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法總論商行為

⑴ 商法總論的內容簡介

《商法總論》是一本適用於高等教育法學本科商法總論課程教學使用的教科書，由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及法律學院的一批民、商法學者編寫而成。內容不僅包括了商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還結合我國現行法律，深入淺出地闡述了商事主體、商行為、商事登記、商號、商業賬簿等具體商事制度。因此它不僅可用作法學院的教科書，還可作為一般讀者了解商法知識的讀物。

⑵ 商法的案例分析

該公司應當為公司法規范的公司。

合夥企業法未禁止合夥企業的名稱中帶有「公司」字樣，但是，一般說「公司」就是指公司法所規范的公司。

1，甲不出資，亦沒有在股東名稱里出現。那麼，根據公司的相關規定，甲不為該公司股東。只有股東才有分紅權。所以，甲沒有分紅的權利。

公司法第三條：公司界定及股東責任

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第四條 股東權利

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

第三十四條 分紅權與優先認購權

股東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的除外。

2，乙出資，應當為該公司股東。但是公司的債務應當由公司承擔。股東對公司只負有限責任。

公司法第3條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3，丙不出資，就不為公司股東。無法在股東名冊中記載。股東應當出資。

4，企業名稱錯誤。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名稱應當含有「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字樣。

公司法第8條規定：依照本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必須在公司名稱中標明有限責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樣。 依照本法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公司名稱中標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樣。

⑶ 民商法學的分類

民法學
本方向主要從事傳統民法學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總論、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侵權行為法等法律領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國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我國法制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人大法學院最早在全國設立民法專業，編寫了第一部民法學教材，並擔負起為全國許多大專院校培訓師資的任務。人大復校以來，本方向的教師參與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等許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養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博士生、碩士生和近千名高級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內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民法總則。佟柔教授生前曾經確立了民法的地位、調整對象和體系，這些觀點一直成為民法學界的主流觀點。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民法總則理論，並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已完成了民法典體系問題的研究，並已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咨詢報告。《我國民法典重大疑難問題之研究》獲得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人文社科類）。
2、物權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組織國有財產權和國有企業經營權的研討，出版了《國家所有權研究》等一系列專著。近幾年來，又出版了《物權法論》、《物權法研究》等著作，並承擔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的「物權法專家建議稿」 、《國有資產管理法草案建議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議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還組織全國的專家學者撰寫出版《中國物權法疑難問題探討》一書（共120萬字）。在舉世矚目的《物權法》的制定過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學科帶頭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參與了物權法的制定過程，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極具說服力的說明和論證，並先後組織了10多次國際國內研討會，對物權法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這些學者的許多觀點和意見為物權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動了《物權法》這一極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開設了合同法課程，自90年代以來，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學，出版了《合同法新論·總則》、《合同法疑難案件研究》、《違約責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人格權法的專著和教材，多次承擔有關人格權法的疑難問題、人格權的法律保護等研究項目。出版了大量專著。本方向最早開設侵權行為法課程，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侵權法的教材，並承擔了司法部統編教材人格權法、侵權行為法的撰寫工作。本方向積極參與侵權責任法的起草制訂工作，已完成中國侵權責任法專家建議稿並提交全國人大法工委。
5、民事證據法。本方向受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從事我國民事證據法專家建議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為此，以王利明教授為首，成立了「中國證據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組」。並與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舉辦了「民事證據立法」研討會，出版了《證據法研究與實用叢書》共四本，近300萬字，組織翻譯了國外的證據法資料約100萬字。
學術帶頭人王利明教授是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1991年被國家授予「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稱號；1995年被中國法學會評為「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1997年被教育部列入為「跨世紀中青年學術帶頭人培養計劃」。已出版民商法研究（1-6輯）、物權法論等個人著作10餘部，合著作品10餘部，主編各類教材15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80餘篇，其中在國外雜志上發表論文6篇，現為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國家重點文科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作為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國家許多法律的起草和研討工作，是我國民法典和物權法起草小組成員之一。
家庭法學與社會法學
本方向分為婚姻家庭法學和社會法學兩個部分。其中婚姻家庭法學主要從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包括婚姻家庭法、收養法、繼承法等法律領域的研究工作；社會法學主要從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的研究。本方向在50年代就組織撰寫了婚姻家庭法和勞動法方面的教材和學術著作，80年代初開始招收婚姻家庭法和勞動法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是國內第一個招收婚姻家庭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學科點。本方向在下述各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婚姻家庭法。最早開設婚姻家庭法學課程，在理論研究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出版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學的教材與專著，其中《婚姻法》教材曾獲教育部優秀教材獎。本方向的研究人員參加新中國兩部《婚姻法》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和立法研究工作，並是第二部《婚姻法》草案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曾就《婚姻法》的修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交了專家建議稿，並參與了多次立法論證活動；並且承擔了《完善我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大型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
2、繼承法。出版了國內第一部《繼承法學》教材，並獲教育部優秀教材獎。出版了國內第一部《比較繼承法》的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展開關於現代財產繼承法律制度的研究。
3、勞動法。主編國內第一部《勞動法學》教材，並獲得司法部優秀教材獎；還出版了一系列勞動法學的教材及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起草了《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配套法規，並是《勞動法》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就《勞動法》的修訂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細則進行相應的研究。
4、社會保障法。出版了《社會保障法》教材和若干學術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社會保障法的法制講座。該方向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是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的重要機構，舉辦了「中法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等許多重要的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社會保險法》的起草工作；承擔《中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
5、社會特殊群體保護法。本方向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專門為殘疾人提供權益保障的法學研究與服務機構——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出版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專著和保護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的有關教材。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社會特殊群體保護法的立法起草與立法研究工作，並是這些法律草案的主要執筆人。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實證研究》科研項目的研究。
學術帶頭人龍翼飛教授是國內較早獲得民法學博士學位的學者，現任人大法學院副院長，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六個國家部委的專家顧問。曾參與了婚姻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的起草與立法研究工作，並是多部法律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曾先後赴法、日、德、英和香港、台灣地區進行學術交流。發表了婚姻家庭法和社會法方面的個人專著10餘部，合作著作10餘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近30篇，並兩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社會保障與法制建設》的法制講座。
商法學
本方向主要從事商法學各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包括商法總論、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部門法內容。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其理論發展與民法學理論發展密不可分。人大法學院自80年代起即在國內率先開設了商法總論、外國民商法、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等課程，90年代又撰寫出版了國內第一部中國商法總論著作和第一部關於證券發行與交易法制的著作；本方向的教師參加了《公司法》、《證券法》和有關公司證券的行政法規的起草與立法討論工作。本方向已被確定為國家文科重點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學科，具有顯著的學科基礎優勢和學科綜合優勢。
1.商法總論。本方向在國內(及港台受聘教學中)率先開設商法總論課程，本方向研究人員撰寫了國內目前僅有的兩部關於商法總論的著作和教材，該教材在國內教學科研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並被廣泛使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員目前正在進一步深化對於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擬作出適合於我國商法各部門法發展要求的商法總論研究成果。
2.公司法學。本方向90年代初即為人大法學院及港台聯合教學的研究生開設公司法課程，本方向研究人員撰寫的《中國公司法》著作和相關教材在國內具有重要的影響，並長期參與《公司法》和有關法規的立法活動。目前正在進一步深化對於公司法理論的研究，計劃於近年來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理論研究性質的公司法研究成果。
3.證券法學。本學科方向在國內證券法教學科研中居於領先地位，在國內(及港台受聘教學中)率先開設了證券法課程，招收證券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並專門為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國內40餘家證券公司的從業人員開辦證券法的培訓班，講授相關課程。國內首部證券法著作《證券發行與交易》（該書已再版5版）就是有本方向人員完成的，並進一步編寫了首部證券從業人員資格考試統編教材《證券發行與承銷》與《證券交易》，此外本方向的研究人員撰寫的《中國證券法》和有關證券監管制度的著作在國內具有重要影響。
4.票據法學。本方向在國內率先開設了票據法課程，90年代初即出版了中國票據法的專著，在中國票據立法改革後又率先編寫出版了票據法教材。本方向的研究人員計劃對中國票據制度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符合國際票據交易慣例的研究成果。
5.海商法學與保險法學。本方向人員自80年代中期率先在國內法律院校中開設了海商法及保險法課程，並撰寫出版有關於海商法的教材6部、保險法的著作6部。
學術帶頭人董安生教授是國內較早獲得民商法博士學位的學者，博士生導師，是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國家文科重點基地)研究員、金融與財政政策研究中心(國家文科重點基地)研究員、金融與證券研究所研究員。另擔任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中國比較法學會理事等職。曾受聘在香港、台灣數所大學講學。已撰寫出版民商法著作12部，主編並撰寫教材8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10餘篇。其撰寫的《民事法律行為》、《英國商法》、《證券發行與交易》等書在國內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方向學術骨幹葉林教授等在民商法理論、公司法、證券法、外國民商法、仲裁法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所撰寫的《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法》、《商事仲裁法》等教材在國內均有很大影響。

⑷ 商法總論簡答題 商事登記主管機關有哪些

法院、行政機關

⑸ 商法總論簡答題主要考什麼內容呢

我這學期也考商法，我把我們老師劃的重點說一下吧。每個老師講的內容出的題都不一樣，僅供內參考，說實話我覺得容你這么問沒什麼用。
商法的基本原則重點看，商人的概念非常非常重要，商行為的分類重點看。
我們這學期不僅考商法總論，還考公司法，所以重點是公司法。商法總論我們老師給的需要重點關注的內容就上述三個方面，希望對你有幫助。

⑹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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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Justice , 1955 《通向公正之路》
The Discipline of Law 《法律的訓誡》
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0 《法律的正當程序》
What Next in the Law , 1982 《法律的未來》
The Closing Chapter, 1983 《最後的篇章》
Landmark in the Law 《法律的界碑》

⑻ 求兩道商法總論案例分析的答案

第一，民事和商事活動在主體方面存在一定區別。民事法律主要是調整公民之間關系的規范，因此所有公民都可能成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但商法則不然，它是調整作為商人的那一部分公民之間或那一部分公民與公司以及公司之間的規范，因此，並非所有公民都可成為商法關系的主體。這就意味著，民一庭的法官與民二庭的法官有可能面臨的是性質不同的當事人。

第二，商事和民事活動在客體方面也存在一定區別。商法所調整的對象顯然與民法不同。具體說，前者調整的對象主要是象買賣這樣的貿易活動，權利義務標的一般是商品；而後者則是所有涉及人身關系、財產關系、權利或其他利益的行為或活動。這就意味著，民一庭的法官與民二庭的法官所處里的糾紛是性質不同的事務。

第三，商法與民法所調整的范圍有所區別。商法的調整范圍復雜多樣，通常包括公司、票據、保險、破產等特別的商事領域，而各個領域都有其很強的特殊性和技術性，調整的手法和方式很不一樣；民法則基本是圍繞著人身關系和一般的非人身財產關系來進行調整。因此，民一庭的法官與民二庭的法官要適用性質不同的法律，適應不同領域的特殊性與技術性。

第四，民法來自於根深蒂固的、源遠流長的一般社會生產和生活；而商法則出自於變化多端、隨時發生或更新的商業活動習慣。所以，相對於民法而言，商法是不穩定的、多變的。與此相反， 民法則必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否則就會導致法律安全受到消極影響。而這就意味著，民一庭的法官與民二庭的法官在適用法律時的解釋方法不同，要適用不同的裁判標准

⑼ 商法總論的作者簡介

張瓔，女，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商法教研室教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會員，上海法學會會員。曾赴瑞典留學，長期從事公司法、商法等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參編合著《中國證券法學》、《中國涉外經濟法學》、《新編經濟法學》、《公司法》、《商法教程》等多部教材。在境內外專業雜志上發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