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性司法理念
在刑事訴訟中，在恢復性司法理念的引領下，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必須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實有效地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但是，在倡導社會關系修復的同時，我們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則在刑事案件中的體現，以維護公共利益，發揚善良風俗，弘揚社會公德，從而保障社會肌體健康發展。
我國運用公序良俗原則處理民事糾紛由來已久，1986年《民法通則》將「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等詞語載入法條。2017年《民法總則》首次明確公序良俗原則。第八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1)恢復性司法理念擴展閱讀：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
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貳』 論述當事人刑事和解案件訴訟程序
刑事和解是指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通過調停人或其他組織使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溝通、共同協商，雙方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後，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或從輕減輕刑事責任的訴訟活動。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將於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刑訴法第5編第2章第277至279條對刑事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進行了專門規定，按照法律規定，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納入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對於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促使他們互相協商，解決民事賠償問題的訴訟活動。
『叄』 年輕法官需具備哪些司法職業素養
人民法官所需的職業素養
法官應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所謂法官的「悲天憫人」，是指對國家和社會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對基層人民群眾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關懷。時時刻刻對基層群眾抱有同情心，甚至換位思考，把自己處於當事人的位置，才能做到「司法為民」。
法官應具有高尚的人格，堅守職業道德。法官也是人，也有人的弱點，容易受到諸如收入、權力、美色、娛樂、閑暇等的誘惑。但是，法官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品格高尚的人。一個能夠拒絕物質誘惑、堅守道德原則的人，才能取信於人，也才能服務於司法。法官應堅持職業道德，做一個勤勉和謹慎的人。
法官應具有良好的文化及人文素養。良好的人文素養，能夠使法官做到尊重和理性。法官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熟知文學、哲學、歷史、經濟等知識，不僅僅給判決文書增加理性思考，也在審判時能夠具有足夠的廣博的知識，從更加寬廣的角度審視糾紛的解決途徑。
法官應具有良好的司法能力。司法能力主要是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庭審駕馭、裁判思維、裁判效率、文書製作等能力。這是一個法官的基本職業技能。在新類型案件越來越多的時代里，司法能力也應當與時俱進。在「調判結合、調解優先」的工作方針下，調解能力也是廣義上的司法能力，不過裁判與調解對法官的要求是不同的，在不分裁判法官和調解法官的情形下，一個優秀法官應同時具備良好的裁判能力和調解能力。
法官應具有良好的司法形象。司法形象是社會公眾對法院的最直觀的認識。司法形象是指法官對當事人的態度、言語、舉止等。法官的態度應當謙和、耐心，言語應當文明，不一味追求法言法語，舉止應當大方得體。司法形象是內心修養的外在體現，是對當事人的尊重和對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現。美國司法界將司法裁判中的法官的好脾氣稱之為「司法涵養」，這一術語反映了好脾氣在良好的司法裁判中的重要性。審判可能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個人的氣質、情感、經驗等等將會影響審判，因此良好的司法形象不僅僅構建良好的法院公眾形象，也是公平正義的前提性要求。
法官應具有豐富的社會閱歷。「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亦文章」。豐富的社會閱歷，不僅僅有助於與人處事，更有助於案件的裁判。社會閱歷有助於法官找到解決糾紛的最佳辦法，也能夠形成敏銳的洞察力。對案件的洞察力，可以更加有助於發現案件背後的因素和糾紛形成的根本原因。
法官應具有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和勇敢精神，應當是一個孤獨的理想者。法官職位並非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而是堅守公平正義的理想。在紛擾與躁動的社會中，堅守公平正義的理想，註定是孤獨的。一個法官應當具有堅守公平正義的勇氣。法官不畏懼外在的暴力威脅，同時一個具備勇氣的法官，將會嚴格依法辦案，而不會為了迎合輿論而犧牲法律的公平正義。因此，法官的勇氣首先是對待暴力威脅的勇氣，其次是堅持法律信仰的勇氣。
職業素養是指一個人從事某種職業所應具備的素質和修養，是一個人在品德、知識、技能等方面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學習、實踐綜合作用的結果。法官的職業素養不僅包括他的司法理念、司法形象和司法能力，也包括他的職業操守和敬業精神。
司法形象是指法官的儀表、態度、言行等。這是社會公眾對法院最直觀的認識。在辦案過程中，他總是保持文明、謙和、耐心的態度，給當事人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司法能力主要是指裁判能力，包括法律學養、裁判思維、庭審駕馭、文書製作、審判效率等，在「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下，也包括調解能力。
法官的工作針對的對象是「人」，使用的手段是「法」，在工作中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十個字：「正人先正己，修業必修身。」他很注重個人修養，堅持堂堂正正做人，淡泊名利，清正廉潔,在內心深處有自己的人格追求。他很愛惜羽毛，堅持無愧於當事人、無愧於親人和朋友、無愧於身上穿著的法服和胸口佩戴的法徽。
『肆』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麼
中國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個：
（一） 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 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 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 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 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 實際上就是私權神聖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 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 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 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 嚴格實行任意主義， 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 其次， 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 確認私力救濟制度， 完善公力救濟制度， 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 再次， 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 最後， 確認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疇內， 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 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 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 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 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 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 也能抵禦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 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 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 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 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 自由； 在調整契約（合同） 關系方面， 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 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於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 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 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 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基於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應確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 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 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 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 年） 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 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 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 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 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 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 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 對一般的人來說， 都難以准確理解。眾所周知， 英美法是專家法， 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 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裡， 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 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 文本法並不等於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於此， 民法典應當採取區別作法， 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 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 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並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 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 更要著眼於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法域」統一， 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這是當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問題。從中國的歷史傳統、思維偏好、世界法律的發展趨勢看， 我國民法典應當以民商合一為一基本理念。堅持民商合一， 並非輕視或者否認實質意義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於法的自身的規律性和邏輯性的考慮， 反映的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滅、民法與商法的融合。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 ①將公示主義、外觀主義、交易安全、交易迅捷、嚴格責任主義確定為基本規則； ②確認非法人組織的獨立民事主體地位， 專章規定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非法人組織的主體法規則， 甚至可以賦予合夥企業以法人資格； ③不區分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民事代理與商事代理、民事權利與商事權利、民事時效與商事時效， 不設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確國際商事慣例在民法淵源體系中的地位， 適當吸取國際商事慣例的可行規則， 將之直接規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則， 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海商法、破產法、企業登記法、會計法等仍作為民事單行法存在。
『伍』 社區矯正的雙重價值
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全新的刑罰執行方式，蘊涵著刑罰的懲罰性和恢復性雙重價值。
首先，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是一種刑事制裁措施，而刑罰的制裁性決定了社區矯正措施的懲罰性。社區矯正作為刑罰執行活動，自然要嚴格落實具體的懲罰性措施，以實現刑罰的懲罰性。社區矯正對象作為罪犯，應當就其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承擔懲罰性後果，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懲罰社區矯正對象也是國家實現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公正的客觀要求。現代刑事法出於保護社會和改造罪犯的雙重目的，即使是在懲罰罪犯的過程中，也必須同時將如何促使罪犯重新回歸社會列為目標之一。
社區矯正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一種方式，一方面使服刑人員得到有效監管，使人們改變對服刑人員的「標簽」式看法，讓社會變得更加公正、和諧：另一方面，社區矯正通過弱化監獄的封閉性、放寬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與社會的聯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與相關社會知識、塑造罪犯符合社會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終促成罪犯回歸社會，擺脫犯罪「標簽」的影響，使他(她)能夠更快、更好地融入社會，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可見，社區矯正不僅體現了對人的尊嚴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滿足了罪犯再社會化和實現自我發展的需求。
在社區矯正蘊涵的懲罰性和恢復性二元功能中，如果選擇不當，就可能導致刑罰和社區矯正的失衡，進而損害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因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如何發揮社區矯正的二元性價值，以及如何平衡二元性價值之間的沖突，是社區矯正發展與完善的重要環節。刑罰理念及其制度、刑罰執行方式的變革與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個平衡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社區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過程。在這個平衡的過程中，司法的價值也在不斷地自我平衡著,法律價值的選擇也隨之調整，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從宏觀上看，社會的秩序、正義、安全的建構，是靠「嚴厲的懲罰」還是「輕緩的矯正」，這是從各國、各地區社會法制狀況、監獄運行機制、人權保障力度等多方面來考察的，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適合「本土化」的發展實際。隨著世界社會生活交流的日益加強，刑事執法的理念也逐漸由低級走向高級，由野蠻走向文明，人權保障思想是法治社會、法治世界最高的目的：從微觀上看，社區矯正的懲罰性和刑罰的社會化孰輕孰重，也在考驗著社會的人道主義和法治建設。雖然社區矯正有一定的刑法懲罰性，但它畢竟和一般的刑罰不一樣，而是一種恢復性司法指導下的刑罰理念，注重的是罪犯的再社會化。因此，從社區矯正的法律價值和正義的取向來看，它是以懲罰為基礎，以矯正(恢復)為主的刑罰制度，應當以平衡上述利益沖突，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恢復公平正義，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作為基本價值目標。和諧意味著合理地界定利益關系，合理地分配利益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切實保障各個利益主體合理的利益，平衡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社區矯正要實現上述目標,就必須兼顧罪犯、被害人、社區、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滿足上述各個主體各自的利益需求。
『陸』 如何「」理解罪犯是可以改造的這一矯正教育的基礎性命題
恢復性矯正模式
1.基本涵義。恢復性矯正模式（restorative correction model）是指矯正系統運用恢復性司法的精神、原則、方法和程序對罪犯實施管理、處遇和教育的矯正模式。其中，恢復性司法是指與犯罪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各方（政府、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區等）共同參與犯罪處理活動的司法模式。與傳統的報應性司法不同，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是對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破壞而不僅僅只是對法律的觸犯，因此主張對犯罪最適當的反應就是去修復這一錯誤行為所帶來的各種破壞，包括鼓勵被害人與犯罪人以及社區之間的協商，重視恢復各方所遭受的損害與和諧的關系，重視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和解，把犯罪人的悔恨、懺悔和被害人的寬恕作為重要關注點，重視犯罪人對被害人的賠償、社區的積極參與以及著眼於社會長遠利益的考慮等。在恢復性司法看來，刑事司法的任務主要不是去單純懲罰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復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區因犯罪而造成的損失，以最終達到一種「無害的正義」。恢復性矯正便是上述恢復性司法的原則和方法在矯正實踐中的運用。具體來說，通過監獄的精心設計、組織和安排，在公正中立的調解人（如監獄、社團協會、慈善組織等）幫助下，罪犯、被害人及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或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採用協商、和解、道歉、賠償等方式，使各當事方因犯罪受到的傷害得到修復或改善，具體包括使罪犯能夠深刻認識其行為的原因和後果並切實承擔責任，修復羞恥心和自尊心並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區成員的諒解，使被害人獲得補償、增強安全感和得到滿意結果，使受到犯罪損害的被害人、罪犯和社區三者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得到修復、癒合和改善，使罪犯重新融入社會並防止其重新犯罪，等等。從中可見，通過恢復性矯正，監獄能夠較好地實現了由報復、報應、懲罰的目的向恢復、挽救、改善的目的轉變。
2.興起及原因。恢復性矯正最早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比利時、英國、美國等國出現。導致恢復性矯正出現的原因除了受到恢復性司法蓬勃發展的巨大影響外，還有兩個直接因素。一是監獄監禁罪犯的傳統做法的弊端日益凸現，一方面傳統的監禁經驗不僅對罪犯的矯正和恢復幫助不大，反而會使他們受到更進一步的傷害，另一方面，對罪犯的監禁處罰也不能使被害人、鄰居和社區完全滿意，因為犯罪所帶來的對被害人、鄰居和社區的損害可能並沒有得到修復和癒合。二是監獄中的某些情形（比如部分罪犯希望賠償受害人或向受害人當面賠罪等）確實需要在監獄中運用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和原則。
3.主要措施。恢復性矯正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思路和做法：①樹立恢復性矯正的理念與意識。在罪犯和監獄工作人員中大力宣傳和倡導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和精神，努力讓恢復性矯正的理念和精神深入人心，成為共識，逐步在監獄的日常運作、管理以及相應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中形成一個自覺應用恢復性司法原則和程序的精神氛圍。②修補與改善罪犯同被害人之間的關系。一般來說，罪犯同被害人之間的關系不僅會因犯罪而遭受破壞，而且還會因民事賠償未能兌現、罪犯受到嚴厲的監禁刑罰等加以惡化。罪犯與被害人之間這種對立、排斥和敵對的關系在罪犯服刑期間通常不會顯現出來，但一旦罪犯刑滿釋放後，雙方面對或接觸時就會表露出來，進而對罪犯的順利回歸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隱患。因此監獄在罪犯服刑期間就很有必要採取建立罪犯懺悔教育制度、罪犯－被害人和解制度、勞動賠償制度等措施來努力化解雙方既有的沖突和矛盾，修補和改善彼此之間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③修補與改善罪犯同家庭、社區之間的關系。罪犯同家庭、社區之間的關系常常會因犯罪受到損害，如罪犯與家庭成員之間因犯罪產生隔閡甚至被家庭拋棄，罪犯與社區的關系因犯罪趨於緊張、對抗，罪犯遭受到社區的排斥和敵對等。對此，監獄可以通過開展親情教育、社會幫教和感恩教育等，積極修補和改善罪犯同家庭、社區的關系。④構建監獄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就監獄而言，監獄關押的罪犯全部來自於大牆外的社會，將來還要回到社會中去，與社會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離不開社會的支持和配合，同時，修補和改善罪犯因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也是罪犯釋放後順利回歸社會、不再重新犯罪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幫助罪犯修補和改善社會關系也應當是監獄的一件「份內之事」。就社會而言，監獄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監獄服刑的罪犯最終還是要回到社會中來，而和諧社會的構建不可能將刑釋人員排除在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改造罪犯也是社會的職責。綜上可見，監獄和社會的關系應當是一種相互支持、協作配合、共同雙贏的密切關系，社會要為監獄執法和改造罪犯工作營造一個理解、支持、配合的環境，積極參與罪犯的教育矯正工作，而監獄則要在改造罪犯、改善罪犯與社會之間關系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努力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4.特徵與價值。與傳統的矯正模式相比，恢復性矯正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徵：①拓寬了監獄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價值。恢復性矯正那種致力於彌補因犯罪而損害的社會關系的理念和做法，顯然有助於罪犯獲得被害人的寬容和諒解，獲得家庭和社區的接納和支持，為罪犯順利融入社會創造必要的條件和基礎。可見，在恢復性矯正中，除了通過教育改造罪犯來間接為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作用外，還可以通過直接修復和改善罪犯各種因犯罪遭受破壞的社會關系來減少社會中的不和諧因素，培育社會親和力，促進和諧社會建設。②重視罪犯改造的主體性作用。在傳統的矯正模式下，監獄的矯正帶有強烈的報應性和明顯的強制性，罪犯往往是在非自願和非發自內心的狀態下來接受改造，改造的效果不甚理想。恢復性矯正承認並相信罪犯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能夠面對和妥善解決自己犯罪行為所引起的問題。恢復性矯正的一項任務就是去創造條件和提供機會，激發罪犯接受改造和參與和解的自主性，喚醒罪犯內心的責任感和義務感，鼓勵罪犯真心悔過自新和改惡從善，促使罪犯對自己的過錯負起責任並通過積極的負責任的行為重新融入社區。③強調罪犯心理的恢復和重整。恢復性矯正認為，犯罪行為給罪犯本人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破壞，包括失去工作、損失財產以及「犯罪人標簽」、「監獄化人格」、烙印化的恥辱等心理上的陰影、打擊和破壞，這些損失和破壞不僅會影響到罪犯的服刑生活，而且在罪犯刑滿釋放以後還會繼續延續下去，使得罪犯喪失基本的羞恥心、自信心和生活的勇氣，產生「破罐子破摔」，直至步入再次犯罪的道路。為此，恢復性矯正特別強調重塑羞恥心(reintegrative shaming)，通過積極採取組織罪犯參加公益勞動、慈善利他活動（向弱勢和貧困群體獻愛心）以及開展心理矯治、懺悔教育、感恩教育等一些系列活動，讓罪犯重新樹立自我價值感（感到自已並非一無用處）、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不斷恢復並增強罪犯的羞恥感、自尊心和社會責任感，在最大程度上緩解和消除監獄化的消極影響，促使罪犯以一種正常的、積極的心理狀態順利回歸社會。④倡導建立一種以溝通、調解、恢復的方式來解決矛盾糾紛的監獄文化氛圍。恢復性矯正認為，對於監獄發生的矛盾糾紛和沖突爭端，包括罪犯之間的吵架、打架、斗毆等，罪犯對監獄警察的對抗、敵對等，單純的責備、懲戒方式有時可能並不能達到最佳效果，因為當事各方因發生矛盾沖突而受到損害的社會關系並不會因為進行了責備、執行了懲戒而自動得到修復和癒合，有時可能會愈加惡化。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矛盾沖突，必須在監獄中培植一種以真誠溝通、相互諒解、重塑和諧為基礎的爭端處理方式的文化氛圍，讓罪犯學會以一種平和的方式來解決沖突和化解矛盾。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不僅對維護監獄良好的監管秩序和人際關系十分有利，而且還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不斷促使罪犯從心理和行為上做出積極有效的改變。
5.評價。國外近些年的探索經驗表明，開展恢復性矯正確實對於促進罪犯的矯正，修復各當事方因犯罪受到的傷害，改善受害人、罪犯和社區三者的關系，建立監獄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等具有非常積極、正面的作用。在我國監獄系統，盡管已經有了某些恢復性措施或做法，如邀請受害者到監獄講述犯罪者帶給他及社會的傷害，邀請罪犯家屬到監獄進行親情教育等，但有意識地、系統全面地將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和程序應用於矯正工作中還從未有過。因此，國外恢復性矯正模式很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特別是恢復性矯正那種努力使罪犯、受害者和社會因犯罪受到的傷害和破壞均得到修復或改善的追求，無疑對於實現矯正的根本目標、構建和諧社會有著巨大的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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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樹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司法公正包括：即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
樹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現實意義在於有助於維護版司法權威的社會影權響，增強法院裁判的有效性。
樹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現實意義在於打擊司法領域腐敗勢力和地方保護主義，重振並維護我國的司法權威，恢復人們對司法的信心。
樹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現實意義在於可以提高司法人員的司法素質，減少因司法人員個人素質問題而產生的不公正判決結果，可以有效指導司法人員在司法過程中的行為。
樹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現實意義在於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有利於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捌』 試述不起訴的種類、適用條件及其制約
不起訴的種類 適用條件及其制約有以下幾方面：
A、實施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B、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C、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D、依照刑法規屬於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已告訴又撤回告訴的；
E、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F、其他法律，法令規定的免於刑事處罰
不起訴是人民檢察院基於控訴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權力，目的是通過人民檢察院對偵查終結的案件進行審查，將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不移交法院審判。
從而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作為檢察機關，應該本著「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認真執行刑訴法第140條、第142條的規定，讓不起訴制度充分發揮作用。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
(一)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犯罪性質和罪名的認定是否正確;
(二)有無遺漏罪行和其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
(三)是否屬於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
(四)有無附帶民事訴訟;
(五)偵查活動是否合法。
(8)恢復性司法理念擴展閱讀
審查起訴的步驟和方法：
(一)審閱案件材料
(二)訊問犯罪嫌疑人
(三)聽取被害人意見，
(四)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託人的意見
(五)補充偵查。
提起公訴的案件移送：人民檢察院按照普通程序向人法院提起公訴，應當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訴書、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的復印件或者照片。(應自行補充)
不起訴的種類和條件：法定不起訴：又稱為絕對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或者自己偵查終結的案件進行審查後，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從而作出不將犯罪嫌疑人訴至人民法院審判的一種處理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起訴的三種情況之一。
存疑不起訴（證據不足不起訴）
適用條件：
①經過補充偵查；
②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
『玖』 誰知道有關「我國刑罰的人道主義改革」的資料
建議參考一下關於恢復性司法制度方面的論文。該制度是一種將輕微犯罪行為民事化處理的一種制度，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以下是劉仁文老師關於恢復性司法制度的論文摘要。
「恢復性司法」是近年來西方刑事政策領域推行的一項新制度，對長期以來多數國家奉行國家追訴主義有所突破，那麼，究竟這種制度存在的司法理念是什麼？有多大的現實合理性？其實踐效果如何？等等。為此，就恢復性司法的相關問題，本刊記者通過電子郵件采訪了正在英國牛津大學作客座研究員的劉仁文博士，以期對讀者有所裨益。
1．恢復性司法是一項怎樣的制度，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世界范圍內的適用狀況如何？
恢復性司法是一種通過恢復性程序實現恢復性結果的犯罪處理方法。所謂恢復性程序，是指通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並經過專業人士充當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調解，促進當事方的溝通與交流，並確定犯罪發生後的解決方案。所謂恢復性結果，是指通過道歉、賠償、社區服務、生活幫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精神損失得到補償，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響的生活恢復常態，同時亦使犯罪人通過積極的負責任的行為重新融入社區，並贏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區成員的諒解。
眾所周知，以國家起訴為標志的現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監禁刑為中心的現代刑罰結構帶來許多問題，如監獄人滿為患、費用昂貴、罪犯改造效果不理想、被害人被遺忘等。面對這些問題，許多國家的刑事司法人員和刑事司法學者開始探索和思考一種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復性司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世界上第一個恢復性司法案例發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陳納市。當時，該市的兩個年輕人實施了一系列破壞性的犯罪，他們打破窗戶、刺破輪胎、損壞教堂、商店和汽車，共侵犯了22個被害人的財產。在法庭上，他們承認了被指控的罪行，但後來卻沒有將法院判決的對被害人的賠償金交到法院。在當地緩刑機關和宗教組織的共同努力下，這兩名犯罪人與22名被害人分別進行了會見，通過會見，兩人從被害人的陳述中切實了解到自己的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和不便，並意識到賠償金不是對自己行為的罰金，而是給被害人的補償，於是6個月後，兩人交清了全部賠償金。這種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程序被視為恢復性司法的起源。受此案的鼓舞，從1974年到70年代末，在加拿大和美國共出現了10幾個類似項目。1989年，紐西蘭以立法的方式肯定了當地土著毛利人的明顯帶有恢復性特徵的犯罪處理方式，並要求司法機關對青少年犯罪只能在恢復性司法方式不能適當處理時才可以動用正規刑事司法程序。到20世紀90年代，恢復性司法已在西歐國家、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亞洲的新加坡，大洋州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數十個國家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和應用。據估計，截止20世紀90年代末，歐洲共出現了500多個恢復性司法計劃，北美的恢復性司法計劃也達300多個，世界范圍內的恢復性司法則達1000多個。在一些地方，恢復性司法已經進入刑事司法的主流，並被有的學者奉為「現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認識犯罪的新『鏡頭』」。與此相對應，「恢復性司法」也日益成為西方刑事法學界的一大「顯學」。筆者在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曾慕名拜訪一些刑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在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和興趣時，都要重點提到恢復性司法。
2．恢復性司法活動是如何操作的？從已經實施的情況來看，其效果如何？
在具體定義和操作上，各地的「恢復性司法」可能有所不同，如由誰來組織和促成和解，在哪個階段和解，其范圍是限於輕微案件還是可以包括嚴重案件。不過，各種「恢復性司法」都有一個共同意旨，那就是建立一個使犯罪人和受害人進入對話狀態的「模式」，這一「模式」通常通過四個步驟把犯罪人和受害人組織到一起：承認錯誤；分擔並理解有害的影響；在補償方面達成一致；就將來的行為構築理解。
以牛津大學所處的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做法為例：首先，促成受某一犯罪影響的相關方面的人參加圓桌形式的面談，由組織者介紹每一個參與者及其與該犯罪的關系和他們參加的原因（這里的組織者，以警方為主，有時也包括其他政府機構的代表和一些社會工作者以及非政府組織）。然後，開始詢問犯罪人在犯罪當時的想法和感受。接著，又向受害人和在場的受害人的支持者詢問類似的問題。最後，詢問犯罪者方面的人，如犯罪人的父母。之所以做這樣的順序安排，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能夠讓受害人在面談程序的一開始就聽到犯罪人承擔責任和悔罪，這樣就可減輕受害人的氣憤情緒；二是讓受害人在犯罪人及其親屬面前說出他們所受的傷害，就可以盡量避免由於後者可能想辦法降低事情的嚴重性而激怒受害人。結果，警方發現，實際上犯罪人、受害人以及他們各自的親人都比想像中的有更多的共同語言，犯罪人的親屬特別是其父母在犯罪發生之後感覺到的是無助、羞恥、痛苦和氣憤；同樣，犯罪人也傷害了他們自己，因為他們破壞了親情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在這種犯罪導致的傷害的多面性被展示之後，事情就變得清楚了：必須針對受害人和犯罪人之間、針對犯罪人和他們的社區以及整個社會之間的關系做多方面的恢復性工作，鼓勵犯罪人從中吸取教訓，明確什麼是導致他們犯罪的罪魁禍首。而國家也應該提供條件幫助犯罪人克服那些不良因素，促進社會融合。從受害人的角度看，「恢復」的結果有可能是一定的物質補償，有時甚至只需要對方一個真誠的道歉，重要的是，他們由此重建起了尊嚴和安全感。
目前，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恢復性司法」僅限於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並且警方組織的面談所達成的恢復性協議也不具有法律強制意義。但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等地，「恢復性司法」走得更遠，在那裡，警方也可就一些比較嚴重的案件組織犯罪人和受害人面談，一旦雙方達成協議，警方將監督協議的執行。 在北美的個別司法區，甚至最嚴重的刑事案件也可在法庭上使用受害方—犯罪方的調解和對話模式，當然此時並不是完全不對犯罪人判刑,而是視其溝通情況適當減輕處罰或變更處罰。
從恢復性司法實施的情況看，總的來說效果是比較好的，表現在：1、提升了被害人的滿意度。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國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幾乎處於被遺忘的境地，而恢復性司法對被害人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撫慰和補償，減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變為加害方的情形。例如，據美國的一項調查，79%的被害人對這種處理犯罪的模式表示很滿意，因為該種程序為他們提供了向犯罪人、社區傾訴自己受到的傷害並接受來自犯罪人的道歉和賠償以及來自社區的慰籍的機會；83%的被害人認為調解程序很公平，被害人普遍認為他們在調解過程中可以充分發表意見，並擁有最後發言權，而這些過去都是只有司法機關才能夠行使的權力，一些被害人認為他們在調解過程中受到的良好待遇使自己甚至感覺不再有作為被害人的委屈感；參加調解程序前，25%的被害人害怕犯罪人會再次傷害自己，而參加完調解程序後，只有10%的被害人恐懼再次被害，大部分被害人通過與犯罪人的會面與對話，轉變了將其視為凶神惡煞的看法；有過參加正規刑事審判體驗的被害人大都認為調解程序比審判程序對被害人更公正。2、提升了犯罪人的滿意度。許多參加面談的犯罪人覺得面談沒有讓人感覺自己是個壞蛋，而是感覺參與了一個下決心的會議，完成一個經自己同意的任務，為自己做過的事情後悔，從而誠心向受害人道歉和修補損失。有調查顯示，87%的犯罪人認為在恢復性司法中他們受到了更為人道的對待，89%的犯罪人認為自己沒有受到歧視和羞辱，還得到了關愛。3、犯罪人承擔責任的意識增強。通過調解而達成的賠償協議，或向被害人、社區提供服務，犯罪人一般都能較好地履行義務，其原因在於：一是通過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講述犯罪給他們帶來的傷害，能夠使犯罪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後果，從而使他認識到承擔賠償義務不是對自己的有意懲罰，而是彌補被害人因自己的行為所受到的物質精神損失；二是作為對正規刑事司法的補充程序，在恢復性司法程序中達不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後不履行協議的後果是將案件移交正式司法系統進行追訴和審判，這種結果當然不是犯罪人願意接受的。4、再犯率降低。美國的一份隨機抽樣調查表明，參加恢復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為18%，而通過正規刑事司法系統處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為27%。英國的一項對成年犯的調查也顯示，通過恢復性司法程序處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比正規司法系統處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要低10%。而在澳大利亞等地的一些調查中，恢復性司法對降低再犯率的作用更為明顯。
3．恢復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和主張是什麼？
首先，恢復性司法在犯罪觀上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傳統理論認為，犯罪是對國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在這樣的觀念指導下，被害人幾乎被排除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對犯罪的處理，被認為是國家的事情。但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是社區中的個人侵害社區中的個人的行為，因此，對犯罪的處理應該充分發揮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作用。再者，由於犯罪是在社區發生的，會對社區成員的安全感、對社區的安寧和成員間的關系造成不良影響，因而社區也應在犯罪的處理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其次，恢復性司法認為，正規的刑事司法系統以沉默權、排除規則等規定「鼓勵」犯罪人否認有罪指控，逃避刑事責任，有的案件本來被告人產生了悔罪情緒，願意承認有罪，但律師卻「從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出發」，極力阻止他這樣做，這種鼓勵犯罪人逃避罪責的制度扭曲了是非善惡的道德觀念，而恢復性司法則從通過犯罪人與被害人面對面的交流，使他們切實感受到自己行為給他人帶來的惡劣影響，並對自己的行為產生道德上的否定，從而下決心不再犯。
第三，以監禁刑為主的刑罰不僅被證明對降低犯罪率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完全無效甚至有負作用的話）， 而且也不符合文明社會發展的趨勢，還伴隨司法成本高昂等弊端，因此恢復性司法主張，在犯罪發生後，不能簡單地將犯罪人一判了之，而應促成犯罪人、被害人及其雙方家庭成員乃至社區成員共同探討犯罪原因，分清各自的過錯和責任，消除誤解，這樣才能 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創造一個更加緊密的社區關系。
第四，在恢復性司法學者看來，現行的刑事責任是一種抽象責任，犯罪人通過接受刑罰承擔了抽象責任，卻逃避了現實的、具體的責任，即面對被害人，了解自己行為的後果，向被害人道歉並提供賠償，懇求社區成員的原諒並提供社區服務。這種抽象責任不但對很多犯罪人來說是無必要的痛苦（如對偶然犯、非暴力犯），而且對被害人和社區成員而言，同樣無現實的意義，因為被害人與社區未能從犯罪人的責任中獲得權利，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真正原諒犯罪人，並接受他回歸到社區中來。
第五，在對犯罪原因的解釋上，恢復性司法不大注重形而上的意志自由和社會決定論的爭論，而是從「可以被經驗證實的」角度出發，著眼於社區生活和人際交往，並認為犯罪是犯罪人的消極生活態度和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沖動，意志力脆弱造成的。針對這種情況，恢復性司法主張建立專門提高犯罪人的情緒控制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幫助他們形成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的機構。
第六，現行的刑事司法模式是事後反應型模式，它只是在犯罪發生後才被動地介入，並通過對犯罪人的嚴厲懲罰來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這種模式往往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犯罪隱患視而不見，對輕微刑事案件不予重視，它不利於消除犯罪的淵藪。與此相對應，恢復性司法對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乃至尚未構成犯罪的一般性鄰里糾紛給予關注，盡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階段介入，通過化解人際關系、減少社區矛盾來預防犯罪。
第七，在恢復性司法程序中，除了將被害人和受害人置於中心位置，雙方的家庭成員、親友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響的人都被鼓勵參加到犯罪的處理過程中來。恢復性司法理論認為，參加到這一程序中的人越多，說明犯罪人和受害人的關心者和支持者越多，也就越能保障和解協議的達成與執行。在澳大利亞，有些企業主在參加了恢復性程序後，主動表示願意替犯罪人承擔對被害人的賠償責任，從而使被害人的損失得到迅速而充分的補償，而犯罪人也為社區成員對自己表示出的寬容和支持深受感動，他們都表示要多為社區做有益的事情。有的犯罪人雖然表面看來冷酷無情，但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母親在程序進行中失聲痛哭時，就為自己的行為深感懊悔。正如有的恢復性司法學者所指出的，一個做了錯事的人在陌生人面前可能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是，當他面對自己熟悉的人、聽到自己信任的人的勸告、看到自己的親人因自己的行為痛心疾首時，他便往往能夠真正感受到道德的力量，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從而激發起改惡從善的勇氣和決心。而傳統的刑事司法系統往往在一個人犯罪後立即將其與自己的親人隔離開來，同時也不為犯罪人提供與被害人會面的機會，這就使得犯罪人一方面得不到來自其家庭成員的道德教育和感情支持，另一方面也沒有機會了解自己行為給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造成的影響。
4．發展到目前階段的恢復性司法制度在哪些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隨著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主要表現在：
一、由誰來促成面談？目前不少地方的調解程序是由警方來出面組織的，這就在事實上增加了警察的權力和作用，但如何防止警察的權力不被濫用，成為許多人擔心的一個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一些警察正在使用恢復性司法這一時髦工具來擴大他們的懲罰許可權，而且如果他們得到一半的機會，他們就會濫用。」因此，有人建議應成立獨立的專門從事恢復性司法工作的機構、由受過專門培訓的人員來進行這項工作，也有人建議警方可繼續作為組織者之一參加，但應控制其任意權。
二、律師應否被納入恢復性司法程序？恢復性司法的倡導者不希望看到律師進入恢復性司法程序，至少是希望看到這個角色被嚴格地限制，他們擔心律師會妨礙犯罪人承擔責任，而且他們會壟斷這一過程，另一個擔心是他們認為職業律師並不總是代表當事方的利益。但不少人認為，律師應該被接納進大部分的恢復性過程中，因為這是防止出現不公平結果的有效途徑，當然，律師應該通過接受培訓來改變傳統的敵對思想，也就是說，他們需要用一種能推進恢復價值的行為方式來行事，而不是好鬥的方式。
三、如何保證正當程序的貫徹？恢復性司法強調非正式的、以協商和對話為基礎的程序對解決犯罪問題的重要性，這就使它的批評者擔心：恢復性司法缺乏對正當程序原則的關注，因而會不可避免給犯罪人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造成損害。例如，恢復性司法程序中沒有證明的概念，而是假定只要犯罪人承認自己是行為的實施者，接下來的問題就不是證明，而是如何確定犯罪人的刑事責任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若被告人缺乏經驗，而社區力量又相當強大，很可能導致被告人因恐懼而被迫承認自己是犯罪人。另外，也有的被告人可能因擔心在正式的刑事審判中被誤判而違心地認罪。
四、被害人的利益。恢復性司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改變被害人在正規刑事司法中的邊緣化地位，在恢復性司法中，不但犯罪人承擔責任的形式主要表現為補償被害人的損失，而且被害人還被賦予部分決定犯罪人責任形式的權利，有的國家在決定是否對犯罪人判處緩刑或進行假釋時也將被害人的意見作為重要參考。不過，很多被害人也擔心恢復性司法對社區主導刑事司法的強調會導致國家對犯罪手軟，而且在恢復性司法中，有的被害人往往會面臨必須原諒犯罪人否則就會被視為沒有愛心的壓力，而賦予被害人對犯罪人是否緩刑、假釋的權利，又會使被害人面臨來自犯罪人的威脅和收買的危險。
五、關於社區主導。恢復性司法強調在社區中癒合被害人、為犯罪人提供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增強社區能力，增進社區成員間的信任和團結，使對犯罪的處理成為每一個社區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這就要求每一個參與人，包括犯罪人、被害人、親友、其他社區成員都努力去實現這一目標，但現實中的社區有沒有這樣的組織能力呢？懷疑者認為，現代社會，高樓大廈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傳統社會中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被瓦解，像恢復性司法這種強烈依賴社區的計劃，如何確保其高質量地運行，尚須探索。
雖然恢復性司法存在上述問題，但應當看到，這些都是前進中的問題，從過去一二十年恢復性司法的發展歷程看，證明它是有強大的生命力的，相信這些問題會在前進中逐步得到解決。
5．您認為恢復性司法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在多大程度上我們應該引進這一制度？
從前面對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和主張的介紹可以看出，恢復性司法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應當看到，國家「偷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矛盾的問題在中國的刑事司法中也同樣存在。曾幾何時，我們屢屢聽到某個案件被私了，後被司法機關發現，於是，被害人及其家屬得到的私了錢被退還，重新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對此，我們禁不住要問：如果此種私了是出自雙方自願，為什麼不可以呢？國家為什麼要去拆散這樣的好事，而自作多情地去做於犯罪人、被害人和國家都不利的事情呢？寫到這里，我想起一個新近看到的案例：一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及其親屬曾積極誠懇地表示，如能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願意籌錢補償死者的年邁父母，對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但我們的司法機關還是「嚴格依法辦事」，將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樣的執法結局是：死者的年邁父母以後生活無著，犯罪人拋下妻兒命歸黃泉，而國家，本來可以趁熱打鐵地撫平犯罪方和被害方的緊張，卻以「公正」的名義扼殺了這種可能，而製造出又一個「殺人」的悲劇——僅從限制死刑而言，我也是贊成「恢復性司法」的思路的，也許，經過一定的「面談」和「調解」，犯罪分子並不是那麼的猙獰，受害方的憤怒也並不是那麼的不可緩和。
值得一提的是，當我饒有興趣地就恢復性司法與牛津大學的學者們進行討論時，他們不無驚訝地對我說：其實中國應當是最熟悉恢復性司法的了。是的，我們有重調解的傳統，至今在刑事訴訟法中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對自訴案件進行調解。但總的看，我們現在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為主要模式的，這種模式不僅帶來監獄壓力大、國家司法成本高的後果，而且嚴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所應具有的本體地位，許多被害人因此陷入生活極度困難或因害怕犯罪人出獄後報復而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因此，如果能由代表國家和社會的有關機構和人員出面，組織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對面的對話，並讓雙方的親人和受犯罪影響的社區成員參與其中，共同促成和解，被害人因此得到物質補償，重新贏得精神上的尊嚴，犯罪人也免去掉腦袋或牢獄之災，而通過誠心誠意地賠償或在一定監督形式下的社區勞動，這樣就可保持與其家人在一起，既防止其人格因長期與世隔絕而不能融入社會，也可使其家人特別是子女得到相應的照顧，而社區的安全感也因此得到加強，國家還可節省成本，何樂而不為呢？
至於如何引進這一制度，我有以下兩點初步設想：1、在犯罪類型上，我們可以將犯罪分為三大類，一類是針對具體被害人的犯罪，這佔大多數；一類是針對國家的犯罪，如政治犯罪、軍事犯罪等；還有一類就是所謂的無被害人的犯罪，如吸毒販毒、賣淫嫖娼、賭博等。恢復性司法應著重在第一類犯罪上運用。2、在犯罪程度上，由於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勞動教養類似於西方國家刑法中對違警罪和輕罪的處罰，因此首先可以考慮將這兩類行為轉化為調解模式；然後可以考慮對刑法典中的過失犯罪和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實行調解；最後，即使對嚴重的犯罪，也可以借鑒此種思路，在取得被害方的諒解後，判處較輕的刑罰。
總之，國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決不應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劇的製造者，如果能用調解解決，就不要用「暴力」解決；能息事寧人，就不要去挑開傷疤；能皆大歡喜，就不要幾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