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刑法

❶ 古代流放的犯人可以偷偷逃跑嗎

這都不用說，在流放過程中偷偷逃跑肯定是不行的呀。

一般情況下來說，被發往邊疆或是被流放的囚犯們，大多都是自己或者因為自己的家人犯了大事，所以才被流放。

而就算這個人成功逃跑，這個消息一旦被傳回京城，那麼他的全家人都將受到連坐懲罰，或許當他僥幸回到京城的時候，家族中也恐怕只剩下他一人了吧。

這樣想想，與其嘗試逃跑，不如安安心心地表現乖巧，說不定哪天家人就打通了上下，亦或是遇上朝廷大赦，被流放的犯人們，也終能得到解脫。

❷ 古代遼國的刑罰到底有多麼殘暴，有什麼具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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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懼死

董仲舒曾雲：“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生養育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可見嚴酷的刑法並不能達到“畏則不敢而德以成”的效果。

遼國到了景宗和聖宗一代，刑法已經做了人性化的修改，恢復鍾院、慎用重刑、提倡平等、審決冤滯，刑法的溫和沒有造成犯罪率的飆升

，相反“聖宗時，國無幸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到了道宗和天祚帝時期，貴族的荒淫、皇帝的無常、用刑的殘暴帶來的是秩序的崩潰，饒是天祚帝又是殺、又是剮、又是梟，也未能改變帝國江河日下的結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救患無策，流於殘忍，這一切不過是加快王朝末日的降臨罷了。

1125年天祚帝在應州被俘，歷經二百零九年的遼國終究畫下了句號。

❸ 遼朝的刑法是怎樣規定弓箭刑罰的

弓箭是古代戰爭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戰爭時用箭射的方法把人處死，弓箭就成為刑具了。遼代把弓箭作為一種刑具寫入法律條文。遼代刑法規定，有一種處死人的方式叫「射鬼箭」，就是亂箭把人射死。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七年（913）六月，養子涅里思參與叛亂，太祖下令用鬼箭把他射殺。天贊二年（923），太祖討平叛賊奚胡損，將他擒獲，也以射鬼箭處死。天顯十二年（937），遼太宗耶律德光在雲州北將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射了鬼箭。乾亨二年（980），遼景宗耶律賢駕幸南京（今北京市），將擒獲的敵方俘虜也射了鬼箭。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四年（986）五月，遼國俘獲了一批宋朝的官吏和百姓；同年十二月，俘虜一批宋朝士兵；統和二十二年（1044）閏九月，遼主親自南征，俘獲了數名宋朝間諜；興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俘獲黨項族的斥侯，等等，統統以射鬼箭處死。還有，遼穆宗應歷七年（957）四月，女巫肖占進獻益壽延年的葯方，並說煎葯時必須用男人的膽汁作配劑，穆宗耶律璟按方服葯，幾年間為取膽汁殺死許多人。後來，穆宗發覺這是騙人的把戲，就命令逮捕女巫，把她亂箭射死。遼代統治者是游牧出身的少數民族，擅長騎射，因而愛用射箭的方法將人處死，這不奇怪，但在漢民族統治的朝代，亂箭射人的做法依然被採用，如各代在軍隊出征時取一名死囚犯來「射鬼箭」，作為祭旗的儀式，顯然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響。

❹ 隱姓埋名娶遼國公主的楊四郎，在現代等於什麼罪

有一出很有名的京劇叫《四郎探母》，這出戲本是取自河北梆子劇種，後來移植到了京劇里，京劇里唱老生這個行當的，如果說你不會唱這出《四郎探母》，特別是那個叫小藩的那個高腔的唱段，那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圖：羅氏女

所以，楊四郎有配偶又與他人結婚的行為，構成重婚罪。

❺ 簡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內容

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誤較小。本書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論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規，同時還介紹了與宋同時期的遼、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讀者對宋代空上特定歷史階段的刑法制度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一、宋代強化中央集權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法學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宋初統治集團對此也十分重視，並在實際操作時更加註重「刑輔」這一手，而且，比較強調對一般犯罪的寬恕與輕刑，對謀叛、謀反及賊盜等危害到統治階級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嚴懲不貸。宋朝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代的治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於宋朝從太宗時就開始採取「守內虛外」的國策，[1]以及對地主豪強兼並農民土地採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劉太後主政以及宋仁宗親政時期，北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也開始逐漸暴露，表現為外有遼、西夏等強敵壓迫，內有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的暴亂。同時，國家機構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無限占田而出現的百姓傾家盪產、流離失所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統治階級更為重視立法改革，試圖進一步加強法律治理國家的力度。與此同時，自宋代開始，「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主流，它將法律視為維護封建社會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輔助儒學教化的手段，但有時，為了鎮壓「犯上作亂」的民眾，還必須施以重刑。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理學主張振綱紀、厲風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於理學將維護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產生，為「理」服務的工具，因此，理學同時主張在據罪論刑時，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斷獄聽訟的原則。此外，由於理學嚴格要求「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語）、「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語），作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種「滅人慾」的工具，法中的權利因素被徹底抽空，只剩下了義務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功能，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進一步受到破壞，其社會地位也進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懲賊盜的國策 兩宋的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是《宋刑統》，其後所附的敕文則加重了對「盜賊」的處罰。同時，制定特別法，繼續加重對「盜賊」的處罰，其中包括《窩藏重法》《盜賊重法》和《妻孥編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1}可見仁宗時即制定了關於劃分「重法地」，懲治「盜賊」及其窩藏之家的特別法《窩藏重地》。神宗時制定《盜賊重法》： 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1} 《盜賊重法》的特點是：對罪犯家屬的刑事處罰及賞告人的規定，與英宗時的《重法》相比，變化不大；但對窩藏之人的處罰則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論；對「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雖非重法地，亦從重處罰，這便使重法的適用范圍更加擴大。 哲宗時制定，對盜賊家屬的處罰作了進一步規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1} 仁宗時，「重法地」僅限於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神宗時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軍，但神宗時須「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而哲宗「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又繼續加重。 實行「保甲法」，嚴防「盜賊」。「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修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僅一概處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懲罰賊盜外，還加重了對其他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犯罪的處罰。比如造祅書祅言罪。「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1}也就是說對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書祅言罪」的處罰。 三、宋代的刑罰體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罰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刑制，但《宋刑統》又有所改動，創制了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為改五代之苛，太祖時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1} 對於「折杖之制」，後人大多以為是將刑罰折輕了，是宋初減緩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認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但筆者認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濫殺，或許是一種減輕，若同唐代刑罰相比，則仍是加重。因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別是折成脊杖，對人體的損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時擊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捶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認為五代時期刑罰過於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的好處，體現了省刑從輕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適用於死刑及反逆、強盜等犯罪。宋初採行折杖法，對於糾正刑罰越來越嚴酷的趨勢、緩和社會階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種和刑等設置並不科學合理，輕重懸殊，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為了彌補折杖法輕重懸殊的缺陷，宋開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將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時施加於一人，即處脊杖、刺面後發配到遠惡州、軍終身傅軍籍，服苦役的刑罰。「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曲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為嚴酷。始創於五代後晉天福年間，原為寬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漸突破寬貸死罪的使用的范圍，後逐步用於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關法律條文也日益增多。「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歷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歷矣。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種。配隸之刑特別是刺配刑的廣泛適用，使宋代刑罰趨於殘酷。 刺面因情節輕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時規定：「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狀，因犯罪之性質和情節之輕重而不同。南宋時臣僚載論及刺配刑時，也提到：「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隸者根據犯罪情節之輕重決定遠近和地點，情節嚴重者刺配遠惡州軍，無復地里之限。對性質、情節嚴重的犯罪及累犯，則刺配遠惡州軍或登州沙門島。宋初，只將死罪減輕處罰者刺配遠惡州軍或沙門島，即「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5}仁宗時規定：「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5}配隸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則配役於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宋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針配役。太平興國五年，詔罷免之。「婦人應配，則以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5} 對配隸者，罪輕者會赦可釋放；次輕者會赦可遷移近（家）州軍；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時期，有不少大臣認為刺配之刑過重過濫，建議進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為「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仿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即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5} 可惜最終還是未改成，仍沿用舊制。 寧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斗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設使逃逸，未必能為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5}對一般犯罪，限滿後可予釋放；對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雖改刺從正軍，但仍須服苦役。 對刺配之刑，後人多有評價。這些評價，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殘酷性，但對刺配的殘酷性又都言之未盡。「刺配集肉刑、勞役多種刑罰於一身，刑罰苛重，而且使用過濫，引起了一系列的惡果。」{4}194-195筆者認為：刺配沙門島，實等於死刑。沙門島上所配隸之人數，神宗以前定為200人，以後增為300人。如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為額，余則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5}「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5}刺配遠惡州軍，也與死刑無異。如熙寧六年，「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倖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雖然臣僚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但被處刺配刑者絕大多數都是「情理巨蠹」，仍須「不以寒暑，即時上道」，故路上凍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種法定執行方法，分斬首、絞殺、凌遲、杖殺、腰斬。《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遲這種刑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體和肌膚，使之在痛苦重緩慢死去。凌遲是封建社會後期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凌遲刑產生於五代，大遼國率先襲用之。如《遼史·刑法志》稱：「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1}提出使用凌遲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責，故至遲在真宗時，宋代尚不允許使用凌遲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後，凌遲刑已經開始使用。北宋仁宗時荊湖地區出現殺人祭鬼的惡性，仁宗敕令：「有首謀若加功者，處以凌遲刑」，首開凌遲先例。凌遲的廣泛適用，是宋代刑罰走向殘酷的重要標志。以後，元、明、清三代凌遲之刑沿襲不變。

❻ 遼朝的刑法是怎樣規定黥刺刑罰的

遼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刑方法基本相同，也是用針刺，但針刺的部位不完全一樣。重熙二年（1033），遼興宗耶律宗真規定，對判為徒刑的犯人，施行黥刺，要刺在頸部。奴婢逃走被抓回，若他（她）盜竊了主人的財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而要刺在他（她）的頸或臂上。犯盜竊罪的，第一次刺右臂，第二次刺左臂，第三次刺脖頸的右側，第四次刺脖頸的左側，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處死。

❼ 遼朝法律漢化的進程開始於

遼代漢化始於蕭太後攝政期間。「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遼史》卷六一《刑法志》】到了遼聖宗統和元年，「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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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太後攝政時期的統和元年（983年）12月敕告有關司法部門：凡是已結案發落而有冤枉者，允許到御史台上訴。統和二年（984年）蕭綽親自審決滯獄等。

自太宗獲得幽雲十六州後，漢人數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該地原有的州縣建制還在，為鞏固其統治，遼朝自然不能再繼續原有的作法，這導致了對漢人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確認：「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對漢人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隨意處置。

有遠見卓識的蕭太後，毅然拋棄了世代沿襲下來的狹隘的、陳腐的民族偏見，下令明文規定，對上述情況，不再分漢契而「一等科之」，即用同一法律制裁。

又統和十二年（994年）七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

「定製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註：《遼史》卷六一《刑法志》，中華書局點校本，下同。）。遼聖宗統和元年，「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註：《遼史》卷一○《聖宗紀》。）。遼代的南京，即唐、五代時的幽州，因此，南京律文就是唐、五代時期的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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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的刑法制度，有如下特點： 其一，遼代刑法的番漢分治。這是適應遼境內不同經濟區域、不同民族的實際狀況，採取「因俗而治」，「因族而治」的方針，在契丹民族中實行番法，在漢人、渤海人中實行漢法，遼代的司法機構也為番漢分治。 其二，遼代刑法，優遇統治的主體民族契丹族，充分體現了法律作為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工具的作用，對維護契丹貴族的利益、鞏固其統治地位，起到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的作用。 其三，遼代刑法嚴酷，刑罰名目繁多，保有契丹民族的習慣法，用法尚嚴。 其四，隨著社會的發展，遼代番漢二律逐漸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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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論遼代幽雲十六州的漢人問題》
http://bbs.xhistory.net/read.php?tid=16692

參考文章：《遼代刑法制度考述》
http://www.cctvt.com/cgi-bin/index.dll?page5?webid=jianwangzhan&userid=174606&columnno=5&articleid=1526

❽ 宋代的四配包括四面流配合什麼刑法

宋代律敕兼行、互為補充 ,「配」是由宋代敕文規定適用的刑罰方法。
對於配的刑罰內容 ,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 :配即刺配 ,是決杖、刺面、流配三者並用的一種混合刑。這實際是一種誤解 ,決杖並不是配的內容 ,配有刺面、不刺面之分 ,配也非流配。配即配軍 ,是強制犯罪者隸屬於軍籍 ,充當役卒的一種刑罰方法。

❾ 古代的酷刑，數遼國的最恐怖，遼國的刑罰有多殘忍

遼國的刑罰美感與殘忍兼具，看客們看的高興，事後回想起來卻又非常惡心。刑罰之首，莫過於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刑罰最初始於五代十國，直到遼國的時候才被承認，成為官方用刑標准之一，此後一直高居於十大刑罰之首，從未下來過。凌遲並不想電視劇里演的那樣鮮血淋漓的，相反的是，凌遲是很有專業性的，還需要用專門的道具專門的劊子手，還有一套很嚴苛的標准。

值得注意的是，劊子手必須一刀不少地割下犯人的肉，到最後犯人必須是在最後一刀死去的，割下來的肉要擺在案頭上，供百姓們數數，要是多一刀少一刀都不行，以前就有一個因為多割了一刀而被處死的劊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