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陪審制

㈠ 陪審制度的特點

陪審制度的出現，使普通公民能夠參與司法過程，可以防止法官徇私枉法、獨斷專行，糾正其不周之處。同時陪審團的裁決更能反映社會一般人的觀念，因而陪審制度是使司法走向民主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這是英國法對世界法制的一大貢獻。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陪審制度在法律上正式得以確立，並逐漸向全世界推廣。獨立後的美國通過憲法及其修正案，牢牢確立了陪審制度的獨特地位。英國的許多殖民地國也採用了陪審制度，就連司法制度迥異的法國和德國也借鑒了英國的陪審模式。

㈡ 什麼叫陪審制

陪審制是指從一般市民中隨機選出若干名陪審員，委派其參與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的審理，並獨立於法官作出事實認定以及決定法律適用的司法制裁。
陪審團通常有6至12名陪審員。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會就被告人有罪或無罪做出判斷，而在民事訴訟中則會就被告有無責任或損害賠償金額等做出判斷。

㈢ 陪審制度名詞解釋

陪審制度，是指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審判的一項司法制度。在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中，由人民陪審員代表人民參與案件的審理，是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

㈣ 陪審制度源於希臘還是羅馬

古希臘和古羅馬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就司法制度而言，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曾採用過奴隸主或自由民集體裁決的模式。例如，在古希臘的眾多城邦國家中，斯巴達和雅典是最有代表性的兩個。其中，前者採用貴族政體，後者採用民主政體，但是二者在其司法活動中都適用「集體負責制」。斯巴達當時的司法審判權屬於長老會議即貴族代表會議。長老會議由28人組成。成員從年滿60歲的貴族中選舉產生。當城邦中發生重大案件的時候，長老會議就要進行「審判」，聽取當事人和有關證人的陳述，並做出裁決。由此可見，那些貴族代表實際上都是共同裁決訴訟的法官 [1].雅典當時的司法審判權屬於由全體自由民組成的民眾大會。當地居民發生訴訟糾紛的時候就要召開民眾大會來進行裁決。這等於說全體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紀，雅典時期著名政治家梭倫領導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設立了陪審法院。陪審法官從年滿30歲的雅典公民中選舉產生，然後按照一定順序輪流參加案件的審判。每次參加審判的陪審法官人數大概是法院陪審法官總數的十分之一。審判結果由陪審法官投票表決。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內投放石子[2].這大概是西方國家最早出現的陪審制度。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及陪審制，和現代民主政治及陪審團殊為不同，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個體一面從屬於群體，一面卻享有作為個體獨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臘民主政治中，個體是完全從屬於群體的。古羅馬的司法審判權最初也屬於民眾大會。雖然那些暴動、叛亂和殺害奴隸主等重大刑事案件由臨時設立的專門機構（類似於後來英美法系國家中的大陪審團）負責調查案情，但是最終的裁判權仍然歸民眾大會。公元2世紀，羅馬共和國設立刑事法院，司法職能與行政職能分離。不過，這種刑事法院仍具有民眾集體負責的性質，因為法官都從公民中選舉產生（一般為貴族或富人），每年改選一次，而且每個案件都要由30至40名法官共同審理。[3]這種集體裁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方國家奴隸主民主制度的特點，而且其中蘊含了陪審制度的思想文化淵源。但羅馬帝國的消亡使得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陪審制度沒能生長起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陪審」還不具備現代陪審制度的涵義，但它是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國家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代直接民主的體現。正是這個文明的源頭為歐洲的法律文化種植下民主的種子，形成了歐洲法律文化中由外行參與司法程序的傳統，對後來歐洲法律和文化的影響意義深遠，並通過歐洲對世界地區產生影響。後來，西方陪審制度的發展中心也就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了英國。論文天下 http://www.lunwentianxia.com/

㈤ 請詳細介紹國外司法體系中的陪審團制度。

中國是不太可能引進的

㈥ 陪審制是不是司法參與的一種方式

公民司法參與權的形式

綜合各種法律的具體規定和司法實踐的情形來看，公民司法參與權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所涉及的范圍也是非常廣泛的。不同的標准就會有不同的類別。這里，我們以公民在司法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為標准對之進行分類，具體包括如下形式：

（一）訴訟參與人的司法參與權

1.當事人的司法參與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82條對當事人進行了解釋：是指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民事、行政訴訟法雖未以條文的形式直接劃定當事人的范圍，但通常認為其廣義的當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共同訴訟人以及訴訟代表人。以當事人的身份參與到訴訟活動中去是公民司法參與權中的一種舉足輕重的表現形式。當事人——無論是刑事案件的自訴人，還是民事、行政案件的原告——的起訴行為拉開了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序幕。因為按照「不告不理」原則，沒有當事人的起訴，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無法啟動。在案件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後，相對方的當事人也隨之參與到訴訟中來。各方當事人司法參與權的具體內容就此次第展開。當事人的司法參與權以訴權為基礎，在訴訟過程中表現為各方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承擔的訴訟義務。當事人的司法參與權受到訴訟階段的制約且因當事人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異。

2.訴訟代理人

辯護人的司法參與權

訴訟代理人及辯護人是經權利主體的委託或依法律的規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而參加到訴訟中來的。他們有權查閱、摘抄、復制案件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與當事人會見、通信，調查取證，參加庭審，依被代理人的授權而為當事人提出訴訟主張、反駁和答辯，進行舉證、質證，展開法庭辯論等等。在訴訟過程中，「法官的目標首先是找出真實情況，然後再根據法律進行公正審判。而在追求這個目標的日常工作中，律師發揮著可敬和必要的作用。」[6]作為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訴訟參與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對司法活動的參與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和作用。

3.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參與權

訴訟中除了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辯護人以外，為了處理和解決各類爭議，還需要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與。其他訴訟參與人包括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其他訴訟參與人，尤其是證人的參與在司法活動中不可或缺。時間的不可逆性使得爭議的案件事實一去不復返。案件事實又不同於自然科學規律的發現，人們無法經由重復的科學實驗再現歷史，只能依靠有限的證據去回溯、復原已往的事件，以此來了解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其法律意義何在。無論何種類型的訴訟活動，對於爭議的最終解決而言，證據都必不可少。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民事訴訟法》第70條亦強調：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據此，出庭作證是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公民的一項義務。所以，以證人的身份參與司法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公民參與方式。鑒定人、翻譯人員在相應的訴訟中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即司法參與權亦應得到必要的保障。

（二）糾紛解決者的司法參與權

1.人民陪審員的司法參與權

人民陪審員不同於職業法官，他是公民參與糾紛解決的重要角色。陪審制度的設置符合人民主權及司法民主的理念。它「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應當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權的一種形式。當人民的主權被推翻時，就要把陪審制度丟到九霄雲外；而當人民主權存在時，就使得陪審制度與建立這個主權的各項法律協調一致。」[7]陪審制度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的闡發，對於社會公眾了解和認識司法精神，樹立民眾對司法的信心以及完善司法制度皆具有重要作用[8].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3條、《民事訴訟法》第40條均對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陪審制給予了規定。人民陪審員由此也成為司法參與權的享有者。

2.協助調解者的司法參與權
我國立法針對民事案件的特點確立了法院調解原則，《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邀請有關單位和個人協助。被邀請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協助人民法院進行調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條進一步指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並有利於促成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工作。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前款規定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盡管立法強調協助調解是一種義務，但是公民一旦參加到法院的調解工作中，也就成為了司法活動的參與者，故而享有司法參與權。

（三）司法監督者的司法參與權
1.人民監督員的司法參與權
人民監督員由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基層組織民主推薦，在徵得本人同意並經考察後確認，其主要職責在於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擬撤銷案件的或擬不起訴的案件實施監督。除此之外，人民監督員發現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應當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羈押的；違法搜查、扣押、凍結的；應當給予刑事賠償而不依法予以確認或者不執行刑事賠償決定的；檢察人員在辦案中有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違紀情況的皆可以提出監督意見。人民監督員還可以應邀參加人民檢察院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工作的其他執法檢查活動，並對於發現的違法違紀問題，可以提出處理建議和意見。人民監督員制度是司法改革過程中加強對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工作中的外部監督的重要措施，在職務犯罪偵查權繼續由檢察機關行使的前提和背景下，通過拓展外部監督來解決監督者也要接受監督的問題
2.庭審旁聽者的司法參與權
訴訟法所確立的公開審判制度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明文規定的情形外，一律公開進行。公開審判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對群眾公開和對社會公開。前者要求公開審判的案件允許群眾對案件審理的全過程和判決的宣告進行旁聽；後者要求公開審判的案件允許新聞媒介采訪報道，將案情公諸於眾。普通公民旁聽庭審應當遵守法庭規則，不得擾亂法庭秩序。在庭審的當下，庭審旁聽者司法參與權的意義主要在於通過聽審監督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以增強司法的透明度，並減少司法專斷的可能性。
（四）其他參與協助司法活動者的司法參與權
在司法活動的各個階段，除了上述主體之外，還有不少其他輔助司法機關實施司法行為的協助者，他們同樣是享有司法參與權的主體。如，刑事案件的控告人、檢舉人、偵查活動的見證人、協助和見證人民法院進行現場勘驗的人、協助人民法院採取財產保全及先予執行措施的人等等。這些主體參與司法活動的時間和階段相對於前述各類主體而言，或許較為短暫、單一，卻並非可以忽略不計。既然協助者出現在司法過程中，其理當享有司法參與權。我們不能只注意其協助司法行為的義務而忽視其權利。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陪審制是司法參與的一種方式。

㈦ 美國的陪審團司法制度

美國的陪審團是在公民里隨即抽選12位公民組成的，權力相當於我們這里的法官。在英美法系的審判程序里，法官的權力沒有大陸法系大，最終裁決結果要靠陪審團內部投票決定。

以上是我的理解和簡單的陳述，下面是載自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衛平老師的詳細解析：

在美國，刑事案件的審理和部分民事案件（主要是民事侵權案件）都有可能使用陪審團。而在英國及英聯邦國家，民事案件基本不再使用陪審團。眾所周知，陪審團的基本作用是認定案件事實。在有陪審團的訴訟中，法官不認定事實，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訴訟程序，根據陪審團認定的事實適用法律。

對於需要陪審團審理的案件，第一步就是挑選陪審員，組成陪審團。陪審員的產生往往十分復雜，陪審員的挑選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陪審員的挑選是在審理法官的主持下進行的。法官的助手從當地的選民登記手冊中隨機抽出候選人名單。法官根據案件的情況確定最初陪審員候選人數，有時候選人數可多達二三百人。

陪審員的挑選是公開進行的。挑選時，法官和雙方的律師都應在法庭現場。法官在開始篩選候選人時，要向候選人簡單介紹案情。經法官同意，其他人可以在法庭內旁聽。陪審的候選人通過抽簽確定在法庭中的座位編號。陪審的候選人的編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挑選陪審員時是按照編號順序進行的。確定編號，候選人按照編號坐定後，就要按照法官助手的指示，在法官助手的幫助下填寫調查表。具體案件不同，調查表所要調查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在關於環境訴訟的案件中，調查表上就可能有「你對環境保護與工業發展如何看」、「你是否受到環境污染的侵害」等；在關於煙草訴訟的案件中，調查表上也許會有「你吸煙嗎」、「你的好友中有無患與吸煙有關的疾病」等；在有關艾滋病的訴訟中，調查表上可能就有「你對同性戀如何看」這樣的問題。調查表還會涉及候選人與本案律師的關系問題，例如是否認識其中哪位律師，是否委託其中哪位律師等等。候選人與證人的關系也是所要調查的重要問題。調查表將列出以後訴訟中將出庭的證人名單。法官和雙方律師將根據這些調查內容對候選人進行篩選。法官也可以直接詢問候選人，例如詢問候選人是否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他（她）作出公正的裁決等等。

法官會將不符合法定條件的人從陪審員候選人中剔除。例如：非美國公民、有犯罪前科、沒有選舉權等等。列入候選的人也可向法官提出不適合擔任本案陪審員的理由，請求不擔任陪審員，例如身患疾病等等。對這些理由都要求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經法官同意可以退出。由於擔任陪審員是公民一項應盡的義務，所以法官不同意時，候選人不得擅自退出。根據調查，多數美國人是不願意擔任陪審員的，耽誤時間、影響工作、生活是主要原因。盡管作為陪審員也有補貼，但數額很少，一般在8至15美元左右。

法官將不符合條件的候選人剔除後，接下來的程序就是由雙方的律師對候選人進行篩選。一方律師可以對按編號提出的候選人根據自己的需要予以否決或保留。一般的案件，一方律師行使否決權的次數不能超過四五次，但對於特殊的案件，也可能6次、7次，多的可達10次，否決權行使的多少由法官決定。陪審團的組成往往就決定了案件的勝敗。在著名的羅德尼金訴洛杉磯警察一案中，初審時就由於組成了有利於被告的陪審團，而導致控訴方敗訴。但篩選的原則很簡單，即將不利於自己當事人一方的候選人剔除。對提出來的候選人，雙方律師都要對該候選人的情況進行認真的分析。雙方律師可以對候選人提出問題，根據候選人回答的內容來判斷是否行使否決權。律師設計什麼樣的問題，是一門技術性相當強的學問。但律師不得直接提出「候選人如何看待本案」這樣的問題。法官對律師提出的問題要把關，問題不妥時，可以加以否決。如果雙方的否決權都使用完，仍沒有達到陪審團的數量要求——12名陪審員時，就只能按編號由法官確定。陪審團確定之後，為了防止意外，還需要有幾名候補的陪審員。一旦陪審員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行使陪審權時，就可以由候補陪審員代替。陪審員將佩戴特製的陪審員徽章。各州的陪審員徽章各有不同，大多是圓形的，只是顏色有差異，有的州是黃色的，有的州是紅白二色的。

在正式開庭審理之前，法官將注意事項詳細地以書面形式告知陪審員。告知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例如：不得與任何人討論參加陪審的案件（包括其他陪審員）、未經批准不得擅自離開法庭、未經同意不得使用電話、其他人與陪審員非法接觸的要及時報告法官、不能閱讀關於本案的報紙等等。一般情況下，陪審員也不能單獨與法官會面交談。如果要與法官會談，也必須有雙方當事人的律師在場。法官要求陪審員注意的事項有時多達幾十項。每個陪審員在閱讀完這些文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自己已經了解了這些注意事項。陪審團有一個協調和組織者，此人也可稱為陪審團的「團長」。陪審團的團長由全體陪審員選舉產生。

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可以根據情況將陪審團與外界隔離開來，以避免陪審員受到外界的干擾。將陪審團隔離的情形是很少發生的。被隔離的陪審員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衛看守，未經法官許可，陪審員不得擅自離開住處。在隔離期間，陪審員不能看報、看電視等，以防受外界影響。著名的辛普森案件的審理，其陪審團就是與外界隔離的。國外開庭審理案件一般都是連續審判，從開庭起一直到作出裁決，除法定休息以外，不得中斷。

在開庭審理中，法官會不斷地給陪審團發出各種指示。例如：指出哪些證據屬於違法證據，不具有證據效力，指示陪審團在認定事實不能採用該證據，如果陪審團採納了該證據，則該陪審團作出的裁決就是無效的。

為了使陪審團能公正地作出裁決，任何賄賂陪審員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陪審員也必須遵守相應的法律規定，嚴重者將受到刑事制裁。

美國的法庭審理實行交叉詢問制，即法官和陪審團都不能直接詢問案件的證人，只能由雙方當事人的律師詢問。律師對自己一方提出的證人的詢問叫做主詢問，對對方的證人的詢問稱之為反詢問。陪審團是通過雙方律師對證人的詢問來了解案件事實的，法官則控制著雙方律師的交叉詢問。法官與律師討論案件中的程序事項時，陪審員也不能參與，因為陪審團不能裁決程序事項。

當雙方的證人都出庭作證後，法官就可以要求陪審團對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裁決。陪審員根據原告的請求初步形成一項裁決意見，然後交陪審員們投票表決。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要求裁決的投票結果達到9票以上。指控謀殺成立的案件則要求一致通過，全票同意。投票時，要求12名陪審員都要投票。當然歷史上也曾有過訴訟中1名陪審員缺席，11名陪審員投票仍然有效的情形。一般的案件如果不能就原告的請求是否成立達到9票以上時，就需要陪審團重新審議，直至形成多數裁決意見。陪審團是如何認定事實以及如何形成裁決的過程都是絕對保密的，即使在案件判決生效後，陪審員將案件的討論過程透露出去也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民事賠償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團同樣只能在原告所要求的數額范圍內作出裁決，不能超出原告請求的數額。這一點與大陸法系中的辯論原則的精神相同。在開庭前，法官將告知當事人及雙方律師和陪審團將在下次開庭時宣布裁決結果。開庭時，法官將詢問陪審團團長是否形成裁決意見。如果形成裁決意見，團長將宣布裁決及投票結果。在陪審團團長宣讀裁決結果後，法官還將一一詢問各位陪審員的意見，是同意，還是反對。如果這時有陪審員反對，使反對票超過4票時，裁決就將無效，陪審團就要重新審議。
陪審制度是美國法治和美國訴訟制度的組成部分，反映了美國訴訟制度的特性。陪審制度的國民參與性是美國訴訟制度最具誘惑之處，充分體現了美國法治的民主化。陪審制的存在也就成了其他具有美國特色的制度存在的基礎和前提，如交叉詢問制度、律師制度，甚至影響了美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方法。陪審制的魅力傾倒了許多大陸法國家，加之美國文化的強勢，使一些大陸法國家試圖移植引進，但最終都沒有成功。在我國，同樣有不少人鍾情陪審制度，為它的絢麗光彩所折腰。但我們應當注意到，陪審制度是美國特殊歷史的產物，有著特殊的一般社會文化和法文化的背景，尤其是陪審制度是一種成本很高的制度。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很難享受的，僅挑選陪審員就要耗去幾天的時間。在獨特的法意識的背景之下，陪審團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絕不能夠質疑陪審團對事實認定的公正性，陪審團的裁決是不容置疑的。基於我國的法意識背景，在這一點上恐怕是很難為社會所接受的。實際上，因陪審員的知識背景、生活背景、認識方法、種族意識等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的陪審團就會產生不同的裁決結果。陪審制度更體現了一種規則的游戲性。陪審制的存廢改的問題也一直是美國人所議論的問題。我們切不可為陪審制羞花之貌而障眼。正如美國人所言，至少陪審制的問題與它的好處一樣多。盡管俄羅斯新憲法規定了在刑事訴訟中實行陪審制，並將於2003年在俄聯邦范圍內實施，但在試行中已經面臨著諸多問題。況且，俄羅斯引進陪審制也有其特殊的政治歷史背景。

㈧ 何為陪審制

陪審制，簡言概之，就是從公民中挑選符合條件的人選擔任陪審員來參與法院對案件的審判。同硬幣有正反兩面一樣，陪審制從它誕生伊始就毀譽參半。到了晚近之中國，由於它屬「舶來品」，更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爭議，持廢除意見者有之，持保存意見者亦有之，折衷論者更是有之。筆者認為，作為司法權在現實操作中一種具體形式，它與司法權所追求的理想價值有相當的差距。當然，這只是竊一管之見。
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現行人民陪審制度並非什麼固有的家傳寶刀，它乃法律移植之產物，名稱上與英美法系相同，實質內容卻為大陸法系尤其是原蘇聯司法制度的翻版。我國傳統人文思維方式的特點是一體化，從官方到民間的主流文化一一由殷商至滿清到近現代，始終試圖追求一種「天人合一」大一統的狀態，即在君權庇佑下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法者，治之端也；君者，法之原也」。中國人的傳統理想人格是「君子」、「子民意識」、「厭訟」心理「清官」崇拜和義務本位屢見不鮮，對公權力和專制充滿著無比敬畏與信賴。長期以來，此等市民意識的薄弱就嚴重影響到了同政治國家權力相抗衡的力量。而西方國家與此卻大相徑庭，自由和私權至上一直是他們孜孜以求奮斗終身的目標與國家立足之本，「我願自由而有危險，但不願安寧而受奴役」(盧棱)。任何一種法制的變遷與創新都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創新。像中華民族這般具有濃重歷史與文化底蘊的偉大民族，在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就根本不可能無視法律文化的多樣性，完全脫離固有的康莊大道來對自己的法律文化傷筋動骨的改造。陪審制這種司法制度或許是一個研究法律移植的「革命樣板戲」，它最愛被別國採納，但迄今為止，其移植成功的範例恐怕也僅限於以英語為母語或主流官方語言的國家。我們近鄰日本，「大化改新」開始就大量吸取國外先進立法經驗，連日本學者自己都不無驕傲的宣稱，「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法律全面移植的成功例子」，但即使在這樣一個西化較為徹底的國家，《陪審法》也只實施了13年，施行的案件寥寥無幾。再退一步說，即使是陪審制的發祥地英國現在也出現衰退廢除之勢。既然連老主顧都打算拋棄它了，我們又何必死抱不放呢?
我們知道，評價一種法律制度運行是否合理，可以從法律制度運行的效果是否接近於理想模式和是否促進社會文明進化入手。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在現行《人民法院組織法》抑或1996年修訂施行的《刑事訴訟法》中，人民陪審制都早已不再是什麼亘古不變的規定。從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47條中可以看出，對人民陪審制適用的用語乃是「或者」，而非「一定」或「必須」。這些模糊的法律文本話語顯然就註定了人民陪審制的草根命運。當然絕對精確的語言表述也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況且，任何一項程序規定都不須有一整套完善的輔助制度相配合方可得以正常實施。與陪審制相關的不間斷原則，庭審集中主義，證據排除規則等等，我們都未具備或真正具備過。故而具體司法事務的處理，還是掌握在那些極少數並非陪審員的社會精英手中。
我國另有學者將現行陪審制的弊端歸納為「陪審的任意性，具體案件的陪審決定權在法院，陪審員的選任比較混亂和陪審范圍過於廣泛」。筆者認為，這些都應是人民陪審制在法律操作上空洞性的主要表現，它們所反映的本質就是人民陪審制的空泛化。打個不甚貼切的比方，就像《林海雪源》中的楊子榮假扮胡彪騙取座山雕信任並不是靠在臉上貼兩撇小鬍子就水到渠成一樣，他還需要對群匪心理恰到好處的揣摩和過人的膽識。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中國現行一種司法制度，就不具備這種「心理揣摩」和過人的「膽識」———即一種具體實在的法律制度的鋪設配套措施和先天性稟賦。
二
實行人民陪審制這種司法制度，帶來一系列繁文縟節，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必將導致訴訟成本劇增。訴訟成本增加，同時又引發了司法經濟效益極度低下，「高投入低產出」。法學家朱蘇力先生告誡我們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標准，需用最少的錢辦最大的事」。古人說，「法逾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法網恢恢，訟累不堪，我們總不能把一切事務都趕到法院去解決吧，這樣，人民陪審制度首先便失去了司法經濟效益。
現在有些學者認為，陪審制度增加了一定開支，但極大激發了人民群眾參與審判的意識，加快了司法民主化進程，其成本支出同所實現的價值相比是值得的。不錯，若真能激發什麼群眾參與審判意識獲得良好司法社會效益倒也確實值得政府不憚繁瑣大掏腰包。可多年的事實並非如此，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不止一次革命，但是，只憑空談而沒有實質推進並不足以改造整個社會。「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我國陪審制也推進了幾十年，可真正知道中國有陪審制的老百姓恐怕還是鳳毛麟角，更別談推行陪審制激發人民大眾的法制意識加快司法民主化進程了，例如，只有在審判技術案件或少年案件時，才會邀請婦聯、共青團、工會幹部或政務工作擔任人民陪審員」(法學家梁志平語)。要推進司法民主進程完善司法制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完全沒有必要捨本逐末，從而造成實施上的極度無效益。
四
德國思想家加達默爾認為「前見」乃一種偏見，但沒有「偏見」又不能獲知客觀世界，誠可謂盛哉斯言，人始終沒法擺脫前見性影響，它們總是在制約著我們，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會產生什麼樣的「偏見」，我們為了克服審判者自身偏見，去到處尋找所謂「同類人」，「一日一文，千日千文」的主觀斷案窠臼可能避開了，但殊不知這樣又陷入了另外一種「偏見」中。而且，在這些人心底，會不會產生「幸運者看待不走運者」的一種近乎憐憫和幸災樂禍的心情呢？在所有已發生過的陪審案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大量主觀因素。究竟該如何選擇法律事實，賦予所選擇的案件事實以何種意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陪審員們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和他們的前提假設究竟是什麼?而這一切又都是依附於他們所關心的事物展開的。故而帶有某種價值傾向的陪審員同樣只會去尋找符合其想像的事實，從而將被清洗過濾的場面當著真實情況本身。況且，什麼才算是「同類人」，同年齡、同血統、同性別、同民族、同行業、還是別的什麼?具體怎麼操作絕對化的「同」被告相似之人該去何處尋找?所以司法活動只是一種職業技術判斷，它並非哈爾馬斯的什麼理性對話空間，「由普通人直接來執法或直接操作審判過程像由普通人直接行醫或控制治療過程，由普通人指揮軍隊，控制軍事專門技術一樣，都是不大可能的。
此外，現在有些地方還提倡一種「專家辦案「。這些專家即所謂的法學者也可算作社會精英吧，他們未參加陪審還不又是一種精英話語?大眾話語湮沒精英話語固然不好可又有誰給予了專家用精英話語壓制大眾話語的權力?畢竟沒有誰可以代他人作出價值判斷。事實證明，白馬非馬終歸過於荒謬，只有大眾話語，精英話語和法言法語三足鼎立，這樣做出的結論才能保證大多數的正確性。但很明顯，決不是實行一個人民陪審制能夠一蹴而就的。
五
我國有學者認為，人民陪審制度可以強化對法官的制約從而保證審判質量．那麼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究竟可否實現對司法的有效監督呢?筆者認為，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雖然學界對中國究竟有無市民社會尚有爭議，但毋庸置疑，中國是一個輕私權的社會，具有濃厚傳統的子民———臣民性政治文化意識「寸權尺柄，皆屬管家」，普通大眾對專制與公權力的盲從非一朝一夕即可更改。加之審判制度上中國屬強調法官主導地位的職權主義類型，人民陪審員是以個人身份參加案件審理，不存在類似的美國統一陪審團，更削弱了他們的力量。況且除公權力外，近年來隨著「公共領域」悄然興起，報紙、電視、網路等媒體無形權力越來越大，這也嚴重影響到陪審員自身的判斷，向社會壓力讓步，有著妥協屈從的心態，也即「貓爪子下夜鶯唱不出動人的歌」。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此等弱勢群體眾口一詞做出的決定之正確性。
除此之外，由於在選擇陪審員上存在著對「外行人」的刻意追求，這便決定了挑選出來的陪審員不大可能具備高超法律素養。而同司法制度相關的一整套知識體系是獨立的，不但擁有自己特有法律理念和邏輯思維方式，還擁有其自身的語言結構與對話語境。具體法律又只有在程序、價值和邏輯思維方式的具體關系中才有意義。故在具體司法程序和法律事實認定上，一般人民陪審員就不可能同專業司法工作者同日而語。耶穌還沒完全弄清猶大的真面目就稀里糊塗被羅馬士兵釘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們這些不諳此道的凡夫俗子又能如何?或許我們可通過改革現行陪審員挑選方式並強化對他們的法律培訓來解決這一問題，但這勢必又悖離了「外行人」參與審判案件的初衷，從而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怪圈。這樣，既然人民陪審制度根本就沒法起到監督司法的作用，那保留它也就毫無意義。
「法律是理想與現實的契合點，就彷彿蓮花，它的根牢牢地植入泥土，而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法律是一種把物質利益的摩擦轉化為理想物之光的藝術」(吳經熊語）。「司法的真正危險在於對合理改革的膽怯抵制，對法律常規的頑固堅持(寵德語)」。須知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並非為束縛人的手腳，而是為了調動人民大眾積極性，使其真正釋放出個體的最大能量。由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人民陪審制同中國現代法治理念存在差距。情色泛濫，沉鶯處處，腐敗不絕都是現今中國社會轉型期蛻變之點，司法作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之手段在這方面竟顯得如此疲軟無力。就像法槌、法袍、法杖……不可能帶來司法現代化一樣，對於人民陪審制，它終歸只是一種司法權外的形式和表意符號，絕不能誇大此等符號變化的意義。形變與神變的關系，乃中國司法改革、完善司法制度亟待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它要求我們有恆心有耐性花大力氣做長期工作，很顯然這不是照搬西方一套樣板制度就能改得了的，所以，我們若想定位，建構和完善中國司法制度，現在真正可做的，乃是腳踏實地去追求現代司法的內在精髓與品質的妙諦。

㈨ 陪審制度的意義

夢見我老公死了,他想回來

㈩ 什麼是人民陪審制

人民陪審來制是審判工作民源主化的一項重要制度，也是吸引人民群眾參加政權管理、監督司法工作的一種組織形式。早見於1925年省港罷工時的《會審處細則》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制定的政府綱領中也規定了人民陪審制。抗日戰爭時期，人民陪審制度有了更大發展，許多地區制定了陪審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基本上沿用，並有若干補充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