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科層制

①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權威問題，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權威確定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目標和特徵。年初以來在在開創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動中，張文顯院長曾多次指出，「要密切關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為目標的司法改革的進程，堅持『公正與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題，以公正和效率贏得權威，以權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闡述了司法權威與法院工作的關系。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一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在某些語言環境當中兩者的含義基本相同。針對現階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樹立司法權威的目標主要是通過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來實現的。結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實際情況，我們所面臨的實現任務是如何在短時期內切實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從而為真正實現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夯實基礎、創造條件。
司法公信力這一概念具有兩個維度：「一是信用的維度，即司法機關獲得公眾信任的能力；另一個是信任的維度，即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主要是在「公眾信任程度」這一語義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詞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會公眾對司法主體、司法程序、司法運作過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認同，是司法在公眾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狀態」。是我們法院所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為此我們需要面對客觀現實，透視司法現狀與公眾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從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體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現實狀況
事實上無論我們從哪一個載體中獲得關於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種評價主體同法院打交道的經歷，從當事人而言他們是程序和實體的親歷者，從相關利益方而言他們是公平與否的感知者，從社會輿論方的角度他們是公信力評判的參與者，總之他們都是對於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觸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斷的。也就是說，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於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開的，我們需要從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來重新審視公信力問題。目前我們法院的整體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法官的職業形象受到質疑。以四川省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問題展開過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有三分之一的當事人受訪者對法官的職業形象評價一般，其中作出負面評價的接近兩成，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個別法官違法違紀對法官整體形象的影響最為惡劣。這個調查結果對於法院整體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應當看到，目前我們法官隊伍在整體結構上仍然是經驗型多於知識型，這同我們建立知識型與經驗型結合的法院隊伍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法官這一職業社會地位還不高，法官自身的職業榮耀感還不強。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質疑。由於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還存著認定事實不準、說理論證不清、責任劃分不明的現象，困擾法官多年的執行難問題仍然很尖銳，信訪問題一直不容忽視。另外，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如說情風、干預風也侵蝕著法官良知，直接導致了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突出表現在，各級法院中超審限案件仍然存在，嚴重影響法院的聲望；法官駕馭庭審能力不強，庭審功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發回重審案件過多，增加當事人訴累；「暗廂操作」依然存在，審判公開仍需進一步加強；法官與律師的交往還很普遍等，這些現象表明我們離程序公正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質不高是造成法官職業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實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關繫到法律的尊嚴，法官形象在很多場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體化。在西方有這樣一句法諺：「僅次於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動地表明了社會公眾對於法官這一職業的崇高期待。「打鐵先要自身硬」，現階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還是人的問題，因此解決法官素質問題始終成為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制度因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客觀原因。在各種現實制度當中，司法行政化傾向對於司法公信力的影響最大。這種行政化傾向既有來自法院外部的，如對於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對於法院人、財、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職業的行政化傾向等，還有來自於法院內部的，如法官職能的行政化、幹部管理的行政科層制、以及各種內部行政審批制度等。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都認識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從某種角度上看司法權的本質是一種由法官代表國家行使的判斷權，而缺乏體制獨立保障的判斷權是很難最終獲得公眾信服的。
（三）公眾認知不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社會主觀原因。漫長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主要是一種以人治思想為基礎的法律文化，無論是「德主刑輔」，還是「禮法並用」，其中蘊含更多的是一種道德優位的法律觀。現實生活中，當人們出現糾紛後訴訟往往是其最後採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進入訴訟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關系、找熟人，而一旦敗訴有的人便會四處告狀、長年上訪，有的則寄希望於找到「大官」為自己鳴不平，這種「清天情結」的背後隱藏著濃厚的官本位思維定式。目前公眾對於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大眾媒體，很多人對於近幾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項工作的進展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憑借一些個案的報道或是傳聞便產生了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這一點對於我們省法院而言更為突出。
（一）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礎。從長遠角度看，培養和造就一支高素質法官隊伍是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也是司法回應民眾信任和期待從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內容。首先，通過嚴格的法官選任制度，讓優秀的法律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目前許多基層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著法官老齡化、年齡斷層等現象，人才外流則是各個法院都要面對的問題。只有把法官隊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質的團隊，法官職業的榮耀感才有可能隨之產生。其次，通過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實現法官隊伍的健康有序發展。通過建立和完善各種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幹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僅要讓優秀的法官能夠脫穎而出，而且要激發法官團隊的整體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為重點，樹立公正廉潔的良好公眾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僅是法院的工作目標，更是每個法官的職責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書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更是在強調由法官經驗積累而成的一個個判例對於整個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對當事人而言，「張法官」、「李法官」都代表著全體法官、代表著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們每位法官都應樹立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團隊意識，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實到日常工作當中。從這一點上看，法官的隊伍建設不僅應是自上而下的，也應當是自下而上的。我們目前正在開展的「創建學習型法院、培養研究型法官」活動，為每位法官實現「內增實力，外樹形象」的目標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關鍵。目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來實現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這樣幾項制度建設直接關繫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設。第一，強化審判公開。在支撐司法權公正高效運行的各項制度中公開審判無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伸張。」事實上公開審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為推進法治進程的強大動力。我們在諸如提高開庭率、證據認證公開、審委會參與公開審理、案件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等許多方面還可以進行許多大膽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從權力運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權在其運行的過程中以其主體、制度、組織、結構、功能、程序、公正結果承載的獲得公眾信任的資格和能力。」從這一點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決於我們是否為公眾提供了優質高效的司法產品。評價審判質量效率的標准有很多，但有兩個標準是核心的：一個是結果公正標准，另一個是程序合法標准。為此我們應始終把公平正義作為法院工作的生命線，全面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學的審判管理機制。目前將法院的管理細分為審判管理與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為共識，強化審判管理已成為各級法院提高審判質量的有力手段。藉助於審判質量與效率評估體系的管理功能，使我們能夠建立起法院內部的案件流程管理體系、上下級法院間質量評查體系，通過科學的管理促進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動力。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目前我們民主法制建設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司法活動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過程，公眾主要是通過司法制度的整體設計和具體運作來感知和認識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夠起到提升司法權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審判獨立制度，探索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官思維規律的審判運行體制，既有利於充分發揮合議庭、庭長、主管院長、審委會的各項職能，調動全體法官工作和學習的積極性，又能實現權力行使與監督制約的統一，建立責權明晰的審判責任制度也能夠成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層動力。其次，通過增強司法權威的相關改革，例如適當擴大法院對於行政行為審查的范圍、建立嚴格和庄嚴的法庭儀式、加強對法庭秩序的維護等，達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觀效果。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對概念。司法權威又稱為司法尊嚴，一般被理解為「司法機關應當享有的權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夠有效運行，並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基礎和前提」。與司法公信力所強調的公眾信任和信用這兩個實然意義的維度不同，司法權威往往更強調司法機關在國家機構運行體制中的地位，它與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區別是其所具有的應然意義的維度，我們更多是把司法權威作為一種目標指示性詞語來使用的。應當說，沒有司法公信力的實現就沒有司法權威的實現，司法公信力建設是實現司法權威的主要途徑，司法公信力的強弱是司法權威是否實現的主要參數。
（四）通過優化司法環境來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設。從表面上看，個別司法不公現象無疑是我們法院面臨的司法公信力建設中的最大障礙。而從法院外部的司法環境來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理順法院與黨委、人大、政府等的關系。無論從黨的先進性還是代議制的角度，黨委和人大的意見都屬於廣義的公眾信任的范疇，他們有權代表人民群眾對於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評價，因此「黨管司法」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要盡量爭取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對於法院工作獨立性、專業性的理解，以贏得他們對於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尊重，共同維護法律的權威。其次，規范法院與新聞媒體的關系。在西方國家中，媒體一般被認為是繼國家、政府、法院之後的第四種權力。我們要在堅持客觀真實和維護法律權威的媒體監督原則的同時，暢通各種新聞監督渠道，防止不當報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動。我們還要充分利用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加強法制宣傳工作，把媒體作為外樹形象的窗口。再次，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氛圍。從增強公眾對司法的認知入手，使他們能夠了解訴訟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風險、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從而降低社會糾紛解決的成本，減少影響社會和諧的對抗性因素，最終讓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信任司法，自覺維護司法權威，為司法公信力建設夯實群眾基礎。
總之，我們應始牢記我們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們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為了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也是為了實現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論從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還是從樹立全社會對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角度，我們法院、法官與社會公眾的法治理想和目標都是一致的。從權力到權威、從信任到信仰，為此我們都任重而道遠。（作者單位：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第1頁共1頁

② 唐代中央機構組成及各自的職責

唐朝沿用隋朝官職制訂三省六部制，主要機構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監、九寺。三省分別為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六部制基本沿襲未改。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指尚書省下屬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轄四司，共為二十四司。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古代官署名。掌管機要、發布政令，共議國政，並負責審查詔令，簽署章奏，有封駁之權。

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課、升降、調動等事務。戶部，中國古代官署名，為掌管戶籍財經的機關。禮部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

兵部掌管選用武官及兵籍、軍械、軍令等。刑部主管全國刑罰政令及審核刑名的機構。工部為掌管營造工程事項的機關。

(2)司法科層制擴展閱讀：

三省分權，勢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為了三省之間協調行動，三省首長定期在門下省的政事堂議事。自武德年間開始，中書、門下集議於政事堂，政事堂設於門下省。

唐高宗永淳年間，「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由此，確立了中書省的中心地位。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印也改為中書門下印，且於其後分列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從此，中書門下正式成為宰相的辦事機構。

③ 官僚制的內容

官僚制是近代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組織規模不斷擴大的產物。德國社會學家M.韋伯較早闡釋和分析了官僚制。他認為，任何組織都是以某種權力為基礎的，合理—合法的權力是官僚制的基礎；它為管理活動、管理人員和領導者行使權力提供了正式的規則。官僚制既是一種組織結構，又是一種管理體制。現代社會組織的管理就意味著按照正式規則對組織活動進行控制。 一、以合理性作為科層論的學理預設「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中心概念。可以說，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展開的，是對它們的進一步引申與發揮。合理性是韋伯科層理論的重要學理預設。
韋伯認為任何一種合乎需要的統治都有著合理性基礎。既然科層制能夠穩定地運作，並且呈現出等級制的權力矩陣關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種合理性作為其實現前提的。他認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施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可稱為「統治」，此處的統治不包括純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統治看來更多地限於自願的服從。自願的服從又是以形成個人價值氛圍的「信仰體系」為基礎的，作為個人，他必得深刻認同信仰體系，才能取得行動的一致性、連續性而不致導致內心的緊張，並最終獲得自願的服從。韋伯把個人自願服從的體系視為合理性或合法性體系，從而他對一個體系的認識排除了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合理性並不表現在事實的好壞之分，而是存在於看它是否被人們在信仰上認可，或者說，個人對一種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種合法秩序的信念，這就是這個秩序的「正當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當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來自權威的命令都會得到個人的遵從，而不論這些命令是否來自統治者個人，或通過契約、協議產生的抽象法律條文、規章等命令形式。
這樣一個合法性來源或正當性信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主觀的正當性，包括情感的正當性（多表現為情緒的接近、親和）、價值合理性的正當性（相信一個秩序體現了個人的美學、倫理或其他價值）、宗教的正當性（來自於對救贖需要秩序這一看法的認可）；第二類是所謂客觀的正當性，包括習慣的正當性（對已經成為過程或重復出現的事實的默認，以及心理學意義上可表述為主要來自於外部壓力的從眾心理）、法律的正當性（對法律體系無論是出於內心的抑或外在的服從）。在這五種正當性信念的統領、號召或驅使之下，由內心向行動的發展方向又可判明為四種不同的行動類型：（1）情感類型行動（情感的正當性）；（2）價值合理性類型行動（包括價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當性）；（3）傳統類型行動（習慣的正當性）；（4）目的合理性類型行動（法律的正當性）。
對行動者行動類型的分析，成為韋伯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對社會體系的看法，包括對科層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發開來。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將可以看到，韋伯根據不同的行動類型，把科層製作了進一步的甄別，他盡管常常在對政治問題的評價中表現出實證主義的傾向，但還是對不同的科層製作了價值判斷，似乎這是有違他價值中立的分析態度的初衷的。在韋伯看來，科層制或許僅僅是指現代社會的科層制，對於其它社會而言，典型的科層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殘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從類型作為科層論的解析機理在韋伯那裡，命令—服從類型往往意味著就是統治類型，它又是與行動類型緊緊相扣的。他認為，不同的行動類型構成了不同統治類型的基礎，並發展出三種相互獨立的統治形式，它們是基於傳統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統治、依靠個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和藉助法律的正當性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它們分別被韋伯概括為傳統型統治、「卡里斯馬」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這三種統治形式又可被指稱為三種命令—服從類型。
在第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中，個人出於由來已久的忠誠而服從一個領袖。人們認為領袖擁有權力，是因為領袖本人及其祖輩從來就處於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因據有傳統所承認的統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從的權威。在這一類型中，家長制和世襲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從類型是三種形式中最不穩定和最易發生變化的。它的服從者對統治者懷有敬畏和完全忠誠的情感，相信領袖具有超凡的稟性、非常的氣質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認為他因為擁有啟迪和喻示的天賦而能夠給服從者指明行動的方向，甚至能夠創造奇跡。在法理型命令—服從類型中，由成文法律規定了統治者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統治者的服從不是基於血統論、世襲制或情感依戀，而是根據人們所認可的法律對現實等級製表示承認。服從不是對個人的個性化服從，而是主要體現於對由法律規定的某個職位的服從。從而，在此處命令—服從類型業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關系中，拒絕傳統抑或「祛除巫魅」成為既定的社會法則，政治結構體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韋伯顯然比較傾心於後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他認為，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命令—服從類型中可能都曾產生過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化或者說是科層化的行為，在傳統型和個人魅力型這些前現代的統治形式中，科層化曾經在一些個案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當然是有著結構應力的考慮的（它需要成立科層化的機構具體處理這些問題）；古代地中海和近東地區以及中國和印度的簿記的合理化形式也是類似的事實。即使從國家政治看，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已經通過發達而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組織自身，如新帝國時期的埃及、秦代以來的中國等等。但是，所有前現代的官僚主義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統治形式，因而它們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層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國，通過科舉取士的辦法實現了知識分子向官僚體制的流動，官員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體制的內部流動，然而對官員的評價卻主要基於倫理相對主義的標准，以及對皇帝的忠誠程度。在這里，諳熟儒家典籍並具有人文教養是最為重要的，官員幾乎完全避免了對自身職位與職權的技術化與科學支持，並極端缺乏行政管理專業知識。由於用倫理主義的相對標准衡量官員的行為，依據一般是模糊的，官員在體制中的地位取決於上司個人的態度，從而大大發展了人身依附關系。「這是中國這種行政機構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傾向世襲制的原因，反之又說明了這一行政機構的粗泛和技術上的落後。」
比較而言，韋伯贊賞的是各種現代官僚主義制度，這種官僚主義制度由於其明確的技術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現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認為，現代官僚主義體制是當代世界的特徵。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現代科層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關聯的幾個要素。第一，現代科層製表現為一整套持續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從關系。各級官員由於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對他們最主要的肯定評價是技術性要求），下級必須依靠其上級的首創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層體制是法律化的等級制度，任何官員的行動方向是由處在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的。 第二，上述從屬關系一般是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這里，權力矩陣並不反映在權力的個性特點方面，而是基於職務本身的組織構造。在科層體制內部，每一個個體單元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並且要求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
對權力義務體系的規定細致而明晰，使得每個個人都能夠照章辦事而不致越出權力義務體系范圍。在此種情況下，不允許科層個人隨意擴大其行動的閾值並表現出所謂的「能動性」。這就是說，個人在科層體制中已經被物化與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運轉良好的行政機器，它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在一些情況下過分的程序化可能導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三、以工具—目的論作為科層論的實證指歸為了進一步深入論述官僚主義體制的合理性，同時又注意避免對不同合理性的價值判斷，韋伯試圖從事物因果關繫上判明合理性的類別，從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實證主義的層面上貫徹他對體現不同合理性的科層體制的個人傾向。據此，他在邏輯上劃分出兩種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
所謂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統治關系中，行動方式傾向於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盡可能地被加以量化，從而使得行動本身以及對行動結束後目的實現程序的預測成為可以被計算的任務。這是一種純粹客觀的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則完全基於價值判斷的基礎，它對行動的目的和後果作出價值評價，這些評價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義，是否符合習慣，是否表現出某種社會美德或善行等。實質合理性只是關乎倫理主義或道德理想的一種合理性，它僅僅對行動實現價值判斷，極力強調行動的社會關注，忽視行動效率，這是一種主觀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則與之相反，它不僅把行動過程看成是可計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計算的。韋伯認為，目的其實就是意味著社會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說就是使它表現出最大程序的可計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為工具—目的主義，實質合理性則體現出倫理道德理想主義。韋伯指出，實質合理性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本質特徵，在現代社會，這種合理性已經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會氛圍。現代社會日趨繁復的生產與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動的效率提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社會管理必然愈益科層化。在經濟生活中，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則的支配，公司不得不連續地、精確地並盡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處理它的業務；在現代民族國家問題上，現代國家統治越來越依靠科層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軍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員日益脫離行政管理組織的物質手段，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國家行政人員徹底擺脫了過去曾經被先賦的任職條件，他們已經被廣泛地普遍地雇員化了；在公共生活領域中，報刊等社會輿論不僅在內部形成了分工明確運作有序的機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層化的國家相互信賴，並受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各類活動家或黨派官員的指導，同時，社會公共空間也日益官僚主義化；在政黨政治中，科層化的政黨想方設法從技術上強化其操縱人民大眾的漠不關心和「同意」能力，並精細地事先計算自己行動的過程與所能達到的結果。
在韋伯看來，現代生活的徹底科層化意味著工具—目的論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會心理。資本主義合理化過程在消滅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時，本身也傾向於變成一種目的。這種工具—目的論與現代社會的效率相呼應，它或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壓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都傾向於變得取決於紀律嚴明的等級制度、合理的專業化、個人本身及其活動的條理化工具化。科層主義的統治是當今世界的共同命運，這一過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 任職資格要通過考核和任命。組織成員資格應通過正式考核獲得，他們進入組織並占據一定職位的依據，是他們經由教育和訓練所獲得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除最高領導者外，所有的管理人員都是上級任命產生的，他們是專職的管理人員，領取固定的薪金。管理人員晉級有統一的標准，其薪金應與責任和工作能力相適應。
官僚制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根據組織目標合理地分解了組織權力，提供了組織內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組織管理中的不穩定因素，有助於提高組織活動的效率。但是，由於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組織成員的個性特徵，等級森嚴，任何行動都受到正式規則的嚴格束縛，使得組織成員的創造性、主動性受到壓抑，容易滋生墨守成規、繁文縟節的官僚主義，組織溝通容易出現障礙，從而導致組織效率的降低。

④ 都說吏治國家根本不算官僚制，這樣說有哪些證據

事實上，依據閻步克先生的考證，秦朝和漢初「御史」是「宦皇帝者」，屬於皇帝的私臣，根本「無秩」，就是說，並非國家編制內的「吏」，「宦皇帝者」在整個秦朝官僚系統的存在，具有非常大的彈性，可以是一文不值，也可以是權傾一地，因為在官僚組織中，他們什麼都不是，但在權力系統中，他們是皇權的代表，並隨著皇權干預意志的增加而不斷擴充權力。

三解在上文中已經談到了動態運行中的「秦制」並不符合馬克思·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當時並沒有解答原因，現在，終於可以揭曉答案了。

但是，到了秦昭襄王中後期，通過六國「客卿」奪回王權的秦昭襄王，發起了一系列擴張戰爭，舊的以「關中」為中心輻射的內史、邦尉組織，完全不足以為擴張至黃河中下游、漢水下游、長江中游的「大國」服務。

所以，內史、十二郡成為並列的「中」—「郡」權力空間結構的結果，「內史」除了管理「太倉」之外，又承擔起外郡屬縣「倉」的「總會計」；「中尉」除了管理本區域內的爵、官免除之外，還要承擔起外郡人事變動的「印把子」。

外郡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擔任警備任務的「軍分區」，簡配版的「內史」——郡守和簡配版的「中尉」——郡尉，構成了外郡屬縣之上的分權主官，只是對縣政的干預，非常有限。

約略同時，秦王的「私臣」，也是「文書秘書」——「侍御史」被揀選派出任「郡監」，其角色更近似於《商君書·境內》中代表秦王對出征軍隊戰績和軍法執行情況進行監察的「王御史」，所以，在成文於秦始皇統一前後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基本沒有存在感。

緊隨其後的相邦呂不韋時代，相邦由「王之私臣」逐步演化成為「國政的首腦」，原本在「集議制」中應該與其對立的「將軍」（即位在卿上的原「庶長」）也因為六國血液的加入而不再具備牽制效果，相權開始膨脹。

代錶王權的帝太後以近臣嫪毐封侯之尊，僅能與相邦呂不韋分庭抗禮，以至於爆發了有大批卿級官僚參與的反叛。

因此，取得王權的秦王政，大幅提升了「御史」的主官「御史大夫」的地位，最終越過「內史」，成為卿級官僚的魁首，最高級的有秩吏。

在秦王政和秦始皇時代經過調整的「文書國家」制度里，丞相和御史大夫成為並列的角色，兩者的地位差異演變成為分工的差別，即前者處理秦律規定的日常事務，也就是按照流程負責「蓋印」；而後者則負責皇帝下達制書的封印、簽發。

⑤ 需要兩個名詞解釋：1.科層制2.X理論和Y理論

科層制又稱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

科層制的主要特徵是：
① 內部分工，且每一成員的權力和責任都有明確規定。
② 職位分等，下級接受上級指揮。
③ 組織成員都具備各專業技術資格而被選中。
④ 管理人員是專職的公職人員，而不是該企業的所有者．
⑤ 組織內部有嚴格的規定、紀律、並毫無例外地普遍適用。
⑥組織內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員間關系只 是工作關系．

X理論：
X 理論認為人是不愛工作的，人性是被動的，人的本性反對改革、對組織漠不關心，人是需要有人管理的。一般人都好逸惡勞，盡可能逃避工作，因此對大多數人來 說，僅用獎賞的辦法不足以戰勝其厭惡工作的傾向，必須進行強制、監督、指揮，並利用懲罰以進行威脅。一般人都胸無大志，滿足於平平穩穩的完成工作，而不喜 歡具有壓迫感的創造性的工作。

Y理論：
Y理論認為管理者必須清楚員工個人的特性與環境特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人 並非天生好逸惡勞，若在適當激勵下，人能激勵自己而富有創造力，外界控制不是促使人努力的唯一方法。人在自我承諾與參與決策中，可以自我控制。讓員工對他 們的任務有責任感，工作豐富化，便能鼓勵人員承擔責任。 人並不是懶惰，他們對工作的喜歡和憎惡決定於工作對他來說是一種滿足還是一種懲罰；在正常情況下，人願意承擔責任；人熱衷於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創造性。在Y理論中，他認為若建立可核實的目標制度，就可確保分權及授權。

⑥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權威問題，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權威確定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目標和特徵。年初以來在在開創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動中，張文顯院長曾多次指出，「要密切關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為目標的司法改革的進程，堅持『公正與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題，以公正和效率贏得權威，以權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闡述了司法權威與法院工作的關系。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一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在某些語言環境當中兩者的含義基本相同。針對現階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樹立司法權威的目標主要是通過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來實現的。結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實際情況，我們所面臨的實現任務是如何在短時期內切實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從而為真正實現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夯實基礎、創造條件。 司法公信力這一概念具有兩個維度：「一是信用的維度，即司法機關獲得公眾信任的能力；另一個是信任的維度，即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主要是在「公眾信任程度」這一語義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詞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會公眾對司法主體、司法程序、司法運作過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認同，是司法在公眾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狀態」。是我們法院所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為此我們需要面對客觀現實，透視司法現狀與公眾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從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體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現實狀況 事實上無論我們從哪一個載體中獲得關於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種評價主體同法院打交道的經歷，從當事人而言他們是程序和實體的親歷者，從相關利益方而言他們是公平與否的感知者，從社會輿論方的角度他們是公信力評判的參與者，總之他們都是對於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觸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斷的。也就是說，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於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開的，我們需要從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來重新審視公信力問題。目前我們法院的整體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法官的職業形象受到質疑。以四川省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問題展開過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有三分之一的當事人受訪者對法官的職業形象評價一般，其中作出負面評價的接近兩成，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個別法官違法違紀對法官整體形象的影響最為惡劣。這個調查結果對於法院整體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應當看到，目前我們法官隊伍在整體結構上仍然是經驗型多於知識型，這同我們建立知識型與經驗型結合的法院隊伍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法官這一職業社會地位還不高，法官自身的職業榮耀感還不強。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質疑。由於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還存著認定事實不準、說理論證不清、責任劃分不明的現象，困擾法官多年的執行難問題仍然很尖銳，信訪問題一直不容忽視。另外，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如說情風、干預風也侵蝕著法官良知，直接導致了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突出表現在，各級法院中超審限案件仍然存在，嚴重影響法院的聲望；法官駕馭庭審能力不強，庭審功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發回重審案件過多，增加當事人訴累；「暗廂操作」依然存在，審判公開仍需進一步加強；法官與律師的交往還很普遍等，這些現象表明我們離程序公正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質不高是造成法官職業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實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關繫到法律的尊嚴，法官形象在很多場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體化。在西方有這樣一句法諺：「僅次於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動地表明了社會公眾對於法官這一職業的崇高期待。「打鐵先要自身硬」，現階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還是人的問題，因此解決法官素質問題始終成為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制度因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客觀原因。在各種現實制度當中，司法行政化傾向對於司法公信力的影響最大。這種行政化傾向既有來自法院外部的，如對於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對於法院人、財、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職業的行政化傾向等，還有來自於法院內部的，如法官職能的行政化、幹部管理的行政科層制、以及各種內部行政審批制度等。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都認識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從某種角度上看司法權的本質是一種由法官代表國家行使的判斷權，而缺乏體制獨立保障的判斷權是很難最終獲得公眾信服的。 （三）公眾認知不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社會主觀原因。漫長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主要是一種以人治思想為基礎的法律文化，無論是「德主刑輔」，還是「禮法並用」，其中蘊含更多的是一種道德優位的法律觀。現實生活中，當人們出現糾紛後訴訟往往是其最後採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進入訴訟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關系、找熟人，而一旦敗訴有的人便會四處告狀、長年上訪，有的則寄希望於找到「大官」為自己鳴不平，這種「清天情結」的背後隱藏著濃厚的官本位思維定式。目前公眾對於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大眾媒體，很多人對於近幾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項工作的進展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憑借一些個案的報道或是傳聞便產生了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這一點對於我們省法院而言更為突出。 （一）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礎。從長遠角度看，培養和造就一支高素質法官隊伍是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也是司法回應民眾信任和期待從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內容。首先，通過嚴格的法官選任制度，讓優秀的法律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目前許多基層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著法官老齡化、年齡斷層等現象，人才外流則是各個法院都要面對的問題。只有把法官隊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質的團隊，法官職業的榮耀感才有可能隨之產生。其次，通過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實現法官隊伍的健康有序發展。通過建立和完善各種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幹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僅要讓優秀的法官能夠脫穎而出，而且要激發法官團隊的整體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為重點，樹立公正廉潔的良好公眾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僅是法院的工作目標，更是每個法官的職責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書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更是在強調由法官經驗積累而成的一個個判例對於整個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對當事人而言，「張法官」、「李法官」都代表著全體法官、代表著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們每位法官都應樹立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團隊意識，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實到日常工作當中。從這一點上看，法官的隊伍建設不僅應是自上而下的，也應當是自下而上的。我們目前正在開展的「創建學習型法院、培養研究型法官」活動，為每位法官實現「內增實力，外樹形象」的目標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關鍵。目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來實現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這樣幾項制度建設直接關繫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設。第一，強化審判公開。在支撐司法權公正高效運行的各項制度中公開審判無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伸張。」事實上公開審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為推進法治進程的強大動力。我們在諸如提高開庭率、證據認證公開、審委會參與公開審理、案件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等許多方面還可以進行許多大膽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從權力運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權在其運行的過程中以其主體、制度、組織、結構、功能、程序、公正結果承載的獲得公眾信任的資格和能力。」從這一點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決於我們是否為公眾提供了優質高效的司法產品。評價審判質量效率的標准有很多，但有兩個標準是核心的：一個是結果公正標准，另一個是程序合法標准。為此我們應始終把公平正義作為法院工作的生命線，全面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學的審判管理機制。目前將法院的管理細分為審判管理與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為共識，強化審判管理已成為各級法院提高審判質量的有力手段。藉助於審判質量與效率評估體系的管理功能，使我們能夠建立起法院內部的案件流程管理體系、上下級法院間質量評查體系，通過科學的管理促進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動力。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目前我們民主法制建設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司法活動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過程，公眾主要是通過司法制度的整體設計和具體運作來感知和認識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夠起到提升司法權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審判獨立制度，探索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官思維規律的審判運行體制，既有利於充分發揮合議庭、庭長、主管院長、審委會的各項職能，調動全體法官工作和學習的積極性，又能實現權力行使與監督制約的統一，建立責權明晰的審判責任制度也能夠成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層動力。其次，通過增強司法權威的相關改革，例如適當擴大法院對於行政行為審查的范圍、建立嚴格和庄嚴的法庭儀式、加強對法庭秩序的維護等，達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觀效果。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對概念。司法權威又稱為司法尊嚴，一般被理解為「司法機關應當享有的權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夠有效運行，並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基礎和前提」。與司法公信力所強調的公眾信任和信用這兩個實然意義的維度不同，司法權威往往更強調司法機關在國家機構運行體制中的地位，它與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區別是其所具有的應然意義的維度，我們更多是把司法權威作為一種目標指示性詞語來使用的。應當說，沒有司法公信力的實現就沒有司法權威的實現，司法公信力建設是實現司法權威的主要途徑，司法公信力的強弱是司法權威是否實現的主要參數。 （四）通過優化司法環境來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設。從表面上看，個別司法不公現象無疑是我們法院面臨的司法公信力建設中的最大障礙。而從法院外部的司法環境來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理順法院與黨委、人大、政府等的關系。無論從黨的先進性還是代議制的角度，黨委和人大的意見都屬於廣義的公眾信任的范疇，他們有權代表人民群眾對於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評價，因此「黨管司法」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要盡量爭取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對於法院工作獨立性、專業性的理解，以贏得他們對於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尊重，共同維護法律的權威。其次，規范法院與新聞媒體的關系。在西方國家中，媒體一般被認為是繼國家、政府、法院之後的第四種權力。我們要在堅持客觀真實和維護法律權威的媒體監督原則的同時，暢通各種新聞監督渠道，防止不當報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動。我們還要充分利用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加強法制宣傳工作，把媒體作為外樹形象的窗口。再次，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氛圍。從增強公眾對司法的認知入手，使他們能夠了解訴訟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風險、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從而降低社會糾紛解決的成本，減少影響社會和諧的對抗性因素，最終讓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信任司法，自覺維護司法權威，為司法公信力建設夯實群眾基礎。 總之，我們應始牢記我們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們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為了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也是為了實現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論從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還是從樹立全社會對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角度，我們法院、法官與社會公眾的法治理想和目標都是一致的。（作者單位：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第1頁共1頁

⑦ 評價韋伯官僚制理論對我國有何借鑒意義

按照韋伯的說法，這種組織的司法是不規則的，組織運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製作為一種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體制，它迎合並極大地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官僚制滿足了工業大生產的生產模式和管理復雜化的需要。其在精確性、快捷性、可預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所無與倫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徵而得到科學理性時代的文化認同。而這些都是對傳統社會中的各種組織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親、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官員決策的任意性與不可預測性等弊端的糾正，是時代發展的產物。當然，官僚組織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對於這種缺陷，韋伯曾毫不客氣的指出，家長制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問題更大，人們在管理社會時當然可以選擇不同方式，要麼是官僚組織，要麼是外行治理，別無他途。時至今日，人們對官僚組織的批評已經非常普遍了，但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在現實中的管理運作，還是在書齋里的理論探索，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我們都無法跳出韋伯的組織模型窠臼。韋伯對組織理論的貢獻，有點像如來佛給孫悟空展示出的廣闊世界，管理學家們在上面跳躍馳騁，最終卻會發現自己依舊在韋伯所畫的圈子裡。跳出韋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過還有待時日。

⑧ 簡述韋伯的官僚制理論

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於20世紀初提出的理論，是指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統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徵的組織形態，也是現代社會實施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制度。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官僚制是指一種以分部—分層、集權—統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徵的組織形態，是現代社會實施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制度。韋伯認為組織的合法權威有三種來源：習俗慣例；個人魅力；法規理性。法理權威的最適宜的組織形式是官僚制。

在韋伯的官僚制理論中，「合法性」與「合理性」是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一切關於韋伯官僚理論的研究都需要從這兩個概念出發，才能把握其思想的真諦。「合法性」概念與「合理性」概念是緊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合理性」經常用於一種學理的解釋，傾向於技術化、科學化規范化。而「合法性」則經常用於政治學的解釋，傾向於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8)司法科層制擴展閱讀

在官僚組織中，由制度規定組織層級、部門劃分、職位設置、成員資格，能夠形成非人格化的層級節制體系和部門結構，組織成員是否勝任僅僅取決於他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他對組織領袖的個人忠誠和個人依賴。傳統雖然也有規章體系，但它的典章來自傳統習慣，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個人關系、喜好偏愛、社會特權的基礎之上。

所以，傳統組織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權威。按照韋伯的說法，這種組織的司法是不規則的，組織運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製作為一種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體制，它迎合並極大地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官僚制滿足了工業大生產的生產模式和管理復雜化的需要。其在精確性、快捷性、可預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所無與倫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徵而得到科學理性時代的文化認同。

當然，官僚組織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對於這種缺陷，韋伯曾毫不客氣的指出，家長制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問題更大，人們在管理社會時當然可以選擇不同方式，要麼是官僚組織，要麼是外行治理，別無他途。

⑨ 西方語境下的治理理論是什麼

西方影響的這個什麼東西啊，這個應該是比較一個零食，或者是一個當地人研究出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