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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刑法文章

發布時間: 2022-04-10 22:13:47

刑法方面的論文

選擇自己熟悉有興趣的內容來做 。

② 如何學好刑法

結合案例學習是根本的、唯一正確的學好刑法的方法。
刑法總論部分要學好犯罪構成專的四個構屬成要件,尤其是犯罪的主觀方面的分析,難點是間接故意和輕信能避免的過失的區分;犯罪形態;罪數及歸責原則等問題都是總論部分的難點及司法實踐中極易出現的問題。分則部分的學習主要是要注意對犯罪行為(也就是客觀要件)的准確把握。刑法分則的分類是按所保護的客體進行分類的,所以要注意具體刑法罪名在各章節中的歸類(這是初學刑法者易忽視的,如搶劫罪侵犯的是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雙重客體,但卻歸類在財產犯罪中,所以如何區分搶劫與搶奪、敲詐勒索甚至盜竊是重點),這有助於准確定性。
最後建議你多看看案例評析、研究方面的書,尤其是高法編的《刑事審判參考》。趙秉志教授編的案例研究的書挺多,挺實用,對你學好刑法會有幫助的。

③ 刑法的畢業論文寫哪些題目比較好寫

1、有研究來價值。它是指自法學論文題目有學術價值,即有助於法律專業和法學學科的發展。

2、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指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指導或促進作用。

3、有創新性。它是指該題是前人沒有研究過,根據這個題目寫出來的法學學術論文,能填補本專業的空白。

4、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它是指自己選定的法學學術論文的題目雖然有人已經寫過,但內容不深刻或不全面,或有疏漏甚至是謬誤之處。

5、有強烈的創作欲。由於寫作法學學術論文需要付出艱辛的腦力勞動,要克服重重困難,而要做到這些,就需要自己有主動的強烈創作慾望。

6、符合自己擅長的法學專業。這是指選定的法學學術論文題目,是自己擅長的法學專業內的題目。法學學術論文,是法學專業性、學術性很強的文章。

7、吸收相關學科的知識,使法學專業知識與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邏輯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知識相融合。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寫出創新突出,緊跟時代發展潮流的學術論文。

(以上內容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④ 違反「罪刑法定」的案例有哪些

如下:

⑤ 刑法適度性原則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遷,犯罪在發展,刑法也應當演進。隨著新型犯罪的激 增,可以預期今後的犯罪將更多地集中於法定犯,也可以說刑法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將由法定犯來決定。本文以法定犯為視角,立足於科學的犯罪觀、理性的刑法觀、 現實的刑罰觀等觀念基礎,論證了刑法適度性原則的科學內涵,及其評判標准和實 現方法,倡導刑法與社會、刑法與程序法、刑法與前提法以及刑法結構和刑法運行 機制的雙向互動,促進刑法的良性發展。 論文除導言和結語,共分四個部分,全文約56000字。 導言部分論述了選取法定犯作為研究視角的意義。文章首先肯定了法定犯與自 然犯這一分類的意義,並預言今後的犯罪將大量地集中於法定犯,刑法學研究的難 點和未來的熱點也都將集中於法定犯。以法定犯作為本文的研究視角,更能凸現現 1 代刑法的先進理念,更能彰顯刑法適度性原則的理論及實踐意義。 第一節論證了刑法適度性原則的科學內涵及正確定位。文章首先對刑法適度性 原則的提出進行了探源,認為適度性原則的提出契合了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現實。 主張從質量統一的角度,從廣度、深度及力度等三個向度來動態地、整體地把握刑 法適度性原則的科學內涵。在此基礎上,文章將刑法適度性原則定位於科學的刑事 政策思想觀念,並對其與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以及刑法改革的世界潮流之間的關系 進行了分析。 第二節論證了刑法適度性原則的觀念基礎。中道權衡的價值觀念以及科學理性 的刑法觀念是刑法適度性原則的雙重觀念支撐。中立刑法觀要求刑法在多元刑法價 值體系中做到中道權衡,既滿足功利需求又側重刑法公正性,既滿足國家、社會的 秩序性需求又充分保障國民、社會的自由,在看似相互沖突的價值之間實現和諧統 一。而犯罪相對性觀念、刑罰功能有限性觀念、社會控制目標現實化觀念以及合理 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的掛念,都要求刑法干預社會應當適度。過度干預或者無為沉 默,社會都必然要為此付出代價。 第三節論述了刑法適度性的評判標准,認為適度的刑法應當符合六大原則:主 客觀相統一原則、必要性原則、手段相當性原則、因時因地制宜、工具性價值與目 的性價值並重原則、充分考慮司法承受能力原則、部門法律調整前置原則。 第四節對刑法適度化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索。文章認為刑法的適度性不僅依賴 內在結構合理的科學刑法體系,而且也離不開順暢的刑法運行機制,二者的有效結 合,才能實現適度性的刑法與刑事法治實踐的和諧統一。

⑥ 關於刑法文章的讀書筆記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讀了張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場》一書。這本書於2002年月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1萬4千字。按照本書的內容提要的說法,本書旨在促進中國刑法學派之爭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規范為根據,以學派之爭為主線,對刑法學的重大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場:客觀主義、實質的解釋論、結果無價值論、客觀的未遂犯論、部分犯罪共同說、並合主義等。

在通讀全書之後,總的感覺是這本書是刑法學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論著作。它的主要特點在於比較全面的闡述了作者的基本觀點,並且從自己堅持的基本立場出發去解釋具體的法律條文,討論具體的疑難問題。在論證自身具體觀點的合理性時,非常注重前後立場的一致和自身理論體系的和諧,避免出現立場對立的具體結論。這在國內刑法學者中是不多見的。大多數學者在研習刑法的過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體觀點,在各方面的知識儲備達到一定程度時,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而這種體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顯得模糊而雜亂,甚至窮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統一的刑法立場。張明楷教授在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響比較深,注意總結自己的根本出發點,重視對刑法學領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的研究,思想相對成熟之後即表明自己的理論傾向性,因此在學術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論的歸宿,這在刑法學界是領風氣之先的。當然,是否需要明確的理論立場,在研究到什麼階段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國的刑法學界是否象德日那樣需要有對立的刑法學派,這些問題都尚無定論,還需要歷史的檢驗。

在讀過了張明楷教授的書之後,我對上述這些問題沒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結合幾年的學習經歷,隱約感到,一個刑法學者採取什麼樣的基本立場,是需要多年的積累和反復的思考的,在我國目前的研究現狀下,恐怕能總結出自己的基本立場的學者不會很多,應該是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論體系的少數資深學者。對一個剛剛入門的年輕學者來說,似乎不宜先入為主,給自己設定下主觀主義或者是客觀主義的框架,這樣可能會束縛手腳,反而不利於開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認同的基本立場。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學界的舊派與新派的比較和分析。同時,作者對中國刑法學界的理論研究特點作了必要的論述。作者認為,從總體上看,雖然我國刑法理論一直聲稱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在事實上卻與重視主觀內容與心態的主觀主義觀點沒有本質的區別。

本書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論當中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比較和分析。在權衡兩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時,作者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客觀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從我國新舊兩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變遷來看,舊刑法更多地體現了主觀主義的刑法理論,而新刑法則有意的向客觀主義傾斜。作者對新刑法向客觀主義傾斜的立法態度表示了贊賞,同時對傳統理論當中包含的比較濃重的主觀主義色彩,提出了學理上的批判。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論述如何解釋犯罪構成要件的問題。作者全面論述了形式的解釋論與實質的解釋論,表明了自己傾向於實質的解釋論的立場。在作者看來,實質的解釋論側重於犯罪的本質,有利於確定犯罪的合理范圍,這樣研究時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從作者前後的刑法立場來看,作者提倡實質的解釋論,這與作者認為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之間,顯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實質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書的第四部分,是關於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的比較和分析。因為作者堅持客觀主義的立場,認為法益侵害為犯罪的本質特徵,所以在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之間理所當然地會選擇結果無價值論。作者認為,提倡結果價值論,有利於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圍,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使得沒有發生實際危害結果的行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斷正當行為是否成立時,其客觀的危害結果是重要的判斷指標。在緊急避險當中,受到損害的法益和被避免發生損害的法益相同時,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樣的結果是法益並沒有受到損害,因此不能認為是犯罪。對於傳統理論當中一直主張按照犯罪未遂處理的對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認為,根據結果無價值理論,這些行為根本不可能造成實際的客觀危害結果,根本沒有任何法益受到損害,因此不能作為犯罪處理。

本書的第五部分,是客觀的未遂犯論與主觀的未遂犯論。作者認為,從實質上看,新刑法採取的是客觀的未遂犯論。作者在兩者之間傾向於客觀的未遂犯論,基於這一基本立場,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態的認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觀點。作者主張的既遂和未遂的認定標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觀行為,特別是實際的危害結果和危險性的要素,與帶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的傳統理論差別很大。

本書的第六部分,是關於共同犯罪的理論。作者論述了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表明了自己贊同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立場。作者認為,在數個行為人基於不同的犯意同時對某一法益實施侵害行為的情況下,不同的犯罪構成之間的重合部分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與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況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與實際實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

本書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共犯從屬性與共犯**性。作者論述了共犯從屬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的含義,並且評價了中國刑法學界某些學者主張的共犯從屬性與**性兩重性理論和共犯**性理論。作者認為,這些理論不符合刑法的從屬性理論和**性理論的基本含義,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論上堅持既非**性,也非從屬性,更非兩重性的立場。

本書的第八部分,是關於刑罰的基礎理論。作者論述了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以及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表明了自己傾向於並合主義的基本立場。並且認為,1997年通過的新刑法體現的正是作為折中理論的並合主義。

讀完此書之後,我認為其中最值得贊賞的是作者論述基本理論問題時和諧統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體問題時表現出的大局觀。當然,這不是說有了統一的嚴密的基本立場作基礎,就足以保證具體結論的科學性。事實上,在作者為說明基本立場而列舉出的諸多具體問題的論述中,時常可以見到抽象理論指導下的簡單推理,這就直接影響了最終結論的科學性。這些現象主要出現在作者簡要論述的一些問題中,而對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態中的未遂犯等問題的論述還是相當細致的,經得起推敲。

從我自身的理**底和學術心得來看,對本書作一個整體性的評價是非常困難的。對於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各種刑法基本范疇,雖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還沒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頭腦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確信的所謂基本立場,在考慮具體問題時常常在兩級之間搖擺,以求實現某種體現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種理想狀態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實現?因此,就我自身的學力而言,只能對其中的某些問題作一番評論,這些問題主要是我自己平時也曾經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在作者論述的各個刑法基本范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極力推崇法益理念,將其作為犯罪的本質特徵,並且直接指導刑法解釋的推理過程,甚至在諸如工具不能犯的評價等問題上都堅決貫徹法益理念。對此,我是非常贊同的。我在以前的學習過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體)在刑法理論中的重要性的問題,深感理論界對客體,特別是個論中的具體犯罪的客體研究得很不夠,而且在研究構成要件諸問題時一般也很少考慮法益的意義。張明楷教授宣揚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值得提倡的。張教授在書中寫道:「由於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意味著發揮法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即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結論,必須使符合這種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確實侵犯了刑法規定該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從而使刑法規定該犯罪、設立該條文的目的得以實現。」(第128頁) 我覺得,在司法實務界和刑法理論界都存在著輕視法益的風氣。司法實務界輕視法益,其實無可厚非,畢竟實務中依據的是現有的規范,自由發揮的空間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過於抽象,理論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規定,所以難於取捨,只好敬而遠之。而刑法理論界應當承擔起這個任務,多從法益的角度考慮具體問題,似乎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例如訴訟欺詐問題,理論界討論的比較多,在研究究竟應當認定為何種犯罪時,似乎更多的是依據慣常的思維方式,先找出可能構成的犯罪,然後在分別分析是否符合其構成要件。這種思維方式在實務部門中是很有效的,有利於快速的解決具體的案件。

但是,在作純粹的超然於立法之外的學理研究時,不妨先從這種行為的本質特徵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會關系,然後對這些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作出權衡,根據重法益來確定犯罪的性質。經過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認為訴訟欺詐行為侵害了敗訴一方的財產所有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嚴重的法益侵害發生在訴訟過程中,行為人的虛構事實、編造偽證的行為直接侵害了司法機關的司法權威,應當屬於妨害司法罪的范疇。對民事訴訟中的誣告和偽證行為,也許現有的條文中沒有對應的規定,但這是立法完善的問題,不應成為否定其犯罪性質的依據。[1]當然,我作出這樣的論斷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恐怕經不起推敲。

當然,對張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應當作具體的分析和甄別,其中一些結論在我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論述緊急避險中的法益衡量問題時,張明揩教授認為:「當價值一百萬元的甲利益與價值一百萬元的乙利益發生沖突,保護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損害乙利益時,從整體上來考察,行為人所實施的避險行為對法益實際上沒有造成新的損害。即使行為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與民法上的責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責任。」我認為,這段論述從推理的過程到最終的結論,都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張教授倡導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應當是具體的,因為每一個具體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後,都有一個具體的承擔者,這是不能抵消的事實。提倡法益保護,其基本出發點正是充分保護社會個體的具體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對法益受侵害的情況作總體的評價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緊急避險中,最終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因同時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認為沒有法益受到侵害。因為作為無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護,侵犯其法益的行為均有可能構成犯罪。緊急避險最終不構成犯罪,並不是因為行為人沒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慮到行為人不具有嚴重的人身危險性,所以法外施恩,這是刑法對人性弱點的容忍。因此,犧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實質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時的行為是刑法難以容忍的,既然損害他人法益並不能在總量上減少損失,為什麼還要損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樣的損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並不充分,原則上還是應當作為犯罪處理的,只不過在處理時從輕發落。如果按照張教授的觀點處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權利時其不合理性則更為明顯。一個人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殺死另一個人,難道不是犯罪嗎?被害人的生命難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嗎?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有什麼權利將死亡的結果轉嫁於他人?如果此時行為人的殺人行為是緊急避險的話,被害人就無權對殺害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防衛了,保護自己生命的行為反而可能構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價值又從何體現呢?

在這本書中,讓我比較感興趣的理論問題是張明揩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論。這種理論以犯罪共同說為基礎,認為「二人以上雖然共同實施了不同的犯罪,但當這些不同的犯罪之間具有重合的性質時,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共犯」(第262頁)。這種學說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同時犯的刑事責任問題和共同犯罪中各個行為人最終罪名不一致時的刑事責任問題。我從總體上對部分的犯罪共同說持否定態度,下面分別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說主要應用於以下幾個方面:

1、數人同時實施類似犯罪行為的情形。「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加害於丙時,只在故意傷害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由於甲具有殺人的故意與行為,對甲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第262頁)這種行為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同時犯。按照傳統理論,同時犯由於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別定罪量刑。事實上,行為人的行為對其他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實施是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的,數個行為之間的相互補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僅僅依照各自的行為分別定罪,似乎不能表明這種共同侵害的嚴重性,也不利於打擊實踐中的趁火打劫的現象。但是,我並不認可部分犯罪共同說。我認為,應當運用犯罪共同說對同時犯進行全新的審視。所謂的同時犯,可分為事先預謀的同時犯和臨時起意的同時犯。對於有預謀的同時犯,雖然數個行為人沒有就某種具體犯罪達成共同犯意,但是對對方的意圖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實施的另一種犯罪行為對其的幫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實施一罪的同時構成另一罪的幫助犯,除非數個犯罪行為之間不具有客觀上的關聯性,即數個行為之間沒有相互幫助的實際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說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構成要件的數個犯罪,肯定是具有這種關聯性的。此時行為人對幫助他人的結果所持的心態,應當是放任的。這樣,在每一個行為人身上存在著兩個犯罪,本罪的實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幫助犯(間接故意),成立想像競合。對於沒有預謀的同時犯,也可能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形成幫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幫助犯;或者是為了實施自己決意下的犯罪行為而放任幫助他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結果,此時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對片面幫助之罪的心理態度是間接故意。在最終的罪數形態上,有可能構成想像競合。

實際上幾種理論得出的結論是幾乎相同的,都是行為人實施的本罪是最終的定罪罪名。區別在於推理過程不同,罪數形態不同。當出現不同於典型的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時,差別就表現出來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別以殺人和傷害的故意打擊丙,甲朝丙的頭部重擊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擊,擊破股動脈,導致丙因失血過多而死。甲的行為實質上是殺人未遂,乙的行為實質上是故意傷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兩罪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為只導致了輕結果,輕行為卻導致了重結果。究竟在什麼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傷害(排除致死結果)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可是這個共同犯罪的罪名對甲和乙來說都不合適。我認為,還是認定為甲構成殺人未遂和故意傷害致死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乙構成故意傷害致死和殺人未遂的幫助犯的想像競合比較合適。

2、存在轉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約乙為自己的盜竊行為望風;乙同意,並按約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風;但甲在犯盜竊時,為窩藏贓物……而當場使用暴力,乙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採取部分犯罪共同說,那麼,甲與乙便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乙就必須追究盜竊罪的刑事責任,但由於甲的行為另成立搶劫罪,故對甲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劫罪。」(第269頁)對此結論,我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我認為,並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說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傳統的犯罪共同說也同樣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刑法第25條規定的共同犯罪不僅可以表現為最終的定罪罪名,同樣可以表現為犯罪過程中形成的階段性共同犯罪形態。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幫助行為和甲的實行行為成立盜竊罪的共同犯罪,無論從主觀方面的共同盜竊故意來看,還是從客觀方面的共同盜竊行為來看,都不存在任何問題。之所以最終沒有認定為同一罪名,是因為甲在構成了共同盜竊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使自己先前的盜竊行為轉化為搶劫行為。從發展過程來看,甲的入室盜竊行為與乙的室外望風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後實施的暴力行為屬於共同犯罪中的實行過限行為,單獨對此承擔責任。只是一般情況下的實行過限導致行為人成立數罪,對因實行過限行為而轉化為重罪的則少有論述。而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盜竊罪與搶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實際上是把甲的先盜竊後轉化為搶劫的行為和乙為協助甲盜竊而望風的行為看成是兩個**的行為,否認客觀上曾經存在過的共同盜竊的事實,然後在抽象意義上比較兩個罪的構成要件,認為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進而認為兩者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這是不符合案件發展過程的實際情況的。此外,判斷兩個罪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盜竊與搶劫僅僅是行為方式不同,不能簡單的得出盜竊加暴力等於搶劫這樣的結論。

3、教唆未遂的情況下。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與之有關之罪。「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規范意義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麼,教唆犯與被教唆犯便在兩罪性質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對教唆犯不能適用刑法第29條第2款;另一方面,對教唆犯應當適用刑法第29條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第283頁)作者認為,甲教唆乙盜竊,結果乙在盜竊過程中轉化為搶劫,則搶劫包含了盜竊,因此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甲認定為盜竊罪,乙認定為搶劫罪。我同意這樣的結論,但是認為依據傳統的犯罪共同說的理論完全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理由與上述第2種情況相同。由於在乙的行為發展到盜竊階段時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內容得以實現,對此時的甲乙都可以認定為盜竊罪。因此盡管最終甲乙兩人被認定的罪名不同,仍然應當認為乙曾經實施過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對甲不能適用第29條第2款。

反過來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實際所犯之罪的話,如何處理呢?根據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在被包含的實際所犯之罪的范圍內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對實行犯以該罪論處,對教唆犯則認定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搶劫罪,而乙僅犯了盜竊罪,那麼,雖然也可以認定甲與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但由於應當認定甲的行為構成搶劫罪,而乙的行為並不包含搶劫,故對甲仍應適用第29條第2款。」(283頁注1) 我同樣同意這樣的結論,但不認可論證的依據。部分犯罪共同說所說的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構成共同犯罪沒有任何依據,已經完全脫離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礎。從主觀上看,雙方沒有就盜竊達成共同的犯意,客觀上,僅僅是乙實施了盜竊行為,甲對此毫不知情。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何來盜竊罪的共同犯罪?張明揩教授依據的僅僅是觀念上的各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共同犯罪的認定沒有任何的事實依據,而且會產生許多矛盾。既然認定甲和乙在盜竊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對兩者都以盜竊罪論處,同時又因為甲教唆的是搶劫罪,所以對甲認定為搶劫罪。那麼甲身上的盜竊罪哪裡去了呢,為什麼僅以搶劫罪論處?在甲的身上只有一個搶劫教唆行為,根本不存在盜竊向搶劫轉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說的理論,甲似乎應當構成搶劫與盜竊的想像競合,這樣的結論顯然更讓人難以接受。可見,部分犯罪共同說中所指的構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觀念上的,虛無飄渺,有時可以決定教唆者的具體罪名,有時又可以決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單獨的以教唆形式構成的此罪和以單獨實行行為構成的彼罪,對教唆犯應當適用第29條第2款。這也是該款規定的初衷,第1款規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而第2款規定的就是個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責任。教唆人與被教唆人的行為沒有本質聯系,不具備構成共同犯罪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基礎,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為符合了該罪的修正構成而成立該罪,適用第29條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實際實施的犯罪定罪。

綜上所述,我認為,張明楷教授倡導的部分犯罪共同說,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對共同犯罪的認定過於理想化,只考慮不同犯罪之間構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忽視了犯罪行為實施的實際過程;二是認定構成要件之間的重合部分有時難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殺人未遂與故意傷害致死之間的重合部分,就很難取捨,此外,說搶劫包含盜竊還算差強人意,那麼盜竊與詐騙、敲詐勒索等侵犯財產罪之間,又是怎樣的包含關系呢?恐怕一時之間很說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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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來看,我也認為訴訟欺詐不能構成詐騙罪。在詐騙活動中,常見的是被害人與實際控制財物的人是同一的。當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認為,要成立詐騙罪,必須在財物的實際控制人和受騙人之間存在委託關系或者是類似的人身關系,使得他們形成利益集合體。也就是說,實際佔有人按照被騙人的指示交付財物,自身不承擔損失或者有權向被騙人索賠,或者與被害人共同承擔損失。訴訟欺詐則不具有這些特點,法院依據國家強制力從被害人手中取得財物,實際上就是受了行為人的欺騙憑借自己的公權力強行剝奪被害人的財產權。而法院並不實際佔有財物,與被害人之間沒有任何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和這種行為相類似的是,作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償還並不存在的欠款,並發出威脅,最後強行從丙處取走財產,這恐怕很難被認定為詐騙罪,因為受騙的甲和受損失的丙處於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間沒有任何的管理財產的委託關系,財物與其說是被騙走的,不如說是被受騙的人搶走的。

[2] 此時的停止形態,我認為應當是教唆之罪的預備形態,只有這樣才能在沒有該罪的實行行為的情況下,單獨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責任。從犯罪預備的構成要件來看,教唆他人就是尋找共同犯罪人的過程,是在為犯罪創造條件,理應認定為犯罪預備。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實際上也與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近似,只是略嚴,不能免除處罰,不妨將其視為刑法對以教唆形式實施的犯罪預備行為的從嚴處罰的特例。所以應當僅適用29條第2款的處理原則,不必再適用第22條第2款關於犯罪預備的處理原則。

有問題可以繼續聯系我。

⑦ 急!求一篇刑法學論文,參考文獻最少十篇,

以人性為支撐的刑法學思考
摘要「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離得多麼遠,它們總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於人性,又高於人性」。本文指出從「人」字支撐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審視刑法中的人性、人道,從中沉
淀理性,升華理性,完善刑法,這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人類情感人性刑法構建
一、關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礎
貝卡利亞在其曠世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這樣寫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滅的人類感情為基礎的話,就別想建立起持久的優
勢。任何背離這種感情的法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戰勝。」②
貝氏的話告訴我們:任何外在與人的規則、制度如果要得到人們的接
受與認同,都必須以人類最基本的感情為基礎而不能背離它,而對人
類感情的考察歸根結蒂是對人性的詮釋,刑法作為關系人們財產、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規范當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礎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類基本感情為基礎,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開歷史我們發現「:作為或者本應作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
這種法律已不是由冷靜地考察人類本質的人所制定得了的,這種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為加以綜合,並僅根據這個觀點進行研究——「最大多
數人分享最大幸福。」③當現實的法律不是「體現全體或最大多數自由
人意志的公約,即不是按大多數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則制定,而淪落
為「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的時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滅的人性為基礎」,因而「背離了這種人性的法
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其戰勝。」一部法律存續的時間同其
背離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這種背離達到了人們忍受的極限,那座
「少數人的吝嗇和野心用人類的鮮血塗飾成的王位和宮殿」便會轟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構建如果背離人心、違反人性的話,是註定要失敗
的。
從人性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
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任何重要問題的
解決關鍵,無不包括在關於人的科學中間,而這個基礎也正是一切科
學唯一穩固的基礎。
二、審視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徵
刑法作為人的一種現實生活規范,人們通過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嚴,做人的保障,還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諧與秩序,在此基礎上追求一
種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種美,審視刑法領域,我們發現刑法正
閃耀著一種人文關懷與人性理念,其意蘊深遠,也是刑法追求美的應
然選擇。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個體而言,每個人的需要都是無止境的,都呈現無限膨脹的趨
勢,而社會資源是有限的,這便產生了(每)人的無限需要與有限社會
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每個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話,在滿足個人
需要的同時不得不照顧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夠容忍的方式來
滿足自己的需要,否則,整個社會也就無從存在。為了調整各種利益
的沖突,減少人們之間的相互摩擦和無謂的犧牲,必須有個規范加以
約束,尋求社會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設,其中,那些超過適
當限度,構成犯罪的行為,由刑法規定製裁,於是刑法應運而生,刑法
是人類文明社會為防止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保護法益而設的一種制
度安排,是「人類有意識的一種生命活動」的產物,體現了人類對幸福
的追求嚮往,是人類審美意識的載體。因此,在人與法的關繫上,人決
定著法,法必須體現出人文關懷,人才能在法中「詩意地棲居」,進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罰之設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樂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為不
快樂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這樣為了防止犯罪
就必須抑制行為人的感性沖動,即科處作為惡害的刑罰,並使人們預
先知道因犯罪而帶來的痛苦大於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樂,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這種立法威懾不同於司法威懾,而是主張
威懾必須通過刑罰文本,在有事實犯罪發生時,法律上的威懾變成現
實的威懾,也就是說,刑法文本的預告是基於人能趨利避害兩害相權
取其輕的理性從而對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強制,「社會上潛在的犯罪
人醞釀犯罪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作為犯罪代價的受刑之苦產生聯
想,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權衡而對受刑之苦產生畏懼
感,進而為避免受懲罰而放棄犯罪。」④這種威懾論本於心理強制說,而
心裡強制說淵源於人趨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認人能基於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選擇。無論任何理論的產生都離不開人,刑罰的設
置亦是如此,刑罰立足於人的本能、本性,順乎人性地制定相應的刑罰
階梯與其相匹配,設置的科學性,構建的合理性,猶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罰階梯圖,美輪美奐,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徵體現。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人類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亞里
士多德曾經常說過「不公正即不平等」對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於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體現,人類具有得到尊重的慾望。「當那些
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卻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
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人性遭到侵損的
感覺。」⑤
刑法平等觀念首先意味著相同的行為在刑法上應當受到相同的
評價和處置,而不能因為主體的身份、社會地位、種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響而有所不同,這種平等的理念是根植於人性的,與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是對人性這一特點的彰顯,體現了刑法渴望平
等,尋求理性、追求和諧的順應人性的美化特點。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構建以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
人性是刑法的基礎,人性刑法要求順應人性,發揚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體現,但是,人性是隱含於內的,刑法
是彰顯於外的,內外信息的不對稱難免會出現錯位現象,我們需要做
的是揚長避短,對其中的理性我們要繼承,人性的缺失我們要及時彌
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聽到了對人性的呼喚聲,
那聲音是那麼的刺耳,那麼的強烈,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現筆者
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做簡單構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論
期待可能性理論,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
違法行為而實施其它合法行為時,行為人卻實施了違法行為,則刑事
責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實施適法行為時,縱然其實施了違法行
為,也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理論貫徹了法不強
人所難這一法律諺語,蘊含著人道主義情愫,彰顯著人道主義關懷。
正如日本學者大冢仁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對強有力的國家法
規范面前殘喘不惜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同情之類的理論。」⑥
我國刑法中沒有明確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有些學者認為,可以
把我國刑法第16條解釋為是關於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我國《刑法》第
16條規定:「由於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損害結果的,不認為是
犯罪。筆者認為,雖然主張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罰的理由解釋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論,但是筆者認為只是可以如此解釋,或者說學理上如
此解釋才合理,至於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懷疑。因為人們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釋為一種物理的強制,而不是擴大解釋為一種精神
強制,期待可能性理論所要解決的正是處於精神強制狀態下的人的責
任問題。這正是我國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鑒外國的經驗理論,我們國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
(二)親親相隱在中國刑事法律中的重構
親親相隱是我國古代法制一項基本原則,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被
作為一種封建糟粕予以拋棄。然而,正當我國砸碎一切舊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進程中,抬頭看看現代很多法治國家中卻依然能找到他的蹤
跡,例如:英美法系國家訴訟法明確表明夫妻之間可以享有證言特免
權,歐洲一些國家在刑法和刑訴中均對拒絕作證權,尤其是基於親屬
關系產生的拒絕作證權明確規定。親親相隱在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閃耀,尤其在法治國家「親親相隱」原則是人權保護
的需要,保護親權的折射,更是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屏障。
然而,這個在我國歷史上奉為優秀傳統繼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卻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消逝匿跡。新中國建立需要法治觀念的不
斷滲透,法治理念的弘揚,其中,人性關懷至關重要,作為其重要表現
的「親親相隱」原則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閃爍起更耀眼的光忙時卻被唾棄,無疑是對人性的扭曲,對人類的踐
踏。所以現在法治的推進,人性的彰顯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親親相
隱原則,並且將其制度化原則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權,彰顯人性,體現刑法的
認為關懷。然而,現行刑法中做出了與「親親相隱」相背離的規定,這
是對人性的煎熬和壓抑,強調大義滅親只不過是技術上冰冷的需要和
對人性的過高期待。
(三)沉默權的建立
沉默權是人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每個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權
利,這是基本人權的內容,抬頭看看其他國家,都規定了沉默權制度,然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
當如實回答,這是對人性的逼迫和蔑視,更有學者將其粉飾為犯罪嫌疑
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如實回答的權利,將這條污衊人性的丑惡制度
披上「權利」的外衣,殊不知,這種意圖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顯示出作
為理性的人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性的逼迫,這種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將
遭受人性的譴責報復,誠然,人的能動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規律,萬事皆有規律可循,作為自然和社會屬性兼職的人類又何嘗能違
背「人性」的規律製造出「不人性」的制度來壓迫人性呢?那不是作繭自
縛,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最終人們將遭受違背規律帶來的惡果。
(四)刑法條款中有關「脅迫」犯罪的規定是對人性的煎熬
我國刑法某些條款對人性的忽視,我國《刑法》第28條規定:「對
於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該規
定對於脅從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似乎是對人性的憐憫,然而仔細
分析,結論截然相反。試想下,銀行工作人員在持槍歹徒槍口的威脅
下,將保險櫃打開,致使歹徒順利將巨款搶走;飛機上的機組人員面對
劫機歹徒的槍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線飛行,其行為均符合脅從犯的規
定,按上述規定,只是量刑上從輕而已。刑法完全不顧及人們在槍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變相鼓勵此情景下的行為人與歹徒搏鬥,在劫機
情形中導致機毀人亡更嚴重的後果。而在其他法治發達國家,生命
受到威脅的情形是合法辯護理由,為了保全生命的行為不以犯罪論,
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
(五)刑法一百條之規定,前科報告制度違背人性
我國現行《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
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
瞞。」對於此條的規定也是違背人性的,試想下,基於人自身的愛面子
本性,有誰想說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說刑罰的目的是預防而不是報
應,對於刑滿釋放的人我們需要做的更多是保護,關注其自身發展,而
不是盯著他們身上貼的犯罪標簽,抓住這一弱點不放,這樣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於曾經犯罪人改過自新,忘掉過去從新開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於刑罰目的的實現,不能很好的預防犯罪。環視其他
法治發達國家,紛紛設立前科消滅制度,為出獄人開辟了更廣闊的天
地,前科消滅制度在我國也可以借鑒。
法有限,而情無窮。刑法是一種人與社會的現象,更需要從人性
和社會的高度對其做出解釋。並且,對刑法的法律解釋也只有奠基於
人性解釋與社會解釋之上,才是具有說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礎,
人道是刑法的命脈,人權是法的價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權三者在本
質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它們是理性主義在刑法里的彰顯,人性是一切
學科的基礎,閃爍人性光輝的刑法,才能被人們親切地接受,自覺地履
行,虔誠地信仰。
注釋:
①[英]休謨.人性論(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頁.
②[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7頁.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
7] 喬增芳. 教育人性化與中小學教育改革[J]. 廣西青年幹部學院學報 , 2003,(02)
[8] 李凱, 周曉艷. 服務為主 關愛為輔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徑[J]. 新長征 , 2005,(06)
[9] 張遷.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顯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⑧ 青少年性犯罪刑事政策的內容

青少年這個概念在犯罪學中一般是指已滿14周歲而不滿25周歲的人。這個概念包含「青年」和「少年」兩個年齡段的人群,橫跨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兩個年齡區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十七條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
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
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
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希望我的回答對您有所幫助。

⑨ 刑法中與性侵害有關的規定有哪些

刑法中與性侵害的有關的罪名有強奸罪、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兒童罪等。

1、《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1)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2)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

(3)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

(4)二人以上輪奸的。

(5)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2、《刑法》第二二百三十七條:

【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兒童罪】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9)性刑法文章擴展閱讀:

性侵害防範:

(1)築起思想防線,提高識別能力。女大學生特別應當消除貪圖小便宜的心理--對一般異性的饋贈和邀請應婉言拒絕,以免因小失大。謹慎待人處事--對於不相識的異性,不要隨便說出自己的真實情況 ,對自己特別熱情的異性,不管是否相識都要倍加註意。

(2)一旦發現某異性對自己不懷好意,甚至動手動腳或有越軌行為,一定要嚴厲拒絕、大膽反抗,並及時向學校有關領導和保衛部門報告,以便及時加以制止。

(3)行為端正,態度明朗。如果自己行為端正,壞人便無機可乘。如果自己態度明朗,對方則會打消念頭,不再有任何企圖。若自己態度暖昧,模稜兩可,對方就會增加幻想、繼續幻想,繼續糾纏。在拒絕對方的要求時,要講明道理,耐心說服,一般不宜嘲笑挖苦。

(4)中止戀愛關系後,若對方仍然是同學、同事,不能結怨成仇人,在節制不必要往來的同時仍可保持一般正常往來關系。參加社交活動與男性單獨交往時,要理智地有節制地把握好自己,尤其應注意不能過量飲酒。

(5)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對於那些失去理智、糾纏不清的無賴或違法犯罪分子,女大學生千萬不要懼怕他們的要挾和訛詐,也不要怕他們打擊報復。要大膽揭發其陰謀或罪行,及時向領導和老師報告,學會依靠組織和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千萬注意不能"私了","私了"的結果常會使犯罪分子得寸進尺,沒完沒了。

(6)學點防身術,提高自我防範的有效性。一般女性的體力均弱於男性,防身時要把握時機,出奇制勝,狠准快地出擊其要害部位,即使不能制服對方,也可製造逃離險境的機會。

(7)人的身體各部位都可以用來進行自衛反擊,頭的前部和後部可用來頂撞,拳頭、手指可進行攻擊,肘朝背部猛擊是最強有力的反抗,用膝蓋對臉和腹股溝猛擊相當有效果,用腳前掌飛快踢對方脛骨、膝蓋和陰部常非常有效……同時,要注意設法在案犯身上留下印記或痕跡,以備追查、辨認案犯時做證據。

性侵害-網路

⑩ 有關性犯罪的法律法規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專,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屬期徒刑。 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 (四)二人以上輪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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