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法184

『壹』 台灣民法188條為什麼規定連帶責任

您好，這是關於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方式的規定。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貳』 民法通則和台灣民法典區別

不說具抄體條款，那麼襲比較太難。
簡單說，兩部法律適用范圍不同，民法通則在空間上適用於中國大陸地區，台灣民法典適用於中國台灣省地區。
其實大體上二者是基本一致的，因為大陸的民法通則也借鑒了很多台灣的民法，而且二者都有的國民法典的影子。只是在某些觀點上有出入。

『叄』 債權的構成要件

理論上說來，債權既然為民法上權利的一種類型，根據債權侵權行為三要件說，債權侵權行為的要件包括損害、因果關系與過錯。上述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當然也應適用於對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認定。只是由於債權相對性帶來的非公示性以及第三人侵害債權的非直接性，學者們在討論第三人侵害債權的構成要件時，標准比侵害物權時要嚴格得多。這主要體現在對行為人過錯的認定方面。
過錯按其形式，可分為故意和過失。但對於侵害債權的侵權行為而言，行為人的過錯是否包括過失，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學者林良平等認為，侵害債權的歸屬，第三人具備故意或過失，均可成立侵權行為責任。但這種觀點被多數學者反對，理由主要是債權本
身不具備「社會公開性」，第三人有時很難知道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存在的債權，如果一旦第三人的行為客觀上妨礙了債務的履行，要求其承擔根本不應承擔的責任，尤其是，如果以過失作為侵害債權的責任構成要件，第三人實施了任何妨礙債務履行的行為，都可能構成侵權，這將會嚴重限制人們的行為自由，妨礙自由競爭的展開。因此，將侵害債權的責任構成要件中的過錯限於故意或惡意，無疑是合理的。故意是侵權行為成立的主觀要件，是指行為人預見到自己行為的結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結果的發生。在侵害債權中，故意包括兩方面內容：第一，行為人明知或應當知道他人債權的存在。只有明知他人債權的存在，行為人才能預見到行為的結果，行為人明知他人債權的存在是侵害他人債權責任成立的前提；第二，行為人意欲侵害債權人的債權。行為人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認識到其行為將發生損害他人債權的後果，同時行為人通過自己的行為追求此種後果的發生，這就意味著行為人在實施侵害行為時，其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向。
將學者以上對侵害債權行為過錯的界定與一般侵權行為過錯理論進行比較，可清楚地發現，侵害債權的過錯不僅不能包括過錯的過失形態，甚至也不能包括故意形態中的放任，因此其構成是最為嚴格的。在此前提下，第三人的侵權行為成立侵權責任，當無疑義。但在有些情況下，第三人的行為往往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並且行為人也明知自己的行為足以引起對債權人債權的損害，但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對此聽之任之，視而不見。在此種情形下，對債權的損害乃是第三人行為必然或自然的結果，但是第三人事實上並無積極追求損害結果的主觀意欲，此時是否一定不能構成對債權侵害的過錯，卻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肯定的判例如在EihornV.WestmountInvestmentLtd.案中，控制Westmount投資公司的三被告，將公司唯一有價值的資產轉讓給新成立的關聯公司，致使Westmount公司對原告的金錢債務履行困難。原告主張被告的行為構成欺詐，法院不予認定，因為法院認定被告是在公司授權范圍內忠實行使職權，被告轉讓資產所追求的效果並不是逃避對原告的債務。但即使如此，法院仍判決被告承擔侵害債權的侵權責任。該案中，被告行為時的主觀心理狀態顯然是放任自己的行為對原告造成侵害，但從公平正義角度考量，被告的行為具有可非難性，因此讓其承擔侵害債權的侵權責任是合理的判決，這一判決也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贊成。
與此相反的是一物二賣的情形。例如，甲賣乙買，其合同訂立在先，丙明知該合同的存在，但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價搶購，丙的行為客觀上損害了乙的債權，主觀上是放任這種損害。但我們不能判定丙構成對乙的侵權責任。因為債權不具有排他性和優先性，數個債權可以同時並存，並不會因產生的時間先後而有優劣之分，這是由債權本質所延伸的基本理念。債權的這種特性導致行為人為自己利益而損害債權，並不必然構成侵權，只有當行為人的行為同時有違市場規則和公序良俗時，也即行為人行為具有可非難性時，才可認定。《美國侵權法第二次重述》也承認雙重買賣，其66條就規定，故意與債務人訂約，致使債務人不能同時履行兩個合同而對前合同違約，並不構成引誘違約。但《美國侵權法第二次重述》並非官方頒布的成文法典，它只是由學者起草，供各州參考的範本，因此在美國實際判例中也存在著對立的觀點。
所以，如果將侵害債權的過錯僅限於故意中希望的情形，則會使相當多的侵權行為得不到規范，不利於對債權人的保護；而如果我們將侵害債權的過錯界定為包括故意中的希望與放任兩種情形，則會使第三人相當多的正當行為受到限制，從而限制了第三人的行為自由。由此看來，大陸法系習慣上的對構成要件的抽象在這個問題上就有點力所不逮了。反觀英美法系，雖在從判例歸納出一般原則時意見未能一致，但在審判實踐中，他們使用類比技術與區別技術，從法官自身的「良心」出發進行審判，具體個案的判決結果倒是大多符合社會的一般公平觀念。這就為我們對侵害債權的認定提供了另外一條思路：既然無法找到一條區分第三人侵害債權是否成立的明晰而固定的標准，我們是否可以賦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在個案判決中引入習慣、善良風俗等抽象標准，然後以司法實踐指導立法，進行具體侵害債權行為的類型化呢？
善良風俗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並為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所借鑒，很多國家或地區在判定第三人侵害債權時，援引的正是這類條款。我國台灣地區民法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學者認為，債權應該受到該條後半段的保護。而該後段其實也是關於背俗侵權的規定。背俗侵權條款屬「概括條款」，與一般侵權相比，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其保護的利益，除「權利」外，尚包括其他利益；二是侵害行為須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的方法，主觀歸責要件較為嚴格。1997年「台上字」
3760號判決認為：「（184條）規定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的類型。關於保護之法益，前段為權利，後段為一般法益。關於主觀責任，前者以故意過失為已足，後者則限制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因此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作為要件，可以對侵權構成加以合理限制，使侵權責任不致過於廣泛。對於善良風俗的理解，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德國帝國最高法院對善良風俗的解釋為：「所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理智感覺」。這種解釋的缺陷在於「善良和合理思想」本身也需要一個定義，以回答人們的追問，即誰是那個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人呢？拉倫茨認為，善良風俗既包括了法制本身在內的倫理道德價值和原則，也包括了現今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的行為准則。不管怎樣，善良風俗系指一般道德觀念而言。這種社會道德觀念是一種事實上的存在，並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因而侵權行為法可籍此而與法律外的社會體相聯接，而適應社會的變遷。
由於背俗侵權屬「概括條款」，而善良風俗又是一個相當不確定及高度抽象的概念，非常靈活，具有將道德規范引入法律之中的功能，因此在運用中，需要在具體案件中通過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對其進行價值補充。事實上對包括背俗侵權在內的一切侵權的認定，很多情形下並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據所謂的客觀事實，而主要根據的是法學家（或者法官）本人內心的公平正義信念，即法學家（或者法官）從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會正義分配方案出發，「決定」行為人是否有過錯，然後再予以論證的。所以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任何審判活動中都是必須的。只是為了促進法律適用的穩定性，我們有必要在法院適用該概括條款形成案例後，對案件進行比較與類型化，以便在對侵害債權進行認定方面，建立完整的裁判體系。

『肆』 台灣婚姻制度

當然不可以。台灣法律有規定一夫一妻的，但在50、60年代由於舊婚姻制度，遺留問題很多，所以經常會出現小老婆和妾之類的。

參考文章：
大陸和台灣的婚姻立法對結婚實質要件的規定，可分為積極的條件和消極的條件兩種。前者是結婚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當事人合意和達到法定婚齡；後者為禁止的條件，是對男女雙方結婚的限制，如已有配偶者、男女雙方為近親屬。有關兩岸結婚實質要件的規定，詳述如下：

①須達到法定婚齡。大陸婚姻法第5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民法通則》規定年滿18周歲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見，法定婚齡高於成年年齡，因此大陸法律禁止未成年人結婚。台灣關於法定婚齡的規定較大陸低。台灣民法第980條則規定：「男未滿十八周歲，女未滿十六周歲者，不得結婚。」由於台灣民法規定20周歲為成年，法定婚齡低於成年年齡，因此就會出現未成年人結婚的現象。

②須男女雙方自願。男女雙方自願締結婚姻是近代婚姻制度的基礎，是婚姻自由原則的必然要求。大陸婚姻法第4條明確規定：「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願，不允許任何一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與大陸有所不同，台灣民法上無明文規定須男女雙方自願這一要件，一般認為結婚是一種身份契約行為，須男女雙方有結婚的合意，這種合意應由本人為之，不得代理，父母不得包辦代替，此其一。其二，如前所述，在台灣存在著達到法定婚齡的未成年人結婚的現象，對於未成年人的婚姻，台灣民法認為，仍須男女雙方有結婚的合意，但須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③須非重婚。大陸與台灣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為原則，禁止重婚。

④須非近親屬。關於禁止結婚的近親屬范圍，大陸婚姻法只規定直系血親（解釋上包括擬制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即同祖父母的堂兄弟姐妹，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禁止結婚。但台灣民法規定的要廣得多，它不僅包括直系血親和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而且包括：直系姻親，如岳母與女婿、公公與媳婦、繼父母與繼子女；五親等以內、輩份不同的旁系姻親。直系姻親和旁系姻親結婚的限制，即使在姻親關系消滅後，仍適用；除六親等和八親等的表兄弟姐妹外，八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不論輩份相同或不相同，都不能結婚；因收養而形成的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即使在收養關系終止後，仍不能結婚。

⑤禁止結婚的疾病。大陸婚姻法第6條規定：「患麻瘋病未經治癒或患其他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結婚。大陸規定上述疾病患者尚未治癒的禁止結婚主要是基於優生的考慮。與大陸不同，在台灣法律上，精神病等惡疾只是配偶一方提出離婚的法定理由，而不是禁止結婚的條件。

⑥此外，台灣民法還規定，監護人在監護關系存續其間，除非經被監護人的父母同意，不得與被監護人結婚；夫妻一方與人通姦，經法院判決離婚或受刑罰處罰的，不得與相奸者結婚；女子在離婚或喪偶致婚姻關系消滅後未超過六個月的，不得再行結婚，以免造成血統混亂，但自婚姻關系消滅後六個月內已分娩的，不在此限。

希望你能滿意。

『伍』 台灣民法典第一條是法律規則還是法律原則

中華民國民法第1條（法源）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法律 >= 規則 >= 原則

中華民國民法第1條寫的很清楚，法律游戲是依照此規則來玩的，而規則裡麵包含了原則

『陸』 台灣民法188條為什麼適用連帶責任

您好，這是關於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方式的規定。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柒』 台灣民法典第188條為什麼規定了連帶責任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捌』 台灣民法典共有幾編

台灣民法典，1225條。

『玖』 哪裡有台灣民法典全文下載 謝謝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jj/200512/20051204211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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