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離學說

㈠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二條為了犯罪，准備工具、製造條件的，是犯罪預備。

犯罪預備，是指做實施犯罪前的准備工作。如預備犯罪工具、創造犯罪條件等。

現形式

1．為實施犯罪准備犯罪工具的行為。——犯罪預備行為最常見的形式
所謂犯罪工具，是指犯罪分子進行犯罪活動所用的一切器械物品。其中包括：（1）用以殺傷被害人或者排除被害人反抗的器械物品，如槍彈、刀棒、毒葯、繩索等；（2）用以破壞、分離犯罪對象物品或者破壞、排除犯罪障礙物的器械物品，如鉗剪、刀斧、鋸銼、爆炸物等；（3）專用為達到或逃離犯罪現場或進行犯罪活動的交通工具，如汽車、摩托車等；（4）用以排除障礙、接近犯罪對象的物品，如翻牆爬窗用的梯子或繩索等；（5）用以掩護犯罪實施或者湮滅罪證的物品，如作案時戴的面罩、作案後滅跡用的化學葯品等。犯罪工具本身危害性和復雜性可以反映出預備行為不同的危害程度。
所謂准備犯罪工具，包括製造犯罪工具、尋求犯罪工具及加工犯罪工具使之適合於犯罪的需要。
2．其他為實施犯罪製造條件的行為。這類犯罪預備行為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
（1）為實施犯罪事先調查犯罪場所、時機和被害人行蹤
（2）准備實施犯罪的手段，例如為實施入戶盜竊而事先練習爬樓入窗技術
（3）排除實施犯罪的障礙
（4）追蹤被害人、守候被害人的到來或者進行其他接近被害人、接近犯罪對象物品的行為
（5）出發前往犯罪場所或者誘騙被害人趕赴預定犯罪地點
（6）勾引、集結共同犯罪人，進行犯罪預謀
（7）擬定實施犯罪和犯罪後逃避偵查追蹤的計劃，等等。
編輯本段
處罰原則

犯罪預備行為是為犯罪准備工具、製造條件的行為，犯罪預備形態則是犯罪行為由於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留在預備階段的停止形態。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根據，犯罪預備行為也有其犯罪構成，它是一種具備修正的構成要件的犯罪未完成形態。這是追究犯罪預備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理根據。犯罪預備行為雖然尚未直接侵害犯罪客體，但已經使犯罪客體面臨即將實現的現實危險，因而同樣具有社會危害性。因此，犯罪預備行為同樣具有可罰性。我國刑法第22條第2款認可了這一學說，規定對於預備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同時考慮到犯罪預備行為畢竟尚未著手實行犯罪，還沒有實際造成社會危害，刑法又規定，對於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2]

㈡ 在刑法理論上,關於公共的學說有哪些

刑法公共財物規定有哪些
先看公共財物是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被損壞財務價值多少。
1、如果屬國有資產，損壞數額到達3000元以上，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2、如果屬私有公用財務，依規定處理或加倍賠償。
公共財物有什麼
公共財物是指國有財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物、用於扶貧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物.同時,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物以公共財物論。
例如城市中的設備(路燈、井蓋等等)、學校中的課桌凳子等等。不知道你具體指的是哪些方面。
關於公物、固定資產損壞的賠償規定
為了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增強職工愛護公物意識，有效地保護國家財產，防止丟失、損壞。根據公物、固定資產管理辦法，結合我局實際情況，特製訂本規定。
一、由於工作不負責任本人過失造成公物、固定資產
直接經濟損失，應視情節給予行政警告及以上地處分和一定的經濟賠償。
二、行政處分參照企業職工獎懲條例考核細則執行。
三、經濟賠償辦法：
1、物品凈值在10000元及以下的，責任人按凈值的40進行賠償，責任單位按凈值的20進行賠償。
2、物品凈值在10000元以上及50000元以下的，責任人按凈值104000進行賠償，責任單位按凈值52000進行賠償。
3、物品凈值在50000元及以上的，責任人按凈值0.59000進行賠償，責任單位按凈值52500進行賠償。
4、賠償金按月從工資中扣除。
四、本規定從即日起執行。

㈢ 刑法三階層理論

(1)犯罪構成該當性。犯罪構成該當性也稱構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構成要件的實現，即所發生的事實與刑法條文規定的內容要相一致。具體來說該當性中包括了行為主體、危害行為、犯罪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幾個要素。

(2)違法性。違法性要求犯罪行為不僅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且實質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即必須是違法的行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在於是否有違法阻卻事由。違法阻卻事由是排除具有該當性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違法性阻卻事由一般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被害人承諾等。

(3)有責性。有責性指能夠就滿足該當性和違法性條件的行為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和譴責。是否具有有責性應該從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過失等方面考察。此外，有責性還有兩種阻卻事由，一是違法性認識，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

(3)刑法分離學說擴展閱讀：

與刑法三階層理論相關的其他件說：

四要件說：

四要件說是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模式。從蘇聯學習過來的。是典型的社會主義法系的產物。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一犯罪構成理論模式雖然存在陳舊、機械等不能令人滿意之處，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a.說明某種犯罪危害了什麼樣利益的要件，在刑法學中稱之為犯罪客體。犯罪總是侵害了一定利益的。故意殺人罪侵害了人的生命權，故意傷害罪侵害了人的健康權，盜竊罪侵害了公私財物所有權，等等，諸如此類。

犯罪所侵害的利益實質都是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因此，犯罪客體就是犯罪行為所侵害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在刑法中，不侵害任何社會關系的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犯罪客體是任何犯罪都不可缺少的要件。

b.說明犯罪是在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下，用什麼樣的行為，使客體受到什麼樣危害的要件，在刑法學中稱之為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首先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危害行為，沒有危害行為，就沒有構成犯罪的前提。

其次，是指危害行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不管具體的犯罪行為表現形式如何復雜或具體的危害結果表現形式如何，他們都是犯罪構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c.說明犯罪是由什麼樣的人所實施的要件，在刑法學上稱之為犯罪主體。在司法實踐中，各種具體犯罪的主體情況盡管千差萬別，但作為自然人犯罪，其共同之處都必須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單位犯罪，也應具備一定的主體資格。

d.說明犯罪主體實施犯罪時主觀心理狀態的要件，刑法學上稱之為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主觀方麵包括兩種形式，即故意和過失。

每種犯罪都必須具有一定形式的主觀要件，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不是出於故意和過失，則不構成犯罪。

㈣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偶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內為中包含容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㈤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是什麼

必然因來果關系說、偶自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中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㈥ 在刑法理論上,關於公共的理論學說有哪些

公共關系基本理論是由公共關系的基本概念、范疇及規律等構成的。還包括對公共關系構成要素、形成條件、基本屬性、主客體特徵等的研究。

在對公共關系進行深人研究時，我們必須確立一系列重要的范時，以概括公共關系的重要特徵和實質，完善公共關系理論體系，並為實踐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在此，我們列舉出以下數個公共關系的概念和范疇，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基石。

作為公共關系主體長期發展戰略組合的一部分，公共關系的涵義是指這種管理職能：評估社會公眾的態度，確認與公眾利益相符合的個人或組織的政策與程序，擬定並執行各種行動方案，提高主體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改善形象，爭取相關公眾的理解與接受。

(6)刑法分離學說擴展閱讀：
公共關系主要從事組織機構信息傳播，關系協調與形象管理事務的咨詢、策劃、實施和服務的管理職能。包括選創組織的成功，降低組織失敗的影響，宣布變更等等。和中國傳統個人關系的中的面子類似。
在市場營銷學體系中，公關關系是企業機構唯一一項用來建立公眾信任度的工具。
公共關系觀念它影響和指導著個人或組織決策與行為的價值取向，從而反作用於人們的公共關系活動，並間接影響實際的公共關系狀態。公共關系觀念主要有：形象觀念、公眾觀念、傳播觀念、協調觀念、互惠觀念。此外，公共關系觀念還包括團隊觀念、創新觀念、服務觀念、社會觀念等等。
參考資料來源：搜狗網路——公共關系
參考資料來源：搜狗網路——公共關系基本理論

㈦ 如何理解大陸法系關於刑法因果關系的學說及分析評價

條件說亦稱必要條件說、等價說、同等說。該理論認為，「只要在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這種必要條件關系，就可以認為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3]例如，在理論實務學習中上海海耀律師事務所曾經多次列舉的案例，甲行刺某乙，乙身受重傷在醫院就治中，醫院發生火災，乙不幸被燒死。根據條件說的主張，此案中甲的行為和乙死亡間即具有因果關系，因為如甲不行刺乙造成其重傷，乙就不會住院，乙不住院也就不會在醫院火災中喪生，因此甲的行為與乙死亡間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這種必然性的條件關系。
條件說由德國帝國法院刑事部推事布黎（Buri，1825—1902年）首創，為德國法院所普遍採用。在奧地利、義大利等國家條件說至今仍被主張著。在日本，最高審判機關多數判決中也採用條件說。「條件說」主張符合條件的原因就是法律上的原因，不主張再對原因做其他法律上的限制，凡構成結果產生的原因的行為人，就應該對結果承擔責任。這種觀點從自然的物理觀念上理解因果關系，將一切對結果產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作是結果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得直觀性特點，有利於人們具體尋找確定因果鏈條，能迅速地將未對結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從原因體系中排除出去；重要的還在於，試用「條件說」判斷標准，一般情況下不至於漏掉本應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釋共同犯罪行為中各共同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問題。堅持「條件說」還能嚴格堅持因果關系的客觀性，避免主管因素介入因果關系的判斷之中，從而將因果關系嚴格的與責任問題區別開來。因此「條件說」出現後雖然持續性地受到批評，但是它在一個多世紀當中，一直是德國刑事審判實踐所堅持的判斷標准。而且，後面所出現的各種觀點，也都是在此基礎上主張進行一定的限制，因而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這一學說。
不過，「條件說」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由於條件說主張只要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必然條件關系，就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而因果關系的范圍有被無限擴大之嫌。[4]批駁條件說者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根據條件說，殺人犯的母親也要對被害人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這無論從一般常識還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都是不合適的。為了克服條件說的缺陷，刑法理論界提出了各種對條件說加以限制的主張：一種是「因果關系中斷說」，該理論認為在因果關系的進程中，如果介入了自然性事實或第三者的故意行為時，就由此中斷了正在進行的因果關系。「基於負責能力人之自由且故意之行為，在法律上常發生新的獨立因果關系，第一意思活動與惹起結果間之因果關系，因此而中斷。」]5[ 例如甲投毒殺乙，在乙毒性發作之前，丙故意開槍打死了乙。由於在甲的投毒行為之後介入了丙的故意殺人行為，因而丙的行為中斷了甲的行為與乙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只在丙的行為與乙的死亡之間有因果關系。但是「因果關系中斷論」也遭到批評，因為它一方面以條件說為基礎肯定條件關系，另一方面又否認條件關系，這樣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另一種是「溯及禁止論」，它是為了避免「中斷說」的尷尬，由德國學者弗蘭克於1931年提出的，他認為，「先行於自由而且有意識地，即具有故意、有責地指向結果發生的條件不是原因」。]6[ 意思是說，在故意造成危害結果的行為之前的行為，只是結果發生的條件，而不是原因。如乙女被甲男強奸後，基於羞憤心理而自殺。因乙女的自殺是故意行為，因而發生在自殺之前的強奸行為只是乙女死亡的一個條件，而不是原因。又如，甲把子彈裝進槍膛後，放置一旁，乙拿起該槍故意將丙擊斃。因乙擊斃丙的行為是故意行為，因而在丙行為之前發生甲裝子彈進膛的行為不是丙死亡的原因，而只是一個條件。這種理論與中斷說具有類同之處，且在對具體案件的解釋上不合邏輯，缺乏根據，因而和中斷論一樣未獲得更多人的支持。

㈧ 刑法上，現在司法考試因果關系採用的是什麼理論

司法考試堅持的學說：以條件說為基礎的因果關系理論。
.條件說公式：實行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著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條件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注意：作為條件的行為必須是有導致結果發生可能性的行為，否則不能承認條件關系。例如，甲勸說乙自駕車旅遊，希望乙發生交通事故而死亡，後來乙果真死於交通事故。甲的行為與乙的死亡不存在因果關系。
2.禁止溯及理論：當一個行為或者事實獨立地導致了結果發生時，就應當將結果歸責於該行為(或歸屬於該事實)，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條件。
注意：判斷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時，如果能從自然科學法則或者經驗法則意義上確定引起與被引起關系的，直接認定因果關系。
幾種特殊情況的因果關系：
(1)因果關系的斷絕。前條件必然會導致結果發生，在結果發生之前，後條件導致結果發生。前條件不是結果的原因。
例如，甲投放100%致死量的毒葯毒殺乙，2小時後乙必死無疑。在1小時50分鍾的時候，張某開槍將乙擊斃。甲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張某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
注意：因果關系的斷絕、假定的因果關系實際上也是因果關系中斷的情形，而這些理論都可以認為是「禁止溯及理論」的展開。為了方便區別各種情形，本書單獨加以講解。
(2)因果關系的中斷。在因果關系的發展進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行為、被害人的行為或特殊自然事實，則應通過考察介入情況的異常性大小、行為人的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況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大小等，判斷前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禁止溯及的情形)。具體判斷思路如下：
首先判斷介入因素的出現是否正常。根據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周圍環境等判斷，如果介入因素的出現概率很高，那麼介入因素的出現就是正常的，先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中斷。反之，如果介入因素出現的概率很低，那麼介入因素的出現就是異常的。異常的介入因素是否導致因果關系的中斷，還需要根據具體情形判斷該異常介入因素是否達到獨立導致結果發生的程度。如果達到了獨立導致結果發生的程度，那麼先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中斷，引起結果的原因是介入因素。反之，如果介入因素沒有達到獨立導致結果發生的程度，只是稍微提前了結果發生的時間，那麼先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中斷。
注意：該知識點是司法考試的重要考點，上述思路的具體運用參見下文的真題解析。
(3)假定的因果關系。甲行為導致結果發生，但即使沒有甲行為，由於其他原因也會導致結果發生。甲行為與結果具有因果關系。例如，被害人的父親張某在法警執行死刑之前，奪過法警的槍，將死刑犯擊斃。張某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4)二重的因果關系。兩個條件單獨都能導致結果發生，沒有意思聯絡，各自同時發生作用，競合在一起導致了結果發生。兩個條件與結果都有因果關系。
經典案例：甲、乙二人沒有意思聯絡，分別向丙的食物中投放了100%致死量的毒葯，而且毒葯同時起作用，導致丙死亡。
第一，本案中甲、乙二人的行為都是死亡結果發生的原因，二人都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但不成立共犯。
第二，假定本案中毒葯並未同時起作用，而是其中一人投放毒葯引起死亡，處理結論有所不同：如果查清由甲投放毒葯引起死亡，那麼甲的行為與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而乙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如果查不清是甲還是乙投放的毒葯導致丙死亡，根據存疑時有利於行為人的原則，甲、乙兩人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都沒有因果關系，只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
(5)重疊的因果關系。兩個條件單獨都不能導致結果發生，相互之間沒有意思聯絡，結合在一起導致了結果的發生。兩者對結果都有因果關系。
經典案例：甲、乙二人沒有意思聯絡，分別向丙的食物中投放了50%致死量的毒葯，導致丙死亡。對此，甲、乙兩人的行為與死亡之間都存在因果關系，分別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
(6)可替代的充分條件。
經典案例：在丙出發去沙漠旅行之前，甲潛入丙的居所，在丙的水囊裡面投放了致死量100%的毒葯。隨後乙也潛入丙的居所，在丙的水囊底部鑽了一個孔。丙後來在沙漠旅行中渴死。在本案中，導致丙死亡的原因是乙的行為，乙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甲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甲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
注意：本案中甲、乙都可能提出辯解：沒有自己的行為，被害人也會死亡。進而主張自己的行為與死亡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因果關系是一種客觀的聯系，需要根據自然的科學法則和經驗法則進行判斷，本案中被害人「渴死」，而導致其「渴」的原因正是乙的鑽孔行為，所以乙的行為與丙的死亡存在因果關系。

㈨ 刑法中關於犯罪客體是一種社會關系有什麼弊端

再論我國傳統犯罪客體理論的弊端

我國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一向把犯罪客體定義為我國刑法所保護的、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並把這一犯罪客體視為犯罪構成的一個必要要件。刑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已經表明並且還將繼續表明，這一犯罪客體理論存在著多方面、多層次的弊端。筆者曾就這一犯罪客體理論所存在的弊端，專門撰寫過一文《論我國傳統犯罪客體理論的缺陷》，（註：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對這一傳統犯罪客體理論的形成過程和理論根據的選擇錯誤、對它的現實存在和構成功能的理解錯誤進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我們應當看到，這一理論在我國刑法學體系中已日長時久，根深蒂固，我們不從更深的層次多側面地揭示它的原因所致和弊端所在，很難很快地結束它的存在。一張白紙，可畫美麗圖畫，然一旦先塗上糟糕之作，欲除舊布新，恐非易事。一塊平地，可建宏偉大廈，然一旦先建棚棚架架，必先清理場地，掃除廢墟。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法制的呼喚，科學刑法理論的任務已經昭示，即使化上一定代價，也得要為科學刑法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掃除障礙，開辟道路。不可否認，我國刑法理論目前的表面繁榮，並不能掩蓋其深層的混亂和眾多的瑕疵。而放下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理論包袱，壓擠沒有多少理論價值的學術泡沫，將是我國刑法學界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為此，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和揭示我國傳統犯罪客體理論的弊端，以期正本清源，除舊布新。

一、傳統犯罪客體理論存在著犯罪客體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混淆

法律是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的產物，刑法就是如此。推開人類刑法史殿堂的大門，追尋刑法的起源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刑法不外乎是社會中一個集團、一個階級、一個階層、一個政黨奪取政權，形成統治秩序後，為了鞏固自己已經獲得的政治統治和維護自己控制領域的社會秩序而制定的用以削平反抗、制止混亂、預防犯罪、懲治犯罪的一種強力武器。任何刑事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必定要從自己已有的統治關系出發，鞏固和維護為統治者所認可的社會關系。一句話，刑法的制定和適用就是為了保護現有既存的為統治者所認可的社會利益。在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始終處於特殊的保障法的地位。刑事立法者規定什麼行為是犯罪，有哪些犯罪，用以保護什麼樣的社會利益，一切都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把保護為統治者所認可的規定統治關系、對統治者有利的社會利益作為刑法制定和適用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從這一意義上說，刑法中蘊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是共通的，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的。但是，當社會發展到不同利益主體的各個集團、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各個政黨由激烈的社會對立、社會對抗開始轉向彼此能夠互相容忍、互相協調、和平共處的時代，刑法中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必定逐漸分離，刑法的政治需要功能為主的傾向必然開始向法律公正功能為主的傾向傾斜。一部人類刑法發展史的軌跡清楚地反映著這一過程的演變。

刑法本來蘊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相互關系，能否簡單地移植到犯罪客體中？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作了大膽的嘗試。我國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來源於前蘇聯的刑法理論。而前蘇聯的犯罪客體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時代背景正好處於階級對立、對抗的歷史階段。於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任何一種侵害行為的客體，都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是社會主義刑法體系中的犯罪的客體」（註：〔蘇〕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頁。）的理論開始問世。既然在當時，刑法被視為是階級利益的反映，設立一個犯罪客體的形式並把它視為是階級利益的載體，就成了最好的選擇。然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設立犯罪客體時，一開始就把它納入到犯罪構成結構中，把它視為最能夠說明犯罪政治性質的依據。當犯罪客體被描述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後，即使一個最輕微的犯罪，也被視為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侵害。因為「無論是具體犯罪的任何客體，它們都與作為一般客體的社會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有機聯系，而且在邏輯上和實際上也都是並列的。」（註：〔蘇〕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頁。）傳統的犯罪客體一開始就擔負著說明犯罪政治性質的政治任務，體現著它的政治功能所在。然而，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在這里犯了一個結論性的錯誤，即某種行為是否要被確定為犯罪在刑事立法上總是由於政治的需要，而根據政治需要在刑法中確定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後，某種行為在刑事司法中能否構成犯罪是由於法律的規定，而不直接來源於政治需要。法律可以隨著政治的需要而隨時發生變化，但刑事司法不能、也不應跨越法律的規定直接隨著政治的需要發生變化。如果在刑事司法中認定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來源於政治需要，那麼，法律的公正性、權威性和穩定性就不復存在了。這樣，即使容納了以社會關系為內容的犯罪客體的犯罪構成，只要其在法律上的功能是一種犯罪的規格，是一種定罪的依據，那麼構成犯罪的事實只能是一定的主觀罪過和一定的客觀行為。所謂以社會關系為內容的犯罪客體無法起到定性定量的定罪作用。犯罪構成在刑法中確立以後，刑事立法設立某種犯罪構成的政治需要依據-保護社會利益-的政治功能已經和犯罪構成在刑事司法中運行時所體現的法律功能開始分離。

然而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不但把犯罪客體視為刑法保護的社會關系，是刑法設立某種犯罪構成的根據，體現著它應有的政治功能，而且把犯罪客體視為犯罪行為侵害的社會關系，把它納入到犯罪構成中看成可以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根據，讓它體現著法律功能。但是，這種使犯罪客體同時具有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傳統犯罪客體理論的努力能否成功，在我們看來是值得懷疑的。政治講究需要，法律講究公正。從政治需要角度而言，刑事立法設立什麼樣的罪名，以保護什麼樣的社會利益，總是根據立法者的需要和意志加以選擇和確定的。刑事立法者既可以針對社會全體成員制定普遍性的刑法規范，也可以針對社會部分成員制定專門性的刑法規范，如1981年6月1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兩勞」決定》。這些刑法背後無不蘊含著一種治國治世的政治需要。法律一經制定施行，它就成了人們行為的規范。刑法面對的總是在一定罪過支配下已經進入刑法領域的各種危害行為。沒有法定的危害行為的出現，就沒有犯罪的成立。不管刑事立法出於什麼樣的政治需要，保護的是特定的社會利益，一種犯罪的設立是針對什麼樣的社會成員。為犯罪而設計的犯罪構成永遠總是針對著在一定罪過支配下的行為，犯罪構成中不可能包括政治需要這種抽象的內容。因此，以社會關系為內容的傳統犯罪客體也就不可能成為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也不可能體現傳統犯罪客體理論所設計的法律功能。

出於政治需要而創立的傳統犯罪客體不可能體現它應有的法律功能，還因為是由這一傳統犯罪客體的內容-為犯罪行為指向和侵害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何謂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生活的生產-無論是自己生活的生產（通過勞動）或是他人生活的生產（通過生育）-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是指多個人的合作。」（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頁。）列寧也曾指出：「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關系」。（註：《列寧選集》，第10卷，第88頁。）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表明了社會關系不外乎是人們在共同的生產和生活活動過程中所形成或結成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既可以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又可以是一種主觀的選擇。但是，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體現在社會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馬克思說過：人「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 186頁。）一個人慾與他人結成何種社會關系，是可以由這個人進行主觀選擇的。他既可以確認，也可以改變。無論是確認還是改變，都必須由這個人作出一定的行為表示才能成為現實。一個人實施一定的行為欲改變一定的社會關系。這是因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基礎是具體的、物質的，但其表現方式都是抽象的、精神的。主體行為和客體對象的關系在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永遠是具體的物質關系，因此行為不可能跳越一定的物質對象直接和社會關系發生聯系。而即使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由於不可能和一定的行為直接發生聯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決定行為的性質。同時，刑事立法者從政治需要的角度出發要保護某種社會關系（實際上是社會利益），只能通過法律的規定，告訴社會成員什麼行為為法律所允許，什麼行為為法律所不允許。法律總是針對人的行為而言。沒有人的行為，人在刑法上便沒有意義。因此，刑事立法要保護某種社會利益，關鍵在於禁止某種行為。而刑法上的行為性質，是由行為人的主觀罪過性質所決定的。因此，作為傳統犯罪客體內容的所謂社會關系仍然不能具有和不會體現其所謂的法律功能。

在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中所存在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發生混淆的深層原因，不但在於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片面地理解刑法的政治功能，而且還在於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又片面地強調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為了體現刑法的政治功能，於是就產生了可以脫離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原理和一般法學的基礎原理而人為創造出一個犯罪客體的形式，把它看成是一個可以跳躍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一定的人或物，直接成為社會關系的載體。為了體現犯罪客體的法律功能，於是就違背定罪要求的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把所謂的犯罪客體納入到犯罪構成中來，把它看成犯罪具有的反社會政治性質和反秩序法律性質的首要依據。其實，刑法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效果本不待言，司法實踐只要嚴格依法辦事本身就體現了刑法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效果。然而，傳統犯罪客體理論通過創立了所謂的犯罪客體，混淆了其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後，使得有些人更喜歡從政治的角度評定一個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更喜歡從行為所謂侵犯的社會關系性質上分析認定，而不是首先從行為的違法性上去分析認定。這樣，依法辦事，嚴格執法的嚴肅性往往讓位於政治性的評價。在這方面，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正好如魚得水，游刃有餘。這是因為在犯罪構成中增加了一個以社會關系為內容的犯罪客體，並將犯罪客體劃分為直接客體、同類客體和一般客體，一旦將某一種犯罪置放於一般客體這一層面上進行分析認定，就可以對其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進行任意的演繹和概括，進而就可以對任何一種犯罪言明對其嚴懲的必要性而無限上綱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法律本身在成為政治需要的產物以後（當然還包括秩序需要），在發揮其法律功能過程中還得處處體現、服從政治需要，那麼，法律具有的公正性、嚴肅性和穩定性就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不復存在。過去長期存在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今天仍還存在的某些輕視法律、法制觀念淡漠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已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認為，只有對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進行深刻的反思，認識到其所存在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發生混淆對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將傳統的犯罪客體還原為社會利益，把它視為是刑事立法設立犯罪構成的根據，在這方面讓其盡顯它的政治功能；而將犯罪構成中的犯罪客體還原為犯罪行為具體指向、施加影響或發生作用的人或物，在這方面讓其盡顯它的法律功能。這樣，刑法理論才更具有科學性，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運行才具有根據性和准確性。但這是傳統的犯罪客體理論已無法做到的

㈩ 刑法理論中死刑存廢兩種學說各自的理由

（一）
在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以犀利的視角批判了當時野蠻而又殘酷的刑事制度，控訴和揭露了制度背後的蒙昧主義，使人們對於犯罪與刑罰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書中，貝卡利亞首次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這一思想成為後人在討論死刑存廢問題時無法繞開的高峰。而如今，當我們再次回歸原著，重新梳理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也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關於死刑存廢這一問題的論證，從方法和思路上看，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種是從死刑的效用性出發，討論死刑的實施對於規制犯罪行為是否有效；另一種立足於死刑的正當性分析，判斷死刑是否應該廢除。效用性判斷與正當性判斷這兩種思路的確立，為我們去審視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視角。
在效用性判斷上，貝卡利亞通過比較死刑與終身監禁的實施效果，展開了相關論述。在他看來，「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處死罪犯的場面盡管可怕，但只是暫時的，如果把罪犯變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苦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麼，這種喪失自由的監禁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對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終身監禁，因而主張應當廢除死刑，改用終身監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斷實際上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由於不同認識主體有著不同的經驗或實證材料，對於死刑的效用性也會做出不同的判斷。按照這一判斷思路，似乎並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應當被廢除的結論。因此，貝卡利亞在書中關於死刑實施效果的分析，並不能成為支持廢除死刑這一論點的可靠依據。
（二）
死刑的存廢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價值層面上的問題，一個價值性質的主張是無法通過事實材料加以證成的。在釐清問題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就貝卡利亞廢除死刑的觀點在價值性判斷層面上進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從價值性判斷這一角度來看，貝卡利亞在書中主要基於社會契約論及立法的內在邏輯闡述了廢除死刑的依據。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當人類達到一種自然狀態不利於生存的境地時，人類為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去克服阻礙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便尋找一種形式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形式便是「社會契約」。
基於這樣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要將自己的權利、財富、自由中其用途對於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奉獻出來，轉讓給國家，以便國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
貝卡利亞贊成盧梭的「社會契約說」，並利用「社會契約」理論說明為什麼國家無權對公民適用死刑。他在書中指出，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組成國家時，並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權，因而國家便沒有以死刑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力。他認為：「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願意把對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掌管呢？每個人在對自己作出最小犧牲時，怎麼會把冠於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
不能說貝卡利亞的這一見解毫無道理，但這一見解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誠然，按照盧梭的設想，個人在與國家訂立契約時，不會把自己的一切權利都交出去，更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權也交出去，因此，國家不能無緣無故地剝奪守約公民的生命權利。但是，對那些違約的個人，卻不因此就認為國家一概不能剝奪其生命權利。原因在於，社會契約絕不僅限於這一種。在殺人犯殺人這一具體情形下，按照訂立契約的主體，可以分為國家與受害者之間的契約、受害者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以及國家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
三種契約有著各自不同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如國家與受害者訂立契約之際，受害者向國家讓渡一定的權利、財富或者自由，這是受害者向國家負有的義務；與之相伴的是獲得國家對其生命權的保護這一權利。當受害者的生命被剝奪，國家應然履行保護個人生命權的義務，從而採取措施對殺人者施以懲罰，由此可以得出國家按照契約原則剝奪殺人者生命權具有正當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按照契約約定的內容不同，會成立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就加害人與國家之間訂立的契約而言，契約訂立之際，殺人者要獲得國家權力對於其生命權的保護，就應向國家做出保證，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因此一旦其實施殺人行為，即意味著其違背了約定義務，國家則依照契約放棄對其生命權的保護。按照這個思路同樣可以得出國家按照與個人訂立的契約，在個人實施殺人行為的情況下，剝奪其生命權的正當性。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上，貝卡利亞認為，國家一方面懲罰殺人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死刑實施殺人，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謬的。他指出：「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並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
在這一點上，貝卡利亞只從表面上看待犯罪殺人與死刑殺人的相似之處，忽略了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非法的殺人，後者是合法的殺人；前者是出於卑劣的目的殺人，後者是為了預防犯罪而殺人；前者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殺人，後者是為了保護公眾的利益而殺人。
（三）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溫·丹·哈格在這一點上指出：「當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與監禁時，我們並不說『合法的綁架』。逮捕與綁架在自然意義上無法區分。但是，法定懲罰不必從自然意義有別於犯罪。懲罰因其有著社會的支持與正當的目的而不同於犯罪……要是像貝卡利亞所認為的一樣，以處決懲罰殺人——以罪犯對其受害人所為的行為作為對其的懲罰——是荒謬的，那麼，對一位貪污犯處以罰金或剝奪一個剝奪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樣是荒謬的。將搶劫與征稅、謀殺與處決、贈予與盜竊相區別的不是自然行為而是其社會意義。」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的分析上，由於貝卡利亞沒有分清犯罪行為同依照法律實施懲罰犯罪這兩種行為各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其認為國家懲罰殺人行為存在內在矛盾的觀點是片面的。
通過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有關廢除死刑的觀點進行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效用性判斷和正當性判斷兩個層面上其觀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觀點對於分析死刑存廢問題的思想價值。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對於這些問題的發掘，實際上為我們更加深入地去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開闊了思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處罰體系從過去的殘酷性向人道性發展，限制、廢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國繼刑法修正案（八）減少13個死刑罪名、保留55個死刑罪名之後，歷經三次審議，於2015年8月29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減少9個死刑罪名，在執行少殺、慎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今社會價值越來越多樣化，需要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去審視死刑的存廢問題。「殺人償命」不能被簡單地徹底否定，因為我們應當看到這一觀點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慮到在懲罰惡劣犯罪上，死刑的實施對於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民眾所具有的那種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廢的問題時，我們需要審慎地做出價值權衡，分析判斷：死刑的實施涉及哪些價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圍繞這些因素我們應如何去權衡。
當今世界越來越把廢除或限制死刑適用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顯著標志，這要求國家在死刑存廢的價值權衡上應密切關注當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適性的標准，及時確立起自身清晰的態度及立場，而不應成為民眾情感宣洩及社會輿論導向的附庸。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