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本位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1.法律性質不同。經濟法屬於公法，商法雖有公法性但本質是私法。因此回經濟法以國答家利益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體的利益為本位，經濟法的目標性較強，而商法的國際性較強。
2.二者基礎理論不同。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社會整體本位，即著重於國民經濟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體利益本位之上的。
3.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國家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商法則調整的是商主體在商事活動中形成的商事關系。
4.調整的機制不同。商法著重採取自律性的非權力性的機制，而經濟法多採用他律性的權力性的調節方法。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海商法、破產法、票據法等。
B. 民國時期民商法中的社會本位原則，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說明下和國家本位，個人本位有什麼區別，
國民政府民事立法社會本位指導原則
社會本位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對傳統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現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對無限財產制限制的主張；對契約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張；無過失責任及嚴格責任思想的確立，等等。
1.限制個人財產權的指導原則
保護財產的私人所有權不僅是社會對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會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務，只是在時代的發展中，人們對財產權保護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時期那樣的絕對化，而是認為財產所有權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應當具有社會性。基於這樣的思想，十九世紀晚期各國民商法對所有權設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權利的行使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利的濫用。在美國，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最大限度地放任獲取和使用財產，那麼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它的范圍開始逐漸縮小了。一個法理學家在這一情況時說：「過去，財產價值高，人的價值低，現在，財產的價值低了，而人的價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法院傾向於適用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傾向於對財產權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會的方式使用財產。在這段時期，尊重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被強調為所有權行使的指導原則。
中國民商法對所有權進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說明中有較為明確的體現。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說：「我們通常所說的所有權，乃物權的一種」，「但所有權固該尊重，而為社會一般公益起見，法律上也應同時予以相當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護各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於為社會的安全，而不是純粹為個人的安全。所以個人的利益，必定置諸社會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權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圍之內，便是所有權亦須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說明中立法者就物權所應受到的限制以土地為例進一步說明道：對於土地所有權，「如果漫無限制，也會損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無礙於其所有權的行使時，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對於因為公益事業而為之對私人土地所有權的損害，立法者解釋說：「土地所有人對於他人直接間接之動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業大興以後，事實上便無法完全維持此種私權了。如煤氣、蒸氣、臭氧、煙氣、灰屑、喧囂、振動等等。」又如裝置電線佔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權，鋪設地下水管佔了土地私有權的地下權，建立公共設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雜草、樹枝，尋找並請求索還遺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絕、干涉和阻礙。不僅如此，立法者還主張對所有權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都要採取積極干預的措施。在立法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兩層意義：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為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第二，積極地通過限制和干預，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總之，南京國民政府物權法的制定，「是根據黨義，以社會利益為生，採取各國法理之長。」
2.防止契約自由濫用的指導原則
契約理念的變化是這一時期民法發展變化的最顯著的表現。有人撰文描述這種現象時說：「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事實上，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契約在西方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對社會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著眼點方面的私人商業活動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經濟主體對普通的商業活動及其私有權利仍不受拘束，締結契約時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學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書中強調，契約法龐大復雜，並未死亡，不能對契約中的某些缺點加以攻擊，就認為契約法已經完結。「20世紀以來，法學界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不再過分強調契約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這一變化被描述為「從契約到身份」。契約自由原則，是自由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必然產物和本質特徵，它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經濟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這一時期里民商法對契約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現為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它帶來的結果是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方面，無限制的契約自由給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帶來一些損害，(法學家們對這些現象的思考導致了類似於《德國民法典》中第138條、第242條、第126—129條等條款的出現)，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受到失業威脅的工人來說，「契約自由」無異於一種為擺脫飢餓而出賣權利、自由的委婉辭令。由於經濟主體在經濟實力方面的巨大懸殊，所謂的完全「自由」的契約在經濟生活中已經給人們的權利帶來諸多的損害，伴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締約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眾對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契約自由雖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但已經不是從前的狀況，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對契約的某些條款加以明確的限制規定，舍棄契約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實上的契約關系」作為判決的依據，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對契約的自由從形式到內容加以限制。在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則也同樣規定：「契約自由，不得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化。」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漢民在立法院講述《民法債篇的精神》，作為立法者對民法債篇的解釋。其解釋「系完全依據總理三民主義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護」，，胡漢民解釋說，「蓋以」「債權」二字，意為專指保護債權人」，胡漢民認為「債務人常處於經濟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專為保護債權人，斯為霸道」，因此《民法債篇》不採用一般所慣用的「債權篇」，而用「債篇」為名。在立法說明中胡漢民列舉了僱傭、租賃、贈與、著作權合同等幾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對於私人契約行為進行干預的必要性。例如租賃一事，「在許多國的都市都無不拚命保護所有權人，把所有權看得神聖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經濟上的弱者，如此卻逼到他弱而又弱。現在我們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規定，買賣契約不能破壞租賃契約，這已是所以保護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賃物如遇損害，如被火燒，必須承租人有重大過失時，才對於出租人負賠償之責；倘不管他有無過失，租賃物一有損害，即須賠償，那就不王道了。」對於土地的租賃契約，立法者基於國民黨「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所採取的也是這樣的主張：「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減少全無時，可以請求減少或免除租金」，並且明確主張「這種租金減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從而避免耕地承租人無知地拋棄此種權利。3.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指導原則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思想較典型地體現出其社會本位的特點。立法者在《民法債篇的精神》中說明道：「如因故意過失而予人以損害時，照理應由加害人負賠償之責，但有時損害的發生和擴大，被害人也有相當的過失，那就不能專歸責加害人了。」「又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的行為，認為有妨害其債權時，得請求對於此種行為加以制止，此為保護債權者一方面的，但有時債務者雖有過失，致發生對方的損害，而其事件於債務者本身並無利益，那就不能專責債務者怎樣賠償了。」基於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張在司法實踐中如遇到類似的案例應採取這樣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減輕或免除加害者、債務人賠償或處分，而並不一味以壓迫債務者為能事。「普通債務者負了債，照理是應依契約按價償還的，但有時債務者沒有依照契約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的失卻，事實上以不是故意的過失，那麼，法官也可斟酌其經濟情況，於不甚損害債權人利益之相當范圍，令其分期償還。」而對於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立法者說明道，這種人「在許多的法律中」，對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他是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好象一個精神錯亂者，在他無意識的行為中，致他人受了損害，他可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損失倘若很大，甚至承當不起，難於恢復原狀時，加害者固然毫不負責，此外更無負責之人，事理豈不太不公平?被害者豈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張規定：這種損害，雖然法定代理人對於行為人已盡了監督之責，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請求，斟酌兩方經濟情形，判定賠償。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歐美，國家要求和鼓勵個人進行風險投資以建立新企業、開發新領地，因此，以個人為焦點的社會經濟倫理觀受到挑戰，人們試圖修正過錯責任原則而以無過失責任原則取代之。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技術不斷向新領域開拓，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給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工業社會給人類帶來的副產品威脅著人類自身的安全，絕對責任原則在客觀上不能適應這種要求，侵權行為法中責任原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發展變化，過失責任原則作為近代私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得以確立，是私法社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德國，交通事故嚴格責任的立法是從普魯士時期1838年的《鐵路法》最初確立的。在英國，1868年上議院通過的賴蘭茲訴弗萊徹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上議院在其後的判決中又把嚴格責任原則擴大到新的領域。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期已經有幾個州採用了英國賴蘭茲訴弗萊徹案所確立的嚴格責任原則。1909年，紐約州制定的《勞工賠償法》規定了僱主對發生於僱傭過程中的損害事故負嚴格責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國民黨中央會議提交的債編立法原則說明書中，對侵權行為的無過失責任也有類似的立法思想。以僱傭契約為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雇傭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的責任。但僱人已盡監督之責的，可不負賠償責任。在某種情況下，單由受僱人負賠償之責，超越其經濟承受能力時，法院得因其申請，斟酌雇傭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傭人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對於這樣的思想，胡漢民曾舉例加以說明詳細：「例如某人用一個汽車夫，平時開車本來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鬧出禍來，損害了人的生命，在雇傭人方面，原可不負什麼責任，但是受僱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憐時，法官為主持公道計，可以斟酌雙方經濟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