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路徑
①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②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不僅進一步重申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精神，還結合試點新規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配套措施，為各級法院提供了既高屋建瓴又言之有物的指導綱領和操作指南。具體而言，《意見》對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至少提供了四點啟發：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③ 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國司法機關的概念也是不統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偵查部門也歸為司法機關；有的乾脆只把法院列為司法機關。通常是指法院、檢察兩機關。本人在檢察機關工作，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個人認為更多的可以理解為護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當然了這是個見智見仁的話題。
2、改革必須有突破口，飯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辦，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討。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即納入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體表述上，十五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改革」，十六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報告的「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體現了一種堅持不斷、層層遞進的司法改革推動路徑。具體說來，這種遞進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點內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不會變。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決心不會小。相反，更加堅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會少。相反，更加廣泛，更加自主，更加靈活。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涉及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已經有了巨大進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頸問題。那麼下一步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我的考慮是：找准突破口，掃清內外障礙，推動司法制度的全面發展和完善。
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可以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單獨序列管理改革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夠當之無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權威的法官隊伍，打牢司法公正與公信的組織基礎。法官的素質決定正義的質量。要保證法官的質量，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職業培養制度，把兩年的司法職業訓練作為進入法官職業的前置條件；二是注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設，形成法治的同盟軍；三是建立與法官素質、職業特點相適應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探索法院經費和法官的兩級管理模式，將審判工作與管理工作嚴格分離，減少司法對地方的依賴和對內部的依賴。實際上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已經經過了長期研討，不論是曾經提出過的全國統管說、上提一級管理說、兩級管理說，其核心都是讓人民法院擺脫地方干預和內部影響，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確保審判獨立為突破口，從觀念上掃清障礙、消除誤解，從制度上加強保障和監督，消除人情關系、物質利益對司法公正的影響，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條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標准為主、內部標准為輔的司法評價機制，平衡司法評價的法律標准和社會標準的關系，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塑造和引領著全體司法人員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偉大事業。
④ 新時代司法改革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新時代司法改革的戰略目標是：
1.緊緊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大目標」。
2.牢牢把握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兩個根本」。
3.統籌推進司法機構改革、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和政法各單位改革「三項任」。
4.積極探索組織科學化、運行高效化、履職專業化、保障現代化「四條路徑」。
5.切實提高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五種能力」。
新時代司法改革的目的:
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深入學習會議精神,以目標為導向進行改革。
以司法體制改革新突破推動政法事業實現新飛躍、依法治國取得新進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創造安全的政治環境、穩定的社會環境、公正的法治環境、優質的服務環境。
⑤ 為什麼司改之後，法院大量招入合同制書記員
原因：
1、中基層人民法院的受案量逐年攀升，「案多人少」的矛盾顯得十分突出並在一定時期內難以緩解。在人民法院總體人員編制有限的情況下，以往公務員編制的書記員逐漸減少，大量的合同制書記員通過招聘、勞務派遣等方式進入法院工作，以合同制員工的身份承擔起書記員的工作。
2、合同制書記員的出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讓更多的公務員編制用以充實一線審判人員隊伍；另一方面也使整個書記員隊伍保持了年輕化。
(5)司法改革的路徑擴展閱讀：
合同制書記員未來方向：
一、建立健全合同制書記員的招聘制度，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招聘標准：認為合同制書記員的准入標准至少應當是法律大專以上學歷，持有計算機二級以上等級證書或每分鍾漢字錄入40字以上。
2、招聘流程：應當向全社會公開招考，時間定為在崗書記員合同到期的前三個月，以合同到期的書記員數量決定招聘數量，確保書記員不斷層。
二、建立健全合同制書記員的級別制度。
對合同制書記員按初級書記員、中級書記員、高級書記員、書記長設四個級別，每個級別的書記員與法院簽訂不同的工作年限，同時享受不同的工資待遇及其它待遇。
三、建立健全合同制書記員的培訓制度。
初級書記員和中級書記員在各自的任期內安排一次培訓，主要進行漢字輸入、卷宗裝訂、保密知識等基礎業務技能方面的培訓，此類培訓主要由各中(基層)人民法院組織；
高級書記員、書記長可以每一至兩年安排一次培訓，主要進行庭審禮儀、法律知識、調解技能等更高層次的業務技能，鑒於各基層人民法院的高級書記員、書記長相對較少，且培訓內容層次更高。
參考資料來源:新余法院網-司法改革背景下合同制書記員職業化路徑探析
⑥ 如何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1）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2）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3）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⑦ 司法改革的重要論述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司法改革是一項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局性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和系統性、協同性強，必須要先行試點，為整體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積累經驗。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性大，每個試點地區的情況也各有不同，由此，做好試點地區的司法改革方案設計與實踐推進，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至關重要。
司法改革是體制機制的改革，也是一場涉及司法人員工作角色、利益調整的改革，能否統一思想、凝聚共識，關繫到改革能否成功。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人是最活躍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司法人員推進改革的積極性。各地在試點工作啟動前，要做好動員工作，把所有的政策和道理說明白，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策上來，使人們理解、擁護、支持改革，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進改革的正能量。在改革試點工作過程中，既需要改革的勇氣、銳氣，又需要審慎的態度、務實的辦法，在深入調研、弄清情況、找准問題基礎上，研究提出科學可行的方案，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確保改革的力度、進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相適應。當然，改革就要觸及利益，改革必須觸動利益。那些不符合司法規律的陳規陋習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權責調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革除的，必須做好趟深水區、啃硬骨頭的准備。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要把注重頂層設計和鼓勵基層實踐探索相結合，加強統籌兼顧，充分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司法改革加強頂層設計，是確保各地各部門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思路、目標符合中央精神，確保司法改革依法有序進行。同時，試點地區也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發揚基層首創精神，在具體措施上積極探索實踐，為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積累經驗。各地要根據中央統一部署，結合不同地區、不同層級司法機關的實際情況，分類分層研究提出具體實施方案，不搞一刀切、齊步走。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重要路徑。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已經明晰，試點地區的改革也已破冰起航，要有改革的信心和勇氣，不等待觀望，不怕觸及深層次矛盾，要按照頂層設計，加強統籌協調，積極主動抓好司法體制改革各項任務的落實。
⑧ 如何認識我國司法體制設置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關系
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都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過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種手段，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維護社會秩序，最終服務於人類利益的社會調控方式。後者是指社會各個不同的部分結合而成統一、協調的整體的過程和結果。如果說社會控制是對作為不同社會主體的人的行為的規約，那麼社會整合就是這種規約所導致或追求的社會統一、協調的過程和結果。與道德、宗教等其他諸多社會控制與整合的途徑相比，現代社會一般選擇法律作為最主要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途徑，而司法則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是同構並親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直接決定了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
當前阻礙我國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實現的因素復雜多樣，既有司法體系外的，也有司法體系內的。司法體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司法經費不足，法官低薪酬，社會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權威不足，等等。司法體系內的因素主要有：法官總體素質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不順，審判方式落後或超前於社會發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兩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織，互為因果，嚴重阻礙了司法應有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於篇幅，僅對其中一項因素——地方保護主義及它的危害和對它的遏制途徑作進一步闡述。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性質、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層面體現為以地方利益掩蓋的司法權與各種其它社會資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劇膨脹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個人的利益作用於司法領域的結果，是在地方權威操控下的公開的集體行為，其在本質上屬於制度性問題，很多司法問題表象的背後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在起作用。對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不予贅述。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撓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阻撓了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們的地方歸屬感，卻瓦解著人們對法律(社會共同規則)的信念，瓦解著現代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資源。所以地方保護主義被人們視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最為致命的危害之一。
對於地方保護主義損害司法獨立、侵蝕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當前的主要觀點無外乎認為我國的地方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資源供給上完全依賴於同級行政機關，而司法區域又與行政區域重疊，這種「塊」的分割使得司法機關不得不聽命於法律之外的地方權威。這一結論是正確並符合現實情況的。但我們還需進一步認識到地方社會環境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生成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曾指出：「人們很容易忽視中國社會具有的那種地道的分散性質……這些在如此長的時間里起到過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會分散因素，現在被證明是實現民族目標的一種障礙。」這里的「社會分散因素」是指經濟上中國社會長期滯留在適宜於地方交換的居住模式之中，滿足於地方的自給自足狀態；社會行為上則是家庭、宗族的價值取向以及隨之而來的地方歸屬感。這些因素均構成了司法結構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司法機關不可能獨處於這種社會環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主要來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脹和地方社會分散化的傾向並非中國獨有，它實質上是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區域性體現，而遏制地方社會過度分散化是現代國家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其關鍵在於通過制度性的制約來遏制這種分散化的傾向，這種制度性制約主要力量之一來自於司法體系。譬如，美國聯邦立法和行政機構與各州立法和行政機構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聯邦立法或行政機關的「派駐」機構。但聯邦法院的觸角卻深入50個州的94個聯邦司法區，負責受理雖發生在當地但根據憲法應屬聯邦法院管轄的糾紛。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仍可通過上訴或調卷令的形式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再審理。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建國伊始就已存在，因為美國的建國者認為，只有這樣一種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義，保證聯邦法律的實現進而保障國家的有效整合。漢密爾頓在回答「為什麼非設立多等級的聯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樣任務有何不可」的詰問時說：「縱有高瞻遠矚之人也難預料地方主義情緒能否發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審理國家案件資格的程度。」可見，縱然是聯邦制的美國，也沒有忘記通過一個統一的司法體系來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實現社會的有效控制與整合。
在現代社會中，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應當主要來自司法體系。在一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催化社會潛能的迸發，並通過賦予地方較大自主權來激發地方發展之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關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職能在於維護國家的法制統一，使市場和社會在統一的規則下運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國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擔負起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責任，這一「應然」的原理同樣適用於中國，雖然現今中國的「實然」狀況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義侵蝕。這也反映出，地方主義和國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剋，此消彼長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只有強化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發揮，這需要通過制度化的安排來實現。現在學者們提出的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司法制度設計大致有以下幾類「處方」：(1)仿照聯邦制國家設置中央和地方兩套法院系統；(2)地方法院均由全國人大產生，設置大司法區，與行政區域錯開；(3)地方法院兩級產生機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級人大產生，省級法院由全國人大產生；(4)下級法院由上一級人大產生；(5)地方法院經費由中央或省級財政單獨直接撥付，審判員均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任命，等等。這些方案體現了一個共同原則，就是地方法院的產生及其人、財、物供給應與地方同級的其他權力系統脫鉤，應該說這一基本思路是對的，但筆者認為這些方案的現實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三、探索建立黨對司法的「錯層」領導機制來強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之一
筆者認為，當前將司法從地方保護主義中「解救」出來，進而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首先還是應當從現有憲法體制內去尋求。黨的領導是各個國家機關權威資源的直接來源，對於如何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路徑選擇，完全可以從改革和完善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層面去探索。
當前，地方各級法院由同級人大產生，並對同級人大負責，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間關系的憲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黨的領導的層面，則是地方各級法院接受同級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國這種地方司法與地方其他權力之間關系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但對於一個向法治化發展的國家而言這種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們仍然在現行憲法關於地方法院與同級人大之間關系的規定框架內探索司法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那麼我們不妨先從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黨委之間的關系處入手。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嘗試地方法院與地方黨委的「錯層」領導機制，也就是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機制相區別。如果說黨對地方人大、政府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同級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的橫向領導關系來建立，那麼黨對地方司法的領導則應體現為「斜向」的逐級「錯層」領導。可行的改革方案為：在省以下各級地方法院歸上一級的地方黨委領導，或者歸上一級地方黨委授權的上一級法院黨組領導；而省級法院當前仍宜歸屬於省級黨委領導。其實，前蘇聯晚期曾嘗試類似的這種地方黨委與地方法院之間關系的改革，可當時的蘇聯已「病入膏肓」，決非一項司法改革舉措能挽救。但這並不能否定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這種「錯層」領導機制首先應當體現為上級黨委擁有對下一級人大任命同級法院院長、副院長人選的提名權，或者將這一提名權交由上級黨委的同級法院向下一級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領導層還應當定期異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區在位過長而可能產生被當地「同化」的情況。還應當看到，在當前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還是上級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義，而一個法院的領導層對於其所在法院整體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程度而言仍然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通過法院領導層的工作來實現，地方保護主義干涉法院獨立審判也主要是通過對法院領導的牽制來逐級影響到具體案件的操作。所以在當前，法院領導層的產生機制遠比審判員由誰任命來得更重要，更具現實意義。
對地方法院經費來源的改革可以與黨對地方法院領導機制的改革相協調一致，即地方法院訴訟費直接交上一級地方財政，上一級地方財政設司法財政專庫，直接撥付下一級地方法院經費，省級法院的經費當前仍由省級財政專項撥付。對於中西部地區法院的經費，中央財政再給予專項補貼，各省級財政也可對本省范圍內相對困難地區的法院給予專項補貼，這種專項補貼也必須經由「直達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將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領導予以「錯層」化，對於當前如何加強和改進的黨的領導工作這項重大政治課題的探索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應當成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應當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在現行憲法框架內，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機制的合理安排與運用，來助推司法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功能的有效發揮，並以此來遏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義膨脹擴散化的傾向，進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一體和法制的統一，強化國家的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最終使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領導體製得以完善，從而保證國家在現代化、法治化的發展道路上健康行進。當然，由上級黨委(或上級法院黨組)向下級人大提名下級法院院長的人選，以及下級法院經費從上級財政獲得，這只是黨對司法的「錯層」化領導的部分體現，這種「錯層」化領導機制還應當有更豐富的內涵，有待理論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探索。
⑨ 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是什麼
政治體制改革事關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事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是我們黨深刻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作出的重要決策，既表明了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和決心，也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策略。
政治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古語說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見方向、道路是個大問題。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可能決定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更是一個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胡錦濤同志曾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朝著什麼方向改」。這一「核心」定位，道出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超越了「應然」層面，指出改革方向的重要性。經過6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30多年改革開放，我們對於走什麼樣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確答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凝聚著幾代人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近代中國百餘年歷史經驗，可謂歷史之必然、人民之選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第一項，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如今，當我們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時，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最終目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分發揮我國政治制度對發展人民民主、保障國家統一和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優越性。政治體制改革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出發的重要戰略部署，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必然也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和框架內進行。
世界豐富多彩，文明多種多樣，制度各有不同，大可共生共榮，但既符合我國歷史背景、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又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只有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換言之，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也需要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但政治體制改革絕不是要也絕不能放棄或削弱黨的領導，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絕不是要也絕不能放棄或改變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民要求的具體制度和體制，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偏離了這一方向，就會危及黨和人民的事業，人民當家作主更是無從談起。
價值取向：人民當家作主
中國是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但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成為現實，這是中國人民政治地位的根本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人民民主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早就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內在要求，也是跳出國家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新路」。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與黃炎培的談話中已經鮮明表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從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到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從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到推進依法行政，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腳步從未停歇。
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必然也隨之愈發展。然而，眾所周知，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不是抽象的、絕對的，世界上任何一種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並且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正確道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高舉起人民民主的旗幟。也即是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發揚人民民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價值。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不斷擴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進一步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切實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也正因為如此，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正在構築一種新型的民主，這種模式較之西方的民主擁有更加長遠的目光和獨特的優勢」。
改革目標：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
「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有力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賦予社會主義制度新的生機活力，進一步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既能廣泛發揚民主，又能實現高度集中；既能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資源、提高國家效率。從實踐來看，無論是應對「九八」洪災、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也無論是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還是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在關鍵時刻、重大時節，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政治優勢，催生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強大合力，使我們能夠昂然戰勝自然風險的挑戰、經濟危機的沖擊、政治風波的考驗，使我們能夠圓滿組織、成功舉辦各種重大國際活動，在中華大地創造奇跡。很難設想，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步相伴隨、相適應、相匹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對此，有人形象地說，「中國經濟奇跡的密碼在政治領域」，美國學者奈斯比特敏銳地觀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西方民主體制的弊端頻頻暴露，低效率、猶豫不決；與此同時，中國民主體制的優勢卻在逐步彰顯，快速、高效率。」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把握發展機遇與方向、化解發展難題與阻力、保持發展公平與正義的關鍵，是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推動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安居樂業的關鍵，是領導、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作為一個有著60多年執政經驗的老黨、大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實踐中形成並不斷發展完善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黨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充分證明，我們實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也是評價政治體制改革正確與否、成功與否的標准。正如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的，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改革策略：積極穩妥推進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一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行政管理體制、司法體制、決策機制、權力制約監督機制，取得了顯著成效。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改革體系的組成部分，不斷為其他領域改革的順利推進提供根本政治保證，也不斷在其他領域改革的推進中實現自身改革。經濟的改革發展新突破，往往帶來政治改革的新進步；政治改革的新舉措，又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局面，可以說，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正是政治改革逐步邁進的過程。當然，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相比，與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相比，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的新情況相比，我國政治體制還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必須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加以完善，但也不能以此為據，武斷認為政治改革滯後。
任何改革都是系統工程，不能停滯不前，也不會一蹴而就。歷史和現實一再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是互為條件的。政治發展的程度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程度密切相關，政治體制改革既不能滯後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在發展進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無論是規模還是復雜性，都是世所罕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更需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與我國的歷史條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水平相適應，遵從歷史邏輯，遵循發展規律。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既要堅定不移，又要循序漸進，確保社會安定團結、和諧穩定。在這個過程中，要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吸取寶貴經驗的基礎上，抓住歷史機遇，順應時代潮流，真正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⑩ 司法體制改革的意義
法律分析：司法體制改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人民司法觀點的繼承與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道路、制度、理論的創新，是對司法改革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升華，也是新時代全面推進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快推進司法體系和司法能力現代化的長期基本遵循與行動指南。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賦予司法體制改革在整個政治體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載起探索依法治國條件下在法治軌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國政治體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漸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司法改革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引領新時代司法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指導思想。這一理論由司法改革目標論、司法管理體制改革論、司法權運行機制改革論、司法機構職能改革論、加強人權司法保障論、司法職業制度改革論、司法改革方法論等理論構成，是一個內涵豐富、體系嚴整的理論體系。
法律依據：《司法部關於印發〈關於深化司法行政體制改革的意見〉及其貫徹實施分工方案的通知》第三條 為保障各項改革措施落實到位，司法部提出了三條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工作機制。司法部調整充實了司法行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制定了分工方案，明確了各項改革任務的專項小組，由分管部領導任組長，牽頭單位和參與單位選派得力人員參加。
二是抓好推進落實。各項措施明確了工作進度和工作成果要求。
三是督促檢查和宣傳引導。提出了要加強總結推廣試點經驗，加強改革成果和改革舉措的宣傳，為順利完成改革任務營造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