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轉向

① 法律體系轉向法制體系有何意義

近日發布的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總結了中國提出和形成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歷史過程，分析了形成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對於中國法治發展的重大意義。藍皮書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具有三大歷史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指出，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有法可依，是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一項長期任務，也是新時期立法工作的一個重要目標，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經驗和勝利成果，納入到憲法法律確認和保障的范圍，最大限度地規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要求，記載了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奮斗的主要歷程，指明了未來中國改革發展的奮斗目標和基本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以民主立法方式與時俱進地體現人民意志、維護人民利益，從而不斷確認和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合法性基礎，確認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的合法性、權威性，維護和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和尊重保障人權，極大地保障和推動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改革開放以來基本路線方針政策法律化的重大成果

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是對30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基本經驗的法律總結，是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取得成果的法律肯定，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法律確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法律化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意味著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方向不可改變，意味著中國走具有自己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不可逆轉，意味著中國人民奔小康求幸福的決心不可動搖，意味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必將實現。

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標志

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指出：實行法治，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和前提是要做到有法可依，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推動了有法可依的實現，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既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立法機關民主立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建設公平正義司法體制、全體公民學法守法用法取得明顯進步的充分肯定，是舉國上下弘揚法治精神、傳播法治文化、堅持和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也是對未來堅定不移地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供的一個良好平台，是堅定不移地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法治國家的新起點。

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指出：法治建設和立法工作應當實現幾個轉變

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僅僅是基本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未來還需要著力實現幾個轉變。

向加強憲法法律實施為中心轉變

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以後，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一項基本任務應當是實現依法辦事，法治建設的關鍵應當從以立法為中心向切實實施憲法法律為中心轉變，應當更加重視和加強憲法法律的實施，實現憲法法律實施與法律體系構建的全面協調發展。

向加強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識建設轉變

中國的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需要向縱深發展和推進，應當從以立法為中心加強法律制度規范建設，向以法治文化為重點加強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識建設轉變，努力使法治成為人們的價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實現法治文化與法律體系的全面協調發展。

從數量型立法向質量型立法轉變

立法工作應當從數量型立法向質量型立法轉變，不僅要考察立法數量的GDP，更要關注立法的質量和實效；不僅要有不計其數的紙面上的法律規范，更要有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現實中的法治功能。

向立法的統籌協調發展轉變

立法工作應當從以創製法律為主，向統籌創製法律與清理法律、編纂法典、解釋法律、修改法律、補充法律、廢止法律的協調發展轉變，使法律體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更新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使法律體系更加具有科學性、穩定性、權威性和生命力。立法工作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的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成為在「矛盾的焦點上」劃出的杠杠。

② 解釋學轉向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德里達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政治、宗教和倫理問題的著作，其中《馬克思的幽靈》（1993）、《友愛政治學》（1994）、《賜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動》（2001）尤其令人矚目。這位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哲學家，重新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焦點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構主義理論似乎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不少學者將這一變化稱為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向？德里達的「轉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達和晚期德里達之間是什麼關系？解構主義是否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簡要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後，我們將著重討論後面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解構主義一直面臨著雙重誤解，處境尷尬。在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德里達過於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風暴」前後，在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或者走上街頭，以行動與體制抗爭，或者在著作中將批判的火力對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時，德里達給人的形象卻是一位安坐書齋、專心拆解文本的學究，因而受到同輩的指責。後來，由於美國耶魯學派影響巨大，解構主義更日漸成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無關的、游戲式的文本批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將德里達視為一位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為敵的危險分子，認為他缺乏正面的社會關懷，只會通過文字游戲破壞歐美精神大廈的根基。因此從誕生之日起，解構主義就承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敵意，圍繞保羅·迪·曼的爭辯1和1992年的劍橋風波2都是這種敵意的集中體現。德里達曾在各種場合為自己辯護，努力澄清人們的誤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論的策略卻讓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棄解構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促使德里達拓寬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許是為了保持解構主義理論的生命力。美國耶魯學派的文學批評實踐在傳播解構主義的同時，也遮蔽了解構主義的真實面目。從哲學生涯的最開始，德里達就抱有宏大的關懷，文字和文本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當後殖民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紛紛從解構主義中汲取營養、自立門戶的時候，解構主義本身卻被當作過時的文本理論被人淡忘了。自新歷史主義流派興起以來，對孤立文本、孤立學科的研究日漸失去了影響力，將文本視為文本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場，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趨勢。德里達將解構批評的觸角伸至政治、宗教、倫理等領域，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得以具體地呈現。所以，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對於解構主義而言，是一件幸事，透過他對各種具體問題的闡釋，我們對於他早期的思想，也能獲得更明晰的理解。一、 德里達早期著作的政治學內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達以《書寫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與《論文字學》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雖然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語音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但他真正關注的還是困擾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問題：如何面對形而上學的遺產。在這一點上，他與尼采和海德格爾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德里達的猶太裔背景和邊緣身份3對其政治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猶太文化的因子賦予了他強烈的先知情結。J·D·卡普托在《德里達的祈禱與淚水：無宗教的宗教》一書中，細致地描繪了猶太教對德里達的深刻影響。德里達自己也說，雖然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種預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討會發言《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4已經讓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並非為解構而解構，某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情結始終縈繞在他的著作周圍。雙重的邊緣身份則讓他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強權、對異己因素的壓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學的觀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與政治不相乾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台詞。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主義的所有立場都是政治立場。

批駁絕對中心觀念是解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德里達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設定的超驗的、永恆的、實體化的中心，認為中心只是一種功能，中心的替換永遠不會停止。他意識到，絕對中心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符合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慾望，一種將世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慾望，一種對一切可能威脅到這種控制的因素的畏懼。因此中心的觀念與權力的慾望是密不可分的，暫時居於中心的力量往往會借用真理的名義，竭力使自己的優越位置永久化。回顧歷史，君權至上、教會統治、宗教迫害、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種種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觀念無一不是源於絕對中心的神學式崇拜。由於對中心的迷信沒有改變，由於一直缺乏對中心觀念的深刻反思，人類往往是在打破一個中心之後又馬上確立新的中心，中心雖在不斷替換，危機的根源卻沒有消除。早期德里達之所以將語音中心主義作為批判的重點，是因為他相信，語音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同構關系，西方哲學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獨白」，是一種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學」5。用廣義書寫的概念揭示語音中心論的虛妄，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意識，促進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長。

否定二元對立、主張二元互補是德里達的另外一條基本原則。二元對立思維是絕對中心觀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項，其中一項因為代表了「真理」，而居於中心和主導地位，另外一項則被視為不相容的對立面，被貶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謬誤，靈魂/肉體，自然/文化，文明/野蠻，語音/書寫，等等。當這種思維與種族意識、社會進化論結合起來時，危害尤其明顯。按照文明/野蠻、先進/落後的二元對立觀念對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文化進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進」的群體在對待他們所認為的「野蠻」、「落後」的群體時能夠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達以補替（supplement）概念為武器，巧妙地顛覆了西方哲學史上具有核心意義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然而，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回過頭來以原來處於弱勢的一方取代並壓倒強勢的一方，而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充滿對抗和壓迫的結構。從弱勢一方著手，只是一種歷史策略。在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達的二元關系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為政治實踐提供了依據。 尊重差異、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宗旨。德里達杜撰的術語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異（difference）的總體運動，也指代以差異的方式創造和推動宇宙的那種力量。在德里達看來，所有的差異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事物與內在的異質成分之間的差異，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這個非物之「物」）的變化之所以可能，就在於這種內在的差異。差異是事物活力和多樣性的來源，是變化和變革的動力。不能容納異質成分是走向僵死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差異的觀念與政治實踐關系密切。無論是國家內部對多元性的包容，還是全球范圍內對多元化的保護，都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達沒有展開這方面的論述，但他近十年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呼籲，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構主義的這條核心原則。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美國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只是借用了德里達的某些策略，在精神主旨方面其實有相當大的差距。政治關懷在早期的德里達著作中同樣占據著重要位置，但他避免正面理論的策略和迂迴繁復的文風使得人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忽視了解構主義的政治學內涵。二、 德里達晚期的主要政治學命題

十多年來，德里達發表了大量的專著、論文和訪談錄，對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各個領域的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涉及面之廣，令人驚嘆，與他早期專注於哲學和文學文本的做法大相徑庭。這些著作一方面堅守了解構主義反對絕對中心、反對二元對抗、推崇差異與多樣性的立場，一方面從政治學和倫理神學的具體需要出發，提出了彌賽亞精神（messianicity）、公正（justice）、寬恕（forgiveness）與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等綱領性的命題，全面展示了解構主義的政治觀。

彌賽亞精神與彌賽亞體系（messianism）是德里達提出的既有關聯、又有區別的一對概念。彌賽亞體系指建立在聖經的彌賽亞信仰和特殊啟示之上的具體的宗教體系（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它們都體現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憧憬，然而由於狹隘的「選民」意識和宗教信條的束縛，這些體系不足以成為未來人類社會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類的一種普遍心理結構：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心態、一種對公正社會的期待和信仰。這就是德里達所稱的彌賽亞精神，它構成了解構過時制度、解決歷史困局、設計未來社會的強大心理動力。對彌賽亞精神的肯定表明，德里達並非像解構主義的批評者那樣，全盤否定了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相反，解構主義並不缺乏正面建構的理想，只是在打破絕對中心概念之後，德里達已經不可能將任何關於未來社會的構想預先認定為真理。在他看來，真理如同地平線，永遠在遠方，永遠是他者，永遠不在場。這種矛盾一方面是悲劇性的，使得人類永遠無法獲得全面的幸福，但在另一方面，卻肯定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對「進步」和「理想」的有條件肯定，劃分了德里達與福柯等人的界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里達宣稱自己是個「保守主義者」。

與彌賽亞精神密切相關的一個命題是公正，因為彌賽亞精神就是對普遍的公正的一種期待。在德里達的著作里，公正是與法律相對照而言的。法律是以公正的名義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具體的計算體系，但法律永遠不等於公正本身（justice as such）。這是因為，公正作為一種理想，一種信仰，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而且法律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各種復雜的權力角逐、利益算計糾結在一起。在人們對公正的要求下，法律必須不斷修改。因此，公正對於法律而言，是一種既建構又解構的力量，而公正本身卻永遠不能被解構，因為它並非任何在場的、具體的東西。德里達的公正概念一方面提醒人們，不應將法律等同於公正本身，借公正的名義讓法律成為維護現存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抵制了放棄公正訴求，將法律技術化、實用化的政治行為。

寬恕是德里達晚期著作中頻繁出現的一個詞。它與西方的宗教、尤其是《新約》所影響的基督教傳統有很深的關系，二戰期間納粹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更突出了這個問題的倫理迫切性。德里達一方面從抽象思辨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神學和哲學中的寬恕傳統，另一方面結合納粹罪行與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探討了寬恕的現實意義。與公正的概念相類似，德里達將寬恕視為一種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絕對律令，他認為寬恕的前提就在於存在不可寬恕的罪過。「如果人們只准備去寬恕那些可以寬恕的事，即教會所謂『輕罪』，那麼，寬恕這一思想本身就消失了。」6 寬恕與法律不相干，與算計不相干。德里達對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政治和司法實踐尤其感興趣，認為他們既尊重法律、又超越法律，通過寬恕達到民族和解、避免延續仇恨的做法，對人類極具啟示意義。在今天這個宗教仇恨和民族仇恨肆虐的世界，德里達的寬恕思想無疑提供了積極的借鑒價值。

新國際是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提出的構想，它是德里達彌賽亞精神的集中體現。這里所說的「國際」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傳統意義上的「國際」，而是對新型國際組織的一種設想。德里達意識到，當今人類正面臨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機，這些危機必須仰賴國際組織的干預，然而現有的國際組織仍然操控在少數富裕國家手裡，因此無法公正地發揮作用。更重要的在於，國際法「所定義的使命、行動和語言仍然是紮根在西方的哲學觀念、西方的國家和主權觀念之中的」，因而必須解構。解構的目的不在於摧毀國際組織，而是希望在更公正的基礎上改進國際組織的效用，這就是新國際的宗旨所在。上述的重要命題是解構主義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進一步發展，豐富了解構主義的理論資源，然而從根本上說，它們並未背離早期解構主義所設定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內涵的具體呈現。結論：解構主義的理想與使命

雖然解構主義是對歐洲兩千年哲學傳統的反思，但它並非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潮。德里達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清楚地表明，解構主義有著宏大的人文關懷和明晰的現實指向，它在祛除形而上學因素的同時，繼承和發展了啟蒙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解構主義不再迷信絕對的真理、全能的理性和完美的烏托邦設計，但卻並未放棄公正的理想和對更美好社會的期待。

德里達反復強調，解構不是摧毀和瓦解，解構「是對不可能的肯定」（affirmation ofthe impossible）。所謂「對不可能的肯定」，從政治的角度說，就是對永遠不能實現的公正本身的追求，就是彌賽亞精神。在2001年的中國之行中，德里達明確概括了解構主義的使命：「解構所質疑的正是這種提前給出的既定理想，它強調的是在我們面臨的這些困境之中，在歷史復雜矛盾的無限進程中，既非提前也非滯後地創造出解決問題的辦法。」7解構主義的政治學意義在於，既充分認識到世界的復雜性和人的局限性，又堅持對公正的深刻信仰，將現實主義的冷靜與理想主義的熱情結合起來，努力使人類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③ 司法考試先看哪幾科 知乎

法考備考八大科目復習順序：

第一，刑法和民法，先學習刑法然後學習民法，因為刑法相對於民法結構比較完整容易建立知識體系也可以給自己增強學習的信心。

第二，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可以先民事訴訟法後刑事訴訟法，因為先民事訴訟法相比刑事訴訟法要簡單一些先易後難符合我們學習的規律。

第三，行政法和商經法，建議先學習行政法，然後學習商經法。

第四，理論法學和三國法，一定要先學理論法畢竟它的分值還是很大的，因為對於其他法學的不錯的朋友放棄三國法依舊能過客觀，但是放棄理論法就很難了。在考前突擊背誦強化記憶，容易得分，最好不要放棄這些學科。

④ 撒貝南從司法主持人轉向娛樂圈，對於他的未來有所幫助嗎

撒貝南從司法主持人轉向娛樂圈，對於他未來的幫助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讓很多人知道了他本身的潛力所以他就會有更多的資源能得到更好的發展了呀。撒貝南他在《明星大偵探》里的表現真的是可圈可點，讓人們認識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他，也是因為他在《明星大偵探》里的性格表現收獲了很多的粉絲，讓人們知道撒貝南不僅專業主持行玩梗也是一套一套的。

撒貝南也不是從司法主持轉入娛樂圈，他自己本人是哪裡需要就去哪裡，他始終還是屬於央視的人。撒貝南他在努力的讓大家認識他，讓人們認識到一個除去了專業性還有娛樂性的他，像他這樣的寶藏會有很多節目的導演喜歡的。

⑤ 行駛中右轉彎應該讓左轉彎還是左讓右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七項規定：在沒有方向指示信號燈的交叉路口，轉彎的機動車讓直行的車輛、行人先行。相對方向行駛的右轉彎機動車讓左轉彎車輛先行。

第一種就是，右道車直行，本道車直行或者轉彎的。這種情況要讓右道車先行。

第二種則是，右道車轉彎，本道車也轉彎時，本道車必須讓右道車先行。還是以剛才提到的路口為例。如果甲駕駛員在中山街上自南向北行駛到路口後准備轉彎時（不論左轉或右轉），發現右側城北路上駛來的車輛也是打算轉彎的（不論左轉或右轉），那麼駕駛員也必須減速避讓。

第三種情況就是，右道車轉彎，本道車直行時，右道車則是需要讓本道車先行了。陳利鋒強調，這種情況是行車至路口時唯一的一種右側來車讓本道先行的情況。

(5)司法轉向擴展閱讀：

常見誤解

誤解一：開車有個右側通行原則：

右轉彎對其它車輛的影響不大，轉彎半徑小，從時間上算，右轉彎肯定也比左轉彎快，理應右轉先行啊。

因為左轉彎車輛在路口行駛的時間長於右轉彎的車輛，它影響其他車輛和行人的時間、它自己受其他車輛影響的時間都長於右轉彎的車輛，所以，右轉彎的車輛應讓左轉彎的車輛先行。如果左轉彎車讓行的話，就會增加上述不利因素，不利於盡快清空路口車輛造成堵塞。

誤解二：任何情況都是右轉彎讓左轉彎：

在交叉路口，沒有交通信號燈控制，也沒有警察指揮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首先觀察是否有交通標志、標線控制，如果有，那就應該讓優先通行的一方先行，如果沒有，右轉彎的就應該讓左轉彎的先行。

⑥ 新交規法 直行讓左轉嗎

根據2017年10月7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左轉車輛讓直行車輛先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中規定：

第五十一條 機動車通過有交通信號燈控制的交叉路口，應當按照下列規定通行：

第七項 在沒有方向指示信號燈的交叉路口，轉彎的機動車讓直行的車輛、行人先行。相對方向行駛的右轉彎機動車讓左轉彎車輛先行。

第五十二條 機動車通過沒有交通信號燈控制也沒有交通警察指揮的交叉路口，除應當遵守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外，還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第三項 轉彎的機動車讓直行的車輛先行。

(6)司法轉向擴展閱讀

行車避讓規則：

1、變更車道（並線）車輛，應避讓原車道直行車；

2、通過路口時，轉彎車輛避讓直行車；

3、進出環島時，環島內的直行車輛，避讓出環島的車；

4、進出環島時，進入環島的車輛，避讓出環島和環島內的執行車；

5、進出主輔路時，輔路機動車避讓主路出輔路的車輛；

6、進出主輔路時，進入主路的機動車，避讓主路內行駛的車輛；

7、在兩輛車相對行駛的時候，如果道路一側有障礙物，那麼有障礙物一側的車輛，避讓無障礙物一側的車輛。

⑦ 沒有過司法考試的人在檢察院的前途在哪裡

兩手准備，一邊做好辦公室工作，協助檢察業務人員做好業務，努力向他人學習，畢竟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更加重要，崗位只是具體業務存在區分，待遇是一樣的。
另一方方面積極准備，爭取早日通過司法考試，轉向業務崗位，在司法機關，操作具體法律業務的專業人員更受尊重。其實司法考試並不難過，只要努力，早晚會順利通過的。
祝福你工作順利，心想事成！

⑧ 法律碩士（非法學）選方向

1.最熱門的民商法，經濟法與國際法中的國際經濟法。

無論是去行政機關(不要以為機關就是要行政法，別忘記了我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法律也要服務經濟建設這個大局」，「市場經濟歸根結底是法治經濟」)司法機關，還是企業，或者進律所，需求量都較大，也是法學碩士的熱門專業，考取難度大，畢業論文難度也大，尤其是民法。也是基於這個考慮，經濟相關專業的考生考取法律碩士之後就業面相對更廣;

2.其次是環境法學，刑法，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際法中的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

則主要是去司法機關(檢察院主要是刑事法律，而法院下設民庭、刑庭、行政庭和知識產權庭等)與行政機關(行政執法部門以及政府部門的法制辦)，但公務員的位置畢竟有限而且不完全公開公平，如果做律師，這一類的律師案件難度很大，執業環境不好，所以整體就業面也相對較窄。但是有不少法律碩士選擇了此類研究方向，因為論文寫作與答辯相對簡單，理論深度小。

3.最後是憲法，法理學與法律史。

就業量小，應用性弱，要找到好工作主要靠綜合實力和運氣，就業的主要去向就是高校教師或科研機構(這兩類機構法律碩士很難進入)，所以這類專業的很多人最後都讀法學博士繼續深造，法制史泰斗張晉藩教授的一名學生，最後就是考取公務員進入了中宣部理論局。法律碩士基於實踐型應用型的定位，一般很少選擇這一類課題作為畢業論文方向。

當然，法律碩士分方向培養(無論是研二實質意義上的分方向還是研三形式意義上的畢業論文定方向)的話，還會在9專業的基礎下繼續向細分方向劃分(如民商法專業下的金融法方向、合同法方向、公司法方向，經濟法下的財稅法方向等等)，再考慮到法律碩士本科第一專業的復合性，法律碩士的就業，整體來說：在同等條件下，會稍差於第一類，遠好於第二類與第三類。

⑨ 交通責任 轉彎讓直行的 判定標准

此外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第2項的規定，車輛指機動車和非機動車。以下討論中有來車、車輛字眼的，指的是機動車與非機動車。
一、同一道路，相對方向行駛，轉彎讓直行。(為什麼說是相對方向的，因為後面有法規和這個沖突。所以常說的轉彎讓直行只適用於同一道路的相對方向)
1、綠燈時，相對方向轉彎讓直行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38條第1項「綠燈亮時，准許車輛通行，但轉彎的車輛不得妨礙被放行的直行車輛、行人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51條第7項「機動車通過有交通信號燈控制的交叉路口：在沒有方向指示信號燈的交叉路口，轉彎的機動車讓直行的車輛、行人先行。」
2、無紅綠燈時，相對方向轉彎讓直行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52條第3項：「機動車通過沒有交通信號燈控制也沒有交通警察指揮的交叉路口：轉彎的機動車讓直行的車輛先行;」
二、信號燈控制的轉彎或直行一方有優先通行權。
1、紅燈右轉車輛應讓綠燈直行車輛通行，此時轉彎讓直行，其實是信號燈在控制，和在第一種情況中的轉彎讓直行無關。綠燈時右轉車輛只需要讓綠燈直行的非機動車。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38條第3款「紅燈亮時，右轉彎的車輛在不妨礙被放行的車輛、行人通行的情況下，可以通行。」
2、上一輪信號放行轉彎車優先通行，上輪信號燈黃燈亮時進入路口左轉或右轉的車，本輪信號燈綠燈直行車應當讓行。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38條第2項「黃燈亮時，已越過停止線的車輛可以繼續通行;」
三、有標志標線控制的直行車讓不受控制的轉彎、變更車道車先行。
1、受輔路標志控制的，讓有主路標志控制的轉彎、變更車道機動車。
2、有讓行標志的，直行要讓轉彎。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52條第1項：「有交通標志、標線控制的，讓優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四、同一道路，同方向，同車道：轉彎前車比直行後車有優先通行權。
1、無論前車轉彎、掉頭，都比直行後車更具有優先通行權。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條第1項「同車道行駛的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車：前車正在左轉彎、掉頭、超車的; 」
2、道路交通安全法，僅規定前車左轉、掉頭禁止超車，沒有規定前車右轉不能超車。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47條中，已經規定了超車必須在左側，所以理論上右轉彎不會和後方來車有沖突。發生事故，自然是違章右側超車的負責。
五、沒有交通信號和標線的路口，讓右方道路的來車先行。這個稍微復雜些
1、引出來的2種讓行情況
(1)通過路口左轉車，讓右方道路直行和左轉車。
(2)通過路口直行車，讓右方道路直行和轉彎車，包括左轉和右轉。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52條第2項「機動車通過沒有交通信號燈控制也沒有交通警察指揮的交叉路口，沒有交通標志、標線控制的，在進入路口前停車瞭望，讓右方道路的來車先行」
2、對於該項的詳細解釋
(1)交叉路口包括所有的路口，比如常見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不規則路口等。
(2)通過交叉路口車輛的運行狀態，包括直行和轉彎。
(3)右方道路的來車運動狀態，也包括直行和轉彎，因為無論直行和轉彎，都要通過交叉路口中心點附近，並且有方是否有車容易判斷，但是車輛是轉彎還是直行這個很難判斷。
(4)非機動車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69條第2項，也規定了在沒有信號燈、標志標線控制的路口，讓右方道路來車。(機動車與非機動車)
最後總結，讓行規定只有在大家都遵守的時候，才能顯示出對於交通安全暢通起到的作用以及其科學性，但是交通參與者的駕駛習慣和對法規的理解參差不齊，發生事故後處理事故交警的業務水平也都不同，還有事故的處理和賠償機制上仍然存在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