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茶館

❶ 關於自衛的問題.

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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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正當防衛的本質在於制止不法侵害，保護合法權益。它有以下兩個基本特徵：
(一)正義合法性。正當防衛是在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時候，同不法侵害作斗爭的行為。他既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種權利，又是公民在道義上應盡的義務，是一種正義行為，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二)目的合法性。正當防衛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防衛人主觀上既沒有危害社會的目的，也沒有危害社會的犯罪意圖，因而正當防衛即使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也不負刑事責任。相反，應得到社會的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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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要件

侵害現實存在
正當防衛的起因必須是具有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不法」指法令所不允許的，其侵害行為構成犯罪為條件。對於精神病人所為的侵害行為，一般認為可實施正當防衛。但是並非針對所有的犯罪行為都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例如貪污罪、瀆職罪等等不具有緊迫性和攻擊性的犯罪，一般不適用正當防衛制度。不法侵害應是由人實施的，對於動物的加害動作予以反擊，原則上系緊急避險而非正當防衛。不法侵害必須現實存在。如果防衛人誤以為存在不法侵害，那麼就構成假想防衛。假想防衛不屬於正當防衛，如果其主觀上存在過失，且刑法上對此行為規定了過失罪的，那麼就構成犯罪，否則就是意外事件。
侵害正在進行
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時候，才能對合法權益造成威脅性和緊迫性，因此才可以使防衛行為具有合法性。不法侵害的開始時間，一般認為以不法侵害人開始著手實施侵害行為時開始，但是在不法侵害的現實威脅十分明顯緊迫，且待其實施後將造成不可彌補的危害時，可以認為侵害行為已經開始。例如恐怖分子在放置炸彈後，即使尚未引爆炸彈，但也構成不法侵害；為了殺人而侵入他人住宅的，即使尚未著手殺害行為，但也被視為不法侵害行為已經開始。不法侵害的結束時間——當合法權益不再處於緊迫現實的侵害威脅的時候，視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具體表現在：不法侵害人被制服，喪失了侵害能力，主動中止侵害，已經逃離現場，已經無法造成危害結果且不可能繼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在財產性犯罪中，即使侵害行為已經構成既遂，但如果尚能及時挽回損失的，可以認為不法侵害尚未結束。例如：搶劫犯奪走他人財物，雖然搶劫罪已經完成，但是防衛人仍然可以當場施以暴力奪回財物，這也被視為正當防衛。在上述開始時間之前或者結束時間之後進行的防衛，屬於防衛不適時。具體分為：事前防衛（事前加害）或者事後防衛（事後加害）。前者被俗稱為「先下手為強」。防衛不適時不屬於正當防衛，有可能還會構成犯罪行為。
正在進行或者諸多跡象表明將要實施危害的行為都可進行正當防衛。
具有防衛意識
正當防衛要求防衛人具有防衛認識和防衛意志。前者是指防衛人認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後者是指防衛人出於保護合法權益的動機。防衛挑撥、相互斗毆、偶然防衛等都是不具有防衛意識的行為。防衛挑撥——為了侵害對方，故意引起對方對自己先行侵害，然後以正當防衛為由，對對方施以侵害。這被俗稱為「激將法」。因行為人主觀上早已具有犯罪意識，自不可能實施正當防衛。但仍為不法加害行為。相互斗毆——雙方都有侵害對方身體的意圖。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沒有防衛意識，因此不屬於正當防衛，而有可能構成聚眾斗毆、故意傷害等罪名。但是，在斗毆結束後，如果一方求饒或者逃走，另一方繼續侵害，則有可能構成正當防衛。偶然防衛——一方故意侵害他人的行為，偶然符合了防衛的其他條件。例如，甲正欲開車撞死乙，恰好乙正准備對丙實施搶劫，而且甲對乙的犯罪行為並不知情。這種情況下，甲不具有保護權益的主觀意圖，因此也不構成正當防衛。
針對侵害人防衛
正當防衛只能針對侵害人本人防衛。由於侵害是由侵害人本人造成的，因此只有針對其本身進行防衛，才能保護合法權益。即使在共同犯罪的情況下，也只能對正在進行不法侵害的人進行防衛，而不能對其沒有實行侵害行為的同夥進行防衛。如針對第三人進行防衛，則有可能構成故意犯罪或者假想防衛亦或是緊急避難。
也可以是對侵害人所帶協助其傷害的對象實施。
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防衛行為必須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內進行，否則就構成防衛過當。例如，甲欲對乙進行猥褻，乙的同伴丙見狀將甲打倒在地，之後又用重物將甲打死。這就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必須注意的是，並非超過必要限度的，都構成防衛過當，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是防衛過當。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進行的防衛，不會構成防衛過當。例如，甲欲對乙實施強奸，乙即使在防衛中將甲打死，也仍然屬於正當防衛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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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條件

簡介
中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巴黎「紅燈籠」茶館血案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正在進行的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在刑法理論上，必須同時具備起因條件、時間條件、主觀條件、對象條件、限度條件等五個條件。
起因條件
指必須有不法侵害行為發生。第一，對合法行為不能實施防衛。第二，不法侵害行為必須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沒有不法侵害，行為人誤以為有不法侵害發生而實施所謂的防衛，稱為假想防衛。假想防衛，根據行為人主觀上有無罪過而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不法侵害的含義，刑法中並未給出明確的解釋，一般認為應具有三方面的特徵：
1．侵害性。侵害是一種具有積極攻擊性，並有可能會造成損害的行為。首先，不法侵害必須是一種行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為，也可以是單位的行為。其次，這種行為必須具有社會危害性，這是正當防衛的本質特徵，亦即它是對法律所保護的合法權益的攻擊，或者會產生一種使合法權益感受危害的狀態，並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為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否則談不上進行防衛的問題。
2．違法性。中國《刑法》第二十條中的「不法侵害」一詞並不只限指觸犯了刑事法律而應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同時也應當包括尚未觸犯刑法的一般違法行為或雖然觸犯刑法，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法律沒有規定無責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權力，只是規定了無責任能力人不承擔法律責任，法律的這一規定也說明無責任能力人可能會產生侵害他人的行為。
3．可制止性。可制止性就是致使不法侵害得以停止，或者有效的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或者減少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不法侵害的行為雖然可以是不作為的行為，但通常都是以積極作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並且這種積極作為的行為往往帶有暴力的或侵襲的性質，肯定帶有一定的強度。如果一個不法侵害的行為一經發生，危害後果隨之造成，即使實行正當防衛，也不能阻止危害後果的發生或者挽回損失。這樣的不法侵害沒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進行正當防衛。
時間條件
指正當防衛只能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實行。所謂正在進行，是指不法侵害正處於已經開始並且尚未結束的進行狀態。對不法侵害的「開始」，一般應以著手實施為開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現實威脅已十分明顯，不實行正當防衛就會立即發生危害本人人身安全的結果時，也應認為不法侵害已經開始。對不法侵害「尚未結
相關知識宣傳(學生答辯)束」，應在實踐中作具體分析，可以是不法侵害行為正在進行中，也可以是行為已經結束而其導致的危險狀態尚在繼續中，但是有些情況下，雖不法侵害所導致的危險狀態尚在繼續中，但正當防衛行為並不能將其排除，則應視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如果防衛不符合上述時間條件，稱為防衛不適時。防衛不適時，有兩種：不法侵害尚未開始就實施防衛，叫事前防衛；不法侵害行為已經結束實施的防衛，叫事後防衛。防衛不適時，屬於故意犯罪。
主觀條件
指具有防衛意圖。所謂防衛意圖，是指防衛人意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為了保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等合法權利，而決意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狀態。因此，防衛意圖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於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認識，即正當防衛的認識因素。二是對於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意識，即正當防衛的意志因素。某些行為從形式上似乎符合正當防衛的客觀條件，但由於主觀上不具備防衛意圖，因此，其行為不能視為正當防衛。這種情況可以包括以下兩種：1、防衛挑撥。即是故意地挑撥對方進行侵害而借機加害於對方的行為。它雖然存在著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撥人也實行了所謂正當防衛，形式上符合正當防衛的客觀條件。但由於該不法侵害是在挑撥人的挑撥下故意誘發的，其主觀上具有犯罪意圖而沒有防衛意圖，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因而是故意犯罪，依法應該承擔刑事責任。2、互相鬥毆。是指參與者主觀上在不法侵害意識的支配下，客觀上實施的連續的互相侵害的行為。在互相鬥毆的情況下，由於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防衛意圖，其行為也不得視為正當防衛。
對象條件
指正當防衛只能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施，而不能及於與侵害行為無關的第三人。如果對第三者實施，屬於故意犯罪。如果針對不法侵犯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其親友進行防衛，不僅不能達到制止不法侵害，保護合法權益的目的，反而可能產生新的不法侵害。
限度條件
指正當防衛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對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損害。我們每一位公民在運用正當防衛這 正當防衛個法律武器的同時，也必須要把握住正當防衛的界限，防止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利，造成防衛過當。根據中國《刑法》第二十條的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是防衛過當。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在原則上應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為標准，同時要求防衛行為與不法侵害行為在手段、強度等方面，不存在過於懸殊的差異。「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損害」，實質是正當防衛限度條件的一體兩面。「造成重大損害」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具體表現；「超過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損害」判斷標准。也就是說，並不存在所謂的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但沒有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換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存在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問題；不存在所謂的「手段過當」而「結果不過當」或者相反的現象。對正當防衛加以限度條件是否會使防衛人在防衛時考慮到自身行為是否過度而影響其權利，中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了對某些不法侵害可實行無限防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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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防衛

限度把握
1．不法侵害的強度。所謂不法侵害的強度，是指行為的性質、行為對客體已經造成的損害結果的輕重以及造成這種損害結果的手段、工具的性質和打擊部位等因素的統一。對於不法侵害實行正當防衛，如果用輕於或相當於不法侵害的防衛強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以採取大於不法侵害的防衛強度。當
然，如果大於不法侵害的防衛強度不是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2、不法侵害的緩急。是指侵害的緊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對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等合法權利的危險程度。不法侵害的緩急對於認定防衛限度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防衛強度大於侵害強度的情況下，確定該行為大於不法侵害的防衛強度是否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更要以不法侵害的緩急等因素為標准。
3．不法侵害的權益。不法侵害的權益，就是正當防衛保護的權益，它是決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為保護重大的權益而將不法侵害人殺死，可以認為是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因而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而為了保護輕微的權益，即使是非此不能保護，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大傷亡，而就可以認為是超過了必要限度。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它的主要意義在於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鼓勵公民和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作斗爭，震懾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輕舉妄動。可以說正當防衛不僅是免除正當防衛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而且是公民與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作斗爭的法律武器。正確認識正當防衛，了解正當防衛的構成條件，有利於公民大膽地運用正當防衛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爭。
防衛過當
中國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一）防衛過當概念、特徵及罪過形式
防衛過當是指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的損害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防衛過當具有以下特徵： 防衛過當1．防衛過當的犯罪客體只能是其所構成的具體犯罪的客體。對於防衛過當，應當依據其罪過形式和客觀行為的性質，按照我國刑法分則的有關條文定罪量刑。
2．防衛過當在客觀上表現為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最大損害，但其具有防衛前提且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應當減輕、免除處罰。
3．防衛過當構成犯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必然有罪過。這種罪過表現為行為人對自己的防衛行為是否會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主觀心理態度。
關於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防衛人明知自己的防衛行為會明顯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損害，為了達到正當防衛目的而放任這種重大損害發生的，是間接故意的防衛過當。
（2）防衛人知道自己的防衛行為可能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但輕信這種重大損害不會發生，是過於自信過失的防衛過當。
（3）防衛人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以至發生重大損害的，是忽視大意的過失。
（二）防衛過當的刑事責任
防衛過當的刑事責任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防衛過當的定罪；二是防衛過當的處罰。
防衛過當本身不是獨立的罪名，對防衛過當應根據防衛人主觀上的罪過形式及客觀上造成的具體危害結果來確定罪名。從司法實踐來看，防衛過當行為觸犯的罪名主要有（間接）故意殺人罪、過失致死罪、（間接）故意傷害罪和過失重傷罪。為了表明防衛過當的情況，在製作判決書時，應當註明因防衛過當而構成某種犯罪。
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對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為在防衛過當的情形中防衛人主觀上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雖然對不法侵害者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害，但其行為的客觀危害性比其他犯罪行為小的多，所以，對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三）關於防衛過當刑事責任的規定，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
但因為正當防衛行為是不法侵害引起的，是為了使被不法侵害者所侵害的客體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所以「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
（四）關於對正在進行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正當防衛行為不負責任的規定。
本款是對第三款的重要補充。對於正在進行的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由於這些不法侵害行為性質嚴重，且強度大，情況緊急，因此，採取正當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和其他後果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所謂「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與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類似的暴力犯罪，如在人群中實施的爆炸犯罪等。
特別防衛權
中國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它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根據這一規定，特別防衛權的行使，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客觀上存在著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這是行使特別防衛權的前提條件；第二，嚴重的暴力犯罪是正在進行中的，這是行使無限防衛權的時間條件；第三，防衛行為只能是針對不法侵害人本人實施的，這是行使無限防衛權的對象條件。
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情況下防衛人因防衛行為至不法侵害人傷亡後果的，即使「明顯超過了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仍為正當防衛而不屬於防衛過當，應受法律的保護而不負刑事責任。這主要是因為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它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對社會及公民的危害性非常嚴重，而且制止這些犯罪的難度非常大，新刑法特別如此規定，有利於鼓勵公民同那些極端犯罪分子作斗爭，使廣大公民更有利於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防衛誤區
「正當防衛」的誤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致有以下10種行為不屬於正當防衛：
1．打架斗毆中，任何一方對他人實施的暴力侵害行為。兩人及多人打架斗毆，一方先動手，後動手的一方實施的所謂反擊他人侵害行為的行為，不屬於正當防衛。
2．對假想中的不法侵害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不法侵害必須是在客觀上確實存在，而不是主觀想像的或者推測的。
3．對尚未開始不法侵害行為的行為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4．對自動停止，或者已經實施終了的不法侵害的行為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5．不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者本人，而是無關的第三者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6．不法侵害者已被制伏，或者已經喪失繼續侵害能力時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7．防衛挑撥式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即為了侵害對方，故意挑逗他人向自己進攻，然後借口正當防衛加害對方。
8．對精神病人或者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為實施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
9．對合法行為採取的所謂「正當防衛」行為。公安人員依法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合法行為，嫌疑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實行所謂的「正當防衛」。對緊急避險行為也不能實行正當防衛。
10．起先是正當防衛，但後來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此種行為，法律稱為「防衛過當」，不屬正當防衛的范疇（出現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況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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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刑法]
第二十條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第二十一條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採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❷ 傳播他人照片違反的是什麼法律

肖像權。

肖像權是公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人利用自己肖像的權利。法律規定，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由此可見，構成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通常應具備兩個要件：

1、未經本人同意；

2、以營利為目的。

常見的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主要是未經本人同意、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做商業廣告、商品裝潢、書刊封面及印刷掛歷等。對於侵犯肖像權行為，受害人可自力制止。

例如請求交出所拍膠卷，除去公開陳列肖像等，也可以依法請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影響或賠償損失等。賠償損失請求權，不以財產損害為要件。

(2)司法茶館擴展閱讀：

我國版權與肖像權沖突的案例：

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肖像權和版權的沖突，較多地體現於演員劇照中的肖像權問題。

2002年，話劇《茶館》中「秦二爺」的扮演者藍天野發現其在《茶館》中的劇照被北京天倫王朝飯店使用在廣告展示架和燈箱上，且該劇照是由《茶館》著作權人北京電影製片廠許可給飯店使用，因此藍天野將該飯店和製片廠訴至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

法院認為，肖像作品上存在著肖像權與肖像作品著作權的雙重權利，但兩權利僅僅是聚合，不是吸收，肖像作品著作權的行使不能湮滅肖像權。鑒於飯店使用的是集體劇照，且不具有直接的營利目的，二被告的行為沒有侵犯肖像權，最終判決二被告因使用《茶館》集體肖像向原告支付肖像使用費6000元及其他合理支出。

2014年，知名演員吳奇隆發現，羽西化妝品專櫃未經其本人授權，在產品包裝、宣傳冊等處使用了他在電視劇《步步驚情》中的劇照，認為羽西侵犯其肖像權，遂將羽西化妝品生產商尚美公司等訴至法院。

尚美公司等則抗辯稱，羽西化妝品已與《步步驚情》電視劇著作權人唐人公司簽署協議，涉案五組劇照均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本案最終以調解結案。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肖像權

人民網-如何化解版權和肖像權的沖突？

❸ 蘇州市平江區西海島五弄計劃生育服務站在哪

周庄
景點：周庄是中國江南的水鄉古鎮九百年的歷史，而正式定名為周庄鎮，但在清康熙年間的最初幾年。周庄司法管轄區在蘇州崑山市西南，古名貞豐內。要選擇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水鄉古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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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蘇州樂園地處蘇州高新區中心，獅子山麓，蘇州樂園佔地？54萬平方米，蘇州樂園是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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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蘇州水族館蘇州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的中心，總投資2500萬美元，佔地面積？80000平方米，建築面積超過52,000萬平方米，開放的水族館的？約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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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我們要有一場辯論會````題目是:講誠信和善意的謊言

開頭：
「謊言」之所以稱為「謊言」，是因為它是虛假的、不真實的、騙人的話語。一個人如果經常有謊言流與口中，從而去哄騙他人，久而久之，他便會失去人們的信任。就如同《撒謊的孩子》文中的那個孩子一樣，每天都喊「狼來了」以尋求刺激、開心，而當狼真的來時，他只有一個人獨立去面對，自己去承受，再怎麼喊叫也無濟於事，也不會有人再來幫助他。因為，可能來幫助他的人已經習慣了他的喊叫，以為又是他在「逗你玩」呢，可見，謊言有礙於誠信。但是今天，我們談到的「謊言」，還有個定語——善意的，加上了這個限定詞後，謊言的本質也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善意的謊言」是人們對事物寄託的美好願望，是人們善良心靈的對白，是人們彼此之間相互安慰的一絲暖意，是人們心底里流露出來的一種柔情……誰也不會去追究它的可信程度，即使聽到善意謊言的人明知道是謊話，也一樣會去努力相信，不會覺得說謊者的虛偽，有時還要從心裡感激呢。
說到謊言,我敢說我們從小到大沒有人沒說過謊的.是的,人人都說過謊,只是有的謊言是善意的,而有的謊言是惡意的!善意的謊言,它的出發點是好的,是在撒謊的同時達到善意欺騙時,而不得不編造出來的謊言.

善意謊言立場出發點：
第一：善意的謊言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以維護他人利益為目的和出發點。眾所周知，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特殊性包含與特殊性之中而區別於普遍性。就其善意的謊言本身的性質決定它並非惡益，而是建立在內心之誠，之善的基礎上，而惡意的謊言是為說謊者謀取利益，以強烈的利慾，薄弱的理性，把他人僅作為手段，不惜傷害他人的行為。本身善良的人在某種狀態下「被逼」說出的謊言是善意的，這種謊言對主體來說是一種友善，一種關心。而心術不正的人，不管如何偽裝，如何花言巧語，如何絞盡腦汁為自己惡意的謊言冠上善意的高帽，其所說的謊言都帶有惡意目的性。顯然，善意的謊言無礙誠信。
第二：善意的謊言是一種處世的方式，是一種替人著想的品質的體現。
一個身患絕症的病人的親友總是用善意的謊言將他的病情說的很輕，鼓勵他配合醫生治療，相信在座各位不會因此而指責他們不誠信吧？！ 相反是惡意的真實，一個俘虜在敵人的利誘下說出了己方的兵力部署，有人認為他誠信嗎？對敵人的誠欣就是對國家的背叛啊！
廣州腦科醫院司法鑒定科主任說：「說謊是人的一種本能，至於是否誠信，關鍵在與哪種謊言。」
一句在不直接傷害追求者基礎上表達拒絕愛意的謊言；一個在盛情男卻下而又不願意使邀請者失望的表達力不從心的謊言在人際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們更游刃有餘的處世不驚，而不象一顆多棱的堅石，劃的別人頭破血流，自己也遍體鱗傷。
可見，人與人之間需要一層保護色和潤滑擠。自打從伊甸園被逐出之時，人們就不在赤裸相間而是圍上樹皮草葉了不是嗎？？？
第三：善意的謊言雖然是謊言的一種，但是不能說謊言就一定有礙誠信，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誠信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推崇，是因為它是善意的不欺騙，善意的謊言在表面看來，似乎有礙誠信原則，但從本質上看，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說出真話有礙善良的原則。
善意的謊言與誠信，實際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而那種所謂的違背恰恰為誠信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並不是有礙，打個比方：規定馬路上同一方向的行人只能佔有半條馬路，並不有礙大家的通行啊！
第四：沒有謊言的世界如同沒有灰塵的地球。我方同意善意的謊言無礙誠信並不等於我們提倡它，其關鍵在於度。
陳詞：
說謊是什麼？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就定義為：不實事求是，說假話，誇大，掩蓋，歪曲事實真相。那我們的生活就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謊言，從煽動性極強的廣告到情人間的甜言蜜語，無一不充斥著誇張的言辭，就連文學作品本身也成了謊言。人人心中都有謊言的標准，怎樣把握這個度，是我們首先思考的。與動機不良的謊言相比，善意的謊言會使人們的感情變的更融洽，和諧，生活變的更有滋有味，它可以巧妙的避免沖突，實現情感溝通和順利交往，又怎樣妨礙誠信了呢？
因此，我們更要學會辨別惡意的謊言，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同時，提高自身修養，思考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於那些溫馨的，讓生活充滿情趣的；至於那些充滿仁慈，惻隱之心的謊言，就讓它們綻放吧！
相信在善意的天空下，我們的世界會更美好！！
我們教育孩子不可以撒謊 但很多人忘記告訴他們 世界上還有一種善意的謊言 善良的人們想一想 我們長這么大 撒了多少次善意的謊言 為了不讓人家尷尬 為了不讓人家難受 或者為了不讓自己無地自容 我們偽過啊 我們虛過啊 但我們是善良的人!
世界沒那麼純真 純真很稀缺 一切都要求純真的人是幼稚之人 拿追求純真來說事的多半是騙人的 太多赤裸裸地說出所謂真話的 恰恰是無恥之徒
善意的謊言。重心是善意，才會有價值。
但不能否定真實。
如果被說破後腦羞成怒，反而失去了善意，漏出了。。。。
事例：
當一位身患絕症的病人，被醫生判了死刑時，他的父母、愛人、子女以及所有的親人，都不會直接地告訴他：「生命已無法挽救」，「最多還能在這個世界上活多久」之類的話。雖然這些都是實話，但是誰會那樣殘忍地如同法官宣判犯人死刑一樣，向已經在病痛中的親人以實情相告呢。這時，大家就會形成一個統一的戰線，閉口不談實情，而以善意的謊言來使病人對治療充滿希望，讓病人在一個平和的心態中度過那殘年余日。難道這會有礙於誠信嗎！
當一個不韻世事的孩子，突然遭遇不幸，失去了自己的親人，該怎樣向他說明自己的親人到哪裡去了呢。我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暫時不要告訴他真實情況，只是說到很遠的地方出差去了，或者是在國外學習工作之類的。待孩子懂事了，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的時候，再以實情相告，孩子也會理解親人的做法，不會因為沒有早知真情而生氣的。難道這樣的話也有礙於誠信嗎！
當一個正在外地執行任務的軍人的母親病入膏肓，炎炎一息的時候，多麼希望能見上兒子最後一面啊，但是，兒子是不能回來的，不能為老母親盡一點孝心，照顧一下曾經為兒子操碎了心的母親，他非常歉疚，也很是惦念。而老母親非常理解兒子，告訴身邊的親人，自己走了以後不要告訴遠方的兒子，不能讓他分心，要說病情已經穩定，讓他安心為國盡忠。難道這樣善意的謊言有礙於誠信嗎！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與前蘇聯發生爭執,前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專家,背信棄義的行為,使得我們的國家工業一度陷入癱瘓的境地,為了還清欠下前蘇聯的債務,毛主席當時號召國人大練鋼鐵,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當時中國老百姓沒有人會知道我們的國家還欠著別人的一屁股債,以為我們的國家解放了,就會過上無憂無慮的好日子,但是黨和國家領導同志擔起了這副擔子,那時國家領導對老百姓說的謊言是善意的,也是無礙於誠信的,當時中國老百姓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工作起來的干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那個年代造就了鐵人王進喜,而王進喜率著他的石油鑽井隊,打出了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口石油井…..
二,在說說我們個人,我在這里舉兩個小例子:
看過一篇電視報道,說的是一個老媽媽得了腎病,如果不換腎的話生命就會受到威脅,這時大兒子站了出來要求給媽媽捐腎,這可疼壞了老媽媽,老媽媽強烈反對,說要是這樣自己還不如死了算了.沒辦法只能等待各種條件都比較匹配的腎源,可是要等到這樣的腎源真是很不容易,兒子怕耽誤了母親的病情,於是和家人商量後,騙過了母親.把自己的一個年輕的腎臟捐給了母親,手術成功後家人還是瞞著這位老媽媽的,最讓人感動的是母親和兒子住在隔壁病房,媽媽是不知道的,當媽媽想見大兒子時,家人只是騙她說兒子去出差了,看完這個報道我被感動的哭了,朋友們,難道這樣的謊言有礙於誠信么?
一個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在她生命的後期,當醫生問她最大的心願是什麼時,她說想去天安門看看升旗儀式,對一個生命垂危的女孩的最後心願,醫生和家長哪有不滿足的理由呢?但是因為她的家住在遙遠的新疆,如果滿足她的要求,醫生怕女孩經受不住旅途的勞累,於是一個由2000多名志願者和醫生還有女孩的家人組織的集體編造謊言的活動開始了,從上火車到改乘旅遊公車,一路上,從報站到服務員端茶倒水,甚至到旅客的交談,都是大家有意安排的,最後來到了一個學校,在軍樂隊伴奏的國歌聲中,雙目失明的女孩以為真的來到了渴望已久的天安門廣場,當看到她無力的舉起她的小手向國旗的方向敬禮時,在場的人們全都流下了熱淚,這次由2000多人組織的集體說謊行動,你能說他們善意的謊言有礙於誠信么?
還有,好多老人身體不舒服也不肯第一時間讓子女知道,為的是怕影響了孩子們正常的工作和學習!好多小孩子摔倒了疼了也說不疼,為的是讓家長說他們勇敢!有很多成功人事背後默默奉獻的女人累了,從來沒有怨言,為的是讓他們的丈夫能安心的把工作做的更好,為家少操一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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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法官審理案件，有明文規定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可資遵循，只要「按圖索驥」，依法審判即可。其實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質如何，對是非的評斷，法律的理解和適用關系極大。法官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審判的質量和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廣義的司法包括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在這里，司法指狹義的司法，即僅指法官和法院的審判活動。公正的含義包括公平、平等、正當、正義、不偏不倚等。〔1〕本文講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狹義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審判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眾對法制的企望，是執法活動內在的價值追求，是司法機關追求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依法治國對司法機關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過法律程序，結果卻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們心中就會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就沒有了說理的地方，這無異於沒有法律時的弱肉強食，公眾就會喪失對法制的信心，依法治國失去最廣泛的社會基礎。這樣，法治也就無從談起。可見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象法國著名學者培根所說的：「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法的行為為禍尤烈，因為這次不法的行為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則把水源給破壞了」。
司法公正分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謂實體公正是指裁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確的。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並對違法犯罪者給予了應有的懲罰和制裁。所謂程序公正又稱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須符合公正、公開、民主、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基本保護、切實保障法官的獨立公正以及充分體現效率的原則。〔2〕實現司法公正，不僅要有合理的司法體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員主持正義，嚴格依法辦事。《孟子·離婁篇》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馬克思曾指出「要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動運用，那麼法官也就是多餘的了。」〔4〕黨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近年來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和調整，大量的法律法規的出台頒布，標志著我國已步入了依法治國的快車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確實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極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最終保護了人民、懲罰了犯罪，維護了社會正義和秩序。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即審判活動如要實現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實施主體－法官有很高的素質，甚至法官必須是整個社會的最精英人物，否則難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個社會利益平衡。法官必須是一個專門化的特殊的法律職業群體，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對法官的素質要求要比對公務員的要求還要高，未經過長期的法律學習和實踐，就是再高級的公務員也是不能勝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紀英國普通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Edewards·Coke）在抨擊教會關於國王可以親審案件的觀點時說過一段驚世名言：「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5〕
目前，不論官方正式評論還是學界的主流觀念，都認為中國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的確，我國法官目前的素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有較大差距，但脫離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來評價我國法官的素質不高也是不客觀的。即便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我國法官的素質不高，但我們不能以此為借口而不對我們的法官素質進行反思和評判。
一、中國法官歷史的局限

由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原因，特別是中國幾千年崇尚「無訟」觀念、「和為貴」文化的影響和在人們心中的潛移默化，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在中國延續數千年，行政官員兼司法官員，而行政官員並未經專門的法律訓練，一但訟案發生，父母官們更多的是依據情理等自然理性和經驗斷案。政府歷來不太重視對法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直至清政府終結而未有實質性改變。中國自清末（1904年）才出現專門的法學教育機構－直隸法政學堂，法政學堂僅限於在職官員的補課式法律培訓，這一使命與造就專門法律人才的旨趣相去甚遠。民國早期，法學教育受到重視，從1912年至1925年的14年間，法政學校年平均數佔全國院校年平均數的40％左右，且有相當部分是私立學校，著名的私立朝陽法學院和私立東吳法學院就是這時期創辦的。這時期法學教育的興旺培養了大批司法人員。但當時政府認為法政教育的急劇膨脹會導致教育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從30年代始，政府開始限製法學教育，至1940年，設有法學院的大學和獨立法學院銳減為27所。法學教育剛剛興旺又轉入低谷。新中國成立，由於廢除舊法而致所有法學院和大學法律系被撤銷，原有的推事、檢察官、書記官長一律停止原來的職務。1952年，一場司法改革運動全面開展。這是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的基礎上，批判舊法觀點、舊司法作風和改革司法機關的運動，目的是劃清新舊法律的界限，從政治、組織、思想作風上整頓各級人民司法機關，並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的司法制度，肅清舊法觀點在法律教育工作中的影響，改革大學的法學課程，以適應培養新中國政法幹部的迫切需要。司法改革運動歷時 9個月，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風上純潔了司法幹部隊伍，標志著新中國初步完成了司法幹部隊伍建設。但是，這次運動也出現一些問題，大量未受過專門法律訓練的人員被補充到司法隊伍中來，業務素質和專業水平大為下降，過分強調司法活動直接為運動和政治服務，結果往往釀成錯案。一些不懂法的人單純以過分的階級感情和政治辦案，出現刑訊逼供的違法現象，從而破壞了民主法制原則。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當年的 「院系調整」，設立法律系的大學從34所減少為6所，在校學生由7338人減少到3830人。而且開設的課程幾乎都是學習前蘇聯的法律，這時的「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反動口號，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一度被停止工作。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政治體制被徹底打亂，十多年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遭到嚴重破壞。而到1971年，所有政法學院全部被解散，文革期間的法學教育在政治運動中消失了，大批法律人才包括法學教師和司法人員也消失了，政府斷案更多的是依據政治因素而非法律規定。1978年－1995年間，法學教育開始恢復並不斷擴大，到1995年，已有140所大學設有法律系（法學院），在校生約8萬人,教師約6000人。雖法律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局面並未有實質性改善。〔6〕但國人對法學教育的重視已可見一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司法機關的陸續恢復設置，由於法學教育的停滯，法律人才的缺乏和荒廢，司法機關面臨大量的人員缺口，不得已採取吸收軍轉幹部、社會考乾和調乾的形式招錄了大量的不懂法的法院幹部，雖然此後逐漸法律專業的畢業生不斷充實到法院來，但吸收非法律人才進行法院的狀況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後才逐漸消失。大量的非法律專業人員在審判崗位上邊學邊干，由於未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和審判技能訓練，大多 「摸著石頭過河」，憑自然理性和社會經驗辦案，而所謂的自然理性和社會經驗由於與法律有一定的差距，及所謂的「合理不合法」，案件的裁判程序與結果與法律時有偏差也就不足為怪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法官的低素質問題越來越突出，法官面臨著再教育的窘境。由此產生了法院幹部業余法律大學，法院業大對11萬在職法官進行了培訓，雖然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並從根本上解決法官素質問題，但亦是對歷史的不足進行了部分補漏，其對提高法官素質所起的作用還是應加以肯定的。
由於歷史原因，造成法官群體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理論水平的參差不齊，整體素質不高，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成教型人才多於普教型人才
由於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軍轉幹部、社會考乾和調干，進入法院後明顯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不得已要參加在職學習，主要是參加成人高校的各種形式的學習。這種教育是一種拾遺補缺的技能型、工匠型性質的教育，注重的是實踐而非理論。而審判工作是一項技術性、理論性、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它不僅要求法官對案件作出正確的判斷，正確適用法律，而且還要對所適用的法律的立法意圖、法律原則和精神及理論基礎有深刻的領悟，並能對自己的判斷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釋。而成人教育顯然不能使這些法官在短時效內具備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7〕法官法理功底的差異可從裁判文書中表現出來，法理功底差的法官在進行裁判文書說理時大多說的是空話、套話，或者有骨無肉，乾巴乏味。如遇法條規定模糊、原則時，不懂得從立法本意和精神、法理原則來進行充分的解釋和適用，而是強硬地「硬判」。

（二）經驗型人才多於知識型人才
一個沒有豐富經驗的人可以通過實踐，不斷積累和豐富自己的經驗，而一個缺乏現代科學知識和理念的人是難以僅通過實踐就能掌握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及理念的。通過軍轉幹部、調干、招干進來的法官，大多沒經過系統的專業知識的學習，只能邊干邊學，其知識結構是零散的（當然不排除極少數後天經過系統深入學習的高水平專家型法官），在審理個案中積累了一些經驗，而這些經驗僅能對重復出現的案件重復使用。而由於理論知識的匱乏，不能從根本上理解這類案件處理的立法意圖和法理精神，裁判不能充分、有效說理，當事人不容易服判。同時經驗型的法官習慣於憑經驗辦事，缺乏對新事物的敏感性，難於接受新觀念、新知識，不願改變現狀和舊觀念，給司法改革和法治進程造成諸多阻力。〔8〕就目前法院的改革而言，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沒有出台之前，部分法院大膽償試，參照借鑒國外先進模式，在法院內部改革上取得了豐碩成果，提高了司法公正度和效率，為司法改革和法治進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大部分法院則不敢「吃螃蟹」。法院內部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僅是改革的大原則和指南針，大家均是摸索著前進，但可以說大部分法院的條件是允許的，但為什麼有的經濟條件並不是最好的法院能率先垂範，走在改革的前沿，效果顯著，而一些法院卻不知道改革的好處和必然趨勢，或者在等待觀望，無從下手。關鍵就在於法官的素質問題，更准確一點就是各個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素質差異問題。知識型法官能不斷更新和掌握最新社會及法治信息，知道法院改革的必然趨勢和方向，並能學習借鑒其他先進經驗為已所用，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原則與尺度。而單純的經驗型法官則埋頭於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看不到法治進程對司法的要求與法院改革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不談改革綱要未出台就要求其「吃螃蟹」，連最高法院在改革綱要出台後要求各級法院具體實施，相當部分法院和法官仍有情緒和不理解，不願行動或不敢行動。

二、改善法官素質是提高司法公正度的內因
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內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司法體制和法官制度的不完善性，內因主要是法官的素質尚不達到最大限度公正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討內因問題。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法律教育起步較晚，又因文革的中斷，造成了我國法律不發達，法制進程緩慢，法官整體素質不高的不容迴避的事實。而同時又不能因為法官整體素質不高就對現任法官一概否定，重新招錄素質高的法律人才，這樣做是不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我們只能對現有法官制度進行一些拾遺補缺的補救手續，比如提高法官任職門檻，阻住非法律專業人才流入法官行業的入口，最近的司法統考制度就行使這樣的職責；對已有法官進行手續，淘汰素質低下的不稱職的法官；創造條件對剩下的素質較高法官進行素質再提高。
那麼，法官應當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呢？法官的素質包括職業道德素質、人文素養、專業素質、心理素質等等，本文僅討論法官的人文素養、專業素質。

（一）法官的應具備寬厚的人文素養。筆者非常贊同李漢昌先生對人文素養的論述，其認為人文素養是人們在廣泛的讀書學習，汲取各方面的知識，融合貫通，品味升華後而形成的一種人的內在品質。這種內在品質外化為：有較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文字功底，看問題時不為情緒所左右，能夠較理性的對待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沖突；善於跳出自身的利害得失、有較開闊的視野，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寬厚人道對待他人，摒棄了野蠻粗俗，形成了較好的人生觀和歷史觀等等。而這些品質的高低決定著一個人的發展潛力和綜合素質、能力提高的程度。〔9〕我們在很多資料上都看到對美國法官的形象描述，一般均用了 「溫文爾雅」 一詞形容其外表。溫文爾雅一詞的含義是氣質彬彬有禮,行為典雅端正。這可說是對一個具有較高人文素養的人外表的描述。未經過較好的教育和長期的學習培養，是很難形成這種氣質的。如果法官缺乏較高的人文素養，也就不具有溫文爾雅的氣質，那麼公眾是很難對其給予足夠的尊重和信賴的。而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法官能達到此種境界的不在多數。

（二）法官應具備深厚的專業素質。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豐富的裁判經驗，熟悉法律規范是法官的主要專業素質。〔10〕法官必須具備這樣的專業素質是司法權在社會糾紛中的終局載量性質決定的。眾所周知，成文法的制定往往是比較原則的，不可能規製得細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而法律沒有明文現制到的就是所謂的「法律漏洞」。要堵住這些「法律漏洞」，非法官莫屬。有學者指出：「法律不只是作為一種條文或規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原則和精神存在。一個合格的法官，並不拘泥於法律條文的有無，而在於對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養，將法律精神融化於案件事實之中，進而發展法律。法律依據不只是法律條文。對法律的原則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11〕法官適用法律不是完全機械的照搬法條，把法條與案件事實工匠式地對號入座，而是根據立法意圖、法理原則和精神來正確地解釋法律，填補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官必須具有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法官必須是法律專家。隨著中國加入WTO，意味著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眾多的國際間、區域間糾紛將起訴到法院，這就要求法官必須熟練掌握國際法及WTO規則，並精通英語。法官不僅僅是國內法的專家，還應是國際法的專家。
就我國法官目前的低素質現象理論界已呼籲多年，司法高層亦不同程度的重視。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了培訓計劃，《人民司法》記者孟天曾呼籲「學習，為了司法公正」〔12〕。但從高一級法院到低一級法院越往下重視程度越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法院經費和法官福利得不到保障，訴訟費收繳明裡規定是收支兩條線，但實際上法院經費和法官福利全靠訴訟費收入，財政撥款少甚至不撥款，辦案多則收入高，造成下一級法院只重視辦案不重視法官的素質提高。其二，法官去培訓或脫產學習要花時間，有些院領導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人為本的長遠發展，對法官去培訓和學習不是積極支持。其三，讀書培訓要錢，有的法院不願出這筆錢。最高人民法院的培訓計劃對提高法官素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顯著，其原因：第一，授課老師一般是上一級法官的法官，水平不是很高，第二，時間短，一般是十天半月，培訓內容多，講授者因時間關系不能詳細論述，只是點到為止。第三，由於時間短，教學方式全是「填鴨式」，達不到雙向交流「討論式」的效果。

三、「圖書館學習法」是提高法官素質的有效途徑
法官入口的門檻已由全國統一司法考試給高高抬起，出口由正在進行的機構改革慢慢疏通，各級法院也在重視法官的在職培訓工作，這些工作不同程度的理順了司法體制、提高了法官素質，但筆者認為一種能大大提高法官素質的比較現實的途徑應當得到高度重視，法院應當形成一種學習研究理論法學和實用法學的文化氛圍，能形成這種文化氛圍的途徑筆者給其起名為「圖書館學習法」，就是全體法官圍繞並利用法院內設的圖書館來進行學習、研究和討論法學理論和審判實務的一種方法。美國著名法學家和法律教育家、前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在四十年代被聘為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顧問時曾對中國法律教育問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其中其對法律圖書館對法律教育的重要性進行了闡述－「 法律自來是經教師講述的一種傳統，而這一傳統的最大庫藏是法律圖書館，法學院無充實的法律圖書館，不免有所殘缺。好久以前，美國法學院協會決定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圖書館，為法學院承認注冊的要件。」「教授與學生均須隨手有參考書，以便參考查閱。其在學生方面須同時自修閱讀。惟其如此，才能獲得教讀的完滿結果。」〔13〕象龐德所講一樣，不僅法學院設置圖書館是法學院注冊的要件，而學生的知識不全來自於教授，很大程度來自於圖書館。圖書館在法學院處於相當重要的地位。而我們的法官知識是否已經足夠，不需要圖書館了呢？恰恰相反，我們的法官素質不盡如人意，更需要高標準的圖書館。
很早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及以下各級法院均很重視和強調調研工作，要求法官寫寫文章，搞搞調查研究，這樣能提高自身素質和工作水平，甚而將撰寫調研文章作為工作任務來部署。筆者在前兩年也接到過這樣的調研任務，但冥思苦想就是寫不出，原因是理論基礎差和手頭沒有相關資料。寫論文搞調研應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還要高，即要收集相關資料進行學習借鑒，分析歸納其各種相關觀點，再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和新的看法。當時想收集一些資料來學習參考，可法院沒有，有的只是各業務庭幾本少得可憐的法條適用書籍，這種書根本無法排上用場，不得已只好草草交差了事，這樣的論文質量可想而知。美國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為何那麼發達？原因不僅僅是其資本主義發展了兩百年，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從小孩抓起就進行了素質教育，而實施素質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研究型教育。這種教育方法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實施，由學生自己進行一些小實驗，並把實驗過程及實驗結果寫出來，或者學生自擬小論文題目，並要求從不同的出處（意即從多個圖書館或書店）收集資料，形成小論文。學生從形成論文的過程中翻閱了大量資料，並對相關內容進行了分析歸納，最後形成了自己的結論和觀點。在形成論文的過程中，學生學到了大量知識，並學到了獲取知識的方法和形成了創新意識。這種方法是「授人以漁」，而非我國通常的教育模式「授人以魚」。美國的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進行這樣的研究學習,到了初中，其研究水平和論文水平與我國大學四年級學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國大學四年級學生才開始要求寫論文）。其大學生的研究水平和論文水平就更高了。〔14〕美國聯邦及州法院不但有法院的大圖書館，而且每個法官還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法官能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資料進行研究學習和查閱資料，法官形成了繼續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觀念。〔15〕法院如何提高現有法官素質，筆者認為進行研究型學習是比較現實的和可行的方法和途徑。首先，法官個人微薄的薪金不可能用於購買大量的書刊，而絕大部分法院卻有能力成立一個小型圖書館或資料室。很多法院領導只重視物質建設，不重視法官素質提高的投資，典型的表現在有的法院買了很多車輛，而這些並不完全用於一線辦案，這些車輛多則三、四十萬元，少則幾萬元，但就是不捨得花幾萬元建一個圖書館或圖書資料室。有的法院每年也花了相當部分資金購買了一些法律圖書和訂購了法學雜志，由於沒有集中管理，這些資料流散到各庭和各人手中存放箱底，失去了其使用價值。其二，法官有時間進行研究學習。據筆者了解附近幾個法院情況，即便法院辦案再忙，也有相當部分法官八小時後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泡茶館、打撲克上，或者無所事事，看電視過日子。若利用圖書館形成了一種圖書館文化，則會吸引法官利用大量的業外時間搞學習和研究活動。其三，法官有能力進行研究型學習。目前，相對公務員而言，在職的法官素質不是很差，而且天天接觸案件，有一定的實踐和理論基礎，完全有能力進行法學及實務研究。法院應硬性要求法官每年進行一些理論和實務研究，撰寫一定數量的論文，對研究成果顯著的給予獎勵。其四，圖書館學習法的學習方式。圖書館應及時購置社科、法學新書，並訂購若干社科、法學雜志，圖書館內設閱覽室，法官以圖書館和閱覽室為研究學習中心，條件好的可設置學習討論室，供學習討論之用。
通過圖書館為法官學習的俱樂部，並輔以專題討論、學習論壇和研究比賽活動，及一些硬性措施和軟性獎勵辦法，將會在法院形成學習研究理論法學和實用法學的文化氛圍，法官的人文素養和專業素質將會隨著學習研究的深入得到不斷提高，司法公正將在學習型研究型法官的手中得以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