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德文
⑴ 民法中的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
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乃民法上最重要的二類法律行為。這二個法律行為系由法學家所創設，具高度技術，貫穿整個民法。
一、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含義
負擔行為又可稱之債權、債務行為，指以發生債權債務法律關系的法律行為，有為單獨的行為，如捐助行為，也有契約行為，如買賣。它的特點是一旦負擔行為成立有效，債務人付有給付的義務，而債權人有基於契約或是法律的對債務人的請求權。如出賣人有交付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物的所有權的義務。
處分行為是直接使某種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行為。處分行為包括物權行為和准物權行為，物權行為是指發生物權法上效果的行為，有單獨行為，如所有權的拋棄，有為契約行為，如所有權的轉移、抵押權的設定等。准物權行為指以債權或者無體財產權作為標的的處分行為，如債權的轉讓，債務的免除等。
二、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主要不同
關於處分行為適用標的物特定主義，即物權行為和准物權行為至遲於行為生效時標的物需確定，並且一個標的物只有受一個物權行為或准物權行為處分(一物一權原則)。而負擔行為不受限制。
有效的處分行為，以處分人有處分權為要件。無處分權而處分標的物的，為無權處分，效力待定。負擔行為不以行為人有處分權為必要，如出賣他人之物，則買賣契約仍為有效。
物權行為，應采公示原則，物權的變動，須有足由外界可以辨認的形象，一維護交易安全，避免使第三人遭不利。
⑵ 學習法律,二外選德語還是法語好
有一點你說的並不對：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同屬大陸法系。法國民法典出現的時間甚至早於德國民法典，被譽為歐洲大陸第一部劃時代的民法法典；很多國際文件和法律條款都有法語的版本，因為據稱法語是出現歧義最少的語言；
我們國家的法律主要學自東瀛，受日本的影響很大，而日本法主要是取法於德法，最早應該是追溯到法國法；
當然，在現代歐洲，德國法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法國法，以至於所有大陸法系國家和學大陸法的學生都以研究德國法為己任，造成留學歐洲的法律系學生大都以德國作為留學目的地。
同時，現今中國的法律，實際上並非是純正的大陸法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受到了很多英美法的影響，活躍於中國法律界的很多學者，也有許多是從英美留學回來。
總結，如果你真得很熱愛你的專業，覺得或許能從語言入手，窺見大陸法的原貌和精髓，可以選德語，如果法律對你沒有那麼重要的話，我很同意樓下的話，把英語好好學好。二外的質量如何，其實我們都懂得。
祝學習愉快！
⑶ 德國民法典是怎樣煉成的
壹
談到《德國民法典》，人們總是免不了拿它與《法國民法典》作一番比較。和《法國民法典》一樣，《德國民法典》也繼承了羅馬法的因素。大陸法系的這兩個代表性法典，彼此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但又各有千秋。
▲德國民法典
從日耳曼人公元476年攻滅西羅馬帝國並在帝國廢墟上建立了相對落後的社會開始，這個民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便與羅馬文明結下了不解之緣。15世紀後半葉開始，德意志國家全面展開了對羅馬法的繼受。一方面，形成於日耳曼習慣法淵源的法律及其相應的形式與制度在中世紀後期給日耳曼人社會提供了現成的典範；另一方面，當時的德意志並未真正確立起中央集權的帝國司法機構與體系，一個代表著德意志民族法律文化本身的法律職業階層也尚未形成。因此，體系完備的羅馬法便順利地進入德意志人的法律生活。
1495年，帝國法院的建立也為對羅馬法的繼受提供了一個實際的保障。當時帝國法院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應適用什麼樣的法律以作為整個德意志的普通私法。創造新法或是採用習慣法都未必恰當，於是他們選擇了利用現成的羅馬法。法律學家們看重羅馬法的態度在司法界隨之而蔚然成風。既然全體法官都成了羅馬法學家，羅馬法的全盤繼受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1871年，德國實現了統一。此前的德國處於割據狀態，各地實施的民事立法主要有三類：在繼受羅馬法和教會法、日耳曼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普通法；各王國自己的地方法；特定地區實施的拿破崙法典和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統一後的德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確立和鞏固，然而法律的不統一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對於統一的法律規范的要求日益強烈。就此而論，德國和法國在制定民法典時的背景也是相似的。
但是，《德國民法典》又別具特色。僅用四個月就起草完畢的《法國民法典》飽含了法國人令人傾倒的激情，而制定過程歷時二十餘年的《德國民法典》則體現了德國人嚴謹深邃的理性精神。
貳
在制定《德國民法典》的所有條件齊備之前，德國不同的法學流派之間進行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這場圍繞應否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最初發軔於1814年德意志人民反擊拿破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1814年，德國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堡大學教授蒂博就在其論文《論統一民法典的重要性》中提出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他認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必須依靠法律的統一，編纂統一的民法典就成了德國獨立和復興的基礎。
與此對立的是歷史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時任柏林大學校長的薩維尼同年出版了《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書，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他認為馬上制定一部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應該對德國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為立法創造條件，之後才談得上編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
雙方由此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這兩位代表人物的立場迥異，其後的背景，實際上是對18世紀以後風靡歐陸各國的「自然法」和「習慣法」思潮的不同認識。蒂博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主張制定一部「理性法的法典」；薩維尼則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成文法與習慣法相較，實居於次要地位，故主張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民法典應基於習慣法而編成。
當時的德國的確不具備制定統一的民法典的政治基礎，薩維尼的觀點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而蒂博倡導的「理性法的思想」並未因此而在德意志法學界銷聲匿跡，事實上，他的這一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刑法學及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合流，最終促成了哲理法學派的形成。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將一個世紀
薩維尼在論戰中取得勝利，《德國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將近一個世紀。最初的歷史法學派，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以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所組成。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這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分道揚鑣。這也是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發展的必然走向。
在「外」與黑格爾為代表的哲理法學派進行斗爭，「內」與日耳曼法派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主流。不言自明，羅馬法派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也由於薩維尼的觀點和這場論戰，19世紀德國的法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為後來的法典編纂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後的德國不同法學流派圍繞著德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進行了幾十年的爭論。
叄
19世紀後半葉，秉承羅馬法繼受的傳統，薩維尼的後來者們建立了潘德克頓法學派。它是歷史法學派的第一分支，因對《學說匯纂》進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組合而得名，而《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就是「潘德克頓」。這個學派創立了新的五分法理論體系，由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五編構成。在繼受了《學說匯纂》的基礎上，把債法放到比物權法優越的地位，反映了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債法理論的成熟。
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制定統一的民法典終於有了可靠的政治基礎。1873年，德國對憲法作了修改，明確了統一民法典的立法權歸屬帝國中央。在經過周密准備後，德國於1881年為編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便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溫德沙特。
起草委員會的人員不僅有市民階級的代表、法官，還有官員和教授。德國人嚴肅的天性賦予他們對私法規范全部加以研究的使命，以制定出既能符合民族情感又能解決不斷增長的社會復雜關系的民法典。於是，直到1887年，《德國民法典》的第一草案才呈現在人們面前，這距離著手准備制訂法典已經整整過了13年零4個月。
盡管如此，這部草案還是招致了各個方面的批判，因為它比較強調自由主義的觀點，與德國的傳統和現實有些脫節。1890年，聯邦議會不得不重新任命了一個起草委員會重新制定民法典。第二草案框架基本與第一草案相同，但是吸收了一些反對意見，對不合時宜的自由主義作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復修改。1896年，該草案經聯邦會議審議改動後就成為了第三草案，並被提交帝國國會審議通過，經帝國皇帝批准，得以在1896年8月正式公布。
肆
《德國民法典》共有5編、 35章、2385條，比《法國民法典》還多了103條，是19世紀末資產階級國家編纂的規模最大的一部民法典。其基本內容反映出它仍是一部傳統的民法典，繼承了《法國民法典》制定以來的民法基本原則和精神。
但《德國民法典》也有著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法典的編纂有很濃厚的學術色彩。大量出現的嚴謹而抽象的法律術語，諸如「法律權力」、「法律行為」等，以及嚴密的邏輯性，只有受過專門教育的人才能准確理解其含義，所以《德國民法典》更像是一部法學家的法典，是法律專家的工具書，而不是普通民眾的權利聖經。這是《德國民法典》與語言平易的《法國民法典》最顯而易見的不同。
其次，從內容上看，《德國民法典》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時候，理性主義已趨於完善，但是德國人恪守保守的傳統，並沒有像法國那樣在理性主義的思想影響下直接爆發政治行動。理性主義對德國的影響在法學上表現為各種私法原則朝著系統化方向發展。薩維尼更是深受理性主義的影響，他晚年的巨著《現代羅馬法的體系》開辟了體系性原理法學的道路，這種模式就是後來的潘德克頓體系的原型。《德國民法典》的體系和立法技術方面全然是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潘德克頓法學的五編體例為傳統民法的發展帶來了一絲活力。
《德國民法典》至今仍然是德國民法的核心，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後的又一個民法發展的里程碑。它用語洗練、論理精緻，對20世紀各國民法的法典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標志著一種不同於《法國民法典》的全新風格的民法流派的形成。這一民法流派以嚴謹、抽象、邏輯性著稱，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民法發展，大陸法系從此法、德並立，各有所長。
《德國民法典》制定後的百年中，德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動，這樣的社會變遷直接影響到民法典的實施。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濟惡性膨脹、魏瑪共和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納粹德國以及戰後東西德國的對峙、90年代德國統一，《德國民法典》不斷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影響。司法官員與學者們不斷用判例學說來豐富法典內容，力求使法典與社會發展保持協調一致。有意思的是，雖然一個多世紀以來140餘次的修改刪減使《德國民法典》實際上的條文數目不斷變化，但它在形式上仍然保持2385條。我們今天看到的《德國民法典》，已經不是1900年1月1日生效的那部民法典，雖然人們對《德國民法典》的最新修改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德國民法典》作為一部強調自由和獨立的文化紀念碑，始終值得人們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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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沒找著，不好意思。不過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幫你的忙。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經過
在德國歷史上，制定統一民法典的思想產生於1814年。從那時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歷時近一個世紀。其中僅法典纂寫就用了22年時間（1874—1896）。本文以美國學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為基礎，先從政治、經濟、 思想意識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歷史背景，然後分五個階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敘述法典的制定經過。
一、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歷史背景
（一）十九世紀德國的經濟發展概況
直到19世紀初期，德國才廢除農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國15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城鎮人口只佔
極少數。德國當時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製造業，更談不上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條蒸汽船出現在萊茵河；1836年，第一條鐵路建成（6公里長）。1840年，鐵路長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機車也從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一樣，在
德國，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手工業者大量破產，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出現貧困化。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871年，德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農村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成為45.6％。[2]相應
地，19世紀80年代以後，不動產的價值相對降低， 而流動資產和工業資產的價值相對升高。
19世紀後期，德國對外貿易也發展迅速。1881年德國貨物出口總額突破30億馬克，次年貨物進口總額也達
到30.98億馬克。到1890年， 德國貨物進口總額突破40億馬克，1898年進口總額突破50億馬克，同時出口總額
也漸增長，1900年達到46.11億馬克。[3]
德國19世紀後半期發生的經濟轉變，被視為近現代史的奇跡之一：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德國經歷了英國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4]
（二）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勢：德國走向統一
在1806年以前，德國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個的諸侯國， 它們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稱號下鬆散地聯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崙將「帝國」取消，[5]重
新劃分了各諸侯國的統治范圍。挫敗拿破崙後， 德意志各諸侯國於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開維也納會議（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聯（Deutscher Bund），[6] 再次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通過這一次劃
分，普魯士成為除奧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國家。
從1818年開始，德意志各國開始協商建立關稅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實現。北德各國都加入關稅同盟；奧
地利由於已自成體系，沒有加入；依附於奧地利的南方三國巴登、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加
入該同盟。在關稅同盟中，由於奧地利的缺席，普魯士自然成為領導者。
1864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打退丹麥。普魯士因此獲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圍的大片土地， 並推動
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Norddeutscher Bund），通過憲法，開始籌劃統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聯邦與法國的戰爭爆發。在公眾輿論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國也對法宣戰。普法戰爭以
北德聯邦的勝利告終，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史稱第二帝國）宣告成立，南方三國
也加入帝國。至此德國的統一完成。北德聯邦的憲法經過修改，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憲法。[7] 該憲法為法律的
統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潮和黨派
19世紀初期，德國正盛行18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與法國不同，德國啟蒙思想僅影響到受過良好教育的社
會上層人物。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時保持傳統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進成分，認為社會改
革可以通過國家機構（即政府）來實現，而不須推翻現存統治。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出現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民族
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們，有權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內，採用同樣的價值觀，並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同一的統治者領導。德國的情況很特殊，沒有英國那樣統一的人種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差異很大。此外，瑞士雖然和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瑞士不願歸入德國；奧地利
也與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奧地利長期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奧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國」、「奧匈
帝國」的同義語，有很大的獨立性。德國的民族主義是與浪漫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在德國
的產物。浪漫主義化的民族主義認為，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研究歷史，發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事實上，德
國人一直在追億「神聖羅馬帝國」的光榮，並把它看作是更遠大未來的基礎。這一民族主義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於困於內憂外患，如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保守思想的斗爭等問題，民族主義在整個19世紀都強
烈地支配著德國人的思想，並直接作用於民法典的編纂。
民族主義主要影響大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還存在「地方主義」，強調保護其所在地區的利
益。既要強調全國統一的民法原則，又要保護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協調這二者的關系，是民法典制定過程中
的一個主要爭論和難題。
民族主義者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表現為自由主義和政治派別，要求推進國家統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義思
想與德國啟蒙思想相聯系，深受法國民主、自由觀念影響，德意志統治者在19世紀前半期一直通過出版審查、
限制學術自由等方法進行壓制。1830年法國革命期間，自由主義者在德國也舉行了集會、示威等抗議活動。18
48年，自由主義者領導了革命，並取得領導權。他們著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全德統一的憲法，載明現
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如個人民主權利、經濟自由、民選議員以及議會控制國家預算等。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實行充分的民主，實際上是主張漸進（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見總體上，德國的
自由主義思想是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影響下，表達德國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社會思想。由於德國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尚不發達，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帶有封建性；而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備執掌國家
政權的能力，對社會問題估計不足，1848年革命並沒有改變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義思想又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思想兩個派別。後者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主張通過
限制更少的選舉法，宗教與國家政權分離，議會相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有更多的權力等。後者與19世紀七、八十
年代影響日益擴大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是德國統治者的禍患。民法典起草時，小心謹慎地避免受到這些思想
的影響，但在討論法典草案時仍然考慮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對草案的批評意見。
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稱右翼自由主義，自稱為民族自由主義，19世紀後半期以國會為主要陣地，在國家政
治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對於推動民法典的編纂也起了積極作用。
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保守主義者贊成地方主義基於民族主義，熱愛農業基於工業，主張
團體責任而反對個人自由。保守主義者還主張以世襲、地位為基礎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而反對民選和議會制
。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許多方面有所變化，如有一個鼓勵經濟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根據
該憲法，國會的下議院（Reichstag，又譯「德意志帝國國會」）實行普選等。新形勢之下， 保守主義者分成
兩派，其一是德國保守黨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黨派。後者積極支持國家工業化和民族統一。保守主義派別的
主要社會基礎是地主和農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隨著德國的工業化，鄉村人口的減少，保守主義派別的支
持率顯著下降。
二、制定經過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國洋溢著反法戰爭激發的愛國熱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學教授安東·弗里德
里希·尤斯圖斯·蒂鮑（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發表了一篇文章《論統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籲
以「自然正義」、「理性」[8]為指導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詳盡，統一的法典， 以促進工商業和法律的發展
，進而促進國家的統一。該文引起強烈反響，而柏林大學的法學教授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卻寫了一篇反對文章：《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現在的德國不具備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魯士、法國和奧地利的法典（應指1794年的《普魯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11年的《
奧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敗的作品，因為它們的作者尚未具備充分的立法理論；法律與語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內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與人民的性格和特質間存在有機的聯系，這一點
如同語言。薩維尼關於法律本質和來源的思想影響了德國整整下一代的法學家，而後者如伯恩哈德·馮·溫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國民法典的起草人。
薩維尼的思想在當時受到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歡迎，成為回擊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薩維尼本人反對法國革命，主張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發展道路。但薩維尼與蒂鮑的思想在許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張以法律來保護安全，維護和平；都認識到德國的巨大地區差異性；意識到官僚專政和自由主義的議
會制兩者都具有危險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國不是創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編纂應由法學家來進行而不是委派給
政治團體； 主張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義，主張國家統一。 兩人
的分歧僅在於對上述幾方面的強調程度各不相同。
薩維尼在柏林大學講授羅馬法的歷史，宣傳其哲學思想和法學研究方法；蒂鮑則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羅馬法
的淵源，宣傳其邏輯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隨者，由此形成歷史法學派和法典編纂派的論戰。兩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當前是否適於制定法典，實則是如何制定法典的問題。在德國尚未統一的政治環境下，這一問題又表
現為如何統一地方差異性。蒂鮑傾向於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而薩維尼則提出，抽象對象並非自然存在，而
須從歷史尋找。薩維尼不是完全反對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他強調的是不能以羅馬法、法國法或其他外國法
代替德國本土的法律。薩維尼的觀點最後佔了上風，並獲得統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薩維尼本人即任
職普魯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紀40年代以後，薩維尼的觀點就佔了絕對優勢。這時，從歷史法學派中又分出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
派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的分立，主要緣於薩維尼法學觀點中的一個矛盾：通過對羅馬法的詳細研究來發現德
國傳統法律。羅馬法學派致力於研究古代羅馬法，尤其看重《學說匯纂》部分，又被稱為「潘德克頓學派」（
《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為「潘德克頓」）；德國法學派則努力從德意志接受羅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尋民
族精神，又被稱為「日耳曼法學派」。對此分立，薩維尼反復強調，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派的觀點是互相補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後來法典的編纂正證實了薩維尼的說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為法典思想的產生和理論醞釀時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後，法典編纂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19世紀40年代，德意志許多邦都成功地將其法律法典化。這
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憂慮。因為各小邦制定法典對統一法律是一個障礙。
4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主義運動更加高漲，法典化的思想隨之而從其南方各邦的根據地傳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們對於法典化的態度出現根本性的轉變。1849年，由自由主義者一度掌權起草的憲法——後來
流產——第64條規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對於如何制定未詳細規定。1848年革命，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蒂
鮑主張制定一部簡單的、大眾化的法典，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德國法學的希望在於歷史法學派。另一方面
人們還認識到，所有的立法都是個人意志而產生的武斷的作品，世代相傳的習慣法在一定意義上起點比較高。
自由主義者開始接受薩維尼的觀點，同時摒棄了他關於立法的消極觀點。這樣，歷史法學與保守主義思想之間
的聯系打破了。
19世紀50年代以後，有必要統一法律，漸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當然，如何達到統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適合於統一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保守派反對法典的思想也有變化，如溫和的保守主義者，薩維尼的學生莫里茨
·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維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盡管薩維
尼關於民族精神的觀點應當接受，他對立法價值的否定觀點卻不應接受。」保守主義派別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於克服各邦單獨立法的危險（這曾是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還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於加強邦聯的力量，
以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在1848年前，邦聯以不參與任何可能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著稱，1847年通過
的《統一匯票法》雖未有大的改觀，卻是一個轉變的標志。1848年後，南方三邦都認識到法律改革與加強邦聯
之間的密切聯系。1851年後，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相繼開始說服邦聯的部長委員會制定商法典和統一計
量法等。《德國商法典》最後於1861年通過。
1859年11月3日，邦聯召集會議，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普魯
士對法典化的實際態度是否定的。由於不能公開地反對，普魯士提出，按照邦聯的憲法，邦聯無權制定有關法
典。邦聯開始討論普魯士的反對是否構成多數，終於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員會和債務關系
法制定委員會。普魯士拒絕參加這些委員會。
但是，在政治紛爭以外，到19世紀50年代末，法律統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達成共識。各種推進法律統一
的組織紛紛出現。最有影響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師協會（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稱
，該協會的目標就在於「推進民事、刑事和訴訟法律的統一」。
縱觀1848—1867年（這一年北德聯邦成立）德國社會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除了理論上對薩維
尼觀點的廣泛接受和重新解釋，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漸走向統一等因素，經濟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正如柏林法律協會1860年3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主要的發言人霍爾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統一的共識來自於經濟生活的物質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遠勝於來
自於共同的法律意識：正是由於對「物質利益」的考慮，保守派的政治家們逐漸認識到法律統一與政治實力的
聯系。
這一時期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是法典編纂的前提。同時，在這一時期各邦都積極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國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而是「統一」的（unification）結果， 這是德國民法典
制定過程中頗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聯邦建立後，普魯士與南方三邦對法典化態度發生相反的變化。關於憲法根據、理論依據等問
題， 兩方進行了數年的爭論。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南方三邦已失去與普魯士抗衡和討價還價的實力，於是
雙方進行了妥協。
1866年以前，普魯士以沒有憲法根據為由，反對邦聯統一法典；北德聯邦成立後，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國建立後，普魯士又極力推進法典化；而這時南方三邦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由於擔心普魯士過於強
大而損害它們的利益，反而對法典化持反對態度，也以憲法為根據，反對法典化。
北德聯邦1869年憲法規定，聯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於債法、刑法、商法、匯票法和訴訟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議將法院組織法和債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進去。這就是拉斯克爾—米克爾（Lasker
-Miquel）提議。這一提議最初當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對。 南方三邦提出，憲法是各邦訂立的合同，任何修
訂都須合同各方重新協商而達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議人之一米克爾（Miquel）認為，1871年帝國憲法對聯邦
憲法有所修改，已賦與北德聯邦在有關州的事務上有完全獨立於各州的權力。
在國會中民族自由黨佔主導地位， 提出「從統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號，認為法
律統一會極大地增強國力，對於國家和個體自由均有益處。保守主義者則利用薩維尼的理論，強調德國法律發
展中的地方差異性，攻擊民族自由黨破壞各邦的自由、權利。米克爾反駁說，薩維尼並非反對法典化和法律統
一。薩維尼的學生伯恩哈德·馮·溫德沙伊德認為，對於立法的觀念應該改變，因為，在歷史發展中，面臨不
同的因素應該有不同的觀念，這正是歷史法學的觀點。薩維尼的另一位學生貝特曼—霍爾維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薩維尼反對蒂鮑，並不表示他反對法律統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眾普遍認為，歷史
法學派的創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論是正確的，但低估了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薩維尼認為法律來自於人民，但現在，人民（Volk）是被用來指德國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亞人。正
如萊溫·戈爾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寫道：「在當前形勢下， 尤其是為了支持個別州的立
法、反對統一的德國法，而使用薩維尼的語句，將是對它的誤用。」重新評價薩維尼思想開始了，薩維尼甚至
被認為是主張制定民族統一法典的先驅。到此為止，他的理論不是被保守派獨享或與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將其作為根據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爾-米克爾的提議被提交討論時， 有關法院組織法的內容略去了。這是向自由帝國黨作出
的妥協，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別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協。自由帝國黨是一個小黨派，成員都是有影響的人物，所
謂「部長和未來的部長們」。這一妥協有利於打破南方三邦的聯盟。
擁護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論上大獲全勝，同時，1871年後普魯士的實力大為增強，此外，拉斯克爾-米克爾提
議又作了妥協，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執地反對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國國會[11]終於通過了拉斯克爾
-米克爾提議， 對帝國憲法有關帝國立法權的條款作了修改，統一民法典於是有了憲法依據。
在這一時期，除了討論如何恰當保護各邦利益的問題之外，如何防止立法過程中引進激進、 自由的改革，
即所謂「現代觀點」（modernidea），也是人們考慮的內容。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南方三邦對於婚姻、家庭、
繼承等方面的法律統一非常敏感、謹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從此開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時期。從1874年開始，到1896年法典通
過，這22年的時間是民法典纂寫、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時間。其中，1874—1888年期間的纂寫過程決定了德
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時，人們對於如何制定民法典實際上毫無概念。此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很
少。普魯士雖曾提出過討論建議，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只使南方數邦產生雙重的害怕：一則怕普魯士擴
張主義（prussianization）；二則怕「現代觀點（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義的國家報（National-Zeitung）發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說如果民法典不委託
於一個人起草，將不會成功，因為任何指定的委員會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地方主義的俘虜。文章還稱贊了普魯
士的立法。南方數邦懷疑文章獲普魯士政府授意，十分緊張，開始強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們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聯邦議會指定了一個五人的委員會， 為民法典的起草擬訂綱要。該委員會於同年4月19日向國
會提交報告。 報告認為：「只有未來的民法典堅持已獲驗證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國現存的大陸法法律制度原
則，它才能夠反映德國人民的正當願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學和法律實踐的要求。」委員會認為立
法的第一考慮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學邏輯。考慮現實需求時，應當聯系現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況。考慮地方
特殊情況，主要是應尊重南方數邦保護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財產制度方面。委員會甚至考慮採取二
、三種不同的制度。委員會堅持，法典原則上應涵蓋民法的所有領域，但也應允許有例外，如商業和礦業法律
應當全國統一，但它們性質特殊，不適於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帶有封建痕跡的法律、如遺產取得、地租、
家庭財產繼承等，應留給各州自行規定，此外，委員會認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適合規定在民法典中
。
委員會報告有以下主要特徵：（1）對法典的具體內容未作規定，不束縛立法者。（2）注重現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騰堡代表屈貝爾（kübel）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應是創造新法律，而應以目前法學所
要求的方式，將現存法律組織起來。（3 ）認為法典化的進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術化，其任務是解決德國法律
發展中地區多樣性與系統化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德國普通法構成委員會工作的基礎。
委員會報告受到普遍稱道，但是部分內容仍須修改。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認為，法典不應滿足於編輯，而應當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統性的、甚至是藝術性的作品。委員
會報告中貫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見都為德國民法典所吸收。
德國民法典的正式編纂開始於1874年7月。聯邦議會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員會。 [ 12] 委員會主席海因里
希·馮·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個主要的編纂者。 他指定編纂者的出發點是：帝國各主
要法律體系應當平衡。他承認，羅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應當成為統一法典的基礎；但同時認為，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斷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騰堡、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法律專家。對於
普魯士，他認為該法律專家不僅應熟知普魯士法，而且應懂得普魯士在1866年新獲取省份的法律體系。最後他
指定阿爾伯特·葛普哈爾德（Albert Gebhard）作為巴登的代表，以正確地收集和表述法國法。
委員會的工作頗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員會成員很少會面，而各自忙於收集德國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員間交流很少，每年僅有一次秋季年會，用以擬訂立法原則，解決法學理論沖突。這樣，編纂者在纂寫
法律時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響。1881年10月，委員會開始討論。在討論階段，溫德沙伊德起著主導作
用。人們認為，德國民法典這一委員會作品的極端抽象性和幾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負責。
委員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體系化與保存各地歷史差異性之間的關系。當時流行一種觀點，認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適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繼承法，因為地區差異性過
大。地區差異性與體系化的矛盾仍來自於薩維尼理論中關於「法律的確定性」的矛盾：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
者關於真正法律來源的認識和選擇之間，往往存在差異；在當時德國立法中，這一差異尤甚。如何解決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備合理的確定性？當時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德國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產生對民法典的需
求；後者又授予立法者編纂法律的權力。由此，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者的編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麥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寫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僅是一個系統化地編輯現存法律規范的問題，
那麼，法律中的許多實質性的變化就不應迴避。此外，有必要解決現存法律中的矛盾，在爭議的事項上作出決
定，以及填補空缺。最後，新出現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實踐中的新發展也不應忽視。帕佩的這一觀點，與溫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傾向於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學」（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過邏輯抽象的方法，從有限的法律規范中創造出法律的確定性。
概念法學的主要特點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國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所有權絕對原則。19世紀70年代
、80年代開始對此進行限制，但該限制僅作為例外，而不屬於原則的一部分內容。第二，遺囑自由原則。認為
繼承法的基礎是「人類意志的獨立性」，因而遺囑自由應優先於法定繼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則。這一原則有
許多資格要求和限制規定，因為在合同領域，個人自由的濫用對社會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應的還有過
失責任原則——以無過失責任為補充。
2.公私法劃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則
⑹ 最早肯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典是
法國是第一個建立民商法典的國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中一些部分變得落後了。在戴高樂總統時期，組織了「民法修改委員會」，對拿破崙民法典作了部分修改。該法典編制如下：在法典最前面，有幾個條文，我國翻譯的《拿破崙法典》譯作總則，是不準確的，應該譯作「前編」。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為民法規定的，而是也適用於拿破崙制定的其他法典，下面分為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從編制來看，明顯是來自羅馬法，繼承了羅馬法把民法分成人法、物法、訴訟法三個部分的傳統。只是把訴訟法獨立出去了。
1、前六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在私法方面的宣言書。還規定了人人享有民事權利不易其公民資格為前提條件。可以剝奪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私法卻是不可剝奪的。對於民事訴訟法官不得以法律條文不完備而加以拒絕受理。這表明公民的民事權利不得被干預，但必須得以保護。這與封建主義恰恰相反。
2．第一編（人法）規定類婚姻、收養等問題。其反封建性表現在，讓婚姻脫離了教會的支配，由國家管理。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上不如法國民法典。
3．第二編，規定了所有權和用益權，但未規定擔保物權。
4．第三編，規定了繼承問題。這里也有反封建主義的意義。封建社會里的繼承，包括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兩部分，而這部法典只承認繼承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
在買賣方面，凡自由人都可以自由買賣。也有反封建的意義。拿破崙法典文字通俗，近似於一本教科書。其他國家只有瑞士民法典可以與之相比。
法國商法典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支離破碎了，但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法國商法典，分為四篇，第一篇：商事一般；第二篇：海商；第三篇：破產；第四篇：商事裁判，從這四篇可以看出，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1673年的《陸上商事條例》。第二篇是1683年的《海事條約》，加上了第三篇破產和第四篇商事裁判。這四篇到現在許多條文已經作廢了。如第一篇中有一些規定公司的法律，當時採取許可主義。1867年法國另外規定了一個公司法，採取准許主義，而原來商法中的有關規定就一概廢除了。1966年又公布了現行的《公司法》，完全脫離了商法典。關於破產，由於1955年制定了《破產法》，商法典第三篇便也作廢了。這是因為在商法典中，破產的規定只適用於商人，一般人不適用，而現在破產的范圍擴大了。另外商法典中沒有保險方面的規定，後來規定了單行法。這樣，商法典事實上只剩下的一篇的一部分和第二篇、第四篇，已不成為一個完整的商法典了。
拿破崙法典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它的影響極大。拿破崙每征服別的國家，都強制推行他制訂的法典。因此，這些國家即使獲得獨立，重新制定民法，也擺脫不了拿破崙法典的影響。
現在的拿破崙法典與原來的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拿破崙法典中一些身份法的規定，要比法國大革命以後頒布的一些法律要落後一些。這是因為1789年大革命以後，在婚姻家庭方面，曾經頒布了一些激進的法律，如1791年就公布了一個完全允許協議離婚的法律，這遭到了法國所有守舊派的反對，拿破崙法典制定之後，在議會中多次未獲通過。後來拿破崙一方面在法典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讓步，規定了一些比較保守落後的條款。另一方面更換了一些議員，才最後使拿破崙法典得到通過。
法國民法典前六條中的標題本來就不叫總則，而是叫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適用。原來這六條在拿破崙制定《法國民法典》時，其意思不僅是作為民法的前六條，而是作為總的法典的前編，整個法典包括五個法律：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及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所以，這六條實際上是這五個法典總的六條，不僅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而現在我們只是把民法典當作《拿破崙法典》，其他的法典有的修改了，有的補充了。現在在形式上好象僅是民法典的前六條。總之，這六條原來不僅廣為民法而制定，而為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而制定的。所以這幾條也就不僅僅是有關民法的條文。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條文，除第三條是關於國際司法規定外，即關於外國人的規定，其他五條規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私法很重要的原則，我簡單說一下：
第一條：規定法律一經公布以後，在全國生效。這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法律普遍地實行於全國。而改變了封建社會那種法律的分散，這個地區實行這個地區的法律，那個地區實行那個地區的法律。就是說這一條規定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是統一的。
第二條：規定法律不能溯及既往。這又是近代資產階級私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封建社會的法律溯及既往，近代資產階級民法開始適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可以溯及既往的法律，那就等於說，立法者在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可以隨時任意的追究過去的事情。法律的效力將能夠溯及既往的話，也就是說明一個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不僅僅今後沒有保障，而且任何時候都沒有保障，連過去都沒有保障。近代法律規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凡是一個人的問題，屬於過去的事情，今後的立法者不加干涉。近代立法者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原則呢？他們認為特別在司法方面，一個人是根據當時的條件，根據當時國家的法律而進行活動的。假如根據今天的條件，今天的國家法律，我進行了某種法律行為，我們建立了某種法律關系，這是我根據今天國家的法律，假如我到了明天，這個法律變了，馬上影響到我的行為，我的行為就毫無保障，毫無安全感。所以，近代法律建立以不溯及既往這個重要原則。這個原則為所有法律所採用，就是刑法裡面也有這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大家注意到我們的刑法沒有，我們的刑法規定，刑罰的法律行為也是以當時的法律為依據。我們的刑法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為是在什麼時候實施，就應以那個時候的法律為准來判斷其行為是不是合法，而不以以後的法律來判斷，除非以後的法律處罰更輕，這是在刑法上。而在民法呢？你行為在什麼時候就應以什麼時候的法律來規定這種行為。以後立法者不能以以後的法律來規定人們以前的行為，也就是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當然，現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只在很稀少的情況下有例外，但是作為一個原則來說，現代民法都不溯及既往，這與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以至於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其些做法都是不同的，文革時期的做法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溯及既往，即使以前已做了結論的事情也可以被推翻給你重新判罰，文革時期不擅長背叛了十年的而改判了死刑的，不是有很多人就這么死的嘛！也就是說封建社會的法律和法西斯的法律都溯及既往，所以溯及既往的原則說得廣泛一點，就是說立法者可以任性而為，這個立法者是誰能？也就是封建帝王，也就是法西斯。所以，不溯及既往是拿破崙法典建立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第四條是關於審判員不得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進行審判。這就是拿破崙法律對於私法關系，一方面不幹涉，而另一方面要加以保護，即國家通過審判程序保護民事權利。
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確立一般原則，意指民事案件的審判員只能就具體案件處理具體問題。兩人就什麼打官司，我就處理這個問題，而不能夠由司法人員建立總的原則，確立一切案件的原則。 這一條意義在於劃分立法權與司法權，僅指司法官行使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不允許司法官行使立法機關的許可權。所以，第五條劃分了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范圍，指明了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也就是說，它間接地不承認判例的效力，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不承認上級法院可以確立一個原則，下級法院都必須遵守，就是說不論哪級法院，最好法院也好，最的法院也好，都只有一個義務――附從法律，而不是下級法官服從上級法官，這就是要把司法與立法劃分開，另一方面，把司法與行政劃分開。
我們知道，行政是下級服從上級的，科員要服從科長的，科長要服從處長的，處長要服從廳長的、局長的，而法官，在一個國家裡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不管是高級法院的法官，還是下級法院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你不能指揮我、命令我，你我不是服從關系，法官作為審判員，行使審判權，全國法官都處於平等的地位。法院的隸屬關系，高級法院管轄中級法院，中級法院管轄下級法院，這只是表現在審級制度上，而不是表現在人對人的指揮命令上，這是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性質完全不同重點。第五條就是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制定的。在英國法中，三權法律是不嚴格的。所以，上級法院的判例，就好象對於制定了一個法，下級法院必須服從。大陸法上不承認這種制度，下級法院的法官審判案件有完全獨立的權利，我只服從一個，即法律，假如我對這個案件是這樣理解的，假如我們經濟合同法規定某條是這麽這麽，我這個區法院的法官對合同發生這樣來理解的，按此來處理案件，假如高級法院的法官對這條理解與我不同。因此，他認為我的判決不對。作為高級法院的法官可以行使他的權力，撤銷我的判決改判，但他不能命令我這個區法官自己改判，這是大陸法系的審判制度。而英美法系就不是這樣，上級法院定了判例後，下級法院必須服從這個判例，有服從的義務。這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之點，也是近代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條，一方面劃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范圍。另一方面，規定了司法權與立法權的性質。
第六條，規定個人不得以個人之間的合意而違背有關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和法律，這就是對於私法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做了一個總的限制規定。這就是說個人的意思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以上說明，前六條的每一條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
1．《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在編制上大不相同
《德國民法典》編制分為五編，第一編為總則。第二編為債務關系法。第三編：物權法；第四編：親屬法；第五編：繼承法。僅僅從形式上看，《德國民法典》總則篇規定了這樣一些問題。首先，總則規定了權利主體――人（自然人、法人），接下去規定權利客體，客體中主要規定物，然後以大量篇幅規定法律行為：包括意思表示，還包括代理關系。然後，總則規定時效問題，但只規定消滅時效，而取得時效卻規定在物權法編里。
第二編叫做債務關系法。總則規定債務關系主要活動問題。例如說，和同的原則。然後規定了各種類型的合同，最後規定了侵權行為、不當得利，還有無因管理。這是債務關系法中規定的內容。
第三編是物權編。它規定所有權，又規定各種用益物權。擔保物權，最後規定了佔有，《德國民法典》認為佔有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事實，所以叫做佔有，而不叫佔有權。
第四編是親屬法。它規定婚姻關系、親屬關系、父母子女之間的財產關系。婚姻關系包括夫妻之間的一切關系，例如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同時，還規定監護制度。關於親屬法的名稱，在這里簡單地講一講。親屬法的名稱在有的國家，象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叫做婚姻法，實際上婚姻法范圍很窄。因此，我們把收養、監護規定在婚姻法中是很不應該的。因為收養問題不屬於婚姻問題。因此，把收養關系規定在婚姻法里，從邏輯上、理論上講是不應該的。收養關系超出婚姻關系之外，不是從婚姻關系中派生出來的。如說一個單身漢，他可以收養孩子，所以德國不叫婚姻家庭法，而規定親屬法。親屬范圍比婚姻、家庭范圍要廣。我們可以不是一個家庭的人，但是我們是親屬。在英美法，就把婚姻法一般以family law來表示。這個family，我們一般把他以為家庭，實際上它有廣義、狹義兩種。狹義是指一個家庭。什麼是家庭呢？家庭就是同居在一塊的人組成一個家庭，像現在家庭就是小的家庭。廣義的家庭是指有一定親屬關系的人。這些人組成家庭，具有一定親屬關系。如，我的一個叔叔與我們分開居住，他不屬於狹義的family，但屬於廣義的family.所以，family於德文family翻譯為親屬是對的。以婚姻法代替親屬法在邏輯上、理論上都講不過去。所有，有些國家，如南斯拉夫，把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或家庭關系法，南斯拉夫有的共和國把相當於我們的婚姻法叫做婚姻家庭親屬關系法。所以我們籠統地以婚姻法包括這許許多多關系在邏輯上是不合適的。
第五編為繼承法，它規定繼承問題。關於遺囑、遺贈問題等。這僅僅從《德國民法典》幾個編來說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對比一下，指出作為近代民法有哪些特點，或者說他比起《法國民法典》有哪些改進。把《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進行比較。對了解資本主義民法理論具有重大意義，所以，我想多講一些。
首先，從編制方面來說，這里我要指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德國民法典》建立了總則篇，這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法國民法典》把人法與無法截然劃分來，所以說《拿破崙法典》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把兩典墊合在一起，起個名字叫《拿破崙法典》，把兩部分機械地湊合在一起，而不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樣好不好呢？德國學者在研究民法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即把人法與物法湊合在一起，人法與物法之間有沒有共同之處呢？假如沒有共同之處，我們就應把兩者劃分開，假如有共同之處，就應該把共同之點提出來作為一個總的規定。總則思想就是這么產生的。民法既然是一個總體，民法既然是人法與物法兩者有機的整體，就應該有總的共同的東西，這些共同的東西作為總則規定出來。所以，德國學者認為在民法典中應該有一個總則。這種思想最初早在《德國民法典》制定以前，在德意志帝國還沒有成立在只欠，這個思想在撒克遜邦制定的民法典中初步的事實，它就有一個總則，在制定《德國民法典》時，大部分民法學者主張建立總則編。建立總則編的意義就在於把人法和物法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有機的總體，而為人法和物法建立一些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東西，使整個民法成為一個有機的總法，而不像《拿破崙法典》一樣是一個機械的結合。所以，這在民法理論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建立一個總則呢？在人法和物法中怎樣能找出共同的東西來呢？德國學者首先認為人法和物法的主體都是一樣，所以規定人、自然人、法人。人法主體是人，物法主體也是人。其次，兩者都有共同權利客體，規定了共同的物，然後，人法與物法還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法律行為問題。在人法中，《拿破崙法典》中把人法與物法分開，好像給人以一個一個印象，某些法律行為，如結婚、離婚、收養這些行為。《拿破崙法典》沒有法律行為的概念，人法中另外一些行為，如合同、遺囑這樣一些行為，在《拿破崙法典》時代在這些行為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德國學者在研究，結婚、離婚、收養、合同以及遺囑這些行為，雖然分別規定在人法物法中，但它們有共同的東西，是學者在這些行為之上建立了更高一級的「行為」，這些「行為」就是法律行為。結婚是法律行為，離婚也是法律行為，合同是法律行為，遺囑也是法律行為。德國學者開始把《拿破崙法典》分散在人法、物法中的行為。建立更高一級的行為，就是法律行為，規定在總則里。所以，易言之，德國學者就是在《拿破崙法典》基礎上建立了更高的概念。這些概念就是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和法律行為。把這些更高級的概念規定在一起，就叫做總則編。也就是說，總則編中規定的主體和法律行為在下面四編都可以適用，所以叫總則。將來將債務的權利主體關系，照總則規定辦，物權的主體也適用總則規定。這樣就不需要在講債務時規定債務總則，避免了許多重復。
在英美法中，如期合同中規定什麼樣的人有訂立合同的資格，在family law（親屬法）中又規定什麼樣的人有結婚權利，什麼時候無效。海商法規定什麼人可以取得財產所有權都是重復的。而《德國民法典》在這一點把所有主體都規定在總則中，就避免了許多麻煩。這是從理論上說，德國學者建立了總則編，組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比較《拿破崙法典》具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可以拿資產階級民法與蘇聯民法比較一下。
蘇聯民法書對民法是這樣定義的：民法是規定財產關系以及某些與財產有密切聯系的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個定義有一個漏洞。在這個定義里有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這兩者關系怎麼聯系起來呢？為什麼把這兩者規定在一起叫民法呢？蘇聯學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了「與財產有密切聯系」一詞，什麼叫密切聯系呢？什麼樣的聯系是密切的，什麼樣的聯系是不密切的呢？1954年蘇聯民法對「密切聯系」都沒有解釋。那麼，就是說按蘇聯民法定義，民法規定財產關系，也規定人身非財產，那麼規定哪一部分人身非財產關系呢？那就由立法者的任性，立法者規定什麼就是什麼，如果規定進去了，就認為有密切聯系，如果沒有規定進去，那就聯系不密切。所以，蘇聯民法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劃分，先入了《拿破崙法典》的漏洞。把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分開了，機械地湊合，而沒有有機結合。所以，我上次給大家所講的民法定義，也就是說民法是一個什麼法呢？它是在權利平等、意義自治的原則下，規定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屬於這個原則之下的關系都屬於民法。因此，財產關系是這種關系，身份關系也是這種關系。這就不鼓勵財產關系和身份關系，所以，從《德國民法典》總則的設置是民法理論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特別是建立了法律行為的概念，使我們對各種不同的制度有了總的概念，我們知道科學的進步在於一步一步地開拓，建立更高級的概念。這是《德國民法典》建立總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形式上，《德國民法典》把債法與物法截然劃分開。嚴格劃分債權與物權兩種關系。在《拿破崙法典》當中，債權與物權劃分是不清楚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規定在《拿破崙法典》第二編里，而擔保物權規定在第三編。對債權和物權在《拿破崙法典》里是沒有嚴格劃分的。德國民法學者認為債權與物權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我們很清楚它們，一個是相對權，一個是絕對權，一個是對人權，一個是對世權，這些問題我們都不詳細講了。既然債權與物權要截然的劃分，所以把說有債權債務都規定在債編之中，此編叫做債務關系法。這就是《德國民法典》規定在第二編，所有的物權都規定在物權編中，規定在物權法里。關於擔保物權，《拿破崙法典》規定在第三編中，而《德國民法典》把它獨立出來規定在第三編物權之中，這一點也是《德國民法典》在當時很突出的特點。嚴格的劃分債權和物權。英美法學不是這樣的，它們的債權與物權是相混的，蘇俄民法受《德國民法典》的影響。把擔保物權、抵押權規定在債權質中，作為合同的復數，作為債的復數。這樣規定，從理論上說是不好的，在美國也許有一定可取之處。有些學者認為擔保物權是從屬於合同而存在。所以把它與債權規定在一起。近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擔保有不從屬於債權的一種趨勢。把擔保物權作為債權的從屬規定在一塊，這是《德國民法典》的一個缺限。
第三個問題：《德國民法典》把親屬、繼承份為獨立兩編。特別是繼承，在《拿破崙法典》繼承問題規定在第三編，例如，遺囑規定在第三編，但工作取得財產的方法，就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在制定《拿破崙法典》當是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取得財產的方法。而排斥了身份繼承。這對反封建來說，這種規定具有一定意義，而從理論上說是不對的。把繼承作為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合同一樣是不合適的，因為合同是債務關系，債務關系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沒有身份關系，而繼承編中規定的繼承人與被繼承人有一定身份關系。這個繼承雖然也是取得財產的方法。但它與通過買賣而取得一定的財產是顯然不同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買賣關系，而繼承只有在有身份關系的人之間才能建立繼承關系。所以，假如《拿破崙法典》把繼承製當作是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與買賣合同並列起來，對反封建來說有一定的意義，但把繼承法律行為與買賣行為混為一起。一個以身份為基礎，另一個不以身份為基礎，混淆它們的區別，那是《碼破侖法典》的一個錯誤。所以，德國學者根據這一點把繼承編獨立為一編，繼承也是財產的問題。它與買賣行為不一樣，它是建立在一定身份關系基礎上的法律行為。所以，把繼承獨立出來，這在當時來說，在理論上有很大的價值。
2、《德國民法典》的內容、特點及法學變化
下面講《德國民法典》內容上的問題，再講《的國民法典》內容上幾個特點以及法學上的變化。
首先講一講《德國民法典》比《拿破崙法典》遲了一百年，即《拿破崙法典》於1804年公布，《德國民法典》於1896年公布，1900年實施的，相差了一百年。時間的差距，帶來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假如說，《拿破崙法典》是自由資本主義典型的民法典，那麼，《德國民法典》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民法典，這是從經濟方面講；第二個問題是由於相差了一百年，民法理論有了很大進步，如法律行為的概念在《拿破崙法典》中根本沒有，而德國學者建立了法律理論，所以在《德國民法典》規定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所以，有這么兩點，是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是要注意的。假如我們要把《拿破崙法典》與《德國民法典》進行比較，這兩點是要注意的，還有的三點，德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有很多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於1789年發生，我們通常稱為大革命，它是一次相當徹底的反封建革命，或者說在幾個主要資產階級國家中的革命比較起來，那是一場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就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其不徹底性表現在革命後仍然建立德意志帝國，而不是共和國。而法國革命，把國王推下台，並送上斷頭台看了頭，建立了共和國。而德國擁有了一個威廉皇帝。其次，德國革命後保留了很多封建制度、封建時代的東西。我們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內容時必須要注意這三點。下面我就以這三點出發將一講《德國民法典》的內容。這三點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從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法學理論上的進步是分不開的。為了講授方便，我們把它分為三點來講。
第一點：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就使《德國民法典》好多不同於《拿破崙法典》。首先，法人制度在《德國民法典》相當完備。我們知道，《拿破崙法典》是不承認法人制度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時期，法律不得不承認法人制度。由於公司制度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已相當完備。所以，民法非規定法人制度不可。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就不講了。
第二點：《德國民法典》比起《拿破崙法典》對私法自治原則做了相當的限制，就是對所有權、合同自由有了相當限制，這個問題我們上次也多少談了一點，對這一點我們也不講。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有些民法問題在《德國民法典》做了一些改變。例如，《拿破崙法典》買賣打破租賃原則。在《德國民法典》就變為買賣不能打破租賃的原則，這一點上此也講過，這些變化都是有與《德國民法典》於《拿破崙法典》時代不同了。
第三點：《德國民法典》又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在民法典中建立了一般條款。《德國民法典》建立了好幾個一般條款，一般條款英文叫general clause ,就是規定一個總的原則，這就是《德國民法典》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剛才開始講了《拿破崙法典》特別在它的第五條規定審判員不得建立一般原則，而現在《德國民法典》把《拿破崙法典》第五條改變了，這是《德國民法典》發展到近代民法的一個標志。
什麼叫一般原則？《拿破崙法典》的時候，它是這樣規定的，凡是民事案件，審判員都必須按法律辦案，不許離開法律，審判員不得獨出心裁辦案子。所以，嚴格劃分司法權和立法權。而《德國民法典》使其要晚一百年，時間的不同帶來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經濟狀況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帶來了民事上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復雜情況不是一部民法典所能解決的。雖然《德國民法典》條文的數目比起《拿破崙法典》大大增多了。但是，德國立法者知道，僅靠一部民法典解決不了現在即將來講要發生的民事問題。所以，德國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里一般原則，就總的原則。假如法官遇到了法律條文不夠用的時候，解決不了所遇到的法律問題的時候，或者說按法律條文處理你所遇到的案件會出現某種不公平的情況。這是可能的，因為社會經濟狀況在不斷發生變化，而法律是死的，以死的條文去處理變化無常的經濟案件，有的時候會發生不公平，所以，德國立法者考慮到這種情況：第一，條文不夠用；第二，按條文處理不公平。於到這種情況，法官怎麼辦呢？德國立法者規定了幾個總的原則。假如遇到我上面說的情款，法官就照總的原則來辦事，這幾個總的原則就叫作一般條款（general clause） 。
在民法中建立一般條款，以及司法者可以根據這些條款創製法律的原則，時的國民法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而法國民法典對此卻嚴格限制，司法人員必須按民法典的規定處理案件。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德國民法典公布時，經濟的發展使經濟和各種情況復雜化了，僅僅依靠一個民法典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所以，立法者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之外規定了一般原則。如果按照某一條規定處理案件時，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或者根本就沒有有關的條文而司法工作者又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受理案件，這樣，法典就規定了幾個一般原則，作為法官辦理這類案件的依據。一般條款很多，
⑺ 我是法學專業，如果除了英語可以選日語跟德語，哪個會比較好呢謝謝吖！！
我個人認為復學德語比較好，可以研製究德國民法典，德國是典型的大陸法系。日本二戰之前完全照搬德國法（典型大陸法系），二戰後受美國法影響（典型英美法系），不過總的來說，還是屬於大陸法系國家，因為成文法起主導作用。
瑞士、奧地利、日本、泰國和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民法典 ，都在不同程度上參照了德國民法典。
如果專注做研究，還是學德語，研究德國法系。日本也就是個盜版加盜版（雖然民國時期中國幾乎照搬日本法……）。
⑻ 論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相分離在我國合同中的具體適用
負擔行為是指「某人通過此行為向他的相對人表示受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的約束，它主要的法律後果是設立一個給付義務並由此建立債的關系」。負擔行為將給行為人自己設定給付義務，同時給債權人設定債權。正如《德國民法典》第305條的規定，負擔行為的典型表現是債權契約，即以契約方式設立債的關系和變更債的內容。從詞義上分析，負擔行為在狹義上其含義為設定義務的行為，在廣義上其含義應當是設定義務或變更義務內容的行為，而其中的義務，則主要是指債務。負擔行為是使行為人負有義務的法律行為，其後果僅是產生義務或使原有義務內容變更，而並不能使權利直接發生變動。它既可以是雙方行為，也可以是單方行為。
比如，在買賣合同中，雙方訂立買賣契約即為實施負擔行為，由此出讓人負有交付標的物的給付義務，受讓人則負有支付價金的給付義務。然而，通過此負擔行為，僅指行為人同意接受給付義務的約束，標的物和價金的所有權並不能隨著這一義務的產生而移轉。又如，在懸賞廣告中，廣告人所實施的負擔行為，如果沒有完成其規定條件的相對人存在，則行為人所允諾的賞格當然不會移轉給他人。 處分行為有兩個具體含義：其一，處分行為是對標的的處分，沒有標的，就沒有處分行為。此處所稱之標的，與民法上權利的標的相區分。作為處分標的指既存權利，包括物權、債權或其他權利，但具有人身依附性質的權利除外。比如，移轉所有權、設定質權、放棄抵押權、轉讓債權都是對物權、債權這些標的的處分，而夫權的放棄則因該權利具有人身依附性而不屬於處分。由此，一方面，可將處分標的與民法上權利標的或權利客體相互區分，即在德國民法典中，專指處分行為的標的，除此以外，「確實存在《德國民法典》意義上的權利標的，沒有標的是：行為可以是請求權的標的，人是家庭法上的權利標的，但行為與人均非《德國民法典》意義上的標的」。另一方面，因處分標的的確定，而且此標的為財產權利而非人身權利，故更准確地說，可將處分行為的適用范圍限於涉及財產權利變動的范疇，即處分行為可以適用於物權法、債權法和家庭法及繼承法中的依當事人意思表示而發生的不具有人身性的財產變動。其二，處分行為的結果是直接導致權利狀態的變化，即權利的移轉、變更、消滅以及使原權利增加負擔，而非是使行為人負有義務。
比如，在買賣合同中雙方當事人雖負有對待給付的義務，但這些義務的產生並非處分行為的結果而是負擔行為的結果。這樣，處分行為的結果便是：出賣人將標的物之所有權移轉給買受人而使後者享有其所有權，原權利人因此喪失其所有權。同理，抵押權、質權的產生也都是處分行為的結果。事實上，在物權法上所謂增加權利負擔的法律行為，如在所有權上設定抵押權負擔在德文中為「BelastIlng」。「Belastung」是指在權利上設定負擔的法律行為，它並非是負擔行為，而是一個處分行為，其內容是在原有權利上新設一個將影響原權利的權利。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處分行為的概念在理論上是從處分人和失利人的角度來分析的，即處分行為乃是處分人放棄全部或部分權利給他人而造成自己失去利益，並非是指相對人取得權利。②比如將所有權移轉給他人或免除他人債務等。
⑼ 求《瑞士民法典》全文 或者下載地址 或者在那本書里能找到
目前我找到瑞士民法典部分英文版http://www.admin.ch/ch/e/rs/2/210.en.pdf
和瑞士民法典(德文)：http://wenku..com/view/36081a60783e0912a2162a20.html
你找到相關信專息也請發屬給我。
⑽ 德國民法典的體例結構
德國民法典的體例結構為五編制體例。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按照查士丁尼回法典答模式制定的各國民法典一般分為：人、債、物和繼承四個部分(各國在具體安排上可能有所差異)。
而德國民法典則把總則作為第一編，打破了這一傳統。總則之後是債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四個部分。這主要是遵循了羅馬法學家的分法。
(10)德國民法典德文擴展閱讀：
《德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受人稱道的，並遠遠高於《法國民法典》。這種成就表現在：
在大的方面，整個法典的體系十分合理，邏輯性強；在規定方法上，採取適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語方面，名目做到精確一致。
法典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不能密不可分，抽象概括式的《德國民法典》，傾向於使用一種法律的專業語言和藝術語言，傾向於創造抽象的語言和技術意義的表達方式。
所以精密的概念必然需要一種嚴密的體系作為來確定其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和上下屬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