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刑法

A. 英國真的沒有憲法

到今天為止，英國都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它是700年來習慣法的總和，最早就追溯到《自由大憲章》。《自由大憲章》是英國封建專制時期憲法性文件之一。習稱《大憲章》。1215年6月15日，英國貴族脅迫約翰王在蘭尼米德草原簽署的文件。文件共63條，用拉丁文寫成。多數條款維護貴族和教士的權利。主要內容有：保障教會選舉教職人員的自由；保護貴族和騎士的領地繼承權，國王不得違例徵收領地繼承稅；未經由貴族、教士和騎士組成的「王國大會議」的同意，國王不得向直屬附庸征派補助金和盾牌錢；取消國王干涉封建主法庭從事司法審判的權利；未經同級貴族的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的財產。此外，少數條款涉及城市，如確認城市已享有的權利、保護商業自由、統一度量衡等。自由大憲章是對王權的限定，國王如違背之，由25名貴族組成委員會有權對國王使用武力。自由大憲章後來成為近代資產階級建立法治的重要依據之一。
請採納

B. 中國刑法和英國刑法的異同

應該不會一樣的，

C. 英國刑法文化的特徵

一、民族國家精神對法律特性的影響

我國刑法學界普及的外語是英語，而刑法比較研究則多局限於非英語的歐陸國家之間。所謂「日本抄德國、台灣抄日本、大陸抄台灣」，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與我國刑法體系實在兩不相及，差異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與判例法之別； 法典與單行法之別； 罪行法定與自由心證原則之別； 審問與對抗程序之別等。筆者在此姑且不論以法系之別代替部門法比較的邏輯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歸納的諸多「特徵」而言，其方法及意義都值得懷疑，這種比較方法（因比較單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幾對抽象名詞掩蓋了各國法律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一面。其實德國刑法不同於義大利、法國刑法； 英國刑法不同於美國、澳洲刑法。沒有任何國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精神，但當前的現狀卻是留學或出訪某國的學者往往將此國作為刑事法治的範本，不遺餘力乃至於飢不擇食地改造中國「落後」的刑法。難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不是受「侵略」的發展中國家，而是「侵略國」中的少數學者[1].結果對某一具體的刑法問題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國刑法規定來引證，各執一詞，只能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些分析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原因在於比較研究局限在法律規范上，而沒有深入到各國民族精神的層面。

現實問題與刑法規范都只是相對表面化的影響因素，猶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潛在水面下的則是最為有力、最穩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時不可見，但卻是無法忽視其存在的由歷史沉澱下來的精神潛流。如果忽視其存在，它將會以其深層的力量擊毀漂移過來的「鐵達尼克號」法律神話——無論它在邏輯上，理智中構造得多麼完美、堅固。黑格爾指出：「只有這種民族精神的具體精神，推動那個民族一切行動和方向。它專事實現自己，滿足自己，因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產。」[2]75著名歷史法學學者薩維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專斷刻意製造出的東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習慣和「民族的共同意識」。法律就像一個民族的語言、舉止一樣是由一個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決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發散，是整個民族生活中的一種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國家精神的特徵

薩特曾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不可超越的時代哲學」。在筆者看來其原因就在於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華：英國（政治經濟學） 的功利、實踐精神； 德國（哲學）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的理想、激進精神。分析三國民族特性，德國居中，英法兩國居於兩個極端。從種族而言，英德近血（日爾曼民族） ，然而從地緣上看，德法近緣，因此文化上更為趨同，當德、法等國的文化台風相互影響，刮遍歐陸，再越過英吉利海峽的時候，剩下來的不過是一陣無定向的和風[4].為了突出英國的民族精神特性，我們不妨將英法兩個極端相比。

英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實踐精神，就像其俗稱——約翰牛（JOHN BULL） 一樣[5] ，約翰牛一旦行動起來，就具有超出所有邏輯表達的實踐精神，是個不折不扣地講實際的實幹家，在英國人心中一個二流將軍抵得上十個莎翁。英國人的自由之根在於行動與實踐，而法國人的自由在於學問與理論。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所說：英國是一匹沉默的戰馬，他的史詩寫在足跡中，而法國則是有學問的狗自由的狂吠，他們談論不休； 盡管法國人有無數理論上的陳詞濫調，但是在英國人那裡只有深刻的實踐[6].

實踐精神使英國人崇尚經驗，關於理性與經驗，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說：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義者的漂亮計劃只是「籠而統之的幻想」[7]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說：「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國人將理性派視作蜘蛛，閉目塞聽，從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種種教條和學說，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則說：「我思故我在。」法國人則將經驗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審，用懷疑這把利劍刺破經驗的罪惡和欺騙性。法國人將阿波羅神廟的格言「認識你自己」當作福音。英國人則說，最好是先「認識你能夠做些什麼」。13 世紀的英國神學家羅吉爾·培根說：「經驗和實踐是知識之源」。16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則將實踐與經驗上升為認識論的基本原則。[8]

這種實踐精神與經驗主義使得英國人尤為關注實效與利益。正如丘吉爾所言：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英國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關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當他的行動或意向愈是違背'理智'——就是說，違背了普遍決定的時候，他愈覺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對英國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別人批判為封建的、保守的、等級的、醜陋的、零亂的、瑣碎的，因此英國產生不了像法國、義大利一流繪畫藝術家：為形式而愛形式，為色彩而愛色彩。對英國人而言，藝術主要不是為了欣賞，而是實用。音樂在於可移風易俗，減少星期天的酗酒，繪畫則可以替紡織業和首飾業訓練優秀的技工。[9]法國人則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規劃。

經驗主義也造就英國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相信所有偉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對法國人而言，歷史、習俗都是垃圾，保守主義者只是穿著騎士鎧甲，戴著腳鐐跳舞的奴隸； 英國人盡管以混亂與混雜開頭，但他們確信若干年或世紀後，這一切終會以最低的、穩固的重心結束。他們認為像法國那樣的迅捷民族，盡管一開始就不雜亂的做，或許將避免最壞的錯誤，然而將重心安在最高處，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隨時會倒下。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言：「經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從某個地方搬走一塊東西，它也不會倒下來。先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頂點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會倒下來。」[10]

重實踐輕理論、講實效斥原則、尚經驗貶邏輯使得英國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現出難以捉摸、模稜兩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猶如英倫島上的天氣讓人捉摸不定，難怪英國人一見面就談天氣。說其彬彬有禮，卻產生著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稱自己老實幹事，反對法國式的思潮，主義左一轉、右一轉，但在行為中又體現出耍兩面派的非凡能力，猶如海上的帆船，見風使舵，信奉「船小好調頭」。說其保守，然而這個朝後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諸多方面卻是領頭羊。說其信仰自由，卻仍保留君主、冊封貴族。英格蘭人民在堅持穩妥的保守原則和承襲原則而又絲毫不排斥革新原則。他們相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存在絕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保守主義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於讓自由成為禍害[11].的確，英國人將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處理得十分不錯。他們相信，中庸是一種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擁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特點的影響

馬克思有一句讓法學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12].法史不應當寫成「法律的歷史」，而應當寫成「歷史中的法」。對英國法而言，就表現得很典型。和大陸法系相比，英國法是一種緩慢生長的法律，它沒有經歷歐陸的激烈革命、沒有系統的法典編纂，借用英國學者哈耶克的說法，這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而大陸法系國家總是有一種用人為構建的秩序來取代自生自發的秩序的沖動。英國刑法就像英國的歷史一樣，具有「原生性」，對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歷史源流中潛流的民族精神的動因。英國在地緣政治上雖然同屬於歐洲，但這一民族國傢具有十分鮮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深刻影響下，形成了不同於歐陸刑法的獨特刑法體系。

1. 英國刑法的實踐性。對英國刑法的發展，貢獻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師而不是理論家。這是因為法官與律師是法律適用的行為者而非理論的建構者。英國判例制度不是單純的學者的產物，而是從現實的法律糾紛中產生的規范[13].判例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靈活的類推） 往往被批評為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或者被批評為保守落後、封建主義。當德、法高舉「自然法」編撰刑法典時，英國法學家梅因卻說：「自然法無非是習慣的萬民法」，法典只是幻想。從而動搖著罪刑法定原則。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於先前的判例，又存在於當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後繼的。使得英國人發展了獨具特色的判例主義，就像詩人丁尼生贊揚的一樣：「這國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個穩定的政府在治理？憑著一個又一個判例？自由慢慢地擴展到地層。」[14]而且對於具體的犯罪而言也體現出對具體事實與條件的關注。在列舉了成立某種犯罪的各種具體事實與情況之後，還不夠，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語給出一些具體的法定辯護理由。

在刑事責任問題上，英國普通法歷史上曾經規定7 歲以上就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現在提高到10 歲，仍然比較低，英國人認為「惡意可以補足年齡」。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英國的這種補足方法「會導致認定上的隨意性，從而有損法的安定性，與法治國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對於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指對某些犯罪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為要件不要求故意、輕率甚至疏忽，也要負刑事責任） ，也被批評為是封建刑法中結果責任的殘余。英國人的重行動與實踐，輕理論與學說的精神使得他們相信刑法的力量來自它對具體爭議的解決，而不是概念的邏輯發展。英國人才懶得理會這些歐陸刑法的「法治理念」，他們自有其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而且用得很暢。正是由於在刑法的歷史發展中英國人的重實踐的精神，使得無論多麼久遠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陸國家的批評與蔑視，它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在革新中生存下來並自成一家，獨具特色。英國刑法總是沉默中漸漸發展，並將幾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種法律技術靈活處理，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特徵。

2. 英國刑法的功利性。英國學者認為「犯罪源自當時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國刑法中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會、政治、經濟利益的變化而反復交叉。在刑罰的根據上，英國功利主義者邊沁提出：刑罰的嚴厲程度應該只為實現其目標而絕對必需。這種目的刑與貝卡尼亞的以公平正義觀指導的報應刑形成鮮明對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適用嚴格責任的論據也是：為保護公共利益所必須。在支持代理刑事責任（因他人的犯罪而產生的責任） 原則時，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將無法實施，國會的意志也將不能得到貫徹[17]197.恐怕許多人也會批判這是封建「株連」刑事責任的殘余。英國人講實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關注抽象的公平、正義、文明的概念。對英國人而言，各種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則對英國人毫無興趣，向他們說起來等於馬耳東風[18].當刑法理論或原則與現實的需要發生沖突時，英國人寧可棄原則而不顧，或對原則進行變通以適宜社會需要。這種功利精神也是英國法官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的內在原因。

3. 英國刑法的保守性。英國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許多獨具一格的學說都是封建關系的類推，具有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為犯中注意義務問題，普通法法官趨向於在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中找出某種責任。再如英國代理刑事責任的產生也是由僱主與雇員的關系而決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誹謗犯罪中，盡管僱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對雇員的犯罪行為負責）。這是封建社會中的「身份」關系在刑法中的體現。英國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內強奸問題」可得到生動的體現。婚內無強奸一直是英國刑法的傳統。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國家開始在刑法條文上作出修訂，否定「丈夫赦免」論。許多學者對此拍手稱快，標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勝利。在此背景下，甚至於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英國的一個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廢除丈夫赦免原則是「歷史性裁決」。[19]但英國刑法學者對此卻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國刑法》指出：該判例的「認定是違背議會的意願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強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規則，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現[17]513.英國刑法學者特納也指出：丈夫不能構成對妻子的強奸罪是眾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則，除非法院裁決終止了夫妻的同居關系[16]214.可見英國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學者對此問題都是持謹慎保守態度的。英國人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他們緩慢地相信新鮮事物，在實際當中對錯誤極具耐心，確信一度建立起來的法則與習俗是偉大的。在英國人眼中「封建」、「保守」是偉大的、崇高的，可與民主、自由並行不悖。這使得封建法成為英國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所熟悉的所謂「西方法治」理念中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以及「權利本位」並不能涵蓋英國法。美國法學家龐德指出：我們將回到法律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而設定、而附加權利義務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來[20].

4. 英國刑法的模糊性。英國刑法不追求邏輯的嚴格劃分與體系的完善。英國刑法中有一種程序與實體的雜糅，民法與刑法的交叉現象。如關於犯罪的本質問題，英國學者將法律程序列為三大特徵之一。再如關於民法與刑法的關系問題，許多英國刑法學者認為，許多刑事與民事的違法行為之間並無明顯的區別，這被稱之為「粘合物」。即使是英國法中的訴訟規則，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權行為與犯罪絕對分開的界限[18].實際上，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問題是這種「粘合物」的典型表現。因此「一概而論地說犯罪行為比民事錯誤更嚴重也是不對的」[21].英國人尚經驗貶邏輯、講實效輕理性。因此不像歐陸刑法，特別強調民事與刑事的嚴格劃分，以及強調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體系之間的獨立。這種學科的嚴格的分門劃類是18 世紀歐陸理性主義、邏輯主義泛濫的產物[22].但對英國人而言，知識不在於是否合乎邏輯、理性，不在於思維是否清晰，而在於能否被直覺、經驗證實其對解決問題有用。

5. 英國刑法的矛盾性、靈活性。英國人既指出「無犯意則無犯人」，但又堅持嚴格責任與代理責任。同時又認為「責任是嚴格的，但不是'絕對'的」（即仍有其他辯護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堅持「判例拘束原則」，然而又不斷地用各種變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創造新的判例與法律。丹尼勛爵法官曾說過：「不可以改變法律編織物的編織材料，但是可以、也應當把皺折熨平。」英國人最大的特性是模稜兩可，難以捉摸，崇尚中庸主義，觀念與行為充滿矛盾，這使得英國的刑法，在歐陸刑法學者看來，充滿了邏輯上的混亂和矛盾，是一個不好把握的東西，英國人也不否認這一點，英國法史學者謝爾登將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腳：法官的腳有多寬，它就有多寬，腳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國人尋求著各種原則，但又從不讓這些原則主宰他，而是為相反的原則留存空間，以適應不同條件，使刑法具有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的靈活性。如果仔細比較英國刑法的諸判例，就會發現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則」類推確定案件所適用的判例，然後又以「分析事實」或者對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語」進行解析[23] ，幾乎達到鑽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與前例不同的判決。而且英國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語」多是一些內涵外延都缺乏確定性的「日常用語」。

四、民族國家精神的研究視角對我國刑法發展的啟示

英國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響，這給我國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幾點啟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國刑法之所以毫不遜色於其長期的對手，成為獨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響全球，就在於英國刑法生長於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鑒外國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國的民族精神也尤為重要。這一點又恰恰最為薄弱。盡管法史學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但多是籠統地、甚至於在主流上對我國的民族精神持一種否定的、自卑的情緒。而在借鑒上往往是把羅馬法系（大陸法） 的制度與觀念視為唯一絕對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筆者看來，英國的諸多民族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歷史傳統、習慣、禮俗，注重政治實踐和人際關系，講究實用功利，重經驗，崇尚折衷主義、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國刑法的許多制度值得我們借鑒。

最後，在我國刑法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注重研究中華民族精神與法律的關系。盡管我們的實定法是移植大陸法系的，然而在現實中運行的「活法」卻時時可見某些民族精神頑強的影子，只不過是大多數學者對其持漠視、否定、批判的心態而已。當然這也造成了制定法與「活法」脫節的兩張皮現象。盡管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然而似乎英國更善於使用「辯證法」和實踐精神。因此才有人戲稱：之所以中國走了許多彎路，不是馬克思主義錯了，而是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矛盾論》中只拿來了《論》，而將其實體精髓《資本》、《矛盾》留在了英國。我國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過於浮躁，沒有立足於中國特殊的問題，沒有從中華民族的精神特性出發，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將發達國家的法制體系移植過來就解決了根本問題。其實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吉爾茲語） ，是民族精神的外現。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實踐精神，要不然就會造成兩張皮的現象，這也是一個由理論建構或者繼受出的書本上的法、文字的法與由民族精神決定的實踐中的法、活法之間的耦合關系。

D. 英國法律規定未滿十八歲殺人

這個要看情況。英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與中國不同。中國是14歲以下不負刑事責任，14~16歲之間部分犯罪負刑事責任，16歲以上負刑事責任，但是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英國則不然。目前，英國法律規定的未成年刑事責任年齡，大體分為三段。
1）未滿10歲的兒童，認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所以絕對不負刑事責任。
2）英國對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兒童被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但是與不滿10歲不同，對已滿10歲不滿14歲的兒童本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能力里這一推定不再是絕對的，可以用證據進行反駁。
3）14歲以上，負刑事責任。

所以在英國實施犯罪，十八周歲以下，已滿十四周歲的人，負刑事責任。而十歲以上不滿十四周歲的實行無責任能力推定，如果有相反證據能夠證明行為人具有實施犯罪行為能力的，應認定負刑事責任。不滿十歲，不負刑責。

至於英國的謀殺罪，根據英國著名法學家科克（Coke）的傳統謀殺罪定義，謀殺罪是指「在王國的領土范圍內，達到法定責任年齡的人，事前有預謀地非法殺害無辜者，破壞了王國和平的環境，而被當事 人控告或由法律予以規定以及使被害人受傷，並於一年零一天內死於該傷的情況。」（註：John Smith，Criminal Law，Eighth Edition，Butterw orths，London 1996，P.337.）該謀殺罪定義要求實施謀殺犯罪的主體應是智力健全、達到法定責任年齡的人。

一般是指依據普 遍原則應負刑事責任的、不是「姆納坦條例」（M『Naghten Rules）規定的精神錯亂的人。該 主體的年齡為9歲以上，並且如果不足14歲還應證明其具有主觀惡性。根據1957年《殺人罪 法》的規定，他不應是限制責任能力人。法人不能成為謀殺罪的主體，因為它不能承擔法律 唯一所規定的終身監禁的刑罰。

從謀殺罪的管轄看，如果殺人行為是由英國公民實施的，並不必要求發生在「國王領土范 圍內」。謀殺罪和故意殺人罪屬例外的規定，英國法律對本國公民在國外實施的這些犯罪享有司法管轄權。依據1861年《人身犯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第9 條以及1948年《英國國籍法》第3條之規定，英國公民在聯合王國境外實施的謀殺罪和故意殺人罪可以在英格蘭或北愛爾蘭進行審判，如同發生在審判地一樣。發生在英國船舶或者飛 行 器里的犯罪，無論犯罪者是否為英國公民，都要在英國接受審判。

科克定義中的無辜者是指現代人身犯罪法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自然人。

從法律的目的出發，所有人的生命都在法律的保護之下，除非在戰爭中或實際的戰斗中， 否則連盟敵都是受法律保護的。同樣，一個被處死的人不是被依法執行者執行或者合法執行者不是以法定的方式執行，如絞刑以斬首代替等，這也是謀殺。

傳統的謀殺罪定義要求，受害者的死亡必須於一年零一天之內（註：Law Reform （Year and a Day Rules） Act 1996，English Statutes.）發生，現在，該觀點已被1996年《法律修改法》所廢除。如果一個行為被證明是死亡的原因，那麼無論經過多長時間， 都可能構成謀殺罪。然而，該項法律要求有下列因素之一的謀殺、殺人、溺嬰或者其它導致 他人死亡或者幫助、教唆他人自殺的犯罪行為，則應由英國總檢察長同意後，才能進行指控 ：（1）被確認引起死亡的傷害行為在死亡結果發生之前已經過三年，或者（2）被指控者先前已 經因為與該死亡結果有關的案件被指控過。一年零一天規則仍適用於1996年7月17日以前實 施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死亡的案件。

（二）謀殺罪的刑罰

直至1957年《殺人罪法》頒布之前，所有犯謀殺罪的均要被判處死刑。按照該法第五章的 規定，幾種謀殺罪被單列，仍然要處以死刑，其它種類的謀殺罪只被處以終身監禁，這在實 際上就形成了兩種謀殺罪刑罰。

兩種謀殺罪刑罰的劃分被證明不是令人非常滿意的，因此，謀殺罪的死刑刑罰被1965年頒 布 的《謀殺罪法》所中止，此法現在仍然有效，所有犯謀殺罪者現在均被判處終身監禁。謀殺 罪這種絕對確定的刑罰在英國刑法中也是獨特的，刑法修改委員會認為，法官是否對謀殺罪也應有如同決定其它犯罪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權。

這一問題曾由上議院法律委員會研究過，除 一人反對外，其餘人均同意廢除該絕對確定的刑罰。謀殺罪既可以被判處最高的終身監禁刑 罰，也可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而決定處以較輕的刑罰。贊成此種觀點的占絕大多數人，因 為 贊同者認為，如同其它犯罪一樣，謀殺罪的嚴重程度以及謀殺者的危險性程度也是形態 各 異，應當區別對待。然而，這種觀點尚未得到政府的贊同，目前尚沒有得到實施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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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維多利亞時期的刑法

維多利亞州公民擔心犯罪率上升。Liza Picard考慮了這種擔憂是如何改變人們被捕，被捕和監禁的方式。觸及大多數公民的一個主題是刑法。1811年，倫敦東區發生了殘酷的多重謀殺案，引發了關於警務的辯論。在此之前，每個教區任命的無薪警員和守望者都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執行了法律。倫敦開始被視為暴力，不受懲罰的罪犯的出沒，這對貿易不利。

最後，在1829年，大都會警察部隊成立，他們的總部設在蘇格蘭場，就在白廳附近。他們的制服使他們看起來更像是公園守護者而不是士兵，以減輕那些擔心由大陸上存在的中央控制的軍隊執法的人的恐懼。他們穿著高頂帽子和藍色燕尾大衣，只用警棍武裝。他們花了幾年的時間才被普遍接受; 有些人對過去的腐敗和低效率感到遺憾。但是，在最初的抵抗之後，甚至倫敦金融城同意在新警察線上重建自己的警察部隊。

很少有試驗持續超過兩天。受歡迎的報紙激起的公共利益可能非常激烈。門票發給了那些認識合適人士的人，比如外交官和時尚女士，但即使這樣，法庭也會如此擁擠，以至於門票持有人不得不與被告分享碼頭。被捕後你能期待什麼？ - 一個非常悲觀的未來。在上個世紀，傑里米·邊沁為監獄建築設計了一個新穎的想法：一個「圓形太空艙」，建造成星形，帶有輻射翼，因此日光和新鮮空氣到達每個牢房，更重要的是，守望者可以監督每一個從中央核心翼。他們肯定是舊中世紀監獄的改進。邊沁的第一個創作米爾班克建於1821年。賓頓維爾監獄建於1842年，位於倫敦北部建築區的邊緣，採用半圓形放射計劃。

每個囚犯都有自己的牢房，有足夠的洗滌設施，現今監獄過度擁擠的囚犯可能會羨慕。但他們不會羨慕被稱為「獨立制度」的監獄制度。它涉及剝奪囚犯所有人的接觸; 把他關在牢房裡，除了短暫的運動時間，遮住他的臉，禁止他說話。這種強制性的沉默被認為會導致道德的再生，因為這個可憐的囚犯想到了他的道德失誤。有必須承認，有相當多的自殺。

到1861年，統治開始的大量死刑罪只被裁減為謀殺和叛國罪。當死亡不再是輕微罪行的不可避免的判決時，囚犯應該做些什麼呢？殖民地在這里很有用。主要接收領土是澳大利亞：每年平均派遣460名囚犯，但有些人被送往直布羅陀或發燒的百慕大。1853年，殖民地不再接受英格蘭的囚犯，而且英國監獄的刑罰轉為苦役。監獄住宿短缺。長期囚犯被轉移到省級監獄，或者被送往可怕的Hulks - 退役的戰艦停泊在Woolwich附近的泥地里。它們是黑暗，潮濕和害羞的。很少有囚犯設法逃脫。

處決仍然是公開的。托馬斯庫克駕駛游覽列車前往有希望的處決。1849年，有30,000人觀看了一群臭名昭著的殺人犯，其中包括查爾斯狄更斯，他從俯瞰絞刑架的房屋屋頂觀看。然後，他著名地致函「紐約時報」，譴責公開處決並將其用作流行娛樂。在監獄圍牆內進行帷掠之前又花了20年時間。

英格蘭為其個性而自豪。拿破崙根據羅馬法律在整個大陸帝國實行了一套法律體系。從理論上講，他所在領域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閱書面資料並查看他所處的位置。當然，這並不是那麼容易，法律界繼續過上好日子，向非律師解釋法律。英格蘭從未接受過羅馬法。英國人更喜歡他們自己的「普通法」制度，他們覺得這種制度適合於粗獷的英國人。它依賴於法官在以前的案例中就同一原則確定的內容，這一點並不總是很容易確定。

特別是有關遺囑和土地的法律變得如此模糊，以至於一個平行的制度成長起來，更接近於抽象正義的觀念：它被稱為「公平」。再次，它依賴於早期法官的決定，而且由於一位法官的正義觀念可能與另一位法官的觀點有所不同，因此沒有做出太多澄清。公平法院的案件可能拖延多年。僱用律師的費用使得這些案件超出了所有最富有的人的范圍。

當一個女人結婚時，她所擁有的一切，以及她在婚後獲得的任何東西，都成了她丈夫的財產。離婚只能通過私人議會法案獲得，費用很高。在1857年建立婚姻法庭的「婚姻訴訟法」之後，情況略有緩和。丈夫可以通過單一的通姦行為與妻子離婚，而她必須證明他犯有其他罪行，例如殘忍和通姦，而且她不太可能獲得子女的監護權。

法庭訴訟程序在大眾媒體上得到了廣泛而廣泛的報道。已婚婦女的地位逐步提高; 從1870年開始，一個女人可以保留200英鎊自己的收入 - 足以讓她小心生活 - 從1884年開始，她就擁有與未婚女性相同的財產權，並且可以獨立進行貿易或商業活動。她的子女監護權也得到了改善，但直到1923年，她丈夫的通姦才足以讓妻子尋求離婚。

F. 英國刑法的電子版

英國法是判例法，應該很難找到的，你可以在west law裡面下

G. 中國英國的刑法與不同

英國是判例法吧？不會有這樣的成文的條例的吧？英國刑法大綱～是沒有的！
所以，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是有《刑法》的，英國是沒有《刑法》的。這就是區別了吧～

H. 英國現在有沒有死刑呢

自古以來殺人償命，目前中國還沒有廢除死刑，但是英國沒有死刑，

1969年12月18日，英國議會通過投票廢除極刑。1970年7月31日提出的允許死刑的修正案已被取消。英國唯一的死刑方式歷來都是絞刑。1957年規定，該種刑罰適合於搶劫殺人，拒捕殺人和殺害警官。可是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罪犯被判為終身監禁。1969年12月18日，英國議會通過投票廢除極刑。3年前，下院通過了這項議案，今天上議院用口頭表決通過了此案。1970年7月31日提出的允許死刑的修正案已被取消。先說一下基本原則，一般情況下中國人在英國犯了罪，是要按照英國的法律審判，也可以以中國的法律審判，那叫法外治權，司法權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這是每一個國家十分看重的，所以很大可能會按照英國法律審判。下面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刑法的空間上的效力原則

一、根據屬地原則：

英國可以行使刑事管轄權，按英國的法律，對中國人進行審判；

二、根據屬人原則：

中國可以要求英國引渡這個中國人到中國，並按中國或英國的法律進行審判；

三、即使這個中國人在英國已經被審判的，中國仍然可以對其進行審判。

《刑法》第十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對犯罪的認定十分復雜，即便在中國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下，殺了人也未必會被判死刑，要綜合犯罪的主客觀情況，比如年齡，主觀動機,目的,事件的起因等。

I. 英國盜竊罪條文

刑事
第264條[盜竊公共或私人財產，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住戶的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盜竊被判處監禁不超過三年，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在監獄里，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超過一個十年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罰款或沒收財產。
第265條[盜竊牟利的目的，盜，然後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盜然後復制的電信設備和設施的使用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