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劉頌

⑴ 試析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法律觀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現

：「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國近代司法思想

發布時間: 2005年3月9日 閱讀次數:307 默認字體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謂「西學東漸」，是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它始於明代中葉（如萬曆年間利瑪竇在華傳教），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鴉片戰爭後，「西學」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滲透（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學及價值觀念等），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進而刺激了政治上的變法運動。本文將主要考察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維新派」（以梁啟超和嚴復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為代表）與革命派（以孫中山和章太炎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維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重要理論家，梁啟超深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的影響，認為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須打破司法權與行政權不分的傳統。他提出了「司法獨立」的口號，主張在中國建立憲政必須「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1。他強調說：「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政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也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2為此，他積極呼籲改革中國傳統的司法體制。1913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呈請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認為在肯定司法獨立的前提下，還應對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審級需要改正；第二，審理輕微案件應該省略形式；第三，應當確立審限；第四，應當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應該設立法官養成所（培養法官）；第六，必須嚴格限制律師資格；第七，法院經費應由國稅支付；等等。
另一位維新派健將嚴復（曾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揚三權分立理論，鼓吹司法獨立，要求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獨立行使審判只能。他說：「所謂三權分立，而刑權之法庭無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時，非國中他權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論，要求在中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認為在這樣的政體下，司法獨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機構的干預並依法獨立審判，使公民受損的權利得到司法救濟。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參與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員（或學者）集團，以沈家本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豐富的理論素養，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
沈家本(1840-1913)是一個學貫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國傳統司法思想的影響，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響。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有關"罪刑法定"、"刑罰人道主義"以及"刑罰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並落實到其修律實踐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學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則強調：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這一原則在1810年的《法國刑法典》中得到確認，並為後來許多國家的刑法典所繼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時也採納了這一原則，如該律第十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承認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就必須反對比附類推的原則，這是西方刑事古典學派所堅持的觀點。沈家本也採納其說，反對比附斷獄的司法傳統。他在《歷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於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己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罰，是非司法官，直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這是說，法律允許比附(即類推)斷獄，無異於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與司法混而不分，這就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百姓無所適從，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國古代本有依律斷獄的傳統，明代以前雖有比附，但法律予以嚴格限制，他很贊賞西晉學者劉頌提出的"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的觀點，認為這與西方罪刑法定說有異曲同工之處。但至明清時期，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比附斷獄之風泛濫，如清律公開主張"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結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時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漫為比附，株連無辜，駭人聽聞。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為法，即此一獄可推而知矣。"為此，他把"刪除比附"作為修改舊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個宗旨，這也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司法思想。
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貝卡里亞(1738-1794)極力提倡刑罰人道主義，認為罪犯的人格尊嚴應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罰手段制裁罪犯，主張廢除死刑（只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適用死刑）並盡可能減輕刑罰。這種刑法思想對沈家本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從罪名和刑名兩方面比較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刑法，認為"中重而西輕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評中國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為了使中國刑法合乎人道主義原則，他主張刪除舊律中凌遲、梟首、戮屍三種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斬決、絞決、監侯三種；反對株連無辜，緣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寬免；革除刺字（類似於墨刑）之法；禁止刑訊逼供，廢除笞杖之刑，並改良監獄等等。
沈家本還從中國歷史上考察，認為治平之世均表現出了司法寬和的特點，三代聖王及漢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對重刑治民。《唐律》以"寬平"著稱，使當時"民樂其安，重於犯法，改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而"漢文廢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評歷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義，實行"非法之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認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會使天下大亂。許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計窮"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強調用重刑威嚇百姓，相信"重其刑誅可禁奸止暴"，結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無益於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種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總地教訓時也深有感悟："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為威。"沈家本謂此語可以後世治國者借鑒。
沈家本還主張，量刑輕重須有"限斷"，"法必有限斷，若任意輕重，即屬非法。今之人輒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設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則法必有時而窮，不加則無以副人從重之意，並無解於向者之加重也。法無限斷，其弊必至於是。"這就是說，量刑必須以法為准，不能任意輕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節重於此者則更應加重，如此必然導致法窮而不止，法律的權威也將受到損害。沈家本認為，任意從重的刑法即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國家中必須禁止這種"非法之法"。他還主張，司法官應做到"以恕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斷獄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義精神得以體現出來。
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刑罰平等"的司法思想對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刑罰平等的思想主張刑罰不能因人而異，即不能根據犯罪人種族、性別及社會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罰。沈家本也明確主張刑罰平等，反對同罪異罰。他猛烈抨擊了清律中有關"官員打死奴婢僅予罰俸，旗人故殺奴婢僅予枷號"的規定，認為這"較之宰殺牛馬，擬罪反輕，亦殊非重視人命之義"。針對清律對旗人與漢人同罪不同罰的規定，沈家本提出了"一體同科，實行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刪除，以昭統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張，是由於他認識到"法不一則民志疑……故欲安民和眾，必立法之先統於一法，一則民志自靖"。沈家本的這種要求法律統一、刑罰平等的主張，無疑是對封建等級特權法的一種否定，盡管這種否定由於歷史的局限而不夠徹底，但在當時確有較大的進步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刑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為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罰目的在於保衛社會的主張，強調通過教育的手段來改造罪犯，使其適應社會生活並重返社會。這種被後世刑法學界視為 "教育刑"的觀點對沈家本頗有影響，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說就是明證。他認為"設獄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將以感化人也"，監獄是進行感化教育的場所，故必須改良監獄，"無適當之監獄以執行刑罰，則遷善感化猶托空言"。尤其是對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強調對其進行教育，通過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會並無害於社會。這也反映了沈家本對司法人道主義的追求。
從司法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品質。因為只有通過道德高尚的法官來從事司法實踐，才能使法律的人道價值得以實現。他說：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實筦乎宰治者之一心，為仁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則方冊俱在，徒虛器耳。4
在他看來，光有善法而執法者不善，則善法也形同虛文。他舉例說，《唐律》號稱輕重適中，得古今之平，無疑是封建社會的一部「善法」，貞觀時期，執法得其人，結果天下一年斷死罪僅有數十人，刑輕而犯少，四海昇平。而武則天當政時，因任用周興、來俊臣之徒，大興酷獄，導致民怨沸騰。開元時期，號稱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羅希奭、吉溫之徒，復起大獄，濫殺無辜，結果盜賊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的結論。
這一主張與梁啟超的觀點頗為相似，梁啟超在1911年發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說：「治國非獨恃法也，法雖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則不肖者私便而賢者束手焉。無論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為治。」5這是說，對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不要以為立了法就萬事大吉，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的實施或司法實踐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來執行的，法律再好，沒有品德高尚的人執行也形同虛設。上引沈家本的言論也反映了他對司法實踐問題的重視，在其看來，司法者的道德品質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軌道上運作，而品德敗壞者執法無異於毀法，法律將成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權威也將隨之喪失殆盡。
沈家本在《法學盛衰說》一文中指出：「吾獨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為立法之人，從而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實施。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個重大缺陷。在封建社會里，皇帝擁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項大權，若皇帝不帶頭守法和嚴格執法，法律的權威則很難樹立，法律也就很難實施。皇帝帶頭守法或不守法，與其個人道德修養有密切關系。道德修養高的皇帝不僅能帶頭守法，嚴格執法，而且會立善法，這種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為宗旨，體現出一種仁者之風。
他批評秦法之嚴酷，並引《漢書·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他感悟道：「觀於斯言，則重刑之往事大可鑒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殺為威，而深體唐虞欽恤之意也。」7為此，他主張廢除舊律中的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斬決而止，反對刑訊逼供和株連無辜等等。他又說：「……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這點明了道德和法律的關系，法律應體現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應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這一點。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頗。」9這又說明了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善政有善法，惡政有惡法。沈家本在《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的上書中說：「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10照這種說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礎之上的，它以輕刑化為基本特徵，體現了一種仁愛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獨立的要求，對中國傳統的司法與行政不分的體制進行了抨擊。他說：「西國司法獨立，無論何人皆不能幹涉裁判之事，雖以君主之命，總統之權，但有赦免而無改正。中國由州縣而道府而司而督撫而部，層層轄制，不能自由。」又說：「政刑叢於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之勢，況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長於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於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上述分析，可謂切中肯綮，闡明了司法獨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後，沈家本又把司法獨立提到了實施憲政的高度來認識，稱「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對司法獨立的極端重視。
沈家本還提出了改革訴訟與審判制度的主張：第一，區別實體法與程序法；第二，實行公開審判；第三，區別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第四，禁止刑訊，不以口供為必要證據；第五，不許羈押證人；第六，建立律師制度。顯然，上述制度來源於西方。
他還把西方的人道主義與中國古代儒家的「仁政」結合起來，並以此為根據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張：「……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義法律觀，正是基於這樣的法律觀，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張，對後世中國的司法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近代中國的進步人士放棄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個新的階層——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孫中山、章太炎等人。他們主張用暴力革命徹底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
孫中山基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嚴刑重罰、刑訊逼供，主張司法寬和。他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頒布了《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等法令，嚴禁使用殘酷的肉刑。他說：「不論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種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鞫獄當視證據充實與否，不當偏重口供。其從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毀。」11他還提出了「四級三審」的審級體系，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民的訴權。另外，他又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和公開審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司法保障。
孫中山在西方三權分立說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五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與監察權）的主張，並強調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司法為獨立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勢力的干涉。並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規定法官必須獨立審判、法官不得被減俸、轉職和解職（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資格必須通過考試來獲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獨立的鼓吹者。他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須採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權不能由官府和豪門來行使，而是應由精通法律、通曉歷史、了解民生的人來行使，法律制定後任何人（即使身為總統）都不許違反，否則將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從豪門中選任，而應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為之」，從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與豪門影響，獨立行使司法權。13他還指出，「當專以法律為治，而分行政、司法為兩途徑」，由此而「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14。可見，章太炎的司法獨立說也反映了一種以司法保護民權的司法人道主義精神。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護人權的司法理論的影響，而表現出了明顯的人道主義色彩。正是基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立場，中國近代許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諸如司法獨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寬和、審判公開、改良獄政、反對刑訊逼供以及建立律師制度等主張來，從而使其對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鑒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從中國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尋找人道主義的精神資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傳統），並將其與來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從而提出了系統的司法改革主張。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個思路。

⑵ 中國法系的特色

簡論中華法系的特色與價值

摘 要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它 具有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中華法系的特色在於:一是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傳統。表 現在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律條簡明、因時制宜、相對穩定;二是訴訟法 制審慎肅重;三是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研究中華法系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頌古 」,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應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加以批判地吸收。

關 鍵詞 中華法系 法治 法典 訴訟制度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華法系亦然。中華法系是世 界史上著名法系之一,在立法思想、理論、法典編制 以及司法執行方面,顯具民族特色。它作為一種法 文化形態、形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一部分,且為世 界文明的一大貢獻。歷代「官著為令」的律,以及法 理家們「私議其理」的著述,積累的經驗(包括反面的 教訓),具有歷史鏡鑒價值,可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服務。本文概敘其要,就教於學界同仁 及讀者。

一 、重法治,修法典我 國有史以來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不斷發展壯 大,如無一套治國理政、固邦安民的法制,難以想像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表現。它作為 一種政治措施、一種政策,是治理國家的客觀依據和 准則。對此,從李悝著制《法經》到秦律的規模宏闊 ,顯可驗證,中國人對法律功能的認識,領人類政治 文明之先,且於實踐上歷代相因,孜孜以求。商鞅明 確主張「垂法而治」①。孔子雖然主張「為政以德 」,但他也認為「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②,主張 法治與德治結合,期望「禁於未然」,標榜「刑期於無 刑」。孟子繼承孔子的主導思想,對法律的作用有進 一步的認識:「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③如不以法為治,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治 國理政,如憑一時的主觀意向甚至喜怒哀樂,無一定 的准繩,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歷史上歷代統治 者均強調法律的功能,重視法典的編制,以求運用法 制來維護和發展經濟,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提高政 府機構的職能,乃至社會穩定、國家有序治理、長治 久安,為此,就不能不制訂一些合乎實際情況的規定 。至遲到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立法活動,已結束了 往昔「設法以待刑,臨時而議罪」的局面,而魏相李悝 集諸國刑典作《法經》六篇和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 地出土的秦律竹簡足以表明,我國封建法律的基本 原則和體系已初步確立。漢武帝以後,儒法趨至合 流,寬猛相濟,刑罰與教化結合成為立法與司法指針 ,也是中華法系的主導精神。返觀歷史,歷代王朝不 僅把制定法律作為取得政權後的重要任務,治國理 政的重要政治決策,而且因時而易,定期地修訂法典 、編纂法典。據文獻著錄的不完全統計,以《九章律 》為上限,《大清律例》為下限,即有法典160種之多 。中 華法系重法治、修法典傳統,表現在兩方面:

一 是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我 國法律公開化始於鄭國子產鑄刑書。法律公開化的理論(主張)創始於孔子。他率先反對「不教而誅 」,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知者不為過,不知法應 予「寬宥」。商鞅則更具體地宣稱:「法令者,民之命 也,為治之本也。」「聖人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 」④。他同時要求並規定主管法令的官吏做好宣教 工作,每有問必答,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 知民知法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⑤,秦律竹簡中 《法律答問》計187條,就律文術語和意圖作出明晰 而微的解釋,又是對官吏和百姓的法律宣傳教育材 料,無疑商鞅的法律公開化主張,在當時是付諸實施 了的。法 律公開化,要求法律既布之,又宣之,使吏民知 法,從而守法,官善執法。法典既定,就要以為國家 懲惡導善、賞功罰過、判斷是非的准繩、准則,就得發 揮它應有的功能、作用,經由官府(國家)公布,進行 宣傳教育,使吏民知法,守法,不敢以身試法,才有利 於社會穩定與發展,有利於安定統治與管理秩序,同 時多少能防止官吏操縱法令,因緣為奸。個中之理 ,歷代統治者大略是知曉的。《大清律》中明文規定 ,凡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 事務」,並且以此作為官吏年終考績的標准和條件之 一。當 然,中國歷代統治者重視法律公開化和法律的 宣教,主要目的在威嚇人民,使之俯首就範,並防患 於未然。然而,從中國古代法律公開化的理論與實 踐中,我們應歷史地審慎地選擇其有益於今的東西 。如:法律公開,對官民都是一種威懾力量;使官民 的行為「應為」、「不得為」就之於規范化;抑遏產生犯 意,預防犯罪;特別是對國家機關及其官員,有利於 他們廉潔自律、秉公執法,廣置一種社會約束、監督 機制;有利於官民法律意識的培育、法律知識的傳播 ,從而有利於民族法文化精神的孕育、弘揚。對此 ,本著歷史主義原則,我們要吸取其精華,繼承、利用 ,並賦予現時代精神。中 華法系傳統的另一表徵是律條簡明、因時制宜 、相對穩定。古代法律的本質特徵,固然是為了維系 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鎮壓人民的反抗,但是,如果 法令刑獄滋繁,「法密則國無全民」,吏民動輒得咎 ,反而不利於自己的統治,甚至激化社會矛盾,置自 己於矛盾的焦點之上。漢初,賈誼等總結經驗,指出 秦法繁苛、刑罰峻重、「赭衣載道」正是秦王朝速亡的 原因之一。晉代史學家、法學家杜預由此而提出:法 律應「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 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⑥。要之,法 律以簡明為當。所以,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在司法實 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使法律條文逐漸由繁復趨於簡 明。中 國古代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尤注意於法律之權 威性、相對穩定性。他們一定程度地認識到,法典的 制定和頒行,不僅僅關乎自身的安危,乃國家與社會 的嚴肅「至事」,如無權威性和相對穩定性,有法不守 不執等於無法,而朝令夕改、迭更屢變,必自亂其法 ,為害尤劇。商鞅「徙木立信」,令出必從,致秦國富 強;王莽自亂其法,終於崩潰傾覆。唐太宗以隋末法 令多廢、自亂其套為鑒,提出「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 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不能盡記,更生奸詐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實不益道理,宜令細審,勿使互文」⑦。從歷代修律 的史實中看出,立法審慎、律條簡明、相對穩定,構成 封建法典制訂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和准繩,至今仍 有歷史借鑒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 、訴訟法制,審慎肅重法 律一般由實體法(內容)和程序法(形式)兩部分 構成。歷代統治者為准確、有效地執行司法職能,都 制訂訴訟法規,建立和健全訴訟制度。中華法系雖 然「諸法合體」,沒有單行訴訟法規,但各律均有訴訟 法的部分,或從本條附例。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 《法律答問》和《封診式》里的某些條文可見,秦朝開 始,訴訟制度已初具規制。從地方到中央的訴訟程 序,厘然清晰。自漢至唐,大體建立健全了三級三審 制,從宋到清末,大致健全了四級四審制。總的說來 ,中國古代訴訟法制審慎肅重,其可供參考和借鑒者 ,至少可作今人的研究資料,值得汲取的歷史經驗亦 堪注目。犯 罪是復雜的社會現象,既關乎社會成員的個人 命運,更關乎國家的命運。司法不當就會造成冤、假 、錯案,直接影響法律的嚴肅性,間接影響社會和國 家的安定。歷代統治者為實現長治久安,一般都致 力於規定嚴格的審訊判決程序,持比較慎重的態度 。法律固有其鮮明的階級性,然而亦有其廣泛的社 會關系和社會管理的關聯性。法律又是一個有系統 、有條理、有其自身邏輯的學科。它要求在審訊判決 過程中,明晰「緣情」、「合理」、「依法」三者的關系,於 審理案件時注重搜集材料,調查情況,釐清事實, 條分縷析,耙梳整理,所以,中國古代法官稱作「理」,最 高審判機關稱作「大理寺」,取「理其正也」之意也。審 訊判決要求達到使「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無嘆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⑧,即為天下大治表現的一 端。中 國古代,秦律已創訴訟程序制度,到隋唐時即已 比較完善。中央司法機關建構了由大理寺、刑部、御 史台既有各自分管分工,又有相互制約、監督的組織 體系和體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個司法機關的獨 擅,減少了冤濫。從一般訴訟程序看,縣是最低層次 審判機關,縣的上審級有州和府,要沖之地有都督府 ,邊遠地方有都護府。縣的上審級各種審判機關,對 縣而言處在同一審級水平,各種審判機關之間則並 非都處同一水平線上。如州與府之間,有直隸州與 非直隸州同府之間的不同相互關系。但從總體制看 ,一般是縣———州———府的三級三審制。大理寺作 為全國最高級審判機關,負責審訊朝廷百官犯罪和 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對徒刑、流刑罪犯的判決,須 經刑部復核生效,對死刑判決,須經皇帝的批准。刑 部作為全國司法行政機關,除負責司法政令外,負責 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和全國各地徒刑以上的犯罪案 件,發現疑案、錯案及屬於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 令原州、縣重審復判,流刑、死刑案件則移送大理寺 復審重判。御史台作為中央監察機關,掌管糾察彈 劾之事,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 當遇有重大案件和冤情嚴重案件,為審慎理案,由刑 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織「三司推事」(三司 會審)。三司會審採取集議制,三司集議後,上報皇 帝最後裁決。同時,又設「異議請裁」制度,即在合議 審判中,對律令及事理有疑爭,各審官見解不一,可 「議律論情,各申異見」,由上級最後決定。這是對司 法爭議採取行政救濟之法。此外,值得稱道的是確 立和基本執行了審判迴避制度。凡是主持審判的官 員與訴訟當事人有親戚及其他關系關連的,均須移 文迴避。這對於加強打擊犯罪,阻遏對審判工作的 干擾,防止官吏的徇情偏袒,達致審慎公正的判決 ,是有積極意義的。總 之,歷代統治者,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不斷積累 和總結經驗,深知在訴訟行為上玩忽不慎、草率判決 ,造成冤假錯案,孳生枉法曲理,首先是不利於統治 的,也會影響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所以才不厭其煩 地制定並實行一套相互制約、慎肅審理與判決的制 度。這方面的歷史借鑒價值猶有現實的批判繼承意 義。死 刑執行謹慎是訴訟法制審慎肅重的重要表現 。從北魏時起確立了對死刑的判決須經復奏獲准才 能執行的法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地方上的死刑案 件,必須呈報中央復核,地方司法機關無權隨意處決 。隋開皇十五年(595),曾立死刑須「三奏而後決 」⑨之制。唐承隋制,亦行「三復奏」和「五復奏」制 。唐代還首創過對死刑判決「九卿議刑」⑩的制度 。宋代基本沿襲唐代的「三復奏」的制度,但未嚴格 執行。明清兩代,復繼唐制,並基本上嚴格執行。死 刑執行謹慎還表現在設了不少「禁例」,建立了「秋審 」與「朝審」制。這種「禁制」草創於漢代,至明代日臻 完善。秋審、朝審審核後,分為情實、緩決、可矜、可 疑及留養承祀各類,分別處理。其中,除「情實」( 罪行屬實)奏請執外行,其餘四類人就有可能免於死 矣。綜 上可見,古代中國法制的主要目的在於「禁暴懲 奸」,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是,應當承認,統治者的 所謂「慎刑」,也是為緩和社會矛盾,通過司法限制和 約束,鞏固國家政權,以利於發展生產。上述某些訴 訟法制建制的成果,也是人民大眾迫使統治者作出 的司法政策上的「讓步」,從而爭得的權利。此外,也 包含著長期司法實踐經驗的客觀總結。這些法制 ,畢竟不能成為一紙具文,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建制 ,畢竟較之嚴刑峻法多少能夠減少一些冤濫,減輕人 民大眾的一些疾苦。因此,不能對之輕下所謂「偽善 」的簡單膚淺的判詞。應該承認中國古代訴訟法制 的某些經驗具有可供借鑒的參考價值。

三 、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立 法與執法是法制建設中的兩個重要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現代法制特別是社會主 義法制中才能逐步實現。中國古代封建法制,法自 君出,賞罰隨皇帝之喜怒為轉移,又規定了一套封建 等級和特權,總體說來,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但 是,歷史主義地審視,它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嚴肅護 法、嚴格執法的表現、因素。

首 先,維護法律尊嚴與依法辦事。法律是社會公 共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表 現,而不單是個人的恣意橫行。中華法系的開創及 其歷史演化,也大體如此。法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階 級意志,表現為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就得發揮它的作用,維護它的權威性和尊嚴。中國古代立法者和法 學家,似亦感知到這一點,有的還作過理性的闡明與 詮釋。商鞅就曾指出:「國家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 曰信,三曰權,……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 不以私害法則治。」 古 代中國法是特權法,其集中表現是「八議」之制 。但是「八議」的特權法制也有兩個重要前提:

第一 ,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認定屬「八議」請、減之刑的皇 親國戚、權官貴宦是犯法有罪的。第二,犯了危害國 家和本階級根本利益的嚴重罪行,不適用「八議」。如 :「十惡」、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受財枉法的 應請、減的人,不用此律。可以說,「八議」特權,雖由 皇帝批准,但它是維護國家法律權威和尊嚴前提下 的特權。罪 行法定主義是刑法理論和刑罰執行的重要原則 之一,依法辦事是其具體體現。中國古代各派思想 家在治國方針上有一個共識之點,是治國以「信」,其 中就包括是否依法辦事,依法辦事謂之「信」,否則即 是「失信」。《管子·任法》早就提出「一切唯斷於法 」,主張「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慎子·明法》也主張「 事斷於法」,告誡統治者、司法官員「有法度者不巧以 詐偽」。這些思想、理論、主張,自《秦律》始都有所體 現。如秦律《法律答問》「犯令」、「廢令」條中規定:「 律所謂者,令曰勿為,而為之,是謂『犯令』;令曰為之 ,弗為,是謂『廢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論。」此即 明確指示官吏必須依法辦事,不要做的事做了即按 「犯令」論處。《唐律·斷獄》更明確規定:「諸斷罪皆 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諸制敕斷罪 ,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 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對於斷罪律無正條,《唐律 疏議·名例》規定:「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 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明律規定:「有司輒引比律 ,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擬 定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 故失論。」 可見,古代中國法強調、注重依法辦事 ,顯具罪行法定主義傾向和特點。這對於從主觀上 防止司法官員的「自由心證」、徇私舞弊、濫用刑罰 ,客觀上減少冤獄濫刑,還是起到相當的法律限製作 用,從而給民眾帶來一些好處。而從法文化發展而 言,以往把「罪刑法定主義」視為資產階級法理學的 「專利」,既非「信史」,亦非「信實」。實際上,罪刑法 定主義在中國創始較早,2000多年間源遠流長。在 比較法學上,中國這份遺產未必比歐洲遜色,勿寧說 比之稍勝一籌。

其 次,守法與執法。法不能自行,法制建立與健全 的標志與衡准,在於嚴格守法、認真執法。否則,徒 具空文,等於無法。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大多在迫使 平民守法的同時,也約束、強制官員們奉地主階級國 家之「公」、天下之「公」,謹自嚴守封建國家之法。因 為,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識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 無法儀」 ,上能守法、執法,下才能順其正風而隨 ,才能「下平訟理」,不致於無法無天境地,國家乃安 。而官員守法,關鍵在於執權柄、居顯要者是否能守 法不移,執法不阿。「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反之,「吏安職業,民 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有些頭腦清醒、比較明 智、較有遠見的皇帝(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深知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所以,他 們也多少能自我控制權力而守法,虛心納諫「且為 桿式儀表」 。歷史上,皇帝因守法不夠、執法不 嚴而出現錯失,自動或被動下「罪己詔」的事例 ,也非僅見。漢、唐之所以在世界史上占重要一頁 ,之所以出「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不能不說 與其守法、執法有相當的關系。要 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中國古代的司法機關和 司法官員,同時就是行政機關、行政官員,封建法 制的本質和「行政國家」形態與體制決定了大小官 員、胥吏作威作福、貪贓枉法、營私舞弊、逢迎權 貴、無視法紀、官官相護,草菅民命。但是,從全 部歷史看,也有不少彪炳史冊、載跡口碑的「循吏 」、「良吏」,以及敢於與皇帝犄觸、不惜以身殉職 的「強項令」、清官廉吏,像張釋之、於定國、郅 都、董宣、陳寵、劉頌、戴胄、魏徵、包拯、王安 石、況鍾、海瑞、於成龍,……等等,在「執法如 山」、「執法不阿」意識這個意義上,上述先人不愧 為中華法系精神的活的化身,乃至至今活化在現代 中國人的心中。公正地說,他們之所以執法如山 ,因為他們以執法為業,就要維護法律的信用和尊 嚴,也從理性上深知人民與政權命運的「舟水」關 系。民心不可侮,國信不可失。在當時的社會歷史 條件下,他們在謀求社會、國家的安定和生產與社 會的發展的同時,至少要使勞動人民活下去,縱然 達不到安居樂業也要使他們的生存權利不致被任意 侵奪。所以,他們敢於為民請命,敢於犯死上諫 ,敢於同惡勢力斗。千百年來,執法剛正的清官之 所以為人民所稱贊,並蘊育於民族法文化心理之中世代傳承,其因蓋在於此。歷史經驗,古今一道 。今天,我們有了完善的法制、良好的適用的法律 ,還必須有好的執法人,有一支依法辦事、執法必 嚴、公正無私、清廉剛強的執法隊伍。

再 次,整飭吏治與法官責任制。官吏是國家主要 成分之一,是執行國家職能和政策、法令的工具 。中國封建社會是宗法封建等級制社會,人有尊卑 、貴賤的區分,處在不同社會地位,有不同的身分 。其中,貴賤之分指官人(品)和庶民(良民)的 不同。重視吏治,官的責任重大,社會地位高,法 律對他們的要求也高。對於違制、枉法、貪瀆、侵 害百姓的官吏的懲處也嚴厲。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把 州都督、州刺史的姓名書於屏風,「在官如有善事 ,亦具列於名下」,若有惡跡,即予依法懲罰。他 認為,從官吏走進國家機關的入口言,擇人任官要 始於慎選,「國以民為本」是其大前提,否則,「 比見吏部擇人,唯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 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 。中 國古代法制自始即講求整飭吏治。秦律竹簡《 為吏之道》,規定了官吏職責、行為規范、獎懲辦法 ;《置吏律》、《內史雜》、《尉雜》、《效律》,類如現 代國家的行政法規,一一有所規制。漢代《上計律 》承秦制而有所增益。魏晉南北朝時,有每年一度 的官吏考察之法。依考察結果,定其升降免罰。隋 代,建構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國家機構體系 ,減少了地方政權層次,並規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 律由中央吏部任免,每年考核和「朝集」(到中央 匯報)各一次。刺史、縣令任期三年,不得連任 ,地方官不允本地人充當,以防止徇私包庇和與地 方豪強勾結。這些法制、政制舉措,為後代王朝張 本,帶來積極影響。歷 代立法制律,均較為重視法官審判責任,凡是 法官違法失職、故入人罪、放縱罪犯、對事實認定 和對法律理解有誤而拖累冤抑當事人者,律有懲治 明文,且亦規定完整的法官責任制。一旦發現冤假 錯案,則主辦該案的官員即受依法制裁。秦律《 語書》載,對「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潔」的 惡吏,予以懲罰。司法官員對於其所轄地區不能發 現糾舉犯罪行為者為「不勝任」;明知而不敢治罪 者,為「不廉醫殳(不正直)」。凡是「不直」(故意 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縱囚(應判刑而不判或減 輕情節),都要受嚴辦。漢代,有「監臨部主,見 知故縱」及法官「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 的律條,直至可判死刑。《唐律·斷獄上》規定 更為詳盡,要求法官必須依法定罪,「諸鞫獄者,皆 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 故入人罪論。」《唐律·斷獄下》「官司入人罪」條 ,對法官執法責任從多方面作了規定。其基本意思 是:當事人原本無罪,法官故意虛構事實,或枉法 徇私枉人全罪的,即負全罪全責。宋、明、清代 ,也有類如《唐律》的規定。總之,有制總比無制 好,有制且縝密,辦案人員總得考慮行為後果,工 作就會克盡職守,多少減少些畸輕畸重的判決,阻 遏、防止冤獄的出現。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構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文化整體具有兩重性一樣,中華法系也有其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對此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 「頌古」,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本文著重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側重司法制度和實 踐上積極因素的挖掘和試圖給以總結,加以批判地吸收,對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或有助益。

⑶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制度對隋唐的影響主要是承前啟後的那種，最好結合漢朝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導思想：引禮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正統法律思想，又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規律。

二、立法概況：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晉律》：與張、杜注律。〈晉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時，律學家張斐、杜預為律作注，與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間，律學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齊律》：武成帝河清年間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齊律》。《北齊律》在中國封建法典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對隋唐時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重罪十條就是最先規定在《北齊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晉律》首先規定準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適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處罰越輕，而以卑犯尊，處罰越重。制服愈遠，正好相反。

(二)官當：正式規定於《北魏律》與《陳律》中，是指官貴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種特權制度。

(三)八議入律：源於西周的「八辟之議」，曹魏時期正式入律。是指「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八議制度表現出封建特權思想的鮮明特色。

(四)重罪十條：具體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

(五)封建五刑：規定絞、斬死刑；規定流刑；規定鞭刑、杖刑；廢除宮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機關的變化：北齊正式設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

(二)登聞鼓直訴制度：允許擊鼓鳴冤，加強了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司法機關的檢查監督。

(三)死刑復奏制度：為減少錯殺無辜，將死刑權收歸中央。

(四)刑訊制度化：刑訊殘酷野蠻，反映當時司法的腐敗和黑暗。

⑷ 劉頌的主要成就

劉頌強調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判案，斷罪應以法律條文為依據，沒有法律條文，就應根據刑名和法例，法律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極力反對司法官吏迎合君主意志，遷就社會輿論，借口具體情況，「看人設教」、 「隨時之宜」，以致撇開法律條文不用，量刑畸輕畸重。他說，如果認為法律條文不盡妥當，可以修改；如果認為法律條文完善，就必須嚴格執行，不許枉法。但劉頌只主張司法官吏要嚴格按照法律判案；而地位比他們高的「大臣」，卻有權解釋有疑滯的條文，並且可以根據這種解釋判決「事無正據，名例不及」的案子。劉頌特別強調「人主」超越法律之上，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憑個人意志決定賞罰。這些就給君主大臣踐踏法律、專橫武斷、草菅人命開了方便之門。劉頌認為御史等監司糾舉非法行為，只應追究嚴重危害封建統治和秩序的大罪，至於「賢人君子」的「小過」，則應放過不糾，因為這是人情之常；如果大小犯罪行為都要追究，朝野就沒有完人，會造成「欲理而反亂」，引起動亂。劉頌這種主張，又是為貴族、官僚欺壓平民開脫罪責。
劉頌的最大成就在於他第一次系統地表述了封建法制的罪刑關系原則。他提出：「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法史學家何勤華就認為「劉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封建的『罪刑法定』原則」。張晉藩評價劉頌說：「晉代以劉頌為代表的思想家主張援法定罪，是鑄刑書以來的重大成就，標志著中國刑法理論與制度達到的當時世界最高水平。雖然它與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在性質上、程度上、規定上還不能同日而語，但就基本原則即斷罪以法律規定為准，則是一致的。中國在三世紀已經形成了鮮明的援法定罪的觀點與律文，早於西方提出的罪刑法定一千餘年。」 劉頌主張恢復肉刑，理由是西晉廢除肉刑後，除了死刑，就是徒刑，死刑太重，罪犯死的太多；徒刑太輕，又禁止不了犯罪行為，只有肉刑是有效手段。逃跑的人砍掉他的腳，就沒法再逃跑；偷盜的人砍掉他的手，就沒法再偷盜；姦淫婦女的人，割掉他的生殖器，也就沒法再干這種壞事。別人看到罪犯受肉刑的痛苦，也可引以為戒，不敢犯罪。同時，除了宮刑，受其他肉刑的人，可以照常生育後代。所以劉頌說，杜絕犯罪行為，沒有比肉刑更好的了。西晉地廣人稀，勞動力缺乏，劉頌的主張，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的一個矛盾：一方面，為了鞏固統治，要求加重懲罰；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剝削收入，又希望少殺人，以便繁殖人口，增加勞動力。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⑸ 論沈家本的人權思想對清末修律的影響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需要出發，比較重視研究法理學。他說：「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說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並重,互相結合，並由此而對一系列涉及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關系。他說，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是在「學校衰微，世道凌夷，巧偽變詐，無所不為之習日漸潰焉」的情況下出現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國，所謂「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他認為法律是「政之輔也」，「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訂新律時，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②法須統一。沈家本認為,首先,立法宗旨必須統一，即堅持以法為「國家懲戒之具」，而非「私人報復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兩歧，將會發生法重刑濫之弊；其次，斷罪之律必須統一，如果新舊參差，勢必使法律喪失信用；最後，適用法律必須統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匹庶之分」。 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輔。沈家本繼承了「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傳統法律思想，並結合世界的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只是「輔教之不足」的一種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廢刑而不用」。由於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於教化」,因此，他反對用嚴刑峻法束縛民之手足,提出「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特別是對於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 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認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視。他反復闡明「法貴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說：「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他建議仿古制設立律博士教習法律，使國家的中樞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時，積極籌設法律學堂，為執行新律培養人才。由於他強調用法在人，因此主張以嚴刑懲罰貪利、曲斷、骫法、壞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應「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貫徹於修律的實踐當中。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 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特別是他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藉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後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為了貫徹「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針，他「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比中國封建舊律文明、進步，中國必須「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沈家本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於彼」，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於世」。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和派員赴外國考察。 民主主義法律思想 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鑒於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首要步驟。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思想的影響下，提出旗漢各族人民犯遣軍流徙各罪，應一體同科，不應在法律上規定「重輕懸絕」的不平等權利。他說：「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滿漢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與此相聯系，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夫為妻綱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間侵犯罪的處刑,也應平允。沈家本還在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奏請「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許的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譴責公開買賣人口「殊非重視人命之義」。奴婢「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等人類於畜產也」。他認為如不革除，顯然與頒行憲法的宗旨違背。沈家本的這些法律思想，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彩。 沈家本贊賞西晉劉頌根據律法斷罪的思想，反對律外苛求。他奏請廢除清朝實行已久的比附斷案，揭露比附斷案使民無所適從，只便於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中，確認資產階級罪刑法定的原則和內容。在司法體制上，沈家本仿效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主張司法獨立，視為「憲政之始基」。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訂《法院編製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
這個是資料，請作者好好參考，畢竟總從網上抄襲不利於今後的發展。

⑹ 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的思想自古有之，早期代表人物有韓非子、李斯、商鞅、吳起等。
但實際執行時又會有偏離，首先君高於法，其次刑不上大夫。

⑺ 劉頌的介紹

劉頌（？―300年），字子雅。廣陵（治今江蘇淮陰縣）人。1西晉時期律法學家、官員，西漢廣陵厲王劉胥之後。年少時明辨事理，被時人稱頌。被察舉為孝廉、秀才，都不就任。歷任司馬昭相府掾、尚書三公郎、中書侍郎、議郎等職，後代理廷尉，在職六年，號稱詳察公平，被時人比作西漢張釋之。西晉滅吳後，王渾、王濬二人爭功，武帝命劉頌考核此事，劉頌定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武帝認為劉頌持法失理，將他貶為京兆太守，還沒就任，又改任河內太守。後任淮南國相，在職期間頗有政績，又公平分利，受百姓稱贊。元康元年（291年）隨淮南王司馬允入朝，歷任三公尚書、吏部尚書。張華死後，劉頌為之痛哭，又反對加掌權的趙王司馬倫九錫，因而被司馬倫黨羽張林、孫秀所忌恨。改任為光祿大夫，不久後即逝世，追謚貞，此後又被追封為梁鄒縣侯。有文集三卷。劉頌在刑法方面頗有成就，他堅持恢復肉刑，並在刑法方面第一次系統地表述了封建法制的罪刑關系原則。法史學家何勤華認為「劉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封建的『罪刑法定』原則」。

⑻ 此王朝剛剛開國，為什麼大臣便說快亡國了

王朝的興替，總有從盛到衰的過程，但是歷史有一個王朝，占據中原大地，准備在歷史的軌跡上飛馳一番，內在卻是破爛不堪的老爺車，沒跑兩步就崩潰了，這便是西晉。西晉建國不久，開國皇帝正經了沒幾天，就開始沉迷酒色，於是王朝上行下效，人人沉浸於歌舞昇平，有一個大臣卻看到了其中的凶險，直接跟皇帝指出，王朝已經處於末世。

所以劉頌做的，就是向當時的門閥世家開炮，跟那些盤踞在西晉王朝中的蛀蟲開戰。其實自大漢王朝以來，門第和出身越來越重要，寒門很難出頭，尤其是九品官人法施行之後，為國選才者互相照應，如何選取官員？今天我選你的學生，明日你選我的弟子，總之，中正也好，大中正也罷，都是不再為國選材，而是為自己的門閥宗族選材。如此情況，西晉就算剛剛建立，也正危如累卵，若同末時。

劉頌設立的獎罰升遷考核機制，提出刑罰建議，因為西晉的外戚門閥橫行，都沒有得到採納。他因反對皇族的亂政，被殘忍殺害，不久後，就出現了「八王之亂」，接著又是「五胡亂華」，中原大地陷入無盡黑，西晉這個剛剛建立的王朝迅速崩塌，只留殘余，偏安江左。縱觀歷史，漢、唐、宋、元、明，那個開國不是朝氣蓬勃，唯有晉時，開國即滅，可憐可惜。

黑夜之前，雖有螢火微光，可惜稍縱即逝。

⑼ 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局限性和對中國後世的影響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需要出發，比較重視研究法理學。他說：「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說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並重,互相結合，並由此而對一系列涉及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關系。他說，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是在「學校衰微，世道凌夷，巧偽變詐，無所不為之習日漸潰焉」的情況下出現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國，所謂「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他認為法律是「政之輔也」,「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訂新律時，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②法須統一。沈家本認為,首先,立法宗旨必須統一，即堅持以法為「國家懲戒之具」，而非「私人報復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兩歧，將會發生法重刑濫之弊；其次，斷罪之律必須統一，如果新舊參差，勢必使法律喪失信用；最後，適用法律必須統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匹庶之分」。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輔。沈家本繼承了「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傳統法律思想，並結合世界的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只是「輔教之不足」的一種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廢刑而不用」。由於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於教化」,因此，他反對用嚴刑峻法束縛民之手足,提出「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特別是對於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認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視。他反復闡明「法貴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說：「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他建議仿古制設立律博士教習法律，使國家的中樞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時，積極籌設法律學堂，為執行新律培養人才。由於他強調用法在人，因此主張以嚴刑懲罰貪利、曲斷、骫法、壞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應「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貫徹於修律的實踐當中。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特別是他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藉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後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為了貫徹「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針，他「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比中國封建舊律文明、進步,中國必須「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沈家本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於彼」，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於世」。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和派員赴外國考察。
民主主義法律思想 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鑒於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首要步驟。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思想的影響下，提出旗漢各族人民犯遣軍流徙各罪，應一體同科，不應在法律上規定「重輕懸絕」的不平等權利。他說：「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滿漢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與此相聯系，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夫為妻綱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間侵犯罪的處刑,也應平允。沈家本還在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奏請「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許的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譴責公開買賣人口「殊非重視人命之義」。奴婢「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等人類於畜產也」。他認為如不革除，顯然與頒行憲法的宗旨違背。沈家本的這些法律思想，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彩。
沈家本贊賞西晉劉頌根據律法斷罪的思想，反對律外苛求。他奏請廢除清朝實行已久的比附斷案，揭露比附斷案使民無所適從，只便於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中，確認資產階級罪刑法定的原則和內容。在司法體制上，沈家本仿效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主張司法獨立，視為「憲政之始基」。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訂《法院編製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
與守舊派的論爭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法律思想，遭到守舊派的詆毀和非難。他遵循最新之學說，改革中國封建時代諸法合體的立法體系，在制訂新刑律的同時著手編纂獨立的訴訟法。他說:「大致以刑法為體，以訴訟法為用，體不全，無以標立法之宗旨；用不備，無以收行法之實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廢。」在他主持下，1906年編成《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規定「罪刑法定」、「審判公開」、「陪審制度」和「律師制度」，但遭到以張之洞為首的各省督撫的駁議而作廢。1907年，張之洞又攻擊沈家本所編新刑律草案蔑棄禮教。1909年附有《暫行章程》5條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學使和憲政編查館參議勞乃宣的反對，責難新刑律違背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禮教基本原則。對此沈家本著文反駁，形成了禮治派與法治派的激烈辯論，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才宣告結束。在辯論中，沈家本雖然贏得了同情，但他經常以制定新律爭取帝國主義放棄領事裁判權為理由，企圖藉此壓服守舊派，表現了他思想上的弱點；而且在守舊派的壓力面前，步步退讓,同意對於加害君主以及內亂、外患罪加重處刑;對於無夫奸處刑；尊親屬有犯不得使用正當防衛等等。這實際是用封建法律中維護倫常的傳統規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資產階級刑法原則。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資本主義法律思想與封建法律思想的沖突，又表現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協。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體表徵。在他的思想言論中，經常是進步的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時俱在，互相沖突。他雖然引進資本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改變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對封建舊律中禮教綱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對於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沈家本故居在宣武區上斜街金井胡同1號。為宣武區重點保護文物。 故居是一座三進四層的院落，進門第一層為一座兩層小樓。沈家本於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這里，其許多著作都在這里完成。院中的前排小樓是沈家本於1905年籌資建成，題名為「枕碧摟」樓中曾藏書5萬余卷。《枕碧樓偶存稿》《枕碧樓叢書》均是由此得名，他的書稿《沈寄先生遺書》為現代研究我國古代法律之必讀文獻。「枕碧樓」下有會客廳。

⑽ 魏晉北朝律學發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國古代律學的重要發展階段，其中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不僅指導了司法實踐，促進法制的創新，還對後世律學和法制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學界對南朝律學的研究極為薄弱，對其評價亦偏低。鑒於此，本文擬對南朝律學的成果進行梳理，對其特點進行歸納，並通過與魏晉及北朝律學的比較對之進行評價。
一、南朝律學的發展
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律條註解、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法典體例和重要制度原則創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現將其主要內容敘述如下：
（一）修訂《晉律》律注
南朝律學沒有對律典條文進行全面註解的新作，但在律條註解上卻有相當的研究，表現在對《晉律》律注進行修訂，解決了其所存在的問題。
西晉初年，《晉律》製成後，晉武帝命張斐、杜預為之作注，合稱「張杜律」。從張斐《注律表》的內容看，張、杜對律文的註解准確、詳盡，概括性強，其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但《晉律》律注有著嚴重的問題，即張、杜對《晉律》分別作注，內容不一致，而且輕重懸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弊端。張、杜律注的不統一，不僅使司法審判無所適從，而且同罪異罰也對犯罪者造成嚴重不公，同時還為奸吏舞文弄法大開方便之門。兩晉一百餘年，對張、杜律注「惟斟酌參用」，未加改變。
南齊武帝時，統治集團意識到律注不統一所帶來的問題，遂決意加以解決。先由尚書刪定郎王植、廷尉監宋躬等人「取張注七百四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後由「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修訂以後的律注與律文合稱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請公布實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雖未公布實施，但在其制定過程中，南齊君臣對張、杜律注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這一律學研究的成果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登基後，即下令修訂律令，尚書刪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齊《永明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條，武帝下詔公布實施{2}(P.700)。《梁律》之篇目絕大多數與《晉律》相同，但內容有大量增加。《晉律》律文620條，《梁律》2529條，增加了1909條，當是將張斐、杜預的律注統一後編入律條。《梁律》的制定，解決了張、杜「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問題，厥功甚偉。統一張、杜律注，並將律注變成律條，《梁律》的制定者對張、杜之律注做選擇和改編時，對其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對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進行探討
由於對張、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變的情況下，除解決兩注不一致的問題外，無須再對律文作新的全面註解。但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法律適用中必然出現新的疑難，南朝律學家對此多有研究，在對一些疑難案件法律適用的探討中，對律文作出新的闡釋，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釋，限於文章篇幅，擇其要者敘述如下：
1．東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東冶士朱道民擒獲三名逃犯，屬重大立功。主管部門尚書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規定應當免刑釋放。對尚書金部的提議，黃門侍郎王韶之堅決反對，指出：
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意即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該兩項後世歸於不孝罪）、破義、反逆屬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釋放。王韶之的意見，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後被武帝採納{3}(P.1625-1626)。此案的討論形成「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釋。
2．熊氏自質其身為子償債案。宋武帝時，尹嘉因欠債無力償還，母親熊氏以自身出質之錢為其償債，司法機關認為尹嘉的行為構成不孝罪，當處死刑。時任南蠻長史的何承天認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質錢，為子還債，目的是為了救兒子，而非殺兒子。尹嘉雖對其母敬恭有虧，熊氏並未請官府殺其子。官府認定尹嘉構成不孝罪、熊氏構成和賣罪，適用法律錯誤。建議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過錯。此事尚未判決，時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討論，形成「母自質其身為子償債，不構成不孝罪，不應處死」的新解釋。
3．薄道舉搶劫案。宋文帝時，吳興餘杭縣人薄道舉犯搶劫罪。法律規定：「（為劫者之）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舉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親，不在補兵范圍內，但薄代公的母親為薄道舉之期親，依法則應補兵，其子宜隨母補兵。尚書右丞何承天認為：「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若薄道舉之叔活著，叔乃期親，依「既嫁從夫」之義，則其叔母也屬期親，依法皆應補兵；現道舉之叔已死，依「夫死從子」之義，應依叔母之子確定叔母之親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親，依法不應補兵{3}(P. 1074)。此案的討論形成「搶劫罪犯之同籍期親補兵，若叔死則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釋。
4．張江陵夫婦罵母案。宋孝武帝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子吳氏共同罵母親黃氏叫她去死，黃氏憤而上吊自殺，案發後，遇國家大赦。法律規定：「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但江陵夫婦罵母親致其自殺，較傷害及毆打情節為重，若按故意殺死父母科刑，則偏重；若按傷害及毆打父母科刑則偏輕。司法機關難以處斷。尚書比部郎孔淵之指出：「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吳（氏）原死補治，有允正法。」意即一個地方的地名惡心，仁者不入該地。對地名尚且如此，何況人的行為。所以對父母毆傷及詛咒，依法不得減罪；罵詈父母致其自殺，依理亦不得免罪。張江陵即使遇大赦，仍應依法梟首，吳氏若免死服勞役，與法意不合。孝武帝「詔如淵之議，吳可棄市。」{3}(P.1534)對張江陵夫婦未予原宥，仍依律懲治處。此案的討論，形成「罵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釋。
（三）對律令體例及法律制度進行研究
1．對律典體例的研究。南朝後期的梁、陳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雖較多地沿襲晉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創新。《梁律》最主要的創新是增設「倉庫」一篇，梁以前諸律均無此篇，梁以後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倉庫」為篇目之一，《梁律》對此有開創之功。其他改作還有刪去《晉律》中「諸侯」一篇；將「盜」篇改為「盜劫」，「賊」篇改為「賊叛」，「捕」篇改為「討捕」，擴大了各該篇目的內容和覆蓋面；改「請賕」為「受賕」，強調對官員受贓枉法犯罪的懲處{4}(P.227,309)。
《梁令》篇目結構和內容大量承襲《晉令》，但也有改作和創新，其中最主要的創新是刪去《晉令》中的「軍法」6篇，「雜法」兩篇，「軍水戰」、「軍戰」、「俸廩」、「贖」各一篇，共12篇，增設「劫賊水火」、「軍賞」兩篇，總篇目從40篇減為30篇，篇目較《晉令》簡約，並開後世令典30篇（卷）體例之先河。其他改作還有：將《晉令》中的「佃」改為「公田公用儀迎」，新設「劫賊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對律令法典體例進行改作時有過怎樣的討論，史書無載，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學依據則是必然的。由此可見，梁朝律學對律令法典體例有相當的研究。
2．對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學還對魏晉以來的一些制度進行了探討，政府按相關律學觀點對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處進行了改革。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晉朝有令子孫證父祖之罪的規定，東晉大理卿衛展在有關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4}(P.262)，這嚴重違反儒家「父子相隱」主張。劉宋初年對此制度進行討論，侍中蔡廓指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經皇帝批准，廢除鞫獄「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確立鞫獄「不須責家人下辭』，之制，即子孫不作證原則。
民殺長吏之科。宋孝武帝時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殺長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應遠徙。尚書右僕射劉秀之認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意即律文對民殺長官規定的處罰過輕，建議民殺長官罪的處罰為：本人終身服役，家人充軍。皇帝同意劉秀之的意見，並按此意見對民殺長官遇赦條進行改革{3}(P.2078)。
測立制度。梁朝創立了訊囚的「測囚之法」，陳朝沿用。但陳朝范泉刪定律令時認為，梁朝測囚的時間自晡鼓（下午三點）起至二更（晚上九點）結束，測立過久，非人所堪，遂於律令中規定分其刻數再上。廷尉卿認為范泉所定新制過輕，請召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奐、行事沈洙及舍人會同尚書省詳加討論。眾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愚意願去夜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舍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左丞宗元饒也贊同沈洙之議，指出：「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並「牒請寫還刪定曹詳議改前制」。當時擔任錄尚書事並主持討論的陳頊（即後來的陳宣帝）認為：「沈長史議得中」，並根據沈洙的意見對「測立之制」進行改革，完善了該制度{4}(P.325)。
宋文帝時，八座丞郎等還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問題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是否「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的立法建議進行了討論。參與討論者有尚書左丞江奧、尚書右丞孔默之、尚書王淮之、殿中郎謝元、尚書郎何尚之及衛將軍王弘。議者都提出不同的觀點，或進行了不同的論證，爭論異常激烈。王弘主張維持舊制，並對各方意見進行了駁論，言之甚詳。宋文帝贊同王弘之議，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討論的內容較多，限於篇幅，本文於此對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學影響，南朝還創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則、緣坐婦女免死制度、測囚制度、官當制度、死刑行刑制度、會審制度、公罪輕罰原則，完善了贖刑制度、直訴制度。此外，梁朝律學家蔡法度編纂了《晉宋齊梁律》20卷{2}(P.972)，由於史料所限，後人對此書的性質及內容無從得知。清末律學家沈家本認為：「《隋志》別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為20卷，疑係比較之書。」{5}(P.900)
二、南朝律學的特點
與秦漢及魏晉律學相比，南朝律學具有以下特點：
（一）研究領域更為寬泛
南朝律學繼承秦漢及魏晉律學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發展，其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
中國古代律學產生於秦，其標志是官方編制的法律解釋和律學著作《法律答問》的問世。《法律答問》通過「問」和「答」的形式，對秦律中的一些條文、術語、罪名及對具體行為如何定罪量刑進行解釋，並在解釋中對法律條文加以補充。比如對「不直」和「縱囚」這兩個罪名，《法律答問》解釋曰：「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不論，及偒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時故意罰不當罪，如罪重故意輕判或罪輕故意重判，均為「不直」；應當對行為人論罪而故意不論罪，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則構成「縱囚」。又如，《法律答問》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闌亡，相夫妻，甲弗告請（情），居二歲，生子，乃告請（情），乙即弗棄，而得，論可（何）也？當黥城旦春」。這是對一女子「去夫亡」並與他人「相夫妻」行為如何處罰的解釋，即：女子甲私自逃離丈夫，與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結為夫妻，當時甲未告知實情，兩人共同生活兩年並生下兒子後，甲才告知乙實情，乙亦未拋棄甲，後甲被抓獲，對甲該如何論罪？《法律答問》解釋為：當處黥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問》中解釋法律概念有70餘個，解釋法律條文187條，目的是指導司法實踐，使法律得以正確適用。由此可見，秦律學是以法律正確適用為目的的應用律學。
漢朝因文化環境寬松，加之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律學有長足的發展。按研究內容的不同，漢代律學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確適用為主旨的應用律學，一支以經注律文、闡明律意為要務的理論律學。應用律學是對秦律學的繼承。自武帝時起，漢朝出現了聚徒授律的傳律世家，如南陽杜氏、穎川郭氏、沛國陳氏等。史載：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習《小杜律》，其子郭躬「少傳父業」，造詣極深，曾聚徒講律，徒眾常數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難問題，亦常召郭躬應對。《後漢書·郭躬傳》載：東漢永平年間，有兄弟兩人共同殺人，明帝認為兄不訓弟，故應處兄死刑。中常侍孫章誤傳詔書，說兄弟均處死刑。尚書認為孫章犯了「矯詔殺人」罪，主張處以腰斬刑。章帝召郭躬問之，郭躬認為，孫章應處以罰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誤之分，孫章傳命之謬，於是為誤，誤者，其事則輕。」明帝採納了郭躬的意見。郭躬以後，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鎮亦「少修家業」，鎮次子禎「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甚眾」。另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經折獄」，以儒家經典對法律進行解釋，也是應用律學的一部分。
理論律學興起於東漢，儒學大師叔孫通、郭令卿、馬融、鄭玄等人，以訓詁等經學研究方法，對儒家經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進行解釋。如鄭玄對《周禮》的「過失」這一概念有過三次解釋：「過，無本意也。」{7}(P.1024)「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7}(P.2084)「過失，亦由邪惡酗（酒）、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而麗於罪者。」{7}(P.1021）文穎對《漢書·文帝紀》所載「聯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釋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應劭對《漢書·惠帝紀》所載「（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中的「挾」字解釋曰：「挾，藏也」。從上述內容看，他們對法律概念、術語的解釋基本上是准確的，但理論律學只對法律概念等進行解釋，不涉及刑罰，是典型的注釋律學。理論律學是漢代律學的主流。
魏晉律學繼承秦漢律學的內容，繼續對律條進行註解外，其研究領域又有重大擴張，增加了對法典編纂體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區分、重要法律原則和制度進行研究的內容。魏晉時期律令法典的編纂有長足的進步，法律制度多有創新，便是在其時律學的指導下取得的，如《晉律》20篇始於「刑名」而終於「諸侯」的順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質、作用，其律學依據為：
律始於『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系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8}(P.928)。
對於法律的適用，律學家劉頌則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則。律學家杜預則對律、令作了區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晉時期的律學已超出兩漢注釋律學的范圍，不僅研究律文的含義，而且注重研究各種形式的法律，內容涉及律令法典編纂體例、各種法律形式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法律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