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司法責任制

『壹』 有幾個法律問題

證明責任，（也有的稱為''舉證責任」，在《民訴法司法解釋》中還稱為「舉證證明責任」），是指當作為裁判基礎的法律要件事實在訴訟中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時，一方當事人因此而承擔的訴訟上的不利後果。《民訴法司法解釋》對證明責任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即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定期間，又稱「不變期間」。是指由法律直接作出規定的訴訟期間。特點：期間的長短在法律條文中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它既不能由雙方當事人協商約定，也不能由法院予以變更。例如：當事人不服一審民事判決的上訴期限為15日；不服一審刑事判決的上訴期限為10日。對於法定期間，人民法院和當事人都必須遵守，違反了法定期間，就將產生一定的法律後果。當事人如果在法定期間內不能完成應當完成的訴訟行為，就會喪失進行這種行為的權利。例如：當事人超過了15日或10日的期限，就會喪失上訴權。人民法院如果不遵守法定期間，就是違法，可能導致判決無效，引起上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決的法定後果。

『貳』 澳門司法制度的簡介

論文摘要: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兩地在司法機關的范圍、法院體系、審判原則、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但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在具體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之際,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我國其他地區司法制度的異同,對於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具有現實意義。
一、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香港特區司法制度的比較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由於法制傳統的不同,兩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著不少差異。
(一)司法機關的范圍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只包括各級法院,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除各級法院外,還包括檢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體制是以英國的司法體制為母本的。由於英國歷來是將刑事檢控職能歸於行政系統,不設立獨立的檢察機構。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檢控的機關一直屬於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轄。這樣,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的變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司法機關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檢察職能的律政司仍舊納入行政系統之列。澳門現行的司法體制則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體制基礎之上的。葡萄牙設有獨立的檢察官公署,檢察官公署作為司法機關的組成部分,享有自主權和法律規定的檢察職能。秉承葡萄牙司法體制的傳統,澳門不但有檢察院的設置,而且檢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統。這樣,澳門基本法仍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組織中設立檢察院,檢察院得立於其他機關之外。
(二)法院體系的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體系,一方面是按地區設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設置。在地區一級,設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區域法院;在全港范圍內設立了一個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設立有一個終審法院。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根據專屬管轄原則依法設有獨立於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如土地法庭、勞資審裁處等。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原則上是按審級設置,即澳門特別行政區只設立初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初級法院內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按法院功能設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訴訟,同時保留了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
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多,這是由兩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狀況決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設置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的特色,這些制度具有大陸法系司法體制的一貫傳統,在澳門已運作多年,為廣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體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審判原則的不同
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奉行的某些審判原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則。長期以來,香港實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適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現出來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淵源之一。由於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決中積累起來的司法原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就應當遵循過去法官在判決同類案件時所確立的司法原則,這便是普通法系國家和法官在適用法律時所應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即遵循先例的原則。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在適用法律時仍應堅持這一原則。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屬大陸法系,其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主要依據制定法,無須奉行遵循先例原則。
2、陪審制度的原則。香港基本法第86條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時由陪審員參與庭審並認定案件事實的制度。」其原則包括:擔任陪審員有資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則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訟庭受理刑事訴訟案件時才實行陪審;香港居民有應召出任陪審員的權利和義務。上述陪審制度的原則作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得到了保留。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不實行陪審制度,自然不會遵守陪審制度的有關原則。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長資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對於出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者則無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規定是針對英國政府單方面搞「居英權」計劃而作出的,目的在於限製取得居英權及其他國家居留權的人士,擔任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門的情況則不同。根據葡萄牙國籍法,凡在澳門出生的居民均有權取得葡萄牙國籍。相當一部分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具有葡萄牙的居留權。鑒於這是歷史形成的問題,澳門基本法沒有要求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但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雙重效忠問題,澳門基本法採取了變通性的措施,即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使得終審法院院長在任職時不得使用或利用外國的居留權,不致產生雙重效忠問題。與之不同的是,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應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的限制已經達到了這一目的。

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類似做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其任命的不少於5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並徵得立法會同意後,予以決定。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也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命無需取得立法會的同意,其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也不必徵得立法會的同意。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門基本法無類似規定,因為中葡聯合聲明並未規定原有法官可以留用,澳門現在的法官也基本上都屬葡萄牙編制。
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的比較
從性質上看,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一)審判制度
1、法院的法律地位。我國內地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院作為行使國家審判權的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法院與政府、檢察院具有平行的憲法地位,但處於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國家權力機關之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則與政府、立法會、檢察院均處於平等地位,不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或受其他機關監督。
2、法院體系。內地法院體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含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在特定區域還設立了農墾法院、林區法院及經濟技術開發區法院等)和專門人民法院(含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可見,我國內地法院審級完備,建制完整。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僅包括初級法院(另在一審層次設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法庭)、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三個層次,且均為單一設置。
3、法院職權。就法律解釋權而言,在內地,僅最高人民法院有權對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其解釋對下級法院具有約束力。但這種解釋不是指法官個人在個案審判中對所適用法律的解釋,而是指最高法院就審判實踐中所遇到了法律適用問題所作出的指示性解釋,並且這種解釋通常產生於對基層法院或中級法院、高級法院的個別請示的批復。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均依法享有法律解釋權,這種司法解釋實際上是法官個人在具體判案時對法律條文所進行的解釋,但它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此外,內地法院享有的司法建議權(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若發現不屬於人民法院主管的不法行為,有權向相應的機關提出建議,要求其處理)和基層人民法院享有的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職權都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所不具有的職權。
4、審判原則。內地法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均遵循獨立審判的原則,但其含義有所不同。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及個人的干涉。顯然,法院行使審判權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此外,在法院內部,獨立審判並不表現為法官個人在行使職權上的完全獨立,並且下級法院要受上級法院監督,各級法院和專門法院要統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對審判委員會就具體案件作出的決定,合議庭必須執行。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立審判不僅意味著法院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而且意味著法官在依法進行審判時,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就是在法院內部,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也無權過問,只有在上訴時才能對該案發表意見。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職權時的獨立性是絕對的。
5、審級制度。內地法院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即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審程序對案件的判決和裁定,當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民檢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上一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理,審理後的判決和裁定除法律規定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外,都是終審的判定和裁定,不得上訴。但如果在上訴期限內不上訴或者不抗訴,那麼第一審的判決和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都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實行三級三審終審制。即當事人不服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裁判,可以向中級法院上訴;如果不服中級法院對上訴所作的裁判,還可向終審法院上訴。當然,終審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和第二審案件的裁判都是終審的裁判。
6、法官條件。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將擔任法官的條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實施,以保證法官的素質。但在具體要求上存在差別。內地法官的任職條件包括政治條件和專業條件,前者要求具備純正的政治品質,後者要求相當程度的法律知識,具備一定的業務水平。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的選用則以其專業資格為首要標准,在學歷及經歷方面均比內地要求高。在國籍要求方面,內地法官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除終審法院院長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法官無嚴格限制。

7、法官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由同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在地方兩屆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如果該級人大常委會認為有正當理由需要撤換法院院長,須報請上一級法院報經該法院的同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法官則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院長和法官均由行政長官任免,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免還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在任期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除非無力履行其職責不能留任,或行為與其所職務不相稱不宜繼續任用以外,不能被罷免。對內地法官的任期,《法官法》未予明確規定,但各級法院院長是有任期限制的(每屆5年),到期必須換屆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享有終審權的法院,二者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但是,這並不表明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具有與最高人民法院同等的地位。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審判權,但它仍然是中國的最高審判機關。雖然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有權受理當地各級法院的最後一級上訴,但它在全國法院系統中仍處於地方性法院地位。
(二)檢察制度
1、檢察院的法律地位。在兩地,檢察院都是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機關。但在內地的國家機關體系中,檢察院居於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與政府、法院互不隸屬,相互獨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架構中,檢察院與政府、立法會和法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2、檢察院的體系。內地檢察院的組織系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縣、市、自治縣和市轄區人民檢察院;省、縣一級人民檢察院還可在工礦區、農墾區、林區設置人民檢察院,作為派出機構)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包括軍事檢察院、鐵路運輸檢察院和其他專門檢察院)。可見,內地檢察院體系完備,且其設置與各級法院是平行對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並沒有參照法院的組織體系設置,而是採取單一系統的運作形式,只設一間檢察院。
3、檢察院的領導機制。就在政治體制中的領導關系而言,內地人民檢察院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即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同時,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受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統一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不存在檢察院對其他機關負責的問題;同時,由於檢察院是獨一設置,所以也不存在檢察院上下級之間的垂直領導關系。就檢察院內部領導關系而言,兩地均由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此外,為了保證集體領導,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還設有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如果檢察長在重大問題上不同意多數人的決定,可以報請本級人大常委會決定。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決定,檢察院應當執行。這種領導體制既考慮了檢察長在檢察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力圖避免一長制的弊端,有利於發揮民主,加強集體監督,保證正確行使權。檢察委員會的設置是中國檢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澳門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檢察院的具體組織形式,但澳門檢察制度中沒有集體領導的傳統,由此可以推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也不會設立類似檢察委員會的集體領導機構。
4、檢察院的職權。(澳門基本法沒有具體列舉檢察院的職權,但筆者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職權的推定,是根據澳門基本法有關規定的精神及澳門現行檢察院的職權作出的。)兩地檢察院均具有審判監督權、偵查和偵查監督權、公訴權、參與民事訴訟權等職權。在司法解釋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解釋在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無權解釋法律。在法律咨詢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是行政長官的法律顧問,負責向行政長官就有關法律方面的事情提出意見或建議,而內地人民檢察院無此項職權。
5、檢察院的活動原則。兩地檢察院均奉行法制原則(依法行使職權)、公益原則(維護國家或社會公益利益)、獨立原則(獨立行使職權)。但在獨立原則的具體體現上不盡一致。在內地,檢察院是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的,其檢察權的行使必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也就是說,檢察院不可能以絕對分立於權力機關的形式而運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的檢察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的監督,也無須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
6、檢察院的組成。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均由檢察長1人、副檢察長和檢察員若幹人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則由檢察長1人和檢察官若幹人組成。

7、檢察人員的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而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員,由該檢察院檢察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除最高人民檢察院之外的各級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均須報所屬上一級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的任免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或建議決定。檢察官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在任期上,兩地的檢察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或辭退。但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即每屆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是中國的行使檢察權的國家機關,但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後者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從地位上看,前者是地方性的檢察機關,後者是全國最高檢察機關。在運作上,前者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任何干涉,後者要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在管轄上,前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履行職能,後者在內地履行職能,二者互不幹涉。

『叄』 宋朝訴訟審判制度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1、實行鞫讞分司制度

在獄案審判中，宋統治者將審(鞫)與判(讞)分開，審問案情的官員無法斷刑，檢法斷刑的官員也無權過問審訊，使之互相牽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讞分司」。司法審判機構中，多數都分置「鞫司」與「讞司」。如開封府以左、右軍巡院和司錄參軍為鞫司，法軍及知府為讞司。

大理寺則有斷司(即鞫司)與議司(即讞司)之分。州郡則以司理參軍為鞫司，以司法參軍及知州為讞司。審案時，由鞫司負責調查取證認定事實，由讞司負責檢法議刑，各司其職，不許越權。

高宗時曾下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對案件的判決得由長官、副長官共同決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詔「杖罪以下，長吏與通判量罪區分。」

鞫讞分司是宋代法政體制漸趨完善之重要標志，在獄案審判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宋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鞫讞分司」之制，在審判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並立法禁止二司在結案前的商議。

「鞫讞分司」之制不僅使審理與判決之權分離，使之互相牽制和監督，而且還規定法司在檢斷時，有駁正的責任;讞司檢斷時，不得只據鞫司之審理定罪，也不許「傅會牽合，稍有文飾」，必須據法檢斷，力求對鞫司審理之誤予以駁正。

讞司檢斷中如有違戾，由監司按治施行;若審理有誤未予駁正，則要依法治罪。「鞠讞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強對審判中執法官的約束，防止官吏作弊，減少刑獄冤濫。

2、實行錄問與翻異別勘制度

「錄問」，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經過初審後，必須由沒有參加審訊的、依法不合迴避的其他官員再次提審案犯，核實供詞，案犯如無異詞，則可檢法議刑;如有異詞，則須由另一機構重審。

錄問制起源於五代，宋代加以繼承和發展。

宋律規定，縣級機關的錄問，一般由縣令、佐集體進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問無異，方得結解赴州。」州級機關的錄問，嚴禁所部僚屬錄問，而必須於「鄰州選官」錄問。京師地區一般選差御史台官充錄問官，而御史台審理的案件，須由門下省和諫院差官錄問。

錄問是宋代獄案判決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賦予犯人的第一個申訴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到最後行刑前的「過堂」和行刑時，仍然可以稱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稱冤，案件就必須重審，稱「翻異別勘」。

該制度起源於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詔：「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服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獄案的第一次翻異，則由同級機關異司復審，稱「移司別勘」。

宋代在各級司法機關內部都設有並列的審判部門，如大理寺下設左斷刑和右治獄，左斷刑下設左右推，負責鞫勘諸處送下獄案;開封府下設左右廳和左右軍巡院，左右廳協助長官「日視推鞠」。假如「移司別勘」後，犯人再翻異，則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宋代對翻異別勘制有嚴格規定，對那些必須依法別勘而不依法別勘者，則依情節輕重而治罪。

史載：「諸勘鞠公事，妄作緣故，陳乞移推，及州縣未結絕，非冤抑不公，而監司輒移者，各杖八十」。「諸罪人翻異或家屬稱冤，應申提點刑獄司差官別推而輒移屑縣者，徒二年，若無出入減三等」。

3、越訴

中國封建訴訟制度中的訴訟程序，一般是按訴訟管轄和審級自上而下逐級進行的。越級訴訟是訴訟中的特別訴訟程序，歷代封建統治者對越訴都是嚴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時期，統治者卻增立越訴之法，大開越訴之禁，這在中國封建訴訟制度歷史上是一個突出的變化。

即位後，吏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斂，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對趙宋王朝統治形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宋徽宗為了標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橫征暴斂，加強中央集權，始開越訴禁門。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針對州縣官司「輒置櫃坊，收禁罪人，乞取錢物，害及無辜」的情況，御筆行下，凡「官司輒紊常憲，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傷肌膚，害欽恤之政」者，「許赴越訴」。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針對「諸路州軍公吏人，違條顧覓私身發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監司守令坐視漫不省察」的情況，亦許「民戶詣監司越訴」。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現任官私置機杼，「令機戶織造匹帛」，又令尚書省立法嚴行禁止，如有違犯者，「各徒二年，計利贓重者，以自盜論，並許越訴」。

統治者試圖通過百姓的越訴來鉗制官吏的違法行為，達到穩定統治，加強皇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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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顯著特色。

一、司法機關體系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

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

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肆』 中國的法院審級制度是什麼

制度是：兩審終審制度。

我國的審級制度：就審判程序而言是兩審終審制；就人民法院體系而言是四級兩審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於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由它審判的第一審案件作出判決或裁定以後，若當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一級人民法院對上訴或抗訴案件，經過審理所作出的判決或裁定，就是第二審的判決或裁定。根據兩審終審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審判決或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或裁定，當事人不得再行上訴。

(4)公訴司法責任制擴展閱讀：

採用此制度的原因：

1、符合我國國情。

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的國家。縣、地區、省三級法院相距甚遠，不宜把過多的案件集中到省級法院終審。如果實行三審終審，一個案件從縣、地區、再到省里，勢必使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出席法庭，來往奔走，長途跋涉，影響生產和工作。

2、便利群眾。

實行兩審終審制，使大多數案件可以在縣、地區兩級法院得到解決。一般來說，縣與地區比較靠近，辦案人員依靠群眾進行調查核實案情，傳喚當事人和證人接受詢問，出席法庭都比較方便，也有利於審判公開，向群眾進行法制教育和接受群眾監督。

3、有利於及時懲罰犯罪，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上訴制度，既保障了當事人的上訴權利，又簡化了訴訟程序，減少了重復審理。

當事人的上訴，不論是認定事實還是適用法律方面的問題，通過全面審查，包括對一審判決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一些法律問題，都能一起得到正確解決。案件的及時處理，對懲罰犯罪，糾正錯誤都有利。

『伍』 結合司法體制改革談一談行政訴訟審判體制改革的認識

這啥

『陸』 當兩個事件發生時間上有差異形式上相似的經濟指標,可借用先行同類相似事件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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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要目
【法治中國】

1.「感受公平正義」命題的兩個面向
徐亞文、黃峰（1）
2.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的理論構造與制度完善
黃錫生、尚睿（8）
3.「三權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態保護補償對象的確定
劉夢（17）
【民生法學】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權客體廓清
趙晶（27）
5.日本精神疾患勞災認定的衍變及啟示
施婧葳（37）
【部門法學】
6.環境犯罪刑罰法規的適正性研究
劉德法、白雅楠（44）
7.酌定量刑情節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規范化適用研究
王光明、武景磊（52）
8.網路共犯體系下幫助行為的類型化及其歸責路徑
李明見（68）
9.我國商事調解機制與《新加坡調解公約》對接的現實困境及其破解路徑
楊安琪、楊署東（75）
10.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模式的爭論及評述
陳聖利（85）
11.我國私營安保企業境外服務法治障礙及對策研究
李璐瑋（94）
【司法制度研究】
12.論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的張力及其消解
許少波、張昂（106）
13.電子訴訟可控復雜性與可行簡單性之均衡
陳錦波（114）
14.偵察思維的故事模型理論：經驗事實的故事重建與構件證明
鞏寒冰（125）
15.司法區塊鏈視域下電子數據的線上化證明
孫夢龍（138）
【法治文化】
16.法政視角下的近代財政
——以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為中心
楊同宇（146）
17.基於家原則對契約自由的反思
周劍威（157）
【法治中國】
1.「感受公平正義」命題的兩個面向
作者：徐亞文、黃峰（武漢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命題的提出，既體現了由「看得見的公平正義」向「感受公平正義」的法治轉向，更是法治思維和法治實踐奔向更高追求的一次飛躍。主觀程序正義論為詮釋「感受公平正義」命題提供了理論支撐。從心理面向來說，主觀程序正義論揭示了滿足程序參與者感受公平正義的三個核心要素：信任感、尊嚴感以及控制感。從司法面向來說，主觀程序正義論通過杜絕領導幹部干預司法以提升司法程序的信任感、完善爭議焦點整理以及心證公開機制以強化司法程序的尊嚴感、強化指導性案例運用和逐步實現副卷公開以增強司法過程的控制感，最終實現「感受公平正義」。
關鍵詞：主觀程序；公平正義；司法干預；心證公開；指導案例
2.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的理論構造與制度完善
作者：黃錫生、尚睿（重慶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是長江流域「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面臨著協作范圍不全面、協作形式不統一、協作主體不明確、協作規則不健全等多重困境。從流域的整體性、關聯性及特殊性出發，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需要打破現有行政區劃分塊管理的現狀，以生態整體主義和協同治理理論為基礎，構建長江「全流域」環境司法「大協作」體系。具體方式包括明確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的法律內涵、完善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內部協作制度、強化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外部協作制度等方式，實現長江流域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長江流域；環境司法協作；生態整體主義；協同治理
3.「三權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態保護補償對象的確定
作者：劉夢（吉林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態資源價值。生態增益是進行耕地生態保護補償的正當性依據，對產生生態增益做出實質性貢獻是耕地生態保護補償對象確定的標准。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經濟利益受損者，應當是補償的對象；土地經營權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擔耕地整體性保護義務，對產生生態增益做出了實質貢獻，亦應當是補償對象。地方政府對耕地的使用環境進行宏觀治理，對耕地產生生態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職能不能要求獲得補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耕地使用產生生態增益只起輔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態增益貢獻者， 亦不應當作為耕地生態保護補償對象。
關鍵詞：「三權分置」；耕地生態保護補償；生態增益
【民生法學】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權客體廓清
作者：趙晶（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內容提要：立法與理論上關於代位權客體的爭議一直存在，此種分歧在《民法典》頒布實施後依然持續，有損於《民法典》的實施與法治的統一。在確定代位權客體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明確代位權制度的立法目的在於「債權人利益保護」，且「不過分侵奪債務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謙抑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可將代位權客體界定為「一般債權」「債權之從權利」「增加責任財產之必要權利」「確定性的特殊金融債權」等。
關鍵詞：民法典；代位權客體；債權人利益保護；一般債權；從權利；特殊金融債權
5.日本精神疾患勞災認定的衍變及啟示
作者：施婧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在勞動環境變革的背景下，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日本將勞動壓力所引發的精神疾患界定為勞災，納入勞災（工傷）保險的救濟范圍。日本精神疾患勞災認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論和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為核心標准，構建了以行政認定為前置程序、以司法認定為救濟補充的制度結構。我國可以借鑒其一定經驗，逐步將精神疾患納入工傷保險的范圍，並以「工作原因」為中心設定具體的認定標准體系，構建行政認定與司法認定互動型認定製度。
關鍵詞：日本勞災認定；精神疾患；行政認定；司法認定
【部門法學】
6.環境犯罪刑罰法規的適正性研究
作者：劉德法、白雅楠（鄭州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新近立法對污染環境罪內容的改動集中體現了倫理層面價值觀的演變歷程、犯罪論層面結果無價值和行為無價值的動態調整，以及刑罰論層面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分配理念。三個層面存在的三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邏輯關聯與發展聯系，均可歸結為刑法積極立法趨勢下存在的法益保護早期化與刑法謙抑性的矛盾問題。我國環境犯罪治理的發展道路應當堅守刑罰法規的適正性，以罰則內容明確、處罰范圍適中、罪行輕重均衡為具體標准，在刑罰配置上貫徹落實比例原則、細化罰金刑適用幅度甚至擴展保安處分措施。
關鍵詞：環境刑法；環境犯罪；刑罰觀念；法規適正
7.酌定量刑情節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規范化適用研究
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煙台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酌定量刑情節是我國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間較大，不利於嚴格控制死刑。實踐中，犯罪後果的嚴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殘忍程度以及犯罪動機卑劣情況，都無統一認定標准；被害人過錯和民間矛盾的內涵不清導致認定混亂。為規范酌定量刑情節的適用，合理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犯罪後果嚴重程度應嚴格按照具體死亡人數和其他侵害後果來認定。手段殘忍程度的界定應綜合實質意義和形式標准來把握。只有隨意選擇作案對象，濫殺無辜，以達到反社會、反人類犯罪目的而產生的動機才可以認定為卑劣犯罪動機。被害人過錯影響刑罰裁量的法理依據在於其使被告人的可譴責性降低。民間矛盾影響刑罰裁量的法理依據是被告人的預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過程中，應當嚴格按照酌定量刑情節的規范意義和法理依據來認定，並綜合全案量刑情節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關鍵詞：酌定量刑情節；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
8.網路共犯體系下幫助行為的類型化及其歸責路徑
作者：李明見（武漢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網路共犯體系異化，使得傳統共犯理論和司法實踐面臨諸多挑戰。幫助行為在網路空間的表現類型多樣化，中立的幫助行為、片面的幫助行為在網路共同犯罪形態中廣泛存在。我國已通過刑事立法、司法解釋逐步構建了網路幫助犯的刑事責任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面對網路幫助行為的歸責障礙，應堅持刑法總則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適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斷規則，以更好地解決網路共同犯罪幫助行為的歸責問題。
關鍵詞：網路犯罪；幫助行為；共犯正犯化；歸責體系
9.我國商事調解機制與《新加坡調解公約》對接的現實困境及其破解路徑
作者：楊安琪、楊署東（重慶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新加坡調解公約》的簽署，是國際貿易多邊合作重要的國際法保障，也是國際商事和解協議法律執行力和國際流動性顯著提升的標志。為實現國內商事調解機制與公約的對接，中國應在國際商事調解立法、和解協議配套執行機制、調解機構與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進行協調和完善，同時利用我國自貿區（港）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深耕商事調解試驗田，構建既符合國際標准，又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商事調解法律體系和運行體制。
關鍵詞：《新加坡調解公約》；國際商事和解協議；中國商事調解制度
10.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模式的爭論及評述
作者：陳聖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輿情治理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模式，存在形式主義、公司意思主義和當事人意思主義之爭。爭論的焦點有二：一是股權轉讓是否以外觀公示為生效要件；二是股權轉讓是否以公司認可為生效要件。《九民會議紀要》採納了股東名冊登記生效說，此即形式主義觀點之一 。形式主義和公司意思主義，均超越了現行《公司法》相關規定的文義射程。當事人意思主義契合股權性質，符合比較法解釋，切合中國法現況，故而更為可取。當事人意思主義的核心內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規定以外，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歸屬變動一般以當事人的讓與合意為准，出資證明書的交付並非股權轉讓的要件，股東名冊的修改是對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記的變更是對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
關鍵詞：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模式；形式主義；公司意思主義；當事人意思主義
11.我國私營安保企業境外服務法治障礙及對策研究
作者：李璐瑋（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
內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乎我國整體發展利益與國家安全。面對復雜嚴峻的海外投資環境，我國海外利益急需我國私營安保企業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務。然而，服務提供國（地）市場准入嚴苛、依法獲取持槍資格受限、服務過程中遭致合規風險高等棘手法律問題，使我國私營安保企業境外服務頻繁受阻。國內相關規則、行業標准未成體系，資質認證、槍支管理等具體規定空白或不靈活，國內相關監管、問責處罰機制不健全，全球性規制尚未深度參與，是我國私營安保企業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礙。基於法治化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新要求，從國家規制視角，在規則制定、機制構建等多個層面，國內、國際等多個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議，依法保障我國私營安保企業順利提供境外服務，助企紓困。
關鍵詞：私營安保公司；總體國家安全觀；槍支管理制度；安保行業標准
【司法制度研究】
12.論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的張力及其消解
作者：許少波、張昂（華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審理者裁判和司法統一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呈現出緊張關系，這呈現為當下中國促進審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統一為導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沖突。審判權力與責任的失衡、司法問責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職業群體素質仍待提升、「結果中心主義」的審判評價標准等原因共同導致了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之間的緊張關系。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在原則上應當是兼容的，因為二者都不是絕對化的。審理者裁判與司法負責之間存在權衡，司法克制與司法能動之間存在博弈，適度的審理者裁判與適度的司法統一可以在不損害對方核心要素的情況下建立起來。消解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之間的緊張關系需要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建立外部問責機制、實施溫和能動的司法政策、建立「過程與結果雙重導向」的法官績效考核制度。
關鍵詞：審理者裁判；司法統一；司法責任；司法能動；法官豁免
13.電子訴訟可控復雜性與可行簡單性之均衡
作者：陳錦波（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
內容提要：電子訴訟應當同時具備可控復雜性和可行簡單性的雙重功能特性。增加電子訴訟可控復雜性的途徑在於：在技術上，建立穩定、安全且功能多樣的電子訴訟平台，並實現該平台與其他網路平台的互聯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確認非同步審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應的失權制度、確立電子簽名的使用規則並擴大法院對涉網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圍。而要實現電子訴訟的可行簡單性，則需要深入挖掘電子訴訟復雜性的來源，進而採取相應的應對舉措：在技術方面，彰顯電子訴訟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強對電子訴訟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機構方面，通過網路平台來實現對電子訴訟繁雜事務的有效治理；在人員方面，提升訴判主體各方運用互聯網技術和法律規則的能力。
關鍵詞：電子訴訟；功能特性；可控復雜性；可行簡單性
14.偵察思維的故事模型理論：經驗事實的故事重建與構件證明
作者：鞏寒冰（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內容提要：偵查語境的特殊性體現在偵查性發現相較「法律發現」的非對抗性，以及偵查性敘事整體性區別於法庭證明的構件拆分過程。對其特殊性的評估，有助於緩解「審判中心」下，集中於案卷筆錄上的緊張關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論」的認識過程，代之以「整體論」的思維模式。其描述了偵查性發現中對多種線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確了對經驗事實的內心重建，理性思維是決定性因素。偵查故事需要統攝在案證據、解釋推論鏈條。其問題是故事構建的「整體性」要求與「分離性」障礙，及推論鏈條梳理的證據問題。「關於故事構造的知識」是偵查敘事的核心內容。在輔助偵查性敘事的形成過程以及為故事模型提供規范性引導的過程中，准確性構成了評判事實認定理論的重要標准，而對錯誤風險防控的把握體現在應對「刑事錯案種類泛化」理念修正中。
關鍵詞：故事模型；偵查性發現；經驗重建；要件事實
15.司法區塊鏈視域下電子數據的線上化證明
作者：孫夢龍（黑龍江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隨著數字技術對物理空間信息存儲方式的變革，電子數據的技術性需求與司法實踐的轉化式適用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司法區塊鏈的制度化建構為電子數據的線上化證明提供了「區塊鏈＋司法」的全新發展方向。在存證階段，司法區塊鏈通過數據穩定存儲，建立數據可信載體與全程可追溯機制。在取證、舉證階段，司法區塊鏈可以通過藉助參與共識，輔助電子數據真實性認定，並對接公證機關出證。在質證、認證階段，司法區塊鏈能夠有效減少電子數據生成機制、存儲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區塊鏈平台下的電子數據證明以法律規則與技術共識耦合的方式開啟了電子數據全流程線上化證明的司法證明新高度，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關鍵詞：區塊鏈技術；技術證明；參與式；電子證據；線上化證明
【法治文化】
16.法政視角下的近代財政
——以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為中心
作者：楊同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中國近代財政是伴隨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產物。作為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部財政預算案——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其編制與議決不僅凸顯了近代財政的內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諸多面向。度支部頒布多項法令漸次展開財政清理，為預算案編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圍繞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編制，各部院、地方督撫與度支部形成角力。編制赤字預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實不符」的泥淖，呈現出晚清復雜的權力關系。資政院對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的議決是首次由民意機關監督國家財政，資政院成立預決算股員會，勞心盡力，組織議員分科審查預算。經資政院大會議決，度支部原奏的預算赤字被修正為盈餘，其間存在的程序問題值得反思。從法政角度觀之，權力的名實不符，程序的便宜處分，實為近代財政反思之一端。在轉型政治下，通過規則實現權力的自洽，達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
關鍵詞：法政；財政；預算案；度支部；資政院
17.基於家原則對契約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劍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契約自由以個體主義為基礎，在破除身份枷鎖、帶來個體解放與自由的同時，也導致了人與家本源關系的破裂，這種破裂意味著主體間關系的對抗，私人利益的無序擴張演化為社會沖突的焦點；更意味著人與歷史關系的斷裂，主體間相互依賴的歷史共同感不復存在，由此現代社會陷入公共性危機。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形態，透過中國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維，可以重新認識家的規范意義與價值。家本質上是共生共存的載體，從家本性出發可以重新界定主體間關系，建構以「共在論——家倫理——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家原則。家原則不是對契約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它的改進與充實，其意義主要在於：一方面反思與超越契約自由的個體主義基礎，以共在論激活人們的生活意義與歸屬感；另一方面則以家倫理為基礎重建公共倫理，力圖彌合私人自治與公共自治之間的斷裂，積極尋求自由得以實現的義務與倫理條件。
關鍵詞：契約自由；個體主義；家原則；關系倫理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是由河南財經政法大學主辦的法學類專業學術期刊。1986年創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更名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禮弘法」的辦刊理念，堅持辦刊的學術性，追求學術創新，嚴守學術規范，關注法學理論和實踐中的前沿問題、熱點、難點問題及其背後的深層次法理研究，注重製度建設；包容不同學術觀點和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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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珊
審核人員 | 梁學曾 張文碩
本文聲明 | 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如遇侵權，我們會及時刪除。本文章不代表北大法律信息網（北大法寶）和北京北大英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見或對相關法規/案件/事件等的解讀

『柒』 什麼是證明責任在三大訴訟法中,分別由哪一方承擔證明責任

證明責任，簡單地講，就是對主張的事實應提供證據並予以證明的責任。我國的三類訴訟的舉證責任，因案件性質不同，規定了不同的舉證責任原則。當然，三類訴訟的舉證責任，也分別有特殊情況下的不同舉證責任分擔。

一、民事案件舉證責任

1、當事人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一款；「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3]

2、人民法院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二款；「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3、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律直接規定的侵權訴訟案件中，由侵權人負責舉證，證明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或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二、刑事案件舉證責任

1、公訴案件，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舉證責任。

2，自訴案件，由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 ；「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三、行政案件舉證責任

被告負舉證責任是行政訴訟的特有原則：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捌』 刑事案件都是公訴案件嗎

並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公訴案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有一部刑事案件是自訴案件。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0條規定和有關司法解釋，自訴案件范圍有以下幾類：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所謂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指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的案件。告訴才處理的刑事案件具體包括以下：

1、刑法第246條規定的侮辱、誹謗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2、刑法第257條第1款規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3、刑法第260條第1款規定的虐待案。

4、刑法第270條規定的侵佔案。

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如果被害人等提出的證據不充分，不足以支持其起訴主張的，人民法院將裁定駁回自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具體包括以下：
1、刑法第234條第1款規定的故意傷害案。通常這類案件被稱為輕傷案。

2、刑法第245條規定的非法侵入住宅案。

3、刑法第252條規定的侵犯通信自由案。

4、刑法第258條規定的重婚案。

5、刑法第261條規定的遺棄案。

6、刑法分則第3章第1節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7、刑法分則第3章第7節規定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除外。

8、屬於刑法分則第4章、第5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

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依據有關司法解釋，所謂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是指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已作出不予追究的書面決定的案件。即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已經作出不立案、撤銷案件、不起訴等書面決定。

(8)公訴司法責任制擴展閱讀：

公訴案件訴訟特點：

一、案件來源不同。

二、犯罪性質和危害程度不同。

三、審查程序不同。

四、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完全相同。

五、當事人的訴訟地位不同。

六、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時間不同。

七、舉證責任不同。

八、刑罰處罰的輕重不同。

九、案件的可分性特點不同。

十、審理期限的要求不同。

(8)公訴司法責任制擴展閱讀來源：網路—公訴案件

網路—自訴案件

『玖』 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我國最高法院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這些侵權訴訟包括：（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司法解釋和國內的學理解釋均把這一規定視為舉證責任的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