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克制
⑴ 翻譯成中文,希望通順,謝謝(4)
最高法院再次解決的問題排除在traynor五turnage因為一個分裂的聯邦上訴法院的決定。退伍軍人有權教育的好處只有在十年以下,除非他們的放電的時間延長,因為一個「身體或精神殘疾,這是沒有結果...老自己的不當行為」 。退伍軍人政府的定義,酗酒無關的一個基本精神進行的「不當行為」 ,並拒絕支付的好處。退伍軍人有爭議的法治違反另一項聯邦法律, 1973年康復法。第二個電路,發現此類索賠被排除,但直流電路舉行他們加以檢討。
在traynor ,正義拜倫白開始與命題,即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是最惠國待遇,國會通過,除非有「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 ,否則。這里有沒有這樣的證據表明,國會打算排除了訴訟,聲稱康復法的規定,否定了VA部規定,酗酒,從而再次證明了法院可以做機動靠近排除語言。在回應的持續關注,福利,國會設立法庭的退伍軍人上訴,並提供進一步上訴到聯邦巡迴如果一個憲制上的問題處於危險之中。最近,國會已排除上訴某些類型的遞解離境令和犯人的權利的案件。
司法克制。雖然法院可以做干預,在行政過程中,他們往往不願意這樣做,而且往往顯示的偉大聽從行政的專業知識時,干預是必要的。法院歷來實行的司法克制時,行使權力的司法審查。的要求,常委會,成熟,並mootness只是其中的幾種方法,所用的法院,以避免使用他們的司法權。在除了這些傳統的方法,法院已通過了若干其他程序裝置,以防止早產的司法干預行政程序。
⑵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國訴卡羅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非常重視法官的智慧和經驗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專業訓練和適應自身角色的經驗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著做出審慎的判斷。在我看來,這樣的智慧當然不只是一種知識,更不應該僅僅是那種來自書本的知識,而是那些以維護憲法為己任的法官們,在總結豐富的法治經驗的基礎上獲得的經驗和靈感。 你說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訴卡羅琳產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決書的第四注腳(「第四注腳」應為「腳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決書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釋」,由於這個注釋不僅充分展示了主審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於經驗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憲政的歷史,因而被譽為是「改變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腳注」。 該腳注的譯文(意譯)是:「當立法從表面看,受到了憲法的特別禁止,諸如為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所禁止的時侯,推斷其合憲性的范圍可能更為狹小。當這樣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時,它同樣也被認定是特別的禁止對象。現在沒有必要考慮那些限制政治進程的立法——這一進程通常被期望能夠取消令人討厭的法律,在第十四條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況下,是否要比其他絕大多數類型的立法受到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我們也不必去探究同樣的考慮是否要納入到針對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來源國籍的、或者種族上的少數族群制定法的審查;不必去探究歧視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是一種特殊情形,因為這些立法往往嚴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護少數的政治進程,因此它們可能相應地要求更為透徹的司法追究。」 因為該案涉及到了一項聯邦立法,它限制一種混合奶的跨州銷售,而卡羅琳公司認為這一法律剝奪了公司的商業自由權,違背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如果該案發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訴訟中美國聯邦政府必敗無疑。但在卡羅琳案的判決書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決與州際商業相關的案件時最高法院應該認可立法者制定規制商業活動的法律時所依賴的「知識和經驗」,如果不缺乏這樣的「理性基礎」,就不應該宣布這些立法違憲。這一表達的內在邏輯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們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約,與現實的社會經濟保持距離,因此他們不大可能比議會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會經濟的現實運作,也就沒有資格指責各級立法缺乏「理性基礎」。所以結論自然是在對經濟或社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查時,最高法院應當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則,應當尊重立法部門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斷。這個判決之所以成為經典,完全是因為斯通在判決書上加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腳注,因它是整個判決書中的第四個注釋,故名。不僅使這個判決成為法律智慧的經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激發出眾多的法學研究成果。這個注釋試圖說明,司法克制的假定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僵硬原則,它有三個例外情況。對這三個例外,司法非但不應當克制,恰恰相反,還需要更積極和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斯通的注釋,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個例外:其一,明顯違反《權利法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視弱勢群體、妨礙他們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對這三類立法,最高法院要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 「腳注四」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出了對於不同類型的立法需要適用於不同程度的司法審查。具體說來,法院對國會的經濟調控(主要是州際商業)立法,遵從立法機構的判斷;對待非經濟立法,則應加以嚴格審查。這種區別對待立法的司法審查態度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憲政史上著名的「雙重標准(double standard)」原則。
⑶ 羅伊判例是怎麼回事
羅伊判例:關於司法和政治分界的爭辯(上)
st代表多數意見陳述了判決理由:
(1)密蘇里州1596號法令序言聲稱:「人類每一成員的生命始於受孕」:「未出生兒童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利益應受保護」:「未出生兒童與其他人權利同等的精神,應當貫穿於全部密蘇里州法律的解釋。」原告認為,政府採納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論而限制墮胎,違反羅伊判例;法律序言是指導法律解釋的操作規范,因此,原告具有挑戰序言的訴訟基礎(Legal standing)。
多數意見認為,羅伊判決並不限制州政府表達它自身的價值判斷,1596號法令序言只是一種價值判斷。在本案,沒有證據表明:有關1596號序言的解釋限制了上訴人的特定行為,因此,法院不必回答序言是否合憲的問題。
(2)1596號法令第188.210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親生命而有墮胎必要,任何公共雇員在受雇事業范圍內從事墮胎或者幫助墮胎為違法」;188.215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體生命而有墮胎必要,使用任何公共設備從事墮胎或者幫助墮胎為違法。」原告認為,對墮胎者關閉公共設施,顯然遠遠超出了政府鼓勵生育所必需的范圍,這是一種限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斷絕墮胎途徑,將那些沒有錢到私立醫院求醫的婦女推入困境。
多數意見認為,政府沒有義務對墮胎提供任何幫助,政府利用公共設施和公共雇員鼓勵生育並不構成對墮胎的限制。密蘇里州法令禁止公共雇員在公立醫院幫助墮胎,不過是讓孕婦在相當於政府不建立任何公立醫院的情況下進行選擇。最高法院早先的判決確認:「第14修正案並不承認個人有權得到政府的任何優惠性幫助,即使這種幫助對於維護不受政府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必不可少的。」憲法既沒有要求政府從事或者幫助墮胎業務,私立醫院醫生和他們的病人也沒有憲法權利去利用公共設施進行墮胎。因此,188.210和188.215節規定沒有違反憲法。
(3)1596號法令第188.205、188.210和188.215節規定:除非為挽救母親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資金為墮胎提供咨詢,禁止公職人員為墮胎提供咨詢,禁止在公共場所為墮胎提供咨詢。但是,原告承認,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直接蒙受不利,故188.205節規定是否合憲不屬於本案爭議問題,法院沒有必要對之進行審查。
(4)1596號法令第188.029節規定:如果醫生有理由確信,妊娠期已達20周或超過20周,他必須首先以同業人員在相同或者類似情況下應有的謹慎、技巧和熟練程度檢查胎兒是否存活-通過必要的醫療檢測,確定圍產期、胎兒體重、肺活量,據此作出胎兒是否存活的判斷。原告認為,根據羅伊判例,胎兒存活性當在妊娠24周之後,法令要求醫生在妊娠20周做胎兒存活性檢查,增加了墮胎困難和風險。
多數意見認為:羅伊判例關於胎兒存活性三階段的劃分是一個應當糾正的錯誤。
首先,胎兒存活性三階段是一個僵化的劃分,它使美國憲法成為希臘神話中的Procrustean床。「遵循前例固然是我們法制的基石,但是,在憲法領域,前例的約束力低於其他領域,除了憲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可以進行變更的機構。當前例被證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實踐中不可行』的時候,本法院從來沒有約束自己重審前例。羅伊判例確定的三階段就屬於應當重審的情形。」憲法解釋通常是闡述一般性概念、確立一般性規則,而羅伊判例與此背道而馳:作為羅伊判例核心的三階段結構,既不能從憲法文本,也不能從其他可以發現憲法原理的場域中找到根據。三階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這一前例,結果必定導致一個錯綜復雜和不斷擴張的法律規則的網路,這不是憲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規則的法典化。
其次,羅伊判例將州政府規制墮胎的時間限定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我們不得其解:為什麼只有等到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才出現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為什麼要有一條僵化的界限,禁止國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預,允許國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干預?」密蘇里州法令第188.209節要求醫生作墮胎手術之前,進行胎兒存活檢查,這正是以存活性作為起始,實現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與羅伊判例並無抵觸。實施這一法令固然增加了墮胎的成本,限制了醫生自由決定范圍,但是,並不違反憲法。
多數意見批判了羅伊判例關於墮胎自由屬於隱私權的觀點。多數意見指出:羅伊判例試圖憑借隱私權形成一個憲法架構,試圖裁判各州規制墮胎的法令,試圖將歷來受州法管制的醫療業務納入法院違憲審查的范圍,試圖通過一張日歷表一勞永逸地平衡州政府保護潛在生命的利益和婦女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權利。
對於密蘇里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徹底推翻羅伊判例的主張,多數意見的回答是:本案和羅伊案涉及的事實顯然不同-在本案,密蘇里州政府強調,存活性是國家保護潛在生命的時間起點;在羅伊案,除了挽救母親生命的墮胎之外,一切墮胎都被認為是刑事犯罪。鑒於案件事實和爭點沒有給法院提供全面推翻羅伊判例的機會,因此,法院所做的只能是修正、限定羅伊判例。
3.南賓州計劃生育診所訴凱瑟(1992)〔12〕
在凱瑟案,1982年頒布、1988和1989年修正的賓州墮胎控製法的合憲性受到挑戰。該案原告是賓州5家提供墮胎服務的診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團訴訟的醫生。原告認為:賓州墮胎法與羅伊判決明顯抵觸,請求法院宣告該法違憲,發布禁令禁止該法實施。該案被告是賓州政府,美國聯邦政府作為支持賓州政府的「法庭之友」參加訴訟。巡迴法院宣布引起爭議的法律條款全部違憲,發布永久性禁令;上訴法院推翻了巡迴法院判決的主要部分;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決,基本維持上訴法院判決。
在凱瑟案,O『Connor法官代表3名大法官形成聯合意見,Blackmun和Stevens兩名法官對聯合意見部分附合、部分反對,以首席法官Rehnquist為首的4名大法官表示異議。因此,只有部分聯合意見成為多數意見。
聯合意見一方面重申羅伊判決主文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通過界定羅伊判決主文而限縮羅伊規則。
凱瑟聯合意見形成規則如下:
(1)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婦女有選擇墮胎的自由,但是,國家為了保護潛在生命,可以限制墮胎,只是不能以禁止墮胎的方法進行限制;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除了繼續妊娠危及母親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況外,國家可以採用包括禁止在內的方法限制墮胎。聯合意見並沒有象羅伊判決那樣把墮胎自由稱為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或者「隱私權」,從而沒有採取羅伊判決對限制墮胎法進行「嚴格審查」的規則。
(2)羅伊判決的三階段劃分既不符合該判決主文所承認的、保護潛在生命的國家利益,也不是確保婦女選擇不受政府幹預而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廢除羅伊判決的三階段標准。政府以保護潛在生命或者鼓勵婦女生育為目的之法律可以覆蓋整個妊娠過程,只要法律措施沒有給婦女的權利造成實質性的不當負擔。在羅伊判決之後,最高法院以三階段劃分為依據而作出的判決,應當部分推翻。
(3)在廢除三階段標准之後,法院審查限制墮胎法是否合憲的標準是「不當負擔」:如果法律目的或效果對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前的墮胎造成實質性障礙,則為不當負擔條款,得被廢除。但是,「不當負擔標准」本身並沒有成為多數法官接受的規則-主張推翻三階段標準的是7名法官(持聯合意見的3名法官和持異議的4名法官),反對凱瑟判決「不當負擔」標準的是6名法官(持異議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見的2名法官),支持「不當負擔」標準的只有聯合意見的3名法官。其結果是,凱瑟判決重申了韋伯斯特判決推翻三階段標準的裁定,但是,沒有任何標准代替三階段標准。
凱瑟判決的聯合意見與羅伊判決多數意見至少存在三個差別:其一,允許法律干預墮胎的范圍實質性擴大,允許法律干預墮胎的時間實質性提前。根據羅伊判決,在妊娠過程中,保護孕婦健康和潛在生命的兩種國家利益在內容上是分別存在、在時間上是先後形成,在一種國家利益形成之前,以實現該利益為目的而限制墮胎完全缺乏正當性。根據凱瑟判例,保護潛在生命和孕婦健康的國家利益始終與婦女的墮胎權同時存在,政府限制墮胎的措施可以覆蓋全部妊娠期;其二,羅伊判決和凱瑟判決在價值判斷方面的一個重大差別是關於潛在生命的認識。根據羅伊判決,潛在生命隨著胎兒具有存活性而出現;根據凱瑟判決,潛在生命隨懷孕而出現,而在胎兒具有存活性之後,潛在生命轉化為一個「可以(脫離母體)獨立存在的第二生命」;其三,違憲審查標准不同。根據羅伊判決,婦女墮胎選擇是憲法保護的隱私權,屬於個人「基本權利」范疇,除非存在「不可抗拒的國家利益」,法律限制基本權利是違反憲法的。根據凱瑟判例,婦女墮胎選擇是受潛在生命限制的「自由」,違憲審查的標準是「不當負擔」,這是一種較為寬松的司法審查標准。
在當事人爭議的具體問題上,聯合意見形成了基本維持賓州法律的判決:
(1)豁免條款審查。「病情危急」是賓州法律規定的唯一的、可以豁免法律限制的理由。巡迴法院認為,「病情危急」至少沒有包含妊娠綜合症、不可避免的流產和子宮內膜移位等需要立即流產的情形,而上訴法院則認為,「病情危急」顯然包含這三種情況,聯合意見認為,最高法院的傳統是尊重下級法院對州法律的解釋,因為,它們更接近法律實施的區域,因此,上訴法院認為「病情危急」條款合乎憲法的結論,應當維持。
(2)告知條款和等候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規定,醫生在墮胎手術之前,必須告知孕婦墮胎的危險、胎兒圍產期、政府對生育的醫療幫助、男方對子女的撫養義務、收養兒童的信息,在告知有關信息之後的24小時之內,不得進行墮胎手術。巡迴法院認為,該條款增加了婦女的心理壓力,是說服婦女放棄墮胎,而不是提供中性的信息,因此,與最高法院早先的判例-AkronⅠ案相抵觸。聯合意見則認為, AkronⅠ案適用的羅伊三階段規則已被推翻,故政府可以說服婦女放棄墮胎。巡迴法院還認為,24小時等待給婦女增加了墮胎的困難-她們至少要兩次往返診所,可能受到在診所外示威人的騷擾,可能因為24小時之內兩次外出而暴露墮胎意圖,可能因為路途遙遠而產生種種不便。聯合意見則認為,這些規定固然給婦女造成麻煩,但是,並沒有構成實質性障礙,因此,不屬於不當負擔。
(3)配偶通知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規定,已婚婦女墮胎,必須向醫生提交書面聲明,表明已經將墮胎決定通知丈夫,或者簽署另一份顯示下列事實之一的書面聲明:a.丈夫不是導致她懷孕的男人;b.丈夫下落不明;c.懷孕是因為她本人已經舉報的婚內強奸;d.通知將導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對她的身體傷害。
巡迴法院認為該條款違憲,上訴法院推翻了巡迴法院的裁定。
聯合意見認為,配偶通知義務給墮胎造成實質性障礙,屬於不當負擔。一些研究報告表明:美國,200萬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另一些研究報告則表明:家庭暴力更為廣泛,大約有一半已婚婦在婚姻期間遭受毆打;在夫妻關系不和的家庭中,妻子對丈夫披露懷孕,常常引發家庭暴力。丈常常以妻子婚外懷孕為借口而實施暴力,如果妻子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居住在婦女收容所,通知務將使她暴露住所而處於不安全境地。考慮到家庭暴力廣泛存在的事實,配偶通知義務會使婦擔心自身和子女安全而放棄墮胎。
州政府爭辯說,社會調查表明:在墮胎婦女中,已婚婦女只佔20%,在尋求墮胎的已婚婦女中,95%的人願意事先通知丈夫;因此,對配偶通知義務感到不便的人,只佔墮胎婦女總數1%.聯合意見則認為,受限制人數多少無關緊要,因為,法律本身就是限制可能實施某一行為的人,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州政府的另一個抗辯理由是,丈夫有權關注潛在的生命;聯合意見回答說,一個生理上的事實是,懷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墮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
(4)未成年人徵得父母同意條款審查。聯合意見認為,未成年人有必要在作出墮胎決定之前征詢父母意見,此外,法律允許不願徵求父母意見的未成年人得到司法豁免,因此,不構成不當負擔。
(5)報告條款審查。賓州法律要求醫院和診所向政府報告每一例墮胎病案,報告內容包括:醫療機構名稱;墮胎手術的方法、時間、地點;胎兒圍產期、重量;孕婦年齡、生育史和墮胎記錄。根據政府的信息公開法令,公眾有權知曉政府取得的醫療報告。但是,聯合意見認為,這些信息並不足以暴露婦女身份,因此,沒有構成不當負擔。
最後結果是,除了配偶告知條款之外,其他引起爭議的賓州法律均合乎憲法。
二、 民主政治和司法裁判的分野之一:法院能否從羅伊案找到自己的合法角色?
(一) 關於法院入侵民主政治的指責
羅伊法庭擅斷僭越,侵入了一個本來不屬於法院管轄的政治問題,這是對羅伊判例的主要批評之一。
在羅伊案不同意見中,White大法官認為:羅伊案爭議的問題,「本來應該留給公眾和公眾為解決自身事務而設計的政治程序去解決」:「羅伊判決不必要地和過分地行使了違憲審查權」;其結果是,「50個州的公眾和立法機構因為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而喪失了權衡兩種對立利益的權利-一方面是胎兒發育成長和繼續生存的權利,另一方面是因為繼續懷孕而可能受到影響的母親的權利。」
在韋伯斯特案多數意見,首席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我們今天的判決將允許州政府對墮胎問題進行規制,這種規制按照羅伊判例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維憲審判絕對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決立法過程中互不兩立的政治分歧,政治問題應當由民選代表去解決。「憲法將一些事務設置在民主程序之內,將另一些事務設置在民主程序之外,維憲審判就是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
在韋伯斯特案附合意見,Scalia大法官強調:羅伊案是最高法院本來不應當介入的政治問題,法官試圖作為國務活動家解決政治問題是不必要的冒險。「一旦陷入政治問題,法院就會面對公眾壓力而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解決政治問題應當順應多數民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選的,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終身的,能否得到民眾多數支持與能否繼續任職無關;法官的角色是遵循法律,而不是順從民意,法院決不應該超出案件事實本身去回答任何憲法問題-只要不必涉及憲法問題,法院就沒有必要牽扯憲法問題;只要可以根據前例解決當前爭議,法院就沒有必要創制新的憲法規則。在任何情況下,法院都不應該製造一個寬度超出案件事實需要的憲法規則。」羅伊判例的錯誤正是制定了一個寬度超出案件事實需要的憲法規則,從而使最高法院陷入了政治紛爭。在凱瑟案不同意見, 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許還是禁止墮胎,應當象其他重要問題一樣,通過民主途徑解決-公眾互相說服,然後進行表決,換言之,是否限制墮胎,是全面限制、還是從特定時間開始限制,採取何種方式限制,應當由各州政府通過反映當地多數意見的法律決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進行立法。
在Scalia看來,既然法院不能充當回應公眾反映的角色,捲入政治問題極為不明智。Scalia的質疑重復了一個古老的問題:法院通過解釋法律而回答一個政治問題,是否越界入侵?如果這根本不是一個法律解釋問題,法院憑什麼就此作出決定?
Bork法官和Scalia觀點相似(當然,僅僅相似而已)。Bork認為,羅伊判例是本世紀司法入侵民主政治的最壞的實例,一旦司法捲入政治,必定導致法院的毀滅,羅伊判例應當徹底推翻。Bork和Scalia都認為,司法應當和政治隔離,但是,Bork比Scalia更為激烈。Bork進一步提出質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是否正當和必要?歐洲國家的最高法院並不擁有類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但是,歐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未必在美國人民之下。〔13〕Bork爭辯說,如果最高法院有權通過憲法解釋而裁判政治問題,那麼,立法、行政當局也應當有同樣的權力;一個當事人對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滿,完全可以就同一問題向其他權力機構請求裁斷。〔14〕
Ely教授同樣激烈批評羅伊判例,但是,他的看法和Bork、Scalia有明顯區別。Ely並不反對法院捲入政治,他認為:如果司法干預能夠推動以選民參與和代表機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干預就是正當的,相反,就是不正當的。羅伊判例的非法性不是因為法院捲入了政治問題,而是法院剝奪了已經得到立法保護的少數利益。Ely爭辯說,與無數未出生就被處置的生命相比,婦女是多數胎兒是少數。〔15〕Ely的核心觀點是,如果一個社會聽任少數法律精英人物擺布,民主政治的基礎就會被動搖。
(二) 權利制衡:司法被動干預政治的正當理由
在美國,司法入侵政治不足以單獨動搖羅伊判例合法性,因為,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的司法職能。司法干預政治的指責只是一個質疑,一個迫使最高法院進行辯解的質疑。自從1803年的馬布里訴麥迪遜案〔16〕開創違憲審查先例之後,最高法院反復闡述了行使違憲審查權的三個正當理由:
1.法院的職責是在具體個案中應用法律。只有解釋法律,才能應用法律,因此,法律是什麼,只能由法院通過針對具體個案的法律解釋決定。如果憲法不能通過司法解釋而應用於個案,其存在就毫無意義,而法院解釋憲法又無法迴避一個基本問題-法律是否和憲法抵觸?〔17〕
2.在多數民主下,宗教、種族和政治少數的利益可能被剝奪或者得不到平等保護。如果少數人在一個社會處於分散和孤立無援的狀態,他們只能聽任多數人專斷和任意的擺布。法院審查多數人決定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正是對民主政治的必要補充。〔18〕民主多數可以修改憲法,但是,不能通過法律剝奪或者不當限制憲法保護的基本個人權利。羅伊判例的反對者也承認:法院為少數利益而審查民主多數決定的法律是一個正當理由。正是基於這一共識,L.Tribe教授才有理由爭辯:一個國家關於基本權利的法律應當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規則那樣由各州根據「地方性知識」自行決定;蓄奴州和廢奴州劃界而治的歷史教訓告訴美國人民,關於基本權利問題只能服從聯邦憲法。當公眾就個人基本權利發生重大分歧時,法院在憲法的名義下尋求解決方案是順理成章的。〔19〕
3.聯邦黨人關於司法制約立法和行政的職能,是最高法院進行辯解時反復引用的正當理由「法院既無武力,也無金錢,為三權中最不具有危險性的部門」,「法院為人民和立法機關之間的中間機構,以監督後者局限於其范圍內行事。」〔20〕
盡管司法和民主之間存在傳統邊界,但是,傳統邊界並不是封閉的和不可改變的。在傳統邊界模糊的接壤地帶重新劃分邊界和無視傳統邊界的大舉入侵是有區別的,前者會被容忍,後者會受到抵制。因此,關於羅伊判例的合法性疑問不是法院是否越界干預民主程序,而是法院是否偏離傳統角色,以大舉入侵的方式進行了干預?法院是否改變了司法克制的立場,而過分地、不必要地介入政治沖突?
(三) 司法克制和司法主動的界限:關於Scalia將羅伊案和司考特案〔21〕相提並論的質疑
1.違憲審查畢竟不是法定權力。最高法院通過違憲審查而干預政治,與其說是來自憲法本身的權力,不如說是來自民主多數的容忍。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一個崇尚多數民主的社會保持這種權力,不是因為它有權勢,而是因為它在主動出擊的時候,始終沒有忘記保護自己的軟下腹。每當最高法院干預政治的時候,總是採取說服民主多數的低姿態:法院是維護民主多數已經接受的憲法,只要可以避免憲法問題,法官就不會涉及憲法問題;法官尊重民主多數的選擇,不管他是否同意這種選擇;法院干預具有重要價值而值得容忍;法院沒有涉及政治問題,只是遵循先例等等。在馬布里訴麥迪遜案,最高法院一面打開司法入侵政治的門戶,一面重申政治性質的問題不屬於法院管轄,法院只是在行使解釋憲法的權利;從1905-30年,最高法院一面宣布200多個規制經濟的法律違憲,一面謙虛地說:自己只是遵循前例,並非反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在巴克案,最高法院一面突入以前從來沒有過問的議員席位分配問題,一面仔細斟酌司法和政治的界限,表白自己並未越界。〔22〕這不是虛偽,而是明智:最高法院需要以謙虛的姿態和尊重民主多數的立場,交換民主多數的容忍。如果最高法院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有權干預政治,那就構成對多數民主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不可容忍和無望取勝的。因此,最高法院的傳統是,對政治問題採取司法克制立場。
(1)羅伊判例受到的批評是,最高法院放棄了司法克制立場,對政治問題採取主動、逼人的態度。
Scalia認為,羅伊判例是司考特案的翻版。〔23〕在司考特案,當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問題是:黑人是不是憲法保護的「公民」?最高法院冷酷地回答:「不是。」
首席大法官Taney代表多數法官宣讀了判決意見。Taney大法官認為:(1)在憲法創制者的意圖中,黑人並不是憲法保護的「主權人民」或者「公民」,相反,黑人在當時被認為是「劣等民族(a subordinate and inferior class of beings)」,他們不能主張憲法規定由公民享有的「特權和豁免」。「至於法律政策或者隱含政策是否公正,這不是法院可以裁定的問題,而是應當由政治權力、立法機構、締造國家和創制憲法的人決定的問題……法院只是按照他們的意圖和意願解釋他們下達的指令……」;(2)按照美國憲法,國會不得制定法案「未經正當程序而剝奪公民財產」,司考特是被告的財產,國會制定的「密蘇里折中法案」侵犯了被告的財產權,應屬無效;司考特不得根據該法案主張任何權利。
這一判決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作為對Taney法院的挑戰,林肯在一次演說中問聽眾:「司考特案是否解決了奴隸問題?是不是給我們帶來了和平?」聽眾的回答:「沒有。」林肯說:「一個判決只能解決一個案件,不能解決一個法律,更不能解決國家未來。」在1868年,憲法第14修正案推翻了司考特判決。
在司考特案141年之後的凱瑟案,Scalia挖苦羅伊判例多數意見的代表Blackmun,將他比做Taney首席大法官。〔24〕,Scalia聲稱,凱瑟案判決使他想起了懸掛在哈佛法學院的Taney首席法官的畫像,「已經82歲高齡的Taney身著黑裝,端坐在陰影遮蔽的紅色扶椅里,左手擱在腰間的一摞文檔上,右手擱在扶手邊,無力地垂盪,似乎是毫無生氣。Taney直視觀瞻者,他的表情、他深陷的眼睛流露出無可名狀的哀傷和黯然。也許,他的神情總是這樣,即便在感受思考的最大樂趣時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他作為首席大法官的生涯因為司考特案而蒙上的陰影,我們不能不認為:司考特案在他腦海里燃燒,他在思考這一案件對法院的影響,對整個國家曇花一現的影響。大約兩年前,他也認為自己是『呼籲在全國性分歧中對立的雙方結束爭議,接受植根於憲法的共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Scalia將Taney和Blackmun相提並論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一直重復Taney在司考特一案的核心觀點:法院不應當干預政治。Taney正是以法院對政治問題無可奈何為借口,回答了當時最為尖銳的政治問題:黑人不是可以主張憲法權利的公民,而是奴隸主的私人財產。,Scalia的一貫主張是,法院應當對憲法問題採取被動態度,法院嘗試平息全國性的政治紛爭,結果總是使自己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因此,始終和Taney站在同一立場的,不是Blackmun,而是,Sca
⑷ 司法克制主義與謙抑主義是什麼
司法克制主義體現了法官在解釋的過程中對規則、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尊內重,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和不可容替代的優勢。司法克制主義通過對形式正義的維護來實現法治,我國歷史上缺少對規則的尊重和對法律的信仰,在法治建設初級階段,司法實踐中應強調以司法克制主義為中心的司法理念。
謙抑性原則,又稱必要性原則。指立法機關只有在該規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以代替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
⑸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⑹ 什麼是司法克制主義
它與司法能動主義相對應,指消極進行司法,只需解決眼前的個案,其他問題,基本爭點即使重要也不必決定。
⑺ 如果合議庭意見不統一,法院院長有什麼樣的權力應如何處理
不一致,少數服從多數,有異議的法官在合議筆錄中簽字註明,案情復雜,影響較大或爭議較大形不成統一意見的,可以提交審委會研究
⑻ 翻譯成中文,希望通順,謝謝(6)
最後一個方式,法院的司法實踐的剋制是通過觀察大量的證據規則。這條規則的國家的結論,事實上,如果支持的大量證據的基礎上,整個紀錄,是被視為最終的決定。在其他換言之,機構的調查結果,其實被認為是最後如果有大量的證據,以支持它。在綜合愛迪生五,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最高法院指出,大量證據「的手段,如有關的證據,作為一個合理的心目中可能接受作為足以支持一個結論。 」換句話說,如果有任何可信的證據,以支持一個機構'的結論,事實上,法院有責任推遲到判斷該機構。
司法審查的行動,行政機關仍是相對較新的相比,與其他法律領域。應當指出,現代行政是一個相當近期的發展在美國,因此,這是不足為奇的許多領域的行政拉斯維加斯一樣,但不發達。
結論
行政法是其中一個最迷人的和增長最快的領域,美國的法律。作為政府獲得更大,機會,為政府的入侵,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增加。如果我們要保持「一個國家的法律,而不是男人」 ,那麼,我們必須保持警覺,注意迅速增長,政府的官僚主義。行政法是依法執政的人民在政府。我們決不能讓那些在政府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是公僕的人民,而不是他們的主人。行政法是一個方法,我們使用的為完成這一目標。
⑼ 安東寧·斯卡利亞的人物評價
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斯卡利亞是一位愛國者和憲法的堅定捍衛者。
奧巴馬:斯卡利亞在將近30年期間在法律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法官和思想家之一,也是最卓越的法律界人物之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發表聲明:斯卡利亞的去世,「是最高法院和他所效忠的國家的巨大損失」,「他是一個傑出的人,一名傑出的法學家,倍受同僚贊賞和珍視」。
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希在聲明中說:「他是我們國家最高法院的傑出人物和重要的法官。他為法庭帶來才智、良好的判斷和智慧。」
從1986年被任命以來,斯卡利亞是歷年來聯邦最高法院在職期間最長的大法官。他不僅享譽美國政界,而且被普通民眾熟知並津津樂道。
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華裔律師張軍介紹,斯卡利亞個性鮮明,語言辛辣又不失幽默。他堅守「原旨主義」憲法觀,因此被稱作美國法律界「保守派旗手」。
所謂「原旨主義」,按照美國法學家保羅·布雷斯特的定義,是指應依據制憲者的意圖或者憲法條文的含義來解釋憲法。通俗的講,「原旨主義」是一種保守的司法理念,認為美國憲法有其固定含義,不隨時間而改變。斯卡利亞認為,對法律的判決應嚴格依照憲法原意,不以自己的意願為轉移。
在30年職業生涯中,斯卡利亞斯卡利亞因支持死刑,反對墮胎、同性戀和控槍等爭議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而聞名於世,是深受共和黨信任和支持的著名保守派大法官。
他的強大之處在於,你可能不同意他的立場觀點,但是不可能不佩服他出具的法律意見。記者的一位律師朋友以「始終屹立於生動理性闡述的巔峰」來評價斯卡利亞。
同樣廣為人知的是,斯卡利亞是法庭上的喜劇之王,插科打諢是他的強項——這或許跟他的「義大利基因」有關。
法庭之外,關於他的段子時常見諸報端。美國著名記者瓊·比斯丘皮克曾在《最高法院的「喜劇之王」: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傳》中這樣形容他:「立場保守,卻文筆犀利;爭強好勝,但邏輯嚴密;性格狂放,卻魅力十足。」
傳記中的斯卡利亞既能令對手無比痛恨,又能令對手敬畏有加;他能在法庭上和同僚惡語相向,私下裡卻又能和他們成為至交好友;他是傳統價值觀的堅定維護者,但對他認為錯誤的傳統又能棄之如敝屣;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卻也會認為教皇的某些通諭是錯誤的;他是一位強調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卻又具有精明的政治頭腦和極強的政治野心。
實際上,斯卡利亞同自由派主導的美國媒體關系一度緊張,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所改善。而也正是通過媒體,越來越多的人才了解到斯卡利亞這位刻薄死硬的保守派大法官竟然也有幽默、「接地氣」的一面。
如今蓋棺定論時,美國媒體大多用「colorful」(富有色彩的)來形容他。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斯卡利亞的存在,拉近了最高法院與普通民眾的距離。
⑽ 法律倫理學 正義規范是法律倫理的最高規范 對嗎。
正義規范是法律倫理的最高規范。這一觀點是正確的!!!!
法律至上的前提是符合正義
核心提示:在民主法治國家,邪惡的法律是越來越少的,但也不代表著法律都是正義的,例如美國的種族歧視法律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除。有的法律,由於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出現了不能伸張正義的漏洞,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死守法條。還有的法律,制定時是符合正義的,但面對社會發展所出現的新情況,卻變成了不正義的規定。
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法律的善良秉性是其正當性和可接受性的基礎,因此,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就強調法治不僅僅是遵守法律這一層含義,還包含著所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這另一層含義,這兩層含義才構成完整的法治。就此而言,法治之法不僅僅具有形式的軀體,還有正義的靈魂。法律是正義的表現,法律的效力之源和正當性基礎正在於它是合乎正義的;一旦法律被邪惡附體,那它就徒具法律的空殼,就沒有效力和正當性可言,也就不應當成為人們行為規范的依據。遵守法律也不應該僅僅是形式上的,只有正義的法律才值得尊重和遵守。
誠然,法條主義或者司法克制主義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把法律看作是脫離正義的獨立存在,把遵守法律當作無條件的要求,哪怕犧牲正義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法理上的短視症,沒有看見法律之上還有正義。
1955年12月1日,一位美國黑人女裁縫帕克斯下班後,如往常一樣坐在公交車中排的座位。座位坐滿後,上來一位白人男子,按當地法律,黑人在座位滿時必須讓座給白人。在司機喝令下,當時車上的其他3位黑人站起來了,但是帕克斯拒不讓座。隨後趕到的警察叫道:「不站起來,就逮捕你。」帕克斯只是平靜地說:「不。」這聲平靜的「不」字,在法制史上猶如巨雷震耳欲聾,代表了所有黑人對種族歧視法律的抗議和拒絕,是正義的呼籲,是權利的訴求。這也讓我們明白,今天我們所有享受的正義和權利,並不是自然而來的,而是通過斗爭爭取來的。帕克斯之偉大就在於她以拒不讓座的抗爭方式為黑人爭取權利。最終,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公交車上實行種族隔離制度違憲。這就是說,種族歧視的法律違背正義,因此失去了效力。
哪一位最堅定的法條主義或司法克制主義者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反對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述判決?自然法永遠高於人定法,正義高於法律。一種行為如果嚴重違背道德,即使是合乎邪惡法律的,也沒有合法性,也會最終受到正義法律的懲罰,任何人都不能以服從邪惡的法律命令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倫理界線。在法治社會,法律至上應該是受到一定的限定的,那就是正義的法律才是至上的。任隨邪惡的法律暢行無阻絕不是法治而是反法治,是對正義的褻瀆。不要誤以為依照法律行為就是法治,而要認識到只有依照善良的法律行為才是法治。
在民主法治國家,邪惡的法律是越來越少的,但也不代表著法律都是正義的,例如美國的種族歧視法律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除。有的法律,由於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出現了不能伸張正義的漏洞,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死守法條。還有的法律,制定時是符合正義的,但面對社會發展所出現的新情況,卻變成了不正義的規定。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律和正義是一致的,適法也就是維護正義。但若二者出現了嚴重的背離,法官為了正義就應該拋棄邪惡的和有漏洞的法律。法律之上有正義,法律至上的前提是法律符合正義,法官的上司是法律,而法律的上司是正義。那麼正義的上司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正義就是社會的「宇宙」,如果說「宇宙」是時間上無始無終,空間上無邊無垠,那麼正義是社會最高和最終的價值,正如不能說自然界里有什麼東西比宇宙大,也不能說社會里有什麼價值比正義還高,因此正義是沒有上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