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觀

A. 儒家省刑慎罰刑法觀的具體表現有哪些

儒家主張德刑並用，但實際上統治者採用的是法家嚴刑酷法的主張，所以在省刑回慎罰方面儒家答貢獻不大，

歷史上幾次寬刑簡政，基本上都是黃老道家的功勞，如西漢廢除枷書令和肉刑，唐朝「安人寧國 ,以法為先」，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一方面大幅削減死刑條款，「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舊唐書·刑法志》）死刑的執行方式法定為絞和斬，祛除了前代殘酷的死刑執行方式；還限定死刑適用的對象等等。另一方面還針對司法實踐中過度刑訊的現象設置了死刑案件平議制度

B. 中國刑法

罪刑均衡原則的概念
罪刑均衡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和奴隸社會的等量報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罪刑均衡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現形式。而作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罪刑均衡則是由8紀啟蒙思想家首先提出來的，並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被為一項重要的刑法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從19世紀末期以來，隨著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的崛起，傳統的罪刑均衡原則受到了有力的挑戰。行為人中心論和人身危險性論的出現，保安處分和不定期刑制度的推行，使罪刑均衡原則在刑事立法上受到削弱和排擠。但是，由於罪刑均衡原則所蘊含的公正性始終是人類所追求的重要刑法價值內容。因此，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來看，盡管罪刑均衡原則在內容上有所修正，但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卻是不容動搖的。
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由此可見，我國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則，實際上包含了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刑罰的輕重與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體現的是報應觀念，要求刑罰的輕重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也就是重罪重判、輕罪輕判。而刑罰的輕重與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體現的是預防觀念，要求刑罰的輕重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因此，我國刑法關於罪刑均衡原則的規定，反映了報應與預防相統一的刑法觀念。當然，這種統一並非平分秋色，而是應當有所側重，這就是以報應為主，以預防為輔。反映在刑法第5條的規定上，就是以刑罰的輕重與所犯罪行相適應為主，以刑罰的輕重與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為輔。
二、罪刑均衡原則的立法體現
我國刑法除明文規定罪刑均衡原則外，在立法內容上也始終貫穿著罪刑均衡的思想。這一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表現是
（一）科學嚴密的刑法體系
我國刑法總則確定了一個科學的刑罰體系，此一刑罰體系按照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各種刑罰方法相互區別又互相銜接，能夠根據犯罪的各種情況靈活地運用，從而為刑事司法實現罪刑均衡奠定了基礎
（二）區別對待的處罰原則
我國刑法總則根據各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例如對於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而構成犯罪者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等等。此外，刑法總則還側重於刑罰個別化的要求，規定了一系列刑罰裁量與執行制度，例如累犯制度、假釋制度，等等
（三）輕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我國刑法分則不僅根據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個犯罪體系，而且還為各種具體犯罪規定了可以分割、能夠伸縮、幅度較大的法定刑。這就使得司法機關可以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的大小，對犯罪人判處適當的刑罰。三、罪刑均衡原則的司法適用
根據罪刑均衡原則的基本要求，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司法機關在貫徹這一原則時，應當首先解決下列問題：
（一）重視量刑活動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首先必須糾正重定罪輕量刑的錯誤傾向，把量刑與定罪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對於量刑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著錯誤認識，認為：我國刑法對犯罪規定的量刑幅度頗大，因此，只要定性准確即可，至於多判幾年或少判幾年則無關緊要。基於這種認識，在處理上訴、申訴案件時，就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即確屬定性錯誤或量刑畸輕畸重的才予改判，而對於量刑偏輕偏重的，則維持原判。針對這種錯誤傾向，為了切實貫徹罪刑均衡原則，必須提高審判機關和法官對量刑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定性准確和量刑適當作為衡量刑事審判工作質量好壞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標准，以此來檢驗每一個具體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
（二）糾正重刑主義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還必須糾正重刑主義的錯誤思想，強化量刑公正的執法觀念。由於種種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深受封建刑法觀念的影響，作為封建刑法思想重要表現之一的重刑主義傳統，至今在一部分法官頭腦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社會治安不好的時期，重刑主義觀念表現得尤為突出。必須指出，重刑主義是一種野蠻落後的刑法思想，是與罪刑均衡原則直接對立的刑法觀念。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重刑主義的危害，促使每一個法官都樹立起量刑公正的思想，切實做到罰當其罪，不枉不縱。
（三）實現量刑平衡
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均衡原則，是否還應當糾正量刑輕重懸殊的現象，實現量刑平衡。按照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類似的案件在處理的輕重上應基本相同。但是，從我同的實際情況來看，不同法院在對類似案件的處理上輕重懸殊的現象。時有發生情節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審理，甚至由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審理，最終判決的結果可能差別很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粗疏，也有司法活動中的沒有統一標准可循，還有法官個人業務素質等各種復雜因素。為解決量刑不平衡的問題，應當進一步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為正確適用刑罰提供明確具有的標准。同時加強刑事判例的編纂工作，重視判例對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作用。此外，還應當改進量刑方法，逐步實現量刑的規范化、科學化和現實化。

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是啟蒙時代的產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鳩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將罪刑法定上升為刑法基本原則是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罪刑法定原則由兩個基本方面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其二是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第一個方面可稱之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第二個方面，可稱之為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和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都有其各自的含義。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與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權與約束刑罰權，防止濫用，保障人權的統一，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全面的正確的含義。罪刑法定原則的這兩個方面的含義集中到一點，就是對人權的維護，這是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真諦。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簡單說來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幾個原則：成文法主義；排斥習慣法；排斥絕對不定期刑；禁止類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確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礎傳統上認為是自然法理論、三權分立學說及心理強制說，但現在通說認為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思想，或者說是民主與自由。民主主義要求刑法法律主義，即刑罰必須由法律事先規定，不可濫刑。尊重人權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權，不致阻礙國民的自由行動，就必須使國民能夠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後果，必須事先明確規定犯罪與刑罰。罪刑法定主義是現代社會保障人權的要求和體現。刑法的機能，站在國家的角度要打擊犯罪，保護公眾；站在公眾的角度要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權。罪刑法定主義，一方面，法律規定為犯罪的，必須要依照法律定罪處罰，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對於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這體現了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人權的保障。所以說，罪刑法定主義是刑法機能的有機結合，它最終的落腳點是要保障人權。

罪刑平等原則的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般原則。鑒於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刑法不平等的現象在現階段還較為嚴重，為貫徹憲法規定，刑法第4條明確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就是罪刑平等原則。罪刑平等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就犯罪人而言，任何人犯罪，都應當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規定的特權；不論犯罪人的社會地位、家庭出身、職業狀況、財產狀況、政治面貌、才能業績如何，都一律平等地適用刑法，在定罪量刑時一視同仁，依法懲處。就被害人而言，任何人受到犯罪侵害，都應當依法追究犯罪、保護被害人的權益；被害人同樣的權益，應當受到刑法同樣的保護；不得因為被害人身份、地位、財產狀況等情況的不同而對犯罪人定罪量刑上有所區別
罪刑平等原則在刑法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定罪上的平等
定罪上的平等，是指任何人犯罪，無論其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應當受到刑事追究而不得例外。在我國社會，雖然消滅了法律特權，但由於封建特權思想還根深蒂固地存在；封建等級制度的社會基礎還在一定程度上殘存著，因而還有人藉其特殊的地位與身份逍遙法外，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定罪上的平等具有重要意義。刑法再具體規定中都體現了定罪上的平等原則，例如刑法第6至第條，明確規定了我國刑法適用的空間范圍。這些規定表明，只要實施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無論是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除法律另有規定以外，在適用我國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權。此外，我國刑法分則關於具體犯罪的規定，同樣體現了罪刑平等原則，尤其是適應我國經濟格局的變化，由過去僅重視對公有財產的法律保護，發展到對公私財產的同等保護。例如，將 1979年刑法第125條規定的破壞集體生產罪，修改為1997年刑法第276條規定的破壞生產經營罪，將保護范圍從集體生產擴大到個體生產。
（二）量刑上的平等
是指犯相同的罪，除具有法定的從重、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情節以外，應當處以相同之刑。因此，量刑上的平等並非不考慮犯罪情節的絕對的同罪同罰。刑法第61 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這一量刑原則體現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精神，同時也包含著對一切犯罪人都應當公正、平等地依法處刑的內容。
（三）行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是指在刑罰執行上，應當受到相同的處遇，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特殊。
以往論及罪刑平等原則，往往注重定罪與量刑上的平等，忽視行刑上的平等，這是不應該的。尤其是在現實生活中，行刑上的不平等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有些人通過各種手段獲得非法減刑和假釋，極大地損害了判決的嚴肅性。為此，刑法嚴格地規定了減刑和假釋的程序。刑法第79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的減刑，由執行機關向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建議書。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對確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實的，裁定予以減刑。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減刑。」這一規定，體現了行刑上的平等
三、罪刑平等原則的司法適用
罪刑平等原則不僅應當體現在立法中，而且應當貫徹在司法活動中。司法適用中貫徹罪刑平等原則，應當注意以下問題：（一）正確理解平等罪刑平等原則體現在司法適用上，是指依法裁量而使不同的人受到平等的待遇。當然，罪刑平等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同罪同罰，因此，在司法活動中應當正確地協調平等與差別的關系。平等並不完全否認差別，而恰恰是建立在對不同情況的正確區別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差別也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平等的要旨在於公正，只要是有助於實現刑法公正性的差別都是應當承認的，都不違背罪刑平等原則。
（二）反對封建特權。由於封建傳統等級思想的影響，加之現實生活中多方面因素對公平執法的干擾，以及司法水平、司法意識和司法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原因，應當承認，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著刑法的適用有悖於罪刑平等原則的特權現象。堅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就必須反對形形色色的特權思想，做到只要是犯罪，就要平等地適用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予以懲處，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C. 刑法主觀主義和刑法客觀主義思想

刑法無外乎定罪與刑罰。但
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是犯罪論上的兩種理論，是對一種行為回是否構成答犯罪，構成此罪彼罪的不同立場的概括。與刑罰如何適用似乎關系不大，提問要兩種思想在刑罰適用中有何不同作用，讓人無法回答。
而且，在此問題上，哪來折中說？

D. 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觀主義的主要觀點梳理 一般認為，在刑事責任之理論根據問題上，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最經典的對立是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主義)與刑事近代學派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人主義)的對立。刑法客觀主義思想是在全面繼承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在反對中世紀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殘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由於突變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刑法客觀主義思想不能適應遏止犯罪的需要，開始被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以實證的科學方法為先導，以犯罪人格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極力主張刑事責任的根據應當從具體的犯罪人中尋求。至今，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國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認為，刑法主觀主義是一種系統化的關於犯罪與刑罰的理論思想體系。刑法主觀主義思想經過龍勃羅梭、加羅法洛的初創，後又經過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李斯特將刑法主觀主義思想推向一個歷史高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上述學者站在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角度，使刑法主觀主義學派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得以整合，從而使其成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在意識決定論的統領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在犯罪論和刑罰論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形成了有別於刑法客觀主義思想的獨樹一幟的觀點。 (一)行為人中心論 一般講，刑法主觀主義學派與刑法客觀主義學派的爭議之焦點在於，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於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當重視行為人還是重視行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一般主張行為人中心論，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的依據，因不法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危險人格，而必須負「生活操行責任」。行為人中心論與行為中心論相對立，它是從行為人與行為的關系處罰，將刑事責任的基礎從行為轉向行為人。行為人中心論的要義在於尋找危險性與責任概念之間的關聯。[2]具體講，行為人中心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人的個性是迥然各異的，不僅犯罪人與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與犯罪人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犯罪是行為人的個性行為，所以犯罪不應求諸行為人之行為，而應求諸行為人的人格、人身危險性等主觀因素。易言之，刑法價值判斷對象應為行為人之人格，而非客觀行為。由此，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輕重應當取決於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而與客觀行為實害之大小無關。 需要指出，行為人中心論並非完全將行為的客觀因素打入冷宮，只不過認為行為並非是脫離行為人的抽象行為，而是行為者的行為，行為僅僅是行為人人格的表徵，是藉以認識行為人身危險性的橋梁與中介。[3]因此，「必須當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出現時，才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根據刑法功能——保護犯罪人自由的大憲章推導出來的必然結論。」[4]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刑法主觀主義學者往往認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並以此作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基點。李斯特曾針對刑法客觀主義學者提出的以客觀違法行為作為刑罰的根據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的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5](二)社會責任論企法網www.enterlaw.net 在刑罰的根據問題上，刑法客觀主義一般主張道義責任論。道義責任論的理論基礎是意志自由論，其基本內涵為行為人唯有基於自由意志活動而實施犯罪行為，才能遭受倫理上的責難。[6]而

E. 刑法主觀案例要件，論述題

犯罪主觀方面，亦稱犯罪主觀要件或者罪過，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故意或者過失的心理態度。人在實施犯罪時的心理狀態是十分復雜的，概括起來有故意和過失這兩種基本形式。犯罪主觀方面的
意識因素
這是指行為對事物及其性質的認識和分辨情況。
（1）行為人對自己行為及其結果的社會危害性的認識，或者說對與犯罪客體有關的事實及性質的認識。
（2）行為人對犯罪的基本事實情況的認識，或者說對犯罪客觀方面有關的事實的認識。行為人對犯罪基本事實情況的認識首先包括了危害行為、危害結果和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認識。只有當刑法分則明確要求行為人對犯罪的時 間、地點和方法等事實也要有認識時，犯罪客觀方面中的選擇要件，才能構成特定犯罪罪過的內容。
我國刑法並沒有要求行為人認識自己的行為是違反刑事法律規定的行為，即不要求認識刑事違法性。如果不認識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就不能構成罪過，不負刑事責任的話，那麼就容易使有些人借口不懂法律逃避應負的刑事責任。
意志因素
這是指行為根據對事物的認識，決定的控制自己行為的心理因素。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意志對於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起支配和控製作用，表現為四種形式，即希望、放任、疏忽、輕信。
（1）希望，是指行為人積極地有目的地追求危害結果發生的意志狀態。
（2）放任，是指行為人對由於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危害結果，聽之任之，不加控制和干涉的意志狀態。
（3）疏忽，是指行為人粗心大意、鬆懈麻痹，因而沒有預見本來應當預見和可能預見的危害結果，以致發生危害結果的意志狀態。
（4）輕信，是指行為人盲目自信，過於輕率地選擇和支配自己和行為，以致發生危害結果的意成狀態。
我國刑法要求，任何犯罪的主觀方面，都是有著具體內容的意識因素與這四種意志形式之一結合組成的，缺乏意識因素和缺乏意志因素，罪過是不能成立。
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是我國刑法確定的罪過形式之一，根據刑法第14條規定，犯罪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主觀心理態度。從罪過內容上看，犯罪故意具有兩方面特徵；其一，在意識因素上，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其二，在意志因素上，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抱著希望或放任的態度。根據意識和意志這兩個方面的不同情況，刑法理論將犯罪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我國刑法規定的大部分犯罪都可以由直接故意構成。
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內容，是由意識因素和意志因素這兩大部分內容構成的。

本案中，嚴某持槍向段某射擊，屬於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最終導致段某身亡，應當負故意殺人的刑事責任。

F. 刑法學和刑法有什麼區別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作為研究刑法的科學，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對犯罪和刑罰的認識不斷深入，積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刑律十分發達，當時律學主體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學問，也就是現在的刑法學。例如，中國春秋時期就有所謂「刑名之學」。
但是，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刑法學的正式誕生。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

G. 刑法觀點展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關這個問題，司法實踐中有不同做法，學理界也有不同的觀點
學理界的不同觀點大多都是張明楷，周光權提出
司法考試中的考點就在於，你要知道每種不同的觀點結論，和該結論的理由

H. 奴隸制國家刑法觀念和刑法執行目的是什麼

刑罰功能是抄指國家制定、適用、襲執行刑罰所直接產生的社會效應，如威懾功能、安撫補償功能、教育感化功能等。這些社會效應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犯罪人的效應，二是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效應。 刑罰功能的內容： 一 賴以實現特殊預防的刑罰功能 1 限制、消除再犯條件的功能 2 個別震懾功能 3 教育感化功能 二 賴以實現一般預防的刑罰功能 1 一般震懾功能 2 法制教育功能 3 安撫、補償功能 4 強化規范意識功能 刑罰是國家創制的、對犯罪分子適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對犯罪分子某種利益的剝奪，並且表現出國家對犯罪分子及其行為的否定評價。

I. 前田雅英的刑法觀點

（1）實質的犯罪論。前田認為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具有「選擇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的機能」，易言之，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可法的違法性。他反對形而上學地、形式地解釋構成要件。他主張違法性的原點是對國民現實利益的侵害，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他也反對形而上學地討論責任問題，提出應實質地具體地把握非難可能性，認為責任論的視點是「達成刑事政策的結果」，應否追究責任，當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根據。
（2）紮根於國民規范意識的理論框架。前田認為，只能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媒介，刑罰才能達到防止犯罪的目的，並將這種觀點貫徹到具體的解釋論。前田提出，刑法上的非難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基礎，即使在追究故意責任時，視點也必須放在「以一般人為基準的非難」。因此，故意中的認識是「足以喚起一般人違法性意識的事實認識」，這使得法定符合說的界限、假想防衛過當等問題得到較圓滿的解決。
（3）著眼於法律的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的刑法理論被認為是明確地認識到判例的重要性的理論，刑法學說本身對現實社會並沒有實踐意義，只能通過影響司法實務間接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因此刑法學說應當是以判例為根據，展開適應法律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對一切問題的分析都注意結論的適用效果，注重各種學說對刑法適用產生的積極或消極影響。
（4）立足於日本國情的刑法學。他反對盲目模仿、接受西歐的刑法理論。 （1）主張放棄明治以來模仿西歐刑法學的做法，而根據東洋傳統確立日本刑法理論，特別是應當總結日本審判實務長時期積累的經驗，得出人民認可的結論。
（2）主張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成為「人民之聲」的代言人，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因此，要從實質上理解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如果僅從形式上解釋有代表國民意志國會制定的刑法，則不能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3）承認以防止犯罪等效果促使人民生活提高的刑罰制度，主張目的刑論；同時認為，「報應」作為劃定刑罰上限的基準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