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李翔

1. 你對李翔用簡潔的語言概括對他的評價

出色的教授，華東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

2. 查詢，李翔，教授

不是。
過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為人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到或者已經預見到而輕信能夠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剝奪他人生命權的行為。
在這個案例中，男方是有預謀的實施具體行為，並不是沒有預見到。
男方預見到女方會因為雙方吵架而下車，也預見到女方會被老虎傷害。
同時在女方被老虎侵害的時候，沒有採取措施進行營救，最終造成女方的死亡。
這應該屬於間接故意殺人罪。

客體要件
故意殺人罪: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法律上的生命是指能夠獨立呼吸並能進行新陳代謝的活的有機體，是人賴以存在的前提。

客觀要件
1、必須有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作為、不作為均可構成。以不作為行為實施的殺人罪，只有那些對防止他人死亡結果發生負有特定義務的人才能構成。殺人的方法多種多樣，可以藉助一定的凶器，也可以是徒手殺人。
2、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必須是非法的，既違反了國家的法律。
3、間接故意殺人罪以被害人死亡為要件，但是，只有查明行為人的危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才能斷定行為人負罪責。

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

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上須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後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即為故意。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間接故意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所謂放任，是指行為人對於危害結果的發生，雖然沒有希望、積極地追求，但也沒有阻止、反對，而是放任自流，聽之任之，任憑、同意它的發生。間接故意包括三種情況：（1）為了追求一個合法的目的而放任一個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2）為了追求一個非法的目的而放任另一個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發生；（3）在突發性案件中不計後果，動輒捅刀子的情形。

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區別

（1）認識因素有所不同，直接故意包括明知可能和明知必然兩種情況，間接故意只有明知可能一種情形；

（2）對危害結果發生的意志因素明顯不同。間接故意是放任結果發生，即聽之任之、滿不在乎，容認、同意危害結果的發生；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結果發生或明知道必然發生的情況下放任結果發生。

（3）特定危害結果發生與否，對兩種故意及其支配之下的行為定罪的意義也不同；

（4）直接故意的主觀惡性大於間接故意。 故意殺人的動機是多種多樣和錯綜復雜的。常見的如報復、圖財、姦情、拒捕、義憤、氣憤、失戀、流氓動機等。動機可以反映殺人者主觀惡性的不同程度，對正確量刑有重要意義。

《刑法》對觸犯本罪的有相應的規定: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 相關專家如何談上海「殺妻藏屍案」自首問題

「自首並非『免死金牌』！」8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學刑法學教授張紹謙和華東政法大學比較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教授李翔分別接受專訪，並就「殺妻冰櫃藏屍案」諸多網路質疑發表看法。

華東政法大學比較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教授李翔表示，在邏輯表達上，自首是「可以」從輕處罰，但這個「可以」應理解為「沒有特殊情況就應當」的意思。

同時他還表示，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認定被告人自首後，如果對被告人採取了從輕或減輕處罰，一般不需要說明理由，但是在認定自首卻沒有採取從輕處罰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就應當專門說明理由。

他進一步解釋說，本案中，二中院在判決時已明確說明了理由：朱曉東在作案到自首期間「長時間藏匿被害人屍體」，且用被害人錢財「肆意揮霍享樂，無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極大，罪行極其嚴重」，故依法不予從輕處罰。因此，該案的死刑判決合理合法，也不會影響後來者的自首積極性。

同時李翔教授還認為，在家庭糾紛殺人案件中，自首情節和死刑判決沒有必然聯系，量刑是一個綜合性的價值判斷，而不是基於某個情節。我國對死刑適用採取了「立法上保留死刑，司法上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態度，但嚴格限制及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並不意味著死刑在案件中不適用。

4. 李翔的研究領域

目前正在主持司法部、教育部、上海市哲學社科等省部級課題《反腐敗國際刑事合作機制研究》、《刑事立法與刑法解釋關系問題研究》、《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價值沖突及裁判平衡問題研究》、《刑法解釋的利益平衡問題研究》、《單位犯罪司法實證研究——我國單位犯罪制度的檢視與重構》等多項課題研究。

5. 刑法的形式是什麼

個人推薦你去看看張明楷的（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陳興良著的（教義刑法學）、李翔的（刑法案例與圖表）

上面就有刑法的形式定義··很詳細

6. 李翔的個人著作

在《法學家》、《法學》、《法商研究》、《刑法論叢》等法學類核心期刊上獨立發表專業論文90餘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獨著《情節犯研究》、《國際刑法中國化問題研究》、《國際反腐敗公約與國內法協調問題研究》、《反腐敗法律體系構建的中國路徑研究》，合著《經濟犯罪和經濟刑法研究》、《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國際社會治理腐敗的法律基石》、《權力制約與反腐倡廉的理論與制度研究》、《當代新型犯罪比較研究》、《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翻譯《美國聯邦刑事法典及其規則》、主編《商業領域犯罪的刑法規制及其防範》、《經濟犯罪司法適用疑難問題研究》、《刑事疑案探究》、《刑法：案例與圖表》、《企業家刑事法律風險防範》等著作、教材十多部。

7. 哈哈，來玩一玩 分析：王某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

我認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王某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客觀上謀劃利用其妻與其吵架會下車步行的習慣以及野生動物園老虎傷人致死等客觀因素，把其妻帶到野生動物園，故意將其激怒，讓其下車處於一種危險境地。在其妻被老虎叼走時，不實施任何救助行為，反而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王某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既遂。至於馬某在野生動物園看到「禁止下車」的警示牌後仍一意孤行，對本案的發生其存在一定的過錯，對王某量刑時可以考慮在內

以下是網路上搜出的出題人自己的答案：
本欄目聯系了李翔教授，李翔教授給出了答案，但同時他稱只是他個人的看法，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據悉這道題目是李翔老師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前想到的司法考試題目，能和近期王寶強離婚事件撞車純屬巧合。確切的出題時間李老師都記不太清楚了，但很早就在籌備這個復習的提綱。

案例來源：2016年華政司考法條串講階段講義（刑法）

主講人：李翔（上海市曙光學者，華東政法大學「韜奮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博士後出站，曾任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共上海市楊浦區委工作特別助理，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比較刑法與國家刑法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刑事實務公眾號」專傢俱樂部成員。
案例：【思考題】王某因妻子與經紀人出軌，對妻子懷恨在心並打算殺掉她。王某上網搜索殺人方法大全，突然想到不久前某野生動物園老虎傷人致死的事件，再想到此前其與妻子數次在車上吵架，其妻子都有不願與其同步下車步行的習慣，且很晚回家（其實是去找經紀人去了），於是，王某經過深思熟慮，好言相邀其妻子共同去野生動物園遊玩。當車子在野生動物園行進過程中，王某看到「禁止下車」的標牌時，停下車故意用語言刺激其妻子，其妻大怒，欲下車步行，但同時也看到了「禁止下車」的標牌，但是王某的妻子認為「禁止下車」和原來讀書時教室寫著「禁止玩手機」和商場里寫著「禁止吸煙」以及社會上標語「禁止亂扔垃圾」一樣，於是下車步行，剛走兩步，就被正在散步的一對雌雄老虎叼走了。王某看著老虎遠去的背影，心中竊喜，胸中壓抑多年的惡氣總算出掉了。好爽啊。

分析：王某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

李翔教授：

一、定罪的邏輯。從客觀到主觀，即首先要根據題目設計的事實，從客觀行為出發，判斷是否存在刑法的行為。刑法上的行為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類型。就試題設計的案件事實，行為人開車將被害人帶到有兇猛動物出沒的地方，語言刺激被害人等，這些都不具有刑法行為（作為）的屬性，行為人的行為並未製造或者增加刑法上危險。不能評價為是刑法上的殺人行為。

二、不作為。刑法上的不作為和不作為犯罪系不同概念。在不作為的義務發生根據上，本案中行為人的先行行為並沒有使被害人法益處於危險狀態。不能根據先行行為進行判斷。至於夫妻之間是否存在救助義務，則不需要重點討論。從作為的可能性上來說，缺乏結果迴避可能性。故，不作為也難以成立。

三、被害人自我答責理論。刑法上的被害人自我答責理論認為，當某種損害結果與其行為相關聯時，就必須追問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行為是否是該人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而實施的，如果能夠得到肯定回答的話，他就應該對該損害結果負責。本案中，被害人是具有自由意志且心智正常的人，在看到「禁止下車」的標識時候，應當認識到客觀危險的存在（不是行為人製造的危險），雖然行為人有語言刺激行為，但是，被害人仍然可以自主決定是否下車，而被害人選擇下車可以評價為是一種自陷風險的行為。此外，無論自我答責是否要求被害人認識到危險，都不影響本案的評價。

綜上所述，盡管行為人主觀上有殺人故意，但因為缺乏刑法上的殺人行為，並根據被害人自我答責理論，對行為人難以評價為故意殺人罪。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刑法中設計的案情即案件事實都是假定為有證據證明的事實，所以，不需要考慮證據問題的。而我所說的題目答案，也不是意味著就是完全正確的或者唯一的。更不是真理。這里仍有很多討論的空間。這個題目確實引發了一些刑法理論上的思考和討論。此外案例中的類比「禁止亂扔垃圾」等，是想以此強化人的規范意識。當然，這不是命題的主要目的。」

8. 有誰知道董旭陽和李翔是誰

有很多人都叫董旭陽和李翔，這里給出比較出名的幾位。

董旭陽，安順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 、管委會主任。分管：財政局（含虹陽國有資產投資營運有限責任公司）、審計局。

李翔：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生於山東臨沂，現任解放軍美術創作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油畫學會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員等職，2013年11月27日當選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先後就學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和中央美院。

另外比較出名的叫做李翔的還有以下30多位，詳見網路。

9. 盜竊罪 刑事案件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量刑標准不一樣，要看你所在地區，法院量刑會綜合考慮犯罪動機、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是否累犯、有無自首、立功等從輕減輕情節，以及當事人的認罪態度等因素確定。建議及時委託律師，會見當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幫助，辦理取保候審；閱讀案卷，調取有利證據，查清案情，盡最大努力爭取最低刑期，以免錯過最佳時機，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 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
在跨地區運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盜竊地點無法查證的，盜竊數額是否達到「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應當根據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確定的有關數額標准認定。
盜竊毒品等違禁品，應當按照盜竊罪處理的，根據情節輕重量刑。

10. 對仲裁員缺少法律及行政制裁導致大量枉法裁決出現

一、 問題的由來：設立「枉法仲裁罪」的必要性
「訴訟不如仲裁，仲裁不如調解，調解又不如預先防止發生法律糾紛，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①]施米托夫這句對民商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上作出的概括性斷言，為許多法律人士諳熟。仲裁[②]以其具有的自主性、效率性、意思自治和及時性的特點,已經成為各國國內普遍採用的民商事糾紛方式。仲裁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司法外糾紛解決方式在當今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影響仲裁公正性基礎的問題：個別仲裁人員徇私情、徇私利或者接受當事人的賄賂，違反公正的職責，對糾紛做違背事實和法律的仲裁。

在民商事糾紛、勞動爭議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以及海商海事糾紛解決方面，仲裁與司法發揮著相近似的作用。仲裁活動作為國家司法活動的必要補充和變通，具有一種准司法的性質。在仲裁過程中，仲裁員始終處於組織者和決定者的地位，他決定著仲裁的進程和仲裁的結果，實際承擔著「准法官」的職責，仲裁裁決與法院裁判一樣，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將對當事人的民事實體權利義務發生重大的影響。在仲裁活動中，仲裁員理應小心謹慎的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履行職責，以維護仲裁裁決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如果仲裁裁決一旦失去公正性，將可能給當事人造成損害。仲裁活動的本質是一種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民間性的糾紛解決方式，它的正常運作離不開國家的恰當而有效的干預，國家有必要對仲裁活動運用司法方式進行監督和制約。

《仲裁法》、《民事訴訟法》中對枉法的仲裁裁決進行的監督方式有兩種：一種監督方式是法院撤銷仲裁裁決。另一種監督方式法院不與執行仲裁裁決。這兩種監督方式的范圍僅僅是仲裁程序和仲裁後果，很少觸及仲裁人的個人切身利益；這種監督機制的性質屬於事後監督，防範於未然的效果不明顯。不難看出這種監督機制有一定的局限性：監督方式上的缺位導致不能實現預期的監督效果。實踐證明，不觸及仲裁人的個人切身利益，僅僅通過法院撤銷不當裁決和不與執行仲裁裁決的方法不可能有效的杜絕枉法裁決的產生。從權力制約的角度，立法應當在仲裁裁決的監督機制里確立一種新的監督方式：通過追究枉法仲裁人個人責任，有效的預防違法仲裁的情況出現。

筆者認為，仲裁人對枉法裁決應當承擔的責任形式除了民事責任、道義責任以外，還應當包括有限的刑事責任。如前所述，枉法裁決和枉法裁判一樣，都是對法律的歪曲和破壞以及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侵害，都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於嚴重的枉法仲裁行為，仲裁人理應承擔刑事責任。

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有能力有責任心的人因為害怕承擔個人責任視仲裁活動為畏途而拒絕接受委託或者指定，從而導致糾紛不能順利解決，立法應當恰當的確定仲裁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應當在追究嚴重枉法仲裁行為刑事責任和豁免普通過失仲裁責任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既向仲裁人施加一定的責任，促使其謹慎的行使仲裁權，保障仲裁的公正性；同時又不能過分干預，要確保仲裁人獨立行使職權，不必擔心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和攻擊，保障仲裁的有效性。

二、解讀《刑法修正案（六）》第20條：枉法仲裁罪的構成要件

仲裁員的刑事責任是一個復雜和敏感的問題，對此問題的爭議近幾年一直不斷。2005年12月下旬召開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規定了「枉法仲裁罪」的內容：「依法承擔仲裁責任的人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前款規定人員收受賄賂，有前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這個徵求意見稿展開了熱烈的討論。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在刪去了後半句以後通過了這條修正案，並把它歸入《刑法》第399條。

根據《刑法修正案（六）》第20條規定的內容，可以歸納枉法仲裁罪的罪質：枉法仲裁罪是指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反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的行為。

根據枉法仲裁罪的罪狀，可以分析出該罪的構成要件：

1、犯罪主體

本罪是身份犯，只有具備仲裁員身份並且在具體案件中承擔仲裁責任的人才能構成枉法仲裁罪。換言之，本罪的犯罪主體屬於特殊主體，只有通過仲裁委員會聘任以後，又被選定或者指定作為某一具體案件仲裁庭成員的個人，才可能成為枉法仲裁罪的實行犯。「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規定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不僅包括《仲裁法》中規定的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還包括其他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我國《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著作權法》、《勞動法》、《公務員法》、《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都有關於仲裁機構和仲裁人員的規定，依據這些法律法規從事仲裁活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無疑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③]對於收受、索取賄賂或者徇私情、循私利的「黑哨」體育裁判，就可以按照枉法仲裁罪的罪名定罪處罰，這樣就解決了對於性質嚴重的「黑哨」行為進行定罪處罰於法無據的難題。

不具備仲裁員身份沒有在具體案件中承擔仲裁責任的個人，如果對特定案件的仲裁人實施了教唆、幫助行為，則可以構成枉法仲裁罪的教唆犯和幫助犯。

2、犯罪主觀方面

認定本罪的主觀方面需要嚴格界定故意、過失和合法的自由裁量的心理因素，以辨別仲裁行為的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限。根據《刑法修正案（六）》第20條規定的枉法仲裁罪的敘明罪狀，本罪的主觀方面應當是直接故意的心理態度。從認識因素上來看，行為人對於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為和基本的危害結果是明知的；從意志因素上來看，行為人對於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為和基本的危害結果持積極追求的主觀傾向；行為人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中的加重後果，既可能是追求也可能是放任。枉法仲裁罪里沒有過失犯成立的餘地。事實認定錯誤和適用法律不當的過失仲裁行為只可能承擔民事責任或者行政責任，不構成犯罪。在仲裁活動中，仲裁員具有合法的自由裁量權，即便對仲裁結果有爭議，仲裁行為也是合法的。

行為人實施枉法仲裁的行為的通常的動機是徇私利、徇私情，行為人基於何種動機實施了枉法仲裁的行為，不是刑法所關注的對象。考察動機的法律意義僅僅限於量刑方面，並不涉及定罪領域。在枉法仲裁罪中，動機不是必備要件。

根據《仲裁法》的規定，仲裁員裁決糾紛的權力來自於當事人的授權。一經當事人選定，仲裁員就根據事實和法律獨立的裁決糾紛，仲裁員具有很強的獨立性。仲裁員雖然只有通過仲裁委員會的聘任才能錄入仲裁員的名單，但是仲裁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秘書長和仲裁員之間並不因為聘任關系產生上下級領導指揮關系，仲裁委員會並不介入糾紛的裁決，仲裁決定也不經過仲裁委員會的批准，仲裁員能夠根據自己的意志獨立決定仲裁的活動的進程和結果，仲裁裁決作出以後既發生法律效力，仲裁委員會也無權予以變更或者撤銷。從運作程序來看，仲裁活動比司法活動具有更強的獨立性，仲裁活動的過程和結果更明顯反映出仲裁員的獨立意思。因此，仲裁員的枉法仲裁行為比《刑法》第399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的司法工作人員具有更強的道義上的可責性，仲裁員應當對於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枉法仲裁裁決承擔刑事責任。

3、犯罪客體

需要仲裁的糾紛往往具有財產權的內容，仲裁的方式解決糾紛又以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為前提，因此違法仲裁行為的危害肯定是多方面的。本罪的犯罪客體是多重客體，枉法仲裁行為不但擾亂了仲裁秩序、降低了仲裁機構的威信、損害了仲裁活動的中立性、純潔性和不可收買性，還濫用了當事人的委託、損害了國民對仲裁活動公正性的信賴，往往還損害了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的財產權益。在枉法仲裁犯罪侵犯的多種客體中，何種客體是主要的，理論界和實務部門有不同的看法。《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歸入《刑法》第399條，明顯反映出了把本罪的主要客體確定為仲裁秩序的立法意圖。

4、犯罪客觀方面

本罪在客觀方面必須具備行為人在各種仲裁活動中索取、接受賄賂、徇私情、循私利並且違背事實和法律做枉法仲裁的行為，以迫使他人實施無義務實施的事項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應當行使的權利。至於是否發生行為人預期的「迫使他人實施無義務實施的事項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應當行使的權利」的結果，則在所不問。枉法仲裁可能發生的領域不僅是《仲裁法》規定的民商事活動中，「而且還包括依據《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著作權法》、《勞動法》、《公務員法》、《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等法律規定從事的仲裁活動中」[④]。

枉法仲裁的行為主要是指索取、接受賄賂、徇私情、循私利並且對案件事實做不符合原來真相的認定或者歪曲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對糾紛做違法裁決的行為。在實踐中，這些枉法行為主要表現為索取、接受賄賂、偽造毀滅證據材料、串通當事人製造偽證、指使證人做偽證，篡改仲裁筆錄等情況。

枉法仲裁的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才可能構成犯罪。對於情節一般、危害不大的枉法仲裁行為不應當認為是犯罪。本罪屬於情節犯，「情節嚴重」具有犯罪構成要件意義，是區分枉法仲裁行為罪與非罪的重要事實依據。「刑法分則以及其他各種刑罰法規分別規定的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是基本的構成要件。與此相對的修正的構成要件，則是刑法總則就未遂犯、共犯對基本構成要件進行修正而形成的構成要件。」[⑤]犯罪構成可以分為基本的犯罪構成和修正的犯罪構成，筆者認為情節犯中的情節嚴重是基本的犯罪構成要素，不是修正的構成要素。在枉法仲裁罪中，沒有情節一般的未遂犯成立的餘地。是否情節嚴重關繫到枉法仲裁行為罪與非罪的判斷標准，而不是既遂與未遂的判斷標准。在本罪中，更強調犯罪成立「量」的要求。法律沒有對情節嚴重的具體內容和判斷標准作出明確的規定，需要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把握。枉法仲裁是個新罪名，由於刑法沒有對何謂「情節嚴重」作出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還沒有積累足夠經驗以供參考，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罪與非罪的困惑。

三、進一步完善：對定位和情節的探討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條為規范和制約仲裁秩序並且對性質嚴重的枉法仲裁行為進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這條規定還存在著兩處需要進一步完善之處：

第一，《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歸入《刑法》第399條似乎與刑法分則的體系不協調。《刑法》第399條屬於瀆職犯罪的內容，眾所周知，瀆職罪的本質是國家機關內部成員的腐敗行為和侵犯國家作用的行為。瀆職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客觀方面也是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實施的違法行為；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職責活動。枉法仲裁罪的本質是對仲裁活動公正性的歪曲。各種類型的仲裁委員會是民間性的事業單位法人，仲裁員也並不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各種仲裁活動體現了自治性和民間性的特徵，並不屬於公務活動的范圍；客觀方面表現為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的實施的違背事實和法律的裁決行為。對二者加以比較很容易看出仲裁活動瀆職犯罪的罪質和構成要件與枉法裁判罪的罪質和構成要件有諸多不同之處，二者難以兼容。現代仲裁製度是市場經濟發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在本質上是市場主體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自主了結爭議的民間性糾紛解決機制。在市場經濟里，仲裁是一種法律服務，這就是仲裁活動的基本定位。枉法仲裁行為歸根到底損害了市場經濟秩序。筆者以為，按照枉法仲裁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把枉法仲裁犯罪納入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更為恰當。

第二，《刑法修正案（六）》第20條把「情節嚴重」作為把枉法仲裁行為構成犯罪的法定標准。一方面，這樣的規定過於籠統模糊，可操作性不強，司法認定中缺乏統一客觀的標准。因為不同地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價值判斷標準的差異會造成類似的枉法仲裁行為的處理結果大相徑庭。容易造成理解和適用該罪的分歧。從另一方面來講，「情節犯自身表述上的模糊性不可避免，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整個人類社會普遍存在而且無法解決的問題。刑法明確性的要求不能過分，模糊性的法律語言同樣具有刑事法治價值內涵。」[⑥]

在罪刑法定的原則下把握枉法仲裁罪的情節嚴重的標准，需要平衡明確性原則和模糊性原則，還需要在調節法律局限性和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之間的矛盾。在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枉法仲裁的數額與非法所得、對仲裁秩序的擾亂程度、是否造成嚴重後果、是否造成惡劣影響、是否經常違背事實和法律裁斷糾紛等內容。同時，司法人員還要根據枉法仲裁行為的動機、目的、手段、形式、對象等因素作出情節是否嚴重的綜合判斷。總之，「情節嚴重」的要求是隨著社會變化而被賦予不斷變化的內涵，因此，不能就事論事的作出簡單判斷。情節犯的模糊性要求司法者根據法律的基本精神對枉法仲裁行為情節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作出相對合理的解釋和判斷，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

[①]施米托夫：《出口貿易——國際貿易的法律與實務》，〔M〕北京.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頁。

[②]本文所指的仲裁，不僅指民商事仲裁，還包括勞動爭議仲裁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仲裁以及海商海事糾紛仲裁。

[③]劉志紅：《略論枉法仲裁罪》，載於《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11期，第18頁。

[④]參見黃太雲：《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與適用（下）》，載於《人民檢察》2006年第15期，第25頁。

[⑤]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頁。

[⑥]李翔：《刑事政策視野中的情節犯研究》，載於《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6期，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