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司法現象

1. 現階段，我國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一）司法機關受制於地方，導致了司法審判權的地方化。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司法機關作為一級政府的組成部分並完全隸屬於人民政府。到1954年9月我國第一部憲法的頒布，才使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獨立於人民政府之外，從而使司法機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文革結束後，1982年我國又頒布了新憲法，憲法規定了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地位的獨立性。但是我國從1980年以來，基本上實行的是以「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這種財政體制調動了各地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一方面我國的行政機關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財政，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必須由同級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司法機關的裝備、辦公、辦案經費等因各地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不同而不同，導致了司法機關的財政與地方的財政融為一體，這種情況下，地方司法機關更多地傾向於從發展地方經濟的角度去執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權，而不是著眼於國家法治的統一性和嚴肅性。司法機關除了在財政上依賴於地方外，在人事制度等方面，不僅地方司法機關的司法行政職務由地方各級權力機關選舉、委任和罷免，而且司法人員也由地方權力機關任免。由於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財政和人事權隸屬於地方，這種權力結構和權力隸屬、依附關系，使得地方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受到地方干預，其結果是破壞了國家司法獨立和國家法治的統一，還導致了司法審判權的地方化。
（二）司法機關缺乏制約與監督機制。
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根據我國現行憲法的規定，在我國的國家機關體系中，「兩院一府」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並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但在實踐中，各級權力機關與司法機關的關系僅在選舉或罷免同級司法機關的負責人，各級權力機關對司法人員的任免僅屬履行法律手續，沒有把對司法人員的任免與對他的具體執法情況的考察有機地結合起來，各級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只表現為工作監督，聽取和審議司法機關的年度工作報告以及視察或檢查司法機關的執法情況。因此，我國憲法雖然賦予了國家權力機關廣泛的權力，但是目前國家權力機關尚無行使權力的具體程序，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問題上更是如此。由於缺乏對司法機關進行法律監督的程序性規定，一方面導致了國家權力機關特別是地方權力機關輕司法監督的傾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司法機關特別是地方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來對抗權力機關的監督。由於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不力，再加上我國現行司法體制中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疲軟，檢察監督的作用發揮不充分，上下級司法機關更是和善相處，這就使得司法機關中的許多問題難以通過現行的監督機制予以解決，並在客觀上為司法機關濫用權力以及司法腐敗等現象的產生提供了便利。從司法機關內部的監督來看，目前，主要由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到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實施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已確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的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判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治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三）司法人員專業水平低，嚴重影響公正司法。
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比較低。我國《法官法》、《檢察官法》規定法官、檢察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為大學本科以上。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去甚遠。在20多萬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學歷僅佔0.3%。而在全國20餘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人員是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主要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居多。另外，效率低下是目前司法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案件久拖不決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有資料表明，1992年，中國平均8328人中有一名法官，而英國每11萬人中才有一名法官。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十分嚴重，再加上司法效率低下，嚴重影響公正司法。

2. 我國司法執法的原則是什麼

我國法律適用的原則是：（1）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司法機關處回理一切案件，只能根據答客觀事實，不能以主觀臆斷為根據；只能以 國家法律 為標准、為尺度。決不允許另立標准。（2）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國，法律對於全體公民都是統一適用的；任何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的不同，都依法享有同等的權利，依法承擔平等的義務。在法律面前不得有凌架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存在。（3）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有兩層含義：一是 法律規 定，國家的司法權只能由 國家司法 機關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二是 法律規 定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時，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對於發揮司法機關的職能，維護法制的統一，正確適用法律，防止特權現象，具有重要意義。（4）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對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是社會主義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

3. 我國司法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 經濟 之間存在諸多 問題 :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從而導致我國司法權的地方化; 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體制不 科學 ;法官素質不理想;審判方式陳舊落後，審判流程管理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執行難現象；「人情案」、「關系案」，甚至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情況普遍存在，個別司法裁判不公，使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這種情況不僅不利於市場經濟的 發展 ，而且不利於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問題進行了 分析 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對策：一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 中國 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 影響 的司法體系,二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 規律 而形成的模式轉換，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六要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關鍵詞：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 政治 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 法律 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試 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 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 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 一） 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4. 如何看待我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的認定問題

隨著崑山反殺安、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曝光，正當防衛成為全民討論的熱點話題。帶著許多疑問，民主與法制時報對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高級合夥人鄧學平進行了采訪。
《民主與法制時報》：從這些年的司法實踐來看，正當防衛的認定存在什麼問題？
鄧學平：這些年，司法實踐對正當防衛的標准把握過於嚴格，條件過於苛刻，導致司法實踐中認定正當防衛的案例極少，大量的正當防衛案件被錯誤地追究了刑事責任。有媒體根據過往的裁判文書進行統計，律師關於正當防衛的辯護意見，最終被法院採納的不足10%。包括你提到的崑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如果不是媒體介入，最終是否會被認定正當防衛還不好說。
《民主與法制時報》：司法實踐中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鄧學平：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非常復雜，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政府、弱社會的總體格局。習慣於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應被政府壟斷，正義應當由政府伸張。第二，中國人謙抑、含蓄的權利觀。強調公民的義務多於強調公民的權利。習慣於講權利的邊界，習慣於講公民權利的濫用。第三，司法工作被維穩思維主導。害怕被害者家屬纏鬧、上訪。為了穩定而人為和稀泥。第四，死者為大或傷者為大的傳統遺留。認為有人死亡，必須要有人擔責。無人擔責就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第五，司法裁判的原教旨主義。流水線作業，機械死摳法條，喪失了對社會正義和常情常理的感知能力。
《民主與法制時報》：法律上認定正當防衛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鄧學平：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很清楚很明白。一般來說，正當防衛需要同時滿足五大要件：第一是起因要件，必須是合法權利遭受了不法侵害；第二是時間要件，不法侵害必須正在進行；第三是主觀要件，必須是出於防衛目的，而不能是報復或者借機行凶；第四是對象要件，只能對不法侵害者本人進行防衛、實施暴力；第五是限度要件，不能使用明顯沒有必要的過限暴力。實踐中爭議較多的是第二點和第五點，即防衛在時間上是否適時，在限度上是否適當。
不法侵害的起止時間應該怎麼算？怎樣才算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我認為只要已經著手實施侵害並導致了迫在眉睫的危險，就應該認為是不法侵害已經開始。比如揚起了屠刀即可防衛，不必等到屠刀砍下才可防衛。只有當不法侵害已經實施終了，才可認為防衛的時機已經結束。
如果只是中間臨時倒地或者暫時中止施暴，那還不能認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只有當侵害人客觀上已經喪失侵害能力，比如倒地不能動彈、身負重傷、被警方控制等；或者主觀上已經放棄侵害意圖，比如已經轉身逃跑或者求饒等，此時實施的暴力反擊才可能被認為防衛不適時。
《民主與法制時報》：那麼，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到底該如何釐清？很多人說，要求精準防衛根本不現實。
鄧學平：關於防衛限度，《刑法》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很明確，司法實踐很多都偏離了立法本意。根據刑法規定，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造成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才構成防衛過當。
「明顯」是指一般人都認為，幾乎沒有爭議。如果達不到明顯的程度，不應認定防衛過當。如果是否明顯存在較大爭議，則應當按照正當防衛認定，將存疑利益歸於防衛人。重大損害，至少應該是重傷以上的損害。達不到重傷的結果，即便「明顯」過限，也應認定正當防衛。《刑法》二十條第三款規定了無限防衛權。對於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衛致死不屬於過當。
應當允許防衛人進行優勢防衛。比如人數優勢或工具優勢。可以兩個人同時對一個人進行防衛，也可以防衛人持凶器防衛。不能要求防衛人總是被動、消極防衛，更不能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如果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那就根本實現不了防衛意圖。正當防衛就是要求通過優勢力量制止不法侵害。
如果侵害人一旦倒地，防衛人就必須停止防衛，必須等到侵害人站起來反擊時才能二次防衛是違背立法本意和人性的。必須把防衛過程中的互搏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過程看待，不能截取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判斷依據。只有當防衛人和受侵害人已經完全脫離危險，不法侵害人已經不再具有現實危險性以後，才能認為已經明顯沒有防衛必要。
《民主與法制時報》：對於正確認定正當防衛，從案件辦理和制度層面，您分別有什麼建議？
鄧學平：國家立法層面沒有大的問題。《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民法總則》和《侵權責任法》建立起了完整的正當防衛體系。問題不是出在立法層面。
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問題，我建議：第一，最高法適時出台司法解釋，明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特別是明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第二，加強案例指導。典型案例要及時編纂，強化指導案例的適用剛性。第三，加強文書說明。過往判決中，關於正當防衛的爭議，判決書往往兩三句話帶過。不進行說理，不分析論證，正義的邊界就永遠搞不清楚。
《民主與法制時報》：關於正當防衛，您還有什麼想說的？
鄧學平：安全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也是個人都必須有的。正當防衛是生物本能，也是自然法。從司法的角度，激活正當防衛非常必要。一個案例比一摞文件更有效，更能塑造社會價值選擇，更能提供行為指引。
是非對錯的原則問題不能和稀泥，正義的邊界不能人為模糊。家是人最後的安全防線，見義勇為是最該嘉獎的文明舉動。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的典型意義值得司法人員銘記。

5. 當前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哪些問題

我國社會法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一）公民法律意識淡薄
我國公民當中很多人的法律意識比較淡薄，這一問題極大的阻礙了我國社會的法制化進程。在人民群眾當中，公民的法律意識、權益意識、民主意識、義務意識普遍缺失。在領導幹部中，一定程度存在著知法犯法、腐敗等問題。更有一些司法幹部在執法的過程當中忽視了法律的公正意識和效率要求。這些問題都極大的限制了我國社會法制建設。
1、權利意識的淡薄
權利意識作為公民意識的核心意識從古至今都比較單薄，這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傳統及風氣所造成的。在我國古代，人們長期受到宗法制、集權制和自然經濟這三個方面的影響，自由、平等觀念的培養幾乎沒有。另外，人們主觀上普遍對儒家思想中的重義輕利思想比較推崇，長期以來受到了深究長遠的影響，很多公民仍然以打官司為羞，即使他們的利益受損，居然誤以為打官司就是不光彩的事，就不願用法律來維護自身利益，這就是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2、公民法律教育的滯後
當代社會對公民的法律教育不是十分重視，另一方面，公民對法律的學習也不是很重視。尤其是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我國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沒有得到發展，法律教育至今還是沿用較為傳統的模式，這也是導致公民法律意識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法律法規不健全
法律運行機制不完備我國正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在制度建設方便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現階段，社會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現象大量存在，有的受害者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有的罪犯卻因法律漏洞逍遙法外。由於法律法規制度的不健全，對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社會公平、國家發展都起到了不良影響。
首先，法律體系不完備。
其次，以前所制定的一些有關的法律法規已經不能滿足新情況新形勢的需要了。
再次，一些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很差，就使部門的利益化不同程度的傾向。
此外，我國當前的許多法律沒有相應的保障機制。一個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幾個有關的管理部門就可以組成執法隊伍，這就造成了行政執法機構粗製濫造。而且執法部門間的職責界限劃分模糊，這就分散了執法的力量。現在有很多單位都努力爭取成立執法隊伍，以便在執法的過程中通過罰款和收費的方式來解決工作人員的獎金、工資、福利等問題，通常執法單位以部門的利益為目的去執法，以罰款的方式處理違法行為。並且，執法的程序規定也不健全，執法的責任制、獎勵制度和考核也不完備，執法只是一種形式。這使執法的嚴肅性、公正性受到嚴重的影響。
（三）法律監督不到位
我國法律監督不到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監督主體缺位的問題導致的。通過調查可以發現，在例行公事時監督比較多，但是在解決和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沒有有效的監督。在我國之所以一些腐敗現象頻繁出現，這與我國法律監督不到位有很大的聯系。
1、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這一現象在我國領導幹部處理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經常發生，由於忽視了法律的嚴肅性，常常出現我國公職人員濫用職權的現象。例如在我國征地用地的問題上，毫不顧忌法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
2、執法不嚴、違法辦案。
我國司法機關當中經常出現違反程序、按人情辦案等嚴重侵害公民權益的問題。甚至出現了案件審判完畢之後無法操作和執行的現象，以至於出現了官了民不了的一系列問題。
3、以罰代法，重罰輕管。
在我國社會法制建設當中，經常可以看到以罰代法的現象。比如執法部門在處理諸如假冒偽劣產品的時候，僅僅作出較大的經濟處罰，但沒有進一步的追究銷售商和生產商的法律責任。這種處理辦法所帶來的結果也就直接導致了售假販假的問題得不到遏制的問題，以至於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還是在在市面上銷售流通，給我國消費者帶來不利的損害。
4、以權謀私，徇私枉法。
由於法制體系的不完善，執法部門執法管理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了權錢交易的現象。這樣不僅僅玷污了我國司法機關的形象，而且對執法機關的聲譽構成了直接的損害。在少數領導幹部中，對下級執法人員尋思枉法、玩忽職守的問題放任不管，一度竟成為了這些腐敗分子的保護傘。

6. 我國司法獨立的困境是什麼

1、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

在我國，司法獨立是黨領導下的「獨立」，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員會領導和協調公、檢、法工作的機制一直在運行，這在事實上形成了我國司法領域中「一個家長，三個孩子」的制度現實。雖然現在各級黨委、政法委審批案件的做法已大為減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還是必須要向黨委或政法委請示或者接受其「過問」。

雖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所有的領導幹部基本屬於黨的成員，因此其受黨的領導和管理是必然的問題。如此一來，司法機關是不可能脫離政黨對其的干預，無論是在有形還是無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擾。

2、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在人、財、物的配置上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這不僅包括司法機關的日常經費開支，更包括了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等現實的開支，具體的數額和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預算的，缺乏獨立性，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有時難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當事人乞討的尷尬。

由於地方各級法院的人、財、物均掌握在地方，從而使得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司法卻不能獨立於地方。我們的司法機關在人事、財政上嚴重地依賴於地方，地方法院和檢察院都同在一個地方政府制約下，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也不可能不受當地經濟利益的左右。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

3、司法機關與人大的關系：

我國憲法在確立司法獨立原則時，沒有規定司法機關有權獨立於權力機關。我國憲法採用的是議行合一的政體，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部國家權力由人民代表大會即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產生，司法機關應該對權力機關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由於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未排除人大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事前干預，現實中已出現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進行「個案監督」的事例，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機制還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約。實踐證明，不講究黨的領導方式和人大監督機制的合理化，必然會影響司法獨立的實現。

4、公、檢、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辦理，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時「互相配合」，這種平等的配合制約關系，使得以審判至上為前提的司法獨立難以有效貫徹，很明顯與司法獨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7. 我國的司法為什麼不能脫離政治獨立存在

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不是司法左右甚至影響政治，而是政治左右甚至決定司法。這回種現象一直為法學界答人士所詬病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到對司法活動特點的認識。首先，司法活動是在一定的程序規范下進行的，因此，科學、公正的程序能夠為有效地解決糾紛提供底線的保證；其次，司法活動是法官們運用人為理性而進行活動，而人為理性是有章可循的、並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思維方式，因此，它符合人類正義與秩序的基本需要；第三，法官的人為理性在庭審活動中尤其是在判決書中需要得到展現，是向公眾公開的，因此，法官的人為理性並不是失去控制的，從長期看，法官不可能完全漠視社會的需求，而不對之有所回應；加上司法部門既無權也無錢的客觀制度現實，法官的人為理性即使發生偏差，導致的惡果也會比其他國家權力機關小得多。
一旦把握住了司法活動的這些特點，那麼，對司法活動向政治領域的滲透其產生的影響也會有所認識。比如，司法活動的理性化將有助於抑制權力的恣意；司法活動較高程度的開放性與回應性有助於增強理性形成的迴旋餘地，從而通過促進理性的發展而降低政治決策的武斷性。

8.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 在實踐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第一，我國現行的司法機關的管轄區域與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的管理區域完全重合，故而強化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只能存在一套統一的國家司法系統，各級司法機關應是一脈相承、統一而完整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的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為「地方的」司法機關。再加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於地方、受制於地方。顯然，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有效實施，無異於在緣木求魚。

第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疲軟，致使司法機關無力通過自身的監督機制來糾正各種執法不嚴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目前，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就檢察監督而言，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出現了種種障礙，有些檢察機關認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監督手段不完備，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即使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不僅審判機關不理解，一些黨政機關及領導對此也存在思想誤區，由於出力不討好，不如不監督；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進行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損害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系統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級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制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第三，輕程序、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約束的現象相當普遍。與西方社會所奉行的「程序優先」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純形式的東西，甚至看成形式主義，或者認為它束手束腳。1979年至今，我國先後頒布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於我國輕程序的法律傳統的影響，在這些程序法中，存在著濃厚的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比如：在各種訴訟中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始終居於絕對支配地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證據具有絕對效力；各種程序性規范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來說是一些硬性的規范，而對司法機關則是一些軟化的約束等。由於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則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實際上，在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往往不是適用實體法不正確，而是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於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嚴密、具體、合理的程序規則，再加上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輕程序，這樣就極易造成司法活動游離程序法所規范的軌道。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執法不規范則必然帶來司法不公正。

第四，現行司法機關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責任制。由於長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司法工作，特別是審判機關往往習慣於以此方式來管理法院的審判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是以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以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他們對外代表法院履行職權，包括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組織並主持案件的開庭審理，但卻無權獨立對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由審判委員會或者行政性質的庭務會以集體負責的名義行使對案件的裁判權，無論該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難，均由審判委員會或庭務會討論決定。獨任庭、合議庭只對案件事實負責，失去了應有的職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審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審的局面，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由於庭務會和審判委員會擁有案件的實際裁判權，因此裁判的結果和相應的責任自然也由集體承擔，而所謂集體負責的結果是誰也不負責。這種採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違背了審判工作特有的規律性，也與法律規定不符。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固然不等於法官獨立辦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總是應由法律規定的審判組織以法院的名義作出的。目前，隨著審判機關的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來越成為影響法院形象的障礙，而法院系統內現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產生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第五，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司法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例如，我國《法官法》將法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確定為大學本科以上，《檢察官法》的規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距甚遠。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僅佔0.25%.而在全國檢察機關系統內的20多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構成人員是在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從這支隊伍的來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人數。在我國，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幹部可以當法官，工人可以轉干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註：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我國司法隊伍中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司法腐敗。應該說，我國司法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是相當廉潔的，但隨著社會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向司法隊伍滲透，司法腐敗問題漸漸變得嚴重起來。近幾年來，雖然各級司法機關在廉政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機關內部違法違紀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質和情節還很嚴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違法違紀的人職位越來越高，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狡猾、惡劣的現象，（註：宗河：《譜寫好歷史的新篇章-記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嚴重地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害了法制的權威。目前，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流傳在老百姓中的許多民諺，如「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說明了司法腐敗現象之嚴重，部分法官、檢察官等已經成了產生腐敗的污染源。（註：李曙光：《97法治：五個問題、五種趨勢》，載《法學》1997年第2期。）

我國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已無法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有效實施現行法律的需要，它不僅無法使人民司法制度發揚光大，而且已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形象和國家法制的權威與統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