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律現象

1. 法律的特徵是什麼

法律行為具有以下三個特徵：第一，法律性。法律行為是法的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專，是由法律規定屬的、具有法律意義、可以用法律進行評價的人的行為，由此區別於一般的社會行為。第二，社會性。法律行為作為人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特徵，法律行為並不是一種孤立的行為，而是其他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或一個方面。第三，法律行為是能夠為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行為，具有意志性。法律行為是人所實施的行為，受人的意志所支配。反應了人們對一定的社會價值的認同，一定利益和行為結果的追求以及一定的活動方式的選擇。

2. 作為公民,我們對法律應有怎樣的立場和態度

作為公民，文明應該學法知法守法護法。因為社會主義法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體現基本的道德，和道德一樣對人產生約束力。法律約束人的行為，道德約束人的內心。道德約束的范圍要比法律要廣，即法律約束的一定是道德約束的，道德約束的未必全部是法律約束的。所以，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法律分析
我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具體的態度體現在：法律是我們生活的衛士，我們需要法律的保護。並且學法、用法、護法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愛法，是我們應採取的態度，以守法為榮，以違法為恥，是我們應樹立價值標准。法律鼓勵我們做的，我們積極去做；法律要求我們做的，我們必須去做；法律禁止做的，我們堅決不做；總之，我們在正確行使權利同時，要忠實履行義務，做一個具有高度法律觀念和高尚道德觀念的合格公民。我們遵守的法是良法，良法善治是現代法治基本原則的核心，善治的基礎是良法的制定，依法治國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如何保證良法的制定，制定良法背後的是教育的支撐，教育的結果是優秀的法律制定者，同時也是善治的基礎。
此外，社會主義接班人要不僅僅把視角放在遵守法律上面，更多的是要弘揚社會主義文化，傳承中華傳統美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當社會的整體修養都提升上去了，遵紀守法自然是不在話下。
【個人建議】
以上是我的建議，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感謝您的咨詢，祝您生活愉快。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二條，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3. 公民為什麼遵守法律

1、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公民利益的社會規范，遵守法律符合社會大多數公民的利益；

2、法律具有強制性，不遵守法律要受到相應的懲罰；

3、遵紀守法符合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的普遍共識，是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共同的選擇；

4、只有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3)公民法律現象擴展閱讀

1、法律的最終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的，它涉及的對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為。

3、法的評價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對人們的行為是否合法或違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斷、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評價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對他人的行為的評價，這是區別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為）和評價作用（涉他人的行為）的關鍵所在。

4、法的預測作用是指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的規定事先估計到當事人雙方將如何行為及行為的法律後果，也就是說，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這里的人們應作廣義的理解，即包括國家機關的行為。

5、法的強製作用是指法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實現，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懲罰違法行為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強製作用只能針對違法犯罪人的行為，如果沒有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那麼法的強製作用就不能顯現。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律的實施，法律規范對人們今後的行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的誘導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教育作用針對的是一般人的行為，例如，通過對違法行為實施法律制裁不僅對違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對一般人產生了教育性影響。

4. 任何公民的行為都受法律的保護對嗎

不對。任何公民的合法權利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在我國，公民的合法利益包括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政治權利、民主權利、人身權利、經濟權利、教育權利等。

權利包括法律明文規定的權利，也就是法定的權利，還包括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因為，根據權利本位的思想，公民的權利是既有的，不必有法律規定才有，法律規定只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陳述申明罷了。

(4)公民法律現象擴展閱讀

《憲法》規定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政治權利和自由，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3）宗教信仰自由；

（4）人身與人格權，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

（5）監督權，包括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並依法取得賠償的權利；

（6）社會經濟權利，包括勞動權利，勞動者休息權利，退休人員生活保障權利，因年老、疾病、殘疾或喪失勞動能力時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社會保障與物質幫助的權利；

（7）社會文化權利和自由，包括受教育權利，進行科研、文藝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8）婦女保護權，包括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權利；

（9）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保護；

（10）華僑、歸僑和僑眷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受國家保護。

5. 公民為什麼遵守法律

核心提示：公元前399年，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人誣陷為瀆神、腐化和誤導青年而被雅典眾多法官判為死罪無赦。臨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機告訴他可以很容易地從監獄中逃走，並認為遵守這樣不公正的審判是迂腐的。但蘇格拉底卻反問道：越獄就是正當的嗎？被不公正地指控並被判決有罪的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就是正當的嗎？人有沒有一種服從任何法律的義務？ （二）守法精神生成的條件 公民的守法精神是公民的人格因素的一個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天生就有的。相反地，它是通過灌輸（即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化）而生成的。守法精神得以生成的條件有兩個方面：一是公民主體性意識的具備，二是法律的良法品格。 1．公民的主體性意識 在近代之前，公眾是以臣民而非公民的身份存在的。統治者和臣民的關系是一種縱向的主體對客體的主奴關系，而不是近代社會中人們之間橫向的主體對主體的平等關系。臣民的身份決定了公眾對權力的無條件服從，而無獨立的主體性意識。正如梅因所說，在古代，「個人並不為其自己設定任何權利，也不為其自己設定任何義務。他所應遵守的規則，首先來自他所出生的場所，其次來自他作為其中成員的戶主所給他的強行命令。」這同時也決定了專制社會下的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實施的後盾，社會公眾對法律的遵守主要是出於畏懼國家暴力的制裁。 川島武宜所強調的主體性意識是建立在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倫理學不斷探索的人際交往關系中的「交互主體性」的基礎之上的。在近代思想史上，盧梭全面而深刻地從社會契約的角度，強調了「交互主體性」在近代社會中人們之間交往的核心地位，強調自由與奴役的對立。康德則進一步把「交互主體性」作為近代人類社會關系的原則確立下來。康德說：「人，實則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於自身是個目的，並不只是這個或那個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因此，無論人的行為是對自己的或是對其他的有理性者的，在他的一切行為上，總要把人認作目的。」人不只是工具，而應看成是目的，這是康德的一條著名的道德律令。這條道德律令要求人們應該將對方看作是與自己具有同樣主體資格的人，從而體現交互主體性。近代法律就是對人們之間的這種「交互主體性」的倫理關系的確認，其要獲得有效遵守也必須以「交互主體性」倫理關系的確立為前提，而這種倫理關系得以確立的前提則是社會公眾主體性意識（或公民意識）的具備。 公民意識是現代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得以穩定運行的重要文化價值觀念。「正是公民意識的合理性意識、合法性意識和積極守法精神，才使法治理念得以確立和發展。因此，法治理念必然以公民意識為歸依。」公民意識反映了公民自身的理性特徵———以「交互主體性」為原則處理公民之間的關系。它在公民守法過程中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公民主體性意識使公民積極遵守符合社會價值觀念的法律。現代法律的實施已經不可能依賴國家的強制，而必須以公民對法律的自覺和積極遵守為前提。「無疑，現代法治之所以呈現出一種內在自覺、普遍有效的理性秩序，除了法律制度內在價值與公民意識的合理性、合法性要求相吻合這一因素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它離不開公民積極守法精神的支撐。」這實際上就是川島武宜所說的作為守法精神基礎的主體性意識的一個方面，即對自身權利的積極追求。憲政體制下所要求的法律必須體現公民的普遍意志，公民意識本身就體現了對這種法律的積極維護和積極遵守。反映社會價值的法律內化為社會公眾的自身意識，便獲得了受到普遍遵守的合法基礎。 第二，公民主體性意識使公民認識到並自覺控制自己作為個體的局限性。對自我權利的主張並不意味著個體自身利益的無限膨脹，相反地，個體必須認識到自身權利主張的社會性，認識到他人和自己一樣，也是作為獨立的社會主體而存在。這就是川島武宜所說的主體性意識的另一個方面：對他人權利的尊重。「這是特殊即近代的主體意識在法律世界的反映，近代社會中的人，將其他所有的人作為同自己等質的、同等的主體來認識和承認」。這類似於霍布斯提出的自然法則中的第９條：「無論個人聲稱他自己有什麼樣的權利，他都必須允許別人也同樣有權如此。」這條法則禁止人們主張自己擁有的權利比允許別人的要多。關於權利主張的社會性問題，黑格爾曾寫道：「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 2．法律的良法品格 如果說公民的主體性意識是生成公民守法精神的主觀要件的話，那麼法律自身的良法品格則是生成公民守法精神的客觀要件。 良法的概念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中就有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其理論核心是如何確立良法的標准。亞里士多德認為，良法的標准可以總結為三點：是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某一階級或個人的利益；應該體現人們所珍愛的道德價值（對古希臘而言就是自由）；必須能夠維護合理的城邦制度於久遠。亞里士多德將良法的概念與道德價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為後世的良法理論確立了基本的論調。在西歐中世紀，阿奎那否定惡法的效力，主張「惡法非法」。他說：「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論斷為依據，嚴格地和真正地說來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寧可說是法律的一種濫用。」自然法理論以某些道德原則作為良法的標准。古典自然法理論認為，良法必須符合自然法，法律的效力來自其合乎道德性；新自然法理論如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德沃金的政治道德以及羅爾斯的社會正義，都被視作法律應當遵循的道德標准。實證分析法學雖然承認法律存在道德上的善惡之分，但否認具有客觀普遍意義的良法標準的存在，認為任何價值判斷都涉及到主體的價值觀念和態度，這不能被客觀地證實或確定。但是，二戰以來，實證分析法學的這種觀點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致使其對待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態度也發生了某種調整，如哈特在堅持分析法學的傳統———主張法律與道德分離的同時，並不否認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著聯系，甚至提出法律應該具備「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內容」。 綜合西方學者對良法理論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良法應該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良法在價值上必須符合正義的要求。法律是否體現正義是衡量其是否為良法的關鍵。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倫理價值，它要求社會公平地分配權利和義務。羅爾斯在其龐大的正義理論中對正義的原則作了經典的闡釋：「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且（2）依系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良法對公共利益的體現並不意味著對少數人利益的損害，雖然社會的不平等是一種客觀現象，但這種不平等應被安排得「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表現了羅爾斯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 第二，良法在內容上必須反映客觀規律。法律應該反映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發生關系的規律，包括國家政治權力的運行規律；法律運行的規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本身的規定性；人的生理、心理成長與發育的自然和社會規律；市場經濟規律；自然合理開發和環境保護的規律等等。 第三，良法在形式上要求立法過程的民主化、法律表達的規范化和法律體系的科學化。霍布斯認為，「良法就是為人民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確的法律」。這表明法律的形式對良法的重要性。立法過程注重公民的廣泛參與，使公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表達，其本身就體現了對公民自主性的尊重，這是公民自覺守法的基礎。法律表達的規范化要求准確運用法律語言，最大限度地減少歧義的產生。法律體系的科學化要求一國的法律體系應根據本國社會的實際需要在部門門類上完整；每一部門法的各個法律文件協調統一，避免相互之間出現矛盾。法律只有具備了形式上的這些特點，才可能成為促使公民守法精神生成的良法。三、公民守法的限度———公民不服從在西方學者關於公民的守法理由問題的討論中，涉及到這樣一個話題：公民是否具有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normal obligation）？面對惡法，公民是否可以選擇不服從？或者說，公民不服從惡法有無正當性？在本文的「引子」中，我們提到了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安提戈涅的悲劇，它們所揭示的主題即在於此。圍繞這一主題，西方政治學界和法學界發展出一套名曰「公民不服從」的理論，它標識著公民守法的限度。 （一）公民不服從的涵義 對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學術考察一般會追溯到美國政治評論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梭羅因抗議美國對墨西哥的侵略戰爭、美國南方各州的蓄奴制度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悲慘待遇而公然拒絕向美國政府納稅。他主張人的良心高於政府和法律，個人有權不服從違背其良心的法律和命令。印度聖雄甘地藉助梭羅的主張領導印度人民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倡導非暴力、不合作和和平抵抗運動。然而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以及美國因發動越南戰爭而導致的反戰運動爆發時，公民不服從的理念才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系統的研究。 20世紀中後期以來，對公民不服從進行系統研究的主要有羅爾斯、德沃金等學者，他們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各自獨特的見解。 羅爾斯認為，在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里，公民不服從存在兩種形式：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絕。他將非暴力反抗定義為「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對抗法律的行為，其目的通常是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而良心拒絕是指公民基於自己的良知而拒絕服從法律。二者的主要區別是：首先，非暴力反抗是一種群體性的抗法行為，它訴諸共同體的信念；而良心拒絕是單個主體的抗法行為，不是一種訴諸多數人的正義感的請願形式。其次，非暴力反抗的論據是政治性的，而良心拒絕不是必然建立在政治原則上，它可能建立在那些與憲法秩序不符的宗教原則或其他原則之上。不過，在實際情況中，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絕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區別，同一行動（或一組行動）可能同時具有這兩者的強烈因素。 德沃金將公民不服從稱為善良違法。善良違法理論是德沃金權利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德沃金認為，不能為了使法律得到實施，就主張對由於良知而違反徵兵法和對政府持有不同政見的人應給予與其他違法者一樣的懲罰。當公民根據自己信仰或良知認為一個法律或法律的一個方面非正義或不道德時，公民是否享有不服從這些法律的權利，應當根據不同情況予以具體的分析。德沃金將「善良違法」分為三種：涉及整體性的善良違法、涉及正義的善良違法和涉及政策的善良違法。根據善良違法的不同種類，應該有不同的對待態度。 在羅爾斯和德沃金關於公民不服從（或善良違法）的論述中，都將良心拒絕即公民基於自己良知而違反法律的情形歸入公民不服從的范圍。對此，我們不能贊同。因為基於自己良知而抗法的行為者往往是作為單個主體而存在的。良知的標准難以確定，尤其是在近代以來的價值多元化社會里，任何企圖確定一個為所有主體所共同認同的善惡標準的努力都已成為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因此，那些以法律與自己良知相悖為由而不遵守法律的單個主體的行為將無法得到其他主體的認同。「由單個個體實踐的公民不服從未必能產生多大的效果。他會被當作一個古怪的傢伙，對他進行觀察比鎮壓更為有趣。所以，有意義的公民不服從將由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來實行。」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承認公民以自己良知作為是否遵守法律的判斷標准，就難以，甚至不可能「避免公民不服從變成一種具有強烈排他性傾向的、個體的……主觀哲學，如果這樣的話，任何主體，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可以不服從」。所以，必須區分良心拒絕與公民不服從。公民不服從的主體是組織起來的少數，他們因為法律與自己良知的沖突，為改變或廢除法律而結合在一起抗拒這些法律。單個主體的良心拒絕僅僅是形成公民不服從的社會基礎，其本身並非公民不服從。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民不服從，而梭羅因反對戰爭和奴隸制度而拒絕納稅的單個抗法行為並不是公民不服從的表現。 至此，我們認為，公民不服從應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公民不服從存在於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所謂「接近正義的社會」，按照羅爾斯的說法，「即是一個就大多數情況來看是組織良好的、不過其間確發生了對正義的嚴重侵犯的社會」。按照筆者的理解，這實際上是指反對專制、確認平等、接受以保護公民權利為核心的現代法治社會。在專制社會中，社會公眾為爭取自身權利、反對壓迫而抵抗政府及其法律的行為不屬於我們在此所討論的公民不服從。 第二，公民不服從是非暴力的行為。在羅爾斯和德沃金的論述中都強調了這一點。如果公民將自己對法律的不滿以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麼他的行為就等同於一般的違法和犯罪行為。公民不服從否認以野蠻對抗不文明的正當性。既然促使公民不服從的是其內心的良知，使用暴力就會破壞既定的社會關系而傷及無辜，這本身就是對良知的違反。 第三，公民不服從是公開的行為。公民不服從行為必須是公開的、非秘密進行的。它以公眾或民意代表為訴求對象，喚醒其內心的正義觀念，博取同情，以糾正非正義的現象。 第四，公民不服從是以維護公益、自己良知或信仰為目的，而要求改變某個不正義的法律或政府政策的行為。公民不服從並非是為了獲取非法利益或者全盤否定作為整體的法律。 第五，公民不服從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它否定公民個體基於自身良知而擅自抗法的行為。只有許多人的良知達成了共識，形成一個團體的觀念，在公共場所公開地非暴力地抗法才是公民不服從。 總之，公民不服從與一般的違法犯罪是不同的。公民不服從是出於法律與公民自身的良知或信仰相違背，堅持自己良知或信仰的動機超過了守法的動機；並且它是公開的、非暴力的、以改變或廢除所反對的法律為目的的群體行為。正是由於公民不服從不同於一般的違法犯罪，所以，國家才應當對它們區別對待。 （二）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及其條件 1．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從亞里士多德給出的法治的兩個要件中可以得知，惡法自古希臘就被宣布為法治的對立面，同時也隱喻著不遵守惡法的正當性。在一個民主法治國家，法制本身為克服不正義的現象提供了多種合法的糾正方式，如言論出版自由、集會遊行自由、請願以及司法救濟等等，這為公民表達不滿和抗議建立了合法的平台。站在維護法律權威的角度，似乎已經沒有理由認為公民以違法的手段表示對法律和政府的不滿是正當的。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公民不服從是必要的，國家對其不能像對待一般的違法行為一樣予以法定的制裁。論證公民不服從正當性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自然法學說。自然法學派認為，自然法則約束制定法，當制定法違背正義、平等、理性等自然法則時，人們就沒有服從制定法的義務。社會契約論在為公民守法提供理論基礎的同時，也證明了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理由。政府及其法律的合法性須以公眾的同意為前提，當法律的形式或內容與公眾普遍奉行的道德明顯相悖時，政府就違反了社會契約，如果強制公民服從，那麼就破壞了社會契約論關於法律的統治應以公民的同意為基礎的預設。 第二，民主學說。近代以來，代議制民主在各國普遍得到確立，但是，其本身的缺陷卻是客觀存在的。公民選舉出的少數代表，根據多數決原則通過的法律並不必然代表大多數公民的意志。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民主制度設計得多麼完善，都無法避免以合法的形式出現的不正義。這種由法律意志與公眾意志之間的落差所導致的不正義是產生公民不服從的一個根源。我們不能為了維護法律懲罰不法行為的一貫權威而拒絕承認公民不服從的合理性。 第三，功利主義學說。功利主義以衡量行為的可能結果作為行為人行為選擇的標准，其終極目標是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如果公民不服從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所作的貢獻明顯大於其所帶來的社會危害，那麼公民不服從就存在正當性。但是，功利主義學說的問題在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內涵是難以確定的，而且公民不服從往往並不是為了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公民不服從所反抗的某個法律或政府政策往往只侵害了作為少數的群體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當然，公民不服從行為的發起者可以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作為少數的群體，也可以是基於自身良知或信仰而反對這種侵害的多數群體。 除了我們在此所討論的自然法學說、民主學說和功利主義學說外，有些德國學者還認為憲法的基本權利規定也可以證明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如德國前聯邦憲法法院法官Willi Geiger訴諸憲法的「人權維護條款」；反核與環保運動者訴諸「良心自由條款」；哥廷根大學法理學教授Ralf Dreier訴諸「意見發表與集會遊行自由」等。我們認為，這種試圖以訴諸實在法為公民不服從尋找合法淵源的論證方式本身就是違反公民不服從的特徵的。公民不服從本身是一種違法行為，即於法（實證法）無據的行為。這一特徵決定了公民不服從不能在法律上證明是正當的。 有學者認為，公民不服從不能正當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會鼓勵人們拒絕遵守其他的法律。對此，拉茲給予了反駁。他認為，一個人的違法行為得不到法律制裁雖然會對他人產生不良影響，使他人增加相信違法不會被懲罰的信心，但這種影響不應被過分誇大。反之，一個人服從法律的態度確實會影響著他人，但也很難說這種影響就足以確立個人負有服從法律的義務。就是說，一個人的違法行為沒有受到懲罰，並不必然會鼓勵他人違法；同樣，一個人的守法行為也不必然會成為他人行為的模範。 2．公民不服從正當性的條件 主張公民不服從具有正當性，並不意味著只要法律或政府政策與社會正義或公民良知相沖突，公民就可以做出不服從的行為。羅爾斯認為，只有在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的情況下，公民不服從才具有正當性。 第一，公民所抗議的法律本身是實質性的、明顯的不正義。判斷一項法律是否如此不正義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判斷一項法律是否破壞了公民的基本自由。例如，「當某些少數被剝奪了選舉權、參政權、財產權和遷徙權時，或者當某些宗教團體受壓制且另一些宗教團體被否認有各種機會時，這些不正義對所有人都是很明顯的。」 第二，不服從行為必須被證明是為達到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即通常的、由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合法救濟手段如陳情、示威、起訴等已被誠意地使用過並被證明無效時，才能選擇公民不服從。當然，這些合法手段可以重復使用，但只要對其使用的經驗證明這些合法的抗議途徑已經無法促使政府或改變或廢除被抗議的法律或政府政策時，就可以認為公民不服從的手段是必需的。 第三，行為者必須能確保不服從所導致的後果不會嚴重危害整個社會的法律秩序。羅爾斯擔心數個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團體或數目過多的公民同時以不服從的行為抗議法律將會因為規模過大而引起無法估計的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他建議不同團體或大多數公民通過協商，由一個領導中心來制約不服從行為，限制不服從行為對社會秩序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最後，羅爾斯認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即便具備了以上三個條件，公民也不能行使不服從行為。「我們可能只是在我們的權利范圍內行動，但如果我們的行動僅僅有助於引起與多數的緊張關系的話，那麼這一行動就是不明智的。」 有人認為，只有在公民不服從的參加者自願接受懲罰的前提下，才能賦予公民不服從以正當性。如美國參議員Philip A. Hart曾說過：「我對於不服從者的任何容忍，都要看他是否自願接受法律加之於他的一切懲罰。」但我們認為，政府區分一般違法犯罪與公民不服從的表現，就是懲罰與不懲罰的不同。在承認公民不服從具有正當性的情形下又給予其法律制裁，就意味著人為地增加正義事業的代價，這本身就是不正義的。是否自願接受懲罰並不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尊重法律的標准，公民不服從的參加者拒絕接受法律的制裁也不意味著其對法律的蔑視。正如Marshall Cohen所說，接受懲罰以證明違法行為的正當性的觀念，不是來自於公民不服從的傳統。在刑事法領域中，這一原則是如此的荒謬。它不加思量地相信，只要一個人自願接受懲罰，謀殺、強奸、縱火都可以被證明為合法。 研究公民不服從正當性的條件是為了限制對公民不服從的濫用，以引導公民理性地對待一項壞的法律。畢竟，公民不服從是會產生一定的負作用的。這正如潘恩所說：「對於一項壞的法律，我一貫主張（也是我身體力行的）遵守，同時使用一切論據證明其錯誤，力求把它廢除，這樣做比強行違反這條法律來得好；因為違反壞的法律此風一開，也許會削弱法律的力量，並導致對那些好的法律的肆意違犯。」分別摘自《法學評論》2003年第6期、2004年第1期 （原文共有71個注釋，轉載時省略。）

6. 在生活中有哪些現象體現了公民法律意識淡薄

1.首先從自身做起，勿以惡小而為之，另外生活中層出不窮的現象告訴我們加強自身的法律意識，刻不容緩。
2.國家宣傳的力度和廣度。現在的媒介途徑很多，也很快速。藉助於媒介和公眾的力量，法律意識的提高更加的切實可行。
3，相關組織，領導和法律職業者的自身榜樣作用。只有以身作則，加強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作風建設，才能給公眾樹立更好的形象。
以上算是建議中的一點點的吧，希望能啟發你的思維。

7.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表現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保證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實施的一條基本原則。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就意味著，公民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任何公民都不允許因其民族、種族、性別、出身、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職務高低等的不同而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在法治社會，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是由法律來調整的，人們的權利和義務體現為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無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還是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最終都體現為法律上的權利，沒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其他的權利就無從談起。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公民實現其權利的基礎，是公民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的前提和條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也可以說是法治國家必須堅持的一項憲法原則。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以下內容：(1)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也就是說，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不允許一部分人只享有權利，不履行義務；也不允許一部分人只履行義務，而不享有權利。國家平等地保護公民的法定權利，同時平等地要求公民履行法定義務。(2)任何公民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任何特權，任何人違反了法律都要受到追究。(3)所有公民在法律實施上一律平等，即遵守法律和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8. 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了普及法律常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與過去相比，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眾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識，對如何依法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等有關的法律知識有了一定的了解，開始有了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覺悟，人們的法制觀念初步形成。但是，這些成績與現代法治國家的要求仍有相當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識仍然處在較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仍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一、我國現階段公民意識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識在建構法治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還不是很強，還存在一些影響公民意識形成的消極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臣民意識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古代中國的基本政體形態是君主專制，維護皇帝的權力、地位和尊嚴，樹立皇帝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乃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切法律制度的出發點。而且法律的至高無上性也被皇權的絕對神聖所代替，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廢法，使古代中國形成了系統嚴密的官僚體制，這種封建專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適應封建政治文化發展的臣民意識。近代以來，中國曾經有過幾次思想啟蒙運動，但由於各種原因，大都是曇花一現。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權觀念、自由與平等、個性解放等現代價值觀念統統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而拋棄，而許多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其中就包括臣民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改革開放後，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較大的解放，但由於缺乏系統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家長制、特權思想、臣民意識在一部分人的大腦中仍然根深蒂固。 （二）權利意識的淡薄 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的核心，但在古代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極其淡薄。這主要是由於：1.客觀上由於自然經濟、宗法家族和集權專制三位一體的社會存在形式，導致商品經濟的發展舉步維艱。與之相聯系的權利、自由、平等等觀念無法正常發育與成長。這是傳統社會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客觀原因。2.主觀上由於儒家思想一向推崇重義輕利。受其影響，時至今日部分公民依然羞於言利，當他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居然會因打官司有貪利嫌而不願用法律來維護自身權益。這就不是現代公民應有的意識和行為。 （三）公民教育的滯後 市場經濟的發展證明，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實踐要求有現代法治觀念和倫理精神的支撐，需要有與之相應的思想教育理念和運作體系。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還是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沒有及時轉變思路。轉變到提高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民的法治意識和道德水平上來。這也是導致公民意識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會轉型期制度的不完善 當前我國正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這主要表現為：1.存在著制度空場和制度沖突。所謂制度空場，就是制度的供給滯後、不到位，人們有了新的活動卻無相應的活動規則。所謂制度沖突，就是不同制度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比如在法律、法規方面，有些人鑽法律的空子，干著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的勾當。2.現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無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對人們行為的約束作用的大小。如果制度對人們行為沒有約束力，則是無效。如制度對公款吃喝、公款消費等行為的規定，基本上是無效的。如果制度對人們行為有一定約束力，但沒有達到制定製度時的預期效果，則是效率不高。如制度對假冒偽劣、偷稅漏稅等行為的規定。現階段，社會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現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現了諸如打假者被打、索賠者索不到賠、納稅人競爭不過高逃稅等現象。制度的不完善影響了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對公民意識的形成起著抑製作用。 二、提高法律意識的途徑及方法 培養和提高我國公民社會主義法律意識，是時代的呼喚和歷史的責任，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筆者結合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實際狀況，認為主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一）必須創造適宜於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形成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 所謂外部環境，主要是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經濟環境方面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為現代法律意識是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產物。政治環境方面要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民主體、政治活動程序和政治觀念的科學化。因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識是在民主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環境方面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精神文明組成部分的法律意識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體發展水平的制約，公民法律意識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賴於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完善和發展。所謂內部環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狀況。包括兩方面，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理論和方針；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二）深入持久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 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意識的體現。其創制和實施都有賴於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參與。但是，廣大人民群眾法律知識的掌握、法制觀念的增強、正確法律觀點的確立，都需要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來完成。從1985年開始，經過幾次普及法律常識的活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這對進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將起到重要作用。 （三）堅定不移地實行依法治國、嚴格執法 認識來源於實踐。社會上日常的法制實踐活動對公民法律意識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現實的影響作用。如果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能嚴格地依法行政，依法辦案，就能真正顯示出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和力量。顯示出法制的嚴肅性和強制性，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遵守，並得到他們的信任。經過長期的重復實踐，就會形成固定的習慣和觀念，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 （四）重視法學教育，開展法學研究 社會主義法律意識發達與否，與法學教育、法學研究是否繁榮有直接的關系。法學教育是培養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徑，而法律人才又是宣傳、傳播、深化法律意識的使者，法學研究是培養健全的法律意識的重要條件。社會在不斷發展，法律也需要發展，人們在運用法律來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仍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在法律實踐中，一些新經驗、新思想也需要及時總結、推廣，這些都離不開法學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通過法學教育使一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後又通過這些受教育者用各種方式向社會傳播、推廣並付諸實踐，從而推動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不斷更新和提高。 （五）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 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識是一種涉及面最廣、運用最多、影響最大的途徑。所謂大眾傳播就是通過某種媒介(如廣播、電視、報刊等)向眾多對象傳遞思想和觀點的過程。大眾傳播具有信息來源的普遍性、強烈的時效性和敏感性、廣泛的普及性以及公眾教育機能等特徵。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傳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就能產生迅速廣泛的影響，同時極容易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和氛圍，使社會主義法律意識深入人心。 （六）強化或樹立具體的法律觀念 1.權利觀念。樹立公民的權利觀念，是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義務本質」反思的結果，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需要。強化權利觀念，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原則得以真正體現，在廣泛的經濟、社會活動中充分地適用權利，發揮其創造性，同時尊重維護他人的權利。樹立正確的權利觀，應當包括對權利概念、性質、來源的正確認識；行使權利的自主意識和自覺性；權利行使時的求實態度與自律觀念；建立和完善權利行使機制的使命感和創造精神等。這種權利觀首先是公民的，與以往只重視國家權力(利)是不同的，它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在法律上的具體表現。2.契約觀念。商品經濟的交換活動是通過契約的形式連接起來的。而契約具有平等、自主、自願、互利、互相制約等特點。樹立契約觀念能夠減少交換過程中的不確定、不安全因素。其法律含義在於通過明確契約雙方的權利義務，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擔任的法律角色，從而有效地選擇自己的行為。契約觀念的普遍化，是指這種觀念延伸到更廣泛的政治社會領域，使整個社會活動既充滿活力，又有必要的約束，從而達到一種和諧的有序狀態。3.正確的訴訟觀念。程序法是對實體法的保護手段。訴訟是適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決矛盾和糾紛的正當途徑。由於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人們群眾對訴訟抱有一種深深的偏見。不管有理與否，都認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並往往把訴訟與受懲罰聯系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們不是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而是尋求法律以外的方式，這樣就不能運用法律對其權利和利益進行有力保護。社會秩序是一種法律秩序，社會矛盾和糾紛如果只通過非正當途徑解決，往往造成對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壞。因此，樹立正確的訴訟觀念，既是維護個人權益的需要，也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 三、結語 人們的法律意識狀態是受其物質生活條件和其他社會意識制約和影響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引起法律意識的變化。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人們的法律意識尤其顯得復雜。

9. 什麼是公民意識和法律意識

1、公民意識；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國家中地位的自我認識；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自我認識；編輯本段概況；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存在形式，是一種現代意識；當代文化學者、詩人張修林在接受《獨立》主編發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進的關系；編輯本段組成部分；[1]公民意識主要體現在：；1.參與意識；公民的參與意識,主要是指公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

1、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國家中地位的自我認識，也就是公民自覺地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以自己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為思想來源，把國家主人的責任感、

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自我認識。它圍繞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反映公民對待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等等。它強調的是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意識、公德意識、民主意識等基本道德意識。
目錄

編輯本段概況

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存在形式，是一種現代意識，是在現代法治下形成的民眾意識，它表現為人們對「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又體現為保障與促進公民權利，合理配置國家權力資源的各種理論思想。具體體現為視自己和他人為擁有自由權利、有尊嚴、有價值的人，勇於維護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權利、尊嚴和價值的意識，這種意識還包含公民對於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
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對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應履行權利和應承擔義務的自我認識"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集中體現了公民對於社會政治系統以及各種政治問題的態度!傾向!情感和價值觀"。公民意識決定於公民的實踐,而公民的實踐活動可以是純粹的公民政治實踐活動,也可以是與之相關聯的其他活動"由此,公民意識並非可以和公民的其他意識嚴格區分開來的,它或者直接來自於公民自身的政治實踐活動,或者來自於對有關其政治
地位的規定,或者來自於公民對政治現象的關注,也可來源於公民在參與經濟或社會其他活動時所帶來的思想觀念。

當代文化學者、詩人張修林在接受《獨立》主編發星的訪談時對公民意識有這樣的闡述：現代公民意識，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密切相關。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得以形成、維護和發展的有力保障。離開了現代公民意識，就不會，至少難以產生現代民主社會制度。現代公民意識是現代民主社會制度的前提。同時，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無疑地促進著現代公民意識的提升。它們之間，是一種共生的、

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進的關系。我認為，現代公民意識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但至少應該包括以下主要內容：（1）、維護、爭取自身的自由和權利的強烈意識；（2）、對社會中其他每一個個體、其他群體的自由和權利的關注、尊重和維護；（3）、對公共社會的自覺監督，強調、認同、信仰社會公正、社會正義；（4）、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社會公共責任的主動擔當；（5）、追求真相、真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盡力達成這種能力；（6）、正視歷史、關注未來，自覺的懷疑傾向和批判精神；（7）、努力強調、推進人與自然的和諧；（8）、重視、融入、達成良好的社會合作關系；（9）、高度的道德內省，言行一致。現代公民意識的最核心的觀念，應該是強調社會個體的主體意識和個體的主體解放，主要表現在維護、爭取自身的自由和權利的強烈意識，以及對社會中其他每一個個體的自由和權利的關注、尊重與維護。

[1]公民意識主要體現在：

1. 參與意識

公民的參與意識,主要是指公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具有積極參與(包括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公權力運行的主人意識,實質上也是一種踐行權利的意識"在參與中,公民才能切身體會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並逐漸形成理性的參與意識。

2. 監督意識

公民的監督意識正是權利制約權力機制的思想保障，國家權力受到人民的監督是人民主權原則的核心所在。

3. 責任意識

公民責任是指公民履行與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適應的，公民在遇到有關國家政治和社會利益的問題時,必須自覺維護公共利益,而克服個別自我或本集團的利益與人際關系。（納稅）

4. 法律意識——規則意識

由於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意志,所以在民主管理的過程中,公民還必須有規則意識,即依據明確的規則來協調各種相沖突的意志和行為,而不是由某個個人或某個利益集團決定"這些規則都是公民共同合意的結果,或是通過國家予以確認,或者是通過習俗加以強化"

編輯本段發展重點

公民意識體現了社會成員對自己基本社會身份的認同,也是公民支配自己社會行為的基本價值觀 念,廣泛表現在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經濟、法

律、道義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公民意識的內容是基於公民的身份意識而構建的,它也可以基於核心意識而不斷拓展如: 1平等意識，獨立人格2公共精神3自主、理性
公民意識的實質是強調一個人在社會、國家中所處的地位及個人對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認識。公民意識教育是指以現代公民的本質特徵為基本內容和基本目標而實施的各項教育活動的集合體,其核心是要使受教育者正確地認識、積極而負責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以發展國家和社會為己任。
而就公民意識教育的目標而言，教育的目的旨在培養未來公民社會的基本單位，即具有權利意識、義務意識、自主意識、程序規則意識、法治意識、納稅人意識、道德意識、生態意識、科學理性精神、具有與時代共同進步能力的現代公民。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

法律意識同人們的世界觀、倫理道德觀等有密切聯系，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不同階級的法律意識各不相同。在階級社會中，沒有全社會統一的法律意識。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在社會上居於統治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各階級法律意識的內容，歸根結底由該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在統治階級內部，由於各階層、各集團乃至個人所處的具體地位不同及其他原因，其法律意識也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點上都服從於統治階級的利益。
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直接指導法的制定、執行和遵守。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法律制度，保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法律、法規等，都是在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指導下確立和制定的；司法人員在應用法律規范時，他們的法律意識對實施法律規范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律意識的增強，有助於他們依憑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更好地履行法律義務，並對法制的健全、鞏固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編輯本段未成年人法律意識的樹立

具體來講，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未成年人應當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及公共規范

實踐證明未成年人一旦養成了種種不良習性後要矯正過來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因此，未成年人就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和學習中，處處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社會公共規范，遵重社會公德，從小養成良好習慣加強自我修養，自我調節、自我完善，自覺抵制違法犯罪行為的引誘。如我在99年辦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入室搶劫案，涉案人員有三人，其中年齡最小的王某年僅14周歲，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樓某與李某到我市甜夢歌舞廳找到王某，並邀王某去玩，王某就跟隨前往來到帶湖路一住宅區，

樓某帶頭敲開被害人陳某家的門，後進屋要陳某拿錢，陳不從，李某便上前搶陳某脖子上的金項鏈，王某見狀退出房外，最後樓某被判8年徒刑，李某被判5年徒刑，王某因年少，不辯是非，又沒有實施具體行為，為體現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政策，我們對他作不起訴處理，此案中如果王某也積極主動動手幫助實施搶劫，那麼王某也將被判刑坐牢。
樹立自尊、自立、自強的意識
自尊、自律、自強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是未成年人進行自我防範和贏得社會保護的途徑。如果未成年人自甘墮落，外界再怎樣幫助，也是無濟於事的。
如我辦理的舒某搶劫、傷害案，案犯舒某原是我們信州區五中的學生，因從小養成了嬌生慣養的不良習慣，一直不好好讀書以至成績越來越差，他的母親把他轉到三中讀書後，他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還是自暴自棄，成天泡在游戲機房玩游戲，並結識了也是不讀書的劉某等人，後與劉某等人一同去打架傷人，搶計程車司機，墜落的無法自拔，最後被關進監牢，被判處七年徒刑。
增強辯別是非和自我保護的能力
未成年人只有學好知識，豐富社會生活經驗，鍛煉各種能力，才能對違法犯罪行為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才能分清是非，未成年人還要加強鍛煉身體，增強體魄，這樣有助於未成年人在遭到暴力侵害的時候，及時逃脫或者進行正當防衛，不至於受犯罪行為的隨意侵害。
加強未成年人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 未成年兒童對犯罪的自我防範，除以上講的，還必需懂得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10. 急！！！任何公民的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任何公民的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但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力人的違專法行為不受或減輕制裁。屬

我國法律規定，14歲以下的兒童是為無行為能力人，他們觸犯刑法或其他法律不受刑事制裁，只能勒令父母加強教育。

兒童犯法給他人造成損害的，需要由他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比如孩子打碎人家玻璃，父母要賠償損失，孩子傷了別人，父母要賠醫葯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