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司法審判

①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不僅進一步重申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精神，還結合試點新規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配套措施，為各級法院提供了既高屋建瓴又言之有物的指導綱領和操作指南。具體而言，《意見》對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至少提供了四點啟發：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②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有哪些作用

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必須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內要求，完善司法機關容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

從制度上保證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完善訴訟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

改革司法機關的工作機制和人財物管理體制，逐步實現司法審判和檢察同司法行政事務相分離。加強對司法工作的監督，懲治司法領域中的腐敗。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司法隊伍。

③ 如何推進司法為民和公正司法公平公信

請參考：
二、推進司法公開工作的對策和建議
（一）提高認識，准確把握推進司法公開工作的目標要求
司法公開是我國憲法和三大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應當作為法院的中心工作來抓。要清醒認識現階段推進司法公開工作的重要意義，樹立正確的司法公開理念，從認識上徹底理解、認同司法公開。在此基礎上，應當准確把握推進司法公開工作的目標要求：要以實現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為目標，以滿足人民群眾對司法公開的新要求、新期待為動力，以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建設為重點，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以更高的標准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全面提升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水平，促進法院工作科學發展。
（二）重點推進，促進司法公開推進工作向縱深發展
第一，在司法公開內容的深度、廣度和均衡發展上下功夫。應推進審判流程公開，及時告知當事人案件受理情況、開庭信息、保全措施及其他重大程序性事項，嚴格執行公開宣判制度，建立健全聽證公開工作制度和案件信息同步查詢系統。應推進裁判文書公開，明確裁判文書公開范圍，強化裁判文書說理公開，擴展裁判文書公開渠道，推動裁判文書資料庫建設，推行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工作，完善公眾查閱裁判文書制度。應推進執行信息公開，及時公開案件強制執行措施、評估拍賣信息以及不履行法律義務的被執行人信息，不斷完善執行案件信息查詢系統。
第二，在司法公開形式與載體的豐富和創新上下功夫。應構建全方位、多元化、實時性的司法公開平台，向社會公眾和當事人全面公開法院工作和案件信息。應推進訴訟服務中心標准化建設，完善「一站式」服務功能，及時為當事人提供訴訟指導。應加強司法公開信息化建設，以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司法公開的拓展。應建立豐富完善的白皮書制度，全面細致地向社會展示法院各項工作成果，發現的問題及司法建議。

④ 如何理解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通過強化法庭審判環節，充分保障辯護權利和質證權利，加強控辯雙方對抗，從而樹立審判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核心價值表現在：

一是有利於貫徹刑事訴訟原則。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並不是要改變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而是要切實發揮審判程序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糾正公檢法三機關「配合有餘、制約不足」之偏，糾正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格局之偏，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或者違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起訴、審判程序，造成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

二是有利於統一司法審判標准。通過確立在訴訟全過程實行以司法審判標准為中心，明確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達到法定標准，不是由哪個人或哪個部門說了算，而是最終通過公開、公正的審判加以檢驗和確認。

三是有利於強化政法機關整體工作理念。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有助於政法機關牢固樹立人民主體、權利本位、公權法定、權責統一、監督制約、法律至上、公平正義等理念，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現司法公正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

⑤ 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廣泛實行什麼制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確保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⑥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2、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3、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4、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⑦ 司法審判的目的

對於司法審判的目的，分別在《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二條，《行政訴訟法》第一條進行了表述。
《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民事訴訟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行政訴訟法》
第一條 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⑧ 為了促進司法審判更公正,國家採取了什麼措施

論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全方位的調整和變革，大量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糾紛如潮水般不斷地湧向法院，司法在實現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增強。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司法審判方式及司法體制愈來愈顯示出其不適應性，難以滿足當事人及廣大社會公眾對司法之公正性、效率性的善良期待和要求。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各級法院即掀起了審判方式改革的熱潮。但從整體上來講，審判方式改革仍然停留在淺層次的操作層面之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和預期的成效。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國現行的司法權運作機制的行政化傾向卻不能不說是其主要原因。這里所謂的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也可稱之為法院的行政化傾向，是指我國的司法體制（主要指法院體制）及司法權的運作過程是按照與行政機關和行政權基本相同的模式予以構建和運作的，表現為上下級法院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院內部審判業務的行政化、法院與其他機關及其領導人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官職務的行政化等諸多方面。（註：關於法院的行政化問題，近年來已有學者作過有益的探討。參見：賀衛方《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的兩個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張衛平《論我國法院體制的非行政化》，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沈楊《司法行政化問題研究》，載梁保儉主編《人民法院改革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等。）只要這種行政化傾向不被徹底矯正，所謂的審判方式改革與司法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撓癢，不可避免地會遺留著致命病根。因此，深入探討司法權與行政權在性質、功能、運行特徵等方面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矯治司法權之行政化傾向的對策和途徑，是審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個必要前提，也是實現法院體制現代化所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鑒於此，本文擬對司法權與行政權的一些主要區別予以探析，以求克服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促進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 一、司法權所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處理的事項 在現代社會中，法院和行政機關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機構，它們在性質、功能、活動的原則和程序等方面都有著顯著的不同，法院的活動一般稱為司法，行政機關的活動一般稱為行政或者行政執法，它們所行使的國家權力則分別稱為司法權和行政權。在現代法治國家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的分立（或分工）與制約被認為是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們應當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註：值得注意的是，從各國的法治實踐來看，所謂三權分立（或分工）並不是絕對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種職能之間的界限是相對而言的。）司法活動與行政活動都是一種廣義的執法，都是對法律規范的執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政機關的職能與法院的職能是一樣的。（註：（奧）凱爾森著，沈宗靈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頁；龔祥瑞.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但它們執法的方式、過程和原則卻迥然不同，這一點從權力分立與制約的角度是無法得到合理的揭示的。那麼，法院之司法活動為什麼必須區別於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呢？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要處理的事項，與這一主要原因相聯系，司法權在價值追求、功能定位、運作原則和方式等方面也明顯有別於行政權。故此筆者首先就司法權與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之差異予以闡述，然後在後文中進一步分析二者的其他區別。 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是他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法院之司法權的行使和司法活動的進行，必須以雙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為前提（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是多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即一方當事人認為或主張另一方當事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要求其對該違法行為負責；而另一方當事人對此卻予以否認或部分否認，從而形成了糾紛並要求法院予以解決。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爭端，法院所要解決的事項都是他人之間的糾紛，法院本身並不陷入當事人之間的權益之爭，而只是作為旁觀的、中立的第三者來對案件作出裁判。不難發現，法院行使司法權來解決爭議時，一般具有三方主體和兩層法律關系，三方主體即指法院和雙方當事人，其中法院居於中立的裁判者地位；兩層法律關系則分別是指當事人之間訟爭的實體法律關系以及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法律關系。 與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不同，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則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政事務。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所處理的事項往往是行政機關直接根據行政法的規定對行政相對人實施某種行政管理，（註：本文中所謂的「行政管理」、「行政活動」等概念，指的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例如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加以行政處罰，採取行政強制措施，作出行政登記、行政許可、行政批准、行政徵收、行政發放等行政處理行為，等等。顯而易見，行政機關的管理行為並不以他人之間存在糾紛為前提，（註：由行政機關對某些民事糾紛加以處理的行政裁決行為應當是一個例外，但行政裁決只是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少數情況下適用。）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恰恰是爭端的一方當事人。由此不難看出，在行政活動中，一般只有兩方主體，即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而且一般也只有一個實體法律關系，即行政法律關系。並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作為雙方主體的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處於管理者的地位，後者則處於被管理者的地位；行政機關在進行管理時，作為政府利益的代表，往往還會帶有鮮明的傾向性。 由於所要解決事項的性質不同，法院與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其具體要求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要求法院必須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保持中立，而對於行政機關則一般沒有這一要求；為保持中立性，法院在處理案件時應當不受強迫和干擾，也即具有獨立性，而行政機關是代表政府在進行行政管理，因而應當受到上級政府的領導和指揮，而不必嚴格強調上下級之間的獨立性等等。 二、司法權與行政權之價值追求的差異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價值，從整體上來

⑨ 求解：判斷正誤：推進司法改革必須從制度上保證司法行政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錯誤，去行政二字

推進司法改革必須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司法機關至指法院和檢察院。司法行政機關指司法部，司法廳，司法局等。

⑩ 推進公平司法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十八屆四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黨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全會繪就了建設「法治中國」的路線圖，提出了依法治國「升級版」方案。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意味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首先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視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謂國家治理體系主要是指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以法治為基礎建構的，更加強調對公共權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約，把治理納入法治軌道，按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進行治理。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始終堅持「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邏輯和理念，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簡政放權，關鍵是要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克服將改革與法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念，樹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的依法改革觀念，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依法推進改革。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切實加強立法工作，確保改革事業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用立法及時鞏固改革的成果。提高立法質量是關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法治的基本含義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實現法治的基本前提。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而完善這一法律體系依然任重道遠。以市場經濟法治建設為例，完善與市場交易有關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謂勢在必行。新時期的立法工作將致力於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升級版，提高立法質量、實現科學立法將是打造升級版的關鍵所在。「科學立法」成為立法工作的首要標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質量、維護立法公正，是科學立法的題中應有之義。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民意，擴大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重要條件。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擴大公眾對立法的有序參與，除了擴大一般群眾對立法的參與，也要適當擴大專家學者、學術團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團對立法的參與，尤其是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立法工作，確保實現科學立法。不僅讓相對利益超脫的中立的第三方作為立法後評估主體，也要讓第三方提前介入作為立法起草主體、立法論證主體。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要勘定司法權力的邊界，規范權力的運行。期待司法改革試點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沿著法治的軌道遵循司法規律順利推進、依法推進。法律權威靠人民維護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建設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的一個基本要求。建設法治社會必須營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會氛圍。無論是各級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都應當養成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良好習慣，如此循環往復，整個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就會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