實際上指的是用益物權的某些內容。這樣，在立法上就沒有與財產所有權即自物權相對應的概念。
其二，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的概念稱謂用益物權，既不準確，也不嚴謹。它不能反映用益物權的法律特徵，不能概括用益物權的全部內容，且表述累贅、拗口，不符合法律概念的表述習慣。
其三，在立法上沒有使用擔保物權的概念，抵押權（含質權）和留置權缺少其上屬的概念，無法與用益物權相對應。
⑶現行的用益物權體系既不合理，亦不完整
最典型的用益物權體系，應當包括地上權、地役權、水佃權、德國瑞士法上規定的用益權和中國法固有的典權。在中國現行用益物權體系中，沒有設立地役權、永佃權，地上權和典權雖然在司法實務上予以適用，但立法未明文規定。已設立的土地使用權、國有資源使用權，有的屬於地上權，有的與用益權相類似。關於土地承包經營權，實際上相當於永佃權。國營企業經營權是一個獨具特色的用益物權，但依作者所見，這種權利具有過渡的性質，待國營企業完全實行股份化以後，這種權利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不無疑問。按其性質，與用益權接近。
⑷現行司法解釋規定的典權適用范圍過窄
典權原則上適用於一般不動產，包括土地、房屋，以及在他人不動產上設置的用益物權。中國目前只准許房屋可以出典，范圍很窄。在中國，集體所有的土地可應准許出典；取得土地使用權（包括地上權和用益權）和農村土地承包權（永佃權）者，也應當准許其出典。民法通則第80條、第81條規定的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的林地、草原、荒地、灘塗不得設置抵押的規定，均因《憲法修正案》關於准許土地使用權等有償轉讓的規定失去其效力，依此，對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設典，當無問題。 中國現行他物權立法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限，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⑴過於輕視法律的繼承性
社會主義的法律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律，無疑意味著新法對舊法的否定。新中國建立自己的法制，也必須摧毀舊的法制體系。但是這種否定和摧毀，並不否認新法與舊法之間存在著歷史的聯系性和繼承性。新的法制一方面否定舊法的歷史類型，體現法在本質上的變化；另一方面又批判地吸收舊法中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新法的組成部分。只有這樣，法律才能夠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法國，革命同過去的傳統完全決裂；它掃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跡，並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羅馬法——它差不多完滿地表現了馬克思稱為商品生產的那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法律關系——巧妙地運用於現代的資中主義條件；它運用得如此巧妙，以致這部法國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本。斯大林對此說得更為明確，他說：如果舊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來為爭取新秩序而斗爭，那就應當也利用舊法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律繼承的必要性，同時也證明，在各個法律部門中，最具有繼承性的，就是民法，其中包括他物權立法。
新中國的法制建設，顯然沒有充分認識到法的繼承性特點，始則徹底廢除舊中國的民法傳統，繼之在民事立法上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以民事政策代替民事立法。在他物權問題上，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沒有從舊法關於他物權的規定中吸收其合理的、進步的因素。在制定民法通則的過程中，對他物權立法採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不敢借鑒、繼承民國民法及外國民法中的合理因素。對此，不能不說是他物權立法局限的一個重要原因。
⑵不能徹底破除原蘇聯民事立法思想的影響
新中國在建國初期既然全盤廢除舊法體系，那麼只能借鑒當時蘇聯的立法，把蘇聯的法律當成社會主義法律的典範加以仿效，盲目照搬。原蘇聯民事立法只承認所有權，不承認他物權。基於此，中國的民事政策、法律亦只承認所有權，否認他物權，民法理論同樣如此。
至民法通則之前的民法草稿中，每一部草稿均未設他物權的條文。改革開放以後，實行經濟體制改革，逐步認識到他物極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性、迫切性，對於他物權立法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但在立法上還是不能徹底破除蘇聯立法的影響，既不敢提他物權的概念，又不敢採用他物權立法的格局，而是造出令人費解的法律概念和雜亂的各種權利來。
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左的思潮沒有徹底根除的結果。在中國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論中，左的思想可謂根深蒂固，尤以物權領域為甚。在其影響下，認為物權制度不僅僅是體現於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之中，更重要的是保護和鞏固不同社會的經濟基礎，為不同階級的利益服務。而他物權，有的原是為維護封建剝削制度服務，而資產階級學者強調他物權中的人對物的關系。是迴避和抹殺了體現在物權中的階級關系。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對他物權乃至物權本身均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制定民法通則之時，左的束縛狀態有所改變，但並未徹底肅清，其中的局限性，則正是舊思想、舊體制所遺留的痕跡。
⑶中國他物權立法局限的根本原因
在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認識的局限。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究竟是什麼性質，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探索過程。依照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至壟斷階段，再也無法繼續發展的社會矛盾中產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卻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生產力發展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社會。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經濟不可能突然發生飛躍，達到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計劃經濟。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人們誤認為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因而也就沒有必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包括他物權在內的物權法律制度。
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人們逐步認識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客觀基礎，初步認識到了中國的經濟性質不是計劃經濟，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基本屬性的論斷，使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認識比較地接近於客觀真實。在這樣的認識指導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這種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開的法律形式，就是民法的他物權制度。基於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認識而建立的中國他物權立法，一方面實現了他物權立法從無到有的歷史轉折，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他物權立法的不科學、不完備。只有真正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才能夠真正創建完善的、科學的他物權制度。
㈤ 大陸法系民法用益物權分類和我國有什麼不同
內容不同，物權法肯定要體現不同國家、地區的特色的。
在羅馬法中，用益物權包括役權、永佃權、地上權。其中役權分為地役權和人役權，人役權又包括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和奴畜使用權；《法國民法典》規定了用益權、使用權和居住權、地役權。這種規定沿襲了羅馬法中的用益物權的分類，即把役權分為人役權和地役權，前三種用益物權都屬於人役權的范圍；《德國民法典》規定的用益物權包括：地上權、先買權、土地負擔、役權。其中役權包括地役權、用益權和人的限制役權；《日本民法典》規定了地上權、永佃權和地役權三種用益物權；《瑞士民法典》只規定了役權及土地負擔，役權的具體種類包括地役權、用益權、居住權、建築權、對泉水的權利。
㈥ 土地使用權屬不屬於用益物權他到底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什麼關系請詳細說說，謝謝！
土地使用權屬於用益物權。因為土地使用權包括了對土地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等權利，而我國的用益物權包括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地役權，可以說土地使用權利的具體行為是在用益物權的范圍里的，所以說土地使用權屬於用益物權。
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關系：土地承包經營權屬土地使用權的范疇，發包人對發包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權是向承包人發包土地的前提條件。
(6)德國民法典用益物權擴展閱讀
土地使用權的管理辦法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依法對土地使用權轉讓、出租、抵押活動進行管理監督檢查。
2、未經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批准並辦理土地使用權出讓手續，交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轉讓、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權。
3、轉讓、抵押土地使用權，其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所有權隨之轉讓、抵押；轉讓、抵押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所有權，其使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隨之轉讓、抵押。但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作為動產轉讓的除外。
出租土地使用權，其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使用權隨之出租;出租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使用權，其使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隨之出租。
㈦ 如何理解《物權法》第199條
【創新點:《物權法》關於抵押權的設立採取了二元化的立法模式。在登記生效主義立法模式下,只有「須經登記」的抵押權;在登記對抗主義立法模式下,則有「經登記」的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抵押權。如何確立「須經登記」的抵押權、「經登記」的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之間的優先受償順位規則,《物權法》第199條在修正和繼承其前身中非但沒有趨於精緻,而且失之錯誤。因此，本文作者認為對其不足,應在說理的基礎上適時予以修正。】【關鍵詞】抵押權;登記立法主義;優先受償順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第199條對同一財產上兩個以上抵押權的優先受償順序作了規定:(一)抵押權已登記的,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清償;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二)抵押權已登記的先於未登記的受償;(三)抵押權未登記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顯然,《物權法》的該條規定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第54條。[1]相對於《擔保法》第54條關於抵押權優先受償次序的規定,作為後發者的《物權法》顯然有進步:如《物權法》將《擔保法》第54條中的「擔保合同以登記生效的」這一未經「區分」的說法予以徹底糾正;將《擔保法》54條中的「抵押物登記」糾正為「抵押權登記」等。但除此之外,不無遺憾的是,對於《擔保法》54條中的精華,《物權法》在「去」與「取」中迷失了根基———「去」多了並「取」少了,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物權法》第199條沒有延續《擔保法》第54條的立法基礎———區分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與登記對抗主義;[2]二是《物權法》對登記對抗主義立法體例下未經登記抵押權的物權屬性缺乏清醒的認知,這導致了本條的嚴重錯誤。對此,本文試著在說理的基礎上提出立法修改建議。一、抵押權的設立與登記立法主義作為定限物權的抵押權,其設立或後塵於所有權或同步於所有權。抵押權的設立之所以不能先期於所有權,除了其本身「棲息」於其它物權如所有權或用益物權的特性外,還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即物權之存在須以「特定物」的存在為先決客觀條件。以此為基礎,關於抵押權的設立,盡管我國《物權法》確立了不同的登記立法主義即登記生效主義和登記對抗主義,但抵押權的設立所需要的客觀條件即須有「特定物」之要求,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因登記立法主義的不同而相懸異。①暫且不論設立抵押權的主觀意思究為債權意思還是物權意思,但就抵押權設立的客觀條件即「特定物」的存在而言,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和登記對抗主義所採取的立法技術方案則大異其趣: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堅決地貫徹了物權變動的區分原則並在時間上和空間上予以客觀化標志———抵押合同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抵押權自登記時設立;而抵押權設立的登記對抗主義則沒有在時間上(盡管可以或者不排除在理念上秉持物權變動的區分原則)將物權變動的遠因行為即債權合同與近因行為即物權合同分離,而是做了一體化的處理。同為抵押權的設立,為何不同的登記立法主義就登記的法律意義採取了不同的法律效果呢?依法律行為物權變動的客觀條件,就是客觀世界中需有一個先期存在的物權,而先期物權的存在,又需要有特定化了的「物」的客觀存在為其前提。所以,一般說來,關於依法律行為物權變動的客觀條件,就因此轉化成了特定化了的「物」的客觀存在。①在民事立法中,以什麼樣的立法技術反映物權客體的特定化要求,各國民法典的立法技術頗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一是以「特定物」為交易前提的立法技術,此即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立法技術。從《法國民法典》的有關規定可以看出,標的物所有權的變動,僅僅依賴於當事人的債權意思(如合意、債的效果、當事人同意等)即可實現。①難道真的僅僅依據當事人之間的債權意思就足以引起物權的變動嗎?從法典的文義來分析,答案似乎是這樣的。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不能被忽略:如果沒有先期的物權亦即沒有客觀化了的「特定物」的存在,僅依憑當事人之間的債權意思,還能引起物權的變動嗎?答案就是不能了———這是一個常常被研究者拋在腦後的常識性的答案。但如果以「特定物」的既存為交易前提,相對於交易的結果即物權變動而言,則依當事人之間的債權意思即可實現物權的變動。二是以「折射」方式表現客體「特定化」的立法技術,此即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立法技術。《德國民法典》關於物權變動立法主義採取的是公示生效主義,其公示形式即「登記」或「交付」所要折射的不是別的,正是以此「光源」之所在———物權的客體已經特定化了。如果沒有特定化的物權客體,哪裡能夠辦理「登記」手續以及何以能夠被「交付」?也就是說,不動產之「登記」或者動產之「交付」這些物權變動形式,其「折射」出的正是物權的客體即「物」已經被特定化了。①《物權法》第十六章關於抵押權的設立,採取了二元主義的登記立法主義:在不動產上設立的抵押權采登記生效主義,在動產上設立的抵押權采登記對抗主義。[3]這樣以來,就有「須經登記」的不動產抵押權和「經登記或未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因此,對於設立於不動產或者動產上的抵押權而言,就對應了如下的結論:凡不動產抵押權,必是已經辦理完畢登記手續的抵押權;簽訂不動產抵押合同後,未辦理登記手續者,則只能產生抵押合同之債權,絕無不動產抵押權可言。動產之上設立的抵押權則可以分為「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盡管理論上並且實踐中也存在因特定物的缺失而設立的動產抵押合同之債權。進而言之,登記在抵押權的設立中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樣的:在登記生效主義者,登記具有抵押權生成的效力,不登記無以產生抵押權;在登記對抗主義者,不經登記並不影響抵押權的產生,登記僅產生對抗效力。總之,依據《物權法》所確立的抵押權設立登記立法主義,現實生活中的抵押權就有了如下三類:「須經登記」的不動產抵押權、「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對於同一財產上可能產生的數個抵押權,如何確立其優先受償順位,確實需要費一番腦筋。現在看來,《物權法》第199條確立的抵押權優先受償順位規則,確有不當。暫且先不用展開來討論,僅就其中的第三項之「抵押權未登記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來說,就與《物權法》第188條和189條確立的「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規定相沖突。[4]《擔保法》第54條的立法思路確有其科學性,該條區分了不動產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和動產抵押權設立的登記對抗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分別處理不動產之上設立的抵押權間的優先受償順序和動產之上設立的抵押權之間的優先受償順序。《物權法》第199條為何沒有在《擔保法》第54條的基礎上對抵押權優先受償順序給出科學的規則?現在看來,問題的根源在於學界以及立法者沒有抖摟清楚「未經登記」抵押權的物權法律屬性。[5] 二、登記對抗主義立法體例下未經登記抵押權的物權屬性[6] 依據上文,本標題所提出的問題本不應是一個問題了。因為我們已經確立了如下結論:在動產抵押權設立的情形,依據《物權法》確立的動產抵押權之登記對抗主義原則,非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也是抵押權。既為抵押權,其當有物權的一般屬性。在此前提下再討論未經登記抵押權的什麼屬性,似乎就顯得多餘了!但是,我們在《物權法》頒布之前甚而在其後時常聽到一些學者的如下聲音:「物權是絕對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不能對抗第三人,其還算是物權嗎?」言下之意,非經登記的抵押權因缺乏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其不是物權。從邏輯上分析推演,所言似乎極是,因為這里推理的形式邏輯似乎沒有漏洞,但這一說法的欺騙性也就在這里。在登記對抗主義立法體例下,存在有「經登記」的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一如上文所述。既然有未經登記的抵押權,則從邏輯上看,未經登記的抵押權是物權之一種類型即抵押權,當屬無疑。在經登記和未經登記之間,抵押權本身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這就是《物權法》在其有關條款中坦言的「(抵押權)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7]將《物權法》的這一規定與「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不能對抗第三人,其還算是物權嗎?」的斷言比較,我們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在於後者缺少了前者的「善意」二字。何謂「善意第三人」?這一抽象的字眼須被放置於生動活潑的物權法律關系實景中,才可以被具體化以及才得以被明晰。例如,某甲享有對某一動產之上的抵押權,某丙因其過失行為侵犯了該動產或使其價值減損,某甲是否可以其對該動產之上所享有的抵押權對某丙請求停止侵害或者損害賠償?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回答某丙算不算是第三人?其中的一種情形是,若以抵押權人某甲為第一人,抵押人某乙為第二人,則某丙就可以算是第三人;另一種情形是,若以某甲為抵押權(物權)人,則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人包括抵押人某乙在內等,則都是第三人。因為抵押權是一種物權,抵押權人不僅可以直接支配物並得以排除他人的干涉。與此同時,包括抵押人在內的其他人則負有不得侵害抵押權的義務。對於抵押權人以外的其他人而言,其可以不知悉抵押物為何人所有,但其定然知悉抵押物不為自己所有。既然不為自己所有,則不得侵犯之。就是說,在侵害抵押權的情形,一般無有侵權人因善意而免責的問題。所以,在上述兩種情形下,某甲作為抵押權人當然享有對抗「第三人」權利,且不論該第三人是否有其主觀上的善意、惡意。[8]所以,嚴格說來,前述「善意第三人」,當不包括在上述兩種情形中。[9]那麼,「善意第三人」是指哪一種情形呢?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物權法律關系進行學理上的分類:物權法律關系可以被分為靜態物權法律關系和動態物權法律關系。②前述兩種情形,以筆者的見解,當屬靜態的物權法律關系。在靜態的物權法律關系下,物權(抵押權)人可以對任何侵害其物權之圓滿狀態者,主張權利;並且,在靜態物權法律關系下,對於侵權者而言,其責任構成或者以惡意為歸責要件者,或者不以惡意為歸責要件,但不論哪種情形之下,其中絕無可以言其「善意而又侵權者」。所以,「善意第三人」在靜態物權法律關系的社會實景中,一般無有存在空間。接下來看在動態的物權法律關系中的「善意第三人」。依據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並且在「特定物」這一物權變動之客觀條件具備的情形下,依據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如果登記沒有出現錯誤的話,抵押權之登記名義人亦為事實上的抵押權人。在同一財產上後設立抵押權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有先期抵押權的存在而主張主觀之善意,因為法律制度對此情景下的第三人的知情採取的是推定的方式:登記的抵押權被推定為人人皆知。所以,在登記生效主義立法體例下,如果沒有出現登記錯誤,就沒有所謂的善意第三人的存在空間。這樣一來,在動態物權法律關系下,就只剩下抵押權登記對抗主義立法模式下的情形了。如在「特定物」之物權變動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當事人之間協議的成立就是抵押權的設立。若此情形下的抵押權未經登記,其是否可以對抗後續設立的另一抵押權?對此一問題,《物權法》的用語是「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此所謂「善意第三人」,當是指如下情形:如甲在某一財產上設立抵押權,該抵押權未經登記,其後在同一財產上,丙又設立另一抵押權,若實行抵押權,甲與丙的抵押權誰者優先受償?筆者給出的答案如下:如丙不知甲在該同一財產上先期設有抵押權且丙未辦理抵押權登記手續,則甲與丙按照其債權比例受償;如果丙不知甲在該同一財產上先期設有抵押權且丙已經辦理抵押權登記手續,則丙優先於甲受償。此番情形之下,丙皆為《物權法》所指稱的「善意第三人」;但如果丙知悉甲在該同一財產上有抵押權,則不論其是否辦理完畢登記手續,都將因其主觀上知悉甲之先期抵押權的存在而不能優先於甲受償。至此,我們能夠抖摟清楚的是,所謂「未經登記,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中的第三人,只有「善意的交易第三人」。《物權法》沒有在「善意」之後並「第三人」之前加入「交易」二字,導致對這一問題不能抖摟清楚的人士眾多。上述邏輯推理的隱蔽性就在這里。對此,應以回到元點的態度和方法,理出個新頭緒、整出個新結論、提出個新方案。[10] 三、二元登記立法主義下的抵押權優先受償次序規則 《物權法》關於抵押權的設立分不動產與動產之別而採取了不同的登記立法主義,已如上述。對不動產抵押權,因物權立法採取了登記生效主義立法體例,所以現實法律社會生活中就不會存在未經登記的不動產抵押權。如此一來,在同一不動產上設立的數個抵押權之間的優先受償順序,其規則就是這樣的: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確立抵押權的優先受償順位———登記在先者優先於登記在後者。除此之外,既無有抵押權的存在,也就無所謂抵押權的優先受償順序問題。在這一判斷之下,《物權法》第199條第一項的規定可以適用於不動產抵押權。該項規定與《擔保法》第54條第一項規定無異。這樣一來,從應然的角度講,《物權法》第199條第二、三項的規定應對的就不再是不動產抵押權。關於這一點,從該條之第二、三項淵源於《擔保法》第54條第二項,可以得到佐證。對動產抵押權,因我國《物權法》採取了登記對抗主義的立法體例,所以,就有了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和未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之別。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也是抵押權,抵押權的登記與否,僅有對抗力之有無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抵押權優先受償順位規則應當這樣確立:皆已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確定受償的順位———登記在先者優先於登記在後者;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數額比例受償。既如此,《物權法》第199條第一項的規定亦可適用於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之間的優先受償順位。《擔保法》第54條中的「抵押合同自簽訂之日起生效的,該抵押物已登記的,按照本條第(一)項規定清償」的規定,即是此理之所在。對於動產抵押權未經登記的,如果後抵押權人在設立抵押權時知悉前動產抵押權的存在,則不論後抵押權是否經登記,前後抵押權按照設立的先後時間順序確立優先受償順位———先設立的動產抵押權優先於後設立的動產抵押權受償。對此情形,《物權法》第199條未能篩理清楚並給出相應的規定。如果後抵押權人不知悉前抵押權的存在,且後抵押權人亦沒有辦理抵押權登記手續者,前後抵押權按照債權數額比例受償———前後兩抵押權都不失其身為抵押權的物權屬性,但對於不知情的善意後抵押權人需要給與平等保護。對此,《物權法》第199條第三項的規定,可予適用。如果後抵押權人不知悉前抵押權的存在,且已經辦理了抵押權登記手續,則後抵押權人善意取得抵押權———後抵押權人優先於前抵押權人優先受償。[11]對此,《物權法》第199條第二項可准予適用,但需要附加「善意」條件。這樣做是為了維護登記制度的正常運行。綜上,我們關於抵押權的優先受償順位規則簡述如下:1.不動產之上的數個抵押權以及動產之上數個經登記的抵押權之間,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清償;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數額比例清償;2.動產之上的抵押權未經登記的,不能對抗設立在後的善意交易第三人:(1)後抵押權人知悉前抵押權存在的情形,先設立抵押權優先於後設立抵押權受償;(2)後抵押權人不知悉前抵押權存在且已經辦理完畢登記手續者,後抵押權人善意取得抵押權,優先於前抵押權受償;(3)後抵押權人不知悉前抵押權存在的情形,抵押權按照債權比例受償。[12]四、結束語《物權法》是在一片爭論聲中通過的。《物權法》立法過程中產生眾多爭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包括立法者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對物權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術,缺乏應有的共通知識。在這樣的法制背景之下,《物權法》有關條文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錯誤之處,實屬在所難免。[13]今天,面對已經頒布的《物權法》,我們的態度不應是喋喋責備。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司法。因此,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對《物權法》中的明顯不足或者錯誤予以糾偏、改正,倒是需要我們靜下心來巧斟細酌的事情。因為,為了維護《物權法》的面子而不予正面應對,終究不是辦法,司法實踐方面尤有迫切的要求。面對《物權法》第199條尤其是其第三項暴露出的學理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司法實踐難題,筆者所要採取的就是在學理上力求給予說清楚,在司法實踐上努力給出具體操作的技術方案。當然,是否就已經做到了上述兩點,請大家批評。 --------------------------------------------------------------------------------參考文獻: ①董學立.論物權變動中的主客觀條件[J].法學論壇,2008,(3):102. ②董學立.物權法研究———以靜態和動態的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54條規定:「同一財產向兩個以上債權人抵押的,拍賣、變賣抵押物所得的價款按照以下規定清償:(一)抵押合同以登記生效的,按照抵押物登記的先後順序清償;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二)抵押合同自簽訂之日起生效的,該抵押物已登記的,按照本條第(一)項規定清償;未登記的,按照合同生效時間的先後順序清償,順序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抵押物已登記的先於未登記的受償。」[2]盡管《擔保法》第54條沒有區分抵押合同之債權和抵押權,但該條立足於抵押權的登記生效主義和登記對抗主義區分之上,在設計同一財產上兩個以上抵押權的受償順位時,以區別對待。《物權法》第189條的規定恰恰就忽視了這一點。[3]盡管《物權法》沒有明言,但依據《物權法》第187條、第188條以及第189條的規定,可以確認《物權法》關於抵押權的設立採取了不動產抵押權設立的登記生效主義和動產抵押權設立的登記對抗主義。但《物權法》第187條和188條關於「未來物」上抵押權的設立,違背了抵押權設立的客觀要件即「特定物」要求。對此,請參見拙文《如何理解第187條、188條》,載《政法論叢》2009年第1期。 [4]依反對解釋,未經登記,其可以對抗惡意第三人。如果未經登記的抵押權第三人知悉,則可以對抗之,此時,後抵押權人則應後續於先抵押權人受償。[5]這並不是說《擔保法》抖摟清楚了「未經登記抵押權的物權法律屬性」,《擔保法》只是在沒有區分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的更加低級錯誤的基礎上,劃拉出了一個正確的抵押權間的優先受償規則而已,這有點像是「歪打正著」。與此相對照,《物權法》卻在區分原則的基礎上搞混了登記對抗主義法制下非經登記抵押權的物權法律屬性,這有點像是「丟了西瓜」。[6]以語義進行分析,「未經登記的抵押權」只是抵押權未經登記而已,其本身是抵押權並不因未經登記而被否定。所以,「未經登記抵押權的屬性」應當還是抵押權即物權。但因其未經登記不能對抗第三人的原因,一些人士就否認了其物權屬性。[7]如《物權法》第188條、第189條,等。[8]作為物權請求權之一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和妨害預防等,不以侵權人的過錯為要件;對於侵權的損害賠償而言,一般以過錯為要件。[9]因為抵押權人享有物上代位權,所以,其完全可以直接行使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抵押人怠於行使排除妨害和妨害預防請求權時,抵押權人也可以行使直接行使上述物權請求權,以保護其未來抵押權的實現。[10]所謂「回到元點的態度和方法」,即筆者在學術研究中秉持的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術。就本文研究的問題而言,物權設立的「特定物」條件、物權與公示的關系等,就是分析《物權法》199條的的基本元點。[11] 《物權法》相關條文中有關「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規定,實質上就是物權善意取得制度在抵押權變動中的應用。[12]這里省略了善意取得的第三個條件即支付了合理對價。
㈧ 什麼是民法典中的居住權
我國《民法典》的創新之處之一，在於增加了「居住權」這一新型的用益物權，並以物權編專章規定了居住權制度。《民法典》第366條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佔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設立居住權制度，是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政策的貫徹落實，是立法層面對「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理念的回應，也是國家對養老問題、住房問題等現實問題的關照。《民法典》之所以專章規定居住權，歸根結底是為了回應我國社會對居住權制度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法治價值。
居住權，是指居住權人對他人所有房屋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屬設施，所享有的佔有、使用的權利。該權利來源於古羅馬法，近代以來，歐洲大陸國家的主要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奧地利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義大利民法典》等均明文規定了居住權；英美國家也存在終生地產權等與居住權在功能上相似的制度。在我國《物權法》制定過程中，是否將居住權制度納入，曾是當時最大的爭議點之一，盡管最終未能在法律中作出規定，但在此過程之中，理論和實務界對居住權制度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形成了諸多成果，這些探索也為《民法典》中居住權制度的設計打下了良好基礎。
從形式上看，居住權與房屋租賃權存在相似之處，但二者實際上存在明顯區別。第一，居住權為一種獨立的用益物權，租賃權則屬於債權。居住權具有物權對世性、絕對性、直接支配性等所有特徵，居住權人對房屋可以進行專屬的、排他的利用，從根本上有效地保障居住權的穩定與安全。而作為債權的租賃權則具有相對性，租賃權人的權利義務受制於與債務人的預先約定，同時也只能對抗特定的債務人。第二，居住權必須以登記為要件，自登記時才設立，未登記的，不發生設定居住權的效力。而租賃權本質上是一種債權，是否登記一般並不影響租賃關系的成立。第三，取得租賃權，是以支付租金為條件，而居住權原則上是無償的。第四，居住權的設定期限沒有限制，而租賃期限則最長不超過20年。根據《民法典》的規定：「居住權期限屆滿或者居住權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這就使居住權人有了更為穩定的居住利益。在居住權的期限內，如果沒有法定或約定的事由，不但房屋的所有權人不能要求居住權人搬離，即使該房屋被賣掉或者被繼承，購買或者繼承取得該房屋的人也不能要求居住權人搬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