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司法

❶ 轉化犯包括那幾種犯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文規定，轉化犯有如下幾種犯罪：

第133條：以危險駕駛罪為基礎罪名的轉化犯；

第144條：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生產、銷售假葯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149條：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為基礎罪名的轉化犯；

第238條：以非法拘禁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1條：以收買被拐買的婦女/兒童罪為基礎罪名以拐買婦女/兒童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2條：以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為基礎罪名、以妨害公務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7條：以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8條：以虐待被監管人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53條：以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為基礎罪名、以盜竊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67條：以搶奪罪為基礎罪名、以搶劫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69條：以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為基礎罪名、以搶劫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92條：以聚眾斗毆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33條：以非法組織賣血罪和強迫賣血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55條：以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病葯品罪為基礎罪名、以販賣毒品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84條：以挪用特定款物罪為基礎罪名、以挪用公款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1)轉變司法擴展閱讀：

轉化犯，是指在非法行為（含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實施過程中或者非法狀態的持續過程中，由於出現了法律規定的行為、方法或者後果等轉化條件，而使違法行為轉化為犯罪或者是輕罪行為轉化為重罪，並以轉化後的犯罪或重罪進行定罪處罰的犯罪形態。

轉換特徵：

由於轉化犯研究具有較強的立法實踐先行、理論研究隨後的特點，雖然「轉化犯」這一稱謂已在被我國法學界廣為接受與認可，但是具體到轉化犯的具體概念與特點仍然有較大的分歧，因為轉化犯的特徵是研究者們對刑法規范中轉化犯條文的理論歸納、觀點濃縮。

普遍承認的有關轉化犯的特徵：

1、法定性

不論如何界定轉化犯，轉化前的基礎行為、轉化後的犯/重罪行為或者是造成轉化的各種情形以及定罪量刑的原則都是有刑法的明文規定的，法律沒有進行規定的就不是轉化犯。這不僅是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更是轉化犯與牽連犯、吸收犯、結果加重犯、想像競合犯等其他犯罪形態相區別的法律標志。

法定性要求轉化犯是一種由特殊到一般的理論研究的單向過程，只能由刑法現存條文中的具體規定中概括、提煉轉化犯的行為模式，在司法實踐中並不允許轉化犯的理論成果適用到法律未明文規定是轉化犯的情況。

2、轉化性

轉化犯的「轉化」一詞含有「轉變」和「化生」兩層意思，同時更加側重於化的含義，「化」的意思不是從無到有，而是由淺入深。

「深」是由「淺」而至，因此，轉化罪是由基礎行為而成，基礎行為是轉化罪的構成部分和前提，轉化犯就是行為人實施了基礎行為之後，又行使、出現了法定的行為、方法或者後果等轉化條件，基礎行為與轉化條件兩者嵌合、疊加，由於符合犯罪或重罪的構成而適用轉化罪的定罪和處罰。

3、唯一性

轉化犯的唯一性是指轉化犯必須依照轉化罪進行定罪量刑，在刑種刑格的設置、量刑的考慮情節、追訴時效和級別管轄等各個方面都是需要按照轉化罪的規定，而與基礎行為構成的犯罪無關。

4、趨重性

趨重性是指由於轉化後行為重於基礎行為，並且行為人客觀危害性的增加，刑罰亦嚴厲，這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法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趨重性具有正當性。

趨重性是轉化犯在定罪量刑方面的重要特徵，轉化犯的趨重性是確認義務的一種特殊方法，將雖存在無必要另立條文和罪名的非法行為進行轉化，既滿足了社會的特殊需要，又以實現正義為要旨。

❷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看這篇論文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里，以其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與世界其他法系相區別。中國古代創立的法官責任制度、御史監察制度、迴避制度、死刑復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較好的制度，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縱觀四千年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基本特點。

（一）高度集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這是中國司法制度甚至時中國傳統法制的最本質特徵。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法律出自皇權，並且用以維護皇權統治。中國傳統的司法制度從萌芽、發展、成熟到瓦解，歷時幾千年，皇權至上的思想原則對其影響是最為明顯的。

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實行個人獨裁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審判官。從秦建立起封建專制的國家起，歷朝歷代，皇權至上既是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從上到下，各階層人普遍接受認同和信奉的觀念。儒家學說以「三綱五常」作為最根本的倫常原則，其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無論在社會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君權始終處於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憲」，以自己的意志來立法，歷代法律最終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司法審判領域，封建帝王掌握著臣民的命運，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從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最高審級，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終審權。

從司法機關的設置上來看，中國古代司法機關經歷了由簡到繁，由粗到細，最終走向集權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國古代司法機關從商周開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單一制的司寇或廷尉變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運行良好，但從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權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終被皇帝所控制；在審判上，司法機關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難案件都要由皇帝親自裁決，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終的審判權，皇帝還可以通過直訴、錄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預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審理也要定期向皇帝匯報。皇帝處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現行法律，也可以權宜行事，置法律於不顧。由於皇帝掌握最終的司法審判權，這樣一個案件直到皇帝的審判才算終審，因此沒有例如現代的「兩審終審」制度，案件逐級審轉復核，沒有終審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縣司法審判機構自行處理結案，到兩漢實行疑獄上報制度，在後來逐步演變為逐級審轉復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縣級開始立案審理，但審結

後需要存檔並登記在「循環簿」上，等待上級機關檢查，對於重大案件則要直接上報，所以只有皇帝作為最高審判官，掌握最終司法審判權。因此中國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與否並不決定於司法制度本身的優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帝王的英明與昏聵，司法秩序往往因人為因素而破壞，最終導致司法黑暗，這是高度集權的必然結果。

（二）司法與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又一顯著特徵。這一特徵表現為：在中央機構中，皇帝不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斷案，破壞既定的「常法」，更是通過建立讓許多行政、軍事甚至內廷機構參與審判的體制，以制約審判機構可能出現的獨立傾向，並使之完全聽命於己。因此可以說，在集權制專制國家出現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我國歷代司法機關都是從屬於行政部門的一個分支機構，是朝廷的職能部門之一，而不具有獨立性。從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從屬於行政的。在中央，秦漢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這些司法機關都要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於丞相、內閣等中央行政中樞。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處於行政的從屬地位，商周時，地方司法權由諸侯掌握，秦以後由郡守、縣令等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掌握。雖然地方政府中也設有決曹（漢朝）、司法參事軍（唐朝）等專職的司法官吏，但在審級上，下級要服從上級所形成的行政隸屬關系，司法權始終沒有獨立。

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機構設置中，為適應社會管理的需要，存在著行政與司法的分工的話，在地方各級，皇權一統就直接表現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長官就是同級司法審判官,司法斷案也就是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機構外另設司法機構去專門履行司法職能。如果協助斷案有了差錯，長官須自負其責。

應當說，這種地方官親任司法審判職責的現象或者說司法行政合一的現象是不無原因的。一方面，這是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在古代，社會管理各領域分工不是很明顯時，兩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傳統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別之處並非是這種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於這種形式的長期延續。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專制皇權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說是以「君市爵祿，臣賣智力」為基礎的皇權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存在都只是取決於專制皇權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經分析過，專制皇權的最本質特徵是對權力的壟斷性，他不願意也絕不可能許可地方各級出現行政司法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因為這實際上會妨礙自己意志的有效貫徹。於是，地方長官統領行政與司法就成了最順理成章的體制，而刑名錢谷也就成為地方長官最重要的管理職任。

行政與司法審判的混同，導致了一些不良後果。比如，以行政辦法處理司法事務。因為，既然處理司法事務只是各級官吏管理職能的一種，或者說與行政職能混同，那麼，二者之間就會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區分，這就導致地方官員會傾向於以行政管理的辦法來處理司法事務。其不良後果就是導致職權主義、武斷主義、輕視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專業素質。地方長官兼理司法事務，地方長官的法律素養決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質量。由於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吏多採取薦舉與科舉選拔再經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選為官的重要標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質，因此各級地方官法律素養普遍不高。中國在長達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獨立的價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動中的一環。

（三）民刑部分

中國古代雖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簡單區分，卻始終未能形成現代司法制度意義上的民事、刑事的定義。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在立法上都沒有民法、刑法、訴訟法的區分，而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民刑摻和，實體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現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輕民。

造成這種民刑不分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對薄弱。由於民事法律關系是商品經濟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現，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民法的發展狀況。在中國古代，落後保守的自然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束縛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

其次，封建專制制度的嚴酷統治，始終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從秦朝到清代的兩千年間，專制制度不斷強化，排除了任何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專制制度下，維護皇權與鞏固國家是一致的，這是立法者的主要著眼點。至於私人之間的利益，則被視為「細故」，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保護矗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專制體制，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明清以來，推行禁海政策，嚴重地摧殘了海外貿易和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商人也轉而經營土地作為其更可靠的財力來源。

第三，人身依附關系長期存在。不能廣泛提供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發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條件。

第四，家法、族規對族內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節作用。這些所謂的家法、族規實質上都是家族內部的習慣法，對於家族內的財產、繼承、婚姻等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整作用，與國法相通，是國法的補充。

因為民刑就無從區分，因此更無從談起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劃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訴訟程序。我國古代很多婚姻財產問題都是靠刑事手段來解決的。如唐律規定，負債違契不償的，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悔婚的，都要處刑。因此，古代的戶婚案件有相當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國古代訴訟法沒有專門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訴訟方面的規定，如唐律中的斗訟，明清律中的訴訟、捕亡等等。中國古代司法制度是為了維護特權統治階級利益的，以刑代民也體現了其鎮壓民眾、鞏固統治的目的。

（四）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統治，是中國古代國家賴以存在和鞏固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

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到漢武帝時期，由於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孔孟之學為淵源的儒家學說躍居社會的統治地位，成了近兩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並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從漢代開始，隨著儒家思想的確立和漢儒倡行說經解律，大開引禮入法的途徑，到唐代禮法結合達到了高峰。《唐律疏議》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如「昏曉陽秋」往復無窮。禮刑結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禮所調整的宗法倫理方面的行為規范，構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內容。第二，凡屬於調處一類的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禮起著法的實際調整作用。第三，對於某些案件的判決，「於禮以為出入」，親疏、尊卑，同罪異罰。第四，區分血緣親疏的「五服」之制，成為斷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五服」之制，始於漢代，到元明清時期，把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不僅對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義，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也同樣至關重要。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是引禮入法的又一具體表現。

儒家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學說所宣揚的君權、父權、夫權的不可侵犯性，違者致以嚴刑；第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在中國由來已久，經過漢代儒學家的充分論證，德刑的作用、適用的范圍、相互的關系更為明確。漢代以後，統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為指導立法與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過春秋決獄和以禮實際調整民事訴訟，使儒家經典法典化；第四，確認秋冬行刑，使儒家「則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內，「禮」也被與之相結合，「刑禮相須」、「出禮入刑」的精神貫穿其中。親屬之間以晚輩告長輩或妻妾告夫的，要處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則無罪或量刑很輕，這既體現了儒家重「禮」的思想，反映出我國古代婦女地位的卑微，同時更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和禮教有著無法分割的聯 系。

（五）刑訊逼供，罪從供定

刑訊逼供是中世紀中外各國在處理刑事訴訟案件中普遍採用的極其野蠻的制度，在中國更是歷代統治者實現其司法主張的審訊方式。

在中國古代一般是以口供來作為判案的依據的，沒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從供定」指的是依據口供來最終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獲取口供便成為審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刑訊所用器具則是花樣百出，舉不勝舉，當事人往往因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國大約從西周開始，就實行了拷訊，以掠笞為主。在秦漢兩朝，刑訊雖然不見於法律，但據雲夢秦簡的記載表明，拷訊在秦朝已經成為法律制度，被普遍實行，實際上已經合法化。漢景帝時規定了刑具的規格。南北朝時開始把刑訊寫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創了測罰（斷絕飲食），陳朝則規定了立測（把人犯置於土圍子中，施以鞭撻等），北魏規定限打五十杖，北齊的刑訊花樣更多，更殘酷，為歷代所承襲和發展，拷問無節度，日益殘酷，無所不用其極。唐代時，刑訊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對拷訊對象、條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實施都做了具體規定。在合法拷訊之外，還有種種非法拷訊的手段。刑訊為歷朝歷代所沿襲與發展，逐漸合法化，成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項審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訊逼供的手段才極盡殘忍。

古代的刑訊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從供定的證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古代訴訟雖然也收集使用物證人證，並比較重視勘驗現場，但更重視口供，以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根據。在通常情況下，沒有認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這種對口供的重視就必然導致了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是由於我國古代重口供輕證據的審判特點而產生的一個扭曲的審判制度，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而採取的極其殘酷的手段。

結 語

在幾千年的中國法制史進程中，司法制度也經歷了一個由簡而繁，由粗到細，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一發展演變過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間既有繼承延續的一面，又有變革創新的一面，這種繼承、變革與創新的關系反映了中國法制的文明進程。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司法制度是國家機器得以完善運行的重要保證，司法制度的建設也是關乎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經驗和教訓，時刻提醒著我們加強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❸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❹ 通過司法考試後，如何才能夠轉變為律師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需要哪些步驟和手續

通過司法考試後，先去當地地級市司法局申請法律職業資格,然後找個律師事務所，以律所的名義為你在當地律協申請律師實習證，以實習律師證上註明的時間為准，實習1年時間，經考核合格，就可以申請律師執業證,拿到律師證了,你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律師了~

❺ 如何結合四個轉變做好法治宣傳教育工作

在工作理念上，要增強法治意識，樹立法治思維
「法不阿貴，法不阿權」，「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自由」。我國正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爬坡中，呈現職工群眾權利意識強與法律意識弱並存的某種「初級階段」特徵，一方面職工群眾反映訴求和民主參與的願望日益強烈，但同時這方面的能力水平明顯不足、渠道不暢，法律意識薄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厭訟」、「青天情結」等非理性的社會心理，再加上行政權干預司法、司法腐敗、執行難等問題不同程度存在，導致一方面職工群眾對司法不信任，司法公信力下降，失去司法信仰，另一方面也促使職工群眾對司法不尊重，把精力和注意力轉移到通過非司法程序解決沖突的途徑上，甚至於把純粹的法律問題也通過非司法途徑來解決，上訪、鬧事成了必然。一些人信奉「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惡不信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只問結果不計手段，「以錯糾錯式」維權，採取上洋訪、攔截領導車輛、圍堵沖擊國家機關等方式違法上訪，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為此，必須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充分認識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國家行為和公民行為都要遵從法律、依法辦事，如違反法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牢固樹立法治意識，牢記人民是真正的主人，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並且屬於人民，帶頭知法、懂法、守法、護法。要實現從行政強制到民主法治理念的轉變，擺脫依靠行政強制的路徑依賴，樹立民主法治理念和公平正義觀

❻ 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法治復包括兩個重要內容：制一個是「法」，一個是「治」。從「法」的角度來講，核心是「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從「治」的角度來講，法治不光要有良法，還要有善治，關鍵在於「法治體系」的建立和健全。這就要在強調「立法」和「普法」的同時，落實「執法」、「司法」和「守法」，也就是形成和貫徹「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這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做出了全面論述，主要是五個具體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❼ 五年後司法考試會轉變嗎具體講解下！

這種事情不用操心，從08年開始就傳說要改考，但是，到現在了都還只是傳說，沒有任何官員在公開場合提過這個問題，而且，就算要改，各界對如何改考都還沒爭論清楚，連草案都沒有，怎麼改？現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考卷內容上做調整，而不是在考試形式上。

❽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❾ 淺談「疑罪從有」到「疑罪從無」司法理念轉變的意義

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2-12/14/content_8826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