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以為手段
A. 民法的特徵有哪些
一、法學理論上的體系
(一)小民法
民法總則、物權法、債權(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親屬(婚姻、繼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識產權法(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還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體系
總則:民法通則
物權:物權法
債權: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親屬:婚姻法、繼承法
知產: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海商法、擔保法,等等。
B.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在民法和刑法中的體現是什麼詳細一點,答辯用!
一,民法。
新《民事訴訟法》:第七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釋義】本條是關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的規定。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以充分確鑿的事實作為判案的根據,用法律這個尺度來衡量,以法律作為定案的准繩,才能做到不枉不縱,公正無私,保證公正的審判。
本條的規定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1.以事實為根據,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切忌主觀片面性,依照法定程序認定案件的事實。以事實為根據,一是要審查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二是對於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主動調查收集;三是對於作為認定事實根據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雙方出示,經過當事人雙方質證、辯論,由人民法院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以法律為准繩,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基礎上,以法律為客觀尺度來分清是非,確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不能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也不能主觀臆斷,任意曲解法律為我所用。
總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相互聯系的。以事實為根據是公正審理民事案件的基礎,以法律為准繩是正確解決民事糾紛的依據,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准確查明案情,正確作出裁決,公正地解決民事糾紛,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二,刑事。
《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規定確立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同時該原則也被我國憲法確定為進行訴訟的原則。該原則體現了我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依法辦案的訴訟法制精神,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以事實為依據,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於刑事案件中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作決定時,必須以查證屬實的證據和依據這些證據所認定的案件事實為基礎,而不能以主觀臆斷或者推測想像等作為依據。以事實為依據的「事實」,具體指查證屬實的證據及根據這些證據認定的事實,包括實體法上的事實和程序法上的事實。實體法上的事實是指構成犯罪的事實以及證明犯罪惰節輕重的事實,如犯罪的時間、地點、目的、手段、過程和危害結果等。程序法上的事實,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處理程序問題的事實,如羈押期限、迴避、強制措施等適用的事實。
以法律為准繩,即要求司法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所作出的案件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方面的決定,必須以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為標准。也就是說,刑事實體問題,要堅持罪行法定原則;刑事訴訟問題,要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正確處理刑事案件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兩者互相聯系,缺一不可。事實是前提,是基礎和依據,法律是處理案件的標准尺度,離開了正確認定案件的事實,就缺乏定案的根據,更談不上適用法律;反之,離開了正確應用法律;也就談不上對正確認定的事實作出正確的處理。所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刑事訴訟的正確進行。
貫徹該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1)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刑事訴訟中,要求辦案人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2)有利於維護法律的權威,保護國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
(3)有助於保障刑事訴訟任務的實現。白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中處於核心地位,它的貫徹執行,將能夠帶動其他原則的實現,從而實現訴訟任務。
正確貫徹該原則,首先,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遵循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要求,客觀全面地收集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善於查明事實真相;其次,必須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只有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最後,司法人員應當不徇私、不枉法,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忠於事實,忠於法律。
其他參考資料:論刑事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http://www.docin.com/p-346589076.html
C. 民法通則 認為無效民事行為包括哪幾類
《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1款規定:下列民事行為無效: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
(二)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
(三)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
(四)
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五)
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六)
經濟合同違反國家指令性計劃的;
(七)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1]
但1999年公布的《合同法》[2]
對無效合同和可撤銷合同的規定,卻與民法通則的規定有很大不同,其第5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⑴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⑵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⑶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⑷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⑸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其第53條又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
⑴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
⑵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
D. 民法解釋方法包括哪幾種
.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也稱字面解釋、字義解釋、文理解釋,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釋,它是按照民法規范條文所用的文字、詞句、用語使用方式等,闡釋民法規范的意義內容。如將「飼養的動物」解釋為由人工喂養而非處於自然狀態的動物,即屬此類。一般情況下,法律解釋僅靠文義解釋是不夠的,是很難確切地闡釋法條的真意的,還需藉助其他解釋方法。但文義解釋是其他解釋方法適用的前提,如果連法律規范使用的概念、術語等的字面意義都未解釋清楚,則不可能適用別的解釋方法。
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能夠保證法律規范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內涵和外延的統一性,進而保證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對同樣的語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釋的現象,進而避免同案異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員在解釋法律時的恣意。
但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不僅依賴於司法者的個人專業素養,更依賴於一國之內民法學的理論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學者的學理解釋。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都規定了不可抗力,並在法律條文中對其含義進行了初步的說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法律規範本身未作列舉,其外延應當如何確定存在爭議,如政府行為、社會動亂、動植物疫情、技術風險等是否屬於不可抗力的范疇,需要首先在學理上闡述清楚,才便於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的具體方法有:
(1)依語言文字固有之義解釋。多數法律條文中的概念、術語及其他詞句直接淵源於社會生活,人們對其含義有通常之理解,應依此種通常之意義予以解釋。如欺詐、乘人之危、追認、催告等。
(2)依某一專業學科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法律條文中常借用其他學科或專業領域的概念或名詞術語,則須依該學科或專業領域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此類概念和名詞術語。例如,《民法通則》規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權利能力,因死亡喪失權利能力,但何為「出生」,何為「死亡」,乃醫學上之概念,須按照醫學的一般意義予以解釋,如現代醫學所稱出生是指嬰兒離開母體並能獨立呼吸,所謂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臟停止跳動和腦電圖消失。又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概念來自於消費經濟學,其含義是指為個人生活消費之目的而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的個體成員。
(3)依法律用語的特定含義解釋。日常生活之用語被使用於民法領域並被賦予特定含義時,則只能依此特定含義進行解釋,此種民法中之專業術語甚多,是理解民法規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稱「善意」,不能依其語詞意義解釋為「善良意願」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樣,民法中所稱「惡意」也非指「惡劣意願」或「罪惡意圖」,而是指「知情」。 [11]
2.體系解釋方法的運用
體系解釋是指以法律條文在該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關條文為依據,對條文內涵與外延進行解釋。
體系解釋的特點和意義在於:
(1)以法律規范的邏輯關聯為解釋起點。體系解釋著眼於法律條文在整個法律規范以至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該條文與其他相關條文的內在邏輯聯系,進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釋。例如,《擔保法》在關於保證人的資格的規定時明確了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此無疑義,但在抵押擔保中對國家機關使用的房屋、設備等能否設立抵押未作規定,此生疑竇,然根據前述關於禁止國家機關作為保證人的規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釋為此等財產不能設立抵押擔保,此即體系解釋的結果。
(2)有利於克服法律條文之間的不協調和沖突。體系解釋的最主要功能在於當發生數個法律條文相互沖突或不協調而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時,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尋找最合理的判斷,以避免法律適用效果的抵銷,維持法律規范體系內部的和諧。例如,《合同法》第94條規定在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對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條規定應當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義務,若當事人一方發現對方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故認為其系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而提出依第94條解除合同,但對方提出此時只能依第68條之規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據這兩個條文在總則中的相互關系可以解釋為二者並不排斥,當事人既可根據第68條的規定行使不安抗辯權,也可以根據第94條行使解除權,法律賦予其選擇權,而對方不享有此選擇權。
3.目的解釋方法的運用
(1)目的解釋是法律解釋活動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國家活動,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任何立法活動均有其目的,這種立法目的最終體現和隱含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故法律條文均有其目的。當法律條文之含義發生岐義,則解釋該條文時如能探尋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則不惟體現了立法權中心主義的國家權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對立法的僭越,也恰當地通過創造性的司法釋法活動實現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並便於人們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乃理想之結果。所謂目的解釋,就是以法律規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往往是在運用了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適用,其解釋難度與解釋風險均大於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前提是司法者須理解立法和法律規范追求的一般價值,如公平、正義、安全、效益等,同時理解具體規范所對應的價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條規定對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但未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的,法院和仲裁機構能否變更,若當事人以顯失公平為由請求法院撤銷,未請求變更,法院經審理未支持撤銷的請求,但認為確屬顯失公平而予以變更,是否妥當?從立法目的解釋,第54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系基於安全與效益的價值取向,不輕易否定已經形成的交易和權利義務關系,以此目的推論,應解釋為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予以變更。
目的解釋在學理上可以分為主觀目的解釋和客觀目的解釋,前者強調法律解釋應當以闡釋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的真實意圖為邊界,不能逾越此邊界,否則解釋法律就有可能嬗變為制定法律;客觀目的解釋強調法律解釋不僅需要探尋立法者的真實意圖,更需要探尋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當二者有所矛盾時應優先考慮法律規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客觀目的解釋的實質是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問題,即以憲法原則作為解釋法律規范效力的最高位階准則, [12]解釋的結果與憲法相沖突,則不能采此釋義。顯然,客觀目的解釋賦予司法者過大的自由釋法權,使法律解釋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主觀目的解釋又對司法者有過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惡法亦法」的泥沼。故將二者妥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條規定合同保全撤銷權的適用對象之一是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此處之「無償轉讓財產」是否包括所有的轉讓財產的行為,特別是是否包括債務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設若某債務人拖欠債權人巨額合同價款,卻向一慈善組織捐款,債務人能否請求撤銷?從客觀目的解釋的角度捐助行為屬於樂善好施的公益行為,符合公序良俗,應予保護,但從主觀目的解釋角度,該條的立法意圖乃防止債務人責任財產的不當減少而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捐助行為同樣屬於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債務人在拒絕履行其法定義務的前提下實施的施善行為有悖於公序良俗,此種行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勵,故該條所稱「無償轉讓財產」應當解釋為所有的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而不問其動機與目的。
(2)目的解釋之擴張與限縮
在運用目的解釋方法時,對法律規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擴張立法目的或限縮立法目的的選擇與判斷,前者稱之為目的性擴張或擴張解釋,後者稱之為目的性限縮或限縮解釋。擴張解釋是指當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狹窄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狹窄而不足以表達立法真意時,擴張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則》第63條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如合夥、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團體等能否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則未予規定,此時即應作出擴張解釋,解釋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組織也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限縮解釋是指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寬泛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籠統而有違立法真意時,縮小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為無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規非強制性規定類型多樣,數目繁復,包括很多純粹屬於政府管理手段的強制性規定,此時必須對「強制性規定」作出限縮解釋,將其限縮在極少數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否則有違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見,擴張解釋和限縮解釋不是獨立的解釋方法或解釋規則,而只是目的解釋方法中的不同路徑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結論而已,正如學者指出的:「實際上,被擴張或縮小的是言詞,所依據的恰恰是被發現的精神,因為的法律的意志在於的精神而不是在於言詞。」 [13]在法律漏洞填補中的目的性擴張與目的性限縮的填補方法與此種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有所不同,盡管二者有異曲同工之理。
4.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
歷史解釋是指根據制定法律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背景等,和記載與反映這種歷史條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書等立法文件,對法律規范中的疑義進行解釋。亦稱為法意解釋或沿革解釋。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須注意以下諸方面:
(1)此處的「歷史」是狹義上的歷史概念,僅指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條文制定時的歷史。換言之,它既非一國的歷史,亦非一國法律的歷史,甚至不是一國某一法律部門的歷史,而是制定具體法律的當時的歷史,屬於靜態的歷史而非動態的歷史。歷史解釋不是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去細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歷史的某一橫斷面,其切入點僅是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的制定時間。
(2)歷史解釋方法所需考察歷史的載體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記載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也包括抽象意義上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在我國,改革開放後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故考察抽象意義上的「歷史」更為必要。例如,《民法通則》在第二章第四節規定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但條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籠統,「兩戶」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權利、對外債務如何承擔、如何確定以個人財產經營抑或以家庭財產經營等,實務中常生疑義,此須考究《民法通則》制定當時的歷史背景即我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農村中剛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中剛剛允許居民自謀職業等基本情況,方能對疑義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
(3)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盡可能採取民主立法程序,並規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術,闡釋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資料,以便於司法實務中出現法律條文的疑義時司法者採用歷史解釋方法得出合理的結論。說到底,歷史解釋方法就其本質仍屬目的解釋的范疇,解釋法律時考究法律制定當時的各種立法資料與背景信息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立法目的。
5.比較解釋方法的運用
比較解釋方法是指在解釋存有疑義的法律條文時借鑒學理、判例以及國外相關立法或判例,進行比較,以尋求法條之真意。此處之「比較」乃廣義之比較,即參酌諸種法律知識范圍內的資料與信息,包括學理、判例、慣例、域外立法例等,茲分述如下:
(1)關於參酌學理與學說進行解釋。若采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仍存疑義時,或無法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或不需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可以參酌、借鑒關於爭議條文的學理、學說作出解釋。學理本為立法發展與完善之土壤,學理通說本應函括在法律條文中,但一則法律條文相對凝固而學理時在變新之中,二者立法時由於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學理通說,此時採納學理通說常有利於疑義之精析。正如學者指出:「法律制定後,在適用上遇有疑義時,多借學說理論加以闡釋。學說雖非屬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對於法律的發展及法院審判,甚屬重要,其主要理由系為成文法傳統,法律解釋適用有待學說的闡釋;法官多在大學受法律教育,長期受到學者見解的影響。」 [14]如,《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被認定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該財產是否亦須負返還義務,法律未予明確,但關於此,學理通說皆認標的物為動產時應當適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關於參酌判例進行解釋。我國非判例法國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認,但此種情形並不妨礙在法律條文發生疑義難以適用而已有妥適之判例時借鑒該判例進行解釋。當然,理論上言,若不承認判例法,則第一個判例便無從產生,又談何適用判例進行解釋,但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根據立法精神、學理、域外立法例等對某些有爭議的法律條文的適用通過案例予以了解釋(如關於公司人格否認方面的案例、關於商標信託方面的案例等),此種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過並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應當賦予其先例的效力,至於將其參酌為法律解釋的淵源則更不應有疑義。
(3)關於參酌域外立法例進行解釋。這主要是我國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鑒國外立法例或進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於此情形,當某些從域外借鑒而來的法律條文出現疑義時,參酌相關國家的立法例和判例進行解釋順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規范、締約過錯責任規范、不安抗辯權規范、債的保全代位權規范等。當然,參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無疑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不可削足適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釋的諸種方法或規則盡管理論上而言應有適用之先後順序,但司法實務中法官和仲裁員當依發生疑義的法律條文和法律規范之具體情形,選擇最為貼切、最為妥當、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種方法或同時適用數種方法,皆屬正常,均無不可。
E. 民法性質的民法性質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關系
性質是一事物區別他事物的根本屬性。⑴民法性質無疑應是其與他法律相區別的根本屬性體現。但民法歷史悠久,體系龐大,內容紛繁復雜,要概括出其根本屬性並得到普遍認同,確非易事。可以說,學界至今對民法性質具體表現尚無公認的定論。有的認為民法本質應反映為市民社會法、私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實體法。⑵有的認為民法性質是國內法、私法、普通法、實體法。⑶有的認為民法是權利法、私法(原則上)、市民法。⑷而更多的大陸法系學者僅強調民法是私法。何況,在我國大陸對民法性質研究始於20世紀末,⑸之後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的確,一事物與他事物相區別的屬性可從不同角度切入評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屬性,則應緊緊抓住該事物內在固有屬性予以考量。事實上將民法性質定位於國內法、實體法、普通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均無法反映民法獨有屬性,如普通法與特別法實質是適用依據問題;又如凡法律均應是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只不過不同法律側重點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質,應以市民社會法(或稱人法)、私法和權利法等民法獨有屬性人手。以下就這三方面及其關系分述之。 1.民法為市民社會法。法律作為行為規范一般都是以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通過對人的行為調整,以達規制人的行為之目的。但當出現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分後,人在群體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這也就產生了法律對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國家,人被稱為公民,法律對公民的要求是強調奉獻,一切聽從國家召喚。而在市民社會中,人被稱為市民(行為主體最初是自然人,以後才有法人等),則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驅動,為生存而努力。法律將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稱為「經濟人」,通常對其提出不得為惡的「毋害他人」的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愛你鄰人」為標准。但為追求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和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平衡,盡力達到社會和諧團結的目的,法律亦會對「經濟人」加以限制,要求當事人「愛人如己」,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處理他人事務,如無因管理等。⑹法律對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規定的內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邏輯起點等有所不同。為此,我們將以市民社會中經濟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並以人為出發點,以規制人的行為和關懷人為其終極目的,亦即將使命定位於確定和保護合理人性的法律,稱為市民社會法。
那麼,為何僅將民法定為市民社會法呢?關鍵在於民法調整的人(行為主體)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這須從法律、經濟和人性三方面進一步說明。這是因為,法律的背後是經濟,經濟的背後是人性。⑺具體地說,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將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將平等原則作為貫穿於民法始終的基本原則,以體現平等、自由和博愛精神為其最終目標。其次,民法重視當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需要。市場是各種不同主體間不同商品(實質上是不同利益)交換的總和。商品要在市場交換,前提是有人將該商品帶到市場,且他對該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換必然應取決於雙方的合意,而達成合意的基礎是當事人地位平等。這用民法術語表達,即表現為人格或能力、所有權和契約。因此,人格、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產生以來無論如何發展變化,這些內容則始終被保留。這也表明民法演進與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最後,民法關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資產階級為推翻封建主義強調「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為何生而平等。事實上,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其有意識,有獨立意志。意志雖屬主觀范疇,但不同個體的意志是各自大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是獨立和自主的,任何個體的意志都無法直接支配其他個體意志的實踐或形成卻是客觀的,體現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關系。⑻同時,人的「理性」,不僅是人類認識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規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並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來,道德要求的本質就是理性本身。人類的絕對價值,即人的尊嚴,就是以人所有的這種能力為基礎的。⑼因此,意志獨立,即在意志實踐或形成時不受他人干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所在,每個人要受到別人尊重,必須先尊重他人,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體現的人格可稱為自然人格,由法律賦予並調整的主體資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確認的法律人格是強調當事人地位平等,故與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換言之,確認當事人地位平等並盡力讓其獨立意志得以充分體現是市民社會獨有現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為己任,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備的。
2.民法屬私法。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是自羅馬法以來西方法律史上源遠流長的分類,但分類標准眾說紛紜,且各說均有利弊。目前,特別法規說(即國家或機關以公權力主體地位作為法律關系主體所適用的法律是公法,對任何人皆可適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說不足已漸受重視。⑾盡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標准存有爭議,但其區分意義不容忽視。具體實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與私兩條主線,即以國家為公,則人民為私;以政府為公,則社會為私;以行政為公,則民事為私;以政治為公,則經濟為私;以團體為公,則個體為私。由此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進而正確理解民法的精神,協調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將民法、公司法、票據法等定為私法,與私法相對應的公法,可包括憲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認清公法與私法在實體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佔主導地位的是決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說明理由即可自由決定,具體以契約自由和權利行使自由為支柱。而公法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受約束的決策。即法律對大部分決定都作出了具體詳盡的明確規定,對決策自由進行嚴格限制。這是因為,國家或國家機關因擁有權力而實力遠在個人之上,如對此不予限制就會使之過於極端而無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疇,每個自主決定者都應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後果。而在公法領域中,決策所生法律後果都不歸屬於決策者。⒀
其三,可明確公與私不同的救濟程序和調整手段。⒁即在我國,私法糾紛由民事審判庭管轄,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公法案件則由刑事或行政審判庭管轄,適用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而且,在公法中應體現國家的直接干預,而在私法中則應體現國家的間接干預。也就是說,對私的利益糾紛,國家原則上不直接干預,主要由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只有在當事人不能協商解決時,才由司法機關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為處理公法與私法的並存關系明確方向。即當公法和私法關系並存時,如強調公法優位,將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實質上是專制國家的法制。
在現代法治國家,應遵循「有疑義時為自由」的原則,強調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國家政府無法律明文規定,無重大正當事由,不經法定程序不得干預或限制。因此公與私關系沖突時應體現私法優位。⒂
由此也說明,劃分標準的爭論,或有公與私融合的現象,甚至有人反對公法與私法分類,也不影響將民法定為私法。
民法旨在規范私人利益,以平等為基礎,其主體非基於公權力的地位,且對任何人皆適用。⒃但應注意,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須將任何法律均作此劃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種劃分。⒅
3.民法是權利法。民法是權利的宣言書,民法學就是權利之學,將民法稱為權利法似乎不言而喻,這也許是多數學者在論述民法性質中未提及此點特性的原因所在。該性質可從如下方面得到證實。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體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權利為軸心而構建。譬如,民法規定了民事權利主體和客體的范圍;規定了民事權利的種類,如各種人身權和財產權及產生原因(各種法律事實);規定了民事權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權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實質限制(如權利不得濫用等)和時間限制(如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等);規定了權利轉讓、保護方式及民事責任等。諸如此類均說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權利為中心而形成。
其次,從民事立法的法條性質來看,是任意性規范和授權性規范居多。⒇任意性規范、授權性規范(即肯定被授權者有完成這樣或那樣積極行為的權利)與禁止性規范或強制性規范不同,前者注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強調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勵民事主體積極主動參與民事活動並對此予以引導。後者則體現為主體不為或必須依法定方式為一定行為的義務,重在對民事主體行為的限制。二者立足點的不同,決定了民法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法規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權性規范。
最後,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實現人權的手段。人權作為人的應有權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規定才能變為現實權利。民法中規定的人身權(如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等)和財產權(物權、債權等),都是人權的具體化。因此,要提高我國對人權的保護水平,切實保障人權,就須完善民法的有關制度,增強民法意識即權利意識。 1.當事人地位平等是民事立法的第一要義。這意味著當事人地位平等是民法調整關系的本質所在,離開此基點就無真正意義的民法。但平等目的在於實現自由(我國民法稱自願)。(23)平等是自由的基礎或前提,自由是平等的具體表現和結果,而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則是自由的題中之意,其真諦是尊重選擇,其基本點則是自主參與和自主責任。(24)當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斷,去設計生活,管理事務,形成各種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由此說明,無當事人地位平等就無自由意志的體現(即無意思自治),任何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而無自由也就無權利存在的必要。
所謂當事人地位平等,它強調的是民法上法律資格的平等,體現為民事權利能力的平等。無論參加民事活動的當事人屬何種性質、經濟實力強弱,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意志強加給對方。它要求的是民法上形成的權利和義務應一致對等,對當事人應提供同等的救濟手段和平等的法律保護,在當事人權益受到損害時通常也都以同質救濟為宗旨。(25)
民法上的當事人地位平等,不僅是民法本質屬性使然,也是體現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需要。但須明確的是,憲法規定的平等是現代法律制度的總原則,是任何法律均要遵循的原則,而民法中的平等是民事立法和司法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憲法規定的平等重點在於對任何人都應平等地適用法律,即「案件相似裁判應相似」,而民法中的平等除體現平等適用法律外,還關注法律人格的平等。同時,民法上的當事人地位平等,又是反特權、反身份立法的需要。平等是特權和身份的對立物。平等強調社會所有成員同受普遍性法律的約束,取消或排斥特權者可不受普遍性法律約束的做法,反對或抑制依不同身份給予不同機會的立法。(26)
須強調的是,民法關注當事人地位平等,並非指實質和結果平等,僅是指形式和程序平等。(27)市民社會是競爭的社會,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理想的按需分配狀態時,實質平等將會保護落後,使有才能者失去進取性,使社會整體處於低水平的平均狀態。而程序平等在盡量縮小起跑線不平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們的聰明才智,激發人們的潛能,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當然,追求實質平等應是法律終極目標,因此法律中出現關於實質平等的規定也不足為怪。此是其一。
其二,關注平等不是為了追求絕對的公正,而是相對公正。公平正義雖是法永不泯滅的追求,但對真理的認識和判斷受制於人們(包括立法者)有限的理性,受制於其他眾多的因素干擾,而且消除不平等亦非一朝一夕之事。這就決定了民事立法通常只能做到選擇最為合適的,而非是最好的,從而也難免出現與民法基本理念不一致的規定。譬如,強調平等就應改主體立法為行為立法,(28)但我國目前依然是按主體劃分規定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此外,也唯有在相對公正的前提下,才有兼顧效率的可能。法律的處境往往如此,在追求一定價值同時不得不以犧牲其他某些價值為代價。平衡各方利益,掌握和控制相應的「度」,始終是民事立法的難點和關鍵所在。
其三,關注平等體現自由,也非給予當事人絕對自由。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在於尊重人的意志自由,但其實現主要是依賴人類的自私心和自利性,而人的自私和自利是一把雙刃劍。一旦私法自治的運用超過一定程度,就可能危及人類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影響他人的生存。可見,任何放任或無度的自由最終結果只能是大家都無自由,而對自由的限制則是真正享有自由的出發點。因此,對私法自治的流弊及其限制,始終是現代民事立法關注的焦點。
2.當事人地位平等是區分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分水嶺。法律部門的分類尤其是民法和經濟法的關系,歷來是我國理論和實踐中爭論的焦點。(29)其實,任何法律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取決於其是否有自己獨特的體系,而判斷該法律獨特體系存在與否的關鍵,在於其有無自身特定的調整對象。這是因為,法律體系構成所需考慮的要素如法律制度內容的形成及其調整手段的取捨等,都圍繞著調整對象而創設。
具體而言,各個獨立主體在利益驅動下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因,而獨立意志的體現離不開地位平等。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利益多元,而對利益存在與否及其取捨均屬主體的主觀判斷,且不乏私密性。若將此類關系由國家通過計劃安排,不僅是對人的認知能力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而且歷史發展也已證明這並非良策。相反,由地位平等的當事人彼此就法律關系的安排提出己見,尋找相應平衡點,達到和諧統一,即以自治的方法來安排相互之間的關系則更為妥當。
緣此,唯有民法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人身和財產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也只有民法將規范權利義務關系作為已任。民法在以「法不明文禁止即自由」原則規范法律關系時,通常不像其他法律(尤其是屬公法的法律部門)那樣多的採用制定方法推出具體規定,而是以認可方法來反映相應內容。因民法所涉及的「私的關系」往往是先有事實後才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即法律一般是在當事人具體實踐後才作出是否允許其存在的判斷。而在公法領域,立法者對其需要規范的行為通常均易事先了解,故公法常用制定方法形成法律,而私法則多用認可方法形成法律。而且,不論其採用的是事先還是事後調整手段,主要是引導和修補法律關系正常運作,而非斷然加以否認。即通常是體現為第二次干預。因此,將民法定為獨立的法律部門不容置疑。
需說明的是,民法作為私法雖與市場經濟息息相關,但這不是說民法是唯一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維護相應的財產和人身關系,穩定社會秩序是各個法律部門的共同責任,只不過各自作用有所不同。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而各個當事人在利益驅動下展開公平、公開和公正競爭的前提,是當事人地位平等。此類關系即屬不存在服從與被服從的橫向關系,當然屬私法范疇由民商法調整。但無須諱言,人們無法保證市場競爭行為始終處於理想狀態,利益的驅動必然會使人敢採取不正當競爭手段。另由於種種因素的存在,某些主體已獨佔一些資源的分配和控制,加之競爭後優勝劣汰的結果也使某些主體逐漸取得壟斷地位。一旦市場失去正當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就難以存在。為維護和延續公平正當的競爭關系,就需法律加以縱向干預。此外,某些主體因先天或後天的因素處於弱勢使之不能正常參與競爭時,國家法律也應為其提供相應的保障。此類縱向的干預關系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則屬於公法范疇,應由經濟法或行政法等來調整。(30)顯然,要使市場經濟正常運作,非民法所能獨擋,它需要各個法律部門的共同作用。因此,區分各個法律部門以明確各自調整對象,進而明確相應調整手段等至關重要。 人類社會是人與人共生的環境,由於受利益驅動的誘惑,以及人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環境差異的影響,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發生爭議和糾紛在所難免。無疑,沖突是一種非正常狀態,但一旦發生,人們就須尋找相關途徑和方式加以解決,而民事訴訟不僅是解決糾紛的主要途徑,而且也是最為公正和有效的方法。民法獨有的性質也決定了民事訴訟與其他法律部門在適用法律程序、處理爭議的手段和法院所處地位等眾多方面存在不同。總體而言,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基本精神必然在民事訴訟中得到延伸和體現,法院通常是居中裁判,注重體現當事人的意志自由,盡量讓其自己決定權益的取捨。(31)國家干預為間接的、第二位的干預。其主要表現為,不告不理和一告即理。所謂不告不理,顧名思義是訴訟只能始於當事人行使起訴權,它是民事訴訟處分原則應有之意。這與公法領域所體現的國家直接干預區別顯著,如行政職能部門對違反行政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及時作出處理,否則須承擔不作為的後果。又如司法機關對犯罪行為也應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不能熟視無睹。所謂一告即理,指法院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民事案件不能拒絕受理和裁判。對於不告不理相關論著闡釋較多,也易理解,不再贅述。對於一告即理則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
民事訴訟是一種當事人對立的結構,法院處於中立地位。在當事人符合起訴條件的情況下,即使爭議事實不清楚或者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院都不能以此為由拒絕對該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這一理念早在法國民法典中就形成了。《法國民法典》第4條規定,「法官借口法律無規定、不明確或不完備而拒絕審判者,得以拒絕審判罪追訴之」。(32)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請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權利,法院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法院不予解決,當事人則無救濟之道,得不到具體說法。而當事人矛盾沖突得不到處理既會影響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何況,民法作為制定法只能就共性問題作出具體規定,難以全面顧及各事物的特殊性。而且民法涉及的關系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立法者本身無法、也不能一一預先規定,同時為保證法律穩定性和權威性,又不能經常修改法律。由此民法(制定法)不周延、不合目的和滯後的弊端顯露無遺,(33)而這些弊端又勢必導致某些民事糾紛欠缺相關處理依據的後果發生,即出現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一方面當事人有糾紛須法院受理並裁判,另一方面法律又欠缺處理的依據,面對兩難的局面,現代民法改法國當初堅持民法典是處理有關糾紛唯一依據的做法(即一元論),(34)而采法律淵源多元論並適度賦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權,以彌補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35)
具體地說,在司法過程中當遇到具體糾紛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作為法官在解決該糾紛時,不再是只能依據民法典(形式民法),而是可在民法典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時,法院選擇依據習慣、判例和學說(或法理)等補充性法律淵源加以適用,如《瑞士民法典》第1條法律的適用規定:「……(二)如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三)在前款情況下,法官應依據經過實踐確定的學理和慣例。」(36)我國台灣地區「民法」也有相似規定。(37)此外,在私法領域內還允許以類推適用的方法來解決相關糾紛,即使是在如物權法以強制性規范佔主要地位的領域,照樣允許法無明文規定時可類推適用債法有關規定。如此做法,顯然與公法領域尤其是《刑法》所倡導並強調的「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和不能以類推適用方式適用法律」等法治理念和司法手段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在於,統治者對公法領域中須維護的利益和秩序本身較易明確和把握,而且違反公法規定將可能涉及人身自由的制裁,故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前提下,就不能加以制裁。而私法領域通常僅關涉當事人個體利益,此種利益形態又是人類理性難以事先預料,制定法無法概括無遺,故在法律無規定時以補充性、間接性法律淵源彌補直接淵源的不足,同時淡化立法與司法兩大權力嚴格分離,給予法官適度自由裁量權,以尋找相應依據並做出具體裁判,應是可取的救濟路徑。由此說明,把握民法性質,對於深入理解不同性質的法律部門必然採用不同的救濟程序、方法和法律適用規則,也是大有裨益。
最後須說明的是,從立法和司法層面闡釋研究民法性質的意義,純粹出於行文之便,無意將實體法和程序法截然割裂。事實上,於法律制定和運用而言,實體法和程序法是一輛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無正當的程序,實體的公正也難以實現。此外,在我國整個法治環境未臻健全之時,對許多方面的問題勢必還難以做出科學合理的界定,即使在公法領域也會出現法律規定缺失或不明確的現象。因此,當出現法律未明文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情況時,應牢記:只有在私法范疇內才可根據法律精神加以解釋,或依據法理等間接淵源彌補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而在公法領域中只能依法律明文規定及其相應程序辦事,亦即法律未規定的即不能幹預。唯有樹立正確的理念,才能對案件作出正確判斷並選擇合理的解決途徑,才能真正推進法治的建設和完善。
F. 民法的解釋方法都有哪些
法律解釋可按不同標准作如下分類:
(1)按法律解釋主體的不同,可將法律規范分為正式解釋和非正式解釋。
①正式解釋又稱法定解釋,有權解釋。它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關,依據法定的許可權,對有關法律進行的解釋。正式法律解釋與其所解釋的法律有同等效力。正式解釋又可依據解釋的機關不同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立法解釋,是由立法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法律的內容含義、立法的原意等所作的說明。司法解釋,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和最高檢察機關,就司法中法律的具體適用等問題所作的解釋。行政解釋,是指行政機關對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具體應用問題等所作的解釋。
②非正式解釋,是指由有關機關團體、個人對法律所作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又稱非法定解釋或無權解釋。非正式解釋又可分為學理解釋和任意解釋兩類。學理解釋、是指教學科研機構、學術團體、專家學者等在學術研究、教學和法制宣傳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學理解釋、雖然沒有正式效力,但對正確理解、掌握和實施法律是有重要意義的。任意解釋指一般公民、社會組織、訴訟當事人、代理人等,對法律的內容、含義等所發表的風解。任意解釋常出現在訴訟復議、聽證等場合,這種解釋也不乏對法律含義和精神的正確理解,值得主持訴訟、復議、聽證的人員認真思考,有重要參考價值。
(2)按解釋法律尺度的不同,可將法律解釋分為字面解釋、擴充解釋和限制解釋。
在實際上是為使對法律的理解不離開立法的原意所要求的三種解釋方法。成文的法律往往受文字表述的局限,使法律的文字表現與立法的真實意圖之間呈現出或者正好相當,或者文字表現窄於立法原意,或者文字表現寬於立法原意的復雜情況,為使對法律含義的理解不離開立法原意,就必須分別採取字面解釋、限制解釋、擴大解釋三種解釋方式。當法律的字面意義與立法原意正好相當時,就要用字面解釋方法,嚴格按法條的字面含義作既不擴充、也不縮小的解釋。如《刑事訴訟法》第79條的「期間以時、日、月計算」「期間開始的時和日不算在期間以內」的規定,就只能嚴格按其字面含義作解釋。當立法的原意寬於其字面意義時則必須作擴充解釋。如《婚姻法》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這里的父母按立法原意,就應作擴充解釋,解釋為既包括親生父母,也包括繼父母、養父母。但換一個角度,還應該說法律的立法原意窄於其字面表現,應作限制解釋。如這里要承擔撫養義務的父母應是指有撫養能力的父母;這里接受撫養的子女應該是指尚未成年、無獨立生活能力、無固定收入的子女。應承擔贍養扶助義務的子女,是指已成年、有勞動能力、有固定收入的子女。接受贍養、扶助的父母是指生活上需要不同程度照顧的父母。
(3)按解釋方法的不同,可將法律解釋分為語法解釋、邏輯解釋、系統解釋、歷史解釋。
語法解釋,是通過對法條的詞語含義、語法結構等的分析來闡明法律的內容、含義;邏輯解釋,是通過對法律規范作邏輯分析,來求得對法律規范結構,規范適用的條件、范圍等的確切理解;歷史解釋,是通過對規范性文件制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其他歷史背景材料的研究等方法,來闡明法律的含義;系統解釋,是指將法律規范放在整個法的體系中通過研究其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作用來揭示其內容含義。
G. 民事法律手段包括什麼
民事主體(就是我們普通人 公司單位等)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就是鬧矛盾了),通過法定的手段或者方式方法解決矛盾:主要方法有,避讓,和解,上訴,仲裁等等
H. 民法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民法法系的形成和發展:
1、日耳曼法和復興的羅馬法是民法版法系(大陸法系、羅馬日權耳曼法系)的主要歷史淵源,也是西歐封建國家法律的主要因素。隨著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貿易交往的發展,政治統一的趨勢,彼此間的法律便發生許多聯系,同時,還產生某些共同的形式和特徵。這就使羅馬日耳曼法系處於初生階段和萌芽狀態。
2、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西歐許多國家如法、德、意等國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並鞏固以後,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這些國家彼此交往,它們的法律制度相互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徵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於是產生了羅馬日耳曼法系。首先在法國,建立了羅馬日耳曼法系的第一個基地,隨後,在德國建立了第二個基地,這兩個西歐大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形成了完整的法律體系,兩國的法典和法律體系相互間聯系密切,具有許多共同特徵。
3、伴隨著l8、l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性的發展,不僅在歐洲各國而且在亞、美、非洲許多國家和地方,立法和法典化運動應運而生,並持續發達。他們深受法、德的影響,於是羅馬日耳曼法系(民法法系)成為世界最大的法系。
I. 民法調整方法有哪些
平等自願是民法的調整方法。
民法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是通過許多版具體調整手段實權現的,並可分為事前調整與事後調整兩個階段。
民法於事前調整階段所有的調整方法為:1.確定法律關系的主體條件,保證符合一定條件的主體才可參加法律關系;2.確定法律關系的客體之范圍,排除一定的客體進入交換之可能;3.授予法律關系的主體以權力,此主體的權利即為被被主體的義務;4.提供任意性規定供主體參考選用。
而民法於事前調整階段所有的調整方法為:1.提供補充性規定使呈現殘缺的民事關系恢復圓滿;2.運用民事責任使破壞得民事權利得到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