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定位

Ⅰ 民法總則133條的規定是怎樣的

民法總則第133條是對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定性或定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

第一百三十三條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

Ⅱ 民法典在法律體系中居於什麼地位

民法典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我國的基本法之一。中國民法的專現代屬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

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

(2)民法典定位擴展閱讀：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Ⅲ 民法典581條如何理解

《民法典》將「保證合同」放入合同編中，作為有名合同獨立成節，從六百八十一條至七百零二條，共二十二個條文。以下我們將從《民法典》與我國現行有效的保證規則比較的視角，對其中變化較大的條文進行梳理與解讀。

保證合同從屬性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條保證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保證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關於擔保合同的從屬性，新舊條文在明確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方面沒有變化，變化的是但書條款。舊條文規定的是「擔保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而新條文中刪去了這一當事人可意思自治的范圍，直接明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結合2019年《九民會紀要》的法律精神，擔保合同的從屬性可以理解為：

1.除了銀行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開立的獨立保函外，其他主體開具的獨立保函一律不具有獨立性。

2.從屬性表現在——從債權的產生、效力、范圍與強度都不能超出主債權。如擔保合同中約定的擔保債權范圍、違約責任、履行期間等，均應嚴格按照主債務范圍進行界定，超出主債務的任何約定都是無效的；據此，一直爭議的主債務人破產時，根據《企業破產法》相關規定，在破產受理日債權人對主債務人的債務停止計息，而對保證人是否仍應計息的爭議，即應蓋棺定論。根據上述從屬性擔保與獨立保函的區分理論，我們認為如果非獨立保證，應當停止計息。而如果是獨立保函，則不應受主債務范圍的影響，其擔保的債務范圍可能會超出主債務。

由此可見，《民法典》與《九民會紀要》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將擔保的根本屬性定位為從屬性，從而有效規范民商事活動中部分擔保權人利用主體優勢地位隨意約定獨立擔保形式、擴大擔保責任范圍等違背立法本意的行為。

Ⅳ 請結合社會生活實際談談對民法典的認識

民法典對人的看法，發生了相當重大的改變。

民法典總則編第二條，「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這就跟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不同。《民法通則》的相應規定，是把財產關系放在人身關系的前邊。當時對人的定位，主要是期待人能夠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而當我們來到21世紀第二和第三個十年的交匯期，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其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內容，已經從吃飽穿暖變成了人身自由、人格尊嚴，我們首先是把人定位為推動實現自身自由和全面發展的主體，然後才是實現其他發展目標的主體。
與此相呼應，民法典在編排體例上一個重大的創新，那就是我們有了獨立成編的人格權編。這就是在集中表達民法典對人的看法，只有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得到了法律的確認和保障，人才有可能成為推動實現自身自由和全面發展的主體。包括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間，還有自甘風險的規定，這就是鼓勵人們去進行探索創新，甚至合理范圍內的冒險。民法典希望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都是生機勃勃的生命，這就是民法典對人的看法。

Ⅳ 民法典與我國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母法，民法典應該是子法。

Ⅵ 民法典在邊疆地區的實施可能存在哪些特殊問題

（一）存在較多的制度缺失
「作為法典起草的基本方針，是制定一部簡明的法典還是一部詳細的法典，一部抽象的法典還是一部具體的法典，這是困擾法典起草者的大問題。」就此問題，在我國民法典編纂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民法典應當定位為民事基本法，總體上比較抽象原則，具體的問題留給司法解釋和學說。另一種觀點認為，民法典編纂應當強調法典中心主義，盡可能發揮其規范作用，避免失去其私法一般法的地位。雖然哪一種觀點更有利於我國的法治建設，還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但筆者更傾向於後一種觀點。民法典編纂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實現法典中心主義，這也就意味著，我們要注重民法典作為私法一般法的地位，其應當規定民法的基本內容。如果《民法典》過多地依賴司法解釋和民事特別法，就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法典中心主義的要求。
從法典中心主義和民事立法體系化的要求出發，我們的民法典應當「最大范圍內盡可能地就所有的民事事項作出規范」，就私法關系「作通盤完整的規范」。比較遺憾的是，我國《民法典》在諸多問題上並沒有做出規定，從而導致較多的制度缺失。當然，就制度和規則的缺失與否的確定，學者之間也難以取得共識。筆者依據自己對於《民法典》制度和社會生活實踐的理解，認為，目前的《民法典》存在如下制度缺失，必須強調的是，這一認識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具體來說，筆者所認為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
1、第一章「基本規定」。本章第10條就民法的法源作出了規定，改變了《民法通則》第6條以「政策」作為法源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僅規定了法律和習慣（實際上應為習慣法）是民法的法源，但是，沒有明確如果沒有習慣，法官依據何種法律淵源（如法理）進行裁判。另外，本章對於法律解釋規則沒有做出規定，這就無法有效地指引和規范法官的裁判行為。
2、第二章「自然人」。本章對於自然人的規定，存在若乾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沒有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追認時的救濟措施（參見台灣地區「民法」第 15-2 條第4款），法律上應當確立申請法院的同意或追認以代替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認的制度，否則，無法保護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利益。二是本章也沒有規定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制度，這會給實踐帶來困擾。三是沒有明確遺囑監護中父母雙方指定的人不同時，如何遺囑監護人的確定規則（如以後死亡的父母一方的指定為准，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776條第2款）。四是沒有規定委託監護制度，無法有效回應我國存在大量留守兒童等社會現實。四是沒有規定監護人有正當理由時的辭任制度（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889條、《瑞士民法典》第383條、《日本民法典》第844條），這不利於平衡監護人和被監護人的利益。五是缺失了監護監督人制度（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792條和第1799條、《日本民法典》第848條和第849條、《法國民法典》第420條），這就無法回應現實中監護人怠於履行監護職責、濫用監護權的現象。六是缺失了財產代管人製作財產清冊的規則（參見《義大利民法典》第48條、《韓國民法典》第24條），這可能不利於預防糾紛的發生，也不利於防止財產代管人濫用權利的行為。
3、第三章「法人」。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沒有規定社團罰的規則。社團罰,是指針對違反社團章程或做出其他違背社團利益行為的成員的紀律措施。目前我國法律缺乏對社團罰的規范，造成了法律空白。二是沒有對捐助法人章程記載事項的要求。章程對於捐助法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比較法上往往都對章程應記載的事項作出了規定（如《德國民法典》第81條、《義大利民法典》第16條、《日本民法典》第37條和第39條）。法律上應當特別強調章程的記載事項（如捐助法人的名稱、特定目的、財產和符合法律要求的組織機構設置）。三是業主團體的地位不明確。隨著我國民眾居住方式的改變，業主團體（而非業主委員會）成為社會中重要的組織，法律應當對其民事主體作出回應。四是公法財團法人制度的缺失。公法人的重要類型是公法財團（如社保基金），如果「特別法人」基本上就是公法人，應當在此一節中規定公法財團。
4、第五章「民事權利」。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死者人格利益保護。雖然《民法典》第185條就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護作出了規定，但是，普通人死亡後其人格利益如何保護還是一個制度上的空白。二是沒有規定人格權商品化的規則。在現代商業社會，人格權商品化（包括死者人格要素的商品化）是重要的民事關系，如果民法典不設置人格權法編，就應當在總則中的人格權制度中予以規定。三是缺失了無因管理制度的具體規則。無因管理制度是比較復雜的制度，如果未來民法典分則編不再規范無因管理，而總則部分僅設一條（第121條）對其進行規范，是遠遠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的。四是缺失了不當得利制度的具體規則。與無因管理制度類似，不當得利制度也包含了諸多的具體規則，如果未來民法典分則編不再規范不當得利制度，僅靠目前總則中的一個條文（第122條），無法有效規范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也無法實現本法第1條確立的「調整民事關系」的立法目的。
5、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現為：一是民事法律行為制度對於准民事法律行為的准用規則。二是沒有明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暫時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實施的法律行為的無效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05條第2款、台灣地區「民法」第 75條）。三是缺失了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所實施的單方行為無效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11條、台灣地區「民法」第78條）。四是沒有規定真意保留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16條、《日本民法典》第93條、《韓國民法典》第107條、台灣地區「民法」第86條）。五是沒有規定戲謔表示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18條）。六是缺失了無效法律行為的轉換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40條、台灣地區「民法」第112條）。七是沒有規定民事法律行為附不法條件、附不能條件、附既成條件的規則（參見《日本民法典》第131條至133條、《韓國民法典》第151條）。八是欠缺附條件和附期限法律行為中當事人應當取得的權益的保護和處分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60條、《日本民法典》第128條和第129條、《韓國民法典》第148和第149條）。
6、第七章「代理」。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沒有明確代理的適用范圍可以擴大到准法律行為的規則。二是沒有規定法定代理中的共同代理規則。三是沒有規定代理行為瑕疵的認定規則，即原則上就代理人予以確定（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66條、《日本民法典》第101條、台灣地區「民法」第105條）。四是缺失了法定代理中的復代理規則（參見《日本民法典》第106條、《韓國民法典》第122條）。五是沒有規范借名實施的法律行為（即經過出名人的允許）和冒名實施的法律行為（即未經出名人的允許），導致無法對社會問題做出有效回應。
7、第八章「民事責任」。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沒有規定自助的規則（參見《德國民法典》第229條和第230條、《瑞士債務法》第52條、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151條），這不利於民眾的自力救濟。二是缺失了請求權競合的一般性規則，目前僅在第186條規定了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競合，對於其他請求權競合（如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和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競合）卻沒有規范。
8、第九章「訴訟時效」和第十章「期間計算」。這兩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沒有明確規定基於身份關系而發生的不以財產利益為內容的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94條、《俄羅斯民法典》第208條）。二是沒有明確規定夫妻關系是時效中止的事由（參見《法國民法典》第2236條、《義大利民法典》第2941條），這不利於司法實踐的統一。三是沒有就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規定較長的訴訟時效期間（如10年，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97條），以強化民法的人文關懷。四是沒有就期間的自然計演算法作出規定。自然計演算法，是指依據時間單位以計算時間的方法。我國《民法通則意見》第198條第1款對此作出了規定，遺憾的是，《民法典》第十章基本上是就歷法計演算法作出的規定，而缺失了自然計演算法的規則。
（二）存在一些法律體系化方面的欠缺
民法典編纂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實現民事立法的體系化。民法典編纂中要實現的體系化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形成外在體系。二是形成內在體系。外在體系，是指以一定的邏輯方式對從各種生活事實層面抽象所得的法的概念、制度加以建構的體系；而內在體系，是指反映民法內在論證關聯的根本價值取向體系。簡言之，外在體系是制度規則體系，而在體系是價值體系。
就推動民法外在體系的形成方面，《民法典》存在如下問題：
1、民法典總則編與分則各編的協調存在一定的問題。《民法典》應當與民法典的各個分編共同組成有機的整體。但是，《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很好地與分則編協調。例如，本法就物權規定了物權法定原則（第116條），還明確了物權的客體（第115條），但這些內容原本屬於民法典物權法編的固有內容，總則中的規定難免與未來民法典的物權法編發生重復。再如，就民事法律行為而言，其是否適用、如何適用於未來婚姻家庭法編中的身份行為，《民法典》也沒有予以明確。
2、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術貫徹不徹底。在外在體系方面，我國立法機關明確了，民法典編纂要採取提取公因式模式，但是，在《民法典》立法中，有時卻沒有貫徹這一立法技術。例如，在法人制度中，本法采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的分類，這就導致無法就各類法人的組織和運行提取共同的規則，因為非營利法人和特別法人中既有社團也有財團。整體上，法人制度的規則比較凌亂，這與其沒有貫徹提供公因式模式有關。再如，民事權利章中的諸多規定也基本上是對個別權利的宣示，難謂分則編中的共同性規則。
3、規則與規則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也不明確。例如，《民法典》第184條規定了自願實施緊急救助的免責規則，但是，這一規則似乎應當似乎無因管理制度（第121條）的組成部分，但本法並沒有予以明確。再如，本法第185條確立的保護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規則，應當是自然人人格權制度的組成部分，置於第110條之後比較妥當。
另外，在推動形成民法的內在體系，《民法典》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
1、民法基本原則和規則有時存在沖突。例如，《民法典》在第3條的位置特別強調了私權神聖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卻與本法第196條中確立的非登記動產的返還求權適用3年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則存在內在沖突。在德國法上，其民法典第197條規定非登記動產的返還請求權適用30年的訴訟時效期間。通過比較不難看出，本法第196條的規定無法貫徹私權神聖原則。
2、規則之間有時存在沖突。例如，本法在多處明確了監護制度中應當堅持的被監護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第31條、第35條），但是，在第27條和第28條又明確了具有監護資格的人應當「按順序擔任監護人」，這並不符合被監護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從比較法上的經驗來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都曾在立法中明確了擔任監護人的順序，後來認為這些規定不利於被監護人利益的保護，都在修法時予以廢止。再如，《民法典》就可撤銷民事法律行為，明確了其不可變更，以尊重私法自治；但是，就撤銷權的行使卻仍然要求通過訴訟或仲裁的方式（如第147條、第148條、第150條），這又不當地限制了私法自治。
《民法典》之所以會存在體系化上的問題，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一方面，其從實際問題出發，努力回應實踐中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從體系出發進行規則的擬定和制度的構建。例如，兩戶制度是從問題出發、從尊重既存事實出發進行的制度設計，而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制度是從體系出發進行的制度設計。但是，兩戶是屬於自然人、法人還是非法人組織，就不甚明確。再如，見義勇為（第183條）是從現實問題出發擬定的條文，而無因管理制度（第121條）則是從債法的體系出發所作的規定，目前的規定使得兩個規則存在一定的不一致。
我國新頒布的總的來說使得我國的法律法規和各項制度都趨於完善，代表著我們在法治道路的探索中又前進了一大步，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只有正視這些問題，勇於解決，我國的法制建設才會越來越完善。

Ⅶ 民法高利貸怎麼定位

一、民法典對高利貸,套路貸的規定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裡面明確規定，違法發放高利貸，將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民法典》出台後，以法律形式在第六百八十條對高利貸明確說「不」，詳細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條

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的，視為沒有利息。

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約定不明確，當事人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當地或者當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市場利率等因素確定利息;自然人之間借款的，視為沒有利息。

二、民間借貸最高院調整年利率上限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規定：廢除之前民間借貸利率最高24%的規定，不再設置自願支付的自然債務36%年利率，調整為民間借貸利率一律不得超過四倍LPR(以最近一期四倍LPR計算即為15.4%)

最新司法解釋規定：

借貸行為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參照原告起訴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確定受保護的利率上限。

Ⅷ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民法提供了社會活動最普遍、最常用、最活躍的法律規范群體，它們構成我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也構成我國社會最一般的法律保障。

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部重要的部門法律，其內容博大精深，是萬法之基礎。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

「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

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

(8)民法典定位擴展閱讀

所謂民法的體系定位，是指人們對民法在國家整體的法律體系中應發揮作用的基本認識。關於民法的體系如何定位，最重要的是國家治理者對民法基本功能的看法，在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的制定工作。

關於民法的體系定位這個問題，法學界的認識存在不足。一些人學習的民法知識源於蘇聯法學，至今也沒有更新。蘇聯法學認為，民法在法律體系中處於部門法的地位，只能在指定的狹小范圍內發揮有限作用。

這種功能定位的原因是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的人、財、物、供、產、銷這些領域受計劃支配，民事權利主體被當作勞動力資源，主體意思自治的范圍受到限制，而且社會主要財產的支配和流通制度也不由民法規范，甚至婚姻法也不被當作民法。

在這種情況下，民法能夠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法學把民法定義為部門法。這種做法以及法學理論與市場經濟體製法學完全不同，因為市場經濟體製法學都是把民法定位為基本法。

蘇聯法學的這個民法觀，不但壓縮了民法的作用范圍，也損害了民法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制度，使得民法應有的基本內容無法充分展現，在社會需要民法的時候，民法也難以順利成長。關於民法體系定位的錯誤認識得不到糾正，民法典編纂工作、我國法律制度整體的發展都會受到很大阻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