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擴大解釋

『壹』 刑法解釋中擴大解釋與縮小解釋能同時進行嗎

擴大解釋與縮小解釋都是刑法解釋中的論理解釋,兩者不可兼用,相互矛盾

『貳』 法律里所講的「擴張解釋」怎樣理解

擴張解釋簡單的說就是擴大刑法中明文規定的法律規范的解釋的范圍，我國刑法中理論上對擴張解釋定義為刑法條文所使用的文字過於狹隘，不足以表明刑法中真實意義，於是擴張其意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意義的解釋方法，擴張解釋是我國刑法理論當中一種常見的解釋方法，在實踐中也經常的被應用，比如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搶奪、詐騙罪，為隱匿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採取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以搶劫罪論處」。此法條將特殊情況下的搶奪、盜竊、詐騙行為定性為搶劫罪，就是採用擴張解釋的方法。

『叄』 刑法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有什麼區別看了很久都很難理解，誰能舉例為我解釋一下。

1、兩者定義：
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我國刑法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
擴大解釋是指，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的時候，將其字面意思擴張，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我國刑法並不禁止擴大解釋。
2、二者常常容易混淆，其區別有如下幾個方面：
類推解釋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外進行了解釋。而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刑法字面含義，即在文義范圍之內。
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相似事實的比較。而擴大解釋仍然著眼於刑法本身，是對刑法規范的邏輯解釋。
類推解釋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的。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在公民預測可能性范圍之外，即不是可以預測的。擴大解釋則是在公民預測可能性之內。
3、舉例：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暫由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公法論處。刑法中明文規定貪污罪的發最主體限於「國家工作人員」，而上法條則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外的行為人滿足一定條件時，仍可以構成貪污罪，這里存在一個類推解釋，解釋主體將「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作為類推的連接點，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是，同樣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身份並無實質區別，應當得到相似的處理。
擴大解釋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比如刑法第341條「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
需要提醒的是，罪刑法定原則，新刑法已禁止類推解釋。

『肆』 司法考試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的區別

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有以下幾點區別：

1、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外（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外）；而擴大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內（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內）。

2、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

3、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

4、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

5、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

(4)刑法擴大解釋擴展閱讀：

司法考試一般指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和《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2018）的有關規定設立的法律類職業證書考試。擔任律師、法官、檢察官和公證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考試主要測試內容包括：理論法學、應用法學、現行法律規定、法律實務和法律職業道德。國家司法考試實行全國統一命題和評卷，成績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室公布。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成績一次有效。

從2018年開始，國家司法考試將改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不只是律師、法官、檢察官、公證員需要通過該考試，從事行政處罰決定審核、行政復議、行政裁決的工作人員，以及法律顧問、法律類仲裁員也需要參加並通過考試。

『伍』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望採納

『陸』 在刑法中，我可以把不合理的擴大解釋理解為類推解釋嗎

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均是刑法學中的概念。
類推解釋，是指將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推導解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例如，將強奸罪中的「婦女」解釋為包括男子，即男子被強奸也視為法律規定的強奸罪，這就屬於類推解釋。類推解釋在刑法中被禁止。
擴大解釋，又稱擴張解釋，是指對法律用語解釋後的含義大於其字面含義，但該含義處於該用語的可能含義范圍內。例如，將「自動取款機」解釋為「金融機構」，這就是對條文中的「金融機構」的擴大解釋。擴大解釋在刑法中被允許。
兩者的區分標准通常有以下幾點：
1、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明顯超出了普通人的預測可能性；而擴大解釋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普通大眾的預測可能性；
2、類推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外（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外）；而擴大解釋得出的結論，在用語可能包括的含義范圍之內（即詞語文義的「射程」之內）；
3、類推解釋提升了概念的位階，而擴大解釋沒有提升概念的位階；
4、類推解釋是對類似事實的類比，而擴大解釋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
5、類推解釋為刑法所禁止，而擴大解釋為刑法所允許。

『柒』 刑法中擴張解釋成立的條件

對刑法進行擴張解釋源於社會需要，但為了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擴張解釋適用必須符合特定的條件。具體來說，第一，對刑法條文作擴張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精神意圖；第二，對於刑法條文的解釋不能超出條文所「可能具有的含義」。
(一)關於「立法精神和意圖」的理解
遵循刑法的精神和意圖是刑法擴張解釋應當堅持的原則之一。但什麼是刑法的「立法精神和意圖」，在刑法解釋論上意見並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立法意圖是指立法行為時立法者的意思。這種觀點為主觀解釋論者所倡導，在19世紀概念法學時代盛極一時，由於該理論無視法律的目的和社會發展的動向，在現在的刑法解釋論中已為多數學者所不取。
法律是社會的產物，為了有效發揮法律的功能，必須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對立法精神和立法意思作出適應性解釋，所以，對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圖應當理解為立法者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和態度。刑法的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免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因此，對於特定刑法條文是否需要擴大解釋，也必須遵循刑法立法的這一根本原則，在條文可能具有含義的范圍內，考察該行為是否具有刑罰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圖必須在社會需要或行為受刑罰處罰的必要性之中尋找。因而，當行為侵害了重大法益和對法益造成重大侵害時，刑法通過擴張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通過擴張解釋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就小。當然，刑法並非保護所有法益，刑法的首要功能在於對社會基本價值的維護，因而其調整的范圍是有限的。「同其他社會規范一樣，法律規范也是選擇的產物，它們也受到由其所在社會的基本前提原理所衍生出的主要原則的一致性的檢驗。並非任何社會制度的一切基本的前提原理都與法的問題相關，因為幾乎沒有一種法律制度試圖去調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②。因此，理解社會需要、認定行為受刑罰處罰必要性需遵循的是：
第一，解釋必須滿足罪刑之合理性要求的原則。即要求解釋的內容和涉及的范圍，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不做的行為以及應得懲罰等情形。
從價值判斷的意義上說，就是解釋是基於社會基本價值和維護社會最基本秩序的最低要求的考慮，並且解釋的內容與解釋所涉及的范圍，對刑法所確定的保護范圍是合理的。因為刑法調整的范圍只能是與社會的基本價值以及最基本的秩序的維護相關聯。為此，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當然是首先必須考慮的。行為所侵犯的法益是衡量該行為性質的首要標志。在我國，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一般被理解為犯罪客體，不同的客體決定著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及其程度。當某種行為侵犯的客體越重要，其被解釋為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考慮對特定法條有無必要作擴張解釋之前，需要考察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犯罪客體)的性質。其次，也應當考慮行為侵害法益的樣態。
為侵犯重大法益時可能構成犯罪，即使行為侵犯的法益並不重大，但對不重大的法益造成嚴重(重大)侵害時也可能成立犯罪。因此，在考察對特定法條款有無必要擴大解釋時，也不能忽視行為侵害法益的樣態。行為侵害法益樣態越嚴重，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懲罰可能就越重。
第二，解釋必須遵循獲得普遍的社會民眾的心理認同與支持的原則，否則，這種解釋之合理性便會受到懷疑與挑戰。因為，「如果一道法令要想得到執行，必須保證它在社會心理上的效能。」①制定法律，包括我們對刑法條款的解釋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其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只要承認法律有效地存在著，就必須讓法律對現實發生作用，不允許中間性妥協。」②所以，對刑法條款的解釋既要承擔既定的社會基本價值與秩序的維護，即解釋內容應當與社會心理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使解釋的基本原理、原則與已形成的文化和法律原則保持一致並具有延續性，而且，應當成為適合社會文化假說和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模式。
(二)關於「可能具有的含義」的理解
源於社會的需要對刑法進行擴張解釋，這並非是近現代刑法的專利，在古代社會，通過對刑法的無限制的解釋達到調整、控制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目的，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我國都曾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近現代以來，在現代法治理念的影響下，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不可動搖的、具有普遍性的法治觀念，各國的立法紛紛建立罪刑法定製度。罪刑法定作為處罰犯罪的界限，是為了保證國民預測的可能性，因此，對刑法的擴張解釋必須在刑法條文「可能具有的含義」的范圍內，對此，日本著名學者將其形象地稱為不超過法律文義的「射程」。③凡超越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解釋，由於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無效的。所以，如何判定刑法條文(用語)「可能具有含義」，便成為正確適用刑法擴張解釋的關鍵問題。
德國學者Kad larenz教授對法律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曾作過一的解釋，他認為所謂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指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准語言用法，該用語還能夠指稱的意義。①這對於刑法解釋同樣適用。
眾所周知，法律由無數的概念和用語組成，不管這些概念和用語是來自於日常生活，還是產生於立法者的創造，法律中的任何一個概念或用語都很難真正做到意思清晰、語義明確，其中，往往會出現如當代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博登海默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一個概念的中心含義也許是清楚和明確的，但當我們離開該中心時它就趨於變得模糊不清了。」②由於概念的意義不明確，往往形成一個含義區域，因此，只要對概念含義的理解在概念區域的范圍以內，我們認為，都應當視為概念「可能具有的含義」。
在刑法中，我們應當如何認定對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釋是否在所謂的「可能具有的含義」內呢?對此，日本學者前田雅英教授的認識值得借鑒。他指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分為三種情況：(1)一般人都預想到的含(核心部分)；(2)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3)上述二者的分。在第(1)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2)種情況下上應當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3)種情況，則應當通過考察處罰必要性來決定。⑧從上述前田教授簡潔的認識可以看出，對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釋是否在「可能具有的含義」范圍的判斷，前田教授採用的是以一般人的認識為基礎，同時兼顧考慮了行為受刑罰處罰的必要性。對於這種判斷標准，我認為是可取的。刑法是一種社會規范，對於「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判斷當然也應當採取社會的標准，一種解釋的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如果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的結論會大吃一驚，則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④但是，前田教授對上述第(3)種情形下的處理意見則值得商榷。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能否運擴張解釋的界限，而不是其內在根據，即使某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再大，受刑罰處罰必要性再高，只要其可能具有的含義不為一般人所認識，就應當否定擴張解釋的適用，我們絕不能以行為受刑罰處罰必要性程度高為理由而突破罪刑法定的界限。
與理論上對擴張解釋應當嚴格遵循刑法用語的「可能具有的含義」這一要求相比，我國司法實踐的有些做法的確值得探討。現行刑法頒布後，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的一些難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釋。但是，有時僅僅為了解決某一個具體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會針對下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請示作出不少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批復」。有不少解釋和批復就涉及對刑法的擴張解釋這一問題。
有些擴張解釋正確把握了刑法的精神和擴張解釋的界限，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不少解釋或批復已超出刑法條文用語可能的含義，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比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於審理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5條第2款解釋道：「交通肇事後，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根據我國刑法共同犯罪的規定，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備主觀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觀上的共同行為，所以，即使指使者和逃逸者存在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范圍也只限於「逃逸」共同犯罪。但是就逃逸行為而言，我國刑法並沒有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將指使者教唆、幫助行為和逃逸者的逃逸行為解釋為成立共同犯罪是違背我國共同犯罪基本理論的。①又如，2002年8月1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於單位有關人員組織實施盜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規定：「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行為，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由於我國刑法單位犯罪以刑法的規定為限，顯然該批復的擴張解釋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捌』 如何理解刑法擴張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系

罪刑法定原則與復刑法司製法解釋是不同層次上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則屬於基本原則范疇,反映的是基於一定社會價值觀所產生的要求,是對刑法實質意義和功能的定位,是構建刑法的基礎。

刑法司法解釋屬於應用規則范疇,是對刑法運作過程中具體適用問題的闡明,是對刑法構建的解說,它影響著實踐操作和應用結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釋以刑法條文為形式聯結點,因此,二者是否發生關系,有無必要研究二者的關系與刑法典的規定有密切聯系。當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規定或者實際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時,就產生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性和刑法司法解釋的獨立性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如果刑法典沒有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對刑法司法解釋就不存在制約關系,研究工作即會因缺乏實踐基礎而無價值。所以,二者的關系的實質是罪刑法定原則下的刑法司法解釋規則問題。

『玖』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縮小解釋以及類推解釋，如何區分

擴大解釋和限制解釋（縮小解釋）比較容易區分：

1、一個法律概念通常的定義內是一般人可以想容象到的或者說經驗就可以理解，如果法律解釋的定義超出了一般的人經驗那麼就屬於擴大解釋，如果低於一般的經驗那麼屬於限制解釋。

2、至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雖然理論很多，但是現在依舊是一個難題。就好比上文的把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貌似都有道理，很難區分。所以想容易區分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