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通則立法研究

㈠ 商法怎麼學

你好，首先你要明確，目前我國商法存在著這樣一個現狀：商法的內涵是朦朧的。外延是含糊的。
對於我國立法界目前並沒有所謂的商法典。甚至連商法通則（這是目前學界趨勢）也沒有。而是一些單行法規，法則（比如公司法，破產法）。
商法的學習主要圍繞著商法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商主體，商行為。這也將是以後通則雖規定的主要內容。另外就是結合公司法，破產法等。學習具體內容。祝你成功！

㈡ 楊繼的發表的法學論文、著作

論文目錄：
⒈楊繼：商法通則統一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法學，2006⑷
⒉楊繼，中國票據法對票據行為無因性規定之得失，比較法研究，2005⑹
⒊楊繼，中國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存廢，現代法學，2004⑹
⒋楊繼，股份公司監事會制度研究，載王保樹主編，商事法論集（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5
⒌楊繼，公司董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辨，比較法研究，2003⑶
⒍楊繼，中國不必創立無限公司制度 – 考查德國商法的啟示，載王保樹主編，商事法論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
⒎楊繼，德國法學高等教育的幾個特點及對中國的啟示，清華教育研究，2002⑵
⒏王保樹、楊繼，論股份公司控制股東的義務與責任，法學，2002⑵
⒐楊繼，嚴格責任和過錯責任究竟有何區別，社會科學研究，2001⑹
⒑楊繼，自由工商營業的憲章 – 德國工商管理法簡介，企業與法，2001⑸
10． 從歐洲視角考查德國公司法的發展－基本原則、基本結構、基本規范和基本類型，譯著，【德】科爾著，現代法學，2003⑹
著作：
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 (Das Vertretungssystem der Aktiengesellschaft），德國科瓦奇出版社（Verlag Dr. Kovac),2005
譯著：
【德】卡納里斯，德國商法，法律出版社，2006

㈢ 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㈣ 民商合一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更談不上商法典。但我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堅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著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標，並且該目標已經被堅持了幾十年，目前為止民法典仍在積極的起草過程中。在80年代的時候，國家經濟性質還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行，實行民法法典化的確是困難重重，因此將製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計劃作了改變，改為分別制定民法典中的各個部分，那時將這種做法稱為「批發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則。到目前為止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還頒布有繼承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法和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我國的民法和商法雖然均是以單行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制定具有我國特色的民法典，已經成為我國民法理論和實務界的共同呼聲。
對於我國要不要單獨制定商法，現有幾種意見：有人主張制定一個獨立專門的商法典；有人則主張制定一個類似《民法通則》的《商法通則》，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個《深圳市商事條例》。大多數學者則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必單獨制定商法典，他們認為，盡管商事活動有其特殊性，但仍無法迴避對民法一般規則的適用，而且另外製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即便不出現與民法典內容重復的現象，也無法避免兩者間的矛盾沖突。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建立私法制度時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這個時期長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被人們所忽視)。有學者對我國商法制度的狀況進行過這樣的描述「中國從有大清商律開始，商法的歷史至今將近一個世紀。但人們對商法的研究卻沒有這么長時間。以商法制度支撐的商法研究，由於商法歷史在中國的中斷，也不得不留下歷史的空白。」我國自1980年就開始了所謂的事實交易規則的創制，不過這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1980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幾乎包括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
在我國，商事領域有三個基本問題仍然是我國立法中相當薄弱的環節：
商事企業制度
我國在商事企業應如何分類，商事企業種類要不要採取法定主義，以及如何確定有限合夥、無限公司、法人獨資公司、連鎖店等企業新形態的法律地位等問題上存在較多爭議。
商事代理制度
經理的許可權問題非常重要，對各類企業組織形式中作為全權代理人的經理的許可權的確定；對經理的越權行為的效力的認定，以及能不能對抗善意相對人等問題的規定還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權問題
在我國，商業信用的價值認定及其保護機制、商業秘密的界定與保護商業注冊問題等問題，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規范。

㈤ 近代民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包括哪些跪求！！！

當前民事立法過程中涉及的指導思想 現在我國民事立法涉及到的指導思想的混亂表現在以下五 個方面：
1、英美法體系與大陸法體系的沖突問題。我國屬大陸法 體系，近似於德國，但有我們的特點。一些單行法如證券、金融、 信託、期貨等采英美法特別是美國模式。這樣，存在一個兩大法 系適當融合的問題。比如合同法，合同法屬英美法模式，但在 《合同法》草案中卻規定了只有大陸法系中才有的分則(有名合 同)。再如信託法，英美法上存在雙重所有權制度，在大陸法系 不承認雙重所有權，因此制定《信託法》必須解決這一問題。現 採用把受益人的權利定義為撤銷權而不是追索權，很好地解決 了這個問題。還有《經紀人法》也存在英美法中的經紀人相當於 大陸法中的什麼人的問題，大陸法中存在代理、居間、行紀，現在 沒有在理論上解決好就急於立法，必然造成混亂。
2，管理本位還是權利本位的問題。民事立法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關系，主要部分應是權利——意思自治，當然也存在一 些行政管理成份。《合同法》(草案)將工商行政機關對合同的管 理去掉，適應了世界潮流，將兩者結合的比較好。我們制定《土 地法》而不是《土地管理法》就在於強調調整平等關系、保護土地 權利人利益為主。《城鎮房地產交易管理法》則偏重於管理。現 在存在一種各部委爭相立法，使平等交易關系變成縱向關系控 制下的橫向關系是很危險的。比如內貿部《工業產品生產資料 管理條例》。當然，我們不能一概否定行政管理，比如體改委正 在草擬的《國家訂貨管理條例》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3．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的問題。《民法通則》存在任 意性規范，如所有權的轉移自交付時起算，但當事人有約定的除 外。但在民事立法中不見得完全是任意性。現在遇到的一個問 題是「法律沒有禁止的是否是合法的」。我認為，主體立法應區 別與行為(合同等)立法，在主體立法中，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就 不能設立，比如《公司法》沒有規定法人獨資公司、無限責任公司 等就不能設立；在行為立法中，一般法律沒有規定的，只有當事 人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在合同法領 域，並不見得越細越好，太細，當事人沒有意思自治的空間，完全 變成了國家意思。合同應該既體現個人意思，又體現國家意思。
4．民法和商法的關系問題。權且不談在理論上的爭執，在 法律文體和實踐中已出現了民商法的概念。法律出版社有關文 選，已有了商法的劃分。應當承認民法和商法存在一定的差別， 關鍵在立法中怎樣體現。現在不必爭論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 立，或者是否要制定一部商法通則，而是解決諸如商品、商譽、商 業秘密、賬簿、商事代理、連鎖店等一些基本問題怎麼樣規定。 要不要搞一個總則性的商法規則，還是都搞單行立法。如果不 思考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就會出現立法空隙。《民法通則》規范 的主要不是經營性主體，作為經營性主體怎麼辦?需要通過進 一步的立法來彌補和完善。
5.主體法與行為法的關系問題。單行立法可分為主體立 法和行為立法(並不絕對)。立法中存在一個問題，有的作為主 體立法，有的作為行為立法，但有的既有行為又有主體，怎麼樣 處理。如合夥，《民法通則》最初相將合夥作為主體單列一章，但 理論准備不足，後來個人合夥並入公民一章中，法人合夥(聯營) 放入法人一章中。現在制訂的《合夥企業法》也存在主體與行為 的沖突問題。《經紀人法》、《證券法》、《期貨法》、《信託法》也存 在這個問題。
參考內容

㈥ 關於我國民法通則適用於商法,相當於商法通則

你說的是民來法分自立的情形。但要注意在構建我國的民商立法體系時，我們既沒有模仿傳統的民商分立體制，也沒有一概借鑒傳統的民商合一體制。我們的立法思路：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私法體系，應當以民法作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門法性質的單行民法、單行商法作為主幹，以眾多的民事、商事特別法作為輔助而構建。所以民法通則也適用於商法。

㈦ 近代民法的概念和商法的地位分別是什麼

• 近代民法的概念

近代民法，是規定並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間、法人間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國家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單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規中的民事法律規范。民法一詞既可以指民法典，也可以指民法部門，包括《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婚姻法》等法律。

• 商法的地位：

首先，主張民商分立的。這是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同時也是與國際化接軌的必然要求。
所謂民商分立，其基本含義是指民法典與商法典自成體系，分別立法，分別各自調整社會關系中平等主體的民事關系與商事關系。
首先從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看。
眾所周之，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意市場經濟體制，是在摸索中前進的。從馬克思列寧主意的基本理論來看，市場經濟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而且也是資本主義典型特徵之一。在中國這一社會主義國家中引入市場經濟體制並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突破。實踐證明，雖然現在深度的問題還沒有浮現，矛盾也未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確是大有幫助的。因此這一制度勢必要長期存在和發展。
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勢必需要統一成型的法律去規范，例如《商事通則》，以應對在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新中國成立至今只有六十幾年的時間，立法歷史同世界其它發達國家相比更是短暫。以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民法典為例。德國《民法典》從制定到施行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時間，而中國尚無法建立統一的民法典。
不得不說，我國的商事立法已經與社會經濟發展脫節了。意圖通過制定民法
典解決商法和商法總則欠缺的問題並不可行。事實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可能囊括商法總則的內容，更不可能包括商法分則中龐雜的全部內容。由於自身性質的局限，民法的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形成「私法一元化」的局面，而司法一元化是我國某些學者所追求的理念，在此我不敢苟同。
民法（尤其是親屬篇等）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而民族和倫理都有著其深厚的社會根源和社會現實，換言之，每個國家的民族和倫理都具有或大或小的差異性。如果不顧及民法自身的屬性,讓民法典涵蓋了商法總則的全部內容,那就勢必造成民法的異化,使民法典變得不倫不類。據此,解決單行商事法律缺少總則統率的問題不能寄希望於民法,必須靠商法自身的健全與完善。
再次，就我國商事立法的現狀分析，由於長期以來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分別管理,加之國內市場的多頭管理,導致政出多門，立法多雜，與統一市場、統一規制的市場經濟的法制要求極不適應。同時由於商事立法缺少系統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規雜亂無章，缺乏統率，不成體系。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雖然有靈活、務實、簡便等優點,但由於缺乏總則的統率,難收綱舉目張之效,使單行商事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內在應有的體系,這顯然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規則的統一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如果不妥善解決，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是極其不利的。接著從國際化的角度來看民商分立這一問題。
世界本是分隔的，由於經濟的一體化而使世界連在了一起。因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
商法內容上的國際化和統一化趨勢是當今商法立法的必然走向，法國的童克教授也注意到了這一趨勢，他指出，商法的國際性「可能帶來根本的變革，對此我們應有所准備」。
民法在國家中受到民族習慣和倫理的局限性，當今世界的變更速度比較快，而且所衍生出來的民法和商法范疇的問題也比較多，所以當今民商法立法趨勢是越來越細致，而且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商法屬於特別法，其中所規定的法律范疇的局限性很強，比較符合立法細致化趨向，如果民商合一，因為價值取向的差異性必然導致商法的不健全或者無法健全。
我國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國際商務貿易中不僅需要精通國際私法，同時本國內也應當制定統一的，規范國內商事主體的法律，里應外合，才是我國今後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的必由之路。
綜上所述，
我國應當制定統一的獨立於民法之外的《商法典》。但是，民商分立也是有弊端的。比如究竟哪些主體可以歸結為商事主體，在民法和商法沖突中的法律適用問題，還有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等等。
因此，建立類似民法通則的《商法通則》，才是解決商法統一，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和立法實踐的最佳途徑。在實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體制下制定《商法通則》，既可矯正追求形式商法主義的偏頗，又可實現商法體系的完善，同時又不根本性地改變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等到時機成熟，再將這些單行法律法規納入《商法典》之中，達到商法獨立統一之目的。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發展，經濟才能繁榮，國家才能昌盛，法制才能完善，人民才能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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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貨幣簡史(從貨幣的起源到貨幣的未來)

作者：苗延波

出版社：人民日報

出版年份：2018-04-01

頁數：377

內容簡介：

苗延波著的《貨幣簡史(從貨幣的起源到貨幣的未來)》以寬廣的視野，流暢、豐富而又飽含激情的文筆，向人們展示了5000年以來人類在使用、發行和管理貨幣的道路上走過的波瀾壯闊、艱難曲折、史詩般的發展歷程。整部作品縱橫數千年，氣勢恢宏，結構嚴謹，語言生動，可讀性強。內容涉及金融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領域，是一部難得的集學術研究與知識普及於一體的金融學著作。

作者簡介：

苗延波，1963月6月出生於上海市。著名商法學專家。自2001年以來先後出版過《外國民商經濟法選粹》(合著)、《刑法學》、《中國商法體系研究》、《商法通則立法研究》、《中國民法體系研究；、《郭沫若的學術人生》、《苗延波法學文集》、《公司的歷程》、《華夏商路》、《中國法制史》等多部學術專著。在中外學術期刊和出版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研究方向為民法學、商法學、中外法律文化。

㈨ 商事行為的我國商行為立法模式的理論評價及可行選擇

(一)民法現代化與民商合一商行為立法模式
近代民法源於古羅馬市民法，而近代商法則濫觴於中世紀商人法。因此，二者產生的時代和場域不同，之間的區別也較為明顯。然而，隨著民法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這種涇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民法的現代化其實就是民法的商法化，其根源在於民事社會的商事化。為了因應發展了的社會關系，民法從近代開始就逐漸吸收商法的規則，以更好地發揮對發展了的民事交易的規范作用。比如，締約過失本來起源於商事交易，因為商人在締約過程中有交易成本的付出和機會利益的期望，而對於民事人而言，這些成本和利益可以忽略不計。但問題是，民法很早將該制度整合進民法典中並加以明確規定，後來的商事交易反過來還要「借用」民法的規定。近代以來民商分立立法模式國家之所以改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於民法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民法商法化的主要發生領域就是契約關系，因此，有學者預言，在現代社會，幾乎不再有什麼規定對商事債與民事債區別對待。各國的債法往往會採用與商事法共同的原理，共同規范交易活動，其有關規定也多體現營利思想。這也就是瑞士將商法的內容統合進債法的主要原因。
民法商法化使得發展後的民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商事交易，而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採行，使得商事交易規則被納入民法典中進行規范。但民法的商法化並不是在否定民法的獨立性，而是說民法受到了商法更多的影響，而顯示出與時俱進的狀態。日本學者將民法的商法化形象地理解為「民商法在移動其界限的同時也繼續共存」。商法規范放入民法典中依然屬於商法規范，並不僅因為其所處法典位置而影響其性質。
近代以來，商事行為規則一方面有融入民法的趨勢，但另一方面卻也有遠離民事行為的傾向，比如，商自然人可以適用作為意思表示的法律行為，但到了公司那裡，商事交易基本上表現為一種程序化交易，公司與合夥主要由代表人從事活動，那麼傳統的意思表示是否還能解釋公司從事的交易行為也值得反思。
(二)割裂民商關系的民商分立商行為立法模式
關於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主要分為絕對意義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和相對意義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前者主要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後者是指在民法典之外，不制定商法典，但制定單行的調整商事關系的基礎性和原則性規則，這個單行規則加上其它如公司法、票據法等單行部門法，共同構築商事法律體系。
絕對意義上的民商分立國家，商事糾紛依然離不開民事規范的支持。在德國，「商法規范在解決案例中很少單獨適用，而往往是和民法規范的所有原則相結合的。」在日本，關於營業轉讓，商法典幾乎沒有規定該種合同的內容，而只是規定了轉讓人的債務承繼方面的問題，即受讓人繼續使用轉讓人的商號時，即使是該營業發生的債務受讓人不繼受的情形，受讓人也要承擔清償債務的責任。這就是一種民法和商法之間通過配合來對商事交易進行規范的表現。因為，關於營業轉讓的合同訂立及其內容等問題，就可以適用民法中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但關於債務繼承這個特殊問題，可以在商法中進行規定。所以，即使在有商法典的國家。
相對意義上的民商分立是我國學者的獨創。其做法就是借鑒《民法通則》的經驗，制定調整商事關系的共同性規則，即「商法通則」。但「商法通則」的頒布能否解決商事關系包括商行為的適用問題，值得懷疑。關於商事行為，商法通則的規定肯定會較為原則，缺乏更為具體的操作規則，對某些特定商事行為的適用必然會依賴民法關於相似民事行為的規定。比如我國已有的一般性商事法規文本《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在第5條第3款規定了商行為：「本條例所稱商行為，是指商人從事的生產經營、商品批發及零售、科技開發和為他人提供咨詢及其它服務的行為。」這種籠統和抽象的立法規定對法院解決商事糾紛可以說沒有任何幫助，法官最後還是要比照民法來進行定性，然後尋找其特殊的規定，加以適用。從某種角度而言，由於「商法通則」的原則性立法使得商事行為缺乏適用的前提，同時又要藉助於民法關於民事行為的有關規定，反而會助長司法界的「商法無用論」情緒。
縱觀各國的立法歷史和現狀，民商分立從來就不是絕對的，為了立法的簡約和技術銜接，商法往往將其與民法之間的交叉規定放在民法里，自己只規定不同於民法的特殊性問題。比如《德國商法典》關於買賣只有寥寥9條，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賴民法關於買賣的規定，使得商事買賣關系以適用民事買賣規則為前提。因此，我們不應該關注商法規則放在哪裡，而是要關注哪些是商法規則，即使它們被「放進了」民法典里。不僅要知道哪些商法規則被放入民法典之中，而且還要知道有些已經被商法化了的「民法規則」其實也就是商法規則。
(三)「有合有分」的商事行為立法模式是未來的可行選擇
基於民法商法化和立法技術等一些現實原因，商事行為和民事行為制度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向，民法和商法之間的對立也逐漸淡化。德國有學者甚至認為商法的內容在本質上和民法沒有不同。但是，商事行為要被完全納入到民法之中似乎也難以實現。日本目前正值民法典修訂階段，有民法學者考慮乘此良機將商事行為納入到民法典之中。但國內學者的討論結果是：即使有一些商事行為可以被納入民法典中，但如批發商、中介商、運輸商等作為經營活動的交易類型，還是不可能納入民法來進行規定。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十數年來，在全球范圍內，基於融資而產生的資本證券化、金融商品交易、連動性債權等現代資本交易行為在商事行為體系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強，這些行為與傳統的民事行為甚至商事行為之間的差異巨大。雖然這些行為的基礎依然是買賣契約，但是，與傳統買賣契約比較起來，卻具有兩個與眾不同之處：一是這些交易的風險過大，對於其技術要求也甚高；二是投資者眾多，遠遠超越了傳統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的「一對一」交易方式。這就使得在該領域出現了新的規范觀念：一是行政管制的經濟法因素進入；二是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社會法理念產生。這些交易雖然在本質上與民事買賣契約沒有不同，但由於例外規則越來越多，以至於人們已經忽視了它們的買賣契約基礎，這時就沒有必要將其統合入傳統的民事契約規則中來。
對於民商關系不能僅停留在描述性關系之上，既不能簡單地認為二者高度同一，也不得簡單地認為二者高度不同。交易的本質是相同的，這並不因為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而有所差別，只是在本質相同的交易基礎上處理方法往往出現差別。關於商法和民法的關系，有學者將其比作寄居蟹與空螺殼的關系，認為二者之間：「既有共享的空間，相互的利用，看似一體，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個體。」這個比喻非常恰當，可以作為我國未來推行「有分有合」即下文所討論的「多元化立法模式」合理性的一個注腳。在商事行為立法方面實行「有合有分」的民商立法體例，即民法典與單行法並列制，不僅不會消弱商法的獨立性，反而能促使我們更好地研究商法和民法的關系，從實質上而非形式上構建現代商法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